依法治國也叫依憲治國，說明任何法律都不能違背憲法，對違背憲法的一切法律條款都必須廢除。當今的法律有沒有違憲的。當然有，《物權法》就是典型的代表。根據網上資料， 2006年3月的全國“兩會”，《物權法》草案本來要在此次大會通過。不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發表了一封“致吳邦國委員長并轉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公開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違憲，獲得200人簽名，竟然使得此次兩會對《物權法(草案)》立法進程“擱置”。

　　“擱置”的核心是《物權法》從“共產”到“私產”，中國花了五十多年的時間走了一圈。

　　鞏獻田反對《物權法》草案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說《物權法》違背了憲法。他認為，《物權法》(草案)背離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央執政后的人民民主法制的優良傳統，迎合資產階級舊法制傳統，它同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沒有什么根本區別;背離了1986年《民法通則》的社會主義原則，迎合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謬誤;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立法原則，迎合了資產階級立法原則和傳統。

　　左派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楊曉青也呼應，《物權法》是一部政治性很強的法律。她說：“西方敵對勢力和國內的代言人企圖把《物權法》的制定當作 ‘小修憲’，為以后對社會主義憲法修改做準備，妄圖顛覆我國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現在的《物權法》草案剝奪了國家投資到全民所有制的財產所有權，使國家所有制變成‘法人所有制’，其結果必然是取消國家財產所有權，這是‘化公為私’的陷阱。”

　　2007年“兩會”召開前夕，鞏獻田再度成為熱點人物，公安部門和北京大學找他談話，要求他“閉嘴”，停止串聯簽名，不要再發表反對《物權法》的談話，不要再接受境內外記者采訪。“兩會”期間，鞏獻田終于“消失”了。

　　不過，四千多名退休高官、解放軍退役將軍、學者專家和社會各界聯署致函中共中央，公開反對《物權法》，并且在兩會前夕公開舉行記者會，調高申明立場。

　　聯署行動發啟人之一，國家統計局前局長李成瑞接受香港《明報》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現在已經真正到了《國歌》中所說的“最危險的時候”，特別是國有資產被非法大規模被侵呑，私有化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官員腐敗和社會公平正義得不到保證，“這一切，現在都集中體現在他們要強行通過的這個物權法。

　　李成瑞疾呼，這部未經充分討論的物權法最要害之處，就是破壞現行憲法的基礎，使小部分暴富社會階層的非法侵呑行為合法化。“最大問題是沒有把憲法中第12條，‘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入物權法，更不把它具體化。

　　他說，那些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使中國發展強大的論點是偏見，中國今天的實力是建立在1949年后打下基礎之上的，“我們有充分數字顯示，如果堅持公有制，最多比現在低3至4 個百分點，但絕不會出現現在這樣嚴重的后果”。

　　聯名上書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說，2006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有資產被侵呑最嚴重的一年，最典型、最嚴重的當數山東魯能改制，幾個“能量巨大”的人用38億元人民幣收購了資產738億的山東魯能集團，這是中國企業轉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中的冰山一角。他們呼吁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關心并討論這些問題。

　　······

　　這就不難看出《物權法》的“難產”和手術后的“怪胎”。它不僅是0.4%三大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山東魯能改制就是典型的事例)侵呑國家財產搞腐敗、私有化的法寶，也是培育新三大資產階級的溫床。《物權法》制約共富村、社人民堅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國泰民安的星星之火在全國燎原(這大概是中央各種會議、文件、領導講話、社會主義新農村標準不敢提，或有意回避這些村、社的原因，但小崗村將中國引向歧途卻有總書記為其20周年而勞民傷財幾個月搞見不得人的形象工程);支持包(包產到戶)賣(賣國企)私有奔小康，兩極分化民遭殃動蕩不安的私有制根源。這就導致對改革開放可用三句話來概括的緣由：改革開放是對的，化公為私搞私有化是錯誤的，官商勾結致兩極分化是最危險的。盡管改革開放的成績不能抹殺，但問題和后果絕不回避，特別是后兩句已將前一句糊弄成：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的景況。這就是“三不一少”私有化綱領混淆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區別，剝奪人民的發言權和監督權，背叛《共產黨宣言》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和“一化三改”道路，說出了歷來統治階級不敢說的剝削有理的話。否定毛主席一生干的兩件事和共產黨姓公不姓私，走社會主義不走資;用包產到戶、大賣國企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給以權謀私、化公為私、下海經商等官商勾結的卑劣手段鯨呑、盤剝公有財產和人民血汗大開綠燈，從而導致私有化泛濫，腐敗猖狂，剝削壓迫重生，兩極分化已經到了人民忍受的極限。只有劉莊、南街、周家莊人民公社這些成千上萬共富村、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才是正確的。因而對違背憲法的一切法律和條文必須予以廢除，才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是國家財產和自己創造財富的主人——以人為本。否則將以人為本說的再冠冕堂皇也不過是文字游戲而已。現在中國以人為本——當家作主的榜樣就是成千上萬共富村社。依法治國如果不在私有制上動大手術，讓憲法“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正本清源——恢復發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反腐也是不會徹底的。現在的反腐只是動了那些三大資產階級的腐敗分子，但用物權法保護而侵呑的多少億的這個書記、那個長、這個代表、那個委員等等，究竟有多少。就以魯能改制這冰山一角就可想而知了。

　　據說今年12月中央要開農村工作會議，如果在農村工作會議上，再不將這些共富村、社的發展作為重點來研究中國發展，那中國就完蛋了。因為這些共富村有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以共產主義者農民領袖為首的、能劃清勞動與剝削界限的成熟黨組織的堅強戰斗堡壘，就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就能沿著“一化三改”的道路，不斷地用斗私批修來實現一個消滅、兩個徹底決裂(筆者在《共富村是好黨校》、《共富村的城鄉一體化》等書稿專門講了)。這可稱得上筆者第四次向習近平七常委的建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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