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鬧劇眼看就要完蛋。實在太遺憾,因為“劇本”還沒演完,還沒有徹底呈現編劇導演們安排的結局。所以真希望“占中”來得更猛烈些,讓鬧劇演完,好讓中國民眾清楚地看看:
“占中”到底要干什么?什么是西方民主?什么是民主的腐敗?
目錄
一、孟德斯鳩痛說民主的腐敗:極端平等 幾乎人人喪失品德
二、孟德斯鳩認為:真民主“熱愛法律和祖國”“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
三、孟德斯鳩認為:一部西方民主政治史就是一部民主腐敗的歷史
四、西方民主為什么會腐敗?因為民主是假,謀取暴利與名聲是真
五、孟德斯鳩承認:中國不是專制主義;面對中國,自己的分類理論毫無意義
六、孟德斯鳩反對任何所謂政治法律的“國際標準”,主張各國結合國情
七、孟德斯鳩說:民主應該避免兩種極端,應走中庸之道
八、法律學者戴耀庭們難道不知道孟德斯鳩理論?
九、“占中”踐踏法制,是民主的腐敗,因此不是革命,是反動
十、中國舉賢授能的協商民主政治PK西方票選民主政治:失敗者正在耍賴
一、孟德斯鳩痛說民主的腐敗:極端平等 幾乎人人喪失品德
將民主政治說成是最好的政治模式,并最具影響力的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他根據西方國家的歷史將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他認為與之對應的共和政體實行的就是民主政治,君主政體實行的就是貴族政治,專制政體實行的就是獨裁政治。
他發現,每一種政治都存在嚴重的腐敗。但最讓他痛心的是,他認為最好的民主政治居然使整個社會幾乎人人都喪失道德品質,最要命的腐敗就是極端的平等:
“民主政治的腐化,不僅在于當人們喪失平等精神的時候,而且還會在于產生極端平等傾向時,每個人都要與他們所推舉的領導他們的人平起平坐。此時,人民甚至不能容忍他們所委托的人擁有權力。任何事情都想自己去做,諸如審理元老院的問題,代替官吏們行使職權,替法官們判決案件。
這樣,共和國就喪失了品德……沒有了風紀,不再有秩序,最終,也不再有品德。”[1]
這種極端的平等產生極端嫉妒與傲慢,并腐化了雅典共和國,毀滅了西拉庫賽共和國:
“當人民獲得巨大的成功,尤其是當他們以巨大的貢獻取得成功時,成功會使他們產生驕傲情緒,以至于無法再駕馭他們。他們嫉妒官吏,然后變為對所有官職的嫉妒;他們敵視執政者,不久又變為政治制度的敵人。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沙拉米斯海峽對波斯人之戰的勝利卻腐化了雅典共和國,也正因為如此,雅典人的失敗毀滅了西拉庫賽共和國。”[2]
二、孟德斯鳩認為:真民主“熱愛法律和祖國”“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
孟德斯鳩認為真正的民主要“熱愛法律和祖國”,“公共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因此要求民主政治的政治家們具有這種道德品質,希望執政者具有為了公共利益舍棄自我的政治品德:
“‘品德’的自然位置就在‘自由’身邊,然而離開‘極端自由’和‘奴役’就十分遙遠了。”[3]
“政治品德則需要舍棄自我,這永遠是一件極痛苦的事情。
我們可以給這種品德下一個定義,那就是熱愛法律和祖國。這種愛要求人們持續不斷地將公共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其實,公共利益中包含著所有的個人利益。個人利益不過是以公共利益為重罷了。
這種愛是民主國家所特有的。只有在民主國家,每個公民才對政府負責。政府如同世間萬物一樣,如果要使它得到保護,就要對它用心愛護。”[4]
由此可見,香港要求參選人熱愛祖國,熱愛香港,將“公共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的要求是符合孟德斯鳩真民主定義的。
“如同蒼天與大地相距遙遠一樣,真正的平等精神與極端平等的精神也有著天壤之別。前者絲毫沒有讓所有的人以某種方式充當指揮,或者聽命旁人指揮,而是服從或指揮與我們同處在平等地位的人們。這種精神并非不要主人,而就是要為與我們一樣平等的人們充當主人。”[5]
三、孟德斯鳩認為:一部西方民主政治史就是一部民主腐敗的歷史
孟德斯鳩指出,民主的腐敗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早就泛濫成災了:
“這樣,共和國就喪失了品德。人民要行使官吏們的職權,官吏們就不再受到尊重了。元老院的審議也變得無足輕重;因此,人們對元老們不屑一顧,對老者也失去尊重感,繼而也不孝敬父輩,婦女們不順從丈夫,奴仆們不服從主人。所有的人都沉湎于這種放縱,指揮和服從使人們同樣產生厭煩情緒。妻子、兒女、奴隸不服從任何人。沒有了風紀,不再有秩序,最終,也不再有品德。
在色諾芬的《盛宴記》里,我們看到一段記載,這段記載生動地描寫了某個共和國的人民是怎樣濫用他們的平等的。每一個客人輪流講述著自我愉悅的理由。查米德斯說:‘我想愉悅,那是因為我貧窮。當我從前富裕的時候,不得不阿諛那些告密者,因為我知道被他們陷害的機會要多于我誣陷他們的機會。共和國總是向我征收新稅,我總是不能避開。自從我淪為窮人以來,卻獲得了權威;沒有人來威脅我,我卻能恐嚇別人。我可以獨往獨來。已經有闊佬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還給我讓路了。我從前是奴隸,現在是君王了。我從前要向共和國納稅,而現在共和國得養活我了。我再也不怕丟掉什么,只希望獲得。’
當人民所信任托付的人試圖掩蓋自己的腐化,而又企圖腐化人民的時候,人民便陷入了這種不幸之中。他們只在奢談人民的所謂偉大,用來掩蓋自己的野心;極力地奉承人民,為了不使人們察覺他們的貪婪。
‘腐化’將在‘腐化別人的人們’之中蔓延滋長,也將在‘已經被腐化的人們’之中膨脹。人民將要分享所有的公共資財。他們要理政務卻怠惰,貧窮卻奢華。那么,怠惰與奢侈只能使他們把國庫作為追逐的目標了。”[6]
他從英國回溯到古羅馬、古希臘,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一部西方民主政治歷史也是一部道德墮落的歷史。
“上一個世紀英國人要為自己建立民主政治竭盡全力……那些參政的人們毫無品德可言,而那個最膽大妄為的人的業績激起了他們的野心;宗派主義傾向被另一種宗派傾向遏制,因此,政府不斷地更迭;驚愕的人民尋求民主政治,但卻一無所獲,終于在經受了無數的動亂、沖擊、震蕩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曾被他們擯棄的政體里休息。
當蘇拉意欲將自由重新賦予羅馬的時候,羅馬卻不再接受自由了。它只殘留下微弱的品德。由于它的品德日益減少,所以在經歷了愷撒、提貝留斯、蓋猶斯、格老狄烏斯、尼祿和多密先之后,羅馬仍然沒有清醒過來,倒是受奴役的程度日益加深,所有的攻擊都指向暴君,卻沒有一次是針對暴政。
生活在平民政治中的希臘政治家知道,支持他們的惟一力量來自于品德。……
當品德喪失時,野心便占據了易于接受它的人們的心靈,并且貪婪地占據幾乎所有人的心靈。欲望改變了人們的目標:過去人民喜愛的東西,現在已不再喜愛了。過去人民依據法律爭取自由,現在為獲得自由去對抗法律;每一個公民都好似從主人的家中逃跑的奴隸;過去的所謂準則,現在被人們稱為嚴厲,過去的所謂規矩被視為束縛,過去的謹慎被視為畏縮。節儉在此被看做吝嗇,占有欲卻并非被視為貪婪。以前個人財產可以是公共的財寶;然而現在,公共財寶卻變成了私人家產,共和國像是可以巧取豪奪的對象。它的力量僅僅在于某些公民的權力以及全體民眾的放縱而已。”[7]
孟德斯鳩發現民主政治道德墮落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用自由對抗法律,由節儉變得貪婪,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資產,全民放縱。
四、西方民主為什么會腐敗?因為民主是假,謀取暴利與名聲是真
西方民主是以選票選舉決定執政者的形式民主。它突出渲染選舉過程中選民的權力與意志的“自由充分的表達”,讓選民有一種“我的權力我做主”的良好感覺,極大的滿足了“我選擇執政者,我授權執政者”的“主宰,決定”的心理,因此,深受普通民眾廣泛歡迎。然而正是這種民眾轟轟烈烈,激情燃燒的狂熱場面掩蓋了幕后的真相:選舉被金錢操控,選民被許諾所忽悠,選舉最終勝選者要么是大資產者,要么是他們的代理人,德才兼備的貧民永遠不能當選。孟德斯鳩沒有回避這一事實:
“正如人們熟知的那樣,在羅馬,盡管人民被賦予提升平民擔任公職的權利,然而他們卻從未決定選擇過平民。在雅典,盡管依據阿利斯底德法律,可以從社會的任何等級中提拔官吏,然而據色諾芬稱:‘從未有過社會底層的人民請求獲得過社會各階層夢寐以求的,與拯救民生或者與獲取榮譽相關的職位。’正如絕大多數公民雖然擁有相當足夠的選舉權利一樣,他們卻沒有相應的被選舉權。”[8]
勝選者執政后推出政策是否吸收民意,合乎民意,選民就無能為力了。
由于勝選者就是大金主或是大金主的代言人,必須獲得回報,所以施政實際效果往往與選民希望和選舉諾言大相徑庭。這樣的結果與民主的本意南轅北轍。但即使如此糟糕的結果也是大家的馬兒大家騎,都是“民主”,誰都有責任,誰也沒有責任。即使水深火熱,民眾只好等待下一次選舉了。
孟德斯鳩用資本市場貸款利率因為貸款拉票導致利率上升來說明這是一種普遍現象:
“借貸利息總是在選舉投票時上漲。這是因為人們需要金錢去拉選票。”[9]
競選者為何要借高利貸?
借貸的高利貸是必須要還的,從何處籌錢還高利貸?
只能從勝選執政獲得的高額回報還債。
但僅僅為了還債,收支平衡又何必參選呢?
因為,勝選執政后會獲得名聲與高額的政治與經濟回報,因此,對于競選者來說,票選制民主政治的本質就是一種名利雙收的高回報投資活動。而將票選制選舉渲染說成民主政治的說法不過是將這種暴利投資包裝為人民做主的民主政治,以便蠱惑,忽悠更多的民眾參與,為勝選者制造最大的廣告效應,轉移人們觀察與思考,掩蓋其本質。
于是,人民被金錢收買,民主開始腐敗變質:
“在人民完全無權參加政府事務的國家中,人民會像管理國家事務那樣為某一位演員而狂熱。當沒有陰謀詭計的時候,也預示著共和國的悲哀將至。這一切發生在人民被人用金錢收買的情況下。人民變成了冷血動物,他們迷戀金錢,不再熱衷于國事。他們并不為政府分憂,也不關心政府為此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待著薪金。”[10]
于是,極端的形式民主制造出一個又一個邪惡的小暴君,最后制造出邪惡的民主大暴君,完成從民主開始到獨裁的演變:
“當我們看到選票可以出賣換取金錢的時候,不應該感到驚訝。不能給予人民過多的東西,也就不向人民索取的更多;然而,為了向人民索取,只得顛覆國家。而人民從他們的自由中獲取的東西越多,他們也就越該接近喪失自由了。于是便形成了許多小暴君,這些小暴君具有獨裁的大暴君所有的邪惡特征。不久,人民殘存著的一點自由也會成為不可容忍的東西;此時,獨裁的大暴君便應運而生;人民也就將喪失他們的一切,就連腐化帶給他們的利益也將蕩然無存。”[11]
孟德斯鳩一針見血揭露與警告,將中國丑化為專制主義國家的中外“學者”,法學家們可曾向人們介紹?
五、孟德斯鳩承認:中國不是專制主義;面對中國,自己的分類理論毫無意義
將中國丑化為專制主義國家的中外“學者”最有底氣的理論根據來自其崇拜的理論宗師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在影響世界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認為,專制主義的本質就是獨裁專政,沒有法律,國家充滿恐懼,沒有自由民主,沒有品德榮譽。中國就是專制主義國家:
“中國是一個以恐怖為原則的專制主義的國家。或許在最初的朝代,帝國的疆域還沒有如此廣大,政府的專制主義傾向稍遜;而如今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12]
但是,當他后來閱讀到西方傳教士從中國帶回的大量資料后宣布,自己的理論失效:
“我們的傳教士們告訴我們,那個幅員遼闊的中華帝國的政體真是為人稱道,它的政體原則竟然融恐怖、榮譽和品德為一體。這似乎使我所提出的三種政體的原則的區分原則變得毫無意義。”[13]
也就是說,他不得不承認,中國根本就不是他定義的專制主義國家。
六、孟德斯鳩反對任何所謂政治法律的“國際標準”,主張各國結合國情
孟德斯鳩為什么不得不宣布自己“三種政體的原則的區分原則變得毫無意義”呢?
因為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與思想家,孟德斯鳩認為,任何國家的法律都要適合國情,反對任何所謂政治法律的“國際標準”:
“這些法律是為某國的人民而制定的,所以理應十分貼切地適用于該國民眾;如果這些法律適用于另一個國家,那只是極其偶然的事。
法律必須同業已建立或將要建立的政體的性質及原則相吻合;無論這些法律是為其構成政體而制定的政治法,還是為了維護其政體而制定的民事法。”[14]
而中國的法律政體適合中國國情:
“中國的立法者是比較明智的,他們不是從人類將來可能享有的安寧環境去考察人,而是從適宜于履行終生義務的行動中去考察人,所以他們的宗教、哲學和法律都是符合實際的。”[15]
因此,中國國情不需要暴君專制,中國是政府依法治國的:
“中國古代的帝王并不是征服者,他們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最能證明他們聰明才智的事。……要使帝國的這么大的一塊土地不受到破壞,就需要對它不斷進行必要的保護和培育,需要一個智慧的民族的美德,而不是一個好逸惡勞民族的惡習;需要君主的合法權力,而不是暴君的專制統治。……所以,雖然由于中國氣候的緣故,人們很自然地表現出奴隸般的服從,雖然由于帝國幅員遼闊會發生各種恐怖,但是中國最初的立法者們不得不制定非常好的法律,而政府往往不能不遵守這些法律。”[16]
七、孟德斯鳩說:民主應該避免兩種極端,應走中庸之道
管中早在兩千六百多年前就指出治理國家天下的重要原則就是持正守中,不偏不倚,即堅持“政者正也”的原則。
鑒于西方民主政治走極端的腐敗,孟德斯鳩認為,民主應該避免兩種極端,應走中國的中庸之道:
“因此,民主政體應該避免兩種極端,即不平等的精神和極端的平等精神。前者會使民主政體走向貴族政治或獨裁政體;后者會使民主政體走向獨裁專制主義,就如同一個獨裁的專制主義統治往往以征服而壽終正寢一樣。[17]
“我要說的一句話是,而且我認為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這句話:立法者的精神應該是適中穩重的精神;政治上的善良與道德上的善良一樣,總是處于兩個極端之間。”[18]
“我永遠堅持這樣一個觀點:不應該用極端,而應該用中庸之道來統治人民。”[19]
八、法律學者戴耀庭們難道不知道孟德斯鳩理論?
香港“占中”3名發起人之首戴耀廷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也算法律專家學者了。難道對法學經典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都沒有讀過?這未免太丟人了吧?不僅自己丟人,而且還丟香港大學的臉,如此不學無術之人居然堂而皇之的成了法學教授。
香港大學不可能如此大失水準的。因此,只能是戴耀廷們明明知道而不顧其宗師孟德斯鳩對民主腐敗的警告與對法制政治必須結合國情,避免走極端的要求。
那么,他為何如此熱心的發起“占中”,要求按所謂“國際標準”選舉呢?
只能從所謂國際標準的票選制度的本質來分析了:
他只是一位大學副教授,不是金主,只能是大金主的代理人。
他們想干什么?
九、“占中”踐踏法制,是民主的腐敗,因此不是革命,是反動
西方媒體急不可待的將香港“占中”描繪為所謂革命。
什么是革命?革命是一種先進的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根本轉變。
香港2017年將要實施的一人一票普選辦法是中國人大依據《香港基本法》作出的決定。
辦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分別來自38個代表不同階層、行業、職業、社團及區域組織的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推薦出2-3名候選人,最后由選民一人一票選舉決定,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
因此,這一制度是適應香港歷史與現實,將中國傳統政治“舉賢授能”協商選拔的實質民主制度和西方票選民主制度中的優點結合,既克服了票選制民主走極端自由平等,金錢操控選舉等腐敗弊端,又能讓民眾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愿,保證民眾選舉的權力,并能選出愛港愛國,尊重法制,德才皆備的政治人才,是合乎香港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制度。
但是,這個真正的民主制度使戴耀廷們身后的金主們希望的人選無法進入候選,于是就否定這是真民主。于是就發動“占中”。他們占中不是要求改變香港社會存在的嚴重貧富差距,不是要求改善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與提高生活水平,而是提出所謂“真普選”、要“特區政府的政改小組下臺”、“梁振英辭職”,通牒勒令“特首梁振英下臺“、”落實普選特區首腦”,甚至提出 “香港獨立”等推翻政府,分裂國家的主張。
他們不僅有這些口號,還封鎖街道和政府機關,阻斷交通要道,造成學校停課,商業凋敝,股市嚴重下挫。據香港商會統計,已經造成香港零售業4000億港元的損失。而股市暴跌已經造成3500億港元的損失。香港市民已經對“占中”者憤怒的譴責:
不能為了你們的權利損害我們的權利,為了你們的自由損害我們的自由!
這種打著“愛與和平”的違法行為何來愛?已經與反“占中”群眾發生沖突,如何確保和平?這是用所謂的“民主”綁架要挾香港社會與政府,綁架要挾中央政府,是地地道道民主的腐敗。這是什么革命?這是倒退,是反動。是以民主為幌子踐踏法律,企圖推翻合法政府,分裂國家的犯罪行為。
十、中國舉賢授能的協商民主政治PK西方票選民主政治:失敗者正在耍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沒有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經濟模式,而是結合中國歷史與國情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參與的舉賢授能的協商民主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又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并通過不斷的改革開放得到不斷的完善。65年來,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和不斷提升世界政治影響力的政治大國。
中國舉賢授能的協商民主政治與經濟模式在與西方民主政治與經濟模式的PK中,中國迅速崛起,不久的將來必將全面超越西方。中國經濟政治模式相對公平與相對高效等優越性使西方模式相對不公平與相對低效等缺陷逐漸顯現,西方模式不再是發展中國家唯一模仿效法的模式,中國榜樣的光輝正在驅散西方民主虛幻的光環,更使企圖在中國和平演變的企圖一再失敗,因此,不甘心失敗的失敗者故伎重演:
用西方民主忽悠、蠱惑民眾在多國制造動亂,顛覆他國政權的所謂“顏色革命”煽動香港學生“占中”。
失敗者正在無恥的耍賴。
但是,耍賴者還躲在幕后,所以,真希望讓鬧劇演完,否則,還不足以徹底暴露幕后策劃者們丑惡嘴臉與險惡用心,也不足以驚醒還在作著西方民主夢的善良的人們與被西方洗腦的學者們,也不足以讓中國執政者中的某些糊涂者徹底清醒。
2014年10月5日
[1]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節《民主政治原則的腐化》
[2]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四節《人民腐化的特殊原因》
[3]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三節《極端平等的精神》
[4] 《論法的精神》第四章第五節《共和政體中的教育》
[5]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三節《極端平等的精神》
[6]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節
[7] 《論法的精神》第三章第三節《民主政治的原則》
[8]《論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二節 《與共和政體及民主政治相關的法律》
[9] 《論法的精神》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節《續前》
[10] 《論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二節 《與共和政體及民主政治相關的法律》
[11]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節
[12]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十一節《中華帝國》
[13]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十一節《中華帝國》
[14] 《論法的精神》第一章第三節《人為法》
[15]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十四章第五節
[16] 《論法的精神》第十八章第六節《人類用智慧建起家園》
[17] 《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二節
[18]《論法的精神》第二十九章第一節
[19] 《論法的精神》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節《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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