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近代中國的破壞者?

　　中國有著輝煌的過去，然而在近代卻遭到了空前慘烈的破壞。這到底是誰之罪?是革命者還是革命的對象?這個問題只能由歷史的事實來回答。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從那時起到1945年，英、法、德、日、美、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發動的大小侵略戰爭綿延不斷。除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以外，所有這些戰爭無一不以中國失敗而告終。失敗的結果，就是任人宰割和蹂躪。

　　僅僅百年，中國就與外國簽訂了1100多個條約和章程，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列強強迫中國接受的。正如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侵華軍全權專使額爾金談到《天津條約》時所說的那樣，這些條款是“用手槍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列強強占我大片領土，獲得各種名目的巨額賠款和數不清的特權。如此貪婪的榨取和殘忍的肢解，即使是再富足的國家也不堪其禍，何況羸弱凋敝的中國。

　　更為駭人聽聞的是慘絕人寰的殺戮、搶劫和毀滅。英法聯軍對圓明園的劫后焚毀，八國聯軍對古都北京的瘋狂洗劫，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據不完全統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結束，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

　　人們常說，落后就要挨打，這無疑是對的。不過，我們似乎還應進一步追問：近代中國為什么落后?原因不是別的，就在于中國封建統治的反動性和腐朽性。首先，他們拒絕革新和進步，就像將頭扎入沙堆的鴕鳥一樣，無視外面世界發生的巨變，死死抱住陳舊的封建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觀念不放。社會活力的缺乏，生產方式的落后，直接導致綜合國力的虛弱。僅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就幾乎耗盡了國庫儲備，以后的財政狀況更加糟糕。其次是極端的專制。清朝的統治者專制，竊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凱則由假民主真專制而赤裸裸專制，打著三民主義旗號的蔣介石同樣是專制統治的行家里手。其三是袁世凱之后的軍閥混戰。“灑向人間都是怨”。直奉大戰、蔣桂大戰、蔣馮閻大戰等等，都是封建軍閥們演出的一場場禍亂國家、荼毒生靈的丑劇。其四是官僚機構的結構性腐敗，對百姓盤剝的日益加重。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著名愛國主義詩人龔自珍就非常憤怒地指出：那些封建官僚都是“老成之典型”，“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這就是說，不作為、各顧各，是他們的共同特點。非但如此，他們還瘋狂聚斂財富，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從朝廷到地方幾乎層層吃贓，于是“貪官污吏，布滿天下”，搞得民怨沸騰、社會動蕩。至于后來的各色封建統治者，同樣在盤剝、腐敗的道路上下滑不止。1949年，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財政部調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美來歷不明的財產達20億美元以上。看了這份報告之后，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議會上氣得大罵：賊!他們是一群賊!一群可惡的賊!面對國民黨無可挽回的腐敗，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蕭公權尖銳指出：“三民主義已淪為權貴豪門的鎮宅靈符，總理遺囑已是當代最大的諷刺文學。”

　　毫無疑問，如此僵化、腐敗的封建政權，已經失去了基本的社會支撐，更談不到什么國防動員力。在西方列強面前，他們除了戰敗、妥協、依附，與列強一道鎮壓人民反抗以求維持虛弱的統治之外，恐怕是別無出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慈禧太后的這句話，大抵道出了近代中國所有封建統治者主動的或者是無奈的選擇。

　　然而，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卻說：破壞中國的是“貧窮、疾病、貪污、愚昧、擾亂”這“五大仇敵”，而這“五大仇敵”則不應當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包括在內。當時，著名學者梁漱溟曾公開致書胡適，針鋒相對地指出：貧窮出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出于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故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今日三尺童子，皆知此理。先生閉眼不看，自說自話，豈能令人心服!穆藕初是一位與共產黨立場不同的民族實業家，但是他在歷經無數挫折之后也明確指出：要發展民族實業、實現國家富強，“對內急應鏟除建設之各種障礙，對外則應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之束縛”。英國國家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士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也特意指出：15世紀之前，中國經濟一直是全世界的領先國家。但是，由于“內部動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中國在世界GDP中的份額從1/3降到了1/20。它的實際人均收入從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僅從以上援引的幾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近代中國的最大破壞者，絕非共產黨人“革命史觀”的偏見，而是中外一切嚴肅學者和有識之士基于事實得出的共識。

　　革命是歷史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

　　面對近代中國的破壞，有人說，不用去管它，心甘情愿地做個殖民地，中國也就實現了現代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罔顧世界發展大勢的虛浮之論。

　　世界大勢是什么?就是國際資本主義在相繼征服美洲、非洲之后，又通過鴉片戰爭實現對于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征服。至此，資本主義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國際資本主義居于中心位置，而亞非拉美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則處于邊緣地帶。中心與邊緣的關系，是主宰與從屬的關系、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資本的邏輯是弱肉強食，是其不知饜足的擴張。這種邏輯決定國際資本主義絕對不可能放棄在中國既得的經濟利益，更不容許再出現一個富強的大國來與他們爭奪資源和市場。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國際資本主義反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

　　當然，我們不能說國際資本從來沒有在中國搞過建設。比如列強在上海、天津等地建造的“飛地”和在東北鋪筑的鐵路，都曾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為了中國的發展繁榮，而是為了更加方便地對中國進行金融控制、資源掠奪和軍事侵略。1926年，英國麥加利銀行的豪華大樓在天津落成之際，就被英國駐華公使夫人稱為停泊于中國的“一艘巨大的金融戰艦”;日本侵華期間，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一直是日本的所謂“野戰鐵道部隊”。對于問題的這一實質，西方列強有時是并不回避的。20世紀初，美國總統顧問亨利·亞當姆斯曾公開揚言：“決不能容許中國和亞洲實現工業化和政治上的獨立”，如果容許中國“以無盡藏的黃河流域的生產資料為供應的民族工業體系成功地組織起來，對西方文明來說，將是不可思議的罪行”。殖民地就是殖民地，只有被剝削、被奴役的份兒，又哪里談得上現代化呢?

　　當然，這類傷害民族感情的論調，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中國的土地上都沒有多大的市場。依靠自己的力量救亡圖存、發奮圖強，才是中華民族的執著探索。在這一進程中，有過不少采用平和手段的嘗試。洋務救國、改良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等，都曾發出過閃亮的光彩，然而又先后歸于寂滅。這是因為，諸如此類的舉措都奈何不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兩大破壞者。而奈何不得這兩大破壞者，中國的生產方式就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永遠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即。于是，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進一步說，即使是近代中國的革命者，革命對于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來說，都是萬般無奈的最后選擇。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他的第一選擇卻是“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即在體制內解決問題。1894年6月，他專程赴天津上書李鴻章，提出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強國方略，被置之不理。迫不得已，孫中山才在同年11月組織興中會，明確提出“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即使在投身革命以后，孫中山也是將矛頭主要指向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而對于帝國主義的破壞性則缺乏足夠的認識。在經歷了帝國主義的一次次冷遇、欺騙和打擊之后，孫中山才終于認識到：阻礙中國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不僅有封建主義，還有帝國主義，而后者是比前者更為強大的反革命勢力，因而明確提出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綱領”。

　　當陳獨秀還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時，起初同樣對帝國主義心存幻想。巴黎和會召開之前，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條宣言”，公開聲明：“對殖民地之處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據此，陳獨秀曾撰文稱頌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好人”。然而，中國的合理要求卻遭到列強拒絕。非但如此，列強還竟然決定把德國在中國山東奪取的特權轉讓給日本。無恥的強權，再次使中國人從“公理戰勝”的迷夢中驚醒。正是因為這樣的沉痛教訓，才使得陳獨秀選擇了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青年毛澤東也曾是一個平和派。1919年7月，他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中提出，要向強權發起“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直到1920年，他的認識才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同年12月1日，他在給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曾這樣傾訴心曲：“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其工作重點也是放在工農運動上，對掌握革命武裝則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為此，革命者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短短3天的時間內，僅上海一地，就有300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的反革命暴力，教育并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拿起了槍桿子。

　　當然，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種強烈的社會震蕩，必然要帶來這樣那樣的破壞。但是就其本質來說，則是對于破壞者的破壞，為建設掃除障礙的破壞，孕育著新生和希望的破壞。正如魯迅所說：“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如果我們只是指責革命的破壞而諱言反動暴力的破壞，而且拒不承認首先是因為有了反動暴力對于國家、民族的破壞才有革命對于反動暴力的破壞，這樣的觀點顯然是違背史實、有失公正的。

　　革命者是熱誠的建設者

　　早在20世紀初，針對改良派攻擊革命“破壞一切”的讕言，孫中山指出：“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也。”縱觀近代中國的革命者，幾乎沒有一個是為了破壞而革命，幾乎都對建設懷有強烈的熱情和殷切的期待。

　　孫中山于1912年4月1日解職之后明確宣布：革命已告結束，從今以后將專注于建設和民生問題。即使是在革命失敗、建設告吹以后，孫中山依然不曾忘懷于建設。1917年—1920年，他完成了著名的《建國方略》。這本書由《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三部分組成，描繪了一幅工業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在中國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建一個大港，在長江上游建設三峽大壩，讓火車開進西藏等等設想，就是在《實業計劃》中提出的。

　　至于中國共產黨人，則從來都不曾簡單地將歷史劃為“破壞”與“建設”兩個階段，從來都是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努力地建設新世界。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親自搞過調查的江西興國縣的長岡鄉，就是 “蘇維埃工作的模范”。這里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都搞得熱火朝天。1934年11月，國民黨軍在攻占中央蘇區寧都縣后，也搞了社會調查。調查發現，在成為蘇區以前，全縣僅有15所小學和一些私塾;成立蘇區以后，“遍設列寧小學及俱樂部，尤以消滅文盲運動更為積極，每家懸掛一識字牌”。這一巨大變化，使國民黨的調查者頗為感慨，認為蘇區文化教育的“辦理精神足資仿效”。

　　1940年1月，也就是在抗日戰爭還處于戰略相持階段的時候，毛澤東就以高遠的科學預見描畫了戰亂中國的光輝未來。《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光輝文獻，既是對革命根據地建設實踐的總結、前景的展望，又是我們黨在此后建設解放區以至創建新中國的根本指南。

　　政治上，當年抗日根據地的“三三制”，就是實踐人民民主的成功創造。恰如在延安深入調查的美國記者岡瑟·斯坦所說：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對人民不構成沉重負擔的，同時又勇于承擔重大責任的行政機構，即一個從人民中產生，通過民主方式選舉出來并向他們負責的政府”。經濟上，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開始，經過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到解放戰爭時期聲勢浩大的土地改革，中國共產黨終于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文化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日益深入，誕生了指引中國走向光明的毛澤東思想;從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直到西柏坡精神，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將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不斷地升華到新的高峰;革命文藝工作者、進步文藝工作者和廣大革命群眾創作的大量優秀文藝作品，構成了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璀璨星空。

　　解放戰爭時期，面對每一座將要解放的城市，中國共產黨人都精心謀劃怎樣才能為日后的建設保存更多的物質、文化基礎。為此，我們以最大努力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為此，我們在解放上海時嚴令不得使用重型武器。而在解放每一座城市之后，我們更是以驚人的效率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居民生活，恢復、發展生產及各項社會事業。

　　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從而清除中國建設的最大障礙之后，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各族人民更是以踔厲風發的姿態投入建設新中國的壯闊進程。如今，一個獨立自主、繁榮昌盛的中國已經傲然矗立在世界的東方;如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有人說，“沿著1789—1871—1917的道路”，中國人民獲得的“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這種論點在舉國上下同心追夢的火熱現實面前顯得何等蒼白，這種心理又與中國人民的豪邁情懷相去何遠!

　　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迅猛發展與舊中國百年艱難坎坷的比較中，我們才能夠更全面、更深刻地領會近代革命對于國家、民族究竟意味著什么。正是摧枯拉朽的革命，洗雪了百年恥辱，爭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辟了民族偉大復興的廣闊前景。歷史雄辯地證明：革命是建設的序曲，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是照亮國家、民族前途的火炬，是人民告別苦難、駛向幸福彼岸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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