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14年第四期上，刊登了“本刊新春聯誼會”的一些發言，使用的邏輯頗有意思，此前引用過一點。那些發言者是不是共產黨員，有的把握不準，但有的卻是毫無疑義的，比如說李銳。標明的身份或者說前身份為“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這是黨內的高級領導職務，自然是黨員了。他的發言是說：我們準備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結果沒有畫好。美國二百多年歷史，真正在白紙上畫了最新最美的圖畫。為什么?因為美國解決了科學和民主的問題。

　　以前我不太在意“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的差別，后來是事實給予的教訓，讓我懂得了這差別之大。共產黨人不一定是共產黨員，而有的共產黨員則肯定不是共產黨人，李銳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有的共產黨員不是共產黨人，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就談到過，“共產黨里當然還有別的成分，有的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有別的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進黨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無產階級，進黨后是無產階級，他的思想、他的行為要變成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組織隊伍，組織隊伍主要是組織農民，還有其他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有時還有大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國這個社會兩頭小，但是兩頭強，中間大，但在政治上是軟弱的。中間階層是動搖的，無論哪個中間階層都有它動搖性。堅決的階級就只有兩個：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們的政治代表分別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出身和入黨是兩件事情，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但蔣委員長來電報要我們改名稱，中間派也勸我們改名稱……很多美國人也要我們改名稱，我們若是改了名稱，他們就喜歡了。他們喜歡我們改成國民黨，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稱莫過于國民黨了。另外，還有一個第三黨，然而它也不過是第三而已。再有還可以叫保守黨。但是，一切問題并不在乎名稱，你叫保守黨也好，什么黨也好，他們還是叫你紅黨。……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

　　衛建林先生曾說，“多次聽俄羅斯友人使用兩個含義不同的概念：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未必是共產黨人，當然也有真正的共產黨人而并沒有入黨。……類似的提法，在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時期，則有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思想上入黨和組織上入黨的區別。”

　　衛建林先生說，“蘇共執政以后，列寧曾經有過一個論斷，認為黨的橫向發展即黨員數目的擴大，將導致質量下降，那是很危險的。他真的不幸而言中了。……(一位日本人認為)但是黨取得執政地位之后，就勢必面臨一種歷史性考驗。現在加入共產黨，就成為升官發財、實現個人目的的一種捷徑和必要條件了。于是人們僅僅為了取得優厚的待遇、高人一等的職位、滿足私欲的權利而競相加入共產黨，曾經使黨凝聚起來和獲得戰斗力的信念、紀律、犧牲精神消失怠盡，黨的生命就將完結。他認為，蘇聯解體之謎就在于，蘇共黨員已經無異于日本的小公務員。”

　　還說，“根本的分水嶺不在于招牌和宣言，而在于所為之奮斗者、所孜孜以求者，是實現私欲，還是實現人民的利益。如果在這個決定一切的問題上頭腦清醒，措施得當，干部問題、經濟建設問題、腐敗問題、國防和外交問題，其他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能夠找到解決的辦法。”

　　黨中央發出了關于發展黨員的一個通知，實際上要處理的是黨員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問題。而長期的黨建工作至少是基層黨建工作中，每逢總結，都有這期間發展了多少黨員之類的成績表述，這是一個奇怪的自我表彰。

　　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做《論政策》的長篇報告，其中的一部分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為題，載于《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其中談到：“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滴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這里談到的黨員質量問題，真的到了應該認真對待、解決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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