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的寫作以報告文學(臺灣學者稱為“報導文學”)和歷史調查為主要形式，訴諸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開的敘述是論辯性的，它同時針對了藍綠兩個陣營的主導敘述，即“臺獨”敘述與國民黨的正統敘述及其變體。對于前者，他的立場是反對殖民統治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對于后者，他的立場是反對白色恐怖和專制統治的大眾民主的左翼運動。通過漫長的調查，在他的筆下，日據時代臺灣民眾和革命者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戰后臺灣民眾和革命者反對國民黨暴虐統治的斗爭、“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左翼進步人士的奮斗和犧牲，漸漸以具體可感、清晰真實的方式呈現于讀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間的連續與變化，又將這些連續與變化置于與中國革命及建國運動的關系之中，展開了一幅生生不息、廣闊深厚的歷史畫卷。

　　這幅畫卷的形成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臺灣政治的巨變是同步的，或者說，作者正是以此介入這場藍綠主導的、圍繞歷史觀而展開的戰爭。在這場歷史觀戰爭中，國民黨處于守勢，攫取了黨外運動領導權的民進黨則處于攻勢。在“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口號之下，新臺灣史寫作以省略和扭曲的敘述策略，遮蔽臺灣左翼傳統的歷史脈絡及其對民主運動的歷史貢獻，重構臺灣的悲情。這一扭曲的歷史脈絡對于臺灣的新社會運動，尤其是新生代對于兩岸關系的歷史觀點和思想情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新的臺灣史敘述是一個包含若干層次但并不復雜的敘述：最表層的部分是將臺灣歷史無差別地視為殖民史，將民進黨上臺前的臺灣政權一概視為外來政權，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和中華民國的殖民地序列。

　　以這一“外來政權史”為框架，新的臺灣史敘述又對這一歷史序列的內部關系進行重組：首先，通過抬高日本殖民統治(以及荷蘭殖民統治)的“文明程度”或“現代化水平”，將近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置于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的對立之中，塑造殖民地臺灣對于中國大陸的優越感;其次，通過日本殖民統治與“二二八”事件的對比，實際上為“皇民化”開脫(即在對比的意義上將其合理化)，進而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懷舊”組織到“臺獨”(也即區分于中國大陸，而與日本、美國主導的秩序相調和)的氛圍之中;第三，盡管存在少數對中國革命和革命中國持同情和理解態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義包裝冷戰與后冷戰的臺灣政治結構，貶低中華人民共和國，切斷臺灣社會與中國革命的歷史連帶，卻是臺灣史敘述的主流。在臺灣，以“共產主義”和“威權”概念指稱中國大陸，并以此掩蓋冷戰時代的臺灣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宗主—殖民關系，是貫穿各主流派別政治修辭的共同語匯。

　　將臺灣建構為“中國的他者”的客觀力量與其說是臺灣島內的政治運動，毋寧說是兩個形態不同的統治秩序，即“二戰”結束前的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和“二戰”結束后，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后形成的美國主導下的內戰冷戰體制。1954年簽訂的“《美中 共同防御條約》”，與美日、美菲協防條約性質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國、以條約規范臺灣行為(如不允許主動進攻大陸)、以聯防形式阻止共產主義滲透，最終造成了臺澎主權未定的格局。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國單方面頒布《與臺灣關系法》，以國內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御條約》”，以維持兩岸對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臺灣人的命運由臺灣人來決定”這一口號本來包含著反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內涵，但當這一口號被轉換為針對中國大陸的獨立運動時，其含義恰好與兩種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應，從而以自治或獨立的名義鞏固了這一統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外殼，“臺獨”運動和“獨臺”政治一直在“中華民國到臺灣”、“中華民國在臺灣”和“中華民國是臺灣”等說法之間閃爍其詞。換句話說，當代語境中的所謂“臺灣主體性”與現代臺灣為擺脫臺灣殖民性(對于日本殖民統治而言的后殖民性和對于美國帝國主義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非但沒有歷史的聯系，而且更是以割斷或扭曲這一聯系為前提的，或者說是以臺灣在美國冷戰體制中的戰略地位的轉變為契機，通過承認“雙戰”構造造成的地緣政治格局為前提的。如果臺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

　　正由于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達到高潮的“臺獨”新歷史觀必須以“遺忘”藍博洲所探尋的那段地底的歷史為前提。這是藍綠對立中的共識。從1895年《馬關條約》至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經歷了50年日本殖民統治。2000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后，民進黨為了從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自主地位的連續性，不惜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修訂為“日治”時期，并作為教科書的標準用法加以推廣，由此引發了臺灣史研究中的“日治”時期與“日據”時期的命名之爭。從日本殖民統治的角度說，“日據”時期的臺灣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1895年的乙未戰爭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的第一時期，大致與殘酷鎮壓臺灣民眾抵抗運動的武官總督時期相重疊;1915年西來庵事件(第一時期最后一次漢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時期，大致與日本從大正民主時期邁向法西斯軍國主義時期相重疊，在這一時期，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政策被概括為對臺實行同化政策的所謂“內地延長主義”;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時期，即“皇民化政策”時期;在這一時期，殖民當局取締自治性的社會運動、推進“皇民化政策”，以使臺灣成為其“大東亞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后備基地。

　　但從臺灣抗日運動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時代的分期則有所不同。從1895年至1915年，臺灣人民以各種形式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武力反抗，其間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895年臺灣保衛戰時期、1895年至1902年間由北部義勇軍起義延及中南部響應的游擊戰時期，1902年屏東林少貓事件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裝起義時期。臺灣人民在整個武力抵抗時期的犧牲總人數，至今仍眾說紛紜，但“日軍在臺灣的殖民地征服戰爭戰死的人數，遠比甲午戰爭戰死的人為多。至于臺灣同胞慘遭日本軍警屠殺的總人數，有學者據日方官書臺灣憲兵史、臺灣警察沿革志累積統計，總數約近40萬人” 。這個數字遠超臺灣史上(包括戰后)的族群沖突受難總人數。1915年以降，臺灣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終結，如1930年霧社事件就是臺灣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里程碑，但伴隨日本殖民統治的鞏固，臺灣漢人的抗日運動還是在西來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轉為文化抵抗。

　　面對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臺灣的自治性社會運動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此起彼伏，蔣渭水(1891-1931年)是這一時期文化抵抗運動的領導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蔣早年學醫并關注中國革命運動，曾致電國際聯盟指控日本妨礙中華民國統一。1921年，他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并在以林獻堂為代表的霧峰林家的資助下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倡導民權啟蒙運動;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后，蔣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臺灣民眾黨。在蔣的左邊，是島內新興左翼奪得領導權的臺灣文化協會;在蔣的右邊，則是與日本統治者妥協程度較高但仍追求臺灣自治的林獻堂。1928年臺灣共產黨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奪取了島內臺灣農民組合以及臺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蔣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臺灣工友總同盟，并在斗爭中日漸激進、左傾。 與蔣渭水并肩抗日的許多革命志士，如廖進平、楊元丁、黃賜等，后來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時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蔣時欽遭國民黨當局通緝、流亡內地;與國民黨關系復雜的胞弟蔣渭川則列入捕殺名單，女喪子傷。

　　藍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于這一時代背景之中，通過復雜微妙的人物關系，他串聯起臺灣歷史的斷續脈絡。他的成名作《幌馬車之歌》從妻子蔣蘊瑜(本名蔣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視角展開基隆高中校長鍾浩東(1915-1950年)的生命史。鍾具有雙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而被槍斃處決的中共黨員;另一重身份是蔣渭水的女婿、著名鄉土作家鍾理和的異母弟。鍾浩東年輕時不愿效命于侵華日軍，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學，后于1940年攜妻奔赴大陸參加抗日，在廣東惠陽被誤為日本間諜而遭拘禁待決，幸得臺灣抗日先賢丘逢甲之子、少將參議丘念臺(1894-1967年)的救助，并加入他領導的國民黨第四戰區的東區服務隊，協助審問日本俘虜，從事敵前敵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戰敗后，他們轉赴廣州，協助處理滯留廣州的臺胞返鄉。這些臺胞大多是被日本強征入伍的軍人和醫護人員。鍾浩東夫婦等用臺語和日語向他們解釋臺灣歷史的演變及回歸祖國后臺胞均為中國國民的事實，安定其情緒。鍾浩東年輕時崇拜蔣介石，視之為抗日領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響，接觸社會主義學說，逐漸左傾,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二八”事件后，他堅持地下斗爭，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報》，“宣傳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周年那天犧牲。

　　鍾浩東也是《悲歌》中的一個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張志忠批準了由臺共黨人吳克泰擔任介紹人的鍾浩東入黨。相對于張志忠，鍾浩東只是這一復雜的共產黨人活動譜系中的一個相對邊緣的環節。作者所以慨嘆張志忠、季沄的“墳墓竟然埋葬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臺灣近現代史”，是因為這兩位歷史的失蹤者恰恰處于這個活動譜系的關鍵位置。在這個譜系中，我們可以找到翁澤生、王萬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輝、謝雪紅等各色人物，他們經由不同道路參與過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又在殘酷斗爭的時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奮斗、犧牲、堅守、疏離、投降和背叛是描述這一時代不同政治選擇的基本語匯。張志忠和他們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軌跡，共同折射出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曲折、復雜的現代歷程。作者在書中已經對張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跡做了詳細描述，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還是參照其他資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顯示這一歷史脈絡的廣闊與深厚。

　　張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據下的臺灣南部嘉義的一戶赤貧農民家庭，1924年赴廈門集美學校就讀，參與了翁澤生等人建立的閩南學生聯合會，并擔任刊物主編。翁澤生(1903-1939年)，臺北人，先后就讀于集美學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時等早期共產黨人任教的上海大學，1925年參與“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于1926年至1927年間在漳洲發展組織。1928年4月15日，他參與創建了以臺籍中共黨員為主體的臺灣地區共產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1932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長。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給日本政府，送回臺灣。他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張志忠參與了無政府主義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的活動，成為該組織嘉義地方負責人，并因此被日本當局逮捕。黑色青年聯盟領導人是王萬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萬得，臺北人，1922年加入林獻堂、蔣渭水等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1927年在大陸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轉籍至臺灣共產黨，1931年被選為臺共常務委員兼書記長，同年被日本當局逮捕，入獄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陸。蔡孝乾，臺灣彰化人，與翁澤生一樣，1924年在上海大學就讀，受到在該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影響;1928年參與組織臺灣共產黨，并擔任重要職務。1932年紅軍攻克漳州，經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介紹，蔡孝乾與許多臺灣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據地，他也是臺共成員中唯一參加過長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1945年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1946年7月返臺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脫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發著名的吳石、朱諶之案。

　　1932年，張志忠由侯朝宗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赤色救援國際的中國支部);又經王燈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黨，并回臺灣重建臺共的黨組織。侯朝宗(1905-1968年)，嘉義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農民運動，為臺灣農民組合領導核心，后潛赴大陸進入國民黨系統任職。抗戰爆發后，他改名劉啟光，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從事專職宣傳工作，后因表現突出被提拔為第三戰區少將兼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1945年日本投降后，劉啟光出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及包括今桃園、新竹、苗栗三縣的新竹縣長;1946至1947年，他負責籌備華南商業銀行(由日據時期的株式會社華南銀行與臺灣信托公司合并改組而來)，并出任董事長，由此成為臺灣金融界的頭面人物。《悲歌》開篇敘述柏楊尋訪劉啟光，其根據便是后來被證實是張志忠、季沄兒子的楊揚自殺時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遺書。

　　也是在1932年，張志忠回臺后因上海臺灣反帝同盟“關系者”大檢舉的牽連而被捕關押，但未暴露黨員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裝瘋的方式獲得假釋后脫逃。1939年張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訓后，赴劉伯承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曾幫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戰俘學習進步理論。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師團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區的一次戰爭中受傷被俘。八路軍為其治傷，他還受到陳再道司令員、宋任窮政委的慰問。此后，他發起組織“覺醒聯盟冀南支部”(后改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冀南支部)，并擔任書記。1942年，秋山良照帶領反戰同盟成員參加了八路軍在冀南地區的反掃蕩斗爭，表現英勇，得到劉伯承司令員的高度評價。

　　1946年，張志忠秘密回臺，并與謝雪紅、楊克煌、吳克泰等共產黨人建立了聯系，指導其工作。經過對原有組織的合并和改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也就在這一年，張志忠批準由吳克泰介紹的李登輝加入共產黨。謝雪紅(1901-1970年)，臺灣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她在上海參與組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補委員。1945年10月，謝雪紅在臺中組織人民協會等組織，后遭陳儀政府強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在臺中號召人民起義，攻占臺中警局及公賣局臺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并親自擔任總指揮。在她的領導下，起義者攻占軍營及彈藥庫，為嘉義、虎尾等地的起義軍供應彈藥，并于3月6日組建著名的“二七部隊”，即“臺灣民主聯軍”。起義失敗后，謝于1947年5月經上海逃至香港，組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發之后，張志忠與許分一起前往東石，接管拘留所，釋放犯人，他通過以黃文輝為核心的外圍組織，組織嘉南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嘉義民眾對警察武裝實行繳械，并占領市政府。張志忠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即“嘉南縱隊”，又稱“臺灣自治聯軍”。1949年12月31日，張志忠被捕，堅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參謀總長”周至柔向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鴻鈞發出執行張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時30分，張志忠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時年45歲。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槍決。

　　《臺共黨人的悲歌》延續了作者早期紀實性作品的文脈，在敘述上采用了文獻、口述與人物故事相互印證的形式，但與《幌馬車之歌》等作品相比，這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它所要處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人的活動及其歷史定位問題。不同于通常的歷史學著作，藍博洲將自己的調查過程也帶入敘述，用張志忠和季沄的斗爭和犧牲經歷為線索，串聯起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讓“二二八”事件擺脫話語的扭曲，重返其歷史現場。作者顯然相信：這種謹慎的紀實文學敘述(但排斥虛構的)的形式，比通常的歷史學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現發掘和偵測歷史真相的艱難過程。這確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臺灣現代史，其中貫穿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等復雜線索。作者的詳細勾勒和考訂清楚地說明：若抽去了這些復雜的線索，臺灣現代史便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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