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有兩、三種節錄稿在網絡和媒體流傳和轉載，均非定稿或完整稿。這是定稿，發表于《文學評論》2014年5期。文章以藍博洲所著《臺共黨人的悲歌》為線索，分析了中國革命與臺灣現代史的關系，在內戰冷戰雙重構造及其變動的語境中解釋當代臺灣的政治變動，以及圍繞歷史問題展開的爭辯。作者重新勾勒了甲午戰爭以來的臺灣史，并針對當代臺獨史觀的若干觀點展開分析和駁論，指出將歷史文獻中反復出現的有關臺灣獨立和自治的口號連綴為一脈相承的臺獨主張不過是用來掩蓋或扭曲歷史的方式。根本的問題是：這些自治運動及獨立主張發生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基于何種政治目的，針對哪一個政治秩序和國際關系。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訪之后，藍博洲終于來到嘉義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處荒蕪的墓地。這里埋葬著兩位死于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共產黨人和他們留在人間后來卻自己結束生命的孩子。幾十年來，沒有外人尋訪這處荒墳，即便墓中人的親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們的生平事跡。如果沒有作者長達十多年的調查、尋訪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官方檔案中的名字，他們或將永遠沉沒于黑暗之中。讀完全書，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嘆："這座尋常的墳墓竟然埋葬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臺灣近現代史，以及被黑暗的歷史侵奪的一家三口的悲劇"。《臺共黨人的悲歌》(以下簡稱《悲歌》)一書以實證資料和當事人口述為據，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臺共黨人的悲壯故事。作者通過這個被埋葬的"現代史"的發掘，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這的確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遺忘了的"臺灣近現代史"，那么，在半個多世紀中，通過取消這段歷史而形成的臺灣近現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樣的史呢?

　　一

　　藍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輔仁大學法文系。這一年中美建交，島內政治生態丕變，中國大陸也正處于另一場巨變的開端。1981年，在擔任輔大草原文學社社長期間，藍博洲邀請楊逵、陳映真等鄉土文學作家來學校演講。楊、陳都是臺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人、非黨的左翼人士。陳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間發生的、受到國民黨政權壓制的"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要參與者，而楊逵則是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被挖掘的、具有鄉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與此同時，藍博洲也偷偷閱讀魯迅和中國左翼文學作品。[1]通過地下流通的吳濁流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無花果》，他也接觸到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歷史。正是經由這一摸索過程，藍博洲開始用文學方式探索臺灣現代史，踏上了重建臺灣現代史與中國革命之歷史聯系的道路。他畢業于法文系，卻與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潮流岔道而行，將自己置于二十世紀中國的左翼現實主義傳統之中。

　　藍博洲的文學生涯開始于臺灣歷史的轉折關頭。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臺灣進入了一個浪潮洶涌的新時期。就在那一年年初，藍博洲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志，參與了關于"二二八"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制作小組。同年7月，他在《人間》雜志發表《美好的世紀》，講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郭琇琮大夫的故事，次年又發表《幌馬車之歌》，將另一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校長的生命史奉獻于讀者面前。臺灣醫生的抵抗傳統、臺灣革命者的悲壯奮斗，以及臺灣左翼文學的歷史脈絡，構成了貫穿藍博洲的文學和歷史寫作的主要線索。這些作品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試圖通過被遺忘的歷史之回溯向醞釀著巨變和激烈歷史/政治爭議的臺灣社會發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馬車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據這部作品改編。但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藍博洲的作品遭受更多的可能是漠視、拒斥和有意識的遺忘。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兩岸分治局面的形成是臺灣歷史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意義可從兩個方面加以把握，首先，由于新中國的建立和國民黨退守臺灣，國共內戰進入了一個以兩岸分治為基本格局的時期，我們甚至可以從戒嚴令的頒布本身看出：分治格局事實上是國共內戰的延伸。臺灣戒嚴令的正式名稱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號》，由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于1949年5月19日，并于次日實施，距離國民政府于1949年12月遷臺約半年時間。在那之前，1948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于南京宣布第一次全國戒嚴令，臺灣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離國共爭奪的主要戰場較遠的地區不在戒嚴令范圍之內;1949年7月7日，代總統李宗仁還曾頒布過第二個全國戒嚴令，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退守臺灣。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原本為1928年刑法草案內容，1935年1月1日正式頒布，但備而不用，至1950年臺灣戒嚴時期開始實施，1992年修訂。兩份全國戒嚴令在大陸的迅速廢止和臺灣戒嚴令的漫長延續(38年又56天)之間有明顯的連續關系，它們共同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巨變和國民黨政權的歷史命運。

　　其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伴隨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琉球成為美軍在遠東的最大軍事基地，臺灣、韓國、南越成為美國推行亞洲冷戰政策的前哨陣地和遏制紅色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所謂"戒嚴時期"實際上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由于這一陳映真稱之為"雙戰構造"[2]的歷史條件，兩岸關系處于對峙和冷戰結構下，但不存在類似朝鮮半島那樣的雙重承認的國際政治。[3]實際上，無論是兩岸關系，還是圍繞兩岸的國際承認關系，始終處于"雙戰"的延伸狀態之下。在這個意義上，兩岸的和平最終取決于能否創造新的政治以徹底解決"雙戰"帶來的隔絕、對立和敵意。

　　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在臺灣實行黨禁、報禁、出國旅游禁等政策，并對共產黨人、左翼人士進行殘酷鎮壓，甚至許多并未真正卷入左翼運動的青年也慘遭殺害。戒嚴法頒布后，國民黨政府又頒布《戒嚴期間防止非法集會結社游行請愿罷工罷課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戒嚴期間新聞雜志圖書管理辦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等，1952年頒布(1958年修正)的《出版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停止集會、結社、請愿，取締被認為"與軍事有妨害"的言論、講學、新聞雜志、圖書、告白、標語及其他出版物。配合戒嚴法的實施，1954年又發起以鏟除"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為目的的"文化清潔運動"。白色恐怖蔓延整個戒嚴時期，但以1950年代的鎮壓最為慘烈，以致"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已經成為專有名詞。然而直至今日，戒嚴時期遭迫害的人數卻仍然只能依據民間自己的統計。1992年起，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開始在槍決地下黨人的知名刑場"馬場町"公開追悼死難者，初期能夠掌握的死難者名單僅1010人。[4]另據陳映真估算，"1949年年底到1953年，臺灣發動了大規模、長時間的'白色恐怖'，槍殺了近5000人，把8000至10000人投獄。"[5]伴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如何面對和解釋戒嚴時期特別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本應成為臺灣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關白色恐怖的調查并沒有像"二二八"事件那樣成為臺灣社會的震撼性事件;實際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編織在"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敘述中，導致一般人分不清楚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伴隨兩岸關系的轉變，大陸和臺灣如何面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及其在兩岸的不同情勢，也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問題，但同樣沒有成為反思的焦點。

　　在藍博洲沿著楊逵、陳映真的左翼文學道路前行的時刻，臺灣黨外運動漸成聲勢。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迎來巨大變化，并在臺灣引發激烈震蕩。就在這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一并被美國交由日方管制的，還包括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地理上均不屬于琉球的釣魚島。這一事件在北美臺灣留學生中率先觸發了風起云涌的"保釣運動"。"保釣運動"是對中美關系變動的一種獨特回應，并與1960年代以降在中國和西方世界同時爆發的"造反"運動和反戰運動的余波相互激蕩，其中包含了左翼的、自由主義的、支持統一及極少數帶有獨立取向的多重成分。就總的趨勢而言，這是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反戰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潮流中產生的青年運動，它自覺不自覺地揭露了臺灣對于美國的依附地位，沖擊了1950年代以來的兩岸冷戰格局。在這場運動中，包括許多出身于國民黨人家庭的臺灣青年，通過重新審視紅色中國的存在，開始了他們的穿越太平洋之旅。"保釣運動"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我們或許可以視之為兩岸冷戰狀態走向終結的一個開端。

　　"保釣運動"是否就是1980年代臺灣社會運動的先聲，這里暫且不論，但顯然歷史并非朝同一方向延伸。1978年12月16日，美國通知臺灣即將與中國大陸建交，隔日，蔣經國頒布緊急處分令，宣布終止一切選舉活動。12月25日，許信良、余登發等人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要求恢復選舉，在此前已經出現的各種臺灣住民自決論的延伸線上[6]，提出"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從1979年1月起，黨外運動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發生了一系列沖突，直至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黨外運動達到高潮，國民黨戒嚴體制受到嚴重沖擊，一個新的變革時代到來了。1986年9月28日，在蔣經國解除戒嚴前不到一年的時刻，由132人參與的黨外后援會推薦大會在臺北圓山大飯店舉行，臨時轉變為組黨大會。隨后民進黨參加了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選舉。臺灣從此進入了兩黨競爭的時代。在討論"解嚴"問題時，多數學者將大批留學生返臺、小劇場運動及文化討論的活躍及蔣經國的開明姿態作為主要因素，這固然不錯，但籠罩在被美國拋棄的怨恨氛圍中，藍綠兩造很少有人意識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澤東為突破冷戰兩極構造而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打破國民黨戒嚴體制的關鍵因素之一。[7]若無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和中美、中歐關系的巨變，"保釣運動"、戒嚴時期的終結及此后臺灣的政治變化能否以這樣的速度和方式發生，是不能確定的。然而，戒嚴體制結束不久，歷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的時期;在美國霸權體系之外尋找社會變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縮小了。李登輝從制定和頒布"國統綱領"到完全棄之不顧，只用了3年時間(可以1994年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為依據)，恰是這一雙重變遷的結果。在所謂"歷史終結"的氛圍中，臺灣社會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獲得了新的定位。

　　臺灣黨外運動是在"戒嚴時期"形成的反對運動，其中包含某些左翼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成分，但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以及臺灣島內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傳統殊少關聯。此時共產黨和革命左派勢力已遭剪除，命懸一線，唯有在"鄉土文學"旗幟下和為數極少的左翼社會運動中，尚余繼承現代民族民主革命傳統推進臺灣民主的文化一脈，如同一個歷史的地標，昭示著當代臺灣的民主運動與近現代臺灣民族民主革命之間的歷史關聯。因此，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是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降冷戰和內戰共同造成的斷層中產生的，對于不滿于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年輕一代而言，"戒嚴時期"的主要思想資源和活動空間來自戰后在臺灣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美國。如今，當人們試圖梳理臺灣學生運動和民主思想的變遷時，也多半會追溯至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的《文星》、《大學》及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這個脈絡的外部--或許是較內部更為決定性的因素--則是由美國傳入的自由主義(雖然它的內部構成也較復雜)，其特征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號召的同時，共享反共的意識形態。[8]

　　在經歷了"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肉體消滅和殘酷鎮壓之后，臺灣的左翼又面對島內政治生態的巨變和1989年后社會主義的衰落。1990年代，臺灣經濟發生轉型，資本向大陸轉移，島內勞工力量下降，階級性社會運動尚未真正成長便面臨衰落之勢;由于李登輝的國族打造工程的收編作用，盡管環境運動、農運和學運等仍繼續活動，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變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新社會運動。除了極少數敏銳的思想者和運動者，大多數人并不關心海峽兩岸的勞動分工及不平等的勞資關系，而更傾向于從統獨的角度讀解兩岸關系。在這樣的語境中，甚至實際上不過是"獨臺"(如"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的宣稱)與"臺獨"之間的路線分野也被理解成統獨斗爭。圍繞統獨問題，民族認同、族群關系、國家建設，以及以此為中軸而編織新的臺灣史，成為支配現實政治和歷史想象的基本要件。

　　在新的語境中，左翼社會運動所針對的階級和社會結構問題逐漸轉化，新的、以左翼的色彩登上舞臺的一代，已經是由后結構主義理論、后殖民主義理論、后現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等武裝起來的、以留學歐美(尤其是美國)的青年學者為主的新生代。無論是思想資源，還是其置身的情境，均與此前幾代人完全不同。在政治上，較之與臺灣左翼傳統的關系，這些新的運動與其批判對象的關系或許更為深厚。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論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綜合了泛左翼、自由主義和其他社會力量，開啟了民主變革的歷史潮流，但從1990年代初起，伴隨藍綠體制的鞏固，臺灣社會運動的主導方面已經被統獨問題所裹脅，甚至直接針對臺灣社會內部矛盾的學生運動也不能幸免。例如，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和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是對臺灣社會內部矛盾的回應，包含了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及代議制民主的批判，卻各以反兩岸"大三通"和反兩岸"服貿"協議為契機。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推動、臺灣冀望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不但是一項新自由主義計劃，而且包含著遏制中國大陸、賡續冷戰格局的清晰意圖，但在新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中雖偶爾有人觸及，卻從未深入分析，更談不上納入政治行動綱領。正由于此，這些運動向新方向的突圍尚未展開，便在不同力量的驅使之下再入老"圍城"。換句話說，從1950年代肅清以后，作為中國革命與亞洲革命之一翼的臺灣左翼傳統始終處于邊緣地位。

　　藍博洲的"現代史考古"和"文學史鉤沉"便誕生于這一語境中。他查閱檔案，采訪當事人，奔波于里巷墳頭、鄉村都市、臺灣南北、海峽兩岸，勞其心智、苦其行役，可謂艱苦卓絕。《悲歌》出版于2012年，但初稿于1994年3月16日即已完成，后經2007年3月16日二稿、2009年10月1日三稿、2010年6月6日四稿、2010年7月1日五稿、2011年1月25日定稿，前后歷經長達17年的反復修訂和增補過程。在醞釀、寫作和修訂這部書的近20年的時期里，作者出版了大量與"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相關的書，例如《沉尸·流亡·二二八》(1991)、《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1913-1945)》(1993)、《白色恐怖》(1993)、《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1994)、《高雄縣二•二八暨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1997)、《五○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1998)、《人間正道是滄桑：苗栗縣文學家作品集》(1999)、《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西湖》(與林靈合作編寫制作，1999)、《共產青年李登輝》(2000)、《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臺大部分)》(2001)、《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2001)、《臺灣好女人》(2001)、《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2001)、《藤纏樹》(2002)、《紅色客家人：一九四○、五○年代臺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2003)、《紅色客家莊：大河底的政治風暴》(2004)、《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五○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2004)、《二二八野百合》(2007)、《青春戰斗曲：二二八之后的臺北學運》(2007)、《消失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燈》(2008)、《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2009)、《老紅帽》(2010)、《尋找祖國三千里》(2010)、《你是什么派》(2011)等。

　　由于長期的研究和積累，藍博洲對于檔案調查、人物采訪、文獻實錄等形式已經駕輕就熟，他可以像寫偵探小說一樣，從一個看似偶然的青年自殺案開始，通過國民黨檔案資料、不同的當事人回憶及其他線索，剝繭抽絲，逐條比對，去偽存真，重建臺共領導人張志忠、他的妻子季沄和兒子小羊的生命史。在對"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等重大歷史事件進行調查的同時，藍博洲自覺地鉤沉臺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脈絡，重建這一文脈與以魯迅為代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傳統之內在關系。在他的筆下，1930年代左翼文學(魯迅)、1940年代文學抗爭(宋非我、簡國賢、呂赫若、雷石榆、藍明谷、吳濁流)、1970年代至1980年代鄉土文學(陳映真、黃春明等和被重新挖掘的楊逵)的展開，如巨石壓迫下的野草，命懸一線，不絕如縷，而在字里行間，作者踵武前賢，自覺地承擔起這一傳統的挖掘者、繼承者和開創者的使命。這一文脈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長的生命之樹，也是在島內政治生態巨變、左翼文學傳統邊緣化的境遇中逆風向前的車輪，其前仆后繼，宛如悲壯的史詩。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這一在歷史斷層中賡續文脈的努力，如何闡釋他以如此堅毅的方式呈現這一"為了忘卻的記念"?

　　二

　　藍博洲的寫作以報告文學(臺灣學者稱為"報導文學")和歷史調查為主要形式，訴諸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開的敘述是論辯性的，它同時針對了藍綠兩個陣營的主導敘述，即臺獨敘述與國民黨的正統敘述及其變體。對于前者，他的立場是反對殖民統治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對于后者，他的立場是反對白色恐怖和專制統治的大眾民主的左翼運動。通過漫長的調查，在他的筆下，日據時代臺灣民眾和革命者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戰后臺灣民眾和革命者反對國民黨暴虐統治的斗爭、"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左翼進步人士的奮斗和犧牲，漸漸以具體可感、清晰真實的方式呈現于讀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間的連續與變化，又將這些連續與變化置于與中國革命及建國運動的關系之中，展開了一幅生生不息、廣闊深厚的歷史畫卷。

　　這幅畫卷的形成與1990年代臺灣政治的巨變是同步的，或者說，作者正是以此介入這場藍綠主導的、圍繞歷史觀而展開的戰爭。在這場歷史觀戰爭中，國民黨處于守勢，奪取了黨外運動領導權的民進黨則處于攻勢。在"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口號之下，新臺灣史寫作以省略和扭曲的敘述策略，遮蔽臺灣左翼傳統的歷史脈絡及其對民主運動的歷史貢獻，重構臺灣的悲情。這一扭曲的歷史脈絡對于臺灣的新社會運動、尤其是新生代對于兩岸關系的歷史觀點和思想情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新的臺灣史敘述是一個包含若干層次但并不復雜的敘述：最表層的部分是將臺灣歷史無差別地視為殖民史，將民進黨上臺前的臺灣政權一概視為外來政權，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和中華民國的殖民地序列。

　　以這一"外來政權史"為框架，新的臺灣史敘述又對這一歷史序列的內部關系進行重組：首先，通過抬高日本殖民統治(以及荷蘭殖民統治)的"文明程度"或"現代化水平"，將近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置于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的對立之中，塑造殖民地臺灣對于中國大陸的優越感;其次，通過日本殖民統治與"二二八"事件的對比，實際上為"皇民化"開脫(即在對比的意義上將其合理化)，進而將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懷舊"組織到"臺獨"(也即區分于中國大陸，而與日本、美國主導的秩序相調和)的氛圍之中;第三，盡管存在少數對中國革命和革命中國持同情和理解態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義包裝冷戰與后冷戰的臺灣政治結構，貶低中華人民共和國，切斷臺灣社會與中國革命的歷史連帶，卻是臺灣史敘述的主流。在臺灣，以"共產主義"和"威權"概念指稱中國大陸，并以此掩蓋冷戰時代的臺灣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宗主-殖民關系，是貫穿各主流派別政治修辭的共同語匯。

　　將臺灣建構為"中國的他者"的客觀力量與其說是臺灣島內的政治運動，毋寧說是兩個形態不同的統治秩序，即"二戰"結束前的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和"二戰"結束后、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后形成的美國主導下的內戰冷戰體制。1954年簽訂的《美中(指蔣政權--作者注)共同防御條約》，與美日、美菲協防條約性質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國、以條約規范臺灣行為(如不允許主動進攻大陸)、以聯防形式阻止共產主義滲透，最終造成了臺澎主權未定的格局。[9]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國單方面頒布《與臺灣關系法》，以國內法形式替代《美中(指蔣政權--作者注)共同防御條約》，以維持兩岸對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臺灣人的命運由臺灣人來決定"這一口號本來包含著反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內涵，但當這一口號被轉換為針對中國大陸的獨立運動時，其含義恰好與兩種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應，從而以自治或獨立的名義鞏固了這一統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華民國這個政治外殼，臺獨運動和獨臺政治一直在"中華民國到臺灣"、"中華民國在臺灣"和"中華民國是臺灣"等說法之間閃爍其詞。換句話說，當代語境中的所謂"臺灣主體性"與現代臺灣為擺脫臺灣殖民性(對于日本殖民統治而言的后殖民性和對于美國帝國主義支配而言的新殖民性)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非但沒有歷史的聯系，而且更是以割斷或扭曲這一聯系為前提的，或者說是以臺灣在美國冷戰體制中的戰略地位的轉變為契機，通過承認"雙戰"構造造成的地緣政治格局為前提的。如果臺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

　　正由于此，1990年代達到高潮的臺獨新歷史觀必須以"遺忘"藍博洲所探尋的那段地底的歷史為前提。這是藍綠對立中的共識。從1895年《馬關條約》至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經歷了50年日本殖民統治。2000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后，民進黨為了從法理上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自主地位的連續性，不惜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修訂為"日治"時期，并作為教科書的標準用法加以推廣，由此引發了臺灣史研究中的"日治"時期與"日據"時期的命名之爭。從日本殖民統治的角度說，"日據"時期的臺灣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1895年的乙未戰爭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的第一時期，大致與殘酷鎮壓臺灣民眾抵抗運動的武官總督時期相重疊;1915年西來庵事件(第一時期最后一次漢人的武力抵抗)至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時期，大致與日本從大正民主時期邁向法西斯軍國主義時期相重疊，在這一時期，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政策被概括為對臺實行同化政策的所謂"內地延長主義";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時期，即"皇民化政策"時期;在這一時期，殖民當局取締自治性的社會運動、推進皇民化政策，以使臺灣成為其"大東亞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后備基地。

　　但從臺灣抗日運動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時代的分期則有所不同。從1895年至1915年，臺灣人民以各種形式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武力反抗，其間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1895年臺灣保衛戰時期、1895至1902年間由北部義勇軍起義延及中南部響應的游擊戰時期，1902年屏東林少貓事件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裝起義時期。臺灣人民在整個武力抵抗時期的犧牲總人數，至今仍眾說紛紜，但"日軍在臺灣的殖民地征服戰爭戰死的人數，遠比甲午戰爭戰死的人為多。至于臺灣同胞慘遭日本軍警屠殺的總人數，有學者據日方官書臺灣憲兵史、臺灣警察沿革志累積統計，總數約近40萬人"[10]。這個數字遠超臺灣史上(包括戰后)的族群沖突受難總人數。1915年以降，臺灣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終結，如1930年霧社事件就是臺灣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里程碑，但伴隨日本殖民統治的鞏固，臺灣漢人的抗日運動還是在西來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轉為文化抵抗。

　　面對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臺灣的自治性社會運動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此起彼伏，蔣渭水(1891-1931年)是這一時期文化抵抗運動的領導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蔣早年學醫并關注中國革命運動，曾致電國際聯盟指控日本妨礙中華民國統一。1921年，他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并在以林獻堂為代表的霧峰林家的資助下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倡導民權啟蒙運動;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后，蔣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臺灣民眾黨。在蔣的左邊，是島內新興左翼奪得領導權的臺灣文化協會;在蔣的右邊，則是與日本統治者妥協程度較高但仍追求臺灣自治的林獻堂。1928年臺灣共產黨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奪取了島內臺灣農民組合以及臺灣文化協會的領導權。蔣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臺灣工友總同盟，并在斗爭中日漸激進、左傾。[11]與蔣渭水并肩抗日的許多革命志士，如廖進平、楊元丁、黃賜等，后來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時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蔣時欽遭國民黨當局通緝、流亡內地;與國民黨關系復雜的胞弟蔣渭川則列入捕殺名單，女喪子傷。

　　藍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于這一時代背景之中，通過復雜微妙的人物關系，他串聯起臺灣歷史的斷續脈絡。他的成名作《幌馬車之歌》從妻子蔣蘊瑜(本名蔣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視角展開基隆高中校長鍾浩東(1915-1950年)的生命史。鍾具有雙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而被槍斃處決的中共黨員;另一重身份是蔣渭水的女婿、著名鄉土作家鍾理和的異母弟。鍾浩東年輕時不愿效命于侵華日軍，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學，后于1940年攜妻奔赴大陸參加抗日，在廣東惠陽被誤為日本間諜而遭拘禁待決，幸得臺灣抗日先賢丘逢甲之子、少將參議丘念臺(1894-1967年)的救助，并加入他領導的國民黨第四戰區的東區服務隊，協助審問日本俘虜，從事敵前敵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戰敗后，他們轉赴廣州，協助處理滯留廣州的臺胞返鄉。這些臺胞大多是被日本強征入伍的軍人和醫護人員。鍾浩東夫婦等用臺語和日語向他們解釋臺灣歷史的演變及回歸祖國后臺胞均為中國國民的事實，安定其情緒。鍾浩東年輕時崇拜蔣介石，視之為抗日領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響，接觸社會主義學說，逐漸左傾,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二八"事件后，他堅持地下斗爭，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報》，"宣傳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周年那天犧牲。

　　鍾浩東也是《悲歌》中的一個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張志忠批準了由臺共黨人吳克泰擔任介紹人的鍾浩東入黨。相對于張志忠，鍾浩東只是這一復雜的共產黨人活動譜系中的一個相對邊緣的環節。作者所以慨嘆張志忠、季沄的"墳墓竟然埋葬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臺灣近現代史"，是因為這兩位歷史上的失蹤者恰恰處于這個活動譜系的關鍵位置。在這個譜系中，我們可以找到翁澤生、王萬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輝、謝雪紅等各色人物，他們經由不同道路參與過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又在殘酷斗爭的時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奮斗、犧牲、堅守、疏離、投降和背叛是描述這一時代不同政治選擇的基本語匯。張志忠和他們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軌跡，共同折射出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曲折、復雜的現代歷程。作者在書中已經對張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跡做了詳細描述，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還是參照其他資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顯示這一歷史脈絡的廣闊與深厚。

　　張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據下的臺灣南部嘉義的一戶赤貧農民家庭，1924年赴廈門集美學校就讀，參與了翁澤生等人建立的閩南學生聯合會，并擔任刊物主編。翁澤生(1903-1939年)，臺北人，先后就讀于集美學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時等早期共產黨人任教的上海大學，1925年參與"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于1926至1927年間在漳洲發展組織。1928年4月15日，他參與創建了以臺籍中共黨員為主體的臺灣地區共產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1932年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長。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給日本政府，送回臺灣。他在獄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張志忠參與了無政府主義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的活動，成為該組織嘉義地方負責人，并因此被日本當局逮捕。黑色青年聯盟領導人是王萬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萬得，臺北人，1922年加入林獻堂、蔣渭水等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1927年在大陸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轉籍至臺灣共產黨，1931年被選為臺共常務委員兼書記長，同年被日本當局逮捕，入獄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陸。蔡孝乾，臺灣彰化人，與翁澤生一樣，1924年在上海大學就讀，受到在該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影響;1928年參與組織臺灣共產黨，并擔任重要職務。1932年紅軍攻克漳州，經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介紹，蔡孝乾與許多臺灣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據地，他也是臺共成員中唯一參加過長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1945年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1946年7月返臺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脫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發著名的吳石、朱諶之案。

　　1932年，張志忠由侯朝宗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赤色救援國際的中國支部);又經王燈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黨，并回臺灣重建臺共的黨組織。侯朝宗(1905-1968年)，嘉義人， 1926年至1927年投身農民運動，為臺灣農民組合領導核心，后潛赴大陸進入國民黨系統任職。抗戰爆發后，他改名劉啟光，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從事專職宣傳工作，后因表現突出被提拔為第三戰區少將兼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1945年日本投降后，劉啟光出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及包括今桃園、新竹、苗栗三縣的新竹縣長;1946至1947年，他負責籌備華南商業銀行(由日據時期的株式會社華南銀行與臺灣信托公司合并改組而來)，并出任董事長，由此成為臺灣金融界的頭面人物。《悲歌》開篇敘述柏楊尋訪劉啟光，其根據便是后來被證實是張志忠、季沄兒子的楊揚自殺時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遺書。

　　也是在1932年，張志忠回臺后因上海臺灣反帝同盟"關系者"大檢舉的牽連而被捕關押，但未暴露黨員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裝瘋的方式獲得假釋后脫逃。1939年張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訓后，赴劉伯承部(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曾幫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戰俘學習進步理論。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師團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區的一次戰爭中受傷被俘。八路軍為其治傷，他還受到陳再道司令員、宋任窮政委的慰問。此后，他發起組織"覺醒聯盟冀南支部"(后改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冀南支部)，并擔任書記。1942年，秋山良照帶領反戰同盟成員參加了八路軍在冀南地區的反掃蕩斗爭，表現英勇，得到劉伯承司令員的高度評價。

　　1946年，張志忠秘密回臺，并與謝雪紅、楊克煌、吳克泰等共產黨人建立了聯系，指導其工作。經過對原有組織的合并和改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也就在這一年，張志忠批準由吳克泰介紹的李登輝加入共產黨。謝雪紅(1901-1970年)，臺灣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她在上海參與組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補委員。1945年10月，謝雪紅在臺中組織人民協會等組織，后遭陳儀政府強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在臺中號召人民起義，攻占臺中警局及公賣局臺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并親自擔任總指揮。在她的領導下，起義者攻占軍營及彈藥庫，為嘉義、虎尾等地的起義軍供應彈藥，并于3月6日組建著名的"二七部隊"，即"臺灣民主聯軍"。起義失敗后，謝于1947年5月經上海逃至香港，組建"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發之后，張志忠與許分一起前往東石，接管拘留所，釋放犯人，他通過以黃文輝為核心的外圍組織，組織嘉南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嘉義民眾對警察武裝實行繳械，并占領市政府。張志忠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即"嘉南縱隊"，又稱"臺灣自治聯軍"。1949年12月31日，張志忠被捕，堅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參謀總長周至柔向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鴻鈞發出執行張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時30分，張志忠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時年45歲。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槍決。

　　《臺共黨人的悲歌》延續了作者早期紀實性作品的文脈，在敘述上采用了文獻、口述與人物故事相互印證的形式，但與《幌馬車之歌》等作品相比，這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它所要處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人的活動及其歷史定位問題。不同于通常的歷史學著作，藍博洲將自己的調查過程也帶入敘述，用張志忠和季沄的斗爭和犧牲經歷為線索，串聯起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讓"二二八"事件擺脫話語的扭曲，重返其歷史現場。作者顯然相信：這種謹慎的紀實文學敘述(但排斥虛構的)的形式，比通常的歷史學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現發掘和偵測歷史真相的艱難過程。這確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臺灣現代史，其中貫穿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等復雜線索。作者的詳細勾勒和考訂清楚地說明：若抽去了這些復雜的線索，臺灣現代史便不能成立。

　　三

　　當代臺獨的主體性論述一方面以殖民主義霸權格局為前提，另一方面又試圖為這一論述尋找"本土"資源。如前所述，臺獨論述的歷史資源之一是從日本的"華夷變態"衍生而來的臺灣現代化(相對于"落后的"中國大陸而言)論。[12]用現代化論解釋臺灣殖民史(包括"日據"時期和戰后美國主導的新殖民時期，現在則以更為精密的方式溯源至荷蘭的統治)的效果之一，便是掩蓋殖民地與宗主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依附關系。殖民地的政治結構直接受控于宗主國，而在經濟上則按照宗主國的勞動分工將殖民地社會建構成為圍繞中心地區的邊緣區域。殖民地社會沒有主體性和獨立性可言。一方面用現代化論包裝殖民史，另一方面又將"日據"時期主張地方自治的民眾運動、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乃至整個軍事戒嚴時期的抵抗運動解釋為臺獨的歷史脈絡，這些論述的真正動機是越過殖民主義歷史而將這些反抗斗爭嫁接到針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斗爭之中。因此，如何理解"日據時期"臺灣抵抗運動的自治主張、如何解釋 "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人的活動及其綱領，不但對于打破國民黨和民進黨相輔相成的歷史敘述十分重要，而且也涉及如何評價臺灣從日本殖民時代開始的、在戰后逐漸達到高潮的抵抗運動與中國革命的關系。

　　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革命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是什么關系，它是中國革命的一翼，還是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這個問題對于解釋"二二八"事件也是至關重要的。1947年2月27日，因臺北專賣局查緝員取締煙販而引發沖突。大批民眾于次日發動大規模請愿示威，陳儀用司法手段解決問題的方式未能平息民眾郁積已久的憤怒。當時國民黨駐臺軍隊軍備不足，抗議群眾沖擊軍械庫，獲得槍支武器彈藥，形成了武裝沖突的態勢。"二二八"事件并非共產黨人策動，而是源于當地民眾對國民黨惡政的自發反抗，但共產黨人因勢利導，展開有組織的武裝和政治活動。根據國民黨國家安全局印機密檔案《歷年辦理匪案匯編第一輯》"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所載，"二二八"事件當時僅有70余名地下共產黨員，1948年6月發展到約400人，到了1950年8月全面逮捕時，已經發展到900余人。[13]這一數字的變化清晰地顯示出正是"二二八"事件促成了許多青年的思想轉變。"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多為下層民眾，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多為進步青年，大量無辜者特別是在臺無親無故的外省人受難。[14]兩者之間的區別恰恰顯示出針對國民黨惡政的反抗運動經歷了從自發到有組織的轉化。

　　在白色恐怖彌漫的戒嚴時期，國民黨將"二二八"事件渲染為共產黨的陰謀和叛亂，而"解嚴"之后，民進黨及獨派則突出省籍矛盾，將其解釋成為"臺灣人的悲情"，并由此上溯至1895年以降的各種自治和獨立主張。例如在解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其處分大綱中的"地方自治"條目時，他們有意識地突出了其中的自治和獨立主張，甚至在左翼中也曾引起對于這些政治活動的懷疑。那么，究竟應該怎樣理解臺灣現代史中的自治運動及其主張呢?

　　在"二二八"事件前及事件過程中，臺灣歷史上有過幾次比較重要的獨立和自治運動。除了1920年代的議會設置請愿運動以及同時期各種爭取自治的文化抵抗運動之外，還有三次值得注意的運動：第一次運動即1895年建立的"臺灣民主國"。這一建國主張是由丘逢甲率民眾代表向巡撫唐景崧提出，并得到后者及臺灣國防幫辦劉永福支持。1895年5月25日"臺灣民主國"建立，改年號為"永清"，以"藍地黃虎"為國旗，唐、丘分任正副總統。"臺灣民主國"實際上存在了幾個月，其領導人因兵敗被迫先后內渡，但漢人武裝抗日運動卻堅持到1915年。"臺灣民主國"是在《馬關條約》簽訂、清朝被迫割讓臺灣后提出并建立的，根本談不上將臺灣從中國獨立出去的問題。"臺灣民主國"主事者們聲言："今已無天可吁，無人可援，臺民唯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后，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處理。"又說："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愿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15]當時深感"為民劫迫，無計脫身，權宜留此"的唐景崧也在其電文中說："臺民自立，萬不得已，非此不足拒倭，免其向中國饒舌。且冀自立后或求外國保護，或求各國公評，但有一線轉機，仍歸中國，斷不肯自居化外，換用旗式為開仗計。"[16]"臺灣民主國"是抵抗日本殖民主義的政治旗幟，與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或"臺灣歸屬問題應該由臺灣人民自己來決定"等臺獨主張毫無關系。[17]

　　第二個"臺灣獨立運動"是1928年至1931年間由臺灣共產黨推動的。臺灣先后有過兩個共產黨組織，一個是1928年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的"老臺共"，另一個則是日本投降后中共在臺灣組建的省工作委員會。在第一個時期，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按第三國際的"一國一黨"原則，殖民地共產黨組織隸屬于殖民宗主國共產黨，故建黨初期的"臺共"稱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由于當時日共甫遭"三一五"大檢舉，難以顧及臺共的建黨工作，故實際上臺共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并委派化名"彭榮"的任弼時指導臺共建黨會議。[18]日本當局在1931年大肆逮捕臺共黨員，臺共組織被迫停止運作，但老臺共成員謝雪紅、廖瑞發、楊克煌、蘇新、王萬得、林日高等以不同形式堅持斗爭，終于在1945年臺灣光復后的"二二八"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根據蘇新的回憶，老臺共先后在1928年與1931年提出兩個綱領，都規定"臺灣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臺灣獨立'。"[19]兩個綱領在修辭上有些區別，如臺共成立時的綱領"第一條：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第二條：臺灣民族獨立萬歲!第三條：建立臺灣共和國";而1931年的新綱領"第一條：顛覆帝國主義統治，臺灣獨立;第七條：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第八條：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相比于第一個綱領中"臺灣民族獨立"的提法，第二個綱領中的"臺灣獨立"少了"民族"二字。事實上，正如蘇新所解釋的，這兩個口號并無實質差別，因為第一個綱領中的"臺灣民族獨立"的真意乃是將日本殖民者同島內被壓迫人民區別開來，其邏輯相當于第二個綱領所說的"國內各民族"，[20]而不是指區別于中國的"臺灣民族"。更重要的是：這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革命運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最集中的政治口號"，所謂獨立即"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在第二個綱領中提出的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也在建制上與當時正在江西蘇區形成的"中國蘇維埃政府"相呼應。[21]

　　第三個被臺獨敘述利用、也為一些左翼力量誤解的自然是"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當代臺獨運動汲取情感資源、形塑認同政治的關鍵歷史事件，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理解事件發生后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活動，尤其是"處理大綱"中有關地方自治的條款。"二二八"事件爆發后，陳儀提議成立"處理委員會"，共產黨人在積極進行武裝斗爭的同時，也介入了"處理委員會"的談判斗爭。而這些共產黨人得以發揮作用的關鍵之一，就是剛在島內生根的中共臺灣省工委。"處理委員會"包含左中右各派分子。在共產黨員的領導和支持下，王添燈、林日高等左派人士取得了具有臨時自治政權性質的處委會領導權，迫使官方代表退出。"王添燈、林日高是完全按照地下黨的方針、指示進行了斗爭的。"[22]"處理大綱"第三十二條提出"地方自治"的條款，引起了不同的解釋。"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臺共黨人蘇新在"二二八"事件后遭國民黨通緝，先逃亡上海，又于同年轉往香港，并與謝雪紅等人共同參與創立了"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擔任《新臺灣》叢刊主編。早在1948年，他便整理臺灣革命運動和"二二八"事件史料，寫成《憤怒的臺灣》一書。[23]作為直接參與"處理委員會"籌劃的共產黨人，蘇新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當時的地方自治運動是向國民黨統治者要求自治，是為了削弱國民黨的統治力量，擴大臺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而不是為了把臺灣從祖國分裂出去。不能和今天的'臺獨'相提并論。我們說，'二•二八'是'反蔣'，蔣幫說是'叛國'，'臺獨'分子說是'反中國'，哪一個說法對，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是最好的注釋。"[24]事實上，"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后，延安《解放日報》旋即發表的《臺灣自治運動》一文，也體現了中共當年的基本立場和策略："處理委員會通過的三十二條綱領是好的。應當堅決為其實現而斗爭。接收蔣政府財產，供作自治運動的經費，和建立民主的政務局，作為自治機關的初步，這些都是對的。除此以外，應該立即成立軍務局，把武裝的人民，組成臺灣人民自治的武裝隊伍，把廣大的勞動人民武裝起來，并指揮這些武裝，為自衛和爭取自治而奮斗。"[25]

　　但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在中國和亞洲地區的變局之中，不同勢力介入其中是不可避免的。2月26日，美國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批準其所提托管協定草案，并授予美國獨力管理包括琉球在內的前日本殖民地的權利。[26]最初的托管構想來自開羅會議宣言，但臺灣和澎湖列島明確列入歸還中國之列，即便其他被日本占領的太平洋諸島其時也并未確定由誰托管。3月1日，臺灣島內已有關于托管問題的報道，對于當地精英而言顯然會產生暗示作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構成十分復雜。3月3日下午，臺北市處委會委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赴美領事館，要求拍發電報;同日，領事館收到一封由141名代表、807人簽名的請愿信，內容包括要求"聯合國接管臺灣"、"切斷與中國之政經關系"等訴求。[27]臺大八位學生也于同日向美國領事館請愿支持。我們可以從美國方面的判斷來說明這些現象，并證明蘇新的解釋。美國于1946年春在臺灣設立領事館。美國方面在戰爭結束前即想把臺灣變成美國的海空軍基地，臺灣光復后的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也是美國方面蓄意散播的。[28]

　　"二二八"事件爆發后，1947年3月6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國務卿的電文(四六八號)中引用了臺灣領事館3月3日來電，其中說："臺灣人強烈希望作為中國國民，但相信如果當前政府采取軍事手段，或不能滿足從三月十日起要討論的政府改革之要求，他們將抗拒政府。他們將以不同程度抗拒所有由大陸上強加于臺灣的非代表性權威政府。重大的經濟脫序將難免，負責任的各部門擔心繼續不穩定會引來共產主義。"事實上，并非因為臺灣人要求脫離中國(電文中明確說"臺灣人強烈希望作為中國國民")，而正是由于擔心長官公署的暴力手段會引發臺灣民眾傾向于"共產主義"，領事館才建議："在嚴肅考慮后，領事館認定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是美國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以阻止政府軍隊一旦在臺北被放縱的屠殺之災難，而軍隊之獲放手行事，在三月三日看來是立即的可能。美國的聲望很高，而臺灣人深切希望美國介入，他們相信在目前日本享有法律主權地位的情況下，向南京交涉及聯合國直接干預是合理之舉。如此，政府可能在大陸上情況困難之際，藉此機會解脫嚴重和持續的軍事負擔。中國可以確保在臺灣回復到一個臺灣人享有大幅權利的負責任之中國政府時，有中國參加的聯合國臨時政府會中止。臺灣人假設聯合國的控制，還是以美國人為主。他們經常表明渴望民主的政治訓練，也期望最后臺灣政府由臺灣人自己組成，在中央政府代表臺灣。非如此，在臺灣發生內戰是最可能的替代局面。"[29]

　　美國方面確曾勸告蔣介石不要對臺動兵，但目的并非民主，而是試圖從國民黨政府手中奪取對臺控制權。這也可以從3月7日陳儀致蔣介石的電文中證實："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分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反動分子目前最大詭計是使臺灣兵力愈單薄愈好。職三次廣播對暴動事件從寬處置，對政治問題，省府切實容納本省人，縣市長可民選，多數人民均甚滿意。但反動分子又造謠言，謂臺人既毀擊殺傷外省人很多，政府必不會如此寬大......至美國大使館方面，請其通知臺灣領事，為顧及國際信譽，勿為臺灣反動分子所惑。"[30]國民黨當局對于美國的圖謀心知肚明，卻不敢公然抗拒，只能將人民起義歸結為共產黨的陰謀。3月18日，蔣經國在致電蔣介石中說："新美派(指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與副領事Kerr，請美供給槍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來, Kerr調有關。......獨立派──新華民主國10/3成立，總統、軍司令官未定，國旗已(陳松堅警務省長)。決定八日夜暴動，七日夜有二名學生被捕，搜出密件，有準備，國軍倘遲一日，不可收拾(亦幸天雨)。......奉主席命，來宣慰，除C.P.外，一概不追究，只是幼稚行為。"[31]最后一句"除C.P.(共產黨的英文簡稱-引者注)外，一概不追究"可謂畫龍點睛。電文提及的廖文毅及其兄廖文奎后來在香港組建"臺灣再解放聯盟"，實際上是美國中情局直接授意策劃的結果。司徒雷登曾向他們表示："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斗"[32]。

　　將歷史文獻中反復出現的修辭連綴為一脈相承的臺獨主張不過是掩蓋或扭曲歷史的方式，根本問題在于這些自治運動、獨立主張發生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基于何種政治目的、針對哪一個政治秩序和國際關系。丘逢甲在《馬關條約》簽訂后提出的"臺灣民主國"、蔣渭水等人在日據時代一度參與的文化自治運動、臺灣共產黨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提出的"臺灣獨立"口號，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提出的高度自治主張，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命運的有機部分，也是中國革命及民族解放運動的獨特方面。1920年代至1940年代成長起來的臺灣共產主義者在"二二八"之后都認識到了這點。站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蘇新斷言："臺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因此，臺灣解放問題是絕不能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分開。必須站在中國革命的一邊，臺灣才能解放。""離開'中國革命'而另找臺灣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33]今天，臺灣和中國大陸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轉變，重復舊的道路已經不再可能，但針對新的發展、探尋新的政治以克服"內戰冷戰雙重構造"，不正需要重新探索、思考以承續先賢的傳統嗎?

　　就共產主義運動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運動遠遠地越出了歐洲工人運動的范圍。因此，第三國際建立伊始，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就成為共產主義運動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召開，后移至莫斯科舉行。列寧在會前發表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并在會上做了《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和《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在后一個報告中，列寧指出必須"把被壓迫民族的、附屬的、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同壓迫的、剝削的、享有充分權利的民族也明確地加以區分，來與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相對立，這種虛偽性蒙蔽著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的時代所特有的現象，即為數無幾的最富強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絕大多數人實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34]。提綱特別要求熟悉情況的人對包括中國-朝鮮-日本在內的各地經驗提出補充，并在第11條指出必須"使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國家的農民革命運動之間實現盡可能緊密的聯盟";必須揭露"帝國主義列強打著建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樣子，來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賴于它們的國家"。[35]1935年，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分析了法西斯上臺的原因，提出建立在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基礎上的廣泛的人民陣線的主張，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的首要任務便是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國家的獨立和解放，并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主張給予充分肯定。大會通過的《關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決議》提出執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制定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政治和策略方針，并根據日益復雜的各國形勢，提出應避免在各黨的內部組織問題上進行一般干預。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人的活動與其他爭取民族民主解放的運動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在藍博洲的作品中，那些共產黨人的思想起點多半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爭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密切相關。1949年之后，兩岸分隔的局面與美國直接主導亞洲地區的冷戰格局有著直接的關系，在這一新的條件下，任何脫離對于冷戰格局和美國主導的區域秩序的分析而抽象討論主體性或獨立都不過是對地區和全球霸權格局的承認。亞洲地區的冷戰格局至今沒有終結，但從60年代開始，兩極化的構造已在持續發生變動。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新中國與美國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1962年，在持續多年的內部矛盾之后，中蘇論戰公開化，引發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大辯論。中國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內政策，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國際政策，正是冷戰的兩極化格局發生變化的樞紐之一;而在臺灣，由于日本在"日美安保協定"框架下侵占釣魚島，終于引發了以臺灣的海外留學生為主的"保釣運動"。這場運動不僅針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對釣魚島的侵占，而且鋒芒所向，直指美國主導的、以《美日安保條約》等冷戰協定為標志的區域秩序。這是兩岸冷戰格局發生變動的開端。

　　在《幌馬車之歌》第二樂章，作者引用鍾理和的《原鄉人》中的一段話，突出了"原鄉人的血"說法：

　　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沒落的舅舅家，帶了兩份嘲笑，三份尊敬，五份嘆息。因而這里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他們衷心愿見舅舅家強盛，但現實的舅舅卻令他們傷心，我常常聽見他們嘆息："原鄉!原鄉!"

　　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二哥〔鍾浩東〕如此，我亦沒有例外。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是一個樸素的表述。在后現代主義的氛圍中，這一對于"原鄉"的說法很容易被簡化為以血緣、地緣為中心的民族論述。但人們忘記了鍾理和表述的復雜性："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為什么他在談論"原鄉"時又說"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鄉"是一個更為古老的、基本的范疇，對于"鄉"的情感與民族主義沒有必然的聯系，卻可能轉化為新的政治。鍾浩東的生命史勾連起丘逢甲、蔣渭水、丘念臺、共產黨人的斗爭以及與之同輩的臺灣志士，他們中沒有一個因"省籍"問題而陷入政治糾葛，且無一例外地投身于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斗爭。如果要用簡略的語句描述二十世紀的這場悲壯的斗爭，也許沒有什么比"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更能恰當地概括這一時代的精神了。這三句話用"要獨立"、"要解放"、"要革命"來表述國家、民族、人民，也顯示國家、民族和人民并不是靜態的結構，而是一個能動的政治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每一個方面都以其他兩個方面為前提。或許，鍾理和的這個句子之所以能夠打動藍博洲和許多同道者，是因為他的樸素表述體現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張志忠、鍾浩東從抗日、反專制暴政，到最終走向左傾的道路，其實也正是這一歷史脈絡的延伸。

　　藍博洲引用魯迅紀念"左聯"五烈士的語句"為了忘卻的記念"作為結語的標題。時代發生了變化，紀念并不是為了重蹈革命之覆轍;但"為了忘卻的記念"同時表達了對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發生的那場壯烈斗爭的忠誠。在二十世紀的殘酷斗爭中，忠誠與背叛始終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倫理問題，張志忠、季沄、蔡孝乾、李登輝的各自道路也需要接受這個時代的政治倫理的審問。中國革命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也是對一個日漸衰朽的社會進行改造的悲壯行動，對于革命的反思若抽去了這些前提，就只能轉化為對于革命對立物的辯護。在后革命的時代，對于這一歷史進程進行深刻的、批判性的反思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國大陸，這一反思已經蛻變為嘲諷和唾棄，媒體上飄蕩著省略了歷史重量的、遮掩那個時代的腥風血雨、衰朽腐敗和內外交困格局，因而也必然否定那個時代爭取解放的政治進程的"民國熱"。時至今日，我們不能不思考臺獨擴張的多重歷史合力，否則便不能理解為什么一些原先并不認同臺獨主張的社會運動逐漸完成了向臺獨意識形態的轉向，許多本無明確政治主張的人物在新的潮流中、在各色旗幟下，一撥又一撥地成為弄潮兒。若從那場革命的視角看，背叛已經在各式裝扮中成為時代的精神。這是無情的顛倒。在一個變化了的環境中，如何理解忠誠與背叛?"為了忘卻的記念"提出的正是這一復雜而尖銳的問題。在藍博洲的筆下，張志忠、鍾浩東的生命史勾連起的并不只是共產黨人的活動，而且是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臺灣現代抵抗運動的歷史，其中丘逢甲、蔣渭水、楊逵、張志忠、謝雪紅等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物與臺灣普通大眾一道構成了歷史運動的譜系。"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36]1933年魯迅是這么說的，如今藍博洲也是這樣想的。

　　忠誠總是表現為對過去的回歸，如"記起他們"、"再說他們"，但每一次"記起"和"再說"必定包含了新的內容，正如鍾浩東、張志忠在不同階段、面對不同形勢而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擇一樣。忠誠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價值判斷的根源。在今天，臺灣島內兩黨政治的常規化、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雙戰"條件下形成的霸權構造，但新的形勢對內戰以來國共兩黨主導對話的歷史格局形成了重大沖擊。伴隨著兩岸經濟關系和文化交往的深化，通過日常生活方式的互動、更為廣泛的對話，并形成共同奮斗的目標，以超越內戰冷戰的遺產，是必然的選擇。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面臨難以克服的危機的時刻，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形成的政治制度深陷"代表性斷裂"危機的時刻，是作為熱戰與冷戰遺產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微妙變化的時刻。這也正是"記起"、"再說"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遺產的時刻。"記起"、"再說"并非為了回到過去，而是為創造兩岸關系的新格局提供靈感與力量。對于那些以(被迫地)失去歷史為起點的一代人而言，"為了忘卻的記念"或許是為未來而重塑記憶的最后的契機罷。

　　作者近三十年如一日地發掘這些被遺忘的精魂，不正是通過"為了忘卻的記念"而重新提出關于未來的愿景嗎?

　　2014年6月22日凌晨初稿、25日凌晨修訂、28日定稿

　　鳴謝：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幾位朋友的熱心批評和建議。邱士杰先生不但幫助核訂了文中涉及一些史實，還熱心地為我影印了在京較難查找的一份文獻。在此對邱士杰先生和其他友人提供的幫助深表感謝。當然，文責自負。

       【注釋】：

　　[1] 《戒嚴期間新聞雜志圖書管理辦法》規定所有出版物在發行時必須檢送省保安司令部(后改為警備總部及地方警察局)檢查，禁書包括魯迅、老舍、巴金、沈從文、茅盾、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及左翼思想著作。

　　[2] 陳映真："一九五○年后，在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構造'下，在美國武裝介入臺灣海峽的條件下，臺灣和中國本部分離......歷史地看來，這也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與中國反控制斗爭的力學關系的結果。"參看陳映真：《臺灣史瑣論》，《歷史月刊》(臺北)，1996年10月號，第50頁。

　　[3] 陳映真也借鑒了韓國知識界為描述朝鮮半島南北關系而創制的概念"分斷體制"，但不是全盤接受。用白樂晴的話說，提出這個概念的目的是"理解南北韓這兩個不同'體制'(亦即兩組社會機構)如何復雜地在與彼此的奇妙纏結之中自我再生產"。"分斷體制理論的前提是，若我們把南北韓的兩個'體制'孤立起來看，或將自己局限在'體制'這個字的兩種面向上而已(亦即只有作為世界體系和兩韓各自的體制)，那么朝鮮半島上的分斷情況就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解釋。因為在這座分斷半島上的現實，牽涉到南北韓之間某種程度上的互相依賴及對立，此外還有外國勢力的持續影響。"(白樂晴：《使超克分斷體制運動成為一種日常生活實踐》，見羅小茗編《制造"國民"》第一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白樂晴關于南北韓兩個不同的"體制"在相互糾纏中自我再生產的觀點很有啟發性，但我個人傾向于認為朝鮮半島的格局不同于兩岸關系，也不建議在兩岸關系的意義上使用分斷體制概念，理由是"分斷"和"體制"這兩個概念都易引起誤解：一、圍繞兩岸關系的國際承認體制不同于南北朝鮮;二、兩岸人民日常生活形態的共同性遠遠高于其差異;三、兩岸分隔是雙戰構造的綿延及后冷戰秩序的鞏固，但遠未體制化。實際上陳映真本人亦未簡單移用"分斷體制"概念。在《一個"新史觀"的破綻》(《海峽評論》82期，1997年10月號)等文中，他更常將"分斷"(而非"分斷體制")直接同"國家"或"民族"之類的概念相聯系，比方"分斷祖國"、"分斷民族"、"兩岸分斷"。

　　[4] "今天，追悼會場上懸掛著一千零十一個名字。其間有我們的親人，有我們的僚友，也有生前互不相識的名字。有三分之二是生于斯、死于斯的臺灣本地人，也有北自黑龍江、南至海南島的大陸同胞。"參看：林書揚：《五〇年代政治案件殉難者春季追悼大會聲明(1995年4月2日)》，《林書揚文集》，第二卷，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第144頁。另據臺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截至2013年的統計，戒嚴時期的政治死刑犯名單為1061人。

　　[5] 陳映真：《在白色恐怖歷史的證人席上發言──序王歡先生<烈火的青春>》，王歡：《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臺北：人間出版社，1999年。陳映真在為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所寫的序言《美國帝國主義和臺灣反共撲殺運動》中說："美國支持國民黨在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以后以迄一九五四年，在臺灣進行持續性、廣泛而殘酷的政治撲殺運動......殺害了四千至五千個本省和外省的'共匪'、愛國主義知識分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也將同樣數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另據謝聰敏估算，戒嚴時期的被捕人數為29407人;而按王升的說法，處死人數占被捕人數的15%，即4500人左右。參看：陶涵：《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林添貴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29-230頁。

　　[6] 比方1964年，彭明敏與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以及1977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所謂《人權宣言》。

　　[7] 這里沒有篇幅全面討論中美關系的改變對于亞洲區域關系的影響，也不能深入討論這一改變對于"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和人民要革命"的潮流的影響。可以確定的是：中美關系的改變帶動了中日關系、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改變，而這一區域的共產主義運動和武裝斗爭也明顯因此遭遇挫折并走向終結。中美關系的改變為臺灣島內政治生態的變化提供了條件，由于國際承認關系的改變，國民黨的合法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得不在內政上做出妥協，并逐漸地向本土化方向發展。

　　[8] 當然不是沒有例外。早期黨外運動包含某些社會主義成分，故其中一些人對新中國的態度有所不同。1976年蘇新之女蘇慶黎主編《夏潮》(China Tide)，在戒嚴時期后期公然開啟"左翼"的思想路線，其策略之一就是"出土"被遺忘的日據時期的"鄉土文學"。 陳明忠是支持《夏潮》創刊的靈魂人物，他在"二二八"事件時參加"二七部隊"敢死隊，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入獄，刑期十年;1976年又以通共、陰謀叛亂(策反島內政治人物黃順興潛赴大陸)等罪被判死刑，后經海外保釣等組織的救援改判15年，1987年保外就醫。陳映真等參與了該刊的編撰活動。藍博洲中學時期受到《夏潮》"左翼"啟蒙，后來亦曾任夏潮聯合會會長。

　　[9] 該條約涉及范圍為臺灣及澎湖列島，而不包括臺灣當局實際治理的金門、烏丘、馬祖、東引、東沙和南沙群島。1979年美國以國內法形式頒布的《與臺灣關系法》第15條也繼承了《美中(指蔣政權)共同防御條約》的上述范圍。

　　[10] 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贊美論總批判》，臺北：文英堂出版社，2006年，第17頁;王國璠：《臺灣抗日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8年,第327頁。又，陳紹馨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根據日本當局編著的臺灣死亡統計報告，以1937年為例，發現臺灣人的死亡率超過旅臺日人死亡率的二倍以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第36-38頁。)值得注意的是，圍繞日據時期臺灣人民的犧牲數字，伴隨新臺灣史研究的興起，也出現了以"實證"方式遞減犧牲數字的現象。這里尤其需要思考的不僅是數字本身，而是新的數據之爭隱含的傾向和立場。

　　[11] 一生依違在左右之間的蔣渭水，最終接納了第三國際的階級立場及其"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理論，因此把"第三期"以及"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眉睫"這類文字寫入遺言。但因"無產階級"一語過于敏感，故蔣渭水遺言在其逝世之后屢遭竄改，蔣渭水晚年左傾的真相長期遭到遮蔽。蔣渭水遺言的各種版本可參看周穎君(韓嘉玲)：《哪一個是蔣渭水真正的遺囑》，《海峽》(臺北)，第3期，1987年，第28-30頁。

　　[12] "華夷變態"一語源自日本江戶時代儒學者林春勝、林信篤所編《華夷變態》(1732年)一書。這本書收錄的是中日貿易的口述史料("唐船風說書")。在該書序文中，編者說滿洲入關后，"四海之內，皆是胡服，中華文物蕩然無存"，"韃虜橫行中原，是華夷變于夷之態也。""華夷變態"在直陳中國變為夷狄的同時，還指日本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進而獲得了對于中國的文化優越性。

　　[13] 李敖審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匯編》上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正文第18頁。

　　[14] 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約14-15萬人，其中40%是所謂外省人，而外省人在臺灣總人口中僅占15%。參看陳明忠口述、李娜整理編輯：《無悔：陳明忠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2014年，第262-263頁。

　　[15] 參看王炳耀編，《中日戰輯選錄》，臺北：臺灣銀行，1969年，第67-71頁。

　　[16] 《唐撫臺來電并致各省(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未刻到)》，收錄于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8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16頁。

　　[17] 參看蘇新《關于臺獨問題》，《未歸的臺共斗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261-262頁。

　　[18] 郭杰與白安娜：《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硏究·檔案》，李隨安與陳進盛譯，臺北：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2010，第69頁。

　　[19] 蘇新《關于臺獨問題》，《未歸的臺共斗魂：蘇新自傳與文集》，第263頁。

　　[20] 臺灣共產黨1928年綱領把臺灣原住民排除在"臺灣民族"的形成譜系之外，直至1930年霧社事件前后的《政治大綱草案》(不晚于1930年6月)以及1931年綱領之間的一系列文件，臺共才開始重視爭取原住民的問題。以上文件分別收錄于：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員會譯，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第24-25頁、第188-189頁;郭杰與白安娜：《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硏究.檔案》，第349頁。

　　[21] 蘇新:《關于臺獨問題》，《未歸的臺共斗魂：蘇新自傳與文集》，第265-266頁。

　　[22] 蘇新：《關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未歸的臺共斗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195頁。

　　[23] 葉蕓蕓：《蘇新與日據下的臺灣共產主義運動》，《未歸的臺共斗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131頁。

　　[24] 蘇新：《關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同上，第196頁。

　　[25] 《臺灣自治運動》全文參看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第156-161頁。

　　[26] 《美正式要求安理會托管太平洋各島嶼》，天津《大公報》1947年2月28日第三版。參看褚靜濤：《美國與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7月，第890頁。以下關于美國插手"二·二八"事件的相關論述，均參看褚靜濤文及其引述資料，見同上書第885-899頁。

　　[27] 1947年3月5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United States, Dept. of State.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 China).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429-430.

　　[28] 參見褚靜濤：《美國與二二八事件》，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第889-892頁。

　　[29]《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電(四六八號)》，王景弘編譯《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3-54頁。

　　[30]《陳儀呈蔣主席三月虞電(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96-97頁。

　　[31]《蔣經國電》，林德龍編《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157、159頁。

　　[32]轉引自褚靜濤《美國與二二八事件》一文，見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第898頁。

　　[33] 莊嘉農〔蘇新〕：《談臺灣解放問題》，《光明報》(香港)，第2卷第12期，1949年2月16日，第4-5頁。

　　[34]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1頁。

　　[35] 同上，第275頁。

　　[36] 魯迅：《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02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