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潔政府應是社會主義人民政權的一大顯著特征，也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一個重要內容。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鮮明地提出，我們國家“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①。此乃廉潔政府建設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新時期黨和國家政權建設的實際出發，進一步將此要求系統化，提出“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作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②的論述。為了進一步領會與貫徹這一基本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一、剝削階級的政權必然產生特權階層

　　歷史告訴我們，國家政權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舊的國家政權是壓迫勞苦大眾的工具，而作為執政者必定會形成享有特權的貴族階層。這是一條社會規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國家的產生、發展與實質作了系統論述。30多年后，列寧寫了《國家與革命》一書，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作了全面的闡發。

　　恩格斯說：“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確切地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③領會恩格斯這一段深邃的論述，我們可以認識到，剝削階級國家之所以產生特權貴族階層，是出于下面幾個因素。

　　第一，社會的需要。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之所以需要一個特權階層，是因為它同時還承擔著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是社會分工的需要。如果說，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情況下階級的分化是社會分工的產物，那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統治國家的特權階層又是在階級分裂之后生出的一種社會分工。正如恩格斯所說：“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于是就出現了國家。”④這種共同的職能一旦變成統治階級的工具，它就需要一個承擔特殊職能的階層。

　　第二，國家階級屬性的表現。剝削階級為了治理社會、統治人民，需要有一部分精英來管理社會。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認定的：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無論在國外還是在中國都是如此。毛澤東在分析中國封建社會時說過：“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⑤而執掌政權的主要集團部分就是他們的官吏等貴族階層。

　　第三，這個特權階層有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除了每一種剝削經濟制度之外，還有特殊的經濟力量，這主要是國家所收取的賦稅和掌握的資產。馬克思稱剝削階級的國家為“社會贅瘤”、“寄生的機體”。列寧在論述恩格斯談賦稅的時候指出：“這里提出了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的特權地位問題。”⑥就是說，人民要受雙重剝削，一是直接的階級剝削，一是國家特權階層的剝削。毛澤東在分析中國封建社會時指出：“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并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群的國家官吏和主要地是為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⑦

　　第四，這些特權階層可以利用權力通過各種非法的渠道取得額外的收入。這些特權階層不但享用國家貢賦，而且利用權力通過各種非法的渠道取得額外的收入，就是受賄和貪污，而行賄的主體也正是它們所服務的階級。這種狀況在剝削階級國家是普遍存在的。列寧說：“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法國和美國)。”⑧列寧諷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說“‘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⑨。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說，這種受賄、腐敗是一種尋租活動，這也可以說是特權貴族階層的一個特征。

　　第五，這個階層的存在還有一定的思想、理論、文化基礎。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把這種特殊權力稱之為“上天賦予的”。中國儒家學說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等級制度的理論基礎，西方則把這種國家勢力稱為“倫理的產物”。現代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認定，政府及其官員也是一種追求特殊利益的“經濟人”。在社會上，做官成為最顯貴、最受尊敬的職業，光宗耀祖，一人升官，雞犬升天。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特權貴族階層是同剝削階級國家伴生的，是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必然存在的階層。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實際上也把掌握政權當做政治追求的目標，存在一些專門從事追逐政治特殊利益的政客集團，他們背后都有大的資本壟斷集團和大家族的支持。在中國，有所謂官本位現象，就是學而優則仕。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即使是農民出身的人，一旦任職掌權也變成特權貴族階層。現代不少發展中國家，其領導者在執政中也變成了享受特權的貴族、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可見，產生、依靠、壯大特權階層，乃是舊國家機器的一個基本特征和規律。然而，正是因為這個特權階層壓迫、剝削人民，它就不能逃脫被人民推翻的命運。

　　二、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也會產生特權階層

　　馬克思主義者一貫認定，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代表人民的，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廉潔政府”。就是說，它不僅履行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和對外抵御帝國主義侵略的職能，而且要成為清正廉潔的、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力量。所以，從馬克思開始到列寧到我們的黨，都一再重申人民的政權要成為“廉潔政府”，保持與人民的血肉聯系，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代表人民，服務人民。然而，真正做到這一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就有過這樣的擔心，他認為，“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⑩。現在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存在的歷史時期，要比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估計的時間長得多(可能要幾百年)，情況要復雜得多，變質的危險也大得多。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以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作過多次探討。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就告誡全黨，我們不要學李自成。針對執政的考驗，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敲起警鐘。1956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1)黨中央多次研究過如何避免產生特權階層問題。根據薄一波的回憶，1956年11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就進行過專門討論。會上，劉少奇著重講了不要脫離群眾和防止產生新的貴族階層問題，毛澤東接著說，“少奇同志講了我們可以成為貴族階層的，人數幾百萬，主要的就是那么幾十萬到百把萬……縣以上有幾十萬，命運就掌握在縣委以上的手里頭。如果我們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很多同志所講的艱苦奮斗”，“我們一定會被革掉”(12)。這個問題的提出，應該說是非常深邃的，它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巴黎公社經驗的論述。從深層次分析，社會主義的人民政權之所以可能產生特權貴族階層，主要有下面幾種因素。

　　第一，舊政權一般規律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社會賦予人民政府越來越大的管理公共事務和主導經濟建設的職能，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它也很容易脫離整個社會和人民。有些人因為掌握權力由“公仆”變成“主人”，在這一點上，新的政權也往往受舊政權的一般規律所影響。

　　第二，受經濟上被金錢腐蝕的影響。執政地位賦予這些“公仆”以很大的權力，并且掌握著很多經濟資源，這樣一些脫離群眾的官員就有條件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個人特權，甚至走向貪污腐敗。

　　第三，舊制度的影響。這就是官本位的慣性。在中國幾千年都把掌握一定的權力(官位)視為最榮耀、最富有的職業，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列寧說過：“必須注意到，參加執政黨的引誘力在目前是很大的……連一點無產階級氣息都沒有的人現在都對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成就心向神往了。”如果成就更大，“那么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十分敵視整個無產階級的分子涌進黨里來的勢頭就會更猛烈”(13)。

　　第四，外部的影響。在漫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存在著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是不可避免的，這主要表現為外界的行賄活動和內部的尋租行為相結合。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情況，那就是強大的國外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和侵蝕。他們從經濟到政治到思想到工作作風都在設法促進人民政權的官員變質，有的直接收買。這一點絕不可低估。

　　第五，公務人員本身的思想狀況。這是一種內因。有一部分人資產階級思想、個人主義、貪圖享受的意識、不良的生活作風會滋長起來，如果我們缺乏強有力的制度的約束，就可能使一部分人變壞，甚至導致整個政權變質。

　　上述情況并非完全是理論推測，而是已經有了嚴重的歷史教訓，最大的一面鏡子就是第一個社會主義蘇聯政權和共產黨的變質，這是前輩們所未曾預料到的。對此，我們應當重溫一下毛澤東的預見。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他就說過：“看來，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高薪階層，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經理、作家、科學家……這個特殊階層還包括社會上的盜竊集團和非法經營、搞黑市、搞投機倒把謀取暴利的那么一幫子人，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蘇共綱領草案》中。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于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干部。赫魯曉夫講的全民黨是一種欺騙……其實現在的蘇聯社會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已經出現了。還有反革命分子，還有帝國主義間諜。社會主義社會這么復雜，怎么能說是一個全民國家呢?”(14)

　　后來的事實證明，蘇聯之所以變質，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越來越龐大、越富有的特權階層，從人民政權中產生又毀掉人民政權。蘇聯解體后，許多原來的官員、經理等人一下子暴富起來，以致形成七大財團，產生了新的壟斷資本主義。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史上一個最大的歷史教訓。它告訴我們，不要以為人民政權不會變質，不會產生特權貴族階層，事實上它會葬送社會主義國家。

　　從我國政府的公務人員特別是高級干部來看，多數是好的，是遵紀守法廉潔奉公的。但是一些嚴重問題不可忽視。比如，腐敗問題一直是我們難以治愈的“癌癥”。特權思想在相當一部分官員中越發滋長，脫離群眾的作風、官僚主義作風也相當突出。我們不能說中國已經有了一個特權階層，但是可以說這種傾向不能低估。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嚴厲批評過“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官僚主義傾向。后來鄧小平也非常關注這個問題，80年代初改革開放后不久，鄧小平就尖銳地提出：“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級干部，各級都有，各個部門都有。總之，我們一些干部成了老爺就是了。”(15)鄧小平一再要求要防止腐敗犯罪這個風：“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么，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16)這些年來，黨和國家雖然采取了防治腐敗的有力措施，但貪污腐敗犯罪的案件仍然屢屢發生。2008年-2012年5年中，中國法院審結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13.8萬件，判處罪犯14.3萬人。5年來，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165787件，涉案人數超過21萬，其中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13173人，廳局級干部950人、省部級以上官員30人。檢方還對19003名行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追繳贓款贓物553億元，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6220人(17)。我們不要低估這種情況，應當站在國家學說的角度來考量，必須逃脫一般國家滋生和強化特權貴族階層的規律，永遠保持人民政權廉潔的本色。

　　三、以廉潔政治和民主監督為武器防止產生特權階層

　　無產階級國家要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建設廉潔政治，最重要的是要用各種辦法防止形成一個特權貴族階層。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恩格斯總結了巴黎公社的兩個可靠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18)這就是“巴黎公社原則”。毛澤東進一步總結我國的經驗，提出“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面，要有一套好制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19)。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應當看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否變質，是否會產生特權貴族階層，關鍵還在執政黨，因為黨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核心。黨的十八大重申了執政黨面臨的“四個考驗”和“四種危險”，即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防止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1.執政黨自身要有好的機制

　　這就要求執政黨能夠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能力。黨本身必須具備一種特有的自我更新機制，在今后一百年乃至幾百年的時間里，它能夠不斷通過新陳代謝、吐故納新、自我建設，永葆青春。正如毛澤東所說：“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20)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人民政權也是如此。

　　上面講的“四種考驗”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新課題。執政以后黨的地位變了，權力大了，黨很可能因為執政走舊國家的老路，變成特權階層，所以執政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考驗。改革開放帶來了很復雜的形勢，一方面它給整個經濟帶來活力，另一方面也必然使很多消極東西泛濫開來。市場考驗更為嚴峻，因為市場既是一個靈活高效的資源配置機制，同時又會形成一個充滿金錢味道的社會氛圍，金錢拜物教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也勢必影響我們的干部，而且會產生破壞力極大的“第三只手”(21)，進而導致官商勾結。比如多種經濟成分之中還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發射糖衣炮彈是不可避免的。外部環境考驗也是長期的、充滿風險的，因為國外的敵對勢力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諸多方面占有優勢，它們會通過各種渠道、采用各種辦法來侵蝕社會主義國家。怎樣才能經得起這四種考驗?根本的問題在于強化黨的建設，黨嚴于管黨。很重要的一條，是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有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有許多人基本信念已經動搖了，什么共產主義，什么馬克思主義，都放在腦后，有時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最重要的則是個人利益，甚至是亂七八糟的事，都成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有些人把升官當做自己奮斗的主要目標，“為人民服務”成為一句面子話。因此，必須對黨員進行系統的信仰教育，越是高級干部越應該在共產主義信仰上不能動搖。這是見風雨經風浪、保持共產黨人應有的好傳統、好作風的最基本條件。共產黨同其他一切政黨比較，它最大的生命力所在就是能夠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就是自身具有一種排毒機制，通過新陳代謝功能使自己永不變色。

　　2.人民的民主監督

　　我們還應當看到，光靠共產黨的自身修復是不夠的，它必須處在人民的民主監督之下，這里我們應該重溫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延安對”(也稱“窯洞對”)。

　　1945年，黃炎培帶隊到延安考察，毛澤東問他有何感想，黃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人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夠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當即嚴肅且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2)

　　這一著名的“延安對”啟示我們：第一，周期律是舊的國家機器特權階層執政的規律(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新政權也有可能跳入這個周期律之中;第二，防止周期律的最好辦法是把執政者放在群眾監督之下，依靠民主消除產生特權階層及其更迭周期律的基礎。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把執政的公務人員特別是高級官員放在民主的陽光之下，接受群眾監督，這是非常有效的辦法。比如，把官員的收入財產公之于眾，這使得許多腐敗問題就能夠消除，現在已經引起不少貪官的恐懼。其他的重大措施也是要真正發揚民主，不怕群眾提出尖銳批評，能夠撤換那些相形見絀的不稱職干部，把優秀的分子推上領導崗位。黨的十八大提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設高素質執政骨干隊伍”，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改革，因為官本位根深蒂固，許多腐敗問題往往出在干部制度方面，行賄受賄拉關系、買官賣官搞腐敗等行為往往都與此緊密相連。在這方面我們應當多一些民主少一些獨斷，希望干部制度改革真正觸及深層次矛盾。

　　3.干部參加勞動和以勞動者身份出現

　　這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參加勞動不在時間多少，而在于通過勞動聯系勞動群眾、培養對勞動者的感情。毛澤東要求：“我們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23)他要求同基層的勞動者的聯系，“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必須拋掉官氣，“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24)。從根本上說，這是個階級感情問題。

　　4.健全和強化系統治理腐敗和特殊化的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25)這就要鏟除產生特殊化和腐敗的經濟、政治、意識、文化、社會等各種土壤，習慣勢力是最可怕、最難克服的勢力，需要實施系統工程。最根本的辦法還是要靠制度的完善及其執行的嚴格，必須通過改革推進黨風廉政建設，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完善反腐敗體制機制，增強權力制約和監督效果。最近中央制訂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制度，正在建立反腐倡廉的長效機制，關鍵在落實。必須形成全民積極參與治理的社會氛圍，對蒼蠅和老虎一起打。從意識上擯棄特殊化和腐敗的思想行為，形成全民的殲滅戰、持久戰。

　　當然，黨的建設問題包括許多方面，我們這里不一一論述。不過，最過硬的幾條一定要落實。我們應當嚴于治黨，依法治黨，保持艱苦奮斗傳統，真正取得群眾的信任。這是防止人民政權產生特權貴族階層的重要保障。蘇聯的教訓在社會主義歷史上已經相當深刻了，我們不能忘記現在和今后長時期面臨的考驗，應當使我們的黨和它領導的政權永遠保持為人民服務的本色。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講過，社會主義是“自覺”的社會。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權都不能像剝削階級那樣自發地繞著“周期律”旋轉，而是靠對客觀規律認識的自覺，包括對“倒逼機制”的自覺，來不斷進行自身的完善，自我革命，自覺改革，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提高領導者和廣大黨員的素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要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圍繞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和建設”，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26)。鑒于此，我們應當聯系實際，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領會與運用。

　　注釋：

　　①《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155頁。

　　②《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6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頁。

　　⑥《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4頁。

　　⑧《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⑨《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頁。

　　(11)《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155頁。

　　(1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04-605頁。

　　(13)《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9頁。

　　(14)轉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463-464頁。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0頁。

　　(16)《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2頁。

　　(17)《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摘要)》，《人民日報》2013年3月11日。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頁。

　　(19)轉引自李慎明：《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于黨不變質思想探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14-115頁。

　　(20)《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6頁。

　　(21)楊承訓：《協同“兩只手”必須剎制“第三只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3年第2期。

　　(22)轉引自孟醒：《“用民主來打破歷史周期律”》，《人民政協報》2013年1月10日。

　　(2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78頁。

　　(2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25)《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強化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人民日報》2014年1月15日。

　　(2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參考文獻：

　　[1]程恩富、陳厚義：《遵義會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2]夏炎：《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國化的再認識——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國化的反思》，《延邊黨校學報》2011年第4期。

　　[3]《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強化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人民日報》2014年1月15日。

　　[4]李慎明：《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于黨不變質思想探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5]趙平之、李成林：《從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解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必然》，《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6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