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編者按】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是當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自行車之后是什么?》是他在西方批判政治經濟學界極具影響的一篇雄文。20世紀30年代斯邁思從伯克利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后，曾先后在美國農業部、統計總署、勞工部、聯邦通訊委員會等機構任職14年。之后在伊利諾伊大學教授傳播學，直至麥卡錫主義時期因政治原因離開美國，回加拿大任教，并于1973年在溫哥華西蒙弗雷澤大學創立傳播學院，在此任教至1992年辭世。

　　斯邁思強調技術的非中立性特征，從而率先考察技術發展路線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聯系。1971年至1972年間，他獲得加拿大藝術理事會(Canada Council)資助造訪中國。彼時正值第三世界解放浪潮風起云涌，美式現代化范式受到廣泛質疑，“為誰發展，如何發展”成為學界焦點，尤其是以大眾媒介為代表的現代傳媒技術。斯邁思以他獨特的學術視角進行反思：假如現有技術發展路線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消費方式，而資本主義應用方式又束縛了技術的可能性，那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能否走一條另類道路?斯邁思通過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和考察“文革”中的民主傳播實踐，①發現了與其理論問題相關的線索。

　　帶著對另類技術路線的期待，斯邁思在中國訪談了科學、教育、媒體等不同領域的官員和學者，并向他們解釋西方的單向電視系統如何為消費主義及威權關系服務。他建議中國設想一種更民主和網絡化的“雙向電視系統”：一套“電子大字報”，從而將原來服務于資本主義利潤再生產的大眾傳媒改造成實現大眾民主的傳播手段。②

　　然而，斯邁思發現，盡管毛澤東在著作中明確批判了“蘇維埃 + 電氣化 = 共產主義”的技術簡化論，但中國的學者和技術官僚卻依然認為“技術本身是中立的、沒有意識形態性的，只要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下，西方技術就會為工農服務”。斯邁思發現現代技術作為“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遺產”阻礙了中國政策制定者理解技術的政治性。這不僅是學術問題，而且可能涉及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成敗。

　　在斯邁思看來，以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都從“文化/意識形態”角度研究媒介內容，而沒有從“經濟/唯物論”的角度考察媒介技術，造成了研究“盲點”。他有破有立，用技術政治視野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一要批判對資本主義技術路線及與之互構的政經關系;二要論證基于社會主義政經組織形式的社會主義技術的發展可能性。通過《自行車之后是什么?》及后續文章③，斯邁思完成了他在技術政治問題上的一整套系統闡述：

　　第一，技術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存在。從技術研發到應用，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即社會權力參與其中為實現自身的意圖展開斗爭的過程。

　　第二，技術既非現代化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亦非解決問題的“萬靈藥”(千禧主義)。真正原因是應用技術背后具體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

　　第三， 資本主義之維系仰仗其技術路線和消費關系的發展(個人化、商品化、消費文化)。社會主義不能也不應重蹈覆轍，而要創造另類的技術文化路線(公共服務、群眾路線、無產階級政治)，否則就有走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危險，因此必須進行“文化甄別”(cultural screening)。

　　斯邁思使用代表中國社會主義技術路線和大眾消費的“自行車”作標題，隱喻其問題意識。他希望中國解決溫飽問題后能把社會發展之重點放在公共產品和集體消費上，而不要走資本主義式個人消費的老路。他希望此文能作為來自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位“家庭成員”的善意批評，因而在生前從未正式發表，而是通過外交渠道轉交給中國高層。雖然中方并未回應，但此文的復印稿卻在西方批判政治經濟學者當中廣為流傳，取得了“傳奇般的”理論和學術地位。斯邁思本人更對其念念不忘，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打印稿送給了當時剛去留學的趙月枝。

　　對于“自行車之后是什么?”這個有關中國發展道路的寓言性問題，中國過去三十年實踐給出了答案：當然是汽車(以及私人汽車所寓言的一切消費資本主義社會關系)!④

　　1978年，斯邁思二度造訪中國，來到改革開放伊始的上海。他發現當時中國已全面轉向了消費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道路。斯邁思敏銳地預見到跨國公司開始使用中國廉價勞力和土地為處于資本主義核心市場的信息業制造電子產品。這種對外貿易和技術發展政策“雖然增加了貿易順差的可能性，但對資本主義技術不加甄別的接受卻一定會在未來的中國內部產生一個技術官僚的精英階層(technobureaucratic elite)”。斯邁思寫道：“正如我所假設，毛澤東正確預測了中國社會主義斗爭的艱難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顯，動力正在積聚，它將激活‘文革’結束后的階級斗爭”。⑤

　　誠然，斯邁思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及其技術創新與發展模式的認知有被“文革”意識形態修辭所誤導的成分。首先，當時中國并不能提供足夠的大眾必需品。其次，他未能準確把握冷戰局勢對中國技術政策的根本影響，更不了解“文革”中尖端武器科技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凌駕于兩條路線斗爭之上，而正是由軍事引領的技術民族主義影響了“文革”后的“信息革命”。⑥

　　盡管如此，正因斯邁思理論對當下的預見，在今日譯介這篇四十年前的文章，反而具備了緊迫的現實意義。四十年間，中國成了全球電子科技產品最大的制造地，同時也是電子產品和汽車消費增長最快的市場。圍繞著大數據、云計算、轉基因、電動汽車、智能可穿戴設備的各種科技神話甚囂塵上。自晚清以來，中國人似乎第一次感覺到，趕超西方工業和科技發展的百年迷夢即將實現。然而，正如斯邁思在文章末尾所寫道：“中國要‘趕上’和‘跨越式’(leap-frog)超過資本主義技術發展，這個說法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意味著可以用資本主義技術所取得的成就來衡量社會主義的技術發展。”不錯，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之上，但社會主義如何走出自己的技術創新和發展道路?如果是一條“另類”的發展道路，何談超越一條舊的道路?

　　社會主義中國在如何引領人類克服資本主義危機方面任重道遠。這不但是斯邁思對中國的期待，更是當下中國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因為消費資本主義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危機已進一步加深，影響到多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此刻，有必要重溫斯邁思給中國人民的友善提示，重訪他所指認的社會主義遺產。只有以歷史的和政治的視野去重新理解現代技術，中國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生態社會主義之路。

　　——王洪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趙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一、導論

　　在過去的13年里，中國已經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式的生產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礎，這源于“文化大革命”對改造人們的思想和工作帶來的持久貢獻。這些變化已經體現在中國人民對這一進程的肯定中：吃飯、穿衣、住房和醫療服務已在全體人民中實現公平和充足的供給。

　　但在這一時刻(1973年)，有證據表明，新一輪的政治經濟問題正在出現，就像紅小兵和他們接近成年的哥哥姐姐們曾經面臨的。新的問題恰恰源自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正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處理的那些問題一樣，目前出現的新問題同樣來自那個通常孕育社會主義的文化母體：資本主義。新問題聚焦于中國將要如何利用這個新的“社會主義決策系統”來決定未來為人民生產什么樣的消費品，因為中國已經到了要問此問題的時刻：我們現在提供了足夠的糧食、御寒衣物、住房、福利醫療和公共交通，那么在自行車之后，我們接下來要生產什么?這實際上是對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也是本文所要探索的重點。

　　一旦在生理上“必需”的產品和服務可以充足地供應給每個人，那么，選擇生產哪些在生理上不那么必需的產品和服務就事關意識形態。

　　如果選擇生產資本主義的奢侈品，比如私人汽車、家庭洗衣機、家庭電冰箱、單向電視(one-way TV)，那么這些消費品將成為武裝中國家庭的教育工具，導向資本主義的文化之路。這個命題(留待稍后展開)還會導向其他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技術是獨立存在的嗎?技術的基本形式和后果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必定是相同的嗎?

　　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想要推行的政策，可能會使中國繼續尾隨西方幾個世紀。然而，“社會主義者”想要建立一套不同的制度，使得中國可以趕超資本主義。這個過程需要問一些問題：要提供什么樣的產品和服務?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相似，還是完全不同的適應社會主義的產品和服務?有什么不同?為什么要不同?何時能落到實處?以及中國的決策系統將如何處理和應對以上這些問題?

　　毛主席清楚地了解我們提出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的高層、中層和底層成員和廣大工農群眾、解放軍戰士是否理解這一問題?是否做好了準備來面對這一問題?基于這個問題的斗爭可能導向“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

　　二、斯邁思的中國之旅

　　斯邁思⑦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訪問中國。在訪問期間，他與各個行業的負責人談及技術的意識形態性問題，包括電視廣播機構、電子研發部門、大學經濟系等。

　　在談到廣播領域時，他以彩電在中國的普及為例提出這個問題。當時，電視設備的總體投資還非常少，他被告知中國正計劃建設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國電視系統。他詢問該計劃是否會繼續采用當時的中國電視系統已應用的西方技術，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中方問他有什么其他選擇，他說，現有的電視技術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主要用于將移動影像和其他商品賣給坐在屋子里的消費者。在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過程中，電視本來有可能被設計成一個雙向(two-way)系統，使得每個接收器能夠發送視聽信號給廣播站，隨后再被保存和轉發。

　　但是，為了實現它自身的目的，資本主義只需要一個單向系統，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結果。也就是說，電視臺可以對人民說話，反過來則不行。它在本質上和意圖上都是一個專制的系統。

　　中方負責人問斯邁思為什么說一個雙向系統在中國是可行的，斯邁思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民已經廣泛使用了大字報，雙向的電視系統就像一個“電子大字報”。現在中國的電視系統尚未發展成一個完全西方式的單向系統，因此中國有可能設計一套滿足自己的意識形態目標的電視技術，而不是不加批判地采用資本主義的電視技術去滿足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上海、南京、北京、武漢、廣州各地的廣電工作者對此抱有興趣，并表示會考慮這個建議。

　　清華大學的錢偉長和童世攀(Tung Shi-pai，音譯)也贊成，并表示會把這個建議反映給高層。可見廣電系統的負責人和清華大學的物理學家都理解了斯邁思提出的技術的階級和意識形態屬性。

　　但在北京大學的討論結果卻是相反的。1971年12月27日，斯邁思與周培源、翁玉堂(Weng Yu-Tang，音譯)、劉(Lao，音譯)等人進行了一次討論，他們都是經濟系或哲學系的教授。斯邁思再次提出了技術的階級屬性和消費品的意識形態屬性命題，以及創新和投資的意識形態性。他又舉了單向電視與雙向電視(two-way TV)的例子。一開始他得到的回應是，這些問題似乎更適合跟工程師去談，而不是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但斯邁思堅持要談這個，于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們都表明了和他相反的立場：“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屬性的，雖然它們可能會被用于服務特定階級的利益。”比如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電視服務于資產階級，其播放的內容扮演了某種政治角色。但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電視將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上層建筑必須服務于經濟基礎的需求，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要求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如果上層建筑不能滿足這些要求，那么創新是必需的。所以“文革”就是一種改變上層建筑的政治革命……

　　在傳播領域，舊中國用廣播來播送廣告，同時作為一種鞏固反動統治的手段。而自解放以來，這個情況被徹底改變了，現在村村都有了廣播站和電話。因此技術本身并沒有意識形態性，而是服務于具有政治領導權的階級……

　　我們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發展新技術，我們同樣要吸收國外技術的優點。以黑白電視機為例，我們會逐步地發展這項技術。不從資本主義國家借鑒任何東西這種觀念是不對的。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的發展速度會大大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我們仍然依靠群眾路線……

　　斯邁思回應說：

　　我并沒有批評中國人民發展新技術的方式。我看到了你們的“三結合原則”(three in one principle)在技術發展和應用中的優勢。但是，你們覺得引進來的外國技術沒有意識形態性是不正確的。你們說技術來自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勞動，因此技術中并沒有加載任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對于技術在中國的發展而言，我贊同你們的觀點。但是，你們要意識到，具體技術應用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研發過程是來自龐大的企業實驗室，比如貝爾實驗室，在那里數以千計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其他科學家和工程師被組織在一起從事科研工作。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者只從這些實驗室的大量提案中選擇少部分進行研發，即選擇那些有潛力創造新的有利可圖的市場，或是可以降低舊市場的經營成本的。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中產生的技術創新，一定體現了多種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像我在單向電視例子中表明的那樣。我覺得中國應該對所有引進的外國技術進行過濾，對它們可能隱藏的任何意識形態后果保持高度警惕。

　　對此，中國教授中最資深的同志回應：

　　科技來自人民群眾，也包括科技人員。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服務于資產階級，而中國的傳播技術服務于人民群眾。我們正要建設一個服務于人民的電視系統，它會教育群眾，告訴他們中國如何同帝國主義作斗爭，如何支持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

　　北京大學的討論以這個備忘結束。斯邁思在中國最后一次提出這個問題是在他結束中國之行前，與廣東省革委會政工組負責人李書福(Li Shu-Fu，音譯)的談話中。李書福認為斯邁思關于雙向電視的建議值得關注。

　　三、關于“技術”的幾點備忘

　　我們所說的技術(technology)是什么?我認為有三種意義：

　　第一，技術與科學(science)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同科學有著一樣的政治屬性：技術就是決定(或者僅僅是意識到可能性)將知識以某些實際的方式應用，而且這里的知識及其實際應用都由政治過程引申而來。但不同于科學，技術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東西：它只是一種可能性，探知到某部分知識可以被用來產生實際用途的可能性。當有人說一個城市的大氣污染是由于現代技術導致的，在這里他所謂的技術顯然指的是這個狹隘定義以外的東西。

　　第二，它將研發過程(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囊括在內，比第一個定義更寬泛。廣義上來說，研發過程是在兩個邏輯相反的方向上展開：(1)通過實驗得出新的科學知識成果，然后回答：如果我們把這個新的知識應用于實際，會有哪些實際的效果?(2)從已知的實際問題出發，實驗導向基于新知識的新的解決方案，并進一步回答：我們是否可以應用新的科學發現，為實際問題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可以被視為尋求做某事的最佳工藝條件(technique)。近一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術語體系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對知識的研發和應用屬于某種藝術形式(forms of art)。事實上，直到19世紀末，經濟學家通常用“工業藝術”(industrial arts)來指代我們此處所說的“工藝”(technique)。資本主義的專利法中依然保留了這個源自古希臘式的提法，將專利權與“藝術的進步”相連，因此研發的產品被統稱為“發明”(invention)。由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對于藝術的形式、內容和發明的選擇是被政治控制的，據此研發工作顯然關系到選擇何種政治道路。不過僅僅囊括研發還不足以匹配我們通常所說的技術的意義范疇。在此，發明創造尚未被應用或普及，其可能產生的后果也尚未得到評估。

　　第三，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一詞從第二種意義延伸到囊括了對研發工作成果的全面實施或“創新”。哈佛大學技術項目(Harvard University’s Program on Technology)的梅斯特內(E. G. Mesthene)給技術下的定義是：“出于實際目的而對知識進行的組織……”⑧當這樣定義的時候，技術就處在與西方現代社會廣泛合作的關系中。因為，對組織化知識的應用涵蓋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實際生活的所有方面——從應用于軍工的硬件設計到國家公園中對休閑活動千篇一律的刻板設計。

　　所以“技術”是自主的嗎?艾呂爾(Jacques Ellul)⑨和其他人一直以來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此自主意味著超出了政治的范疇。在我看來，在以上三個定義中，技術都不是自主的。正如在任何時空中，組成科學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時那刻特定社會文化中的世界觀和政治結構。因此在第一個定義中，技術必然也是在文化(政治)層面被決定的。在一個給定的時空中，應用知識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反映出那個社會的政治結構。在第二個定義中，對技藝的研發更明顯地反映出在一個特定文化情境中資源配置的意圖——一個高度政治性的決策過程。比如，北大的哲學和經濟學教授告訴斯邁思鐵路在意識形態上是中立的;解放前它為帝國主義服務，但解放后也會同樣為共和國服務。這只是一半的真相。因為這種說法排除了發展鐵路的意圖和意識形態效果，鐵路被含蓄地視作中立自主的基礎設施。事實上，19世紀在中國建造鐵路和在亞洲、拉美及非洲其他地方建造鐵路一樣，都是用于對那些區域的殖民掠奪。因此，鐵路設計的路線及其后來的走向當然包含意識形態的后果。

　　在第三種意義上，技術被理解為與一個社會中的規則共存的過程，因為這些規則參與了某項發明技藝被推廣到全社會的過程。在這里，技術的推廣應用顯然更是一個政治行動的過程。因此，在上面三個意義中，都不可能將技術的物化視作自主的過程。

　　認為技術自主中立這一看法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是反動的。將技術的物化看作一個普世的過程則必然導致人們將技術視作某種自動發生的東西，而這一過程與人們的共識無關，也就不可能意識到人們有對這個過程進行控制的可能性。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常常看到人們抱怨“技術”帶來的環境污染，其實“技術”不過是替罪羊。真正需要為環境污染負責的是生產污染的這個社會系統。在資本主義國家里，這應歸咎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策和組織方式，并最終歸咎于當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美國，對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批判竟然不是針對資本主義體系，而是被錯誤地轉移到針對以休閑替代工作的烏托邦方案上。反過來呢，“技術”作為口號又被用來合理化和掩蓋這些帝國主義的政策。總之，“技術”被當作資本主義一切弊病的藥方，展示給人們。這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正如麥克德莫特(McDermott)所言：

　　如果過去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那么今天技術就是受過教育的公眾的鴉片，或者至少是那些為技術唱贊歌者的鴉片。沒有任何其他主題像技術一樣，被人們如此普遍寄予厚望來改善人類的境況，特別是美國人。這些千禧年般的希望被各式作者講述，萬變不離其宗。一份關于這些承諾及其先知的有代表性但不完整的清單包括：貧困的終結和永久繁榮的加冕(李昂·凱瑟琳[Leon Keyserling])、人人平等的機會(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幅度提高個人自由(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大多數人工作被休閑取代(羅伯特·西奧博爾德[Robert Theobald])、沙漠居民的淡水(林登·貝恩斯·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永久但無害化的社會革命(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智慧對權力的勝利(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意識形態的終結(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⑩

　　可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除了那些對技術的反動應用以外，關于技術自主性的觀念往好了說是有問題的，往壞了說就是支持了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文化。資本主義對技術的使用(以機器不斷增長的復雜性來說)，已經與人的異化相聯系，比如對人的專業分工和在官僚結構中對人進行科層制的組織。此外，西方過去四個世紀以來，技術的用途一直跟“人主宰自然”結下不解之緣。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對自然的污染已經很明顯了，甚至威脅到了資本主義的權力結構。但是，“每個問題都將有一個技術進步的解決方案”只會使得西方進一步企圖主宰自然，進而帶來更為扭曲的發展。當西方的技術專家來到一個發展中國家展示如何使用他們那些小玩意的“訣竅”，他們就展示了號稱自主的技術威懾力，由此必將資本主義的技術后果移植到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和實踐中去。在它的每一個定義中，“技術”在當下各國人民的政治現實中都是一個反動的詞匯。只有在抱持不同世界觀的社會主義中，技術才能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建設性的價值。

　　在應對自身的組織結構和政策問題時，中國人民完全能夠處理好技術發展帶來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問題是，中國人民是否意識到從資本主義引進技術和產品可能帶來的后果?中國人民經常認為，他們在技術發展的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他們有信心因社會主義制度而迅速趕上。可是如果中國的發展并不是以西方的尺度作為衡量標準，那么中國又如何“趕上”西方的技術發展呢?因此中國的愿景應該是經由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將西方甩在身后，這將是一條與西方完全不同和不可通約的技術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的技術發展中是沒有社會主義道路的。就像在西方從未有過人性從自私向無私轉變的先例——正如“文化大革命”預示著的轉變——那么中國也不必將自己的物質成就束縛在西方的標準中。試圖以那樣的方式發展將預示著資本主義道路的復辟。

　　四、發明、投資和折舊：文藝與經濟活動的共同進程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明了文藝領域新生事物被創造和普及的辯證過程。新生事物來自人民群眾的經驗，而人民群眾在使用新生事物的過程中，改造它的同時也改造自身。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群眾通過創造新的文藝而改造了自身。通過改造自身的文化，群眾走出舊有的生活方式——說話、演唱、思考、勞動的方式。通過走出舊的生活方式而發展出新的生活方式，群眾最終拋棄了原來固有的生活和觀念中的某些部分，將自己轉變為新的主體，進而創造新的社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立了無產階級政治將要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領域中掛帥。而且據說以后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也要實現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明顯，演員和文學藝術家們已經在這場政治掛帥的革命中被改造了，但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改造并不明顯。就像斯邁思在北京大學的訪問表明，可能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們依然在機械、教條地間接照搬源自資本主義思想的文化遺產和陳詞濫調。我指的是他們對技藝和技術的政治屬性的看法。北京大學的專家認為技術是自主的和非政治性的，這與廣電系統的負責人和清華大學的技術專家的態度截然不同，而且他們表現出抗拒在這個主題上進行任何對話的可能性。

　　從本質上來說，經濟理論在處理技術問題時不應該跟毛的文藝理論有什么不同。我們把在經濟生活中的創造性活動稱為發明，而產生創造性活動的過程，不管是在經濟生活還是在其他文化領域，除了來自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必須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發明創造的普及過程通常被經濟學家稱作創新，是新的發明應用在人群中被逐步采納的過程。

　　因為發明總是離不開工具、機器或者某種物質產品，所以在擴散的過程中，這些發明被改造的可能性，或者它們的使用方式被改造的可能性，也許遠遠小于在文學和藝術中的情況，盡管這個說法本身也需要進一步推敲。但是，一旦發明應用于生產生活，不管它們是生產資料還是消費品，肯定會改變并改造它們的使用者。可見技術使用的后果是，群眾的生活發生了改變，他們逐漸走出舊的生活方式，拋棄了原來固有的生活和觀念中的某些部分，將自己轉變為新的主體。在經濟學術語中，折舊指的是用新產品置換舊產品的功能。在實踐中，人民群眾在新消費品上的投入，比如自行車，當然也在某種程度上置換了舊有的交通方式(比如火車、汽車，甚至步行)。

　　只要考慮到在生產資料領域的創新問題，就沒有理由懷疑要密切關注在經濟生活領域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必要性。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技術的異化效果在創新中被注意到。但是當涉及消費品生產領域時，對于無產階級政治是否要在創新決策中掛帥，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思考，依然是一個問題。

　　最初，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這個問題給予應有的關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將注意力放在生產關系問題上。這種關注在任何時代都是正確的，特別是當社會的生產潛力尚且不能給所有人提供充足的食品保障、服裝、住房、醫療和其他文化服務時。但是在20世紀后半葉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力量并不是以為人們提供足夠的食品和服務為基點，相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人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食品和服務，而是掙扎在貧困的牢籠中，這正使得資本主義聲名狼藉。

　　因此，今日資本主義的力量依賴于對資本主義消費關系的成功發展。11這種消費關系鼓勵人們去購買時尚消費品，以此來獲得虛假的快感和上流社會體驗，以及對逃避孤獨和性沖動的滿足。人民的消費欲被兩種機制驅使：一是物品本身的吸引力，這是生產中選擇設計和材料的主要目的，以及售賣時包裝的設計和生產過程中對產品耐久度的刻意控制;二是廣告和市場營銷的技巧。

　　為實現資本主義體系的存續(比如保持利潤率在一個穩定的高水平)，消費關系確定了產品設計中要有一定的折舊和破損性能(obsolescence and self-destruct qualities)。只有這樣，產品才能在一個明確的相對短的時間內過期或者破損，從而必須被置換。材料和制作工藝因此被嚴格控制，以實現商品的核心部分會在短期內損壞。比如，一臺家庭洗衣機昂貴的核心部件被設計成預期七年內更換，消費者就必須買一部新的。所以大體上對于“意識形態工業”的理解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可以將包含其中工業部門分為兩類，一部分生產消費品和提供服務，另一部分運營傳媒機構、職業教育、市場營銷和廣告。必須強調，資本主義面向大眾的產品和服務，其設計、制造與出售，并不首要服務于消費者，而是為了將人們禁錮于“老鼠賽跑式的殘酷競賽中”(rat race)——人們努力工作以買到足夠多的消費品，進而產生滿足資本主義系統所必需的足夠利潤，如此人們可以保住工作，進而可以繼續努力工作。一句話，今日資本主義得以存在是依賴其文化工業的勝利，這包含了全部消費品工業，在這里，一直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馬克思的追隨者在經濟和哲學領域對于理解今日之壟斷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認識尚未“趕超”資本主義者。

　　無產階級政治必須在消費品創新領域掛帥的第二個原因，就像在其他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問題一樣：沒有來自其他地方的相關經驗指引中國通往社會主義道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顯然在文化甄別(cultural screening)上失敗了，而文化甄別和篩選的過程會過濾掉帶有特定意識形態效果的創新和產品。私人汽車的發明、對服飾和化妝品中流行風尚的效仿都是例子。這些沒必要在細節上展開，只要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如果引進私人汽車，那么必然有大量的社會剩余從公共消費領域被轉移至投資生產私人汽車、擴建高速公路系統、規劃石油制品、加油站、輪胎及其他汽車配件行的分布系統、修建停車場和車庫。不僅如此，這些建設不是資本投資的終點，一旦私人汽車工業建立起來，它會催生其他行業的需求——露營拖車、小船拖車、船舷馬達、小船等用于私人休閑，更不用提帳篷和露營設備。因此私人汽車普及的直接經濟結果是把巨量的社會生產性資源從其他公共領域(如教育、醫療)轉移到滿足個人對于私人汽車的欲望。在政治上，私人汽車會將人們培養成為自私、有攻擊性、享樂主義的個體。

　　對于時尚服裝和化妝品來說，這一原則也是類似的。作為目前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特征，他們源自布爾喬亞社會的階級關系，并強化了這種階級區隔。

　　以上論述的要點是，凝結了諸如時尚(style)、預期折舊(planned obsolescence)等資本主義價值的消費品，是資本主義展示給新的社會主義系統的一個陷阱(trap)，一個工農群眾和解放軍戰士必須意識到的陷阱。

　　五、文化甄別：對于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必要性

　　1972年10月2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黃鎮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成員國大會上講話：

　　我們來到這里是為了世界各國人民間教科文的交流與合作，以增進彼此了解和友誼。我們堅信，各國的先進文化，不論其歷史長短，都有其值得尊敬的特征和價值，都應該成為其他國家文化發展中的榜樣和養料。我們能夠學習他人的長處，克服自身的缺點。當然，借鑒不等于不加批判的折中主義。應該對外來文化進行分析，即使是先進的元素也應當根據特殊的國內狀況和本國人民的需求進行適當的改造，然后以國家形式進行交流，滿足為人民服務的目標。對于國家文化的發展，我們不建議對外來事物持有盲目信念和不假思索的移植。

　　在這個聲明里，中國開始進行跨文化交流，而且表達了要進行過濾的意識，以保證這個過程對于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有益的。互相吸收，學習他人長處。它重申了中國國際交流的基本原則：國際物質文化交流應該導向文化的共存，每種文化的普世意義應該在其形成的特殊文化語境下得到相互理解和尊重，而不是互相排斥和替換。但是距離達成實踐這一烏托邦目標的條件，人類的發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的文化篩選系統的確面臨嚴重的問題，而這一系統對于保護社會主義文化的幼苗是必要的，以使其不被滲透在資本主義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倫理所淹沒。

　　冒著出言不遜的風險，我們希望提醒中國人民意識到黃鎮在引文中提到“分析……改造”這一過程的重要性和目前所面臨的風險。

　　目前尚不清楚，中國人民是否恰當地辨別出技術的政治性，在未來10年至20年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能否獲得同資本主義道路相區別的發展，就非常關鍵。毛主席清楚地了解技術的這些一般政治屬性，但也有跡象表明，毛主席的思想尚未在管理部門和大學中得到貫徹。

　　美國強加給中國20年的技術商品禁運，可能幫了中國一個大忙。這個密不透風的文化屏障保障中國免于受到美國意識形態的影響。這連同后來蘇聯技術援助的撤離，意味著中國將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技術發展。作為中國革命的成果，中國已經牢固地建立了以群眾路線方式運行的社會主義決策系統。中國正在進入這樣一個時期，那些迫在眉睫的問題即將得到解決，中國將為全體人民提供足夠的食物、衣服、住房、醫療服務。此刻，向共產主義跨出重大的一步是可能的。這一步要回答：“自行車之后，造什么?”答案應該是那些滿足公共目的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以個人私有為目的的產品和服務。通過將最具創意的人才和資源配置去生產讓全體人民都喜聞樂見并有教育意義的產品和服務，如公園、博物館、科技、教育、圖書館、野生動物保留地、建筑和其他各種藝術形式(包括雙向電視)，“為人民服務”的目標便可以十分有效地直接達成。讓食品、服裝、住房保持在一個功用性的水平(意思是不包含“時尚”元素)，且在這類基本需求供給上的創新最終直接導向按需分配。

　　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就像生活中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樣。對資本主義路線的斗爭將日益體現在辨別和拒絕對個人虛榮和性的隱秘訴求，它們體現在資本主義商品和服務中(比如私人汽車、時裝、化妝品)。原則上要問的問題是：這樣的消費品和服務創新是服務于集體化的群眾還是個人?中國要“趕上”和“跨越式”(leap-frog)超過資本主義技術發展，這個說法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意味著可以用資本主義技術所取得的成就來衡量社會主義的技術發展。雖然這種比較在涉及研發生產資料類產品的物理過程時是可能的，但涉及消費品生產時，是不可能的。因為對于消費品生產，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分道揚鑣，朝向不同的方向。在黃鎮講話中提到的甄別外國文化產品的過程，應該在中國人民中得到普及，這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保護。

　　人類對文化進行篩選的歷史已有數千年。語言的延續就是一個文化甄選裝置，因為語言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傳統的文化物件、服務和機構體現了本民族特定的世界觀，使其流傳并免受外來意識形態的入侵。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他們通過實行“重商主義”政策確立合法的屏障，來保護他們發展中的體系免遭競爭。德裔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寫于早期馬克思時代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就倡導一種系統性的保護主義，以實現德國作為后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信息自由流動”的觀念在實踐上興起于19世紀50年代，當時大英帝國廢除了報紙印花稅和《谷物法案》，開始推行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體系。英國這么做并不是因為忠于貿易和信息自由的理想，而是因為這符合大英帝國當時的利益。而美國1945年以來在通訊和文化方面的外交奉行“信息自由流動”政策，不過是其在世界范圍內推行經濟擴張政策的親兄弟。任何在消費品和服務上的“開放”政策，對于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來說，都是不可想象的。

　　(譯/王洪喆)

　　*本文譯自Dallas W. Smythe， “After Bicycles， What?” in T. Gubeck(e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 230。副標題“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為譯者所加。馮建三、張志華、邱林川對譯文提出過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注釋】

　　①D. W. Smyth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in L. Gross & W. H. Melod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NY： Wiley， 1973，pp. 441-465。

　　②Yuezhi Zhao， “The Challenge of China： Contributions to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in J. Wasko， G. Murdock & H. Sousa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pp. 558- 582.

　　③D. W. Smythe， “On ‘Technology’ and Commodities as Propaganda; Needs and Cultural Screens，”in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pp. 217-248.

　　④同注②。

　　⑤同注③。

　　⑥趙月枝：《手機之后，是什么?中國“數字革命”的社會層面再認識》，載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⑦本文中多處出現以第三人稱寫作，是在斯邁思與妻子珍妮討論基礎上完成。——譯注

　　⑧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Technology， Fourth Annual Report， 1968， quoted in John McDermott，“Technology：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A. H. Teich (ed.)， Technology and Man’s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2， p. 152.

　　⑨In Jacques Ellul’s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64) and other works.

　　⑩John McDermott， “Technology： 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A. H. Teich(ed.)，Technology and Man’s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2， p. 151.

　　11從這里斯邁思開始觸及社會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的辯證關系，就是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的問題，斯邁思這篇文章的意義就是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出發，去解釋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傳播問題。——譯注

　　達拉斯·斯邁思：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Dallas Smy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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