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全民效率核算機制，是根據經濟生活中各種生產效率相互聯系、互為條件的現實，將基本的、占據國民經濟主體部分的行業平均效率指標設立為一個集群，按效率總體增降變化增減購買力(貨幣發行量)并與全民基本收入按比例掛鉤，形成每年度的價值與使用價值因為科技、協作等因素影響相互轉換的基本框架，以此反映勞動的社會效益，擴張財富源泉，校正經濟結構，規范市場經濟，并形成公有制的經濟基礎。

　　一、社會效益是現代生產中被壓抑的財富源泉

　　在社會產品價值結構的底層，是產品的效率結構在支撐。如果社會價值分配與社會生產的效率結構脫節，經濟的價值循環必然紊亂。私有經濟與公有經濟要不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不就是跟隨市場大潮隨波逐利，這都是上下脫節的表現。當私有經濟為5%的增長率而欣喜不已的時候，難道社會生產進步能力真的只能有5%?

　　當生產供不應求的時候，生產單位適宜通過大量復制產品追求利潤。此時產品量即意味著是財富量。社會根據貨幣流轉速度增發貨幣即可滿足經濟需要。當生產普遍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下，高效率生產會淘汰低效率生產，高效用產品會淘汰低效用產品。高效用既意味著受益面廣，也意味著消費者使用時間的節約。對于這種情況，人們一般稱之為勞動存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此時對勞動成果效用的社會衡量就不是企業利潤尺度所能表達。例如大橋的建成，對社會而言是提高了交通時間的效率。但是這些效率并不是建橋公司的利潤收益所能體現。橋梁使用者的交通受益，通過自己內部的資本利潤率折算，即使部分表現為利潤增長，也已經與橋梁效用無關。這意味著勞動的社會效用一方面在發揮實際的經濟作用，另一方面沒有在市場交易渠道中取得社會財富的合法身份。

　　在資本核算的約束下，科技創新勞動，協作型勞動這一類能夠對使用者產生時間節約的勞動實際是被當作能給企業帶來利潤的勞動衡量，所以我們一邊在享受高鐵帶來的快捷，一邊要指責高鐵建設的虧損累累，還債款遙遙無期。其實高鐵所帶來的社會效用，早已經在社會效益上默默補償資本賬面上的價值虧欠。就是勞動者本身，不也是一邊被歌頌為社會生產的核心動力，一邊要被視為生產成本而竭力將其扼殺么?

　　公有制一方面要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勞動和協作性勞動，另一方面又要通過資本核算壓抑勞動的社會效用，壓抑社會財富的涌現。這就是公有經濟進步中的矛盾。社會效益沒有價值化，意味著大量的高效勞動實際是被當作低效勞動甚至是無效勞動進入社會經濟。這一問題的敏感性還在于：公有制的經濟優勢就在于協作，而協作又是主要圍繞社會效益展開。如果社會效益沒有得到價值體現，公有制就難于立足。毛澤東時代怎么沒有全民效率的客觀標準?一方面當時社會生產“一窮二白”，在許多生產行業尚屬空白的情況下，中國首先要解決的是從無到有的問題，復雜的社會經濟利益需要一個全民效率作評判依據的矛盾，應該是在上世紀70年代工農業體系基本建立以后才能展開;另一方面長期的備戰環境也影響生產力標準(全民效率)的正常展開。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在公有制經濟建設中廣泛受資本核算的約束，毛澤東時代大量具有社會效益的勞動沒有得到價值體現，是造成當時生產快速發展而貨幣奇缺的重要原因。改革初期的財富暴涌，也與大量“無償”或者低價的公共財產，突然具有市場價值有關。當然，這還僅僅是高效勞動的固定資產價值得到社會承認，這還僅僅是勞動社會效益的一部分。

　　剩余價值是企業財富增長的源頭，也被視為是社會財富的源頭。但是當勞動的社會效用高過剩余價值時，我們需要賦予勞動的社會效用以次生價值，并以此展開新的價值循環，否則生產力的創新與高效機制無從穩定。資本核算壓抑具有次生價值的勞動，再加上分配不公，自然是科技進步越快，“生產過剩”的危機就越快越深重。

　　面對社會龐大的產品堆積、產能過剩，傳統計劃經濟是通過計劃價格與計劃分配來完成勞動的社會實現。勞動創新與勞動效用實際已經被置于可有可無的境地。因為計劃制定的前提之一是“無過即是功”。即企業只要完成規定任務，又無重大責任事故發生，即可視為企業經營合格。面對廣闊而又復雜的自然界，企業作為社會對物質轉化財富的第一線，這一合格標準的門欄明顯消極。市場經濟直接反映自然界的嚴酷與復雜，但是以私有利潤為經營準則，割裂了社會對自然的改造力量。而全民效率核算以全局利益(勞動效用創新)引導局部利益(企業利潤)，以國內使用價值循環(圍繞效用創新的價值循環)引導面向國際的市場價值循環。這是把計劃與市場的優勢做了兼顧，又避免了二者缺陷。

　　社會管理只要抓住一點：生產中是否有時間節約?產品消費是否帶來時間節約?如果產能過剩屬于第一種情況，那它處于淘汰落后產能的優勢地位。社會只要以強制壓價的方式就能處理產能過剩。如果產能過剩屬于后一種情況，那么這種過剩是虛假過剩。社會只要依據產品過剩量的價值和產品流轉速度，直接增發貨幣。增加的購買力部分由社會部分補貼給產品消費方，部分回饋社會。

　　如果產能過剩不包含時間節約因素，它只是市場過分逐利的后果，是工藝落后、效用陳舊重復的過剩，那么企業的價值循環就應該在社會強行壓價中向零利潤甚至虧損解體、拍賣的方向過渡。而其中具備技術改造條件的企業，則可以由社會扶持“升級換代”。

　　依據這個邏輯，大規模的架橋鋪路，大范圍產品更新換代，機器人應用等等帶來時間節約的勞動，都無需看市場和資本的臉色，在全民效率尺度衡量下，直接完成從使用價值到價值的財富交易轉換。關鍵是要打破舊觀念，認識到資本效率依靠剩余價值賺錢，全民效率是依靠剩余使用價值在賺錢，而且是以“共富”準則高效率賺錢。

　　生產力先進而又是私有制國家像美、歐、日本等國，面對“生產過剩”危機也可以運用全民效率核算以考察效率“短板”，但是資本運動只著眼于企業生存，還達不到著眼于社會生存的層次，所以資本運動只能服從利潤法則，而不能形成全民效率法則。

　　西方發達國家對于技術創新，一般都是采用技術壟斷的方式獲取高額利潤。究竟是資本壟斷的方式還是全民效率回饋全民利益的方式對技術創新更有利?效用體系的整體性決定了效用開發的經濟價值不可能一枝獨秀。光纖的性能指標、資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勝過銅電纜，但只有當商業對線路承載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時候，光纖改造的巨額投資才有回收的依據。由此可見效用開發的最高經濟價值要依托社會效用體系的基礎部位，才能得到最大體現。所以一個地區的經濟開發首先是供水、供電、交通、通訊等基礎效用的改善。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進效用的經濟價值才越有實現的可能，在此基礎上效用開發的深度也隨之提高。(因為二者同處一個相互影響的效用體系之中)。這是一個科技應用和科技尖端開發在經濟利益上的對應依賴關系，也是一個塔基和塔高的對應依賴關系。塔基越寬廣，塔高才能隨之增加。依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技術壟斷機制(當代資本壟斷的體現)，實際后果反而是自身的先進技術發展受到應用上的利益抑制。

　　二、從依靠剩余價值循環致富到依靠剩余使用價值循環致富是歷史性的跨越

　　因為產品效用互有聯系，在社會總的勞動時間投入與總物質財富產出之比中，局部生產各種效率變化影響以及社會效益都已經涵括在內。所以我們只要將社會中勞動消耗的產業主體以及社會基本必需品(約數百種)的勞動年平均效率指標列出來，其年效率增長即意味著在同等勞動時間內產生了更多物質財富。這部分低耗或“無償”的財富屬于社會剩余效用，它可以按照該效用的市場價格折算為社會價值量，按照貨幣流通速度增發貨幣。

　　由于這部分購買力來自于社會效益或全民效率，按照責權利相一致的經濟法則，它歸于全民利益。在目前生產力階段，全民利益具體表現為全民的基本利益保障，即全民免費醫療、義務教育、養老保障等等。當然，影響效率提升的主要行業與企業、個人都能按比例獲得部分效率“回報”。所以全民福利不是經濟負擔，而是社會價值循環的關鍵中轉站。

　　在全民效率核算中，產品的平均效率是指實際生產能力，而不是指在市場上已經獲得交易實現的產值。這是因為經過資本核算后的購買力，并不是生產力水平的真實反映。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們只有依靠自己的勞動能力創造物質財富，并依靠這一塊物質財富的消費進一步提升勞動能力，才能進一步擴張生產。在這種基本的生產關系規定中，平均效率是生產力的代表性指標，也是經濟運動的決定性指標。馬克思對價值的規定就是“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尊重平均效率即是尊重價值法則，一切須經過市場的神話就此被打破。

　　人們對一切生產關系改革的進步意義，都是建立在人與自然關系這一規定的基礎之上。全民效率所帶來的全民利潤，是依據剩余使用價值的情況所做的貨幣發行，社會購買力其實只是幫助效率達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勞動者價值由效率指標決定，不僅是企業成本，同時也是社會投資。

　　勞動是質與量的統一，也是效用與時間消耗的統一。勞動以一小時的勞動效果，達到傳統效用兩小時的勞動效果，這也是以物質增長支持社會購買力增長。所以，在社會勞動量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的社會效率決定社會購買力。這是現代經濟運動的重要特征。效率增長越快，有實物支持的貨幣也就允許增長越快。社會財富自然也就增多。在個別生產成為效率提升主力的情況下，資本生產就是依靠生產效率快速增長帶動財富快速增長的優勢，戰勝了封建的小農經濟。而現代生產中勞動效用的提升主力，正在由個體為主轉向整體協助為主，所以標志新生產方式、新經濟秩序的公有制成為歷史發展趨勢。

　　因為同等勞動時間中效用增長，剩余使用價值也能賦予價值，即社會效益也能折算成價值，這對資本經濟法則當然是一個沖擊。但是資本經濟對封建經濟秩序的沖擊，不也是依靠效用大面積創新而取勝?電力、鐵路、蒸汽機等等，“——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4頁)。所有勞動效用創新、科技創新都是像橋梁的作用一樣，在消費使用中會產生次生價值，因此具有價值增殖能力。

　　通過自創的財富消費提升能力，是社會生產和全民利益互動的立足點。社會平均效率即是全民效率，因為反映生產力的根本利益，也等于代表了社會的根本利益。在這里，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是社會經濟循環的一體兩面。全民效率的社會動力來源是全民利益，而全民利益的經濟來源是全民效率。

　　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的論述，反映毛主席的經濟指導思想是全民效率層次。但是因為當時具體的經濟核算體系是建立在企業贏利的基礎上，企業贏利的法則依然是資本法則。例如勞動者工資是與私企一樣來當作成本核算。而我們的稅收，我們的社會資金來源，無論是否用于公益，都是取自企業的利潤上繳。全民計劃實際上是為企業、為資本法則服務的計劃，因為企業贏利多少成為全民計劃的優劣標準。如果我們要把企業利益置于社會經濟的核心地位，那么掙脫一切社會約束的資本自由秩序，就成為企業經營的理想境界和奮斗目標。這也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盡管“血腥骯臟”，卻依然盛行于世的經濟基礎。

　　以企業利益衡量勞動，就將勞動效用局限于為企業服務的范圍內。就好比一項科技成果，明明是對社會有絕大好處，可是因為要經過企業利益的評價，最終會淪為企業贏利的工具。勞動效用因此受到損害。勞動效用在企業利益約束下，一是提升空間極為有限，因為企業利益畢竟是局部利益。二是迅速轉向復制效用。因為在復制產品的方式中，企業生產成本會走低，而利潤會走高。無數經濟學家在這種重復效用的價值運動中，絞盡腦汁的爭取利潤，計較得失。

　　公私矛盾，如果以“基本生產資料權利歸公”為改造標志，那僅僅是社會對產權的權利強制，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種強制能否鞏固并取得進步，還要看形成產權的生產力以及在生產力基礎上所形成的利益核算關系改造的如何。以全民效率指導企業效率，這就是前人探索留給后人的啟迪。

　　既然全民效率也能賺錢，那么社會圍繞效用創新必定形成新的利益支持機制。這種機制我們稱之為效用增殖機制。在這種增殖機制中，國企不再是單純的資本贏利組織，也是社會效用的創新平臺。國企的價值循環既依靠科技創新及社會協作獲得全民效率的按比例回饋，也依靠市場交易回饋。哪一部分比例大，要視企業創新狀況而定。

　　物質效用在經濟運動中是一個社會經濟進步的物質平臺。例如工具效用就是勞動所依托的物質平臺;汽車與火車效用系統就是我們生產生活所依托的陸地交通平臺。平臺提升所帶來的物質財富效應，是一種長期的面式效應。這就好比大橋對溝通兩岸的經濟作用以及科技對生產的經濟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個建橋企業或科技企業獲利這種點來計算，而是以經濟區域這種面來計算。它對價值的影響不僅僅是體現在產品交換的按質論價環節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產品的長期消費效果上。所以社會所得到的財富增長不是以個別企業自然數方式的積累增長，而是以倍數或指數形式跳躍擴張。這種依靠剩余使用價值以指數方式增長財富的能力，是個別資本剩余價值積累機制所無法比擬的。

　　用于知識創新(效用提升)的社會支出是一次性的，而效用收益是全面和長期的。這種短期投入，長期受益;面式擴張影響;指數型跳躍式的增長財富，是社會生產中剩余使用價值的循環方式，也是公有制的生產方式，是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而在資本生產機制中，財富依靠剩余價值積累，實際就是在爭奪絕對有限的勞動時間消耗。財富增長歸于個別企業資本，屬于點式受益，少數人受益。經濟上誰優誰劣在此一目了然。公有制生產方式的這種先進性，決定了其對國際秩序的身份只能是主導與改造者，而不是接軌者。

　　在社會生產中的消費領域。在傳統的資本生產方式中，生產利益與消費利益的交界點是交換。商品交換前是屬于生產利益，交換后是屬于消費利益。這是因為資本增殖的價值循環圈通過交換環節就能實現，不需要進入消費領域。所以在資本經濟中，無論是微觀經濟還是宏觀管理，消費就是開支，就是成本。

　　生產與消費的利益對立，構成了資本秩序的基石，反映的實際是資本屬性的私有與對立。正如商人所言，如果買方和賣方都講雷鋒精神，那生產就無法維持。所以在財富增殖過程(也就是價值增殖過程)中，產品質量對資本生產而言構成了一種外界的強加與制約。生產方的產品價值要想在消費者手上得到實現，那是“驚險的一躍”。

　　由于物質產品的次生價值是在消費領域實現，這使得在全民效率核算制中，所有的消費都變成了生產。這也還原了現實生活中人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的事實。市場交易只成為使用價值與價值中轉的一個環節。

　　消費環節一方面將物質效用落實到生產的最終目標――人的效用上(各種生產生活消耗最終都是為人服務的)，另一方面又將消費者支出(凝固的勞動時間，以貨幣表現的價值)返還給生產領域，使社會生產有了進一步擴張的物質條件。消費實際上與生產一樣，都在為提升勞動效率服務，都具有致富功能。

　　尤其是在人的生活消費環節，因為人的勞動效用可變，所以社會對人的消費投入產出比是不確定的，是可變的。無論是資本增殖還是效用增殖，根本上都是依據消費環節中可變的費效比來擴大再生產。所以就公有制而言，勞動者的消費開支，既是社會生產的周轉金，也是社會生產的可變資本，唯獨不能視作是只出不進的生產成本。

　　產品消費期就是效用投資的回報期，消費效率左右了再生產的擴張能力，消費結構在引導生產結構，消費能力制約生產規模，消費評價成為對生產的最高評價。在宏觀經濟中，真正的成本是時間消耗，而不是消費資金支出。

　　既然在宏觀上對消費的投入，也就是對生產的投資。我們就沒有必要將消費支出盡力壓縮。改革前所執行的“高積累，低消費”就顯示出典型的資本核算觀念。消費對生產能發揮多大的反作用，取決于消費自身的效率和生產對消費能提供多少物質產品。(生產轉換率)。消費過程應該看作是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的生產過程。因此將生活消費能力與生產中的勞動效用(效率指標)掛鉤，形成按比例分配關系，成為社會生產必不可少的環節。在公有制經濟中，更是應該先行一步，將其制度化，明朗化。

　　就全民效率本身而言，追求的是物質到財富的轉換率。使用價值到底需要多少購買力(價值)對應，本質上由勞動的財富轉換率決定。也正因此，人自身的生產過程，其對物質消費的比例，也是由社會平均效率所決定。所以生活消費水平過低或過高，都會人為阻礙物質到財富的轉換率，都會人為阻礙生產力所決定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應關系。

　　作為社會生產的核心產業鏈——人自身的生產過程，其經濟作用是隨勞動方式的進步而轉化。即在重復性勞動為主、資本核算為主的經濟環境中，人的生活費用是作為生產的價值損耗和成本出現，而隨著科技與協作型勞動的擴張，人的生活費用才會逐步顯示生產屬性和次生價值。社會對人的福利開支，才會變成回報豐厚的生產投資。

　　不同的生產評價標準產生于不同的生產方式。大量的基礎研究、無償援助與人文關懷，對資本生產而言，這是虧本運作，難以為繼。而對公有制而言，由于提升了全民效率，這恰恰是有贏利回報的生產行為。傳統公有制中所出現的教育補貼、醫療補貼、勘探補貼、高鐵補貼等等，都是公有制對勞動社會效益的一種價值平衡，不能看作是經濟弊病。在所有社會產品中，人是具有最大次生價值(潛力)的產品。全民效率會以剩余效用形成財富新來源的資格，主導與規范企業經營與市場博弈。盲目自私的市場由此向理性有序的市場轉變。

　　效用對經濟引導能帶來的利潤優勢，當然是涉及面愈廣愈突出。一國是如此，數國之間的區域合作也是如此。在全民效率的尺度衡量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恰恰成為效用創新、資金投入的切入點。效用的銜接是無國界的。局部經濟利益最終借助效用的社會性而走向生產的國際化。當各國都自覺的采用社會平均費效比這樣一把衡量社會財富的尺度時，國際通用貨幣，國際價值也開始形成。此時全球的經濟活動，服從全球平均效率的衡量，合理安排資源，實現勞動效果全球公正共享的全球化。經濟運動的主要矛盾，由對財富運用效率上的競爭，逐步取代對資源壟斷上的競爭。

　　社會分配以及社會產權結構圍繞勞動效用增殖重構，是時代的發展趨勢。產權是經濟秩序成熟時的責權利規定。資本產權所服務的是資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一系列權利界定要求。而公有制生產也必須形成自己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機制，才能隨之形成公有的或者是全民的產權機制。目前公有制在實行社會基本生產資料全民所有之后，盡管建立大批國企，盡管財政收支有國家的計劃分配，但是因為經濟核算只實行資本核算制，就必然要以資本的得失觀規范生產經營，規范生產制度，規范生產關系，所以全民的產權機制實際還處于“萌芽”時期。

　　國企的利益主體，關鍵在于承認勞動權利產權化。這也就等于承認勞動的使用效果(勞動效用)在財富增長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勞動效果(效用)像所有者一樣要求社會資源圍繞其分配，這當然突破了私有資本的局限，并且只有全民所有的社會制度才能容納。

　　國企的內部分配既包含像私企一樣的按技能、按科技創新成果、按文化程度的分類，也包含企業收益與工資支出在總體上按比例分配。這中間涉及三個問題：

　　1、無論是協作還是科技創新，社會效益對企業的回報都是按比例分配。它將公有制的利益格局落實為“效率面前人人平等”， 這與私有經濟中的“資本面前人人平等”形成對照。各種勞動只有在效率面前處于平等獲利的地位，才有利于勞動者發揮積極主動性。

　　2、符合公有制要求。勞動產權化是從經濟關系上落實和保障了“鞍鋼憲法”。勞動者在利益分配中落實了主人翁地位，也承擔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經濟責任。

　　3、符合生產力進步要求。法人代理、知識專利、承包經營、績效工資等都是現代生產對勞動產權化的推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企業收益與局部勞動者整體按比例分配，表面上是溝通了個人效率與企業效率的經濟利益聯系。但是由于企業在社會的效率競爭中也是按比例分配，這就將每一個人的勞動與社會責任、國家利益相溝通。

　　國企勞動產權的組織形式一般為企業黨委領導下的職代會。僅僅依靠“三資”企業振興不了公有制，國企盤活，地方財政才能有“活水”。

　　在效用增殖機制看來，“生產過剩”就是重復效用過剩，而不是最優效用過剩。在一定生產能力的約束下，人們所需的物質產品效用與生產該產品的勞動時間補償形成對應關系。所以“生產過剩”也是企業利潤量超越企業效用水平的表現，低效率勞動產品的含金量大幅度“縮水”，粗劣產品的積壓與傾銷，正是這部分勞動時間被社會拋棄的表現。加大對效用創新的投入與消費補貼，對落后產品壓價清理，是效用增殖應對“生產過剩”的殺手锏。

　　在資本增殖形態下運作，企業處于經濟運動的核心地位，企業價值增長、利潤增長的目標高于一切。在效用增殖形態下運作，企業的價值增長只有在符合社會利益的條件下才被認可，社會利益高于一切。這個社會利益對企業而言，不是在企業利潤上搞“一平二調”，而是通過全民效率核算分配，引導企業創新與協作。

　　企業與個人生活在價值世界中，財富的物質性已經由價值符號所代表，所以局部經濟的生存條件是利潤。有利潤則等于擁有財富。但是社會生產作為一個宏觀整體而言，物的效用，才是現實社會的客觀支撐點，是社會基本的生存條件。勞動所采取的種種社會形態，例如價值、利潤等等，都是服務于社會物質效用體系，才能體現自身的社會功能和作用。所以從宏觀經濟層次看，財富的物質屬性處于生產的第一位。其價值補償是內洽的，效率是內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其指導思想。社會生產的宏觀范圍愈大，社會生產的物質依賴性和效率內向性就愈突出、愈明顯。如果是將全球經濟視作一個整體，對外就是宇宙，如何實行價值交換?此時宏觀生產的物質第一屬性、價值自洽性和效率內向性就易于理解。因為勞動總量是一個常量，因此社會所能形成的利潤總量也是一個定量。甲的利潤增加，不過是乙的利潤轉移。所以利潤目標，并不是社會生產的本質目標。

　　在公有經濟的核算上有兩種認識。一是在社會生產中強調勞動效用配合的同時，不重視價值對勞動差異補償的準確可靠。美其名曰“共產主義的奉獻精神”。結果導致社會生產中高效勞動與低效勞動混為一體，勞動的剩余使用價值不能轉化為價值，而社會剩余勞動量畢竟有限，形成購買力奇缺。這在蘇聯體制中表現明顯。

　　二是在強調勞動消耗必須反映個別差異的同時，否定勞動效用平臺對價值形成的提升作用。對所有的社會功能系統例如醫院、教育乃至高速鐵路等等，都以資本核算衡量盈虧。社會利益割裂為局部利益，導致社會效用體系瓦解，價值含金量急劇下降(價值泡沫化)。表現在經濟中就是以企業利益取代社會利益，企業利潤迅速增長，但是因為社會為此支付更多費用，所以企業利潤的社會購買力也在加速下降。這在“蘇東”瓦解后的公有經濟市場化大潮中表現明顯。

　　在年度單位時間內，各種效用滿足社會的基本消費時間，可視作各種效用的基本作用。例如每年消耗多少鋼，多少糧食、多少能源等等。按照馬克思關于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疊加的觀點，產品的社會效益也可以視作產品傳統效用消耗時間的疊加。由此社會平均效率可以視為總的產品勞動消耗時間與總的產品產出可供消費時間的對應，這是一種粗略評估生產力增長的計算方法。

　　由于效用創新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消費中的時間節約)會在廣泛應用中逐漸減少，(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舊軟件產品往往還未完全普及就被新軟件所更新換代)。所以圍繞社會效用而形成的價值增殖計算也應該按照其普及程度和更新速度而逐年減少，直至歸零。國企只有持續創新，才有可能持續得到創新回饋。

　　因全民效率指標增長而產生的貨幣增發，與市場競爭中的利潤收入會不會形成重復計算?剩余勞動量與剩余勞動效用(剩余勞動使用價值)的價值增長是各有側重，但是畢竟都是發生在一個勞動主體上。

　　1、市場交易中也有“按質論價”，盡管是按資本贏利尺度衡量產品質量，但是也反映了部分勞動效用的價值含量。

　　2、當企業自身的勞動效用創新導致自己生產內部的成本下降時，就會形成這個企業的利潤計算與社會平均效率上升所計算的購買力重復。

　　3、在社會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應轉換中，會有一個有彈性的銜接空間。例如志愿者的無償勞動、決策錯誤的無效勞動等等，這種情況會導致社會在濫發貨幣中，恰好實現了部分勞動的社會效益。這會導致通貨膨脹滯后或者減輕。社會中勞動協作愈多，價值與使用價值轉換中的彈性空間就會愈大。這或許也是公有制的抗通脹能力要強于私有制的原因。

　　全民效率與企業效率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就像追求自由行駛的汽車與紅綠燈等交通規則的關系一樣，有管理與被管理的成分存在。另一方面，全民效率作為價值與使用價值轉換的中介，又深深介入到企業效率的形成條件中。

　　社會是以全民利益(平均費效比)為企業產能的調整底線，而不是以企業利潤(盈虧)為調整底線。這就突破了資本利益的應對危機局限，“經濟過剩”危機從根子上得到抑制。例如鋼鐵企業的價值循環條件被全民利益的價值循環條件拉低(社會平均費效比標準)，而鋼鐵消費范圍被拓寬(國家可以對其調配與消費補貼)。既以社會利益消化了過剩產能，又抑制了在利潤刺激下瘋狂擴張的產能沖動。

　　現代生產中社會效率與個體效率的結合成為新世紀科技進步的新特征。對于這個新生產形態的到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較普遍的稱呼是“知識經濟”。知識也可視作是效用的邏輯體系，知識成果具體表現為新效用。所以知識與效用本質上一致，在生產中的作用一致。它們反映的都是勞動的共性、勞動的社會性。它們的增長，需要一個依據社會整體利益所展開的協作機制。而社會整體利益只有在公有制中才有實際的存在，(公有制的基本生產資料全民所有，是從社會制度上落實了全民協作和全民利益)。所以效用增殖生產機制實際就是公有制的生產方式，公有制則是效用增殖生產方式在社會制度上的保證。效用增殖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形態。由于現代資本生產同樣在追求高科技，勢必愈來愈依靠效用增殖財富，就這點而言，公有制是世界社會制度的發展方向。

　　只有出現全民效率的衡量指標，并以此形成與全民利益按比例互動的價值鏈，公有制的經濟循環才算基本成形。私有制社會也有支持公益事業的財政開銷，但是這種開銷是補貼與成本性質，不具有生產性。有沒有全民效率機制，是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的根本區別。

　　三、效用增殖生產方式屬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

　　有一個人們容易忽視的問題：勞動的社會性不是源于社會建立公有制之后，而是源于勞動與生俱來就具有的社會屬性。勞動本身既具有個性也具有共性。反映到現實經濟生活中，勞動既通過價值核算體現其個別差異，又通過勞動之間的合作體現其社會性和共性。勞動的社會效益、勞動的共性、勞動的質量，都反映在勞動的效用上。勞動效用是指勞動的社會有用性。因為效用本身就是一個體系中的相互配合的概念，在生產關系中反映的是社會共性。所以社會在追求勞動效用創新的過程中，效用優化的范圍不會只限于企業、地區、行業等等，整個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領域，都在提升效用的關注范圍內。因此效用增殖生產方式只適合公有制經濟。

　　二戰后一些經濟落后國家開始建立公有制，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私有資本的利潤增長機制已經滿足不了社會盡快提升生產力的要求。勞動的共性在生產力(大工業)的支持下，需要張揚，需要突破個別生產以體現其經濟力量。

　　按照勞動效用在生產力中的作用，對勞動方式本身可以作一區別：

　　一種是影響消費方價值的勞動耗費。例如架橋鋪路可以節約消費者的交通時間;生產節能燈泡可以節約消費者的電費等等。所有的科技創新，以及社會協作的勞動，都具有影響消費方勞動耗費的能力。這種勞動的特點是對工具、工藝、生產條件本身進行改造。對此我們稱之為開發性勞動。它在消費中會具有次生價值，或者說具有價值增殖的功能。它的利潤主要來自于社會效益(剩余使用價值)，適用于全民效率核算，也是公有制的基本勞動。當社會主要的體力勞動由機器人代理時，意味著開發性勞動占據社會生產的主體地位，同時也意味著公有制在社會制度競爭中占據主體地位。

　　另一種是滿足傳統需求的勞動。勞動過程是對生產資料作傳統加工，具有工藝不變、效用復制、消費過程中勞動價值只具有單純轉移或損耗的特點，我們稱之為重復性勞動。資本生產主要依靠重復性勞動產生剩余價值，并實行資本核算。由于生產力水平所限，目前即使是公有制國家也普遍依靠重復性勞動，并采用資本核算制。這種帶有嚴重資本主義烙印的公有制，還需要生產力的創新與推動才能鞏固發展。其道理就如同手工磨基礎上不能建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樣的。

　　因為生產過程的管理與利益分配都要依據勞動特征而作出，而勞動特征又是生產力的反映，所以勞動方式是銜接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橋梁。不同的勞動方式代表了不同生產力水平，也是不同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開發性勞動的創新機制全面中止，意味著生產進步停滯。社會生產自然會轉為重復性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也會自然向私有制轉化。我國既堅持公有制，又處于以重復性勞動為主、以資本核算為主的汪洋大海，這就構成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矛盾。

　　開發性勞動堅持整體效率至上，而重復性勞動又堅持局部效率至上，這二者是矛盾的。作為生產形態的微觀基礎——企業，在這兩種不同的生產機制要求下，其行為也產生沖突。反映到社會經濟中，就表現為兩種生產機制和兩種產權的斗爭;表現為法人效率與資本效率，法人產權與資本產權的斗爭;表現為生產效率是能夠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礎上，還是不能夠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礎上的斗爭;表現為“公”與“私”的斗爭。在這種矛盾的驅使下，經濟運動的微觀主體——企業，表現出既要發展科技又要壟斷科技;既要追求資本控制，又要實行法人代理;微觀核算上堅持壓低工資成本，宏觀管理上又要想方設法擴大市場內需;既要自由競爭，又要自己壟斷;既要社會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擁有特權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

　　其實這種矛盾何止是表現在企業層面，可以說每一個經濟層次都是這種矛盾的統一體。國家經濟在世界市場中屬于局部利益，所以無論它是私有制國家還是公有制國家，面對世界市場，它表現為資本角色，追求以國家為單位的局部利益。而面對國家的管轄區域，它又表現為社會管理角色，要堅持整體效率至上，整體利益至上。否則國家的管理職能和管理資格就要被削弱。在行政管理為主的經濟體系中，各省、市、縣的經濟運作都是如此。對上它表現為資本機制，力求維護地方的局部利益;對下卻又要求“全局一盤棋”，維護整體利益了。

　　國家經濟，對外界表現為經濟利益的局部性、個別性。這就需要計較利潤收益;對內部則表現為經濟利益的整體性、社會性，宏觀性，需要計較社會生產的物質效用、全民效率等等。國家經濟的這種二重經濟屬性，看似矛盾，實際恰恰兼顧了生產運動的矛盾對立雙方。即兼顧了勞動中勞動量與勞動效用這兩種要素的矛盾對立，兼顧了宏觀與微觀的矛盾對立，兼顧了勞動消耗與物質產出的矛盾對立。

　　在這種矛盾對立的雙方，起主導作用的應該是符合經濟運動發展趨勢的一方。由于當前的經濟運動傾向于生產效率全民化而不是私有化的發展趨勢，因此以私有化主導經濟矛盾的指導思想，就成為倒退的指導思想。社會剩余價值總量基本不變，加上兩級分化，人的生產活力受到壓抑，財富自然也就受到壓抑。而以社會化、效用化主導經濟矛盾的指導思想，則成為進步的指導思想。人的生產活力受到張揚，財富源泉自然也就擴張。

　　四、全民效率指標在效用增殖生產方式中的其它作用

　　簡要的說，1、拓寬了勞動轉換財富的渠道。由于全民效率所涉及的社會面廣泛，在財富的生產方面，不僅企業勞動是財富，行政勞動、教育勞動、醫療勞動等等都成為致富因素。在財富實現方面，生產已經不需要走市場交易的獨木橋。只要勞動效用能夠節約時間，能夠提升效用平臺，社會可以通過配發貨幣或者直接調配方式予以價值實現。

　　2、社會效率與局部效率的溝通中介。局部效率服從于局部利益，而局部利益并不會自覺服從全局利益。全民效率是局部效率的綜合，服務于全民效率即是服務于局部效率，這就等于抓住了局部利益的“牛鼻子”。傷害別人的利益即等于傷害自己，對社會“假、冒、偽、劣”，即是對自己“假、冒、偽、劣”。上下同心，這世界上還有什么經濟難關不能攻破?對國企而言，找到了政企相對分開的經營準則，找到了自主經營的方向和權益。以往的國企如果以市場利潤為經營目標，又違背了全民所有的意愿，與資本經營沒有什么兩樣;如果以政府指令為依據，又喪失了經營自主權和自主權益。國企成為非驢非馬、不倫不類的經濟怪物。而在全民效率核算體系中，國企的定位是社會效率的平臺，在全民效率的競爭中得到利益回報。國企經營服從全民利益，已經不是唯政府指令而動。

　　3、使用價值與價值轉換的新中介。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在生產中是通過人與效用的互動關系來表達。這實際也是物質財富與勞動時間的轉換關系。在全民效率的經濟表達中，勞動效用所具有的社會性，對社會所帶來的利益，已經遠超個別生產所帶來的剩余價值利潤。

　　4、生產與消費的中介。效用提升兼顧了生產與消費的共同要求，所以生產與消費雙方再也不是爾虞我詐的敵對利益關系，而是利益一致的對效用提升的兩個方面。這是效用增殖機制具有社會性的重要特征。正如人們所常常說的，一切垃圾都不過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生產本身既是對資源的消費過程，也是對另一種資源(廢棄物)的提供過程。

　　5、精神與物質互動的中介。勞動效用是生產效用的核心動力，效用開發愈自主愈獨立，勞動效用及其權益也就愈獨立愈完善。一方面勞動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構成了生產活力的基礎，社會經濟秩序必須成為張揚勞動權益的秩序。另一方面社會不斷改進和維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使個人的勞動能力不斷突破物質條件的枷鎖。(我們知道，在資本條件的約束下，很多人是連讀書學習的機會都沒有)。當物質財富的豐富達到社會有能力包攬個人生活基本物資耗費的情況下，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勞動的創造自由度才能突破個人利益這一最終的物質利益障礙而達到一個新階段。但在此階段到來之前，個人利益與奉獻的社會目標構成了效用核算進步不可分離的兩個側面。

　　開發性勞動面對的是未知的自然領域，生產創新的目標一方面決定了勞動的消耗和回報都不能精確確定，另一方面也決定了勞動必須要有主動性、創造性和奉獻精神。這種自主創新的生產機制，要求勞動責任必須與生產的最終收益責任掛鉤，才能達到生產目的。那種只追求按質按量完成局部任務的雇傭關系顯然已不能適應勞動功能的這種轉化。只有將勞動權力和收益與勞動最終效果掛鉤，將勞動者的個人利益與生產利益直接相聯，才能維護住第一線的勞動效率。也才能維護住生產過程中責、權、利的有機統一。

　　由于勞動能力的發揮在生產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個人權益的生產性隨之提升。這在當前的人材爭奪中已有體現。勞動權益的擴張向兩方面展開，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為重要的生產條件。全民效率把人的因素擺到了生產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把人的生活質量、精神境界擺到了生產效率、生產目標的第一位。消費利益與生產利益合為一體，提升消費也就是提升生產。

　　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產過程還是一個物質上自我維持的過程，一個效率絕對內斂的過程，這是物質匱乏在社會生產中的最后表現和最后一塊領地。所以在知識性生產(效用增殖生產方式)中，勞動利益差異最終落實為局部勞動者個人利益差異而不是資本家個人收益差異。企業動力最終來源于勞動者的私人物質利益追求，而企業協作的最終障礙也來源于局部勞動者對私人利益的維護。效率的障礙與動力集于一體，使得勞動者個人利益成為知識性生產的矛盾中心。當生產效用使勞動時間越來越“貴”，但是生活品的勞動耗費已經不占據日常勞動的主要時間時，當物質財富的豐富達到社會有能力包攬個人生活基本物資耗費的情況下(社會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義務教育等的出現，反應了這種發展趨勢)，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勞動的創造自由度才能突破個人生存條件這一最終的物質利益枷鎖而達到一個新階段。當然，這也是生產效率的又一個新天地。但在此階段到來之前，個人利益的經濟爭奪與精神高尚的社會引導構成了開發性勞動進步不可分離的兩個側面。正如本文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樣，這也是勞動共性與個性在效用增殖生產方式中的矛盾運動。

　　人是生產的原動力，生產效用最終服務于人的效用提高，而人的效用提高又推動生產效用的提高。在效用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直接體現為生產利益，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也就聯在了一起，愈公正就愈有效率。幫助對方也就等于是幫助自己，奉獻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勞動創造的支撐點(任何物質回報都無法衡量勞動的創造價值)。高尚的人文環境和高效的社會經濟環境，成了經濟高效率增長、世界資金、人材、技術持續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結果。進步的生產力必然追求進步的生產方式，而進步的生產方式必然進一步解放人們自己的活動能力。這是沒有法子改變的。“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0頁)。而在資本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屬于消費方利益，屬于生產成本，必須壓縮得越小越好;個人利益必須先與資本利益聯在一起，方才能與社會利益聯系，這就將人的自主性局限于自私與短視的層面。

　　6、政企分工與協作的依據。政府管理經濟的優勢是能夠跳出資本利益的局限履行社會利益訴求，缺點是沒有相應的經濟責權利約束。企業管理的優勢是有明確的經濟責權利約束，但是沒有社會職責和利益的擔當。全民效率核算既反映全局利益，又反映企業的根本利益，是二者的效率共同點也是二者的利益溝通點。政府與企業都要服從全民效率，并以此找到合作依據和分工依據，它將會在宏觀與微觀經營“雙贏”上得到反映。

　　效用增殖生產方式從經濟制度上瓦解了官僚階層。社會財富的獨享是官僚階層形成的經濟“土壤”。在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同步升降的情況下，社會管理層的財富比例自然會高一些，但是它的利益也只是勞動者總體利益的組成部分。二者比例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那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存在了，官僚階層自然也就還原為管理階層。馬克思指出：“英國國教會，對于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三十八條的人還會原諒，而不會原諒一個奪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資本論》第一卷第5頁)。如果我們將官員的收入水平與當地社會的低收入階層的平均收入按比例相聯，我們還用擔心扶貧工作落不到實處?在收益以比例相聯的情況下，剝奪了窮人，也就等于剝奪了自己。改變利益分配方式，是比官員公布財產或者開展政治運動更根本更有效的做法。

　　7、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中介。當社會進步力量將社會基本生產資料的支配權收歸社會進步意識支配以后，社會生產的基本職責和基本法則成為人們需要加深認識的新事物。人們總是在走了巨大彎路之后不自覺的返回生產力要求。社會平均效率指標也可以社會平均費效比指標表達，它建立的是社會生產總體的規范與法則，直接以社會意識表達生產力訴求，實際是為社會意識自覺掌握生產規律提供了條件。今后的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還會像以前那樣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嗎?

　　8、解決就業。按照效用增殖的邏輯，勞動效率越高，人們可以享受的福利也就越高。全民效率在決定財富分配比例尺度。像歐美等生產力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困境，是因為把財富來源建立在企業利潤率上。如果機器人的推廣會導致更多的勞動者失業，這只能說明機器人的剩余使用價值尚未轉化為價值，效率平臺尚未完全展開。因為人對自然的應用愈多，自然中未知的東西也就暴露得越多，勞動需要參與的面也就愈廣。這只會為生產發展提供無窮勞動空間。知識進步導致物質財富超值增加，財富增長又為更多的人參與生產提供物質條件，為知識的擴張提供生力軍。所以對全民效率而言，是參與生產的人越多越好，本能的要求全面就業，充分就業，各盡所能。而資本的就業機制，從局部贏利出發，是以強大的失業大軍作社會基礎的。

　　在資本生產中，是以企業利潤的尺度衡量財富。全民效率核算則是以社會利潤(社會受益)尺度衡量財富。公有制經濟也爭取利潤，但是利潤的來源是勞動效用差，而資本利潤的來源是企業剩余價值差。社會利益的尺度將財富形成面從物質領域擴張到非物質領域，例如教育質量、環境衛生等等;對財富的容納深度無限。例如對機器人的應用，就絲毫不擔心會產生勞動力過剩的問題?？萍歼M步愈快，財富增加的就愈快。經濟增長已經不再是以依靠勞動數量的增長為主，而是以依靠勞動質量的增長為主。在勞動方式上，表現為社會生產不再以重復性勞動推動為主，而是以開發性勞動推動為主。以效用核算、社會效益核算、全民效率核算為標志的公有制自然走向經濟前臺。

　　效率的核算尺度愈寬，財富的涌流面就愈廣。但是效率的核算尺度又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在重復性勞動尚未被機器人所基本取代的情況下，目前全民效率核算的范圍只能是直接的時間節約，而以后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會把間接的時間效率例如教育因素、文化因素、環境因素等等都會列入核算尺度內。所以無論是從生產成長方式中的勞動定位而言，還是從勞動效用自身的生產特征而言，勞動效用都是當代生產中最高權威的業績考核指標，是全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市場中勞動價值多少，要由勞動效用來決定，這也是人們在現代生產中普遍追求科技創新的原因所在。

　　資本核算制從兩個方面壓制住開發性勞動。一是從勞動外部的選擇條件上給予壓縮。資本利益本身就是局部利益的框框。勞動效用要服從資本要求，就先天壓制了勞動效用的社會選擇。諸多社會協作與財富擴張的源泉都因此喪失。如果公有制國家是以國家資本的方式運作社會資源，那么也僅是把勞動效用擴張到國家級別而已。國家操控資源的能力增強，資本贏利的本質沒有改變。二是從勞動的內在動力上給予壓制。資本核算中人的收入被視作成本，是壓縮的對象，本質上就是在排斥勞動效用的動力源泉。勞動者在政治上是主人，在核算中做成本，是被壓縮的對象，這能統一嗎?能共富嗎?

　　社會只有從普遍改善人的基本生存狀況入手，從確保人的基本生活物質條件入手，才能徹底解放勞動的創造力，才能獲得最高效率的資源運用效果。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立關系得到良性協調的情況下，經濟運動再也不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的兩難選擇，而是公平必然產生效率，效率必須維護公平。

　　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進效用的經濟價值就越有實現的條件，在此基礎上效用開發的能力和深度也隨之提高。這是一個效用與價值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幫助落后地區發展互聯網，我們才有進一步提升互聯網技術的實力與條件。我們只有幫助落后地區提升科技水平，我們自身的科技水平才有進一步提高的物質基礎。通過社會組織的大規模效用提升，可以使自身的投資與勞動得到順利實現、使相關配套產業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費方受益。這種生產、投資、消費三方收益、社會運籌為主的物質財富增長方式，這種既引導市場價值流向又引導市場開拓的效用增殖生產方式，是公有制邁向高級階段的經濟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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