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羅爾在其代表作《經濟思想史》中說，“在每一部經濟思想史著作中都給予馬克思一席領地并為他專設一章，這是一個合理的傳統”[1]。在20世紀初出版的法國經濟學家季德與利斯特和美國經濟學家韓訥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傳統[2][3]，而且，這個傳統一直保持至今[4]。西方學者所編著的經濟思想史著作或教科書，為什么一直保持著這樣一個“合理的傳統”，或者說，他們保持這個傳統的理由何在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問題。顯然，他們的理由不是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的理由，而是從西方經濟學[5]角度看的理由。因此，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們了解馬克思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從而進一步深化對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關系的認識。

　　本文擬分別介紹并簡要評述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介紹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對馬克思及其影響的評價和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評價，進而說明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對待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給予我們的啟示。

　　一、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介紹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編著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中，有關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內容一般由三個部分組成：[1]介紹馬克思的生平、主要思想及其淵源(這一部分有時也包含對馬克思本人及其經濟學說的總體評價);[2]先不加評論地介紹馬克思的主要經濟學說，然后再進行評論(也有的是介紹與評論穿插進行，但基本上沒有僅有評論或批判而無介紹的);[3]對馬克思經濟學及其影響進行總結性的評論。

　　關于馬克思的生平，西方經濟學者可謂“各顯神通”，充分施展出其“獵奇”的才能。如，馬克思的父親對正在上大學的兒子感到“失望”時在信中對他的“指責”，馬克思年青時寫給燕妮的“浪漫的詩篇”，“馬克思寫了一出希臘悲劇”，“一名普魯士政治間諜”1853年在倫敦寫回的關于馬克思家庭生活的“細致的報告”[6];馬克思在自己的孩子夭折后“肝腸寸斷、悲痛欲絕”時所說的話[7]。不過，雖然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介紹馬克思生平的篇幅長短不一，在形式和側重點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異，但在以下幾個方面卻是一致的：馬克思所受的政治迫害、與燕妮的愛情、(成家后)貧困的家庭生活、與恩格斯的友誼等。馬克思堅忍不拔的鉆研精神和一絲不茍的學術態度在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中也得到了充分肯定：熊彼特稱馬克思是“貪婪的讀者”，“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8];海爾布羅納則認為，馬克思“讀盡了在他之前的每個經濟學家的作品”，而且“對于寫腳注有強烈愛好”[9];巴克霍爾茲不僅認為“他幾乎瀏覽了經濟學方面可利用的所有資料”，而且還指出“《資本論》一書多達2500頁，引文出自1500多本著作”[10]。

　　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在介紹馬克思的主要經濟學說時，并不是斷章取義對他的某些論斷進行評價或批判，而是盡可能地簡要介紹其基本概念、假設前提和邏輯推導。以西方經濟學者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為例，斯皮格爾在介紹時強調，“馬克思把勞動和勞動力明確地區分開來”，并指出“馬克思的分析使用了三個比率”，即資本有機構成、剝削率和利潤率[11];巴克豪斯也強調，“馬克思關于剝削的論點建立在勞動和勞動力之間的區別的基礎上”[12];布魯不僅強調“我們必須仔細區別馬克思的勞動力與勞動時間的概念”，并且舉例甚至用圖示加以說明[13]。有人在介紹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時還舉了一些非常通俗易懂的例子來加以說明[14]。

　　當然，也有人在介紹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時出現誤解，如斯考森在介紹剩余價值理論時就混同了馬克思的利潤率和剝削率這兩個概念[15]，但還不屬于惡意歪曲。不少西方經濟學者在介紹馬克思時和我們一樣也將他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嚴格區分開，例如，布魯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這一章的開頭就明確指出，以前的“社會主義批評家們鼓吹激進的改革”，“他們對資本主義以及所謂的資本主義邪惡的反對都是道義上的”，而馬克思“放棄了這一方法”，“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將導致其最終消亡”[16];巴克霍爾茲也強調， “馬克思蔑視烏托邦社會主義”，“蔑視那些渴望對收人進行公平分配或者對財富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念頭”，他“曾被反科學的浪漫主義者們深惡痛絕，因為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僅僅是由一群邪惡的人們制造的邪惡的意外”[17]。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這樣一句名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18]

　　不少西方經濟學者在介紹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或“歷史的經濟解釋”時，也和我們一樣引用了這句話[19][20][21][22][23]。另外，還有人比較客觀地指出了馬克思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區別：“馬克思批評經濟學以不考察工人同生產的直接關系來掩蓋勞動本質的異化”，他“如此深刻分析的這個關系是馬克思經濟學區別于古典經濟學的分水嶺”[24];“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生產規律是自然規律”，馬克思則認為“生產規律的基礎是處于特定的歷史階段的資本主義規律和制度”[25]。

　　二、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對馬克思及其影響的評價

　　不管作者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具體評價如何，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一般都認為，馬克思是經濟思想發展史中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而且是一位集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于一身的偉大思想家。

　　(一)經濟思想發展史中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普雷斯曼明確表示，“馬克思、凱恩斯、斯密是經濟學發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經濟學家”[26]。福斯菲爾德也表達了類似看法，他將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稱為“經濟學發展過程中3部關鍵性的著作”[27]。斯考森2007年又出版了一部經濟思想史著作，書名就是《三大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約翰·梅納德·凱恩斯》[28]。

　　在其他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中，馬克思也被視為經濟思想史中的重要經濟學家之一。薩繆爾森認為，經濟思想史方面“標準的高深著作”當屬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29]，熊彼特正是在這一著作中將馬克思稱之為“第一流經濟學家”[30]。在海爾布羅納的《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中，馬克思就是“少數幾位博得奇特聲譽的人物”之一，并獨占了一章[31]。坎特伯雷的《經濟學簡史：沉悶科學中的巧妙方法》一書封面上排列了四位經濟學家的頭像，其中就有馬克思[32]。甚至連臺灣出版的《西方經濟學簡史——世界五大經濟學家》，也將馬克思和斯密、李斯特、馬歇爾、凱恩斯并稱為“世界五大經濟學家”[33]。

　　(二)集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為一身的偉大思想家

　　熊彼特主張，“把偉大和生命力聯系在一起”，并表示，按照這個標準，“偉大這個詞無疑適用于馬克思的學說”[34]。海爾布羅納認為，“馬克思這一名字和弗洛伊德及柏拉圖一樣長存人間”[35]。亨特稱，“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建樹、且能與考爾·馬克思媲美的思想家，歷史上寥寥無幾”[36]。布勞格說，“現在正普遍認為馬克思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家，他還是一位把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甚至人類學有機結合起來的社會科學家”[37]。就連自稱在課堂上“盡全力批駁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斯考森也認為，“極少有經濟學家像馬克思一樣旁及其他各學科”，“我們可以把馬克思稱為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學批評家”[38]。

　　(三)馬克思的影響

　　對于馬克思的影響，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者是有分歧的。這種分歧主要表現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馬克思的影響是否僅僅局限于對激進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

　　巴克霍爾茲認為，“馬克思給現代經濟學留下”的僅僅局限于對“現代激進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思想的影響[39]。斯皮格爾在談到“馬克思的影響”時，也認為他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者還有影響，而對“資產階級”本身的“影響”只不過是促使其“做了讓步和改革”，以“回避”“革命的威脅”[40]。但是，巴克豪斯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即使對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言，也是重要的”[41]。埃克倫德和赫伯特也明確表示，“甚至在經濟學科內，馬克思的影響也已遠遠超出了嚴格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團體”[42]。布勞格則認為，“三卷《資本論》尤其是后兩卷包含著大量的精辟分析，這些都是值得現代經濟學家學習的”[43]。

　　第二，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預言尚未實現，以及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變色的事實，是否使馬克思的影響被削弱。

　　斯考森從5個方面強調“馬克思的預測沒有實現”，并認為“隨著蘇聯和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范式的解體，馬克思主義的魅力也消失了，至少在經濟學界是如此”[44]。不少西方學者卻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埃克倫德和赫伯特表示，“盡管在今天世界各地富有靈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衰落了，但馬克思和他的思想體系卻仍然對整個知識界保留著魅力”[45]。又如，亨特認為，前蘇聯和東歐所發生的事變“絲毫不可能貶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本質及其運動規律所作的天才般的洞見”，因為馬克思并不是對這一類國家的經濟“作了預測并論述它們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他討論的是資本主義，那么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事件才能證明他錯了”或“過時了”，“但是，那樣的事件至今還未發生”;他還預言：“馬克思的思想毫無疑問將戰勝這種或那種在未來貶損其影響的企圖，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像馬克思描述的那樣運行”[46]。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西方經濟學者還對“一般人都抱有以馬克思為一個革命者的成見”提出異議，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響，并不是他們的革命活動”，“資本主義必須最后勉力對付的，是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47]。

　　三、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評價

　　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的著作家們雖然從不同的角度、或多時少地對馬克思經濟學進行了批判，但對馬克思的經濟學方法和一些具體的經濟理論還是給予了不少肯定性評價。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

　　斯考森說，“馬克思也許是第一個建立有自己方法論和語詞系統的思想派別的主要經濟學家”[48]。亨特認為，馬克思“像古希臘迄今的大多數理論天才一樣”“構建了一個嚴密的、有機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的復雜精細概念有：本體論與方法論、人性、社會本質、個人同社會整體關系以及社會歷史過程的本質”[49]。在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中，對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的評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歷史的經濟解釋和對經濟的歷史分析

　　熊彼特認為，馬克思所獲得的“一個有關經濟學的基本的方法論”表現在兩個方面：對歷史的經濟解釋和對經濟的歷史分析。在馬克思之前，經濟學理論研究和經濟史研究之間只存在一種“機械”的結合，即經濟史學家專門研究經濟史，經濟學家則“僅僅是為了舉例”或“證明某一結論”而利用經濟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馬克思則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化學”結合——“把歷史引入產生結論的論證中”，“他在一流經濟學家中第一個懂得并系統地教授經濟學理論如何進入歷史分析、歷史的敘述怎樣轉變為歷史論證”[50]。埃克倫德和赫伯特對馬克思的這一方法的評價是：“馬克思清楚地理解和評價經濟學和歷史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正是馬克思的獨到之處”[51]。唯物史觀被恩格斯稱之為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的發現”之一[52]，馬克思正是從唯物史觀出發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53]，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因此，我們往往認為資產階級學者對此必然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然而，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一些現代西方經濟學者不僅在其經濟思想史著作中比較客觀地介紹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或“歷史的經濟解釋”，而且還給予了其較高的肯定性評價。例如，米爾斯認為，“馬克思力圖指出經濟關系對現行思想觀念的重大影響。這是一種具有原創性的、特別重要的思想，它不僅完全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而且已經構成了當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個部分”[54]。斯皮格爾評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重點放在經濟因素上，盡管其自身是一種簡化，卻把歷史從它早期對諸王朝及其戰爭的關注中解放出來，并且促進經濟史的研究”，并稱“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絲不茍的經濟史學者”[55]。

　　對經濟的歷史分析則是在經濟理論分析中考慮到歷史的因素，在斯密的經濟理論中本來是有歷史因素的，但從李嘉圖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就拋棄了歷史分析方法。霍奇遜在分析“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這一問題時強調，“馬克思的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先驅以及隨后的新古典經濟學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顯著不同”是：“古典經濟學家和其他經濟學家考慮問題的起點”是“非歷史的、抽象的個人”之類的“普遍性的假設”;而在馬克思看來，“非歷史的、普遍性的范疇不能夠抓住一個特定社會系統的實質性特征”，因而“與現代經濟學的教科書不同，《資本論》并沒有從一個一般性的、非歷史的‘經濟問題’開始”，而是“從分析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本質社會關系開始的”。所以，“馬克思的成就是非凡的”，他的理論“長期標志著經濟學和社會理論發展的高標準”[56]。斯皮格爾在比較馬克思與李嘉圖的方法時也指出，馬克思與李嘉圖“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于把抽象思想的序列同大量的歷史性描述的細節交織起來”，并認為馬克思的“這種方式使人回想起斯密的方法而不是李嘉圖的方法”[57]。這就是說，“經濟學之父”斯密的經濟思想中曾經包含有的歷史因素長期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遺忘，卻被作為非主流的甚至是異端的馬克思經濟學所繼承和發展。

　　2.長期動態分析

　　布魯認為，“馬克思對于經濟學的貢獻”之一就“在于他強調動態而不是靜態”[58]。所以，羅賓遜夫人曾指出，“馬克思主要同長期動態分析有關，而現代經濟學理論還沒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59]。

　　布勞格認為，從“三卷《資本論》尤其是后兩卷包含著大量的精辟分析”中，“我們甚至能得到一種現代的增長理論”[60]。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多馬本人顯然同意布勞格的這一觀點，因為他在自己的代表作《經濟增長理論》中曾經指出：“增長模型，就廣義來說，在經濟文獻中曾經數度出現，至少可以追溯到馬克思。 ”[61]難怪羅賓遜夫人在談到這一問題時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假如馬克思被當做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來加以研究”，“那將節省了我們大家許多時間”[62]。

　　3.短期均衡分析

　　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動態分析，無疑是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最重要的一個特征，但是馬克思并非完全排斥對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進行短期分析的必要性。正如亨特在比較馬克思和凡勃倫在方法論上的區別時指出，“雖然馬克思相信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仍然認為應該將資本主義的許多特殊的歷史變遷環境看作是固定的或是既定的，以便研究這個體系的短期功能”，而且“馬克思做這些研究時，常常會利用均衡的分析方法”，這就是導致“馬克思的分析在很多領域都明顯優于凡勃倫”的原因之一[63]。

　　埃克倫德和赫伯特將經濟學家所探討的問題分為兩組：第一組問題是關于“市場如何運行”的問題;第二組問題是關于“不同于市場的選擇是什么”的問題。他們認為，對第一組問題的探討“被稱為主流的或正統的”，而“對第二組問題的探討則一般被看作是非正統的或主流之外的”;經濟學家們“有時提出前一組問題”，“有時又提出后一組問題”，“但十分罕見”的是，馬克思“同時提出這兩組問題”[64]。他們的這一判斷是合理的，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他的研究是從分析商品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的“元素形式”開始[65]。而他在對商品進行分析時就必然要涉及到“市場如何運行”這一西方主流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所以，盡管出發點或目的不同，馬克思實際上也對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進行了短期分析，這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者關注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理解

　　對于馬克思，現代西方經濟學者“感興趣的是他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制度以及他的看法與斯密有何不同”，因為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這三大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仍然界定了經濟學領域”[66]。所以，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的著作家們非常關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理解。

　　熊彼特稱“馬克思是試圖為資本主義過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個人”[67];亨特認為，“直到今天”，馬克思的“框架和見解對于理解資本主義的結構和功能仍被證明是非常有用的”[68];斯考森表示，馬克思“對于市場資本主義的哲學分析存在有價值的成分并值得我們關注”[69]。海爾布羅納則用事實說明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模型“展示了非凡的預見能力”，其“先見之明，是非常驚人的”。他認為已經被證實了的預測包括：“技術進步不僅是資本主義的一個伴隨物，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周期性繁榮和崩潰”、“大型企業的涌現”和“那些微小和獨立的工匠以及個體工人不能抵抗大量生產的壓力” 而“將不得不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70]。布魯也認為，“馬克思正確地預測了大規模企業以及壟斷力量的增長”[71]。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用了較大的篇幅來說明“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其中有這樣一句名言：“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創造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 ”[72]一些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也引用這句話。例如，米爾斯的《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引用了這句話，以說明“馬克思承認工業革命的巨大成就”[73];巴克霍爾茲的《已故西方經濟學家思想的新解讀》引用這句話則是為了說明“馬克思曾為資本主義寫過一些最具雄辯力的贊歌”，并指出馬克思對“那些頭腦不清、充滿懷舊之情的小商小販”的態度———“沒給他們留下什么懷舊的空間”[74]。

　　(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相關理論

　　斯皮格爾稱，“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必須從勞動價值論開始”，因為“這種分析工具不適合多要素經濟，也不適合到處都有競爭的市場經濟”[75]。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勞動價值論本身都是持否定態度，不過，他們中也有一些人并沒有因此而認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毫無意義的。例如，布魯認為，“那些批評馬克思的經濟學家也同意”的馬克思“對經濟學的分析”所做出的貢獻之一就是：“在為經濟學創建一個合適的價值理論的努力中，馬克思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與勞動價值論相關的這些問題激勵了經濟學家們去探索理解交換價值的其他途徑”[76]。另外，“《資本論》第—卷所闡述的勞動價值學說和馬克思逝世后由思格斯出版的第三卷所闡述的生產價格學說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的問題，即所謂轉形問題，是“圍繞馬克思理論的最為熱烈的爭論之一”，雖然“有人指責馬克思的邏輯前后不一致”，但也有西方經濟學者認為“這些指責并不是完全公正的：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有許多地方指出了生產價格學說最低限度，在他自己的分析體系中可以看出在兩個學說之間存在的聯系”[77]。可見，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與之相關的剩余價值理論、生產價格或平均利潤理論也并非都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四)馬克思經濟學的其他理論

　　布勞格所說的馬克思經濟學中“值得現代經濟學家學習的”，除了本文前面已經提到的“增長理論”外，還有“大型企業的增長”所“引起的企業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資本文義制度下失業的功能被看作是限制工人的辦法”;“商業循環的內在周期性”;“技術進步對利潤率的影響”和“引起資本節省的本質”等[78]。關于經濟周期和危機理論，布魯認為，“馬克思是最早提到經濟周期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個正常現象的經濟學家之一”[79];巴克豪斯強調，“馬克思用固定資本的積累來分析經濟周期”，通過俄國經濟學家巴拉諾夫斯基的作品，“滲透進了關注儲蓄與投資之間關系的20世紀經濟周期理論”[80];羅爾則指出，“在危機學說方面，毫無疑問，馬克思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而且“這些貢獻早就應該普遍地由經濟學者們繼續研究”[81]。

　　另外，布魯認為，“馬克思將替代效應應用于節省勞動的資本”，“比他的先輩們更為詳盡地討論了節省人力的創新觀點”[82];斯考森還解釋了他“發現馬克思關于貨幣職能演化的解說最有用”的理由[83]。

　　四、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對待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給予我們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成為我國高校經濟學門類各專業的一門主要基礎理論課程之后，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二者之間的關系往往被想當然地認為是水火不容的。我們的這種觀念顯然無法解釋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保持專門介紹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傳統”的原因，特別是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將馬克思視為經濟思想史中的重要經濟學家之一的原因。因此，僅從上述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對待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看，我們就有必要對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系進行再認識。

　　怎樣才能正確認識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呢?筆者認為，當前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更加客觀、全面地介紹和宣傳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

　　一方面，目前，在我國，對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的介紹和宣傳，主要是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在進行，而這種介紹和宣傳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偏差：一是從內容上看，對其否定性評價的介紹和宣傳比較多，而對其肯定性評價的介紹和宣傳則比較少;二是從時間上看，對其早期態度的介紹和宣傳比較多，而對其當前態度及其演變過程的介紹和宣傳則比較少。由于我們介紹和宣傳的主要是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否定性評價，以致很多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和學者都不知道馬克思被現代西方經濟學者視為經濟思想史中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這一事實，甚至有人仍然認為西方經濟學者“從不把馬克思視為歷史上的經濟學家之一”，即使有人“意外”知道了這一事實，也難以理解其原因。

　　另一方面，我們在介紹和宣傳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時，仍然習慣于在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和他的體系的終結》(以下簡稱《終結》)上做文章，卻很少涉及當代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及其演變過程。因而，人們往往誤認為當代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仍然與100多年前的龐巴維克完全一樣。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有些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中，龐巴維克雖然也被當作一位重要的經濟學家加以介紹，但其原因是他的時差利息理論，而不是他對馬克思的批判。例如，布魯在介紹龐巴維克時，直到最后才提到他在《終結》中“提出了對馬克思的一個著名的批判”[84];倫德和赫伯特對龐巴維克的“主觀價值與交換”和“資本理論”進行比較詳細的介紹，但卻只字未提《終結》一書[85];普雷斯曼在介紹龐巴維克時則僅在參考文獻中列出了《終結》，而在正文中完全沒有提到這本書，他還特別強調，“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龐巴維克并未達到經濟思想史上最杰出、最重要人物的業績”[86]，也就是說，他與馬克思還不在一個檔次上。因此，對于這樣一本連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都已經快要“忘記”或“羞于”提及的書，是否仍然有必要對其下那么大的功夫，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總之，只有更加客觀、全面地介紹和宣傳當代西方經濟學者對于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才可能更加準確或深刻地認識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

　　第二，認真研究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將馬克思視為重要經濟學家之一的原因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編著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將馬克思視為重要經濟學家甚至是三大經濟學家之一，我們理論界對于這一事實卻似乎并不關心，也沒有興趣去深究其原因。然而，如果我們不愿意解釋或解釋不了這一事實存在的原因，也就不可能準確把握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從而也就無法理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經濟學專業最重要的基礎理論課之間的關系。因而，對于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三，關注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馬克思經濟學方法的研究和吸收

　　改革開放以來，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在我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似乎已越來越不“吃香”。然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幾乎是在同一時期，西方主流經濟學者在反思新古典方法論的同時卻越來越重視對馬克思經濟學方法的研究和吸收，現已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的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都被認為受到了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而且，現代西方經濟學者也越來越看重經濟學理論中的哲學思想，例如，他們認為，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等“偉大的經濟學家”“之所以取得重要的歷史地位，與其說是因為他們對科學進步的促進，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經濟學理論中的社會哲學思想”[87]，因而有必要向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思想巨人”學習如何“解決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問題[88]。顯然，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從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的角度，我們都有必要高度關注現代西方經濟學者對于馬克思經濟學方法的研究和吸收。

　　第四，擺正馬克思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

　　在我國，經濟思想史著作或教科書的編著有兩種主要模式，一種是將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分別歸屬于相互對立的無產階級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在這種模式中，雖然馬克思經濟學被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但除了古典經濟學被視為馬克思經濟學的來源外，李嘉圖之后的西方經濟學被統稱為庸俗經濟學，因而難以反映馬克思經濟學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另一種是以西方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為線索，基本上不涉及馬克思經濟學，因而不僅不能反映馬克思經濟學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影響，而且也不能反映馬克思經濟學與早期西方經濟學之間的關系。這兩種處理馬克思經濟學的方式可能都有比較充分的理由，但不管其具體理由如何，這兩種模式都難以解釋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編著的經濟思想史著作都要介紹馬克思經濟學的原因，特別是他們將馬克思視為經濟思想史中的重要經濟學家之一的原因，也就是說，難以解除青年學生在閱讀了現代西方經濟學者所編著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之后可能產生的困惑。

　　將馬克思經濟學看成是西方近代經濟思想發展的產物，并將其視為對西方現代經濟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經濟學說，是我們編著經濟思想史著作或教科書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也是正確認識馬克思經濟學本身及其與西方經濟學關系的一個重要前提。體現這種指導思想、不同于上述兩種模式的經濟思想史著作現在也不是沒有，例如，裴小革的《外國經濟思想史》[89]。只是這種新模式的經濟思想史著作影響還不大，目前高校使用的經濟思想史教科書基本上還是前兩種模式特別是其中的第二種模式。

　　總而言之，全面掌握西方經濟學者對待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度及其變化，并認真分析其原因，是正確認識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關系的一個必要前提。

　　注釋：

　　[1][77][81]埃里克·羅爾：《經濟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46、269、246頁。

　　[2]參見夏爾·季德、夏爾·利斯特：《經濟學說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該中譯本是根據1928年出版的英譯本翻譯的，此英譯本又是根據1913年出版的法文版第2版翻譯的。

　　[3]參見韓訥：《經濟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該中譯本是根據1920年出版的英文版翻譯的。

　　[4]參見本文注釋中的所有現代西方經濟思想史著作之目錄。

　　[5]本文中的“西方經濟學”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經濟學說，不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經濟學說。

　　[6][15][38][44][48][69][83]馬克·斯考森：《現代經濟學的歷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長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44、149、135-137、155-160、137、162、161-162頁。

　　[7][10][14][17][21][39][74]托德·G·巴克霍爾茲：《已故西方經濟學家思想的新解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124-127、130、122、118、131-132、122頁。

　　[8][34][50]J·A·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42頁。

　　[9][31][35][47][70]羅伯特·L·海爾布羅納：《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45、目錄、160、129-130、155-156頁。

　　[11][19][40][55][57][75]亨利·威廉·斯皮格爾：《經濟思想的成長》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399-400、410、401、403-404、408頁。

　　[12][25][41][80]羅杰·E·巴克豪斯：《西方經濟學史》，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72、172、173頁。

　　[13][16][20][58][71][76][79][82][84]斯坦利L·布魯：《經濟思想史》，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4、128、129-130、138、138、138、138、138、183-185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頁。

　　[22][27][87]丹尼爾·R.福斯菲爾德：《現代經濟思想的淵源與演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188、1頁。

　　[23][24][42][45][51][64][85]小羅伯特·B·埃克倫德、羅伯特·F·赫伯特：《經濟理論和方法史》，第194、196、207、189、192、1-2、258-265頁。

　　[26][86]史蒂文·普雷斯曼：《五十位經濟學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46-151頁。

　　[28]Mark Skousen,The Big Threein Economics:Adam Smith,KarlMarx.And John Maynard Keynes,M.E.Sharpe,2007.[29]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88頁。

　　[30][67]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60，23頁。

　　[32]E.Ray Canterbery,A Brief History of Economics,Artful Approachesto the Dismal Science.World ScientificPublishing,2001.

　　[33]陳再明：《西方經濟學簡史：世界五大經濟學家》，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36][46][49][63][68]E·K·亨特：《經濟思想史———一種批判性的視角》，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204-205、171、288-289、204頁。

　　[37][43][60][78]馬克·布勞格：《凱恩斯以前100位杰出的經濟學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0、140-141、140-141頁。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7頁。

　　[53][64][6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47頁。

　　[54][73]約翰·米爾斯：《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63、160-161頁。

　　[56]杰弗里·M·霍奇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4頁。

　　[59]喬安·羅賓遜：《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頁。

　　[61]E.多馬：《經濟增長理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0頁。

　　[62]喬安·羅賓遜：《馬克思、馬歇爾和凱恩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0-21頁。[66]羅伯特·耐爾·海爾布倫納、萊斯特·瑟羅：《經濟學的秘密》，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頁。

　　[7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471頁。

　　[88]丹尼爾·豪斯曼編：《經濟學的哲學》，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

　　[89]裴小革：《外國經濟思想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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