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夢不是西方憲政夢

　　一段時間以來，“憲政”概念受到追捧。一些人宣稱憲政是解決當前中國問題的良藥，把中國夢說成是“憲政夢”。事實上，這些人心目中的“憲政”，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憲政，這樣的“憲政夢”只是看上去很美。

　　首先，“憲政夢”不等于“法治夢”。西方憲政倡導法治，但其倡導的法治是少數人運用法律對多數人的統治，即擁有生產資料的少數資產階級對多數無產階級的法制化統治。“憲政”的核心內容是三權分立、多黨輪流執政、司法獨立制度，這些制度看似民主、自由，但其實質都是為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服務的。“相當多的人把‘憲政’僅僅理解為‘法治’，即政府必須落實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同時自身嚴格按憲法和法律辦事。但憲政的本來含義是用憲法來制約國家的權力，不管這個權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還是由民主政府行使。”(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5頁)美國被公認為是典型的憲政國家，“但美國的憲法本身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面在根本上保障資產階級壟斷生產資料、剝削人民大眾的權力;另一方面又在很多地方談人民主權、全民自由。這兩者是無法同時存在的。究竟哪個方面的條款更能得到落實呢?顯然是前者。”(馬鐘成：《美國憲政的名不副實》，《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8月6日，第1版)在美國這樣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占國家的統治地位，其憲政制度和法治理念只是統治階級愚弄人民大眾的迷魂藥和障眼法罷了。

　　其次，“憲政夢”不等于“民主夢”。不可否認，歷史上憲政作為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政治成就，對于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實現資產階級民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實踐中，西方憲政制度在保護公民個人權利，防止專制暴政方面的確有其可取之處。但西方憲政制度的產生絕不是用來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而是保障少數壟斷資產階級當家作主的。西方憲政實質上是用憲法來約束民主，弱化民主的無限權力。更準確地說，憲政不但約束了政府的權力，也用憲法等法律體系約束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因此，憲政不僅不等同于民主，而且是用來約束民主、反民主的制度設計。

　　第三，“憲政夢”并不都是美夢。中國曾在辛亥革命后頒布《臨時約法》實行憲政，孫中山制定了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及考試等五權獨立的五權憲法，試圖“以五權分立救三權鼎立之弊”。但是后來，五院制政府成了國民黨內部各派系斗爭的場所，也成了蔣介石個人獨裁的犧牲品。印度一直是歐美國家認定的亞洲最大的憲政民主國家，但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猖獗的官商勾結，嚴重的兩極分化，令人擔憂。菲律賓在20世紀70年代被美國人譽為亞洲民主的櫥窗，但國內政局混亂，貪污腐敗問題嚴重。日本作為亞洲憲政民主標桿也因黑金政治、家族政治飽受詬病。時下的伊拉克、利比亞、埃及在西方憲政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政治更替帶來的痛苦和創傷令人扼腕。蘇聯戈爾巴喬夫搞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因為以西方憲政為藍圖而徹底失敗。因此，憲政只不過看上去很美。

　　中國夢的實現絕不能指望西方憲政制度，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崇尚法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頒布施行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8年，我們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成為黨和國家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適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新要求，1982年制定了我國現行憲法。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全國人大分別對我國憲法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使我國憲法在保持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基礎上緊跟時代前進步伐，不斷與時俱進。

　　我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成果，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為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則、重大方針、重要政策在國家法制上的最高體現。30年來，我國憲法以其崇高的法制地位和強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有力促進了人權事業發展，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與西方資本主義憲政通過明確多黨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只保障少數資產階級利益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理念，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共同發展，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按照憲法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國家政權體制和活動準則，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協調，保證國家機關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職權、履行職責，保證國家機關統一有效組織各項事業。根據憲法確立的體制和原則，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正確處理民族關系，正確處理各方面利益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適應擴大人民民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正因為此，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實施3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強調“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二、中國夢不是自由放任夢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高新科技的迅猛發展，生產力獲得巨大發展，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為適應這種需要，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化，成為國際壟斷資本推行全球一體化的重要工具。

　　新自由主義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被當作經濟快速增長的代名詞，被奉為增加財富的法寶。然而，新自由主義作為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解決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的無組織狀態之間的矛盾或一個國家或跨國企業內部的有組織性與全球資本生產和運動無序性之間的矛盾。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化，主要是指全盤私有化以及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等，這實際上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的弱化，符合國際壟斷資本利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引起全球的經濟危機持續至今。此次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其直接原因是絕對自由化的經濟理念。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原教旨主義，把市場機制說成是萬能的，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源源不斷地創造出無盡的財富。實際上，資本主義市場邊界的無限擴大，公平勢必會被效率侵蝕，從而造成兩極分化。實踐證明，即使資本主義經濟運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場化，也不可能不要政府干預。新自由主義主張全面私有化，把決策權交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業主，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全面私有化就是兩極分化的代名詞。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出現的，因而兩極分化是以私有制的存在為前提的。沒有私有制，就不會有兩極分化。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私有化也因為它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而無法實現。

　　西方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造成工人大量失業、貧富兩極分化、政府垮臺、社會動亂等嚴重社會問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是造成災難性后果。現在，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貧窮國家高出330多倍。“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私有化、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政策，導致消費需求不足，金融投機猖獗，虛擬經濟惡性膨脹，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2000年美國貧困人口為3160萬，2008年為3980萬，2009年達到4240多萬，占其總人口的14.13%。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失業人口猛增。據國際勞工組織評估，世界失業人口從2007年的1.9億增加到2009年底的2.1億。世界糧農組織和糧食署報告顯示，目前全世界人口約為67億。全球饑餓人口由2008年9.15億，上升到2009年的10.2億，增加了11%。”(李慎明：《從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認清新自由主義的危害》，《紅旗文稿》2010年第6期)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絕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自由致富美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種基本經濟制度從法律和制度層面保障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防止了全面私有化可能帶來的兩極分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生產和流通，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之上，而必須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當前，必須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高度警惕私有化風險，防止貧富差距擴大化，防范兩極分化可能會引起的社會動蕩等風險。與此同時，要使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不斷因時而進，使國有資本在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變遷的過程中保持相當的流動性，確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

　　總之，中國夢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夢，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堅持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從而避免跌入新自由主義陷阱。

　　三、中國夢不是“普世價值”夢

　　西方“普世價值”打著“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的幌子，宣揚這些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共同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其實，這種“普世價值”不過是人們的美好幻想而已。

　　價值和價值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決不能混為一談。價值是在人類社會實踐中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具體到社會生活中，價值就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利益的實際滿足關系。一個事物作為客體能滿足主體的利益需要，我們就可以說，這個事物有價值。通俗地說，價值就是利益。而價值觀是人們對世界本體(存在)之間的客觀關系的認知，通俗地說，價值觀就是人們對某個事物可能有用或者無用的感覺和認知，是價值事實的反映。這種反映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虛假的。人們有時會一廂情愿地希望滿足自己的一切利益需要，但由于資源的稀缺性，人們的利益需要只能得到一部分的滿足。當前，我們的世界在整體上還是階級社會，階級分化依然存在，因此，普遍適用于所有國家、民族和階級的“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只不過是人們的一個良好的愿望而已。

　　“普世價值觀”的基礎在于人類共同利益，如果缺乏共同利益的支撐，“普世價值”只能作為一種美好的愿望或幻想而存在(例如關于“世界大同”及各種烏托邦的追求)，不具有真正的意義。因此，“普世價值觀”只能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價值觀。人類共同利益的出現需要形成真正的人類共同體，真正的人類共同體存在的社會將是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自由個人的聯合體”。在此之前，我們只能為建立這種聯合體創造條件。因此，不能把價值和價值觀混為一談，更不能浪漫地把虛假的“普適價值觀”當成普適性的價值事實。

　　西方推崇“普世價值”的背后，有著鮮明的政治取向和價值取向：宣揚普世價值的人崇拜和迷信西方的資產階級抽象的價值觀念和基本制度，主張資本主義是人類“最終制度歸宿”。鼓吹“普世價值”的實質是淡化意識形態，意圖實現“非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的結果是抽象人性論的泛濫。把社會矛盾的最終解決歸結為抽象人性(良知、愛、同情心、容忍等)，把人性不僅視為超階級、民族、歷史階段的抽象存在，而且視為可以創造一切‘奇跡’的神奇力量(例如可以改變物種本性，使‘狼愛上羊’一類)”。(侯惠勤：《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第二次戰略性飛躍》，《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7期)淡化意識形態的本質是把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絕對化為超階級和超時代的所謂的“普世價值”，然后用所謂的“普世價值”來置換資本主義價值的概念，從而用資本主義價值觀來取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普世價值”與資本主義價值是同義但只是采用了不同表達形式而已。

　　盡管“普世價值”總是打著“人類文明”、“世界文明”的幌子，但是其目標非常明確，一是在理論上消解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以歷史終結的名義確立資本主義在道德和價值上的制高點。二是在方法論上消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其最終目的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模式全面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根本改變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普世價值”通過鼓噪“民主憲政”，從政治體制改革打開“突破口”，實行“全盤西化”，改行資產階級多黨制，走所謂的“憲政之路”，從而使共產黨放棄領導權，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警惕。

　　四、中國夢不是個人主義夢

　　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核心，其基本特征就是把個人價值看得高于一切，把個人的特殊利益凌駕于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之上，為達到個人目的，甚至不惜損害和犧牲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個人主義者看來，對人性的尊重就是對個人利益的尊重。實際上，單個人并不完全等于人性，人性不是單個人的簡單疊加，還包括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正是這種社會關系的存在決定了個人利益需要服從集體利益。但在個人主義者眼里，只有原子式的個人，而沒有社會化和集體化的個人。個人主義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作為私有制的產物、它是一切剝削階級共同的道德原則。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它作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禁欲主義、專制主義和宗教統治的有力思想武器，曾發揮過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但同時又有鮮明的損人利己的弊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了頂點，成為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者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甚至要求國家、集體、他人的利益服從于個人利益。

　　中國夢凝結著民族、國家、人民共同的利益追求，體現了集體主義價值觀。集體主義根植于社會主義制度，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聯系，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原則和道德原則之一。集體主義強調個人與集體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個人要自覺維護集體的利益，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自覺以集體利益為重，只有堅持以集體利益為重，才能形成推動實踐發展的歷史合力，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堅持集體利益為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在強調集體利益為重的同時，集體主義并不抹殺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主張要充分尊重、關心和保護個人的正當利益，促進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兩個最大化。集體主義價值觀具體表現為人民至上的價值原則。人民至上是由我國的國體和我們黨的性質等根本制度屬性決定的基本價值。“人民”是以先進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群體，因而是和絕大多數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的具體概念，而絕不是一個空洞的集合名詞。堅持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才使得歷史客觀規律的發現成為可能(突破個體主體的局限性)，使得歷史規律性和選擇性的統一成為可能，使得超越個人利益和獻身共同理想具有堅實的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從而確保我們現在的集體在本質上屬于“真實的集體”。馬克思、恩格斯強調要建立“真實的集體”，反對虛假的或與個人相對抗的集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把集體分為“真實的集體”和“虛構的、冒充的集體”，他們說：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頁)今天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集體，雖然還沒有達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真實的集體”的標準，但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確立了人民的政治主人翁地位，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保證了集體利益與人民的個人利益在根本上是的一致。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的集體在本質上屬于“真實的集體”的范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構建出新型的國家、社會、個人關系。個人主義造成了個人利益同社會利益、國家利益的對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則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統一建立在制度和法治的基礎上，體現了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展示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統一關系的全面性。這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道德原則，就會更充分表現出自己的時代特點，從而就更加具有了生命力。中國夢正是這樣一種新型國家、社會、個人關系的話語表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了中國夢的實現能始終堅持集體主義價值原則和人民至上的價值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了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使國家權力最終掌握在廣大人民手中，保證全國各族人民依法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民主、自由和權利，真正實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團結和包容社會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能夠進行充分的合作、參與和協商國家事務。堅持尊重多數與照顧少數的統一，堅持廣泛民主與集中領導的統一，使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會各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尊重了少數民族的民族情感，尊重了各民族的主體地位，真正實現了少數民族人民翻身解放，保障了少數民族人民成為自己的主人。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通過制度化的方式確保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基層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進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而真正保證了最基層群眾的各項權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保證了公有制經濟中生產資料公平占有的制度優越性，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防止兩極分化，促進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又保證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正常發展，有利于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下，黨和政府必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每一個中國人的個人之“夢”，必將匯聚成為中華民族之“夢”，成為全民族的集體夢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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