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他針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面臨的社會矛盾，提出了一整套改革開放的思想，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人們稱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是有道理的。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朝著黨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開放方向奮勇前進”[1]。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形勢下，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鄧小平有關改革的論述，牢牢把握鄧小平關于改革的理論，用這一理論來指導改革，保證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改革不是目的，而是達到一定目的的手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只準改革犯錯誤，不準不改革，或者說寧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很少有人問為什么要改革?仿佛改革就是目的，只要是改革，不管改什么、怎么改以及想改成什么樣都應該得到支持，于是有人就打著“改革”的旗號，販賣資本主義化的貨色，還不準別人批評，一批評就說是反對改革。記得有人曾經說中國的改革遭到強烈的抵制，反改革派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改革的浪潮。①實際上，中國并沒有一個反對改革的派別，更談不上反改革的浪潮，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2]1987年9月，他在會見基辛格時談道：“有人說中國有兩派，一個是改革派，一個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贊成改革，是全黨贊成改革，如果說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問題，保守的人有，但作為一個派，中國沒有。中國確實有一些人對改革的某些問題、內容、步驟有不同意見，但這些人中絕大多數也是贊成改革的。對某些問題有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3]

　　說中國有一個反對改革的派別，而且掀起反對改革的浪潮，是無中生有的事情。其實是他自己設計了一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方案，這種改革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抵制和批判，于是他就說有人反對改革，甚至把鄧小平領導的幾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統統說成是反對改革的浪潮，凡是不贊成他所主張的改革方案的人一概歸入反改革派。研究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人對這種手法是十分熟悉的。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以改革家自居，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誰要是有所懷疑(更不要說反對了)，誰就是反對改革，就是“保守派”，就是“社會主義守靈人”，最終戈爾巴喬夫的這條改革之路未能行得通。中國也有一些人想通過改革來實現資本主義化，于是采用了同樣的手法。

　　必須明確指出，改革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這是鄧小平第一個提出來的，他說：“改革和開放是手段”，“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2](pp266，241)。他不是籠統地講改革，而是講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和反對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他強調要分辨清楚這兩種改革。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他明確指出，現在大家都贊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2](p297)。在改革方向這樣的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是“不搞爭論”，而是主張爭論的。江澤民把這一爭論概括為兩種改革觀的斗爭，他說：“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4]此后，他又重申：“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5]兩種改革觀說的是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向，也是改革的目的。

　　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6]既然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就有一個朝什么方向變的問題。從長遠來看，無非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發展到共產主義，中國的改革堅持的就是這個方向;一個方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通過改革把社會主義制度改成資本主義制度，這也是中國某些人的期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一個現實的版本，那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的改革。改革的兩種目的決定了改革的兩個方向、兩條道路，導致了兩種結果、兩種前途。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可以看到在改革過程中始終存在著兩種目的、兩種方向、兩條道路的斗爭，也就是說，改革始終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有人在1998年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的時候引用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話概括當時中國改革的現實：“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7]說“最好的時代”，是指發展了私有經濟，搞了市場經濟;說“最壞的時代”，是指還有相當數量的國有經濟，國家還在進行調控，于是擬定出一個改革方案——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按照這個改革方案，我們勢必走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去。中共十八大剛剛閉幕，就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召開“改革共識論壇”，提出當前改革的方向是實行西方式的“憲政民主”，而且把它說成是“改革共識”，強加于人，并喊出“中國夢，憲政夢”的口號。他們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向改。還有人要求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路子進行改革。這些顯然都是在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要高舉改革的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絕不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

　　今天，重溫鄧小平提出的關于改革目的的論述，我們仍然深受啟發。正是因為總結了國際國內改革的經驗教訓，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防止改革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

　　社會主義改革是“改”與“不改”的統一

　　中國改革剛剛起步，鄧小平就提出：“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8]改革不是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這就是說，我們的改革既有“改”的一面，即變化的一面，又有“不改”的一面，即堅持的一面，是“改”與“不改”的統一。1992年，鄧小平在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時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2](p370)這里，鄧小平提出了改革的重要原則，即必須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同具體體制區分開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我們必須堅持;束縛生產力發展、需要改革的是體制中不完善的方面。這就明確了中國的改革過程中應該“改”什么和“不改”什么。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改革是“改”與“不改”的統一的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典范。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方面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又是不斷變化的。毛澤東說：“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與進步，穩定與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動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9]

　　我們應當以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有兩條應該明確：第一，如果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就會陷入僵化、停滯狀態，社會主義就會在同資本主義的激烈斗爭中打敗仗，這種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這也是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10]的含義。第二，改革必須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進行，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就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去，這就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10]。社會主義的改革應該兼顧“改”與“不改”兩方面才是全面的。

　　當前，在改革問題上爭論的一個焦點是有人竭力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應該堅持的東西，即把應該“不改的”的東西當作改革的對象。習近平談到中國改革中出現的分歧時明確指出，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這不能說不改革。參見《習總和毛主席女兒握手后竟說出了這句話》，人民網軍事論壇，http：//bbs1peoplecomcn/post/7/1/2/126616009html。討論改革問題，應該首先把“不改什么”確定下來，在此前提下再討論改什么、怎么改的問題。

　　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2](p379)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2](p138)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立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而且日趨完整和成熟。這些基本制度是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的，具體說來就是：在政治領域，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民主自治制度等政體的基本制度;在經濟領域，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運行機制;在文化領域，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些基本制度和原則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又符合中國當前的具體國情。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基本制度是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絕不允許把改革的矛頭指向這些基本制度，必須在堅持這些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討論改什么的問題。要警惕有人把改革的矛頭指向基本制度，尤其是指向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以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談到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的問題，有一條原則必須明確，即改革的一切措施必須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著內在聯系的系統，其中基本制度是決定性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是基本制度的實現形式，它從屬于基本制度，體現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改革是在堅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不適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堅持基本制度與改革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是統一的，兩者都是為了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在改革過程中必須考慮到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同基本制度的關系，保證改革后新的體制、運行機制反映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基本制度。一切違背甚至破壞基本制度的所謂“改革”，都是應該反對的。不能一面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一面在設計和實施改革措施時違反基本制度的要求。還有一種現象更需要防止：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有人利用改革中出現的失誤要求改變基本制度。例如，某些地區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了私有化做法，導致公有制比重大大下降、主體地位岌岌可危，于是有人利用這種情況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拋棄以公有制為主體，改為以私營經濟為主體。然而，一旦否定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社會了，遑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須按照鞏固和發展基本制度的要求來設計和安排。

　　判斷改革成敗應該有兩個標準

　　與社會主義改革應該是“改”與“不改”的統一相適應，鄧小平在判斷改革成敗時提出了兩個標準，一個是“三個有利于”，一個是“兩個如果”。我們應該把這兩個判斷標準統一起來。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判斷改革開放成敗得失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有人把“三個有利于”作為論證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的論據，說鄧小平主張改革只要能夠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就行了，不要問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顯然是一種曲解。

　　其實，鄧小平把“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改革成敗、對錯的標準是就改革的具體措施而言。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內容不是要不要搞社會主義，而是如何搞社會主義的問題，即采取什么方法來發展生產、運用什么手段來調節經濟，也就是說，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以及具體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多種多樣的，應該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來進行選擇。按照什么標準來選擇呢?毫無疑問，應該選擇那些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方法、手段、體制，摒棄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不顧本國國情照搬別國的做法，或者固守自己的過時的模式都是錯誤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8](p314)我們在制定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時，必須拋開姓“社”姓“資”的爭論，一切通過實踐來回答。實踐證明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就應該堅持;如果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趕快改。陷入抽象的爭論，只會貽誤時機。

　　談到改革政治方向的對錯，鄧小平提出了另一個判斷標準，即“兩個如果”。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2](pp110～111)

　　現在人們在談論改革成敗的判斷標準時，往往只談“三個有利于”，而不談“兩個如果”，這是不完全的。一個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一個是就改革的具體措施而言，這兩個標準是統一的，但是也有所區別。前者是就“不改什么”的問題而言，后者是就“改什么”的問題而言。我們不能把“三個有利于”當作判斷改革政治方向對錯的標準，仿佛只要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那樣就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當，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法就是打著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的旗號，在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口號掩蓋下，販賣資本主義化的貨色，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誰不想經濟發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蠱惑宣傳，改革走上資本主義化這條路的時候就難以挽回了，俄羅斯的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們在改革的進程中，必須時刻注意把“三個有利于”與“兩個如果”統一起來，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背后的實質，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

　　改革必須尊重群眾的實踐，“摸著石頭過河”

　　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我們可以從理論上論證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但談到改革的具體措施時卻沒有現成的方案可以照搬。改革是一個探索的過程，鄧小平說：“搞改革還是一種探索、一種試驗。在改革中難免犯錯誤，或者不是錯誤而是有些措施不恰當，辦法不妥當，這些都會帶來一些問題”，“改革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我們要走一步看一步”。[3](pp1085，1074)必須通過群眾的實踐，在不斷試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比較好的改革方案。“問題是要及時總結經驗，不要犯大錯誤。”[3](p1085)這種工作方法就叫作“摸著石頭過河”。

　　在改革的具體措施、做法上，鄧小平主張不搞爭論，尊重群眾的實踐。他說：“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2](p374)對于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諸如辦經濟特區，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等等，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2](p374)改革開放采取什么措施，發展經濟采取什么政策，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應該通過實踐根據“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進行選擇，靠抽象的爭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鄧小平倡導的改革的工作方法，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的群眾路線，一切工作都必須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改革要有一個系統的方案以保證整體性和協調性，但這種方案必須來自群眾的實踐。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是不可能做出正確決策的，也不可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毛澤東曾經指出：“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11]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對于如何貫徹群眾路線問題做了精辟的闡述。他說：“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9](pp293，294)習近平也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12]現在有人喜歡講“頂層設計”，這是借用西方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對“頂層設計”需要做具體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眾創新、總結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領導機關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經驗加以總結，提出完整的、科學的改革方案，那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一定要把“頂層設計”同“摸著石頭過河”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摸著石頭過河”的內涵是群眾的實踐，“頂層設計”則是把群眾創造的經驗加工、提升為系統的方案。絕不能把“頂層設計”理解為少數精英離開群眾實踐，關起門來主觀地搞“制度設計”，更不能把外國人按照新自由主義那一套為中國改革制定的規劃當作“頂層設計”的依據。這樣“設計”出來的改革方案完全脫離群眾的實踐，是絕不可取的。

　　改革是社會主義永恒的話題

　　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社會是存在矛盾的，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而且一個矛盾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矛盾，仍然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正是在不斷出現矛盾又不斷通過改革解決矛盾的過程中發展的，因此改革只有進行時而沒有完成時，是社會主義永恒的話題。鄧小平把改革確定為強國之路就是這個意思。當然，隨著新的矛盾的出現和發展，改革會呈現出階段性的目標和特點，但改革是必要的。

　　既然改革是解決矛盾的途徑，進一步深化改革就必須深入實際，了解社會矛盾，根據新的情況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改革措施，必須隨著矛盾的變化及時調整政策、措施。鄧小平就是與時俱進的典范。我們以農業和分配領域為例。

　　改革開放起步的時候，針對人民公社存在的“一大二公”、政社不分的弊病，鄧小平提出解散人民公社，恢復鄉政府，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改革措施符合當時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家庭經營模式越來越不能適應農業現代化的需要了，這時，鄧小平及時提出了“兩個飛躍”的思想，強調農業的最終出路是集體化，他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3](pp1310～1311)1992年，鄧小平再次談到了這一思想，他說：“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道。”[3](pp1349，1350)這就為農村經濟的進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分配問題上，隨著分配領域情況的變化，鄧小平也及時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改革開放初期，分配領域主要的弊病是平均主義，鄧小平強調貫徹按勞分配，主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與此同時，收入差距(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分配問題越來越突出起來，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勢必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鄧小平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3](pp1356～1357)他還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余，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3](p1364)他主張，應該把縮小收入差距、克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提上日程，這是分配領域深化改革的總方向。

　　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的具體情況，不斷通過改革及時解決矛盾，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完全可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簡介]周新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 參 引 文 獻 ]

　　[1] 《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朝著十八大指引的改革開放方向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2日。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頁。

　　[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年)》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5頁。

　　[4]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頁。

　　[5]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9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頁。

　　[7] 吳敬璉、馬國川：《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9頁。

　　[8]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頁。

　　[9]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

　　[10]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

　　[11]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

　　[12]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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