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開放以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局。經濟、生產力、發展、和平等等，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它們取代了革命、階級、剝削、壓迫等話語方式，并且逐漸變得習以為常，讓許許多多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誤以為社會本應如此。然而，就在一個離我們并不遙遠的歷史時代中，社會的主流沒有把經濟建設當作是萬事萬物的尺度，那個時代中的人們也不會把個人對社會資源的攫取和占有，當作理所應當的價值取向。

　　用最簡單明了的一句話來說：我們從一個階級斗爭的年代，走進了一個經濟建設的年代。在這種論調之中，大家心安理得地認定：革命已經遠去。革命的目的如果就在于制造一個讓人們踏踏實實賺錢的環境的話，那么，它似乎真的應該帶著自己的殺伐之氣退出歷史舞臺了。目光應該從政治轉向經濟，生活應該從斗爭轉向和諧，國際主義應該轉變為民族主義，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應該轉變為追求飽食暖衣和高官厚祿，革命黨也應該轉變為執政黨……這些聽上去頗有一番道理的時代判斷，構成了“中國特色”誕生的土壤。這種“中國特色”的理論，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的社會主義理論;然而，它同時是一種“經濟唯物主義”的理論，它將一切努力，全部投入到經濟建設之中，并且把生產力發展水平當成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唯一的力量，把經濟建設的成敗當成是實踐活動成功與否的標準。在這套理論中，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國家中一小部分人的富裕被等同于文明、強盛。可惜歷史早已證明，這樣的思路不符合實際情況：經濟繁榮的雅典打不過野蠻尚武的斯巴達，經濟繁榮的宋朝打不過軍事組織能力強大的遼國，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一的清王朝也打不過在金融和軍事上占主動權的帝國主義列強……筆者無意討論強國之路或偉大復興，只是這些事例證明了“經濟唯物主義”的思路一定有著重大的理論漏洞，堅持這樣的思路，一定會在實踐中碰壁。這樣的理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否是一脈相承的呢?一句“與時俱進”，將這兩種充滿差異性的理論生硬地糅合在了一起。然而，與時俱進究竟意味著什么呢?筆者認為，它是指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實現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并且研究新的現實情況，不斷改進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方法。如果我們將“與時俱進”理解為打著“新情況”的旗號，任意修改馬克思主義原理、動搖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立場的話，“中國特色”尚存，“社會主義”安在?這無疑是一個需要“爭論”的問題。

　　今天的中國社會上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怪現狀：有煤老板的兒子花了五千萬人民幣去換取網絡游戲中的虛擬金錢，同時，又有湖南山村里的孩子坐在廢磚頭搭起來的桌椅上讀書;有年輕的爸爸、媽媽用他們很有可能拿不到工錢的手在北京和上海掃地、蓋摩天大樓，同時，又有他們的孩子在城里的打工子弟學校接受著這樣的教誨：“你們要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去掃大街、蓋房子。”無論是從物質生活還是從精神生活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都出現了畸形現象：兩極分化、腐敗滋生、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再加上物欲橫流、人心喪亂。捧著這樣的現象的時候，仍然心懷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這樣的姿態，如果不是出于某種不可理喻的“胸襟”，那就一定是出于自欺欺人的陰謀。這些社會的畸形現象與經濟唯物主義的路線是密切相關的，最簡單的證據就在于，無論我們用什么樣的立場和邏輯來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妖魔化，我們都不可能在那段歷史中找到這些病入膏肓的現象;不僅國內社會如此，當時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也決然不同。對于帝國主義國家按照資本的贏利需求建立起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我們曾經堅定地站在世界人民的立場上堅決斗爭;而今，我們已成為這個秩序的投合者：從所謂“反恐”等一系列行為的態度上看，對于帝國主義所主導的剝削秩序，我們不再努力推動世界人民、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而是努力維護這個秩序的穩定。這些重大的變化也都是來源于經濟唯物主義的思路，并且給中國的命運留下禍根。

　　本文并不準備對上述實踐層面的危機進行過多的討論，因為，反思這些實踐行為背后的指導思想，明顯更為重要。問題在改革開放時期產生并愈發嚴重，為什么解決問題的思路卻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呢?吸煙者罹患癌癥，藥方卻是加倍吸煙，這樣的思路令人擔憂。下面，筆者想通過幾個問題的辨析，來看一看這套經濟唯物主義理論本身的危機在哪里。

　　第一， 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這個問題之下，我們需要考慮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之中，生產力或者經濟基礎，到底處于什么樣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究竟如何看待歷史發展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后，和平時期的建設與斗爭與以往歷史相比有著怎樣的特殊性?

　　第二，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在此需要考慮，一旦工作重心成為經濟建設，那么，無產階級政權的意識形態才會把國際主義改為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由此就產生出一系列問題。共產黨或無產階級政權的愛國主義需要什么樣的前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國責任”?

　　第三， 官僚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改革開放，以市場經濟為經濟建設的工具，為了不動搖國體、傷及革命根本，我們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并立，并多次強調“穩定”。然而，制度的穩定是表面的穩定。領導階層是否會脫離群眾?在根本制度尚未穩固的今天，是否還能無條件地相信法制、法權?

　　一、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

　　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都要考慮經濟建設的問題，從中國封建的皇權到資本主義各國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政黨。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世界進入了“漫長的十九世紀”，也就是由資產者統治的時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1]而后，階級斗爭的歷史被簡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爭。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登上了歷史舞臺，為終結資本主義人剝削人的生產方式、終結資產階級的政權，開始了不懈的努力。在“短暫的二十世紀”，十月革命締造的蘇聯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所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主導著一個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分庭抗禮。作為革命的政黨，共產黨要領導廣大的無產者埋葬世界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當無產階級在一國、一民族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之后，本應是追求人類解放的革命者的共產黨人對自己的行動目標有了不同的認識。

　　作為革命政黨的共產黨在執政之后，為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支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曾經紛紛展開生產斗爭，最典型的如蘇共二十大“超英趕美”的口號，以及中共隨之而來的大躍進運動。這些生產斗爭與改革開放的經濟建設有明顯的差異：第一，這些建設的歷史，其基礎在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方式，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第二，歷史上共產黨的經濟建設，從未徹底擱置甚至放棄世界人民的革命與解放事業，一句話，從未徹底遺忘階級斗爭。奉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共產黨，憑著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敢于大量引進外資，與帝國主義資本家“互利共贏”的呢?我們又是憑著什么樣的理論，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對于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不僅和平，甚至聯合呢?這樣的理論竟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

　　這套經濟唯物主義的理論，首先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闡釋成一種經濟唯物主義的思想，然后心安理得地“一脈相承”。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有幾個耳熟能詳的命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些命題來源于以下這段被譽為“歷史唯物主義總綱”的話：“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物質生產力在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和它們一向在其中發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或者與不過是這些現存生產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系發生矛盾。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束縛生產力的桎梏。于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2]

　　人們根據這段話，把馬克思主義闡釋為唯生產力論的經濟唯物主義。在這種闡釋之中，“生產力”變成了一種歷史的決定性因素，這個本身沒有錯誤;然而，“生產力發展水平”卻進而變成了一種外在于人的力量，一種命運般的機械的客觀;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觀點。打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旗號，無數反革命、反動的思想有了一張“馬克思主義的”保護傘。人們說：不準革命，革命錯了，革命早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尚未達到一定的高度呢。那么，需要問一問這些先生，生產力發展到什么程度，殘酷的剝削才能結束?我們怎么知道生產力是否已經為革命準備好了?我們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一次次危機當中，難道還能發現這種制度的生命力?當美國一個國家就消耗掉世界能源的三分之一，而這個世界每天都有數萬人死于饑餓的時候，我們還能相信世界是平的?發展，在和平中發展，然后做著一場自欺欺人的和平過渡之夢;難道不用通過斗爭，歐美的金融炒家能夠自動放棄既得利益嗎?難道不用通過斗爭，第三世界的勞動人民能夠擺脫奴役的宿命嗎?

　　面對充斥著商品的社會，我們仍然在按照資本的邏輯不停地生產，并且依靠金融資本，把實體經濟頭足倒置地放在虛擬經濟之上;對內剝削腹地、剝削勞動者，對外則搖尾乞憐。這樣的“發展”，其內驅力恐怕不是共產主義的理想，而是人心亙古不變卻愈演愈烈的貪婪。馬克思主義是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學說，不是關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學說。離開了對社會革命與階級斗爭推動歷史前進的討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從來沒有機械地判斷過共產主義社會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步到位地、干凈利落地取代資本主義;這種學說首先是對歷史辯證前進的認識。歷史的發展是幾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

　　恩格斯就曾經堅決地反對有人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經濟唯物主義：“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在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沒有肯定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對此進行歪曲，說經濟是唯一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題變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謬的廢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及其結果——由斗爭取得勝利的階級所建立的各種憲章等等——各種法律形式，乃至這一切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各種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以及各種宗教觀點及其進一步發展出來的教義體系，——也都要對各種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而且在很多情況中對斗爭的形式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上述一切因素在這里都起著交互作用，其中經濟運動歸根到底要作為必然的東西透過無數偶然事物……而獲得實現。否則把上述理論應用到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就會比解答簡單的一次方程式還更容易了。”[3]經濟的教條終究是抽象的，而表現出生產方式的各個矛盾狀態的“無數偶然事物”卻是具體實在的。恩格斯在上述這段話里多次強調了斗爭，實際上，這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念的核心。同時，恩格斯也曾經對經濟唯物主義的闡釋做出過自我反思：“我們最初把重點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律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忽略了這些觀念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如意的借口來曲解和歪曲。”[4]這樣的反思有很多次;恩格斯回憶自己和馬克思一同研究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主要矛盾還是要打破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束縛，因而，強調了內容，即歷史發展動力中的物質因素，卻忽略了形式，即這些因素的組織方式。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對這樣的具體問題有最準確的解釋。

　　馬克思主義哲學建立在對唯心主義辯證法與機械唯物主義的雙重批判之上。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黑格爾曾經用辯證的方式解釋了事物運動、發展的原理。黑格爾認為，事物內部蘊含著自身的反面，這個事物與這個內在的反面構成了一個正題和一個反題，正題與反題的矛盾，即事物的內部矛盾，構成了發展的動力;在正與反的斗爭中，雙方面都放棄了自身的片面性，形成了一個合題。這個合題在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中又是一個正題，它也包含著自身的反面，又構成了矛盾和發展。這套邏輯的唯心主義內核在于，黑格爾認為，精神對于具體事物的定名，也就是概念，是第一性的本質，具體事物本身反而是這種概念的第二性的反面，概念和具體事物統一成理念，理念就是合題。黑格爾的辯證法有一個終結點，那就是所有事物和所有概念的統一，這個抽象的統一體即著名的“絕對理念”。馬克思在唯物史觀誕生過程中，對黑格爾辯證法完成了唯物主義化的改造，同時也用這種辯證法中能動的觀點對機械唯物主義進行了批判，最終形成了一種以“實踐”為核心的哲學思想。

　　這套哲學思想解釋的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問題，而不是精神自我完善的問題。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這個抽象的原理一下子變成了一句帶有強烈革命性的話：階級斗爭推動歷史的前進。矛盾，不再是抽象的精神與物質的矛盾，而是具體的對立階級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的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還不是具體的矛盾，因為它是兩個抽象概念;這樣一組矛盾必須反映成具體歷史現象，這種具體現象就是活生生的人的矛盾：被剝削者與寄生蟲的矛盾，被壓迫者與統治者的矛盾。“絕對”被取消了，辯證發展成為了斗爭中無限接近理想的無盡的歷程。這個歷程不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自然，相反，它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結果、主觀能動性的結果、改造世界的行動的結果。歷史也不是上帝的邏輯或是“絕對”的邏輯，它反映的是人民的邏輯;它同時也是客觀規律，不過，不是抽象的、機械的自然，而是一種“不以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馬克思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5]人是環境的產物，而環境也是由人來改變的。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哲學的“絕對”是一種披著哲學外衣的宗教，而費爾巴哈對這種宗教的批判并不徹底，因為，當人們把客觀自然與人格裂開來的時候，這種客觀又變成了新的神。所以，馬克思用實踐的概念將主觀與客觀重新統一起來，在歷史發展的具體情境中統一起來;在實踐哲學思想中，哲學，不再是大師們閉目冥想出來的思辨，而是那些奮斗在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第一線的人民群眾的活動。進而，我們得到了唯物史觀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命題，這個命題比含混、抽象的“生產力”與“經濟基礎”更能反映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歷史的創造者。

　　離開了這個立場，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論題，都將是沒有意義的廢話。馬克思從來沒有讓經濟唯物主義者心中的神明，也就是“生產力”，頤指氣使地告訴人民群眾：我的發展水平還沒到位，你們面對剝削和壓迫只能選擇沉默和隱忍。而在馬克思主義之后的世界人民，也從未沉默過，相比默默等待著“生產力”給他們發布“革命許可證”，他們更愿意公開宣稱：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或者是：階級斗爭推動歷史前進。“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6]革命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根本問題;在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全盤瓦解之前，共產黨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得到的理論力量，永遠指向了革命與解放，而不是和平與發展。馬克思本人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曾踐行這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采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但是，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后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7]在此，馬克思絕對沒有這樣預言：共產黨應該幫助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社會，然后，等待著德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相反，馬克思要求爭分奪秒的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革命的條件絕對不是什么“生產力發展水平”，而是無產階級自身的發展壯大，是作為歷史的創造者的人民群眾的發展壯大：“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8]這段話中出現的問題是：“文明進步”的標識到底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沒有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來說明“文明進步”的問題，相反，他們看到的是人的問題，是歷史主體力量的“發展”的問題。簡單說來，無產階級，而不是生產力，如果充分發展了，歷史的腳步才有可能通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階級斗爭來向前邁進。

　　理解了歷史發展的問題，我們進一步的辨析就會變得更加清晰了。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并沒有親歷無產階級專政在一國之內實現的歷史，那么，在一國首先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并且建立起無產階級統治之后，作為領導力量的共產黨要面臨什么任務?

　　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是階級斗爭而不是生產力發展，那么，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要繼續階級斗爭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政治方面，修正主義企圖真的修訂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即階級斗爭學說。”[9]如果擱置、混淆，甚至抹殺階級斗爭，我們就沒有道理再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尋求自身的理論合法性。然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要進行經濟建設呢?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但這種建設決不是不擇手段地膜拜生產力的神話，而是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生產斗爭，這種生產斗爭應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繼續進行本國乃至世界的階級斗爭的新形式。二者的差別在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應該以新的、進步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盡管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沒有親歷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是，他們對共產主義革命過程中所需要建立的新的生產方式有著明確的要求。“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10]那么，在奪取了政權之后呢?“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1]這份改變了世界的宣言指出，消滅私有制，而決不是相反，決不是為了“經濟建設”而重新制造私有制和剝削的土壤。

　　經濟唯物主義思想卻在自己的經濟建設中，有意去淡化這樣的原則問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么，兩極分化是不是社會主義呢?人剝削人是不是社會主義呢?私有制是不是社會主義呢?很遺憾，我們沒能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當中找到這樣的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主義只存在于“中國特色”之中。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什么是正統的社會主義?而是在于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我們的偉大復興。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擴張的過程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呢?我們是作為被壓迫民族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的。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資本主義的生產道路、制度道路都有人曾經探索過。洋務運動引進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技術，希望能“師夷長技以自強”，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戊戌變法希望引進資本主義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結果因為脫離人民群眾而遭到鎮壓，康、梁亡走，六君子人頭落地;資產階級革命將民主共和帶入了歷史舞臺，結果軍閥連年混戰，帝國主義代言人肆虐中國;又待到官僚資本主義統一中國，中國人民卻又等來了四大家族的貪婪攫取與美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師侵略學生呢?”[12]一次次的失敗，中國人民的資本主義理想在世界歷史的車輪下被碾碎，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3]在帝國主義為了解決危機，更加喪心病狂地盤剝第三世界人民的今天，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比當年更成熟了呢?

　　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4]在此，“失敗”與“邪路”的論述已經證明了，一旦社會主義的原則不保、根基不牢，一切“經濟唯物主義”的理論就都需要在根本危機中重新反思了。

　　二、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這個問題是從上一節中我們對根本問題的辨析中延伸出來的。經濟唯物主義的思路必然導向愛國主義代替國際主義，也必然導向共產黨人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姿態退縮、讓步成為反對侵略者、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姿態。當經濟建設代替階級斗爭成為新的行動綱領的時候，我們似乎更需要和平，而不是斗爭。共產黨人不是戰爭的狂熱分子，但卻應該明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15]這個問題的評判標準，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應該是一種站穩了立場的階級分析，而不是對眼前經濟利益的權衡。

　　在著名的革命樣板戲《海港》當中，就寫到了在階級分析的視角和經濟效益的視角中，對待國際社會的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劇本中，階級敵人錢守維知道臺風靠近、暴雨將至，于是引導裝卸隊去突擊裝運北歐船的玻璃纖維，同時，把裝運援非稻種的任務擱置，并且將兩千包支援非洲人民的小麥全部放在露天。他用以勸說裝卸隊長趙震山和裝卸組長高志揚的理由就是：“既能按期完成裝運稻種的計劃，又能替國家增加外匯收入……”[16]在種論調中，“經濟效益”的誘餌成為了破壞國際主義義務的陰謀。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這出戲劇的矛盾被處理成敵我矛盾，而國際主義與經濟效益的矛盾構成了這組矛盾的一個方面。所為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革命樣板戲反映的是當時的意識形態。在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中，中國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態度是非常明顯的。

　　然而，近些年來，隨著我們不斷地付出努力，以求肩負起帝國主義定義的“大國責任”我們已經慢慢地滑向了世界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對立面上。中國海軍，工農的子弟兵，為了保衛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貨物、財產，遠赴索馬里海域，與那些被帝國主義跨國漁業公司擠盡了生存空間、被迫拿起武器的貧苦漁民對峙。又如，中國近年來熱衷于參與的反恐行動，它導致我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同盟關系日益瓦解：面對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我們并沒有思考“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反而幫助帝國主義去鎮壓一切反抗，以此維持這個殘酷剝削的秩序。隨著國際主義的崩潰，我們擺出一副偏安一隅的姿態來宣揚文化的愛國主義。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國家并不是一個超階級的概念。

　　“國家是什么呢?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17]這個道理只要是稍稍接觸過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應該清楚的。那么，既然無產階級革命要消滅階級，實現大同，那“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豈不成了一個錯誤的表述?當然不是。回到《共產黨宣言》，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于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呼喚：“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18]一國范圍內的政治奪權完成之后，就會出現無產階級的國家和政權：“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9]這段話中又一次出現了我們先前論述的問題，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發展生產力的前提條件，那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將這種社會主義公有制表述得非常清楚：國有，即生產資料歸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所有。假如無產階級還沒有掌握一個國家的政權，沒有成為一個民族的統治階級，或者說還沒有以統治階級的身份占有一國之內的生產資料，那么，對于無產階級而言，國家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人還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20]在這樣的理論視角之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愛國主義宣傳必須包含一個前提，那就是無產階級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都能稱得上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人民群眾用不著愛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國家，也用不著愛官僚主義者的國家，更不會愛買辦資產階級的國家，人民的愛國，只能是愛人民民主專政的國。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要發揮其特殊的功能，馬克思把這種國家形態看作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產物。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1]沒有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就沒有了人民的國家，沒有人民的國家卻仍然向人民宣講愛國主義，這就是意識形態上的反動。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在民主和專政層面都有著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性。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到，資本主義的民主的實質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哪些代表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22]這種只屬于少數人、富人的民主制度在人民民主專政中被扭轉，它將擴大民主的范圍，同時建立人民的專政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簡單地只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規模地擴大，使民主第一次成為供窮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23]因此，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只能理解成繼續革命的國家，它的專政特色只能理解成階級斗爭的延續。正如恩格斯所說：“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24]這樣的國家理論徹底粉碎了經濟唯物主義者在革命勝利之后，對“和平”、“穩定”的追求;他們忘記了自己領導的國家，本身是為了斗爭而存在的。第一，國家機器要繼續為了鎮壓原先的壓迫者、剝削者而運轉，同時，還要抵御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由外而內的顛覆行動;第二，國家機器要穩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制度;第三，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必須致力于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在世界范圍內埋葬人剝削人的生產方式。這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在要求，無法滿足這些要求的話，無產階級的國家就不存在。

　　正如我們在第一節中論述過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同樣要以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為根基。如果生產資料私人所有重新出現，雇傭奴隸制也會隨之出現，剝削和壓迫自然也會卷土重來。到那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一紙空文。經濟唯物主義者在追求實現生產力發展的目標之時，往往將生產關系領域的革命成果如此毀滅殆盡。我們看到最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界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25]如此界定忽略了“中華民族”這個抽象概念的前提。中華民族到了今天，已經出現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化，三百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已經在改革的過程中消亡殆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私營和外資企業在中國出現，生產資料私有制卷土重來，雇傭勞動和剝削卷土重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考慮共產黨究竟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民族服務。人民是勞動者，卻不是納稅人，不是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之下先富起來的人。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在哪里?是今天三億背井離鄉、進城務工的半無產階級，還是用資本雇用他們的各個大公司老板?是掙扎在血汗工廠里的無產階級，還是帝國主義的各個跨國公司?受著剝削的勞動群眾和腦滿腸肥的剝削階級，難道不都屬于抽象、空洞的“中華民族”?共產黨給誰服務?是誰的先鋒隊呢?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界定，當然不是一貫如此;在一個公有制經濟非常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也沒有動搖的時代，我們反而更清楚自己的階級立場。四十年前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份黨章，在那個歷史文獻當中，對共產黨的界定是簡單而清晰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26]這樣的界定是符合《共產黨宣言》的。

　　在私有制重新確立的改革過程中，鄧小平所說的“兩極分化”與“新的資產階級”都已重現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無產階級的國家已經成為空談，人民民主專政的經濟基礎若不存在，工人便沒有祖國。從《物權法》在“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事實來看，祖國的確是屬于官僚主義者和先富階級的，相比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他們更看重的是贏利，以及借助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力量，來維護不平等的利益格局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宣傳愛國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無異于對勞動者進行招安和奴化教育。當然，筆者討論的愛國主義是僅針對“無產階級國家”建立之后的歷史語境而言。對于被壓迫民族而言，愛國主義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積極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也曾經在特殊的時期宣揚過愛國主義，那個時期的特點是：民族獨立成為人民解放的前提。在抗日戰爭時期，如果民族危亡，無論工人、農民，還是資本家、地主，統統成了奴隸，人民解放要從何談起?因此，當年的毛澤東說過：“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27]今天，我們不是處于民族解放戰爭時期;盡管因為打開國門，資本侵入，我們重新有了一個民族解放的任務，但是，我們仍然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國內、外階級斗爭的任務遠遠大于民族戰爭的任務。因此，堅持愛國主義還是堅持國際主義，人民立場還是民族立場，是需要重新反思的。

　　三、官僚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一直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沒有任何的讓步，并且，他還表示過擔憂，因而也多次強調了根本方向的問題。“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28]人民民主專政的堅持，保障了無產階級國家有若干良好的制度，然而，它自然也要有自己的經濟基礎，那就是國家，即組織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這個問題我們前面已經反復強調了。在鄧小平講這段話的時候，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還未徹底崩潰，因而，這個問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是，鄧小平提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過渡時期的概念界定，我們已經援引經典理論來論述過了。然而，就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列寧那里，對這個時期還有許多具體的闡釋，尤其是涉及所有制問題和分配制度問題的經濟領域。列寧說：“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私有了。”[29]在我們討論官僚主義問題之前，不妨先對“初級階段”做一番辨析，看一看今天我們正面對的不平等，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許可范圍之內”的不平等。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者說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不平等;那是因為按勞分配制度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這樣說的原因在于，按勞分配總有著這樣一個特點：“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在不同的人身上，應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權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30]在我們看來，允許多種分配方式，也就是各種剝削形式，與按勞分配制度并立，本身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有房產的人吃房租、有資本的人吃利息，最終都是對勞動者創造的價值進行直接或間接地剝削。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只能允許按勞分配本身無法避免的不平等，卻不應該允許剝削制度的復辟。

　　然而，歷史卻未必順著我們的意愿運行。僅僅維護好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就能夠順利地防止復辟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具體怎樣去維護，將成為最嚴重的問題。如果我們僅僅用一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態度來維護，結果可能是維護了一個已經蛻變為統治階級的官僚主義政治。鄧小平對于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維護態度是顯而易見的。他說：“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31]鄧小平的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誰來替我們無產階級政權做一個保險?誰來保證人民民主專政可以穩固?誰來保險中國能一直是一個人民的國家?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人民，而不能是精英，不能是上層國家機器。文化大革命就曾經為了防止復辟和動搖，直接發動人民群眾，和領導者、統治者、管理者形成對峙;到了文革已被全面否定的時代，這樣的方式也隨之被自動忽略了。鄧小平自己提出了新的“保險”的思路：“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32]軍隊和專政機構都是國家機器，共產黨員是執政黨的成員，如果是他們來教育人民和青年，那么一開始該由誰來教育他們?相比鄧小平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景象似乎更容易“教育”一個人。相比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驕奢淫逸似乎更奪人眼球;相比消滅剝削的斗爭精神，與資本家和平地互利共贏似乎更加誘人。在這套精英治國、精英維穩的邏輯中，脫離群眾將是最嚴重的隱患。鄧小平最后的論斷是發人深省的，的確，然而，如何避免共產黨內部出現問題呢?相比苦口婆心地教育他們做一個有理想、有原則的干部，毛澤東主席也許更愿意把人民群眾組織成一個有效的政治力量，這股力量不歸領導們領導，反而要領導領導們。

　　也許有人會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了，還可能出現什么問題呢?只要我們保護好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就可以長治久安了嗎?理論的確是這樣，然而現實卻更為復雜。改革不會改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不會公開廢除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如《物權法》這種維護階級壁壘、維護利益格局的法律畢竟從人民代表大會上堂而皇之地通過了;私有制重新確立了;《憲法》中的“公有制為主體”也已經成為一紙空談了。這些現實都證明，制度只能保證名義上的事情，不能保證實質上的事情。

　　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是以人為主體的，把歷史進步的力量賦予了人。探討制度問題似乎也應該充分考慮“人”這個基本因素。這一點也是鄧小平曾經提到過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33]同樣，在新中國前三十年，黨內理論界一樣討論過“人”的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公有制經濟制度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確立的年代，由于“人”的靈活性，仍然讓當時的人們產生了制度動搖的擔憂。“我們必須看到，在所有制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常說所有制‘基本解決’，也就是說還沒有完全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范圍內，也沒有完全取消。……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范圍內已經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產資料已經歸整個社會所有。我們顯然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要忽視無產階級專政在這方面還有很艱難的任務。”[34]這個“沒有完全取消”，加上“還有很艱難的任務”;我們可以看一看當時所有制領域的具體情況：工業生產資料百分之九十七全民所有，百分之三集體所有;農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體經濟;商業領域營業額的數據則是國營占有百分之九十二點五，集體占有百分之七點三，個體僅剩百分之零點二。[35]這就是當時人們的制度原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有制仍然不敢懈怠，仍然對殘存的一點點資產階級法權保有足夠的警惕。然而，當時人的目光沒有停留在這個畢竟已經取得了輝煌成績的所有制領域：“我們還必須看到，無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都有一個領導權的問題，就是說，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的問題。”[36]這段話就是在談“人”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政權是由共產主義的政黨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政黨蛻化為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權的性質也就必然由無產階級專政蛻化為資產階級專政。”[37]

　　盡管有了很好的政治、經濟制度，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仍然有可能松動，問題就出在這些制度總要有一些人來領導，這些人一旦脫離群眾、成為人民的統治者，那么，在名義上屬于人民群眾的生產資料，就會悄無聲息地流失。因此，官僚主義本身是一種歷史的復辟。在這個問題上認識最清楚的便是毛澤東主席。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生命力，是否禁得起和平的考驗;作為執政黨如何保持人民群眾的立場，避免官僚主義;官僚如果出現修正主義傾向，應該如何去遏制……這一系列問題都是毛澤東認真思考過的問題，從革命時期的崢嶸歲月，到新中國的新形勢，毛澤東一直在努力推動著反對官僚主義的思想教育和政治運動。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38]

　　人民群眾與官僚主義的斗爭，被毛澤東視為階級斗爭。這的確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政治性的階級斗爭，從建國以后的歷史來看，這種斗爭不僅是作風、立場的問題，而且是政治路線的問題。解放之后，官僚主義往往和告別革命、放棄階級斗爭，及唯生產力論等方向性問題扭結在一起。毛澤東說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39]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帶著重重憂慮重上井岡山，這一次帶有明顯意象性的旅程，預示著中國即將走入一個繼續革命的歲月。三年自然災害的發生，導致了人們對路線的懷疑和動搖;如果我們從上文中那么多的經典理論里看到：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農業的集體化道路等等，是馬克思主義的正路，那么，根據一時眼前利益的得失去動搖這條正路，就意味著革命的成果出現了付諸東流的危險。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的認識比所有人都要清晰，而他的解決方案就是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讓人民和共產黨的官僚制度形成對抗，這就是真正的重新革命、“重上井岡山”;在山上，毛澤東和身邊的人討論起一個話題：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是什么?有人說是“艱苦奮斗”，有人說是“支部建在連上”，而毛澤東卻提出了一個被人們遺忘了的答案：“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40]士兵委員會是當時的一種民主制度，它通過群眾管理而非官僚管理，建構起一個防止腐敗、抵制軍閥作風的有效的運行機制。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顧，就反映出了他的群眾路線和根本立場。有人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由共產黨來執政不就能自然而然地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嗎?然而，官僚主義的出現，卻導致保障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可能必然地等同于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因為，坐穩了天下的是一群活人，而非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概念;活人是可以變化、可以偏差、可以出現嚴重錯誤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毛澤東不相信新中國的工會、貧下中農協會：“兩者不一樣，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41]

　　相比官僚領導的、控制在體制之內的群眾運動、群眾監督;毛澤東更相信人民群眾自發的運動、給人民以絕對自由的運動。然而，經濟唯物主義的思路要求一切服從于經濟建設的需要，因此，相比人民群眾的政治運動，他們更需要一個絕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其后果便是官僚主義的滋生。在全國解放的前夕，毛澤東曾經說過：“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42]在所有制基礎穩定的前提下，還會有變色易幟的危險，更何況所有制基礎已經不牢固的今天：改革了，“先富階級”驕奢淫逸的生活難道不是更大的糖衣炮彈?開放了，帝國主義用第三世界人民的脂膏點燃的花花世界，難道不是更可怕的誘惑?毛澤東曾經在中蘇論戰的“第九評”中，改寫了一段揭露蘇聯特權階層的文字：“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成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43]任何經濟唯物主義者都不希望穩定的政治環境變成滋生特權階層的土壤，然而，良好的愿望總是和現實有著差距：當“穩定”壓倒一切，甚至壓倒了原則的時候，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自然也會轉變成“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到那時再強調穩定的話，目的恐怕就不是要發展生產力，而是要鞏固特權階層的統治了。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卻也是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央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希望去解決、糾正的問題。

　　這場斗爭將要比井岡山的斗爭更加艱難。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時候說過：“戰爭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這個勝仗和敗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么旗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張國燾的路線不對，在一定的時間內，比我們的勢力還要大，但長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能會是這樣。黨內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充分認識。我們反復說，中國還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蘇聯已經是修正主義當道了嘛。”[44]在今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道理，還是唯生產力論，走經濟唯物主義的道路，同樣也存在一個“旗幟”的問題;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旗幟決定命運。只有明確了理論思想，才能判斷實踐領域一時一地的得失和長遠利益的存亡，哪一個更重要。

　　結束語：

　　在中共十大通過的《黨章》中，我們看到一段界定中國共產黨行動綱領的文字，這樣的文字在最新的《黨章》中已經看不見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綱領，是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45]這樣的綱領不僅僅是消滅剝削的經濟綱領，也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政治綱領。這個綱領不具有一國“特色”，卻是延續馬克思主義根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綱領;它比經濟唯物主義的唯生產力論少了許多“特色”，卻突出了共產黨不容改變的本性。在國際社會，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中國，曾經是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堅強后盾，也是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死敵;當時的中國把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而不是把維護不平等的秩序當作是自己的“大國責任”。我們一邊幫助帝國主義國家消化危機、建構他們國內的“合理社會”，一邊做著有朝一日成為他們的迷夢;在迷夢中，我們早已經忘記了這樣的《黨章》：“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為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為打倒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奮斗。”[46]在經濟唯物主義者眼中，這樣的綱領是“左”傾的、教條的，說白了是耽誤賺錢的。孟子云：“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47]

　　在人剝削人的罪惡終結之前，共產黨人的環境是只有“憂患”而沒有“安樂”的。我們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的罪惡并沒有在我們的年代結束;反而比原始積累階段更加貪得無厭、更加喪心病狂。“一方面是‘邊緣’國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廠、公共設施私有化、社會福利銳減和不公平的貿易條款，在殘酷的環境中為生存而苦苦掙扎，而另一方面則是發達國家衣冠楚楚的經理們摘掉了領帶，解開了襯衣領口，開始為員工的精神生活而操勞。”[48]如果我們生活在西方發達國家，那么，暫時忘記了這個世界每時每日的剝削和壓迫的罪行還情有可原;但是，我們生活在‘邊緣’國家，我們勞動人民的悲慘境遇鑄就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幸福社會，我們污染日益嚴重、資源日益匱乏的環境鑄就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清新空氣、碧海藍天。我們對發展的膜拜會變成歷史的笑柄，因為我們所膜拜的財富，正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今天，憑借腹地、農村和勞動者的犧牲而完成的國際接軌，已經導致了畸形的現象，導致了資本對我國人民的剝削已經愈發暢通無阻。“今天，中國是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費國。中國有三億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熱愛者，他們消費名牌，其實就是真正地在彰顯‘西方普世價值’，并通過這種價值來昭示自己的社會權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價值，即他們消費的只是觀念。”[49]這種消費的后果是資本的增值，三億人口，每年消費支出占全國人口總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七萬億元的消費有百分之三十是在購買名牌，名牌中有一半是“觀念”，那么，每年一點五萬億白白贈給帝國主義的資本家;進而，“中國有錢人出國購買的‘品牌服務’和‘國際品牌’已經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約有一萬億元。這加起來應該有2.5萬億元，也就是說，僅這兩項，每年中國就貢獻給西方‘虛擬經濟’、‘普世價值’2.5萬億元。更不要說‘成功人士’投資移民、稍微有點錢就要自費出國留學了，如果這兩項再加起來，那么中國每年起碼又貢獻給發達國家7000億元。”[50]消費社會的問題是具體問題，列舉數字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不同的闡釋角度;然而，它卻能夠從一隅反映一個“和平與發展”的秩序的實質，那就是資本主義未曾改變的人剝削人。

　　經濟唯物主義的思路，不惜將一個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社會，重新納入到這個殘忍的秩序之中，以謀求所謂的“生產力發展”;如此一來，根本的方向、原則就都成為空談。歷史的實踐情況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并不一定要通過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它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變變質來實現。堡壘是最易從內部奪取的。”[51]同時，領導集團的“蛻變變質”不一定是因為有人心懷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企圖，而有可能是因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理論指導，而經濟唯物主義、唯生產力論，就是最危險的理論思想。這樣的思想將動搖所有制基礎，并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國家政權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滅的政策，還是采取放縱、扶植和鼓勵的政策。這是判斷這個國家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根據。”[52]如果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那么我們上面論述的國際主義消弭、官僚主義滋生等問題，都會隨之產生出來，把社會主義國家帶入一個制度動搖、社會危機、思想混亂的境地。

　　經濟唯物主義思路并不是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而產生的。相反，二者沒有任何理論聯系。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革命的延續、階級斗爭的繼續，這一點我們同樣可以在以往的《黨章》中看到：“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53]就算是我們把最后這一句話全面否定，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解決這些矛盾的最好的方式，那么我們也不應該對這些矛盾視而不見。經濟唯物主義理論忽略、淡化這些矛盾，甚至混淆這些矛盾的概念，其后果就是面對這些矛盾，無產階級一步一步地走向潰敗、萎縮，最終形成歷史的復辟、倒退。

　　理論來自實踐，它作為人的認識，要經歷兩次飛躍，最終回到實踐中指導實踐，并檢驗自身的真理性。如果我們承認，經濟唯物主義理論在實踐中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問題，那么就應該認真地辨析理論本身。這就是本文希望解決的理論危機問題。

　　最后，我們要說的是，一個修正的理論的危機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正統的理論的真理性得到了又一次的證實。在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通過考察歷史和現實問題，也通過對理論本身的思辨，足以讓我們增強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心。不管我們正面臨什么樣的難題，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會看到光明的前景。馬克思的社會辯證法早就告訴過我們，歷史的進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個辨證前進的過程，也必然要經歷曲折、反復。毛澤東曾說過：“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54]只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不管它有多強大，我們就應該想到馬克思主義的這兩個“定律”，歷史辯證前進的定律：馬克思主義還未離我們而去，它將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展現鋒芒，將在世界人民與帝國主義斗爭的舞臺上，演出人類對天下平等的不懈追求。

　　盧暖于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

　　主要參考書目（詳情見文中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2、《列寧選集》

　　3、《毛澤東選集》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5、《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

　　6、《學習文件匯編》

　　7、《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

　　8、《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9、《中國共產黨章程》

　　10、《鄧小平文選》

　　11、《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

　　12、《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

　　[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29頁。

　　[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82-83頁。

　　[3]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477頁。

　　[4]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500-501頁。

　　[5]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6頁。

　　[6]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7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62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62頁。

　　[9] 列寧，《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6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0-41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1頁。

　　[12]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70頁。

　　[13]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71頁。

　　[14]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111頁。

　　[15]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3頁。

　　[16] 革命現代京劇，《海港》;《革命樣板戲劇本匯編》第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12月;第287頁。

　　[17]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646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9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8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46頁。

　　[21]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1頁。

　　[22]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46頁。

　　[23]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47頁。

　　[24] 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30頁。

　　[25]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頁。

　　[26]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7頁。

　　[27]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21頁。

　　[28]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9-380頁。

　　[29]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51頁。

　　[30]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50頁。

　　[31]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頁。

　　[32]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頁。

　　[33]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頁。

　　[34] 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6-7頁。

　　[35] 參見：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4-5頁。

　　[36] 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7頁。

　　[37]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學習文件匯編》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119頁。

　　[38] 毛澤東，《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265-266頁。

　　[39]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3頁。

　　[40]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4頁。

　　[41]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7頁。

　　[4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38頁。

　　[43]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學習文件匯編》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387-388頁。

　　[44]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72頁。

　　[45]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7頁。

　　[46]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9頁。

　　[47] 《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第五冊;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第6009-6010頁。

　　[48] 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第9頁。

　　[49] 韓毓海，《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第9頁。

　　[50] 韓毓海，《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第9頁。

　　[51]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學習文件匯編》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128頁。

　　[52]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學習文件匯編》第四集;北京出版社，1964年9月;第91頁。

　　[53]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58頁。

　　[54]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486-14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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