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將面臨兩個大變局。一是中國與美國在全球的相對實力和地位繼續彼此消長，將導致500年來形成的西方霸權的徹底終結，結果必將引發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劇烈動蕩和改組。由于中國經濟嚴重依賴海外的能源、原材料、市場和交通線，例如2007年外貿依存度曾達到64%，因此，中國必須在這個大變局到來之前，在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做好各種應對預案，包括完成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調整，立足于國內，并對必要的海外能源、原材料、市場和交通線具備足夠的控制能力。

　　另一個大變局，就是在生態系統嚴重透支的時代，以發展模式、增長模式和消費模式的全面轉型為基礎，著手構建一種新型的生態文明。

　　二、生態形勢與發展模式調整

　　2010年11月15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國合會)聯合發布了《中國生態足跡報告2010》。這是自2008年發布首份中國生態足跡報告后，WWF與國合會發布的第二份中國生態足跡報告。報告指出，2007年全球人均生態足跡是2.7全球公頃，而同期的全球人均生態承載力為1.8全球公頃，全球人均對生態承載力的需求超過當年供給的50%。這意味著，地球生態系統需要一年半時間，或者說，需要一個半地球，才能生產人類在2007年度所消費的可再生資源并吸收其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報告指出，2007年，中國的人均生態足跡為2.2地球公頃。盡管低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但中國是世界上人均生態資源最稀缺的國家之一，其人均生態足跡已達到生態承載力的2倍，生態赤字正逐年增長。其中，城鎮居民人均生態足跡是農村居民的1.4-2.5倍，并且差距仍在不斷拉大。

　　中國的生態足跡與本國生態承載力的平衡是在1970年代中期被打破的。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環保工作受到極大重視。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保會議召開，第二年成立了國務院環保領導小組。此后，1978年，憲法第一次對環境保護做出了明確規定。1979年，則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1984年，國務院成立環保委員會和國家環保局。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執政黨的核心文件中首次采用了“生態文明”的提法。與此同時，環保投入逐年加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80年代初，全國環保治理投資每年為25-30億元，約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0.51%; “九五”期末，投資總額達到1010.3億元，占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02%，首次突破1%;到2008年，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達4490.3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49%。

　　調整發展模式，主導力量當然是國家(公權力)，不可能是企業(資本)。兩者的關系是，國家通過法律、制度和產業政策節制、約束、引導企業。在政府方面，又以中央政府為主體。這是因為，第一，生態環境作為公共品，體現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第二，生態環境所涉及的問題常常具有跨區域、跨國界的性質;第三，生態環境的保護具有強制性，需要立法和制度建設作為依據。

　　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在制度建設和資金投入之外，一個更基本的任務是，扭轉社會主流價值觀，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徹底調整。

　　三、中國傳統思想與社會經濟史

　　傳統中國是古代農業文明的發達國家。許多人曾指出，中國傳統思想包含有非常豐富的生態文明觀念，這里無需詳論。這種主張“人與自然協調”的思想傳統，與西方“人與自然二分”的思想傳統，的確形成了明顯區別。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中國傳統思想而言，世界或自然——其本質和本源不論被看作“道”、“氣”，還是被看作“無極”、“太一”等等，都是把自然視為人類不可超越的絕對的母體。相反，在西方思想傳統中，人與自然之間不僅帶有二分和對立的性質，而且，在其宇宙觀、世界觀體系中，“自然”都是由一個更本質的本源所派生出來的被創造之物。例如在柏拉圖，“自然”是“理式”的影子或摹本;在基督教神學，“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在笛卡爾，“自然”是由“我思”建構起來的;在黑格爾，“自然”是“絕對精神”的對象化?？傊?，在西方哲學傳統中，“自然”常常是由那個更本質的本源所創生，或是從那個更本質的本源所推演出來的派生的產物。因此，在這些哲學看來，自然是可控制、可再造的被動的客體。

　　如果把農業比作工業，把自然比作一個由土壤、陽光、空氣、水分等“零部件”組成的巨大的“機器系統”，那么，農業生產就是將“原料”(種子)投入到這個“機器系統”中，并在“機器系統”的終端獲得“產品”(收成)。反過來，也可以把工業體系比作另一個自然，實際上，工業化就是在原始的自然之外，再造“第二自然”，再造“另一個世界”。因此，那種認為“自然是可控制、可再造的被動客體”的西方思想傳統，便恰好構成歐洲工業化的哲學基礎。

　　生態文明是人類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形態，它作為對兩三百年來工業文明的超越和糾正，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向傳統農業文明汲取思想資源，特別是中國主張“人與自然協調”的思想傳統，包括其中有關生態保護的具體認識，例如《管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文獻中的論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思想史學界往往過分夸大中國傳統思想的實際影響和作用。有鑒于此，我們必須把思想史、觀念史與社會經濟史對照起來閱讀，以便將中國傳統思想還原到其歷史環境中實事求是予以估價。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曾經考察過黃河流域的生態變遷。黃河從殷商時期到秦以前，決溢改道的記載很少。而從漢文帝到王莽建國的180年，黃河決溢10次，其中5次改道。但是，東漢以后，與西漢截然不同，黃河又出現了長期安流的局面。譚其驤指出，對黃河下游決徙具有關鍵影響的山陜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地區在戰國以前仍以畜牧射獵為主，原始植被未經大量破壞，水土流失輕微。此后，秦與西漢都采取“實關中”和“戍邊郡”的政策，在傳統牧區大事開墾，上述地區改以農耕為主，生齒日繁。結果，西漢特別是漢武帝以后，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日趨嚴重。但是，王莽時代邊釁重開，東漢初年被迫放棄北部邊地，匈奴則大批轉居塞內。這些地區也由農返牧，耕地縮減，植被恢復，下游洪水量和泥沙量大幅減少，因而出現了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無事的局面。隋唐兩朝，農耕線恢復北移，又重現了西漢時代的局面，黃河下游也就再度決溢頻繁。這一經濟史、生態史的事實頗具諷刺意味：倡導“天人合一”的農耕民族似乎遠不如游牧民族更能維系與自然生態的和諧關系。這意味著，古代中國盡管的確擁有深厚的“人與自然協調”的思想傳統，但是，在現實的生存壓力面前，抽象的觀念、思想和價值系統并不能有效約束人們的行為。

　　實際上，從長時段的歷史看，大規模的農業墾殖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也造成了中華文明中心的轉移，即從黃土高原轉到華北平原，再轉到長江流域。與此同時，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資源與人口的矛盾日趨嚴峻。到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由于美洲高產作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引進，人口激增，農戶平均耕地明顯縮小，小農經濟的規模進一步細碎化。為緩解人口壓力，除墾荒以及推廣高產作物外，只能大力采取多熟種植，土地利用率和精耕細作水平都達到了傳統農業的最高峰。由于勞動力嚴重過剩，人力代替畜力，同時由于放牧和飼養成本提高，以至于唐宋時代早已普及的耕牛大量退出農業生產，這種現象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尤為突出。彼此相關聯，一方面是“牛”的退出，另一方面是“虎”的出場。日本學者上田信以“虎”為視點考察了中國，特別是東南山地的環境變遷史。虎在中國的食物鏈中處于頂端，當森林，特別是在虎的棲息地與人們活動區域之間地帶的雜木林減少時，野豬、豪豬、羚羊、鹿等草食動物便逐漸消失，于是虎被迫進入村莊覓食。虎傷及人畜的記載在18世紀激增，反映了過剩人口對山林的過度開發，導致自然生態的破壞?？梢哉f，到鴉片戰爭前，美洲引進的高產作物使中國的人口規模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全面惡化，以至于在原有的社會經濟框架內難以解決。毋庸諱言，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在其晚期已經陷于結構性的困境。這是需要思想史學者予以關注的基本事實。

　　四、透支生態系統的最活躍因素

　　按照前述WWF和國合會的報告，全球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的平衡于1970年代中期被打破。大約在同一時期，環境問題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人類與環境會議”，討論并通過了著名的《人類環境宣言》。同一年，羅馬俱樂部發布了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但是，那時的世界史正轉入另一個周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政策開始主導世界經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戰爭與革命的周期”宣告終止，“市場與資本的周期”正式啟動。

　　90年代初，冷戰結束，“市場與資本的周期”進入黃金時代。資本在全球擴張，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在世界范圍內配置各生產要素(資金、土地、技術、勞動等)，包括將大批高污染企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第三世界。這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那么，什么是“資本主義”呢?所謂“資本主義”，就是以“資本增值”為原則、為中心而組織、建構起來的社會體制。它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為利潤而生產;第二，各企業獨立生產，因而從整個社會看是無計劃的;第三，作為第一、二點的前提，生產資料由私人占有。與此相對照，“社會主義”也包含三個方面：第一，生產資料由全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第二，為使用而生產;第三，有計劃地生產。社會主義的這種特性，將使它成為人類代替資本主義，擺脫生態危機的唯一合理的社會制度。

　　在資本邏輯主導的時代，資本(企業)與勞動(工人)不對等，因此生產與消費不對等，生產趨于不斷擴張，消費趨于不斷縮減。為避免生產過剩，必須相應地鼓勵、誘導、迫使人們超出實際物質需求地大量消費、過度消費。這種超越實際物質層面的需求，當然是一種社會需求，是一個人對于某種社會關系、社會評價的需求，例如個人的成就、身份、地位，等等，它們常常以“物質”的方式，即以資源占有量、能源消耗量來滿足和標志，例如名車、名牌服裝，等等。因此，這種社會需求主要不受一般生理原則的約束，而是社會意識形態屬性的，服從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調整和支配。

　　從一般社會原理看，一個社會總是由多種社會力量，例如政府、資本、宗教、倫理、公民社會……的相互作用而組成，不同的社會力量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則運行，例如政府追求秩序，資本追求利潤，宗教追求內心安寧，等等。假如一個社會完全由資本主導，而不存在其他社會力量(如政府、宗教、倫理、公民社會等)的有效制衡，那么，為壓縮成本，資本追求利潤的趨勢將不斷降低勞動報酬，從而破壞社會生態(貧富分化和階級沖突);同時，也必將壓縮環保成本，而日益損害自然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當然，在各種社會力量中，政府也可能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這是國家的資本化;企業也可能熱心于社會公益，這是企業的倫理化。這種情況都是由于采取了其他社會力量的準則，而偏離或校正了自身原有的運行原理。

　　目前，世界史的“市場與資本周期”尚未結束，高能耗的生產方式和高消費的生活方式仍居于主流。如上所述，這背后，是資本追求利潤的強勢邏輯。因此，轉變發展模式、構建生態文明，我們必須認清透支生態系統的那個最活躍的因素。

　　五、回到全球均衡

　　《增長的極限》指出，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按當前(即1972年)的趨勢繼續下去，那么，地球在一個世紀內將達到“增長的極限”，其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的崩潰式衰退。為避免這一后果，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作者們建議，通過自覺地抑制增長，達到“均衡狀態”，即人口和資本維持穩定，出生率=死亡率，投資率=折舊率。這種狀況類似于在歷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簡單再生產模式。

　　在歷史上，中國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歐洲從希臘城邦到羅馬帝國，都曾經歷過人口和生產的擴張期，其時段大體相當于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所謂的“軸心時代”(Axial period)，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時期。這個時期，人類在哲學上取得突破，而在現實政治領域，則充滿了戰爭和擴張。“在中國(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幾乎同時興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強大帝國。”而與此同時，也正是鐵器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的時期。鐵器傳播到印度大約是公元前800年，到中歐是公元前750年，到中國是公元前600年。鐵器立刻應用于軍事，極大地加劇了當時戰爭的規模和烈度。同時，鐵器也應用于生產，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當鋤、斧、犁等農具同武器一樣，也能用鐵來制造時，立即產生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鐵器構成了人類第一次擴張期的物質技術的基礎。在此之后，擴張期結束，世界回歸于“均衡狀態”，長期停滯，即大體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方式，這種狀況在東西方都持續了一兩千年。這期間，中國的儒家、歐洲的基督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曾長期占據支配地位。

　　目前，我們正處于另一輪擴張期。這輪擴張期起始于地理大發現時代，特別是18世紀，首先是商業革命(大西洋貿易和東西方貿易)，然后是工業革命(從紡織業到機器制造業)。持續幾百年、幾乎不曾間斷的資本增值和擴張，作為最關鍵最重要的因素，形成了一個“新時代”，即所謂“現代”。在這個“新時代”，人們擁有一種“未來將更美好”的社會時間觀，信奉諸如進步、發展、解放、革新等社會進化論及其相關概念。在過去、現在、未來當中，“未來”具有絕對優先的價值和地位。這就是“現代性”(modernity)的本質。所謂“現代性”，即指“現代是依賴未來而存在的，并向未來的新的時代敞開”。

　　如果說，上一輪擴張期的結束是由于技術停滯，那么，這一輪擴張期將終止于生態和資源的約束。實際上，如果目前回到“均衡狀態”，從財富總量看，絕大多數人類并不會降低生活水平。因為到2009年，全球人均GDP已接近9000美元，足以使每個人都享有豐衣足食的生活。

　　因此，關鍵在于擺脫資本邏輯，回到為使用而生產、按計劃而生產的模式。為此，必須根本調整目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和制度安排。為此，首先要形成一種新的主流意識形態。

　　六、意識形態創新

　　美國學者利昂·巴拉達特歸納了意識形態的五個特征：第一，一個政治性的概念。第二，提供對現狀的看法和對未來的憧憬。第三，指導行動。第四，面向群眾。第五，言辭簡單明快。實際上，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是三個彼此相近、部分重疊的概念。意識形態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價值觀，反之亦然。三者都屬于上層建筑中的觀念部分，可以互用，其區別在于：意識形態作為廣大人群的觀念體系更偏于政治，著眼于社會整體和全局;文化更側重表達形式，強調豐富的形態和細節;價值觀則涉及大是大非的標準，是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內核。

　　從內部結構看，意識形態由三個層面組成;最表層是經驗層面，包括感覺、信息、知識。中間是理論層面，是對經驗層面的解釋。最后是價值觀層面，是關于大是大非的判斷，是意識形態的內核。意識形態的這種結構決定了它的演變過程：現實世界瞬息萬變，經驗層面反應最為迅捷，感覺、信息、知識每天都在更新。理論層面則傾向于將新的感覺、信息、知識納入到、整合到既有的理論框架中，因此變化相對緩慢。最后，只有在新的感覺、信息、知識迫使理論層面發生全局性調整之后，變化才會傳導到價值觀層面，人們才會改變他們關于孰是孰非的判斷。

　　從意識形態的三個層面看，意識形態創新一般發生在理論與價值觀之間的環節，即在現實形勢發生根本變化，舊的理論解釋已經不能框范新的感覺、信息、知識的時候，及時全面更新理論體系，并推動價值觀的根本轉換。在生態系統全面透支的時代，從生產方面看，就是要節制資本，逐步扭轉為利潤而生產的資本邏輯，回到為使用而生產，在目前階段，就是從單純強調的“發展”回到“民生”。從消費方面看，則必須壓制滿足社會性需求的過度消費、攀比式消費、炫耀型消費，改變以資源消耗量衡量人的社會價值和地位的評價體系，通過全面的輿論調控，在社會主流人群中逐步形成視過度消費為恥辱、愚昧和無教養的新的倫理。

　　總之，中國需要在生態文明建設上進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準備。當然，要徹底解決生態問題，必須回到全球均衡。為此，則需要兩個前提：一是本文開頭所說的美國軍事-金融資本主義的全面衰落，這包含了全球資本主義，包括其金融、經濟、社會、政治、環境和價值觀的總危機。二是建立真正代表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政府，實行一種新的全球社會主義體制，按照計劃(非市場導向)、為了使用(而不是利潤)而生產。屆時，世界史上的“市場與資本的周期”將宣告結束，而代之以一個新的周期，即“生態社會主義周期”。

　　(原載《天涯》201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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