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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現實——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年

何干強 · 2013-12-18 · 來源:烏有之鄉
毛主席誕辰120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毛澤東思想揭示了中國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從中國國情條件出發,著眼于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在實踐中堅定地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

 

毛澤東思想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現實*——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年

  內容提要:毛澤東思想揭示了中國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從中國國情條件出發,著眼于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在實踐中堅定地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毛澤東同志應用唯物辯證法,科學處理各種社會矛盾,使“一化三改造”的進程明顯縮短,充分展示出推進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觀能動性;毛澤東同志在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形成的科學思想,對我們今天維護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導價值;毛澤東思想中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部分,理所當然地屬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科學社會主義唯物史觀 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和發展,與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偉大貢獻不可分割。毛澤東思想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1956年又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從此,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了光輝的現實。

  世界科學社會主義運動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40年代發表《共產黨宣言》為開啟標志,其指導思想是人類迄今最先進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即唯物史觀。毛澤東思想能夠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為現實,根本原因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了唯物史觀。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緬懷毛澤東同志應用唯物史觀指導創建、鞏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奠基性貢獻,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人民認識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前途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國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指明了科學社會主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惟一光明前途。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災難深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中國向何處去?”能否正確回答對這個問題,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面對生產力極端落后,資本主義經濟很不發展的現狀,有人主張重走西方國家的老路,讓資產階級來領導民主革命,建立美歐式的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共產黨內,也有人以教條主義態度理解唯物史觀,認為既然中國處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階段,那么中國革命就應服從資產階級領導,先走資本主義道路,待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后,才能搞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則創造性地應用了唯物史觀,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中,強調中國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在勝利之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深刻地分析了這種革命戰略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雖然按其社會性質,是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但是中國所處具體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社會關系都不允許中國再走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老路。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已經把國際市場瓜分完畢,把中國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它們決不允許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大國變為獨立自主的強國;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弱小,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兩面性和軟弱性,已被中國舊民主革命的屢次失敗所證明,絕不可能領導中國走上獨立的民族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必須看到,與先進機器大工業相聯系的、代表先進生產關系的中國工人階級已經出現,并在“五四”運動后已獨立地走上了政治舞臺,他們富有革命性、組織性和紀律性,在自己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全能夠團結廣大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結成強大的統一戰線,通過革命的武裝斗爭,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即“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這個革命乃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為此,這一階段的革命勝利之后,必須“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①]毛澤東同志后來用一句名言來概括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那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②]

  毛澤東同志為我們樹立了應用歷史辯證法進行社會革命戰略分析的光輝典范。新中國當今社會生產力已經比舊中國有了飛躍發展。用世界范圍比較和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新中國發展堪稱奇跡。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952年只有679億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億元;2008年達到了300670億元,1979到2008年,年均增長9.8%;從1952年到2008年,年平均增長8.1%。而1961年到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3.6%。[③]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1952年到1978年這26年,GDP年平均增長也達到6.67%。可見,盡管新中國后30年經濟增長速度相對前30年更快些;但是1978年之前的平均增長速度,也是很快的。今天,我國綜合國力已大幅提升,到2012年,經濟總量(GDP)躍升到世界第2位;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超級計算機、高速鐵路等現代化的標志性工程,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邁上一個大臺階。歷史事實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十分科學的論斷,并進一步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④]。

  新中國憲法莊嚴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⑤];這是從根本大法上,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現實,并得到全國人民衷心擁護。

  不過,我們在繼續推進科學社會主義的征程中,絕不能陶醉已有的勝利而放松警惕。須知,有人至今仍在重彈舊中國就出現過的、早已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老調,即主張現代中國還要“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告訴我們,有人始終對資本主義制度戀戀不舍,對社會主義制度持否定態度。而當代帝國主義至今亡我之心不死,長期推行“西化”中國的戰略,妄圖把中國引向殖民地、資本主義附庸國的絕路。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堅信,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毛澤東思想指引的科學社會主義方向,才能走向更光輝燦爛的未來。

  二、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人民創建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人民創建社會主義制度,具有自覺用唯物史觀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的鮮明特點。毛澤東同志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著眼于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堅決地促成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構成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這是對唯物史觀的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在實踐中堅定地貫徹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

  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標是 “消滅私有制”[⑥]。這反映了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因為人類社會最后一個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私有制基礎與已經產生的先進大工業生產方式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代表大工業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只有自覺地組織起來斗爭,取得國家政權,把私人占有的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有經濟;并“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的社會幫助”的方式,把小農“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⑦]才能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私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唯物史觀特別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社會結構中的基礎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指出,“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⑧]這里的“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指的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可以說,只有理解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整個社會形態(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種社會關系)的基礎和秘密,才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觀;只有在大工業生產方式已經產生的歷史條件下,努力創建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才是科學社會主義。

  毛澤東思想貫穿的一根紅線,就是始終貫徹唯物史觀,重視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分析中國各階級、階層的經濟地位、政治立場和相互關系,提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科學戰略和策略。毛澤東同志宣告,“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⑨]。《毛澤東選集》第1卷首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是通過分析各階級在生產關系中的經濟地位,對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做出科學回答的。[⑩]研究毛澤東著作,不難發現,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他都高度重視結合一定的歷史條件認識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現狀,并力求根據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促進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變革,推進中國革命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深刻性和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高度自覺性。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形成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構成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毛澤東同志十分清醒地洞察到,在這種過渡性的所有制結構中,存在著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矛盾和斗爭。他及時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1](簡稱“一化三改造”);強調“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12],其目標“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13]。顯然,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比過去的革命深刻得多,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針對當時黨內出現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提法,毛澤東同志堅決支持不斷產生的社會主義因素,反對站在富農、資產階級和小生產者立場上“確保私有財產”,果斷地指引全黨全國人民及時推進“一化三改造”,加快了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今天我們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很有必要回顧“一化三改造”的歷史進程,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貫徹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堅定性。

  三、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法加快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創建

  消滅私有制,創建公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不可能依靠神仙、“救世主”,更不能期待剝削階級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共產黨人惟有遵循客觀規律,發揮主觀能動性,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克服艱難困苦,積極主動地開展階級斗爭,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新中國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毛澤東思想指導黨和人民,嫻熟地應用唯物辯證法,科學處理各種社會矛盾,使“一化三改造”的進程明顯縮短,創造出和平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光輝范例,充分展示出推進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觀能動性。

  我們黨關于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原定從1953年起,經過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1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一化三改造”,但是到1956年就出乎人們預料地基本完成了。為什么這種轉變會比預想的提前實現?有人認為,這是過“左”造成的;筆者則認為,主要原因是毛澤東思想指導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了唯物史觀的辯證法。這突出地表現在:

  一是科學地處理了兩種聯盟之間的辯證關系。一種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工農聯盟,一種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毛澤東同志科學地分析了兩種聯盟的性質、區別和聯系。前一種聯盟是勞動者之間的聯盟,工農之間是有矛盾的,但是屬于非對抗性矛盾;后一種聯盟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形成的,但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被剝削與剝削的對抗性矛盾。它認為,這兩種聯盟在我們這樣經濟落后的國家,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我們應當依靠工農聯盟,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去制約資產階級;同時,利用同資產階級的聯盟,生產工業品同農民交換,克服農民對糧食和工業原料的惜售。但是,必須明確,工農聯盟是基礎,是第一位;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第二位的;必須通過農業合作化來鞏固工農聯盟。[14]正是這樣辯證地處理兩種聯盟的對立統一關系,縮短了新中國創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時間。

  二是創造性地用和平方式有步驟地實現了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具體歷史條件,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與俄國的資產階級區別開來,與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對象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區分開來,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具有和平改造的現實可能性:“我們打到了蔣介石,沒收了官僚資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進行了‘三反’、‘五反’,實現了合作化,從一開始就控制了市場。這一系列變化,一步一步地逼著民族資產階級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綱領》規定了各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使資本家有利可圖的政策;憲法又給了他們一張選票、一個飯碗的保證,這些又使他們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地位,并且能夠在經濟上、文化上發揮一定的作用。”[15]據此,毛澤東同志提出并領導全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16]

  三是深刻認識了中國工業化與農業合作化的辯證關系,并采取了引導農民的正確方針。根據新中國初期的歷史條件,毛澤東同志指出,一方面,只有農業先實行合作化,從小規模經營發展到大規模經營,才有可能使農業使用大機器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推進國家工業化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另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工業產品的增加尤其是農業機械產品要有銷路,又迫切要求農業實現合作化來發展規模經營,改善農民生活,使農民對工業品的購買力大大提高;同時他強調,必須看到人數占農民大多數的貧下中農是具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性的,因此,中國絕不應當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讓農業資本主義化來適應工業化,而必須用農業合作化促進工業化。毛澤東同志遵循工業化與農業合作化的這種客觀存在的辯證關系,指導全黨,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引導廣大農民首先組織起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接著組織小型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而又號召農民組織大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樣,就顯著加快了農業合作化進程,使農民一步一步地從自己的經驗中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從易受資本主義侵害的小私有生產者,較快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農業勞動者。

  實踐表明,毛澤東同志領導全黨實現“一化三改造”的總路線和方法論原則是正確的,其歷史功績彪炳千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那種所謂“三大改造”的時間太短了,搞“左”了的說法,很值得商榷。其一,這種觀點撇開了當時的歷史條件。沒有看到,“一化三改造”是新中國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迫切要求;當時的所有制關系和階級矛盾的客觀態勢,提供了可以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有利條件,理應充分利用。其二,這種觀點是用發展過程中的偶然性來否定必然性。誠然,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一些地方出現過違反農民“自愿互利”原則,在后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發展中出現了權利、財力、人力的管理過分集中、“一平二調”、“共產風”等問題,在工業經濟領域也出現了管理體制僵化等問題,然而,這些都是前進中的困難,多數屬于認識上的偏差造成的;這些現象與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具體體制上可以逐步完善的必然性相比,畢竟屬于偶然性。尤其要看到,毛澤東同志在當時就已經發現了有關問題,并采取過不少糾正的措施,有的已經得到了糾正。其三,這種觀點混淆了經濟制度和管理體制。看不到,在經濟管理體制上的弊病,是完全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來自我克服的。因此,不應當用后來出現的屬于管理體制上的缺陷和新問題,來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提前建成。須知,在社會主義制度替代剝削制度這樣一個社會制度顯著質變的過程中,要求絕對地四平八穩,不出現任何問題,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片面觀點。而抓住一些矯枉過正的問題來否定革命的原則,這更是歷史上機會主義的慣常表現。

  因此,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公道地總結毛澤東思想指導黨和人民在“一化三改造”上的偉大成功實踐;尤其要充分認識,毛澤東同志在這個過程中應用的辨證方法,永遠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智慧法寶。

  四、毛澤東思想高度重視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毛澤東思想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現實,這不但體現在新制度的創建上,而且體現在新制度的鞏固和完善上。我們知道,唯物史觀揭示出社會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揭示出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毛澤東同志在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應用了唯物史觀的這些基本原理。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勝利的第二年即1957年,毛澤東同志就深刻地指出,“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鞏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需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但是我們大家都應當看到,這個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是一定會鞏固起來的。”[17]重溫這段論述,可以體會到,毛澤東同志既重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又高度重視發揮上層建筑尤其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能動作用,在經濟、政治、思想各條戰線,提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系列科學思想。這些對我們今天維護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價值

  從經濟戰線上看,毛澤東同志著眼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全局,論述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國和外國等十大辯證關系,并由此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18]他提出在經濟發展中應“加強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領導”、“洋土并舉,大中小并舉”[19] ;“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在分配問題上“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在經濟建設中應“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勤儉辦一切事業”,在人口發展上“要提倡節育,有計劃地生育”;[20]在企業建設方面,毛澤東同志研究鞍鋼工人階級創造的先進經驗,提出了后來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鞍鋼憲法”,即“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群眾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21]。所有這些指導方針,把經濟建設與制度建設結合在一起,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值得認真貫徹。

  從政治戰線上看,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和優越性,強調了它對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同志主持撰寫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它和以前任何剝削階級的專政,在性質上根本不同,是被剝削階級的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為著創造沒有剝削、沒有貧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無論在具體實踐中有怎樣的錯誤,對于人民群眾說來,比起一切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資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總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22]毛澤東同志提出,要正確認識和區分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后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解決前一類矛盾主要由人民行使壓迫國內敵人、防御國外敵人的專政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則是實行民主集中制,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毛澤東同志提出,政治建設的目標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23];要保持黨、軍隊和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永不變色,在人民內部要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每個領導者就都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防止主觀性和片面性,反對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脫離實際生活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度。毛澤東同志指出,勞動者應當擁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些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4]。毛澤東在政治戰線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些思想和要求,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完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重要指導思想。

  從思想戰線上看,毛澤東同志始終強調社會主義教育對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極端重要性,高度重視抓好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他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但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25]為此,“全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26];“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7]。在人民內部,要求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斗爭”。[28]在黨內,要用整風的方法否定自身錯誤和缺點,“整風就是全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29]鑒于當時國際上出現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修正主義思潮,毛澤東同志指出,黨內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同時,應重視反對修正主義。由他主持的《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指出,“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30]修正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31]歷史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強調抓好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強調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是極富遠見的,十分英明的。我們只有毫不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帝國主義對我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尤其要防止黨的領導層出現修正主義分子,才能避免重演原蘇聯、東歐國家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悲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寬廣。

  以上引述對毛澤東思想關于在經濟、政治、思想各條戰線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有關論述,是十分簡略的;即使如此,對照當下出現的公有制被嚴重削弱,分配關系出現收入兩極分化,干部隊伍存在腐敗風氣,意識形態領域出現鼓吹“憲政”、“普世價值”、“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多種資產階級錯誤思潮狀況,我們也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實踐中堅決地繼承毛澤東思想是何等的重要而迫切啊!

  五、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性貢獻不可磨滅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是毛澤東思想使馬克思揭示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現實;毛澤東同志對此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奠基性的偉大貢獻。

  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革命,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32] 這樣評價1956年底“一化三改造”的偉大勝利恰如其分。人們絕不能由于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就輕視甚至放棄這個正確判斷。毫無疑問,改革也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但是,不應否認,改革開放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建立的前提下開始的,其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雖然“一化三改造”只是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但是從事物的飛躍性的質變與質變之后的量變(包括部分的質變)兩者相比較而言,顯然創建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內容上的飛躍性的質變,比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管理體制形式上的完善和發展,更具深刻性、更具基礎性。

  認識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與改革管理體制之間的內在聯系,極為重要。后者是前者的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事實上,我國能通過改革,從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得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正是得益于改革前30年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33]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一旦受到削弱,改革就會出現不良現象,這個道理已經為本世紀初以來我國出現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現象,得到說明。上世紀90年代初,原蘇聯、東歐在私有化“改革”的喧囂聲中亡黨亡國這種現象更說明,如果忘記改革與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統一,甚至把改革等同于改掉公有制,那么改革就有蛻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現實可能性。只有把改革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結合起來,改革才會真正成為基本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的新的革命。

  科學概念是由其反映的現實內容規定的。既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革命”,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同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那么,領導這場革命并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做出一系列論述的毛澤東思想,顯然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概念范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反映新中國前30年的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實踐。筆者認為,應當把毛澤東思想包括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內。應當充分認識,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管理體制改革之間,具有內在統一性。

  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在黨內形成了共識:應當把作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34]既然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國人民通過“一化三改造”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現實,那么,只有把領導“一化三改造”和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后的毛澤東思想包括進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是完整的、科學的,才會顯示出更加光彩奪目的本色。

  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之時,我們緬懷他對建立和鞏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做出的奠基性的偉大貢獻,應當把繼承并貫徹毛澤東思想落實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應當像毛澤東同志那樣,忠誠于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毫不動搖地維護公有制經濟基礎;而絕不能迷信國際上那種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以為可以在私有制基礎上,通過公共財政再分配緩和由私有制產生的對抗性社會矛盾;也絕不能相信空想社會主義,以為可以離開公有制,用永恒理性、公平、正義的觀念,就能消除私有制產生的社會弊病。當前,必須堅定不移地把深化改革與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堅決地糾正借改革為名,“改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私有化主張,這樣才能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初稿:2013.7 定稿:2013.12

  (作者:1946.3湖南長沙出生,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本文以發表在《學習與探索》2013年第12期。這次上網,作者再次做了必要的修改。


  [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671~672、672、683。

  [②]《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8頁。

  [③]參見國家統計局網站:《光輝的歷程宏偉的篇章――新中國成立6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回顧系列報告之一》。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07_402584869.htm。

  [④]《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頁。

  [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第六條,全國常委會辦公廳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北京],2004年特刊,2004年3月15日出版,第80、81頁。引文中的黑體為引者所加。

  [⑥]《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8~499頁。

  [⑧]《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894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頁。

  [⑩]《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頁。

  [1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704頁。

  [12]《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301頁。

  [13]《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5頁。

  [14]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37頁。

  [15]《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14頁。

  [1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49頁。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68頁。

  [18]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3~49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52頁、175頁。

  [20]分號前引號中的話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科學發展》[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09年,第10頁、第13頁、第15頁、第16頁、第20頁。

  [21]參見《1960年3月22日 “鞍鋼憲法”誕生》,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7585/78767/5462274.html。

  [22]參見《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鄧小平 江澤民論科學發展》,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09年,第16頁

  [24]《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29頁。

  [25]《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81頁。

  [26]《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86頁。

  [27]《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49頁。

  [28]《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7~788頁。

  [29]《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275頁。

  [30]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頁。

  [31]《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頁。

  [32]《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43~744頁。

  [33]參見本刊記者:《維護科學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訪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何干強教授》,《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3期,第15頁。

  [3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83頁、第773頁、第782頁。

【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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