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無論是黨的建設還是如何發(fā)展社會主義，都面臨著許多新的任務和挑戰(zhàn)。面對這些任務和挑戰(zhàn)，毛澤東思想是否還具有必須堅持的指導意義?時逢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我們在紀念毛澤東同志的同時，重新學習毛澤東思想中有關立場、觀點、方法、作風的內容，從中汲取指導黨的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思想資源，進一步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 立場 觀點 方法 指導地位

　　作者工作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自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七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來，一些人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在認識上趨于淡化，甚至發(fā)生動搖。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中，是否還要繼續(xù)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我們黨在立場、觀點、方法、作風等方面的建設，是否還需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時逢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以對毛澤東思想的重新學習，來紀念這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一、 從毛澤東思想中學習立場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開始就指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首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和所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是有立場的。這個立場，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就是社會主義的立場。即使在毛澤東同志晚年以“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政治路線上犯了錯誤，但是毛澤東同志的立場，卻始終沒有動搖過。這個立場，就是1947年10月17日毛澤東同志在陜北給佳縣縣委的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面”。這是共產黨人的靈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fā)展，我們黨面臨的現實是，一方面，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生產關系的巨大變化。我國在經過土改和社會主義改造，已消滅了剝削階級之后，已形成了在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所分配的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的社會集團。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階級。[1]只是為避免政治上的敏感性，我國的政治話語沒有使用“階級”的概念，學術界通常用“階層”來指稱經濟和社會所出現的分化，但這并不能否認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我國實際上已發(fā)生了階級分化。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在一種歷史的生產關系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沒有充分發(fā)揮之前，并不會被新的生產關系所替代。[2]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在世界范圍里仍將長期存在，在中國也將長期存在。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fā)展中，資本作為稀缺的生產要素，資產階級作為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力量，還必須要發(fā)揮境內外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來推動經濟發(fā)展，這就是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所在。因此，在中國的條件下發(fā)展社會主義，并不是簡單地反對資產階級，通過搞階級斗爭來消滅階級，而是要在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共存的條件下，注重利用資產階級發(fā)展生產力的歷史作用。可以說，在歷史上，我們黨所進行的中心工作還沒有如此倚重過資產階級。而對于資產階級來說，也從來沒有那樣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歡迎，那樣依賴于權力來獲取超額的利潤。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強調毛澤東思想在立場問題上的指導意義特別重要。因為今天確實像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3]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階級分化形成之后，立場問題對執(zhí)政黨，對掌握著權力的黨政干部就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黨政官員經不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考驗、禁不住家屬和親友牟利的沖動，其立場往往不由自主地轉移到了資本方面去，而偏離了人民大眾的立場。在對外資開放的過程中、在國有和集體企業(yè)的改制過程中、在多種經濟成分下的勞資關系中、在對農民的征地安置過程中、在國民收入的分配與再分配中，因當政者的立場問題造成對人民群眾利益的損害、形成社會沖突和群體性事件的教訓尤為深刻。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口頭上講“三個代表”，實際上進行錢權交易，或公然違反中央已經作出的決定，其親友通過經商或為外資服務，成為外資在中國的代理人，其本人很容易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所謂腐敗問題，根源是一些共產黨干部喪失了立場，也就喪失了底線。失去立場所造成后果的不僅僅是腐敗，往往還造成錯誤的重大決策，造成國家利益、群眾整體和長遠利益的巨大的損失，特別是會失去人民群眾的信任。

　　認識到這一點，對于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執(zhí)政黨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提醒我們在對國內外問題的考慮和制定政策時，不能只考慮發(fā)展、效率和有利于發(fā)揮資本的作用，而必須時刻注意立場問題上的自覺性，即在考慮國際問題時，必須站在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全體人民群眾利益(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考慮國內問題時，必須站在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來調整所出現的階級對立、沖突和斗爭，在鼓勵資產階級在經濟發(fā)展中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同時，維護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實現毛主席所講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在中國發(fā)展的方向上，對社會主義方向還存在著堅持還是反對的不同主張。有人希望在經濟上徹底地私有化和市場化，以個人為本位在政治上搞西方的民主、憲政和所謂的公民社會，其實質代表了資產階級立場的改革方向。這種主張在黨內也有一定的市場。當年鄧小平曾把這種主張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思潮。今天，由于在國內已有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基礎，資產階級自由化已不像20世紀80年代一樣只是作為思潮存在，而是具有聚集資源，發(fā)展成一種與社會主義方向相抗衡的政治力量的可能。 從這個高度來看，中國共產黨今天的任務決不能只滿足于發(fā)展經濟，提高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實現科學發(fā)展，而且還必須要堅持為最大多數人民群眾謀利益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方向，反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運用國家機器既利用資本來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又節(jié)制資本，加強對市場機制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調節(jié);對資產階級既注重發(fā)揮其有利于生產力發(fā)展的歷史作用，又要教育其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還要防止其對社會主義方向的干擾。正因為如此，在整個社會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立場問題仍是首要的問題。而今天解決好這個問題的復雜程度和難度，要遠超過改革開放的初期。所謂改革進入了深水區(qū)，首先是站對、站穩(wěn)立場的難度比以前更大。不解決好這個問題，黨的性質就會改變，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就會改變方向。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其他思想資源所難以取代的。

　　二、 從毛澤東思想中學習觀點

　　就觀點而言，毛澤東思想最大的貢獻是在中國建構起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和世界觀，成為幾代共產黨人信仰和理想的源泉、黨性和人生觀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后直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歷盡千難曲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思想理論上沒有完成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中國化。在延安，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建構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和世界觀，從而為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中國化和思想建黨奠定了基礎。從1939年到1940年，以《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為標志，表明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和世界觀的建構基本完成，成為一個思想理論上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也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從整個黨的歷史來看，這個成就的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過份。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理論，在時代和世界的框架下，第一次系統(tǒng)地回答了中國從哪里來，處在世界和歷史的什么方位，將往哪里去的問題，明確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明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時代中的定位;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階段，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后，要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4]這是建黨以來第一次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理論上系統(tǒng)地從時代觀、世界觀的高度來認識中國的社會與中國的革命，認識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是在思想理論上建黨的重要里程碑。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進一步闡發(fā)了由列寧創(chuàng)立、斯大林闡發(fā)的世界已進入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強調在這個時代，任何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都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從而確認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個定位的意義在于它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只能是社會主義[6]和革命的領導力量只能是無產階級。[7]

　　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世界觀，就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高屋建瓴地來認識世界，認識中國，就能用時代化、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武裝廣大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就有了產生理想、信念的源泉，就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的基礎，就能夠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結果，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發(fā)表之后的第10個年頭，中國共產黨就帶領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在新中國建立之后，按照這個時代觀和世界觀，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8]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對社會主義道路波瀾壯闊的探索。

　　從整個黨的歷史來看，這個時代觀和世界觀的確立，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認識世界、認識中國的歷史坐標。這個時代觀和世界觀對中國共產黨人確立和堅定共產主義信仰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鼓舞著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前赴后繼地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拋頭顱，灑熱血。建國以后，也鼓舞著新中國的建設者們無私地奉獻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為撐起共和國大廈的脊梁。這也是盡管經歷了重大的曲折，中國共產黨也能認準社會主義方向而堅定不移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冷戰(zhàn)結束以后的世界，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所發(fā)生的變化，還是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都缺乏在理論上既具有連續(xù)性、貫通性，又對現實具有說服力的理論建構工作。黨在時代觀和世界觀上的建構滯后于現實世界的發(fā)展。由此，思想建黨遇到了巨大的挑戰(zhàn)，黨內在理想、信仰上出現諸多問題，也削弱了黨對于整個社會在政治上的領導以及能與西方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理論武器。由于二戰(zhàn)后、冷戰(zhàn)后世界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我們今天已不能依靠重復毛澤東當年提出的論斷來說明現實的世界。但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就是要從時代觀和世界觀入手，來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構建符合今天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和世界觀。這是強調毛澤東思想中的觀點仍具有指導意義的關鍵所在。

　　從今天的實踐來看，毛澤東思想中具有指導意義的還有許多具體的觀點，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關于組織起來的觀點。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同志在陜甘寧邊區(qū)的勞模大會上發(fā)表了題為“組織起來”的講話，指出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經濟，是封建統(tǒng)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9]毛澤東同志認為，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就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組織起來，既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觀點，也是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留下了許多寶貴的遺產。最重要的，是農民不只是作為一個簡單的生產者，而能夠通過組織起來為自己創(chuàng)造的集體資產和公共產品，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經濟基礎和社會資本，并在集體經濟中建立起來的集體意識，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經驗，在全國至今仍堅持走組織起來道路的集體經濟中仍在展現著其生命力和優(yōu)越性。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隨著耕地、山林的長期承包到戶，特別是經過農村稅費改革之后，農村土地已從集體所有，家庭使用走向實質上的家庭占有，絕大部分農民重新又處于一家一戶生產的狀態(tài)，絕大部分農村基層基本失去了集體的經濟基礎，農民喪失了集體意識，農村基層組織也失去了組織農民創(chuàng)造公共福利和進行公共建設的能力。“組織起來”的優(yōu)勢幾乎喪失殆盡，“去組織化”所帶來的問題在城鄉(xiāng)幾乎隨處可見。

　　我國農村是走組織起來，還是堅持去組織化的道路?這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fā)展，重新又擺在人們面前，成為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成敗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這個問題的背后，也同樣面臨著是否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指導的問題。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思想中還有許多重要的觀點，在今天和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中，同樣需要我們來學習和思考其做具有的指導意義。

　　三、從毛澤東思想中學習方法

　　就方法而言，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毛澤東思想中《實踐論》、《矛盾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唯物辯證法和認識論仍具有指導意義。今天從整個黨的思想建設來看，對于唯物辯證法重視、掌握得還很不夠。這個問題，陳云同志生前強調過，李瑞環(huán)同志也提出過，值得我們重視。

　　但從今天的現實出發(fā)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毛澤東思想中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過程中所具有的指導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被拋棄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階級分析的方法也隨之淡出了政治領域、學術領域和思想領域。當時，人們并沒有覺得有什么問題。但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不僅武裝到牙齒，而且武裝了眼睛、耳朵的西方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仍在國際上占主導地位，我國參與的是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領域我們都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威脅。

　　在國內，我國從改革開放前只有工農兩個階級和一個知識分子階層，到今天學者們提出已有十大階層，實際上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新的階級分化已經出現，并在不斷地發(fā)展。面對這樣一種世情、國情，“以階級斗爭為綱”固然是錯誤的，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下，需要團結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各個階級和階層、各個民族、各種利益群體共同奮斗。但是，我們要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中的階級分析方法是否仍具有指導意義呢?這是一個在是否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上遇到的重大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它的途徑只能通過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資產階級(外資和境內的民營企業(yè))作為有利于生產力發(fā)展和帶來現代文明的要素，我們需要團結、利用和爭取。看不到這一點，不能充分發(fā)揮資產階級在發(fā)展生產力中的歷史作用，我們就會犯“左”的錯誤，無法建立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就無法建成社會主義。但另一方面，在中國發(fā)展的方向和道路上，資產階級與我們黨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如果忽視或抹殺這種分歧，反對必要的限制與斗爭，那么我們會犯右的錯誤，在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面前，在境內資產階級自由化面前失去警惕，失去立場，最后失去政權。我們黨已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確定了我們的任務是實現全面的、科學的發(fā)展，但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客觀存在的情況下，是否還要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不僅是能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也是能否在復雜的內外環(huán)境下，既堅持黨的既有立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發(fā)展，壯大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實現“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帶領全國人民不斷開辟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與如何建立宏大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隊伍有關。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強調“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中，只要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知識分子就需要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同時，他也針對當時的情況提出，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判斷。[10]在當時國內只有工農兩大階級的條件下，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在今天不僅境外的資產階級在向我們滲透，國內也重新出現了階級分化。今天即使就知識分子自身而言，還有多大比例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按照社會學的概念，大部分知識分子把自己視為“中產階級”。而從政治傾向來看，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主張和贊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和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兩種傾向同時存在，表現為今天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的斗爭。它表明我國的知識分子并不自然地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依附在不同 “皮”上的問題又出現了。在知識分子中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反對、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階級分析對于革命時代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在社會主義的和平建設年代，階級分析的方法是否還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呢?對一個領導著如此偉大而又復雜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無產階級政黨，答案是肯定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是我們認識世界和國情，認識不同階級和階層、利益群體的立場與利益指向的有力武器，幫助我們能按照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來決定路線、方針、政策。如果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科學發(fā)展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任務的話，那么這個任務是我們黨以對工人階級和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分析和認識為依據的，同時，這個經濟建設的過程既受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約束，也是以“共同富裕”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方向為指向的。今天我們對外開放，說到底主要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開放;對內改革，核心是讓市場經濟的機制在經濟生活中發(fā)揮更大作用。隨著市場機制在越來越大的范圍內發(fā)生作用，隨著我國經濟參與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程度和范圍的不斷擴大，階級關系在我國的經濟過程中、政治過程中、社會關系中、文化生活中都不以人意志為轉移地表現出來。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社會建設的方向、文化的發(fā)展方向，以及黨的建設，都充滿著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主張。對此，如果我們沒有清醒的認識，即使堅持了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會成為一句空話。如果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資產階級仍具有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歷史作用的話，那么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就還存在一個對中國發(fā)展方向的領導權，一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誰領導誰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要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因;存在著一個正確處理不同階級之間關系的問題，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在國際上，則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個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這是一個充滿嚴重的斗爭，又在斗爭中求和平、求合作、求共同發(fā)展的政治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階級分析方法的意義不言而喻。我們今天繼續(xù)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出于堅持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的實際需要。如果在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同時，也拋棄了階級分析的方法，那么中國共產黨就等于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必然陷入到經濟主義、發(fā)展主義、物質主義、事務主義中去，也就會失去政治上的方向。

　　四、從毛澤東思想中學習黨的優(yōu)良作風

　　毛澤東同志在長期的革命斗爭過程中領導我們黨建立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yōu)良作風。黨的這種優(yōu)良作風，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在黨內生活和黨的工作實踐中的具體體現，成為中國共產黨區(qū)別于其他任何一個政黨的顯著標志。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央都強調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和傳統(tǒng)，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作風問題已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黨的建設中的突出問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提出的《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guī)定》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黨的作風所存在的問題。目前，正在開展的黨內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活動，顯示了新一屆中央對恢復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強烈的政治意愿和決心。要恢復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其實質就是要把無產階級世界觀重新體現到黨內生活和黨的工作實踐中去。在這個問題上，需要重新學習毛澤東關于黨的作風的思想。

　　黨的三大優(yōu)良作風與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的確立一樣，都經歷了艱巨的斗爭和建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被實踐證明和為人民群眾所肯定，來自不易。黨的優(yōu)良作風的確立，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改造和建設黨自身的產物。在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上，“我們黨的發(fā)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斗爭的過程中發(fā)展和進步起來的。”[11]在黨的歷史上，我們黨戰(zhàn)勝了黨內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絕對民主化、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農民和流氓無產階級等等不良習氣，才建設成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作風不是孤立的，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在黨內確立，深入到廣大黨員和干部中去的過程。如果說，理論聯系實際，是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聯系起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那么密切聯系群眾，就是因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fā);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fā)點。”[12]而能夠在黨內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因為“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fā)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yè)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yè)，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和辦法，舍不得丟掉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沾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13]

　　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們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黨的優(yōu)良作風，是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在黨內生活和黨的具體工作實踐上的體現。不確立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時代觀和世界觀;不確立以社會主義為方向，以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利益為奮斗目標;不確立以人民利益為一切工作最高的衡量標準，黨的優(yōu)良作風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水之源。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黨的優(yōu)良作風與無產階級世界觀，與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聯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是一個整體。在這個意義上，要恢復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就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地位，學習黨的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完整地理解無產階級世界觀與黨的作風的關系;黨的作風建設與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之間的關系。無疑，為期一年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恢復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問題上將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要解決好黨的作風問題，還需要更完整、深入地學習和理解毛澤東思想，來指導黨的建設。

　　結束語

　　36年前，毛澤東同志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以后，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經歷了重大的調整，走上了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基本路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我們也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和問題，其核心是黨的建設，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中，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我們黨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偉大目標，全黨、全國人民正在為之奮斗。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即使在實現上述目標之后，也還有更為遠大的目標要去追求。在這個過程中，黨的建設本身成為一切目標能否達成的基礎和前提。站在今天這樣的歷史階段，回顧黨的整個發(fā)展和奮斗過程，環(huán)視今天所面臨的各種挑戰(zhàn)，我們深切體會到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過程中，毛澤東思想對于我們這個黨，對于我們黨所要達成的目標所具有的指導地位，與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和重新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

　　[1] 列寧：《偉大的創(chuàng)舉》，《列寧選集》第4卷，第10-1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31-35頁。

　　[3]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48頁。

　　[4]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651頁。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階段的分析參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全文。

　　[5]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1頁。

　　[6]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fā)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2頁。

　　[7] 由于中國革命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大基本任務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4頁。

　　[8] 毛澤東：《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9] 毛澤東：《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0] 鄧小平：“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中，只要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知識分子就需要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但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qū)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從事體力勞動的，從事腦力勞動的，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89頁。

　　[11]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2]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095頁。

　　[13]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0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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