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1月1日)，第一屆中國社會科學院科學社會主義論壇在北京召開。此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來自美國、俄羅斯、意大利等10多個國家的30多位外國專家學者及國內40多位知名學者與會。在會上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做《立足中國，創新社會主義理論》主題發言，本站特此刊出以饗讀者：

　　絕不能放棄社會主義旗幟

　　第一，社會主義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目標，革命前輩們為此英勇奮斗才有了新中國。放棄社會主義旗幟是對先烈和人民共和國的背叛。

　　第二，較之“資本利益至上”的主義，“社會利益至上”的主義符合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正統思想，即“以民為本”而非“以(個)人為本”。中國政府尊重市場但不迷信市場，政府為人民利益而干涉市場。從“常平倉”到“鹽鐵官營”到土地“公有私用”是中華傳統。

　　第三，在世界競爭中，本國人民的凝聚力非常重要。社會主義理念能凝聚中國人民，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理念分裂中國人民。

　　第四，不承認窮人應當受窮，而且誓言幫助窮人，改變窮者恒窮狀況的政黨是世界上的左翼政黨，即傾向社會主義的政黨。左翼政黨占有道德高地，代表人類歷史進步的方向。

　　因此，中國共產黨應當堅持并且高舉社會主義旗幟。

　　社會主義思想隨實踐的豐富而發展

　　社會主義的思想核心是“社會利益至上”。這種思想與“資本利益至上”(效率至上)的思想抗衡，與個人主義抗衡。孔夫子和古希臘的柏拉圖都闡述過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共產”理想。中國傳統知識界稱之為“大道”或“大同”。

　　馬恩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階級斗爭。即假設世界會分化成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因此，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然而，在蘇聯以外的國家，產業工人在社會總勞力中從未接近過二分之一。在21世紀，較之以設計研發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制造業(第二產業)正如同20世紀的第一產業那樣成為夕陽產業。馬恩注重生產方式，卻顯然未能預見新生產方式的崛起。

　　比起制造業初興的19世紀四十年代，經過近兩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思想已經極大豐富。社會主義實踐不僅有共產黨人的實踐，而且包括歐洲、亞洲、非洲、拉美、澳洲、加拿大、乃至美國的各種社會主義導向的實踐，特別是包括工人黨和社會黨的各種實踐。若僅以19世紀四十年代的馬恩思想為唯一“科學”理論，以20世紀斯大林思想指導下的實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基本”模板，社會主義的路會越走越窄。

　　蘇共是“立國為黨”的工人黨，蘇聯遂成“黨國”。在馬恩階級兩分思想指導下，蘇共消滅了其他階級，建立了工人和科學家的國度，其中包括把農民也全部變成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的工人。然而，單一職業的社會導致單一的官僚管理，導致計劃的社會、計劃的經濟、計劃的科學、計劃的黨中央，還有對抗型的外交。因為年輕一代并不都想成為被官僚機構管理的工人，蘇共逐漸脫離了人民對自由的需求，成為僵化的機構，成為社會自由的障礙。又由于核武器導致了可預見的和平，用于戰時的計劃經濟過時了。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不應也不能被計劃的。在“黨國”體系里，黨崩潰了，國也就崩潰了。

　　我國也曾試圖消滅剝削階級，消滅社會多元化，將所有勞動者變成國營工廠的工人，卻因自然資源匱乏而辦不到。放棄階級斗爭企圖，承認市場機制作用，多元社會的活力就被煥發出來了。中共領導革命和建設的成就不僅是馬恩和斯大林思想的成就，更是思想解放和毛澤東思想的成就，而且是繼承中國傳統，汲取各國經驗教訓的成就。

　　中國近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光譜里。

　　第一，中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共是左翼政黨。

　　第二，中國生產資料公有，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私用制。

　　第三，中國不信奉資本利益至上，利用市場卻不迷信市場，為大眾利益積極調控市場，直至建立大型國有企業。

　　第四，中共立足本國經驗，不斷豐富社會主義理論，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建設和諧社會，制定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想的藍圖。

　　因此，以馬恩社會主義思想為唯一“科學”思想的提法雖在19世紀有合理性，卻在21世紀違背了“實事求是”精神。社會主義思想是隨各國實踐而豐富發展的，與各國的歷史和現實條件相關。下面以中共性質和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兩大問題為例來說明這個道理。

　　中國共產黨是維護中華全民利益的先鋒隊

　　中共不是西方此起彼伏、代表社會某部分利益的“議會黨”，也不是蘇式“立國為黨”的“工人黨”，而是“立黨為國”的“國黨”，是中國傳統(儒門弟子)執政集團的延續。

　　與歐洲社會不同，中國社會不是分層的階級社會，而是因“富不過三代”而產生的“百姓”平等的社會，是獨立小農家庭的社會。這個社會由血緣社區和擴大的虛擬血緣社區組成，從小家到層層擴大的“家”，直至“國家”。在我國政治中，利益集團始終缺乏正當性。

　　因此，中國傳統政府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從未聲稱僅“代表”某個社會利益集團。傳統中國由超脫于社會的單一執政集團治理。這個集團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統一。這個集團信奉儒家“民本主義”——政府存在的價值就是為“大家庭”全部成員的福祉服務，否則造反有理。這個集團以“視民如子”，“治國如治家”為正統，歷朝均稱“以孝治天下”。這個集團的成員經考選而來，原則上逢選必考，無功不拔。所以，就傳統中華政府而言，官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責任感”的作用遠大于對社會集團的“代表性”。

　　當這個執政集團成員由儉入奢，不復信奉民本主義，喪失倫理道德責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換代的契機。我國的農民起義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而是窮人和富人聯手，以中產農民為主體，推翻腐朽執政集團的革命。

　　改朝換代之后，又會崛起同樣的一個儒門弟子執政集團。如此循環往復，中華體制在朝代變換中生生不息。

　　中國共產黨是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而奮斗的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實行“統一戰線”，目標是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讓世界列強平等待我，并與世界各政黨平等交往。

　　而今，全世界的階級陣線都模糊了，政黨的“代表性”都在削弱，由單一執政集團統領分散的社會并非“落后”的社會治理形式。

　　因此，中共不是某階級的代表，而是中國傳統執政集團的延續，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先鋒隊。

　　我國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應是（中華）“大家庭”

　　“價值觀”有無數種，變化無常。“社會價值觀”不是一般的價值觀，而是關于“社會關系”的價值觀。“社會核心價值觀”是官民一體信奉的“主流”社會價值觀，是凝聚各種社會利益的根本思想。

　　“社會核心價值觀”是治理社會的四種基本手段之一。第一是執法維護社會秩序;第二是代表強大社會集團;第三是承擔平衡社會利益的責任(部分與整體、眼下與將來、變化與穩定);第四是支持能凝聚社會各種利益的觀念。前兩者簡單、初級，后兩者復雜、高級。所有國家都綜合依賴上述四種方法。但各國情況不同，偏重各不相同。

　　社會核心價值觀有四條基本標準，否則不會成為“主流”。

　　第一是概念簡潔。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龐雜，但表述不能冗長，必須簡單、響亮，比如“自由”、“民主”、“伊斯蘭教”、“社會主義”。

　　第二是官民分享。若精英與大眾各表一套，官民分裂自不待言，也會讓官脫離民，甚至流于虛偽。

　　第三是體現本國特色。社會核心價值觀是凝聚“本國”社會的價值觀，與他國有別。比如美國強調“自由”，歐洲各國強調“民主”。

　　第四是具有國際的可接受性。比如可以是“佛教”，卻不能是“共產主義”，更不能是“法西斯主義”。

　　當代中國官方和民間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定義五花八門、冗長繁瑣，體現了價值混亂。其實，“(中華)大家庭”三個字簡明、貼切、實用。“大家庭”上接“以孝治天下”的中華歷朝傳統，下繼強調“社會利益至上”的社會主義。其倫理博愛的道德觀核心是普適的。

　　家庭是我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本單位。血緣和虛擬血緣的城鄉社區(單位)構成我國的社會網格。血緣關系稱謂覆蓋了整個社會，體現社會形成了虛擬的“大家庭”。以層層擴大的家庭為基礎構成的虛擬大家庭就是“國家”。我們的軍隊是百姓的“子弟兵”，為“保家”而“衛國”。從家庭關系里衍生出的道德是中式道德，即“倫理道德”。中國共產黨就是無私地為這個大家庭福祉負責的“大家長”。

　　“大家庭”立足我國實際，召喚東西南北各族裔的男女老幼，體現我黨追求全國人民上下同心，社會和諧，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基本價值觀。所以，我國的核心價值觀應表述為“(中華)大家庭”。

　　概言之，立足本國，世界的社會主義思想才有發展的活力。照搬近二百年前缺乏實踐基礎的思想教條有兩大問題：或導致思想僵化，脫離中國條件，脫離中國人民，脫離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現實;或導致知行不一，掛羊頭賣狗肉，削弱中共的理政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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