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社會主義在20世紀，由空前的勝利變成歷史性的大退卻、大沉淪，顯示出時代與人類迎接光明和走向未來的曲折性，表明真理與歷史的迂回展開的必然性，表明階級社會的較量和文明斗爭的反復輪回特征。全世界的歷史局面和沉重現實，令人沉悶，讓人擔憂，但同樣又顯示出歷史性偉大轉變前夜的玄機：晚期資本主義神話，市場原教旨主義偽學神道，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第三條道路的種種民主社會主義，極權威權主義的說教等等，統統或被送上歷史的審判臺，或者已經世風日下，成昨日黃花。然而，無論是關于資本主義的出路何在，還是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都卻依舊是亂麻一團，渾沌一片。左翼戰線，重磅批判得多，建構性的少，系統操作化的政綱大建就概念股更是不多見。右翼的極右右派和基本死心塌地的反動分子，則除了陳腐的翻來覆去的新瓶裝舊酒外，就是皇帝的新衣，除了洗腦、輿論以及意識形態，文化領域操控外，就是文化新聞輿論封殺和大棒。而其打左燈向右轉，打著紅旗反紅旗，大耍反革命兩面派的手法，以馬克思主義名頭，名號，來修正馬列主義根本原理的招數，也基本上不靈光了。

　　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人類向何處去?這一時代與世界的頭等大事，在此，甚至比之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野蠻時代下的苦難和暗無天日時的急迫性，更加現實地擺在世人面前。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民面臨日益沉重的無法承受之重的改開重壓，特別是在全球的經濟大恐慌與歷史性的不確定性下，內外環境惡化的重重壓力下，更是步入`大轉型與大變革的前夜。

　　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民族與全體中國人民，全世界的炎黃子孫和一切愛好和平與人類未來的國際友好人士，都應肩負神圣使命，打破腐朽反動的利益集團聯盟，徹底摧毀大買辦、大官僚資產階級集團與國際大資本集團的鯨吞世界的世界資本大聯盟，完成東方戰線的偉大突破和亞洲與世界人民崛起的偉大進軍。這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繼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新中國誕生前后的革命與建設的又一偉大的劃時代的世界歷史創造和大事變。

　　一、改革開放的綜合目標模式

　　我們的目標模式，就社會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而言，必須也只能是有計劃的社會市場經濟。共識的理論是市場經濟不等于商品經濟。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優于傳統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模式，而有計劃的社會市場經濟，則在宏觀、根本、長遠國家與國民利益上，依靠真正科學全面的頂層設計和社會主義產權結構與制度保證，實現克服傳統商業過度萎縮，金融過度壓抑，產權過度一大二公的弊端，與此同時，根除，或至少是從實質上限制資本社會化剝削擴大和資本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經濟基礎，將宏觀經濟理性，國民經濟命脈與產業以及經濟安全理性保障，同微觀經濟活性，商貿等市場經濟活性，合理地結合起來。這是社會主義體制與機制，真正能夠徹底戰勝資本主義的根本保證。

　　我們的目標模式，就經濟基礎與經濟權力結構而言，應當也只能是，國家、集體與個人各自三分之一天下的產權結構和相應的治理結構。就產業與市場準入而言，基本生產資料，具有重大社會溢出和外部經濟特征的，必須集中控制于國有經濟之中，而日用消費品和產業，卻應當而且必須走向民營，屬于大眾百姓。但巨型商貿企業集團和產業，基礎設施，高外部性的產業與企業，則必須國有，盡可能國營。集體化的俱樂部經濟，同國有經濟相得益彰，也具有無限廣闊的前景。

　　我們的目標模式，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應當和也只能是人民主權和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國體與政體的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旨在消滅特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擴大和完善人民管理權，監督權，以至于領導權。在勞動知識化，知識勞動化，城鄉一體化，精英大眾化，平民社會主流化的趨近中，穩步積極地推進社會主義新人、新風、新國家的建構與改造。

　　我們的目標模式，就動態開放社會而言，必須也只能是堅持獨立自主，不爭霸和反霸的國際秩序和外來原則，在既永遠不稱霸的國際憲政原則下，又堅定地作為國際反霸戰線和領導發展中國家的中流砥柱，在改造不合理舊有國際秩序，有效建構新型合理國際秩序的世界大同與國際社會進程中，始終保持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高度統一。獨立自主，積極防御，珍視和平，不懼戰爭，多邊合作，多極世界，各國平等，應當是基本國際主張原則。

　　二、為什么必須建構有計劃的社會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經濟機制與形態，絕不可能是所謂的市場經濟，而必須是有計劃的社會市場經濟。這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教條與教規，而是生動的開放的活生生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演化發展和全部正反面兩方面的國際共產運動檢驗的結果。

　　首先看十月革命后，以布哈林為首的過左教條“馬克思主義主張經濟學家”，試圖從教條的馬克思早年設想出發，取消貨幣代以勞動圈，消滅商品交換，實行單一純粹大而全、大一統的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在嚴峻的經濟形勢與殘酷的經濟現實面前，被列寧所放棄和徹底糾正。

　　而后，斯大林近30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成就巨大，發展驚人，奠定蘇聯社會主義物質基礎，但政治、經濟與文化代價和潛在的官僚長官特權經濟和代議政治的難以治理，特別是代際政治的難以為繼(即除了像列寧、斯大林那樣的超級能人領袖，即使像安德羅波夫那樣的都難以駕馭)，以及民生經濟短板和文化多樣性的匱乏，為體制改革和后冷戰解構社會主義留下極大口實和實際上的隱患。

　　第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贖買政策，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農輕重排序，國際不稱霸，綜合平衡，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都使得中國模式、道路遠遠優于蘇聯模式。

　　但中國底子薄，近代被徹底掏空、搞殘，尤其是人口規模天量增大，加上文革期間經濟傾向，使得原本的中國民生經濟優勢，反倒顯露成國民經濟短板，在運動綜合疲勞癥，主要還是代際政治交接時，在陰謀政治利用了民眾情緒后，變成了社會轉型的基礎，而國際后冷戰的右傾國際戰略，成功地里應外合，解構了社會主義精神支柱，解體了社會主義陣營整體防線，通過柏林墻、波蘭工會事件、逃港事件等的錯誤解讀，大肆渲染，文化大革命被極端化否定，64風波前后，中外形成社會主義大逆轉，一夜間徹底轉型，89-92年間成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個重大的分水嶺。

　　第三90年代后，全球除了古巴、朝鮮、越南等少數社會主義孤島外，社會主義若非基本崩潰，也是陷入到了空前的低潮。初級階段商品經濟，個體經營，下崗分流，很快就在抓大放小的改制變軌，優化組合，盤活資產，特別是匯率美元化和超級貶值，全方位無底線開放，外向型粗放貿易經濟，以市場換技術的重復大規模無理性的引進技術、外資，尤其是天量貨幣投放和私有產權的贏者通吃之下，造就了中國歷史上就是在皇權、帝制、亂世、戰亂、分裂等任何時代與王國時期，都難以望其項背的竊國分贓和暴富掠財的歷史時期。

　　同中國的漸進近主義為名，行階段性的震蕩療法之實的溫水煮青蛙路線圖不同，蘇東集團采取的是500天向市場經濟過度的激進、一次性上大轉型與大分骯。

　　這是一次人類經濟史、文化史上完全可以和資本原始積累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時期的資本主義血腥早期，帝國—殖民主義時期、公開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荒淫無恥的時代。

　　要知道，在美國的類似資本大亨爆發時期，美國的輿論和社會良知幾乎是一邊倒地對那些貪得無厭，敲骨吸髓的資本大佬們的資本把戲運作，清一色譴責、憤怒和徹底批判與否定，反觀中國，數百億資本大鱷的爆發期，卻甚至成了所謂盛世歡歌的美輪美奐期，資本大鱷，財富大亨竟然成了神圣的企業家救世主，實業家的先進生產力代表。特別是語境，特色論基調迄今為止，還在那里粉飾太平，裝腔作勢，甚至竟恬不知恥地要造什么黃金十年功德碑。

　　市場經濟為什么會如此瘋狂、殘忍?血性理財，走向資本的超級集中和資源配置的強權霸主?市場經濟同社會市場經濟不同，其在價格機制這個所謂無形的手的表象下，隱藏的是資本大鱷的這一有形的腦。資源配置的杠桿，在杠桿多倍巨量金融放大器下，多乘數與加速放大機制下，會在資產大倍增的指數化的擴張下，完成贏者通吃。同社會市場經濟相比，市場經濟既沒有社會多方之非資本集團的平抑和制約力量壓制平衡，也沒有社會文化倫理的精神教化和約束作用，結果只能是整個社會經濟，必然在逐級上升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主導下，成為經濟動物的博弈戰場和唯利是圖的厚黑大學。

　　鄧既不懂經濟，也缺乏相當的哲學修養，陳云的鳥類經濟說，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深得中華數千年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真傳的。其不但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而且是中華數千年經濟大智慧的現實反映。

　　而有計劃的社會市場經濟的理性、科學、均衡運營，必然使得市場經濟的非理性沖動和盲目擴張與周期性的毀滅，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國前30年的投資周期主要是經驗不足和計劃機制不完備問題，后30年的看起來的高速增長的弱周期現象，完全是過度流動性過剩下的虛假假象。產能絕對性過剩，結構被無限粗放經濟過度放大成低質化的盲目擴張，對外依存度和國際貿易條件惡化，生態、資源嚴重透支，凡此種種都是這一市場經濟的直接結果。

　　計劃性，即高級頂層設計、規劃與戰略管理是徹底擺脫東西方非理性、虛假繁榮的唯一社會主義出路。

　　三、為什么要建構333制的產權與治理結構

　　這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均衡的基本標志和社會主義賴以維系的絕對經濟基石。國有、國家的全民共同財富三分之一天下 ，可以確保贏得國際制金權的世界競爭力，從而不受霸權紅利勒索和跨國公司微觀經濟帝國的壟斷與寡頭的現實擠壓，這樣就可以提供國際制金權賴以存在的企業組織博弈和產業實力保障。與此同時在國內則使得國計民生的基本方向與方位能夠始終對頭而不至于受大資本意志的任意約束。集體公有俱樂部三分之一天下，可以進一步強化社會主義的內外經濟能力，并同時增強有計劃的社會市場經濟之活力，有了上述的60%-70%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經濟產權結構，就能保障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業性質和治理結構的人民民主性質，并進而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經濟基礎和經濟法理存在。一當社會主義就業的絕大部分變成大、中資本產權結構下的雇傭勞動制，則人民主權一人民民主專政就或者是紙上談兵，或者欺世盜名的謊言。人民大眾的就業權、管理權、領導權，是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實現最低和最高綱領，最終走向無階級社會，黨政軍民和共和國在社會主義時期實現和保證上述一切的基本經濟基礎。

　　而余下的個人私有經濟，在現階段，還很難做到象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屬于個人所有制那養。因為那樣的一種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只有消費品、消費資料歸個人所有的最完全的自由人聯合體，在現階段還無法實現。私有經濟，在國家主產業、集體大產業的次級經濟空間下，獲得包括民族資本家在的一種公有經濟以外的社會資本性質存在，在已經如此的情況講，也是有一定的好處和利用價值的。改革開放初期，依賴原有的體制內的紅色資本家的海外關系、背景、經營渠道、經營能力，打開國際市場與世界資本經濟關系，也是理性的選擇。

　　中國目前的情勢是私有化、民營化、社會資本化同國際資本的聯手，已經不是蠶食公有經濟，而是在充當顛覆社會主義的文化經濟幫兇。

　　項觀奇等在對蘇東社會變革轉型的洞視是有道理的，俄羅斯等的社會轉型，起碼在社會政治經濟規范上，具有現代國家的成分與傾向，而相形之下的中國的狀況，卻是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全景式雙面人的自我標榜，自欺欺人和國際共運史上的欺世盜名。

　　四、兩種路線圖、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

　　雙百目標，在中國夢結構下，被解讀為能取代原本已經基本破產的三步走戰略。韜光養晦，決不不當頭，搞一段資本主義，塵封共產主義最高綱領，迎合國際資本主義文化意識形態，貪污腐化墮落，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屁股直接坐在大資本集團下面的社會政治瘋狂與災難性的政治敗血癥，正在黨政猛藥、社會風氣變調的態勢下，顯露出好轉的跡象。但從根本路線圖上看，從經濟結構、體制與運行機制，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社會政治哲學銜接上，卻依然無法得到合乎理性的系統和可以預期的保證。

　　這里的實踐理性，純粹理性，判斷力理性的內在悖論體現在下述幾大方面：

　　第一、中國夢的內核價值設定和國家精神、民族魂的根本價值色彩與價值取向，尚未能升華為中國古代古典的的大同世界和馬列毛主義的未來共產主義遠景，僅僅被定義為近代中國苦難輝煌后的民族復興。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統治意志和人類追求，是為所有階級，包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都能接受，也樂見其成，并尤其可以從中漁利的政綱、旗幟和方向。那么，中國共產黨，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訴求、共產主義遠景，又在哪里?他們的全部訴求和主張在中國夢中享有什么地位和位置?

　　第二、一百目標，即在2021年的黨誕100周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實上，小康中的老有所養等等，原本都是《禮運》中的大同之世的定義。而小康之世，恰恰是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私有經濟的世道。連孔子都推崇和憧憬三代之治及其以前的大同世界，共產黨人為什么在自己的旗幟和語境上，非要把明明是含有原始共產主義的主張，定義在小康的私有稱謂上呢?鄧及其重用班底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和共產主義政治哲學之功底與敏銳一望而知。

　　倘若第一個百年的目標，僅僅在所謂的坐二望一類的人均統計，總量指標，假惺惺地施小慧的在溫飽小康的社會經濟福利邊緣方面的相應調整上打轉轉，而在制金權的國際爭奪上，在產能、產業結構上，在核心知識產權和價值鏈高端，在國民財富的國際占位上，輸得一干二凈，那么隨著美國迪士尼樂園進軍上海和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區)超越當年深圳、浦東和天津渤海的情勢再現，屆時，上海灘歷史上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會變成了人民武警、解放軍站崗放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管理、保衛之下，國際資本大鱷長驅直入，長袖善舞，在做多與做空中國大盤，國民財富源源不斷外流，影子漢奸買辦集團內外勾結，階層固化下的門閥豪族事實上世襲罔替，人民大眾徹底邊緣、弱勢化，那么，第二百目標，即到2049，中國夢，會是一幅什么的現代化圖景呢?

　　路線圖是一切內在制度和社會合力合邏輯的演化路徑，是主客觀的共同作用現實運作方位。特色論與特別是語境已經明了這一切。

　　如果摸著石頭過河的此岸是中國社會主義，彼岸是歐美資本主義，則這樣的路線圖也是一相情愿。若是港臺、新加坡、南韓的目標模式，則現在的路線圖，確實可以用三個自信加以鼓勵，但若彼岸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遠景，則路線圖無疑是南轅北轍，大錯特錯了。

　　第三、關于判斷力理性，自實踐真理標準大討論以后，日益走向荒誕不經，無所適從，混沌一片。陷入左右搖擺機會主義和壟斷真理與話語權的不爭論的霸道主義。先是新自由主義暢行無阻，后來是世歷史虛無主義大行其道，最后是民主社會主義招搖過市，其中，普世價值派和所謂中國化派，看似沖突，其實是權力斗爭，利益之分。

　　這里的要害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真理標準觀下，檢驗的主體是誰?檢驗的程序是什么?檢驗的結果由誰公之于眾，又由什么力量來界定和加以仲裁?檢驗結果當張出現社會排山倒海的海潮般的民心向背時，錯誤如何得以糾正?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群眾路線無疑是抓到點子上了。如果一切任權貴壟斷真理，精英把持話語權，整個社會關涉大政方針，就不搞爭論，只容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大討論的政治虛偽和反革命計量一目了然了。那就是實實在在的馬列主義人口朝外，就是為了打倒原有政治理論架構的思想政治打手。辛子陵、李銳、謝濤的嘴臉一目了然。其背后的主子，人們也一清二楚。

　　真理的標準可能比共產黨的旗幟，綱領還要重要。其是一種根本的社會判斷定力與準則。一當喪失了人民大眾和共產黨人的思想情趣和真理標準，則一切都會糊里糊涂。

　　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人民大眾有自己的《圣經》。這就是恩格斯早已指出的《資本論》，就是馬列毛主義的經典著作。在當今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反復的長期的革命實踐和理論創造中，被正反經驗反復檢驗和得到世界性印證的真理體系。其他的都不是，包括朝鮮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古巴卡斯特羅、格瓦拉和委內瑞拉查理斯等等的都未能成為世界性共產主義的公認真理。中國后來的其他依照全部理性程序，已經被檢驗并被合乎一切理性地基本否定。

　　鄧的十個如果就是所謂鄧小平理論自己定義的驗證標尺。十個如果徹底變成了現實，因此已經走上了邪路。因此，其也在歷史、現實的所有檢驗中遭到徹底否定。當然，問題的復雜性可能有兩個：第一其所主張的，后繼的未能堅持，鄧提出問題甚至警告，后繼者沒有解決。這是乎給鄧理論以解脫，卻把后繼者的特色論者送上了審判臺。但任何有理論常識和政治歷史感的人，都承認，特色論的三大構成，從理論到實踐的確是一脈相承的。第二鄧及其后的設想，依舊在完善中，走上邪路的部分是利益集團作梗，四風乃至社會的問題。這樣的說明只能是政治打手的強權真理觀，屬于無理狡辯論，起不到什么客觀效果。

　　35年多了，還不夠，連前腐后繼都解決不了，還奢談什么復興大業?

　　五、大危機防范與根本出路

　　整個世界處于社會主義空前的低潮和共產主義迷茫態勢。這是真實的階級與社會力量對比情景。但與此同時，其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還是毛澤東的任何一位所面臨當年的社會主義現實可能性相比，都更加接近成功與勝利的偉大歷史前夜。

　　第一馬克思、恩格斯當年設想的社會生產力極大豐富的物質基礎，在當代的科學、教育、文化、能源、技術、社會財富積累下，就現有的人類人口規模，毫無疑問，已經不是基本而是遠遠高于地達到了。反過來，從極限運動上說，整個人類家園的地球的客觀自然載荷能力、生產力、運營力，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已經接近極限。任何過度的科技開發，特別是能源與原材料的短缺、短板、短線方面，在可預見的技術條件下，都只能選擇零增長。否則，將會是人類毀滅、地球復歸大荒漠，而非美麗的人類家園。

　　第二歐美資本主義根本的體制、制度、文化下的現狀，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福利形態，歐美已經存在著比中國等多得多的現實社會主義，而金融海嘯和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從根本上顯示出了歐美超級債務資本主義下的根本性的社會階級陣線與對立沖突。馬克思熱的持續加溫和恒久魅力，為歐美社會主義轉型創造了主客觀基本條件，現在僅僅在等待歷史的轉變機緣。

　　第三所有轉型國家，所有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冷戰以后的冷戰的陷阱，危機與災難，包括中等收入陷阱，現代化陷阱等等，歐美生病發展中國家需要的災難，都使得依附性理論、霸權紅利論、資本主義末世論，深入人心。人類真理路徑與光明趨向，只能在曲折的正反面經驗下實現，沒有反面教員，反動人物的歷史表現，真理只能停留在教科書上，不會變成集體無意識。沒有這樣的真理認知和真理觀與真理倫理較量，真理是總是蒼白無力的。

　　毛澤東旗幟、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沒有任何歷史時期，像今天這樣深入人心。文革時期的大普及，基于其大演習性質的社會現實，更多的是帶有直接理想推論的狂熱，不是具有水深火熱的三座大山重壓下的無助和無奈，不是實際下崗分流和一切弱勢群體及其家屬刻骨銘心的理性反思。這在堅定的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已經是涇渭分明的一覽無余。

　　當楊斌講隱蔽的經濟戰線戰爭，有多少人以為然?連個小小浪花都沒有激起。當貨幣戰爭，火爆登場，一系列類似《誰統治世界》的力作，驚世駭俗《中國大形勢》閃亮登場，則輿論和社會震撼委實不同。當93毛澤東熱回歸，懷舊的九斤老太的專家點評不脛而走。當03、13的滾滾毛澤東熱洪流神州激蕩時，盡管做壁上觀與裝腔作勢的依舊大有人在，但右派、右翼、反動派的絕望，深度恐慌，熱鍋上的螞蟻的丑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反對派的其“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邏輯，完全呈現在世人面前。中國左翼與廣大勞動人民任重道遠，歷史使命注定背負著世界與人類希望。這無疑是巨大的壓力，也是無窮盡的偉大的動力。

　　結語：時間窗口

　　歷史的時間窗口，從事后諸葛亮看，通常表現為很長的歷史時期。矛盾、焦點、社會情緒都是指示器，但歷來是當局者迷，局外者清。主政當權者，以曹劌論戰觀之，則多為“肉食者鄙”，以《彼得原理》說，則角色、職位上的配置經常錯位，若以歷史輪回、革命改制、改朝換代看，則多半是“糞土當年萬物侯”。

　　89-92年為第一次時間窗口。問題初生，解決不難，但卻陷入急功近利、機會主義的招式泥潭。97-02年，真正的千載難逢的歷史大窗口。新政、新規、新行完全可能逆轉頹勢，但短視弱智之輩卻不但悶聲發大財機會主義不作為，甚至樹立財大氣粗的強權真理觀，把偌大一個中國便成了暴發戶的神州樂園，冒險家的塞外高原。02-12，也有反轉機會，但陰錯陽差，變成了改制的資本市場收官之作，私有化暢行無阻。

　　北大有幾個鞏獻田?孔慶東?韓毓海?偌大一個中國，捌千多萬黨員，八千多萬團員，數百萬人民子弟兵，我黨我軍，真懂馬列，真共產，真行社會主義有幾個?

　　一當事變，不要說男兒身，就是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帶路黨，就會一呼百應了。黨群、干群、政群關系已經使水火而非魚水了。大話左轉，方針既定，經開右猛進踩油門，君以為還有下一個歷史窗口嗎?

　　是的，周秀成的故事道出：人民不死，毛主席就會永生。可得告誡權貴者袞袞諸公，永生的毛主席人民共和國，會由爾等的坐席嗎?

　　“聽其言觀其行”這是孔圣人的 2500年前的中華古典智慧。歷史人物，不看你怎么講，端視你如何行。大人物不但觀其理論思想，尤其看你政策主張的實際走向。歷史不問你主觀愿望如何，不管你思想動機怎樣，只關心你最后政權走向，社會結構變化。

　　歐美西方世界大多知道空頭支票是廉價和不算數的。語言是廉價的，行動才是真理與正義的化身。說一套做一套，城頭變幻大王旗，甚至不換旗旗，不下像，經濟基礎全變，則天變道也變，誰人不解呢?

　　制民(心)權、制金權、制文權，三權權權相扣，喪失任何一個都會不戰自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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