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刊出據稱為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研究員秦曉鷹的文章——《當毛澤東120冥誕撞上改革開放35周年》一文(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30912-252091)作者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就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和改革開放35周年之際,對中國社會左右矛盾作出比較理性的解剖,但還是有些片面。
無論是對歷史怎樣的評價,還是對今后發展方向的爭論,毛澤東都是無法繞過的話題。確實,鄧小平時期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評價暫時成為了社會的普遍共識,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這種共識被撕裂成對立,而毛澤東成為了分水嶺。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在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和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當下在中國公眾里的確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而在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中,這種對立則更為激烈,不說有幾分火藥味兒,至少是到了捶胸頓足大動肝火的地步!”這種對立也被視為“左派”與“改革派”的對立。“左派”與“改革派”本來就沒有特定的標準,但當今中國社會,“左派”就是“毛(澤東)派”,從作者的文章看,也就是指的“毛派”。“改革派”就是“私有化”派,因為所有的改革都是圍繞著私有化進行的。兩派之爭的本質是關于公有制與私有制的之爭,以及建立在這兩種所有制基礎上的意識形態之爭。
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爭論不是開始就有的,恰恰是對兩個時期的社會比較和對當今社會發展的反思后產生的,也是因為歷史驗證了毛澤東當年抓階級斗爭、反和平演變、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警惕并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之后產生的。毛澤東就是一位已經過世的領導人,如果僅僅是對一位已故之人的評價,并不會如此的尖銳激烈。但毛澤東恰恰代表了一個階級群體,毛澤東思想卻關系到兩個不同階級的發展前途和根本利益。因此,從階級的角度,當今圍繞著毛澤東的兩派之爭,實質反映了階級矛盾的斗爭。對“文化大革命”的爭論,其落腳點是關于為各自選擇發展方向尋找理論依據和實踐依據的爭論。因此,把“左派”看成是“保守派”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改革已成為左右的共識,只是兩派在說法上是不同的。之所以都要改革,因為當今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社會矛盾尖銳復雜,社會環境內外交困,兩派都不滿社會的現狀。因此,都希望改革,關鍵是怎樣改,改什么,要改成什么樣。對于“左派”而言要“回歸”,對于“改革派”而言稱“深化”。這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也關系到兩個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
所為的不能“走文革老路”,具體的講就是不能走“公有制”的路。因為公有制是關乎社會性質的敏感話題,所以在“改革派”中也有保守與急進,保守者對公有制羞羞答答或掛羊頭賣狗肉,急進者就是公開詆毀和徹底否定公有制。“不可否認,改革開放歷35年已使國家面貌大變,民眾生活大變。”但同樣不能否定“文革老路”的發展,這是繞不過去也回避不了的,更是搗毀不了和抹殺不了的。因為今天的發展是以“文革老路”的發展為基礎的,而且是通過賣“文革老路”的田地和祖產發展起來的。“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但停頓和倒退都是相對的,私有制的前進就是公有制的倒退,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社會主義的停頓。蘇聯的解體、蘇共的倒臺,對于左派來講是鏡子,對于改革派中的急進派來講是經曲和樣板。
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中國夢”也是不同的,沒有明確發展方向的“中國夢”注定是“白日夢”,資本主義的“黃粱美夢”必定是社會主義的“人間惡夢”。私有化的35年,是貧富差距史無前例的加劇,這樣的社會巨大發展,是少數富人踩著大多數窮人利益的發展。這樣的發展,社會不可能安定,也不會有和諧,又何以有“富國富民之夢”?維穩經費的逐年增加就是一個證明。一個以金錢至上的私有化社會,何來道德,“食品安全、生產安全、交通安全、環境保護、社會治安以及市場信用方面一再出現的重大事件”,暴露出的不只是社會管理體系的嚴重缺失,而是資本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必然產物和私有化的必然結果。這種社會矛盾如果不是解決所有制問題,以及在這個所有制下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是不可能解決尖銳的社會矛盾的。
由此可見,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如此一來,當毛澤東誕辰和改革開放紀念這兩個敏感的時間節點來臨時,這兩大懸殊的對立的理念又怎么可能不發生大的爭論呢?”作者的擔心:“筆者也以旁觀者的目光認為,中國的左派是二十一世紀的民粹主義思想派別,其心至誠,其志彌堅,但卻與他們的許多可敬前輩一樣,其理想只會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是對已逝歲月的追戀,更是一種時代的哀嘆。”我尊重作者的善意,但有一點必然說明,作者所指的“烏托邦”,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已經實現并在在實踐著,同時又被改革派在掠奪和剝削中徹底摧毀,也正因為如此,關于道路的斗爭是不可調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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