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段時間，中國思想界、輿論界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當成人類文明的標桿，西方思想理論被看成是絕對真理。這種現象雖然沒能徹底取代一切其他思想體系，但不可否認，在相當長時間里，它具有較大的普遍性，占據了思想輿論界的主流，成為當今中國最重要的話語引領方向，并且竭力貶低或打壓與之不同的思想體系。隨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自身麻煩越來越多，而且難以看到真正解決的前景;同時，由于同西方的近距離接觸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發現，原先想象中的西方思想理論并不那么完美，有些甚至是錯誤的。于是，某些人便走向了反面。

　　當西方思想理論絕對真理的地位在西方社會都開始動搖，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日益暴露，當西方社會政治的虛偽性日益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有些人采取了矯枉過正的方式，即：凡是西方的都是壞的，都不能接受。例如，西方講“憲政”，某些人就說我們不要“憲政”只要專政;西方強調民主，某些人就說我們不要民主。它造成的結果是，西方把民主與專制對立起來，當我們因為反對西方的絕對真理而過于強調不要民主時，言下之意似乎等同于我們只要專制。

　　中國在話語權領域長期比較被動，在西方話語權統治地位依然強大時，鐘擺式的思維方式可能會讓我們更加被動。重新構建一套與西方不同的理論體系，在短時間里并不容易。對于全社會來說，由于西方話語體系早已深入到學校教育、日常文藝、媒體宣傳的各個環節，重新構建的理論體系對于中國和世界是否具有更合理的解釋力?對現實是否具有更強大的指導意義?還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在西方數百年的話語權主導下，在中國要改變早已定型和系統化的西方觀念體系，改變西方中心論的統治地位，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現階段中國爭奪話語權的較量不宜采取你死我活、針鋒相對的方式，而應該利用西方現有的概念和范疇，注入我們的解釋。

　　例如，在“憲政”問題上，我們不能說不要憲政，而應該強調憲政并非西方發明，并非只有一種形式。即便西方國家之間憲政也并不相同,中國的憲政未必需要同西方一樣，尤其沒有理由要與美國一樣。對于民主也同樣，中國絕不是不要民主。在強調西方民主具有虛偽性的時候，中國要兌現更加真實有效的民主。中國武術中有力量對抗的技能，也有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的技巧。當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爭奪，應該采取后一種方式，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體來說，中共中央最近正在推行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民主。

　　二

　　群眾路線是指“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它與“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系實際”不管在什么時代都非常重要，對于今天尤其重要。當現實與理論不符的時候，究竟應該改變現實還是應該改變理論?客觀地說，兩者都不能絕對。但事實上，當今中國思想理論界大量存在的現狀是：當中國現實與西方理論不符，一些人便反復強調要用西方理論來改造中國，而不愿正視西方理論自身就有缺陷。這種“理論脫離實際”的做法曾經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遭受巨大損失，如今仍然大行其道，試圖對中國現實削足適履，強行納入西方理論。對于西方理論在其他國家已經造成的眾多不良后果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可以改變這一現象。

　　中國共產黨“三大作風”中的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就是民主。有人錯誤地將其稱為“極左”，實際上是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而得出的結論。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解釋和宣傳這一優良民主傳統，并將其重新發揚光大。同時還應該將這一民主傳統與西方虛偽的、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做認真地比較分析。讓更多的人理解中國的民主傳統與西方民主的不同特點以及優劣，從而增強我們的自信。毛澤東提倡的“群眾路線”曾經在中國非常普遍，近幾十年來遭遇冷落，最近又再次受到重視，背后的原因是社會現實的變化，以及我們對社會現實變化的新認識，由此也帶來“群眾路線”自身操作手段的變化。

　　群眾路線在中國曾經非常普遍的原因之一是，那時候，中國社會以公有制為主導，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占主導地位，因此，絕大多數群眾都是“公民”，是國家和單位的“主人”。國家和單位的事情，與每個人都有關，群眾路線就變得極為重要，事實上，群眾路線正是公有制下民主的重要方式。近年來，私有經濟成分的比重日益增加，在全社會已經到達70%左右。私有經濟的主要體現是各種私有企業，在私有企業內部，雇員是“私民”，是否采取群眾路線的方式，完全取決于企業主個人。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私有企業內部大都實行私人老板非民主的專制方式，因而使得群眾路線的適用范圍大為減少。

　　理論上說，當社會經濟變成完全徹底的私有經濟，群眾路線的適用范圍將更加狹小。然而，現代私有經濟已不像當年奴隸制那樣徹底剝奪人身自由，只是占據、控制員工的部分自由。私有企業員工在上班時間之外還有與社會發生關聯的時候，社會管理部門因此也需要與私有企業員工發生聯系，這使得公有制條件下的群眾路線需要做出改變和調整。此外，近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日益清晰地意識到，私有經濟和國有經濟不能二選一地絕對化，兩者的混合共存應該是常態。由此，在國有經濟領域，群眾路線作為民主的方式之一依然適用。對于當今中國來說，群眾路線最重要的適用范圍是政府官員。任何一個政府的各級官員要做好社會管理工作，都需要走群眾路線。方式和手段會有不同，但不能脫離群眾是共同的本質。還有一些特殊的社會部門，例如教育和媒體，由于具有明顯的公共性，推行“群眾路線實踐教育”就成為在這些領域推動民主的重要方式。

　　三

　　西方社會由于奉行資本主義，私有企業成為全社會最主要的核心單元。私營企業作為西方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其普遍程度及其作用，超過了家庭、社團、行政單位等其他一切社會組織。在私營企業這一最強大的社會組織成分中，決策權完全在私有企業主手中，談不上民主，當然也就談不上群眾路線。私營企業主與員工只是簡單的雇傭關系。員工如果對企業或企業主有意見又不能調和，結果常常是辭退。雖然理論上說工會能夠協調這種關系，類似于群眾路線，但在不同的西方國家，工會的作用很不相同。以美國來說，工會的作用被制度化地刻意降低了。在企業主與工會之間，美國的制度導致偏向于前者，試圖走群眾路線的工會基本被邊緣化。

　　在私有企業領域之外，西方社會也有群眾路線的方式，其典型就是選票。但是，四年一次或五年一次，西方的這一制度設計使得這種群眾路線不能經常性地開展。而且，選票連國家大事都無法決定，選民無法參與政治，只能在二選一的選項中選一個政治領袖。而這個政治領袖幾乎所有的決策，與群眾路線只有若隱若現的間接關系。這種間接關系大多也只在國家大事的層面，民眾日常生活的細碎瑣事，與選票基本無關。當然，在西方社會，民眾的細碎瑣事可以通過議員以“代議”的方式來實現，但仍是間接的，民眾參與的程度極為有限，參與成本也很高。

　　西方社會另一個走群眾路線的領域就是媒體。媒體理論上應該客觀公正地反映社會矛盾，起到在政府、企業、民眾之間協調、監督的作用。但是，由于西方社會的媒體本身也是私有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上媒體的盈利要求，使得媒體容易偏向于私有企業主，成為資本的代言，群眾路線無法貫徹。西方社會中，民眾與包括企業主在內的權力部門產生糾紛，還有一個途徑是法院。法院處理糾紛的機能，也是群眾路線的一部分。但是，法院的問題一是僵化不靈活;二是拖沓不及時;三是制度設計導致貧富之間在法院尋求公正的能力嚴重失衡。

　　西方社會還有一個群眾路線的方式是社團，即今天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主張的“公民社會”。我們不能簡單化地完全否定“公民社會”，但應該指出，西方社會的社團、NGO等，在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直接發生關聯方面有所欠缺，它們大都關注一些專門的社會問題，如環境、艾滋病等。由于這些問題的解決十分復雜，社團能力有限，解決問題常常只是治標不治本。社會問題多種多樣，從個人到群體，呈現相當大的多樣性，社團所涉及的領域也難以完全涵蓋。此外，西方社會的社團由于運行經費的癥結，還極容易被私有企業主和官商一體的的政府權力滲透、操縱，使得它走群眾路線的能力大打折扣。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也要求走群眾路線，其實這就是民主的要求。但是，西方社會群眾路線的民主更多是間接的、有限的、局部的、分門別類的。尤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種群眾路線的制度設計一方面很容易被少數人的金錢勢力操縱，另一方面會遭遇繁瑣的程序，這也是人們說西方民主具有虛偽性的原因。然而，我們不能由此說民主這一理念不對，而是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民主的要求是正確的，只是西方社會的制度缺陷導致它的民主不能充分、有效地實現。相比之下，中國的“群眾路線”是更有效、更充分、更靈活的民主方式。

　　四

　　中國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綱領性的原則。針對不同的社會問題，群眾路線有它不同的方式。中國的群眾路線既有與西方分門別類相類似的，例如對于國家大事，人大和政協代表的參政議政;對于各種法規、規章，廣泛調研、專家咨詢、集思廣益以及聽證會制度;還有與西方不同的綜合性方式，例如中國法院除了審理判決外，有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傳統，即調解。調解是群眾路線的方式之一。在中國，它不僅存在于法院，同樣存在于公安、居委會單位等基層機構。它所調解的內容是與民眾利益直接相關的。一般來說，群眾路線在一個單位中可以充分地交流各種意見，以便形成共識，從而解決矛盾。群眾路線所涉及的內容，既有個人的具體問題，也有單位集體的共性問題，還有制度性問題。群眾路線在內容上的綜合性以及解決問題的高效性，是這一中國民主方式的特征。

　　在關于群眾路線的討論中，有一個核心問題應該受到高度重視：誰是群眾?哪些人是群眾?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其制度決定了私有企業不可侵犯的特權，政府與企業雇員的直接聯系被割斷，只剩下間接關聯。雖然眾多私營業主也可以看成是群眾的一部分，但是，當大型私有壟斷企業占據主導地位時，一個企業主的決定就可以影響很多人，例如成千上萬地合法裁減雇員，這些雇員即便對企業的不滿也無助于事。由此，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對于政府權力來說，最直接的群眾是私有企業主，廣大雇員只是間接的群眾。因而，政府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大多成為直接與私有企業主打交道。這種情況在中國已經出現，“群眾路線”變成“老板路線”，由此造成了諸多不良的后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保持適當的非私有經濟;另一方面應避免和減少大型私有壟斷企業的出現;同時還應有相應的機制，在必要時跨過企業主，直接與基層群眾發生關聯。

　　私有經濟的發達會造成群眾路線的偏離，除了“老板路線”代替“群眾路線”外，在輿論和媒體領域也會出現“老板意見”代替“群眾意見”。當今社會很多知識分子、媒體在資金支持和個人收入上要依靠私營業主，他們的觀點也容易向私營業主傾斜，他們的傾向性觀點會通過各種金錢推動的手段，占據輿論的主要地位。于是，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地指出，群眾路線的對象應該是排除了私營業主之外的底層民眾，這種觀點也有偏頗。真正的群眾路線應該兩者兼顧，不論老板還是雇員，都是群眾，都是群眾路線的對象。

　　社會問題和矛盾各種各樣，各自處于不同的領域和層面。絕大多數時候，社會矛盾不能靠選票來解決，西方的民主制度使得民眾解決自身問題的手段太間接，效率不高。中國的群眾路線為解決各種矛盾沖突提供了靈活、高效的方式。它的形式多種多樣，有自上而下地聽取意見，也有自下而上地反映問題;有背靠背的匿名方式，也有面對面的坦誠方式;有大范圍地公開討論，也有小范圍地互相交流;有民主生活會的群策群議，也有不同層面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社會經濟的發展帶動社會結構的變化，它帶來了對于群眾路線對象的新認識，同時也帶來對于群眾路線手段、方式的新探索。群眾路線作為民主方式，其手段應該靈活多樣，不拘一格。一些有效的手段應該制度化、常態化。目的是使群眾路線成為高效、靈活地解決各種矛盾的機制。群眾路線既不是一哄而上的民粹式民主，也不是關起門來的少數人民主。而應該是適用性極強的充分民主，從而能避免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這是我們今天強調“群眾路線”應該認識到的。這也正是我早就提出的觀點：民主是工具，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調解矛盾，解決問題。

　　中國社會確立的群眾路線的理念，通過探索和實踐，不斷產生新的、有效的方式，將給全世界的民主發展進程提供一個可借鑒的方式，為世界各國的民主進程提供一個榜樣。近年來，國內外不斷有人強調“中國特色”。究竟何為“中國特色”?很多時候并不清晰。我認為，群眾路線所代表的充分民主，就是“中國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強調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時，落實到細節上，“群眾路線”等“三大作風”就是這種自信的基礎。為此，長期在基層面對實際問題的各級官員，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的學者以及廣大普通民眾，都應該對群眾路線的理論或實踐加以高度重視，與時俱進地探索和形成“中國特色”的充分民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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