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生前還是身后，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一直被人關注。與他有關的話題，也很容易激起社會輿論的波瀾。近些年，圍繞中學語文教材刪減魯迅作品這事，爭議不斷。今年人教版七年級語文教材再次刪除魯迅的散文《風箏》，激辯隨即騰起，探究的焦點問題仍然是：為什么要刪除魯迅的文章?

　　坊間眾說紛紜，歸納起來不外兩種：一是“過時”說，認為魯迅的文章富于戰斗和批判精神，帶著“投槍和匕首”的冷氣以及尖酸刻薄的語氣，流露出一種黑暗、悲傷甚至陰森的氣氛，滲透著破壞性的思想因子，已不適合現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二是“難懂”說，認為魯迅文章遣詞冷僻、行文滯澀、思想高深、文意隱晦、缺乏審美意蘊，既難學又難教，學生常生畏難心理。這兩種說法，前者是從政治性、社會性的原因來觀察魯迅的“過時”，后者是從文學性、教育性的原因來審視魯迅的“出局”，似乎都有些理直氣壯。

　　但所謂魯迅作品“過時”和“難懂”的說法，恐怕只是表象，偉大的作品沒有“過去時”，更不會因為“難懂”而遭受冷遇;我們不能用淺薄的、極端的實用主義去認識魯迅的作品。在我看來，魯迅作品頻頻退出中學語文教材，當有著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背景。受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影響，文化的庸俗化和教育的媚俗化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現象，文化快餐正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文化教育觀念。這讓嚴肅乃至稍顯晦澀的經典文學作品缺少流行的社會性基礎，倍受冷落。魯迅那種獨特的白話文文章不但“看上去不美”，還偶爾露崢嶸，硬邦邦的缺乏情調，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文化快餐消費中，實在難入時人的法眼，因此，“請出”魯迅，迎合時俗，當是魯迅文章不斷被“微調”出教材的一個宏觀文化背景。

　　經典文學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它所承載的精神價值不會局限于特定的時空范圍內。作為文學家的魯迅之所以偉大，乃在于他用犀利、冷峻的文筆形塑了一個震撼人心的精神世界。魯迅一以貫之的思想主張，便是其著于1907年的《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中所倡導的，要用惡魔派文學來打破傳統文學的“污濁之平和”，呼喚自由的“惡聲”;要敢于獲罪于群體而抨擊不公，肩負憂國憂民、正視現實與直面人生的使命。他的作品、思想和人格，在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奮斗、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是近代中國任何別的作家都難以比擬的。這點毛澤東看得很準確。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是在魯迅精神三個特點(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基礎上的高度概括，認識不到這點，就沒有認識真正的魯迅。

　　新華網曾做過“中學語文教材中魯迅作品是否應減少”的調查，83%的人認為我們這個時代仍需要魯迅精神。學習和吸收魯迅精神當然要熟悉魯迅的經典作品，我們總不能把魯迅作品也改編成文化快餐端給學生吧?在語文教育中，我們應讓學生從經典的文學作品中既吸收向善的力量，也汲取批判的精神，那種一味迎合世俗口味而“去魯迅化”的做法，是只顧眼前而不顧長遠。古人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讓學生在各種觀念開始形成的關鍵期多接觸些冰冷的提醒，有助于他們在保暖的成長環境中保持一種清醒的“內自省”。郁達夫在1936年《懷魯迅》一文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雖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這句話，不管別人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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