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淼(整理)

　　2013年5月31日，成都學者就習近平總書記“兩個不能否定”的講話進行了座談。參加座談的有：趙磊、朱明熙、柳成湘、胡德全、吳龍虎、羅興廉、佘崇文、任硯旭、張建華、田鋒、趙永健、李端、于開紅、易淼、肖斌、張朗朗、鄒坤秘等。座談由柳成湘主持，下面是座談紀要，紀要內容未經發言者審閱。

　　● 柳成湘：

　　今天，我們成都的部分學者和網友，一起座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兩個不能否定”的講話精神。首先我們請趙磊老師發言。

　　● 趙 磊：

　　我的發言稿《“兩個不能否定”否定了誰?》，幾天前已經掛出來了。原來的標題是《前10年都否定不了，遑論前30年》。不知為什么，在我的博客上掛出不到5分鐘，就消失了。我重新登陸，它又現身了;可一旦正常點擊，它又消失了。我很納悶，內容沒什么問題嘛，是不是標題有點敏感?無奈，換上了現在的標題。結果，這篇文章一直活到現在。為了節約大家的時間，我提交的發言稿這里就不再重復，我補充談5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于“7個不準講”。最近網上盛傳“7個不準講”。所謂“7個不準講”，其實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極端化了的用語。據我了解，并不是什么“7個不準講”，而是中國共產黨有了意識形態陣地的自覺性，提出要重視意識形態領域客觀存在的斗爭。

　　把中共敢于在意識形態上與資產階級憲政、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的大忽悠進行較量，說成是什么“7個不準講”，這完全是有人在混淆概念，故意歪曲。擺事實講道理，旗幟鮮明地與錯誤言論進行PK，本來就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分內之事，為什么就不能理直氣壯地講呢?不是“不準講”，而是“怎么講”。毛主席說“毒草可以肥田”，反面教員的作用不可少，就是這個意思。

　　最近有兩篇學術文章遭到右派的瘋狂圍剿：一篇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寫的《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另一篇是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寫的《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李慎明的文章不過是對丑化中共領袖毛澤東的作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楊曉青的文章只不過是對憲政的本質做了比較客觀的分析(在我看來，還不夠到位)。結果，右派就像挨了打的猴子，紛紛跳將出來，其語言之惡毒，其敵對之刻骨，恨不能將作者寢皮食肉，已經全然沒有聲討所謂“7個不準講”的紳士風度。

　　多少年來，官方輿論、大學課堂幾乎清一色的“不準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連“紅色”、“紅歌”都成了敏感詞，唯恐禁之不絕，這難道不是眾所周之的事實嗎？一直以來，主流媒體都在鼓吹“7個只準講”，現在有人對“7個只準講”提出不同看法，就被扣上“不準講話”的大帽子。李慎明和楊曉青沒有按照右派的立場來講話，所以就要搞死他們。這哪里還有半點“堅決捍衛你說話權利”的影子，這是地地道道的“只準我講，不準你講”。這就是右派的“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嗎?神馬玩意兒!

　　前幾天我在某高校做講座，吃飯時在座的一位老師告訴我，所謂“7個不準講”，已經傳達到校頭一級，但還沒有向教授們傳達，想必反彈會很大。聽他的意思，好像中共的意識形態稍微帶點紅顏色(僅僅是淡紅色)，有人就如喪考批，惶惶不可終日。紅色是共產黨的本色，今天我黨宣傳自己本色的意識形態，居然也只能像當年的地下工作者那樣運作，這是不是有點喜劇?我禁不住想起了駱賓王的憤怒：“試看今日域中，竟是誰家天下?”

　　不止一個老師憤憤然地問我：“不準講‘憲政’，叫我以后怎么講課?”我差點沒噴出來：若不講“憲政”，連課都不會上了。這簡直就是現代版的“邯鄲學步”：洋大人走路的姿勢沒有學會，自己卻忘了怎么走路，結果只好爬著回去。這就是多少年來，我黨放棄輿論陣地，任由否定派封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惡果。

　　第二個問題、關于“憲政”。我們為什么要反對“憲政”?與封建帝制相比，憲政肯定是一種進步的執政方式。我們拒絕憲政，并不是簡單地出于維護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原因，而是因為比起資本主義政黨，共產黨有更優于“憲政”的政治形式。這個優于憲政的政治形式是什么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依然存在的“初級階段”，這個優于憲政的政治形式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

　　考慮到長期以來，主流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拒斥與歪曲，我覺得，當下至少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因為，只有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從理論上、邏輯上、道義上、民心上戰勝憲政。否則，不敢提出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勢必在道義上、民心上、理論上輸給憲政。沒有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和實踐作支撐，拒絕憲政的訴求就難免授人以柄，甚至淪為為封建獨裁招魂的工具。結論：只有人民民主專政才能壓倒憲政。所以，拒絕憲政，必須明確亮出人民民主專政的旗幟。

　　第三個問題、關于座談會的背景。之前柳老師找到我和朱老師，說是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的講話出來后，大家有困惑。什么情況呢?有點像前年我們支持紅色模式出現的分歧。柳老師倡議開個座談會，挺一下習總書記，我和朱老師都支持。為什么要支持?毛主席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我對柳老師說：習總的講話誰最不爽?右派最不爽——不信，你們看看右派的反應就清楚了。30多年來，右派一直都很爽，能讓右派不爽的事情還真的不多。所以，只要是讓右派不爽的事情，我們就要挺！

　　不過我給柳老師提了一個建議：不要把精力和智力都集中在比誰的口號喊得響亮，不要搞內斗?，F在還不是比誰的思想更純潔的時候。大家都看到了，習總的講話讓右派炸了窩，正在組織力量反撲。左派倒好，自己人打得不可開交，首先比誰更純潔，誰最革命。這不是讓右派很爽嗎，這不是讓茅于軾看笑話嗎?澄清問題當然必要，但要講策略，要看時間地點?？傊覀冮_座談會支持“兩個不能否定”，不是因為講話的人是總書記，而是因為在目前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講了這樣有分量的話，不容易!

　　第四個問題、關于“反思”。我的文章在網上掛出來后，反映比較熱烈，跟帖比較多。反對的大概有兩類，一類跟帖質問我：“有人想反思質疑了一下，不是被斥為漢奸被全民公訴了嗎?”那意思是說：你趙某人不是說“后30年并不天然具有免于反思的特權”么，為啥茅于軾“反思”了一下前30年，就成了全民公敵了呢?

　　我想，寫這跟帖的右派還算文明，沒有像袁騰飛那樣滿嘴大便。但是，除了“全民公敵”這個描述是事實外，他說的是事實嗎?大家看看茅于軾的言行，哪里是在“反思”，純粹是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比如，茅于軾那個臭名昭著的“不準給住在公租房的窮人修衛生間”的理論，是“反思”嗎?根本就不是什么“反思”，而是反人類的反動!茅于軾的這類“反動”比比皆是。有人已經把他的“反動”言論編輯成冊，有興趣者可以上網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反思”還是“反動”。

　　第五個問題、關于“繞來繞去”。還有一類跟帖批評我，說我是在繞彎彎，“繞來繞去說了一堆閑話”，“一個字都不提階級斗爭”，“是和稀泥裝好人”，“是在賣迷魂湯”。那意思是說：你為啥不走捷徑，為啥不高呼革命口號直搗白宮和五角大樓?你沒有打到一切，你革命不徹底，你就是修正主義分子。

　　這讓我想起前年在支持紅色模式的時候，成都的同志曾經也發生過類似的爭論。記得當時胡老有一段發言說得很懇切，他說：“當紅色模式還在走第一步的時候，你就斥責他為啥不走第三步、第五步?”按照“最革命”的邏輯，紅色模式根本就不該一步一步地走，為啥不跳起來飛？干脆一個筋斗上天得了。但是同志們想想，一個筋斗上天將會是什么結果?

　　最近央視在演《苦難輝煌》，我在看，建議大家也看看(當然，片子中有敗筆，我將另文討論)。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以后，林彪給中革軍委寫信，指責毛澤東“盡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說白了，就是指責毛澤東繞來繞去“繞彎彎”，不走捷徑，不敢和敵人短兵相接硬嗑拼刺刀。

　　同志們想想，在國民黨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下，那個從來也不繞彎彎的直腸子德國人李德同志，那個革命很徹底的博古同志，高呼著革命口號，率領著8萬6千紅軍直接撲向湘江，英勇倒是英勇，結果卻很悲催，幾乎把紅軍的家底給“徹底革命”玩完。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同志們，今天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所面臨的圍追堵截，和當年長征中的紅軍是不是很有些相似之處呢?

　　● 朱明熙：

　　自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1月5日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論斷提出以后，一時間輿論大嘩，議論紛紛。一些以茅于軾為代表的“極右派”就像被挖了祖墳一樣，如喪考批，暴跳如雷，咆哮不已，甚至不惜以要當“烈士”相威脅。相反，少數左派人士也表示很不理解，認為明明是后三十年否定了前三十年，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怎么能說不是否定呢?又怎么能說“兩個不能否定”呢?

　　那么，如何認識習總書記提出的 “兩個不能否定” 的論斷呢?我以為，習總書記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其根本目的還是在于消除分歧，凝聚共識；共同奮斗，再創輝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如何才能真正的、而不是表面，切實的、而不是虛假的實現“凝聚共識，共同奮斗”的目的呢?我以為，要達到目的，起碼應當解決兩個大問題。

　　一是如何達到“凝聚共識，共同奮斗”的目的？

　　還是像過去那樣“不爭論”、“和稀泥”，簡單地來個“兩個不能否定”就可以達到“凝聚共識，共同奮斗”的目的?如果說這個簡單粗暴的方法在三十年前的特殊時期還勉強行得通的話，那么，在今天這種貧富懸殊、矛盾凸顯，各派尖銳對立的情況下，再用這種方法顯然是行不通了。豈止是行不通，簡直就是可能引起新的混亂和對立。這不，習總書記剛剛提出 “兩個不能否定”，就引起社會上的軒然大波，不就是明證。因此，我認為，要在“兩個不能否定”的基礎上真正達到“凝聚共識，共同奮斗”的目的，不是“不爭論”、“和稀泥”，簡單地來個“兩個不能否定”就完事了，而是要通過一場在全黨、全國人民中開展的思想大討論、大辯論，來明辨是非，澄清思想，在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的新的思想基礎上，消除分歧，達成共識。也就是說要來一場類似于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或者說1978年的“真理標準”那樣的思想大討論和思想大解放運動。除此以外，要想達到“凝聚共識，共同奮斗”的目的，可以說門兒都沒有!

　　比如說：對前三十年到底怎么認識?是漆黑一團，災難重重;還是有失誤，有挫折，但成就是主要的?對后三十年又應當如何認識?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前三十年到底有哪些好的經驗和成就需要繼承和發揚，有哪些錯誤和教訓需要總結和修正?后三十年又有哪些錯誤和教訓需要總結和修正，有哪些好的經驗和成就需要繼承和發揚?對我黨、我軍和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究竟應當如何認識?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究竟又應當如何認識?

　　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如果不搞清楚，不明辨是非，又如何澄清思想，又如何能夠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團結一致，共同奮斗呢?其實，人總是在不斷遭受挫折和失敗，并善于總結經驗教訓中才能成長起來的，總是在不斷經受苦難中才成就輝煌的。一個人如此，一個黨、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二是在什么思想基礎上達到“凝聚共識，共同奮斗”的目的？

　　這是開展思想大討論不可能回避，也根本回避不了的一個大問題。尼采曾經說過，每一個人都是通過不同的“視窗”在觀察世界，因此，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情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對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認識究竟如何統一?對毛澤東、鄧小平的看法究竟如何統一?等等，等等。不同的人，因為所處的環境或者經歷不同，利益不同，認識也必然不同。對于上面提到的這些大是大非問題，被打倒的國民黨、舊軍閥、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以及他們的孝子賢孫和幫閑文人;新的權貴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某些外國勢力，以及幫閑文人，他們肯定是一種看法;而廣大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又肯定會是另一種看法。

　　這就叫做利益不同，世界觀不同，立場不同，得出的觀點和看法也必然不同。前者必然想要按照自己的觀點來企圖達成共識，后者也必然想要按照自己的觀點來企圖達成共識。要想這兩種不同利益的勢力，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達成共識，肯定比登天還難!這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因為這是不同階級的利益所驅使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必然反映。既然如此，那么，我們應當在什么思想基礎上達到“凝聚共識，共同奮斗”的目的呢？我想，既然我們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以實現國家富強、民主振興、人民幸福為己任的、以最終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舊制度，實現人的全面的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為終極目的的共產黨，那么，我們就只能站在馬克思主義、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來明辨是非，澄清思想，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共同奮斗，再創輝煌。舍此，別無他途!

　　● 胡德全：

　　剛才兩位老師將得都很精彩?，F在，是后三十年把前三十年否定得所剩無幾的時候。而此時，習總書記提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我們可以想想，這個提法到底對誰有利？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現在十八大后，事情發展并沒有像右派想得那么樂觀，對左右都留有余地。在左派客觀處境不容樂觀的背景下，習總的這些講話，對進步力量有利的。當時支持紅色模式的時候，我們就是看這一點：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右派一股腦地反對紅色模式，我們支持就不會錯?，F在，我們又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習總書記的講話出來后，到處都是右派寫文章的反對聲。而我們左派一點聲音都沒有，這就是問題。我們左派有的一點點聲音，就是自己內部還在內斗、反對得很起勁。所以，我一直有這樣的看法，歷來左派都沒有右派的政治成熟程度高。當年毛主席也被那些把口號喊得激烈的人所壓制，那時，普通當工人和干部也容易被這些高調的、激烈的、極左的口號蠱惑。所以，正義的事業也要一步步地走。

　　事情明擺著：只要前三十年被否定完了，后三十年不管否定不否定，整個共產黨自然就被否定完了。我們的這些紅色后代，還有黨的老同志應該是能夠看得清這一點的，也應該懂得起這些道理的。所以，在斗爭中，我們自己的理想主義色彩應該少一點，要實事求是地面對現實，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我們應該支持習總書記的講話。

　　● 羅興廉：

　　在當前的形勢下，習總書記的講話就是很大的進步。習的講話讓右派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對左派來說是有利的。所以，今后右派再繼續一股腦地否定前三十年，估計就要有所顧忌了。因此，堅持正確立場的同志手里又多了一個武器。我覺得中央應該像以前開個七千人大會，把左派右派的意見總結起來，中央再擇其上者。

　　中央如果要深入群眾了解群眾，就應該開個大會，左右派都來，我想這樣是不是會好一些。我們這些年來，正義的輿論基本都是被邊緣化了，現在有所好轉，但是程度比較弱。雖然鄧小平也會說，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是現在我們黨只顧一頭，只抓GDP，輿論陣地被錯誤言論所占領。扭轉局面，輿論陣地非常重要。

　　● 任硯旭：

　　今天聽了以上老師發言，深受啟發，我學習了習總書記《毫不動搖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講話，我認為這是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結合中國實際的好文，深得人心,對于當前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增強對共產主義信仰有著很好的指導作用，

　　這才是處于公心，維護黨心，客觀看待中國在搞的社會主義。講話通俗易懂，內容深刻，切重要害強調原則，明確道路。黨有幸國有幸，人民有幸。社會主義在世界上有了新的希望，看來不會在這個世界里覆滅了。扭轉了對過去否定一切的不良傾向。也反映了全黨全民絕大多數的意志，這里我引用宜昌市網友小英2013.1.5在網上的留言,他說，30多年了，終于聽到了一句公正的話。“習近平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后歷史否定改革前歷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想念毛澤東。小英說出了我們大家的心里話。

　　歷史是承前啟后的，發展的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是個探索的過程，沒有前面的嘗試不會有今天的結果，堅持實事求是，全盤否定和全盤肯定都不是唯物主義。現在，未來，是不可分割并一脈相承的，這就好比一個人的童年，少年，青年，缺了哪一部分，這個人他能成年嗎?只是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責任，不同的階段需要做不同的事情，但人始終是那個人，不論過去，現在，未來都不會變。

　　毛主席在解放后領導建立的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對我們經濟封鎖和戰爭挑釁下進行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也為改革后三十年留下了巨大的物質基礎和精神財富。沒有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建設的三十年，能有改革開放的今天嗎?國有資產，國有資源如土地給這個時期充實了多少巨大的雄厚的經濟基礎，如果不是這樣，基礎從何而來呢?一些拿著國有資源在這期間得利暴發者，睜眼說瞎話，用現在一些經濟數字來否定前三十年的奮斗，真沒良心!否定改革前，下崗工人不高興；否定改革后，既得利益者不高興。有些問題,歷史的各個時期都存在，也具有一些客觀因素,改革前的那一段是經驗也好,教訓也罷,總之都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建國之初,西方封鎖中國,根本不具備改革開放的國際條件?？傊瑲v史是一條路走過來的,不能割裂前后是正確的，全盤否定不是科學發展觀。

　　在前無古人，后無仿效，在摸索的路上進行這場偉大的歷史變革中,難免磕磕碰碰，必然會出失誤，沒有革命、建國和新中國三十年的建設成就，就沒有中國現在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毛主席致力于改造中國舊的世界觀無疑是正確的，是前無古人的!那時,人民普遍有當家作主的自豪感，安全感，幸福感?，F在老百姓有嗎?那時黃黑毒基本不存在，當時由于經濟還不富裕，國家為解決低工資,廣就業，讓人人有工作，大學生畢業全部安排工作。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社會風氣好，到處有雷鋒,一人有事,萬人相幫,是史無前例的良好的精神社會。

　　六十年代，我剛初中畢業，由于家庭經濟原因，我不能升學，參加了公安工作。那時社會治安秩序是很好的，治安案件發生很少，惡性案件更少。人民普遍有安全感。那時警察數量很少，但治安秩序好，警民關系很好，可真是警民一家人。那時要求每個警察日行一善，為老百姓辦好事。我們每年都要下鄉給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四同，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就是在文革期間，治安秩序也是很好的。當然在文革期間，由于工作失誤和壞人破壞，經濟建設受到一定的影響，在文革群眾運動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但是不能因為這些錯誤而別有用心的否定改革前三十年。毛主席也曾說過：一個人的錯誤是難免的，知錯就改，改的越早越徹底越好。

　　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是中國前進道路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了成績，表現在人們的錢數額多了，財富多了，但我說生活質量下降了。因為貧富懸殊太大，物價上漲，失業增多，很多大學生畢業就面臨失業。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嚴重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和中華民族優良品質的樹立和培養，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弄錢，不惜出賣國有資源，污染環境，毒食品泛濫，轉基因糧食走進了老百姓的飯桌，讓中國人民不明不白當上帝國主義試驗的小白鼠，等等。特別嚴重的是，一些人大造謠污蔑黨和國家的領袖毛主席和黨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使得我國產生信仰危機，很多黨員不信馬列毛澤東思想，如果繼續下去，我國就會像蘇聯那樣亡黨亡國。改革開放出現的嚴重問題，我們也不要因此全盤否定改革開放的成績，也不能因為出現這些嚴重問題而全盤否定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成就。我們應該用馬列毛澤東思想歷史辨證法來看待這個問題。要吸取教訓，現在亡羊補牢未晚，要深入改革，以社會主義大道為基業，以為絕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根本。社會主義必定有所發展，中國能為人類進步做出大的貢獻。

　　● 佘崇文：

　　 習近平同志將這個話，是可以理解的。前年的兩代會上吳邦國的“五不搞”，那時候右派也是鬧得很兇的。我理解這句話，覺得前三十年中錯誤的，就應該否定；這三十年錯誤的也該否定。雖然想調和，我想是調和不好的。三十年不談階級斗爭，但是斗爭是客觀存在的。

　　右派鬧得兇，他們已經把前三十年的都否定了，他們就是靠著否定前三十年來起家的，是通過這種否定來成為了暴發戶、大紅人。如果不否定了，他們就不干了，因為他們是靠這個起家的。這三十年，人民大眾的一系列權利在被剝奪。我們該挺習近平，在策略角度我們也要挺習總。雖然他在根基，在所有制上還沒有動作，但是在“三公消費”等方面還是做了很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

　　● 吳龍虎：

　　我覺得習近平同志不簡單，他對我們黨內干部的思想狀態很了解。他能夠一上任，就在部長及以上的會議上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這是一點。

　　第二，在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會議上提出“兩個不能否定”。我覺得，這是很了不起的。習近平同志能很勇敢地發表出他的意見，教育黨內干部。在黨內，就是要開展學習，特別是領導班子。我們的組織路線，在習的前任掌權的時候是出了問題的。之前的組織路線、輿論路線和政治路線都給現在的習近平帶來了很大的困難?，F在，我們黨內對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反映是非常強烈的。

　　我現在看《老干部參考》，上面很多文章都是反對習近平的一些精神的。我感覺，現在內部是很復雜的，是有斗爭的?，F在中央電視臺在播放《苦難輝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能夠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非常難得的。當前，我們要對習近平多多予以支持。

　　● 趙永健：

　　剛剛聽了大家的發言，很同意大家的基本看法，就是把習總的“兩個不能否定”放在當前的實際條件下，我們應該積極支持。當然，在這個基本支持下，我有個人自己的理解。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歷史觀需要一種“光明史”觀，我們應該善于從我們的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善于把我們的歷史中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而不是否定這個，否定那個，什么都否定了，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從這個角度，我認為“兩個不能否定”是符合“光明史”觀的。

　　第二，“兩個不能否定”大家肯定的在于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糾結于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對于前三十年，像我們這代人沒有多少發言權，我們是在后三十年中長大的。應該說，后三十年的問題，我們身在其中，有更多切身的體會，今天的幾座新的大山壓在了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當然我不能代表我們這一代所有的人，我就談點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我雖然深刻地認識到我們今天的社會問題重重，但是后三十年的很多成績，特別是物質成績是不能輕易否定的。所以，讓我來說一下后三十年，我覺得不能說簡單的否定那個，而應該辯證地看待，就是成績就是成績，問題就是問題，我更愿意這樣的來看待問題

　　另外，還有一種普遍的看法，就是似乎如果支持“兩個不能否定”，民間所有支持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就捆綁住了自己的手腳，似乎社會主義事業就和我們無關了。我覺得，這是忽略了民間健康力量的主觀能動性，更忽略了社會的方向往哪里走，責任當然不簡單地在習總一個人的肩膀上，而是需要復興社會主義的人越來越多，這個是我看待“兩個不能否定”的視角和落腳點。我認為，支持“兩個不能否定”是能夠和喚醒、團結更多復興社會主義事業的人的，是可以相互促進的。所以，肯定“兩個不能否定”的重點工作，就是如何在爭奪意識形態主動權的過程中，民間“正能量”越來越多。

　　● 張建華：

　　習總書記在黨內重要會議上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精神，是非常好的。作為普通的共產黨員，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對習近平同志的“兩個不能否定”，有一種說法是固本守元。因為當前黨內方方面面的斗爭都比較多、比較尖銳，所以他來統一大家的思想，以更好地開展工作。就像朱老師說的，我們要有共識，然后才有凝聚力。在這種情況下，他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就是固本守元的做法。

　　習總書記做事很實在，不高調。大家看這次出訪，首先是亞非拉，是在用自己的實踐來繼承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的戰略。毛主席說，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當然，現在存在問題也很多，比如輿論陣地怎么抓回來。還有，理論武器也是很重要的。毛主席說，不僅槍桿子還有筆桿子。可是這些年，我們是自殘，自己把自己的手臂砍斷了，在理論上沒有發言權。這些年，我們黨喪失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我們應該對其好好反思。

　　另外，我們現在搞團結，也要注意方法。比如說提階級斗爭，這個東西大家很反感了，被右派利用了。所以，我們要把階級斗爭放在心里，用愛國主義來團結號召大家，來打擊右派。還有，我們要相互理解。我們左派之所以沒有凝聚力量，是因為各個山頭太多了。我們要求同存異、共同學習。一盤散沙的局面是右派最喜歡看到的。

　　● 于開紅：

　　習近平同志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是無的放矢的，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這一問題。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就是要對前三十年確立的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加以肯定和維護，不能因為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或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而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否定，對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表示懷疑。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就是要人們認識到，后三十年是對前三十年的繼承和發展，沒有前三十年的基礎和發展，就沒有后三十年的發展。

　　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很多人包括很多學者都喜歡用縱向對比的方法來判定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好壞，結果一比較就發現，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不管是社會治安、生態環境、黨群關系、貪污腐敗等問題都較三十年前惡化了不少，除了經濟發展的成績外，好像其他的都在惡化，即便是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兩極分化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等嚴峻后果。所以，很多人認為改革開放后三十年沒有前三十年好，要否定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習總的“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就是要人們樹立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要認識到事物總是發展的，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不能用停止的觀點看問題。同時又要用矛盾的觀點看問題，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組成的，但是眾多矛盾中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看問題要看矛盾的主要方面，看主流，而不能看次要矛盾，看支流。中國的社會經濟是發展的，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會有矛盾的，只要主流是好的，即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這一主流是好的，就不能因為其他的支流惡化來否定主流的改善。

　　習總提出“兩個不能否定”與鄧的92年南巡講話的背景有相似之處——即都是出于國內國際出現嚴峻問題的時期。南巡講話的時期正值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重大歷史關頭，偌大的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傾刻間不戰自潰，紛紛倒旗落馬。嚴峻的事實發人深思：今后世界向何處去?社會主義命運將會如何?中國今后怎么辦?鄧小平南巡講話面對這些世界性的歷史難題，各式各樣的人物都相繼登場，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敵對勢力大肆宣揚“共產主義大潰敗”，國內一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也主張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走“西化”的道路。

　　習總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也正值國際風云變幻的時期，不管是國際經濟還是國際政治都出現了大的轉折，金融危機的陰霾還未消除，國際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中國經濟特別是出口導向經濟發展受阻;國際反華勢力不斷挑事，特別是在某些大國的支配下，東南沿海諸國對中國的領土領海不斷挑起爭端。在此緊要關頭，習總提出“兩個不能否定”旨在平息各種異論，凝聚合力。

　　● 田 鋒：

　　支持習近平同志，我覺得是非常必要的。我主要談兩個方面：第一，習近平同志的“兩個不否定”，側面驗證了我們黨的上層對相關問題有著清晰的認識，自己不能把自己否定了。這也說明今后黨還是要堅持馬列毛的思想道路，而沒有將其否定掉。所以，歐美對我們上層的意識形態滲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敗了。習近平同志不只是對左右派說這個話，更是在對國外勢力說這個話。就是正大光明地告訴外界，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第二，雖然我們沒有否定到馬列毛等理論。但是精神并不是被精神打倒的，而是被物質打倒的。習近平同志這種調整能否堅持得下去，還要看現實的經濟走向。比如李克強同志提出的新四化，如何在實行中來圍繞習近平同志的相關精神，這是現實的問題。如果政治和經濟不融合，繼續是脫節的，那么習近平同志的“兩個不否定”最終有可能被否定掉。

　　● 易 淼：

　　對待兩個歷史時期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如何來認識前一個歷史時期這一問題上。其實，不管是在實踐還是在理論上，前一時期都是不能被否定的。在實踐上，前一時期的成就是非常顯然的，許多文章已經做了很好的歷史回顧，比如李慎明教授等。從經濟增長的角度，這一時期同樣是經濟較快速增長的時期。美國東俄勒岡大學的龍斧教授做過的研究是，即便在文革十年期間，我國的經濟也未到“崩潰的邊緣”，而是保持著5%的增長速度(《社會科學研究》2013年第2期)。大家知道，這個增速是當時以及當前許多國家無法達到的。

　　在理論上，兩個歷史時期各理論支柱本質上都必須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前三十年的理論支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化;后三十年的理論支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也必須是科學社會主義。我們說，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些同樣是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元素。

　　但是，在至今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一直存在著這樣的歪風，就是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歷史：在實踐層面，否定這一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及其成就;在理論層面，否定這一時期我們黨的理論支柱，即毛澤東思想;在歷史人物評判的層面上，就是否定、丑化毛澤東同志。這三個方面其實是一回事，是彼此統一的，其行動的主體基本是同一撥人，動作的目的基本也是一個，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破壞力是巨大的，足以亡黨亡國。正如清朝思想家龔自珍說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在當前許多人特別是許多年輕人的印象里，前30年只有饑荒、餓殍、武斗和愚昧，而沒有巨大的建設成就、人們的幸福感和尊嚴。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和篡改。舉個例子，好比一個美女臉上長了幾顆青春痘。那么有人反復強調這幾顆痘子，使得人們只關注這幾顆痘子而忽視和否定她的美貌;甚至，更有居心叵測之人把這個痘子說成是天花，來徹底毀掉這個美女。所以，否定前面的這段歷史，是很危險的。如果否定了這段歷史、這段實踐以及這個黨的領袖人物、靈魂人物，還會出現更可怕的事情——這個國家、這個黨、以及這個社會主義制度都帶上了被構陷的“原罪”!那么這個國家、制度和政黨就帶上沉重的、被強加的“原罪”的“鐐銬”，其合法性必然受到空前質疑和毀滅性打擊。因此，習總書記的講話是十分及時和到位的。

　　● 肖 斌：

　　“兩個三十年”構成為新中國60年輝煌歷史的“兩個三十年”，因此，“兩個三十年”的關系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相輔相承的關系，它們共居于新中國60年輝煌歷史之中。比如，頭30年，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基本的物質和技術條件、寶貴的實踐經驗和必要的國際環境;而改革開放后的30年，則是在前30年基礎上實現大跨越的30年。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還是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是對60年輝煌歷史的自我否定。

　　“兩個三十年”，雖然在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上有所區別，但有一個重大的理論事實是否定不了的，那就是無論是前三十年，還是后三十年，在指導思想上，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都是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的，如前三十年，我們堅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后三十年以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換言之，都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指導下發展的。

　　正如專家所言，看不到后30年對前30年的巨大超越，混淆前后兩個30年的顯著區別，就看不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后30年與前30年的這種連續性，把前后兩個30年割裂開來，就看不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別的什么道路。

　　● 李 端：

　　 今天聽了各位老師和朋友的發言，收獲了許多東西。對于習總書記相關講話的目的，我覺得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我們現在是到了提精神文明建設的時候;我們現在面臨著人心變化。在這個背景下，習總書記提“兩個不能否定”，是給我們敲了警鐘。

　　● 張朗朗：

　　習總書記的話從邏輯上來看的確沒有問題。否定這個詞是定性的衡量，相互否定只能割裂歷史，無論是否定前三年還是后三十年，共產黨當執政這六十年的最高成績就只能有五十分了。而且人無完人，大家再拿著放大鏡從自己肯定的那三十年中找出一些可以繼續否定的東西，那分數就更低了。要想及格就不能把前后三十年對立起來，我們可以討論前三十年的問題，也可以討論后三十年的問題，甚至誰錯誤多些誰錯誤少些，誰更像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等等都可以討論，但是把兩者完全對立起來確實不可取的。奇怪的是，這樣一個“不能相互否定”的板子拍下來，左右兩派都有人喊疼，好像都還疼的不輕。

　　右派感覺疼好理解，因為他們對前三十年一直持徹底否定態度，為了否定不惜編造各種滑稽的謊言。之所以說是徹底的否定，是因為他們的根本目標是用憲政、多黨制、三權分立代替人民民主專政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他們所作所為歸結為一句話就是要否定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合法性。這種做法當今社會很主流，很時髦，很煽情，在這樣的背景下，習總的“兩個不能否定”，其實是對前三十年的肯定，也是對右派根本主張的否定。

　　右派的主張是一貫如此，我感覺奇怪的是，部分左派也認為“不能相互否定”的板子是打在自己身上?，F階段左派的根本主張是什么?不外乎是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具體講就是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經濟上堅持公有制為基礎，文化上弘揚真正屬于多數人的無產階級文化。三十年來，我們離這樣一條道路的確越來越遠，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那些曾經被咱們嗤之以鼻的帝國主義國家走的還要極端。各種不可想象的罪惡事件在我們身邊上演，我們的安全感正在逐漸喪失，現在的確到了強制糾偏的時候了。

　　但是怎么糾偏?糾偏的主體是誰?激進的左派認為這種糾偏的主體只能是自下而上，不能對任何當權者抱有幻想。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能夠得到同樣的結果，選擇代價較小的方式無疑是明智的。至少憲法第一條還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條還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第六條還寫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第七條還寫著“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些武器還在，我們為什么要拋棄這些武器，去選擇用赤膊的方式呢？自古以來，殉道者多壯志，但是追求理想就得堅持韌性的斗爭!

　　● 趙 磊：

　　大家的發言很好，我就不一一點評了。最后我談三點不同看法:

　　（1）有人說，習總的講話是“和稀泥”，我看不見得。表面看，好像習總的講話要“一鍋煮”，但是，任何講話都有語境。語境，就是說話的環境。俗話說，聽話聽聲，鑼鼓聽音。我們要把習總的講話放到現實語境去看，才能看得明白。看看30年的現實，究竟是誰在極力否定?誰才有資格否定?我們難道不清楚習總的講話到底在否定誰嗎?

　　（2）有人說，習總的講話是要“平息紛爭”，我的看法是“未必”。習總的這句話不是要平息紛爭，而是引發了紛爭，這是不爭的事實嘛!一段時間以來，禁言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右派不是做的很絕嗎?連紅色都成了敏感詞，網站都被封了，主流媒體更是不待見你，你左派爭論個啥呢，左派有資格爭論嗎?但是，思想分歧和斗爭平息得了嗎？平息不了嘛。有句古語叫“道路以目”，不準說話我們就用眼睛交流，去年的局勢何其相似？習總的講話，只不過是正視了意識形態分歧的現實，使暗流涌動的分歧有機會擺到臺面上了而已。我們今天就是在討論，在爭論嘛，關鍵是怎么討論，怎么爭論?怎么爭論更有利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這大有講究。爭論也要看對象，不同階段解決的主要矛盾不同，關注的問題不同。

　　（3）有同志主張，要“開展大辯論”，要敢于思想斗爭。大辯論好不好，好，我同意。但是，現在思想斗爭的當務之急，還不是左派內部去爭論該不該挺習，該不該支持習總的講話，而是左派如何才能團結大多數來孤立少數右派的問題。目前，左派還不宜把精力放在“習總講話里面到底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的含金量”這類量化分析上。剛才胡老說的好，左派應該在政治上比右派更成熟。比如遵義會議，如果毛澤東先去爭論思想路線的對錯，搞個思想大討論，我估計后來的局面就會是毛澤東很孤立，進不了決策層。那樣做的話，還有后來的延安整風嗎?剛才佘老跟我講，習總的做法跟紅色模式沒有什么區別嘛。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我們對習總是不是應該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 柳成湘：

　　 因為時間關系，今天的座談會到此結束，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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