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文革"中的"新思潮"：從伊林·滌西到李一哲

　　講到70年代，顯然不能跟60年代割裂開來，因為70年代前半期幾乎大半部分都還處在"文革"期間。

　　我講的題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從伊林·滌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對于"文革"中的其他事情來講的。有關"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維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無所謂"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說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動機，但是絕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著"中央文革"、跟著北京的聲音走而已，他們斗爭的矛頭基本上是本單位的頂頭上司。我在武漢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得勝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無非是報復對手，報復上司。出了氣之后，很多人就變成了"逍遙派"，就不參與運動了，他們覺得目的已經達到了。因此我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僅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頭目也不例外。依我來看，他們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如，一旦知道了有奪權的可能性時，他們想得更多的是把權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運用這個權力，幾乎沒有很認真地思考過。

　　新思潮"新"在兩方面：一方面，它與當時官方路線(也就是毛澤東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線)不完全一樣，當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與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間不管哪個地方大概都有這兩個派別)不一樣。注意，在這里沒有使用"異端思潮"這個概念。1996年宋永毅編了一本書，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我為這本書寫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異端思潮"，還特別愿意強調"異端"這個部分。之后，他寫的很多東西也是強調"文革"中有與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對立的東西。這個解釋不完全是對的。我認為，新思潮的倡導者們在很大程度上要爭奪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他們是在這個框架里邊來做文章的。我講新思潮時不會包括血統論與出身論的辯論，而對宋永毅來講，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前面。血統論和出身論之間的辯論在理論上沒有什么"新"意，因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認這個血統論。至于出身的問題，彭真、蔣南翔早在"文革"開始以前就講得很清楚了，不應過分強調出身。

　　如果排除這些所謂"異端"的東西，新思潮是如何爭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的呢?它的初始階段是在1966年，牽涉到兩個年輕人，即伊林·滌西事件。伊林·滌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有次講話。我以前曾分析過林彪，他在"文革"中間，尤其是"文革"初期，永遠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釋"炮打司令部"時說：

　　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為了鞏固和加強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很明顯，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我們不同，他們反對無產階級為首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專政，他們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我們能容許他們這樣干嗎?不能，我們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他們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們有時能夠欺騙一些好人。我們一定要緊緊掌握斗爭的大方向。離開了這個大方向，就會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這樣講顯然偏離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聽到林彪這么說，當時保守派非常高興。雖然我那個時候還很小，不過是小學畢業剛進初中，但還記得保守派讀到這個講話時有多么激動。他們本來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這時他們恍然大悟，原來"炮打"是對兩種敵人都要打，不僅僅要打"走資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資派"，而是打地、富、反、壞、右這類階級敵人。而當時造反派的解釋是，"炮打"的主要目標是要打"走資派"。

　　"伊林·滌西"是個筆名，作者是北京農大附中的兩個高三畢業生。"伊林"的原名是劉握中，他翻《列寧選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譯名是伊林，就將自己的筆名選為"伊林"。"滌西"意味著"蕩滌西方一切污泥濁水"，是張立才的筆名。把"伊林"、"滌西"連在一起作為共同筆名，讓人聽起來好像俄羅斯的名字。這兩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劉握中他爹解放時跑到臺灣去了，是個反動軍官，而他的祖父劉葆村與國共兩黨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個非正式的湖南老人會，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釗、王季范、李淑一等。這些老人成天在那兒議論政治，伊林經常被他爺爺帶去參加議論。老人談話跟我們成長的時候聽廣播、讀報紙的內容不一樣，他們沒有忌諱，又是湖南人，所以伊林聽到很多不正統的東西。張立才的父親是工人，但能寫一手漂亮的字，會唱戲，什么東西都能修。這是他倆成長的背景。

　　伊林·滌西讀到林彪的那個講話以后，就寫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這封信包含一個很重要的提法，對后來"文革"中間的新思潮影響比較大。他們在信中指出：

　　您強調"我們國家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強調專政的正確方面、不需要改進的方面，卻沒有敏銳地覺察到文化大革命以來未突出來的問題，即"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組織形式需極大的改變。十七年來，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極需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歷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這些沒有強大的摧毀，沒有強大炮轟的震撼，沒有高溫度的熔煉，實現得了嗎?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了"，看來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驚醒，眼睛猶很朦朧，看不到官吏機器正在徹底完蛋，代表"中國"的東方公社的光芒已經露射東方地平線了......

　　"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后來變成新思潮的主線。那么如何"改善"與"革新"呢?他們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權體制。說到公社，他們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認識。其實1966年6月"文革"剛開始時，毛主席已說過，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兩個月后，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又強調：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也就是說，各單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機構要徹徹底底地貫徹巴黎公社的原則。問題是，當時的人們注意力都在正在進行的運動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關"巴黎公社"提法的意義，對當時黨內外的很多人來說，"巴黎公社"云云不過是一個套話。而伊林·滌西注意到了，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間一直強調的一個模式，"公社"這個詞反復被新思潮的倡導者們提起，而伊林·滌西就是最早提出這個想法的人。

　　"公社"這個提法在官方話語中后來幾經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風暴"揭開了"奪權"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報》推薦了一種權力體制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機械廠的"革命生產委員會"。按《人民日報》的說法，這個委員會"是發揚無產階級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面選舉制的原則，經過群眾充分醞釀，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法產生的。這樣產生的委員，不是上級委派任命的，而是群眾自己選舉的最滿意、最信賴的人。選出來的'革命生產委員會'的成員，既是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又是生產上的能手。'革命生產委員會'的委員，一律稱為服務員，徹底廢除過去的什么'長'之類的職稱。服務員分工包管廠內各項工作，分為政治服務員、生產服務員、工會服務員等。'革命生產委員會'中，凡是不稱職的人，群眾有權隨時罷免或撤換。這樣，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發揚和保證實行無產階級大民主"。同一天，陳伯達告訴大家，未來省市一級的權力體制將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紅旗》第3期雜志發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過的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其中提到國家機關"嶄新的形式"。什么是"嶄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也是《紅旗》雜志的負責人)這么解釋：

　　這是臨時的政府，是過渡，過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們主張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個很長的講話，其中說到"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制度要改成新制度，舊紀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嶄新"的國家機器--公社。

　　這些講話直接影響到上海奪權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奪權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發表《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發現有問題了。2月12日，毛主席對張春橋、姚文元說：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的一系列問題，你們考慮了沒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么?這樣就產生了改變政體問題，國號問題，是不是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否叫中華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長?緊跟著還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發生外國承不承認的問題。蘇聯不會承認，因為承認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么出了中華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著毛主席給出了建議："還是叫革命委員會。"這樣"文革"中新生的政權就變為了"革命委員會"。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發布了《關于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體里邊關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響可不是官方不提就會立即消失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講話中提到"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并且說"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這種說法馬上被當時北京"四三派"的報紙《四三戰報》借用，并寫出一篇題為《論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簡稱《論新思潮》)的文章。這就是"新思潮"這個詞的來源。《論新思潮》表達的觀點與伊林·滌西差不多，它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脫胎于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法權殘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財產和權力暫時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當權派手里。"這段話，跟1976年4號文件中傳達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幾乎是一脈相承的。《論新思潮》強調的是，這個社會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還需要進一步改造，尤其他們提到資產階級法權。這是毛主席1958年就開始強調的，其后張春橋寫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論新思潮》接著指出"這些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和本來就是投機革命分子，他們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逐漸形成的特權人物，象各個歷史時期一樣地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的爆發。廣大勞動人民是歡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這樣說的潛臺詞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勞動人民與"地富反壞右"的矛盾，而是"革"與"保"的矛盾。"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是歡迎再分配的"，這個說法也是后來新思潮一以貫之的重要觀點，要把財產與權力來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這一面進行再分配。主張新思潮的不少人并不是出身"紅五類"，因此他們主張隨著舊階級的滅亡，新階級又起來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權階層，這跟毛主席后來的說法非常接近，但出發點未必一樣。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與保守派斗爭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漢"7·20"事件以后。這種"階級關系改變論"在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們當中不少人家庭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繼續講階級路線、講"紅五類"、"黑五類"，對他們很不利。一旦提出階級關系改變論，情況則可能完全翻過來："文革"前17年，受壓的人就變成了革命階級，那么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也是在這個時候，上海有一群學生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一切為了九大》。其實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開。《一切為了九大》的主調也是階級關系改變論，它說：

　　從解放戰爭到文化大革命，黨內機會主義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為主要的矛盾，為革命的主要對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陣線內部的依靠、團結、清洗對象的變動，這就構成了階級陣線的大變動。由此可見，階級陣線變化與否并不決定于掌權階級變化與否。楊得志同志說：有些人"看不慣造反派"、"看不到階級陣線已經變了，老工 人、黨團員分化了。結果死死地扭不過來"。

　　這里的潛臺詞是，我雖然出身于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但在"文革"前的17年里，我是被壓迫階級，因此，我現在就是革命階級了。這種解釋對很多人來講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個解釋成立，他們奪權就順理成章了，因為階級關系已經變動了，"紅五類"就沒有任何優勢了，"黑五類"也沒有任何劣勢了。

　　新思潮對奪權是否關注?毛主席"一月革命"支持奪權，當時很多人不了解奪權是什么意思。我記得70年代初當中學教員時，有位學生家長是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的工人，這個廠當時號稱是遠東最大的肉類聯合加工廠。據說奪權高潮時，這位工人把肉聯廠所有的公章都奪過來了，然后拴在褲腰帶上，他覺得這就是奪權了。顯然他不知道為什么要奪權，奪權的真正含義是什么。但是，鼓吹新思潮的人對奪權有不少思考，他們提出不光要奪政治權、經濟權，還要奪軍權。那么他們借用《解放軍報》最早提出的一句話，叫"揪軍隊一小撮"。1967年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熱烈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祝賀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其中就使用了"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第二天的《解放軍報》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也使用了相同的提法。到"7·20"事件后，1967年8月1日《紅旗》雜志第12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提出："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斗爭的大方向。"雖然后來主流說法是，"揪軍隊一小撮"是極左派提出來的，其實開始的確是官方的提法。

　　這個提法后來被新思潮的倡導者借用，"奪軍權"成為他們理論體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奪軍權不像奪行政權那樣把公章奪過來就行了。當時一些人把毛主席一些著名的話搬了出來，如"槍桿里面出政權"、"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等。他們認為要經過一場全面的戰爭，把軍權奪過來。武漢"7·20"事件以后，中央一度對局勢的判斷是非常嚴峻的。因此，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一度想通過武裝革命左派來穩定局面，也就是要給他們發槍。結果沒想到，發槍造成天下大亂。發給這一派，那一派也要;不發就搶，到了1967年八九月份，全國出現了搶槍運動。當時街頭熱鬧極了，很多人被打死，但不是被故意打死的，而是流彈，因為大家拿到槍以后都想試一試。我有好幾次差點被打死，幾乎都是流彈。到了9月，中央認識到這個局面太危險了，10月就開始收槍。但是不少組織是交大不交小，交壞不交好。交槍之前很多人還會舍不得，要再開槍、扔個手榴彈玩玩，因此那時武漢江灘上不時聽到手榴彈爆炸的聲音，極度危險。我有一次在有一些沙堆的小路上走，大路上有人開著敞篷吉普車，學著美軍的樣子，對著沙堆開槍掃射，幸虧我及時蹲下躲在沙堆后，否則就沒命了。

　　收槍卻引起了新的一批人思考，這就不能不提到"省無聯"，即"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會"，其主要人物是當時的高中生楊曦光("文革"后改名楊小凱，成為經濟學家)。"省無聯"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那個時候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這類所謂新思潮的組織，北京有"共產主義小組"，山東有"十月革命小組"，上海有"東方公社"，廣州有"八五公社"，武漢有"北決揚"。不過，"省無聯"在國外名聲最響。楊曦光本來也算是個高干子弟，但他爹1959年反右傾時挨過整，所以他的身份不太明確。他當時模仿毛主席辦了一份出版物，叫《湘江評論》。他寫過《中國向何處去》、《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還寫過《關于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建議》，同樣是效仿毛主席1920年前后組建共產黨。楊曦光判斷出現了一個紅色資本家階級，他憧憬的目標也是巴黎公社。在一篇文章中，楊曦光說："文化革命還沒有正式開始時，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經把這種新的政治結構'中華人民公社'的內容勾畫出來了";"中國要向著一個沒有官僚的社會去";中國要"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他的著名預言是："中國向何處去，也決定著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必然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新社會去。"

　　那么實現"中華人民公社"目標的途徑是什么呢?就是暴力革命。楊曦光說："今天革命人民要戰勝武裝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必須經過國內革命戰爭。"這個判斷與當時的黨中央非常不一樣，更不要說與保守派是背道而馳的，即使與造反派的主流也大相徑庭。楊曦光希望看到的是一場戰爭徹底推翻、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然后建立新社會。而這個時候，全國各地正忙著建立革命委員會，有的地方革委會已經成立，有的正在籌建，希望實現最后全國山河一片紅。而楊曦光們關注的不是造反派在革委會中有多少席位，而是展開了對革委會的批判。用他的話說，當時的形勢是"政權形式表面上有了變動，由舊省委、舊軍區變成'革委會'或'革籌小組'，但是'新政權'仍然是舊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舊省委與舊軍區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軍(長沙當地駐軍)內'走資派'與廣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楊曦光同時對毛主席提倡的"三結合"提出批評：

　　三結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臺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的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結合的革委會稱為"臨時權力機構"，它只是一種過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結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結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會。

　　簡而言之，楊曦光不僅要推翻"文革"前的權力機構，也要推翻革委會，這是與其他人很不一樣的主張。為此他后來被抓。康生等中央領導人紛紛出面批判"省無聯"。

　　但是湖南的"省無聯"垮掉以后，新思潮并沒有結束，又在其他地方冒頭。我沒有時間細講，就只講我熟悉的武漢的"北決揚"。這里"北"是指"北斗星學會";"決"是指"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決派聯絡站";"揚"是指《揚子江評論》。這是三位一體的同一群人。我對"北斗星學派"的印象最深。我在宋永毅那本書的序中寫道：

　　我依然記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個星期天。正是秋高氣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漢二中門口的大字報欄前。街頭沒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經心瀏覽著新貼出的大字報。一篇題為"北斗星學會宣言"的大字報引起了我的興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成千上萬，但它們的名稱中總少不了"革命"、"造反"、"捍衛"等字眼;而且它們一般稱自己為"什么什么戰斗隊""什么什么兵團""什么什么總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卻冒出個自稱"北斗星學會"的組織，這可得看個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掃時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種刻板文風。這篇《宣言》是這樣說的：

　　"要當官的就讓它爭席位去罷，要保命的就讓他搞什么雞血療養法罷，自有一大批自強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遠聯系在一起，為未來的斗爭準備彈藥和武器，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我們從來都把這場空前偉大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為空前偉大的世界革命風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么學問也沒有，而又專好以勢壓人，進入官場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爺也好，在歷史的長河中，終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決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問題的人。'歷史證明了，未來不是屬于陳獨秀、瞿秋白這些五四時期曾經大喊大叫一時的風云人物，歷史還將證明下去。只有那些永遠善于思考，善于學習，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方是將來歷史舞臺上的主將"。

　　這完全是模仿青年毛澤東的寫法。"北決揚"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叫馮天艾，另一位叫魯禮安，都是華中工學院(現在的華中科技大學)的學生。現在大家知道得比較多的是魯禮安，后來他出了一本書，叫《仰天長嘯》，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的。最初的書稿是魯禮安寄給我的，我當時非常不滿意，因為里面充滿了大量的"反思"，盡是陳詞濫調。我建議他還原他當年的想法，而不是進行廉價的"反思"。魯禮安后來對書稿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我也利用自己保有的原始材料對其中一些史實進行了細致的核實。書出版時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身份是編者。

　　上面說到"北決揚"是三位一體，他們中的一些活躍人物，在座不少人也許認識，比如海南大學的哲學家張志揚，又比如已去世的萌萌。萌萌是"大右派"曾卓的女兒，原名曾萌萌，后來改成魯萌，再后來干脆叫萌萌。魯萌的丈夫是經濟學者肖凡。"文革"期間，魯萌、肖凡都是中學生，一個長得很帥，一個長得很漂亮，經常在一起，被當時的朋友比作馬克思和燕妮，非常有意思。

　　北斗星學會的《宣言》里說，"要當官的就讓他爭席位去罷"，意指造反派各派頭目爭權奪利;"要保命的就讓他搞什么雞血療養法罷"，是指當時不少人熱衷于雞血療法，甩手療法。那時一邊是武斗，是拼命，另一邊是養生，是延年益壽，形成強烈反差。《宣言》后面對"司令"、"佛爺"(暗指北大的聶元梓)的不屑和對"大浪淘沙"、"風云人物"的期待，都說明"北決揚"成員認為自己才是將來"歷史的主將"。

　　這些自恃很高的年輕人有什么新想法呢?魯禮安當時斷言：

　　中國最大的戰爭，無不是農民的戰爭，中國最大的運動，無不是農民的運動。震撼世界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倘離開了五億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從學生運動，到工人運動，最后發展到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這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一般規律，是歷史的必然......

　　他據此推斷，1968年全國將會展開一場農民的大革命，為此他寫下了《決派宣言》。既然有了這個判斷，魯禮安就模仿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

　　站在農民運動的前頭領導他們，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還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反對他們，將區分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派。

　　《決派宣言》是這樣結尾的：

　　偉大的中國農民運動，已經有狂風在為它開道了。決派將在這暴風驟雨中受到農民運動的洗禮。與工人階級相結合，而又與農民大眾相結合，將使得決派獲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決派"要在新的暴風驟雨里接受洗禮，他們很快就發現一個典型，而且這個典型是送上門來的。當時湖北浠水縣巴河人民公社(聞一多的家鄉)有一群農民成立了巴河紅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以下簡稱"巴河一司")，其司令王仁舟不是農民，而是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 1964年被打成反動學生，押回原籍。他當年為什么被打成反動學生，現在已經不清楚了，很可能不是因為他太右，而是因為他太左。"文革"起來以后，王仁舟奪了家鄉的權，他要建立一個"廉價政府"，自稱"一號勤務員"。讀過《法蘭西內戰》的人都知道，"廉價政府"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一個解釋。"廉價政府"下面設有各種委員會，完全是模仿巴黎公社建立的。其工作人員全部普選，工資水平不高于一般水平。這些聽起來都挺好。但是，另一方面，王仁舟推行"新農村"試驗，要求農民耕牛集中、生豬集中、匠人集中，強化集體經濟，辦合作社，搞綜合廠，甚至要拆除原有的房屋，集中地蓋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產。這些舉動把農民搞得焦頭爛額，比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要極端，結果引發"巴河一司"與保守派的激烈斗爭，直到大打出手，最后被其對立面趕出巴河。他們于是跑到武漢，搞抬尸游行。這引起了魯禮安的注意，對他而言，這是不期而至的農民運動樣板。

　　隨后，魯禮安學著毛主席去安源的樣子，帶著油布傘，去浠水做農民調查。他與楊曦光一樣，于1967年底寫了一篇《浠水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但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當時是傳遞中央精神的主要渠道)完全沒有提農民運動，這讓魯禮安非常失望，但他并不打算完全放棄自己的判斷。

　　魯禮安思考的下一步是廢除常備軍。如果讀過《法蘭西內戰》，這個提法也不新鮮，但在1968年的中國就顯得十分特立獨行。魯禮安的想法是廢除常備軍，即解散人民解放軍，代之以所謂"人民武裝"。人民武裝就是重新組建民兵，他們不是專業的、拿軍餉的部隊，而是普通老百姓組成的人民武裝。

　　魯禮安還有一個判斷，就是要出現新的政黨，取代共產黨。這個新的政黨會出現在哪里呢?他認為既然"文革"的第一波高潮出現在北京，北京就不會是下一波高潮的中心。下一波革命的中心一定出現在兩湖地區，惟楚有才嘛。潛臺詞是，"北決揚"將成為新政黨的基礎。由此可見，他自恃是很高的。

　　下面我簡單說說新思潮倡導者后來的演變。

　　伊林·滌西1972年又開始寫文章，題目比較怪，叫《論無產階級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稿件投給《紅旗》雜志，當然沒有登出來。1976年"四五運動"時，他們也出來了，但沒有什么影響。打倒"四人幫"以后，他們跟北京原"四三派"的頭兒李冬民(伊林與李冬民曾是初中同學)聯系在一起，貼大字報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為鄧小平復出呼吁。這兩個人現在都已經退休了，一個在深圳，一個在北京，境遇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沒有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了。

　　楊曦光一直都在走極端，幾乎是一個典型。后來，他反對任何革命，認為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當年鼓吹的無非就是改朝換代;一旦實現了我們的目的，中國更糟糕。他90年代成為鼓吹自由經濟、憲政的先鋒，是最早在中國鼓吹憲政的人。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又變成了一個基督徒。

　　魯禮安在"文革"中坐了差不多十年牢，《仰天長嘯》很大一部分就是講他在牢里邊怎么度過的。后來他在政治上是個自由派。張志揚與萌萌，在政治上是傾向自由派的，但不像楊曦光那么意識形態化。其實"文革"一結束，楊曦光去武大讀書，與張志揚、萌萌、肖凡這些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張志揚潛心學術，立志建立中國現代哲學。

　　與武漢"北決揚"有聯系的還有一個人物，即廣州的李正天。李正天中學是在武漢讀的，大學考到廣州。"文革"高潮期間，他返回武漢，與魯禮安等"北決揚"人士很熟。1974年，他成為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之一(其余兩位是陳一陽與王希哲，"李一哲"是從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李正天現在被人稱作"哲人藝術家"，基本上不關心政治問題，而是畫出了一些很有哲理的畫。陳一陽現在談禪，談佛，談老子。前不久，他寫了一個帖子，叫《假如我當總理》，內容只有兩條：中國實現共和，世界實現大同。這不等于沒說嘛!他還寫了一篇《紀念"李一哲"平反30周年結束語》，內容是三個破折號，一個字都沒有。也許他有一肚子話要說，但一句也表達不出來了。打倒"四人幫"之后，王希哲參加了國內的民主運動。后來他受洗，皈依了基督教，但現在又轉向左傾。這個人是變化最少的，其他人都變了。

　　黃萬盛（前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王紹光先生的發言非常好，基本上是用編年敘事的方法把他關心的問題非常清楚地整理出來。我很感動，有一段時間我在關懷相同的題目，但是我的專業相對集中在哲學領域，所以我更會從思想史的路徑去探索。它的組織形態、人員結構常常不是我關心的重點，但是今天的發言讓我有很大的收獲。碰巧的是，他題目當中提到的那兩組人物都是我的熟人，伊林幾個月之前還到我的寓所來過。我給您補充一小點。作為個人經歷，那些人始終處在自我解釋的語境中，他們需要對自己的作為有個說得通的交代。現在，他為什么來找我呢?可能他是想把政治理解的線段再放長。啊，這也可能是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當我們努力來理解我們社會從8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變化的時候，我們在爭取把這個理解的線索延長。我們看看能否把70年代，包括王紹光先生主張把60年代后半段，甚至更長遠的某些要素也加入到這個理解的長河當中。當我們把理解特定歷史時段所發生的重大改變的線索延長時，很多重要的因素就會卷進來。比如"文革"和毛澤東，是我個人很想探討的問題。我在哈佛的時候，美國研究"文革"名氣很大的一些學者基本都在哈佛，像麥克法考爾等。我們有時參加一些會議，有一些交流互動。我努力把對"文化革命"的理解從僅僅是一個權力斗爭的說法擺到一個更長的歷史譜系當中去加以消化并重新認識，而美國的那些學者基本只是從權力斗爭的角度理解毛澤東和"文革"。在我看來，那是遠遠不夠的。

　　事實上，作為中國進程的實際參與者，我們經常會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大問題，直到今天也還在繼續。清末民初時，當中國開始自覺地進行精神譜系的斷裂和再造時，它實際上把中國傳統的制度資源徹底拋棄了。因此，一旦奪得政權之后，如何去建立一個制度的架構，就不僅僅是紹光先生描述的那一代人在考慮我們的革新應該革到一個什么樣地步，事實上，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的領袖集團都在面臨這個困境，所以從延安到了西柏坡的那段時間，當看到整個中國的天下快要拿下來的時候，關于制度建構的考慮成為頭等要事。事實上，這也成為從制度到思想的一個共同的交叉點。當然，不只是政黨領袖考慮這些問題，一些黨外的社會精英也在考慮這些問題。這個焦慮可能是理解后面中國變動的一個關鍵點：從價值的目標到制度的配置，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應當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圍繞這個中心課題，黨內黨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認識和主張，這些分歧演繹了一場又一場愈演愈烈幾無休止的運動和斗爭。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學者，把他們關于"文革"是權力斗爭的思路扭轉過來，回到一個比較健康的線索上來。說實話，這很難，非常難。大家如果關心的話，可以看看《哈佛看中國》，一共三卷本，其中有一卷是"經濟與社會"。這部書是對在哈佛研究中國問題的教授和專家的訪談集。幾十篇的訪談當中，大概我的那篇是最長的，我談了三萬多字，談論如何理解中國的問題，其中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怎么去理解毛澤東的政治努力和思想活動最后會落實在"文化革命"這個特定的結果中，其思想譜系是怎么演變過來的。當然，我不可能像紹光先生去做一個編年史意義上的工作，我基本上是一個思想史的努力，比較多地考慮建立一個可以理解的思想譜系。但是，編年史方面的努力能夠幫助我去消化和理解一些另類的復雜問題。王紹光先生研究的這個領域所涉及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是比較少數的，更廣大的紅衛兵和青年造反派是在另一種語境和心態中，他們構成了更寬廣的社會基礎。這一群體在70年代及后來是如何影響中國的?這或許是更有說服力的課題，希望有好的研究。

　　單世聯（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王紹光先生這篇文章的主題非常好。我們對"文革"中的非主流思潮研究太少，我在會前也跟王先生有所交流。綜合起來，一是這些新思潮也好、異端思潮也好，為什么發生在兩湖地區呢?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但顯然不如兩湖地區那樣有一定的規模和聲勢;二是從伊林·滌西到李一哲之間是否有一個思想上的延續性?我自己的感覺是不太一樣。除了李一哲之外，這些思潮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澤東的種種論述。

　　毛澤東是一個政治家，在發表其主張和言說時有各種各樣的考慮，不但前后并不連貫，而且有時他的號召也不能完全貫徹到底。仔細讀他的言論，不難發現他在若干問題上也是猶豫的。大體上說，"文革"前期他很高興，群眾發動起來了，"資產階級黑線""搞掉了"，"天下大亂"了。不過他也有擔心，這在1967年的7月、8月和9月這三個月達到高潮，然后開始局部約束。但隨著秩序的開始恢復，他認為官僚主義、"資反路線"好像又回潮了，因此在"文革"后期還有無數的運動，其主旨基本上是反回潮、反復辟、反翻案，而每一次運動都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當然，事實上它們已經沒有"文革"早期的規模和殺傷力，已經溫和或者說刀子已經鈍化了。也許直到逝世之前，毛澤東也并不踏實，所以才有1976年他對華國鋒等人的交代。從伊林·滌西到"省無聯"，他們講的農民運動、巴黎公社，都有很強的毛式原教旨主義的性質。毛澤東肯定是欣賞巴黎公社、認同農民運動的，但他是一國之首，顧忌很多，不可能真正做到"砸爛舊世界"。特別是對黨的問題，他號召"向黨進攻"，但沒有了黨，領導核心在哪里?他也沒有現成的替代方案，最后是重建各級黨組織，"革命委員會"只是行政機構，還是要聽黨的話，這方面是有矛盾的。我們都記得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洪文的黨章修改報告一方面大講"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強調"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當時流行說法是"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而這些為難，生在社會底層、不承擔管理責任的青年學生是沒有的，面對官僚體制和社會不義，他們可以把毛澤東的造反精神堅持下來。這當然就涉及這些青年學生多大程度上是獨立思考的。他們獨立于當時的當權派，獨立于當時的造反派，但是他們沒有獨立于毛澤東思想。我們可能更應當高度評價李一哲的大字報，因為它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問題。李一哲的大字報其實比此前的種種思潮更進一步，突破了毛的原教旨，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時代主題。毛是革命家、造反領袖，要從他的思想里找法制的觀念是比較難的。從伊林·滌西到李一哲，我的感覺是，形式上有連續性而內容上沒有連續性。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這些思潮跟"文革"中其他思潮，特別是反"文革"思潮的關系?比如張志新、史云峰、李九蓮、王佩英這些人，他們是反"文革"、反毛的。這在當時并非個別，否則我們如何理解當時要抓那么多的"反革命"?冤假錯案極多，但其中確有反對當時的政治和政策的。而正是這些反"文革"的思想，而不是伊林·滌西等人，直接通向后來對"文革"的否定。當然，所有這些人都遭到無情鎮壓。我想這里至少有一個問題，就是王先生文中的種種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沒有注意到這樣另外一種反毛、反"文革"的思潮?

　　最后想問一個私人化的問題：王先生今天的觀念跟伊林·滌西等人，跟"文革"中以真正造反派、革命自居的這些人，有沒有什么關聯?

　　老田（民間學者）：我們今天看到的"文革"，已經不是原本的歷史過程了。關于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問題很重要。為什么"文革"期間特別是早期，造反派把毛澤東思想抬高到壓倒一切的高度?這與"文革"的政治博弈需要直接相關。

　　香港出版了卜偉華的《砸爛舊世界》一書，對"文革"初期造反派(當時還是叫做"少數派")與工作組的對立，在事實上梳理得很清晰。書中提到一件事，發生在1966年7月，北京的中學紅衛兵和團中央工作組的干部有過一場辯論，辯論主題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團中央的干部認為黨領導要體現各級組織的領導，要具體落實為工作組和各級黨委的領導，而中學紅衛兵則針鋒相對地認為黨的領導只能體現為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中學紅衛兵把毛澤東思想凌駕于黨的各級組織之上。這個主張如果脫離了"文革"初期的具體歷史政治背景，就很容易被看做個人崇拜的表現。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主張?關鍵在于"文革"早期工作組在大中學校中間，在"排除干擾"、"抓游魚"等口號下，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這個由工作組領導的運動方式造成一種現實的政治恐怖，從而在中學生中間激發出一種"組織主導的政治將對所有人造成危險"的想象力，從而熱切地去尋求一種超越組織和官員主導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毛澤東思想才通過學生們的想象力被賦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說到底，是"文革"初期錯誤的運動方法和官員領導，導致人們對于組織的極度不信任感，這才在反面把毛澤東思想"塑造為"政治解放的旗幟。

　　今天去回顧團中央干部與中學生的爭論，很容易想象：一個干部再差，依靠他的年齡優勢和工作閱歷，對于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也會高于一個中學生。但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老經驗說服不了中學生的爭論呢?說到底，因為運動的現實在中學生中間造成了不信任感，不管工作組領導批判他們拋出的"黑幫"校長也好，還是批判中間的"反動"學生也罷，都違背政策、法律乃至一般人的道德信條，這種胡亂整人沒有任何道理，體現為對權力的極度濫用。這種運用權力的方式，被想象為對所有人構成潛在的政治威脅，為了應對這種威脅，中學生就把自己其實并不十分明了其內涵的毛澤東思想地位無限地拔高，用于否定這種因濫用權力帶來的潛在威脅。毛澤東批評工作組鎮壓學生搞白色恐怖，支持學生建立自己的組織，這就有足夠的理由，讓中學生把毛澤東思想簡化成一個最強有力的符號，這個符號是武器化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看，"文革"當中到底有多少個人崇拜真正來自于夸大的宣傳，很難清晰地判別出來，反過來，學生與工作組的分歧卻可以明晰地解讀出來一種與毛澤東思想這個符號緊密相關的"政治需要"。中學生特別爭取一個自己來解釋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空間，而不是聽從"老經驗"和"專家"，這也是與"文革"期間最為重要的政治博弈相關的。

　　王紹光：單世聯問，這些新思潮的倡導者看起來像是"毛主義"的原教旨信徒，那么它到底"新"在哪里?我想它的"新"很可能跟路德的新教差不多。

　　剛才老田說，"文革"初，也就是1966年7～10月，最重要的思想斗爭在于：誰是黨?是組織的黨還是思想的黨?反黨是說我反黨支部書記就是反黨，還是我反黨支部書記不一定就是反黨?這個解釋權到底在誰手里?是在組織手里，還是在我自己的手里?這是爭論的關鍵，這個關鍵貫穿始終。

　　如果我們要說"解放思想"的話，"文革"中的"解放思想"比后來的"解放思想"更關鍵。"文革"前，馬克思主義也罷，列寧主義也罷，毛澤東思想也罷，是通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來解釋的，好比宗教改革以前，上帝是通過天主教教皇來解釋的，是通過上下有序的教會組織解釋的。路德的新教允許通過每個個體來解釋。這里的個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團體。個體解釋意味著這些個人和團體獲得了解釋權。新思潮"新"就新在這里，它不再服從組織灌輸的解釋。林彪相當于這個教皇體系中地位至高無上的大祭司，但是伊林·滌西可以不聽他的，要自己來解釋毛主席的思想。新思潮其他倡導者做的也是自己重新解釋毛主席說的話。楊曦光要解釋毛主席為什么放棄"公社"的提法，因為毛主席自己也沒怎么解釋，他就自己來解答為什么。魯禮安也是如此。"文革"中對他們的批判是，他們曲解了毛澤東思想，曲解了黨中央，但他們"新"就新在這個地方。

　　新思潮有幾個有意思的現象，值得關注。首先，其倡導者很少有大學生，大部分是中學生，如果是大學生的話，很少有學文科的。也許只有這樣的人思想中框框比較少。楊曦光大概是高二或高三，伊林·滌西是高三，還有一些人年紀更輕。即使年紀大一點的，如魯禮安，不過是大二的學生，但他學的是船舶，船舶系當時是華中工學院最好的系，與軍工有關，與潛艇有關。

　　其次，他們的團體都很小。有一次我與兩位澳大利亞學者爭論，他們可能被楊小凱誤導了，認為"省無聯"是個巨大無比的組織。我告訴他們，哪里有這么回事，"省無聯"掛名的單位很多，但核心也就十來個人。武漢的"北決揚"核心人物也不會超過20個人。其實，全國的新思潮組織都一樣。這些小群體聚集起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如"北決揚"中有些自學研究天體物理的人。

　　第三，新思潮具體"新"在三個方面的思考。一是判斷中國有沒有一個新的階級，階級關系是否發生了變化。1957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出版了《新階級》一書，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1957年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有個講師周大覺提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理論。60年代初，《新階級》被翻譯成中文，內部發行，而新思潮的倡導者都沒有見過這本書。他們獨立提出了"階級關系變化論"、"紅色資本階級論"，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觀察和思考，這是新的。二是判斷中國將向何處去。當時官方的講法無非是建立革命委員會，大多數造反派想的無非是把"走資派"批倒、批臭，把權奪過來，就萬事大吉了。而新思潮的倡導者想的不僅僅是把人換了，還得換機構，這個機構今天也許是"公社"，明天也許是其他什么東西，如1974年李一哲大字報提出的目標就有變化了，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三是判斷什么是通向未來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早期新思潮的倡導者有點盲目模仿毛澤東，有點原教旨主義，因此他們鼓吹奪軍權、武裝解決問題。但是后來出現了變化，如廣西有一個中學校長，叫劉振武，他1968年寫過兩封公開信，認為"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進攻，各不退讓"的派別斗爭毫無意義，建議"通過兩派協商，妥善地解決兩派爭端爭取整個無產階級隊伍，重新實現真正的大團結"。又如，1968年初，浙江出現了一批人，他們說，不要打派仗了，有什么問題不要去打了，選嘛，選出來的人進入革委會。據說，浙江有些廠礦開始試著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我之所以沒有把這些人和事列為新思潮，是因為他們往往不是團體行為，往往沒有政治影響。他們采取的是寫信的方式，或是私下的言論，屬于私行為，不是公行為，而新思潮全是公開的行為。不過到了70年代，李一哲這類新思潮的倡導者開始重新思考派性問題。這時他們已經不贊成用奪權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解決各派之間的矛盾。李一哲提出的方法是民主與法制。早期新思潮中從未出現過"民主"這個詞，他們提巴黎公社，但是到了李一哲的時候，這個詞出現了，法制出現了。當然，他們用的是"法制"而不是"法治"，還不了解兩者的區別。無論如何，我們看到，新思潮對現狀的判斷、對目標的判斷、對途徑的判斷都是不斷演變的，一直持續到現在，原來的新思潮倡導者的想法，他們的同代人與后繼者的想法還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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