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思想將現代中國改革與革命實踐提高到了 “路線”的層次，我們的事業就有了勝利的保障。保羅•柯文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就是指毛澤東對于世界結構的分析，因為它能夠用一條線串起這個世界的壓迫力量，又用另外一條線串起被壓迫的力量，并調動整個結構的功能為己所用，能夠不斷地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而這就是所謂“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毛澤東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剝奪積累”，是此一時代資本積累的主要形式，這種“剝奪積累”的方式需要不斷地在全球范圍內制造危機，而制造危機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戰爭。因此，與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哲學家不同，甚至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同，毛澤東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激烈的戰斗生涯中度過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警覺地注視著中國的國家安全。面對著祖國北方邊疆和東南海疆的安危，晚年的毛澤東披閱《南史》，神游于南朝抗擊北魏的大小戰例之中，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直到晚年，作為偉大革命家、戰略家的毛澤東，依然揮歷史巨手打開了中美關系大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毛澤東依然還在為捍衛他親手締造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中國，進行著殊死的斗爭。

　　早在1962年，毛澤東就這樣預言說：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后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3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毛澤東開辟了一種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視野

　　馬克思一個極其天才的發現，就是他在關于中國的一系列文章中，重提了黑格爾的“兩極相聯定理”，而毛澤東則把馬克思的這個發現加以根本改造，從而使其更加經典化、現實化、豐富化了。因為毛澤東所關注和描述的，并不是簡單的“兩極”，而是一個復雜的網絡和結構，不是“主要矛盾”的決定性作用，而是多元矛盾構成的結構自身的運作功能。倘若沒有這樣一種“網絡”，倘若社會不是這樣一個多元矛盾、互相依存的“結構”，那么，所謂的“兩極”便不能發揮作用，即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結構，“兩極”本身也就不能運行。

　　馬克思這樣指出：如果喪失了作為勞動力、原料基地和市場的中國，西方資本主義就會陷入危機，但是，一旦中國發展起來，一旦中國加入世界生產-銷售的鏈條，現存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就會被“擠破”--這是馬克思運用“兩極相聯定理”得出的洞見，但是，毛澤東則補充指出，從結構運行視野看，顯然還有第三種狀態，那就是對于西方列強來說，中國既不能滅亡，當然更不能發展起來，即對它們而言，中國存在的“最佳狀態”，便是半獨立的“依附”，而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

　　而與那樣一種“幾個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情勢”不同，當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經過長期準備，孤注一擲，妄圖滅亡中國、妄圖獨霸中國利益的時候(例如在抗日戰爭爆發那樣的情勢之下)，中國人民所遇到的危亡難局是空前的，但是，它卻使得全中國人民結束內亂、一致對外，也使得國際力量聯合起來反對日本的獨占，從而形成最廣泛的國內和國際統一戰線，這樣一來，中國革命的高潮反而因此會到來。

　　由于中國這樣大，各個地區的發展又是如此不平衡，這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全面占領中國領土的企圖不可能實現，它最多只能占領幾個戰略要點而已，不過，也是由于這種不平衡，中國力圖把各個地區的、各種分散的反抗力量迅速集中起來，這同樣也非常困難。于是，正是“不平衡”結構決定了抗日戰爭的“持久性”，決定了“游擊戰爭”而非“正面作戰”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方才這樣說：所謂“中國亡國論”和“速勝論”，都不是建立在清醒的戰略分析之上，因此都是錯誤的。

　　毛澤東就是這樣開辟了一種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視野，從而突破了簡單、僵化的階級斗爭學說。而毛澤東的辯證法，歸根到底，就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世界發展不平衡這個總體結構的復雜認識基礎之上，它強調的是整個結構自身的生成功能，而不是其中某個因素、某個階級、某一種力量的“唯一決定作用”。因此，它便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樂觀論或者悲觀論，超越了一般的中國“滅亡論”、“崩潰論”以及各種各樣的中國“速勝論”、“崛起論”。

　　而“林彪”們之所以“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便悲觀失望，就是因為眼里只有戰爭，沒有政治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分析，眼里只有“井岡山”，而沒有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總體結構分析，一句話--只有戰術，并沒有戰略視野。于是，就“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仿佛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因此，毛澤東方才這樣告誡說：“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為他們對于一般情況的實質并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

　　而“結構分析”之所以不等于簡單的階級決定論、生產力決定論，就是因為它揭示出：社會結構的活力和動力來自其中各個因素、各個階層之間的互動，而“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之所以能夠獲取領導能力，其關鍵就在于善于利用和運用結構本身的功能，利用結構運動所產生出的動力和活力，而不是簡單地依靠自身的、一己的力量。

　　從短期視野看形勢是樂觀的，從長期視野看前途是“悲觀的”

　　重新思考“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對于理解當今世界、當代中國，均是極其重要的。例如，毛澤東不但為他身后的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和制度的基礎，而且正是他發表于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再次重申了社會主義社會也是一個復雜的結構，社會主義建設成敗的關鍵也在于共產黨人把握結構整體的能力，在于能否把結構中的“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

　　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發展的機遇，正是由世界不平衡結構造成的。以當前的中國與美國的關系為例：中美之間之所以在短期之內并不會發生大的軍事沖突，中美關系的“和平發展”之所以是大趨勢，中美關系總起來說之所以是“樂觀的”，按照毛澤東式的分析，就是因為美國需要中國--更直白地說，就是美國需要中國這個最大的“世界工廠”，因為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美國的金融資本如果不能與中國的制造業相聯系，它也就無法“變現”，即無法實現剩余價值。今天，美國是中國最大的產品出口國，而中國則是美國最大的投資對象，這個基本事實其實已經說明了當今世界發展不平衡這個結構之要害。

　　因此，中美軍事沖突、“中國崩潰”之所以不會發生，除了取決于中國自身日益強大這個內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這個外因就是：“中國崩潰”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尤其是不符合美國金融壟斷集團的根本利益。

　　但是，無論對于中國還是世界來說，陰暗的一面、悲觀的一面、危機的一面同樣也是存在著的。而倘若看不到這一點，也就是沒有長遠的眼光，也就是缺乏戰略的視野。

　　所謂陰暗的、悲觀的和危機的一面就是指：當今“世界經濟產業結構”本身，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它突出表現為“工業化”在世界經濟結構中已經不再占據支配地位，而與“去工業化”相伴隨的，則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和高科技方面的壟斷地位的形成，在這個“新結構”中，工業，特別是輕工業，已經日益成為世界新型經濟產業結構中的低端。隨著大量美國金融資本涌入中國，隨著中國日益受制于“世界工廠”這個緊箍咒，中國的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勢必日益凸顯;隨著大量西方企業“離岸”進入中國，隨著外國資本大規模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隨著“輸入型通貨膨脹”而發生的，便是“輸入型勞資矛盾”的日益激化，即激烈的勞資矛盾也隨著外資的進入而輸入到中國來了。而且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在西方發達國家，這種矛盾原本主要表現為資本家、企業主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即勞動者與資方的矛盾，但是，在中國，由于政府又常常扮演著“招商引資”的角色，結果在今日之中國，這種矛盾便往往表現為政府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即它勢必日益危及中國政府的凝聚力、動員力和感召力。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結構，導致了資本“過度積累”方式的發生，即資本的全球化運動。關于這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列寧、盧森堡都已經詳細地論述過了，但從毛澤東的視野看去，資本“過度積累”，也正是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中國區域差別、貧富差別產生的真正基礎與根源，因此，我們制定政策和策略，首先就要深刻把握這個基本規律，特別是認清世界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

　　如果從短期視野看去，恰恰正是這種差別和不平衡的存在，方才給中國帶來了發展和增長的機遇，比如說：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只有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比較強勁的增長，而這就是因為中國存在著區域的不平衡、存在著相應的區域差別，因此，過剩資本和過剩產業，便可以向中國中西部和內陸轉移與流動。

　　但是，從長期來看，或從戰略的視野來看，這種資本“過度積累”模式的發展和增長，如果不是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區域差別、貧富差別，它起碼也與這種差別的擴大相伴隨，而這就是馬克思早就指出過的：資本主義的擴張是一個“雙向的進程”，其中財富的擴大與貧困的增長、資本的擴張與矛盾的激化乃是同步進行的。

　　概括起來說：如果從短期的視野來看，中國所面臨的世界局勢、中國發展和增長的態勢似乎是樂觀的，即以毛澤東的語言來說，從短期的視野來看，世界資本主義的擴張和中國的發展，還處于“高潮”，而不是“低潮”。不過，如果從長期的視野來看，形勢就沒有那么樂觀了。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環境、資源壓力日益沉重，社會矛盾、階層矛盾日益凸顯，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從長期的視野來看，“過度積累”的方式最終會掏空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這甚至也是可以預見的。

　　中國發展的基本動力應該是其內因，即依靠的是中國自身凝聚力的日益強大，但是，目前的這樣一種資本“過度積累”的發展方式，卻從各個方面瓦解著中國內在的凝聚力，使得中國的發展與增長越來越依附于外部資本(特別是依附于美國資本)，故從長遠來看，如果這種發展模式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調整，那么，中國的前途便是非常不樂觀的，即一方面是中國為世界資本主義結構貢獻了活力，但另一方面卻是世界資本主義結構把“熵”，即發展的代價轉移到了中國。如果沒有這種結構的視野，如果沒有看到世界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調整，而僅僅是滿足于“世界打工者”的地位，那就不會有真正的發展戰略。

　　變戰術上的總體“被動”為戰略上的日益“主動”

　　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今天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基本結構并沒有變，中國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各階層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結構沒有變，“西強我弱”的基本態勢沒有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勞資關系和勞資矛盾有了不同形式的發展。像當年在馬背上顛簸、在戰火的夾縫中生存的中國革命一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所面對的問題同樣在于：面對“敵強我弱”、“西強我弱”這一總體態勢，我們究竟有無可能、有無能力、有無信心和決心，將這種戰術上的總體“被動”，逐步地、自覺地轉化為戰略上的日益“主動”。

　　而這就需要我們重新思考毛澤東的戰略思想，這就需要我們重新學習毛澤東思想。

　　從毛澤東的戰略視野來分析和觀察當前的形勢，我們會得出什么樣的基本判斷呢?所謂基本判斷，其實無非是好和壞兩種，無非短期的形勢與長期的形勢這兩類。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資本“過度積累”的方式還會持續，這是由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是由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平衡所決定的，而且，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是這種“過度積累”造成的階段性結果，因此，對于這個階段、這個歷史時期發展的必然性，應該有比較充分的估計。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造成勞動者地位不斷下降，從而導致國家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下降，那么，西方發達國家所采取的這種資本的“過度積累”方式將掏空中國，將瓦解中國內在的凝聚力，將造成中國的發展完全依附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局面，從而使中國的發展喪失自主性。

　　“長期性”與“短期性”之間的矛盾，乃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基本矛盾，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切戰術性的調整，都不可能解決這個根本矛盾。我們要破解當下和未來難局，要調整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就需要重拾毛澤東的戰略。

　　翻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我們會從“毛澤東戰略”中發現如下的法寶--如何變被動為主動，如何變戰術上的被動為戰略上的主動。

　　如果把資本“過度積累”的“資本全球化”運動視為一場激烈的戰爭，那么，用毛澤東的說法，這場戰爭也應該包括三個階段，即“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毛澤東：《論持久戰 》(1938年5月)，見《毛澤東選集》，2版，第2卷，46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而毛澤東戰略對于中國在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中“變被動為主動”、“變戰術的被動為戰略主動”究竟有什么意義呢?

　　第一就是：“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即不但要引資，還要出去投資，以打亂世界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內部結構，特別是敢于在國外建立自己發展的根據地。

　　第二就是：善于利用結構自身的矛盾，特別是善于利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矛盾，并積極地把這些矛盾轉化為對中國發展有利的因素。

　　第三，“東方不亮西方亮”，在東南沿海加工貿易已呈強弩之末態勢下，必須果斷地將發展的重點放到中西部去，把“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轉變為依靠中西部豐富的資源，走新型產業化的道路。

　　現代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思想將現代中國改革與革命實踐提高到了 “路線”的層次，我們的事業就有了勝利的保障。保羅•柯文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就是指毛澤東對于世界結構的分析，因為它能夠用一條線串起這個世界的壓迫力量，又用另外一條線串起被壓迫的力量，并調動整個結構的功能為己所用，能夠不斷地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而這就是所謂“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這一點也鮮明地體現在毛澤東的文風之中。毛澤東的文章，其標題往往就是綱領，是眼睛、是靈魂、是旗幟，而“要目”敘述的則是各個因素之間的彼此制約和運動，并使這種運動服務于“綱”。

　　自從中共七大以來，歷次黨的代表大會的報告，都繼承并體現了毛澤東的文風，即路線是綱、綱目相繼、綱舉目張。

　　戰略是綱、是思想路線、是規律性的東西，戰術是目、是敘述和體現綱的東西、是圍繞著綱而展開的東西。

　　但是，“結構”、網絡、“綱”本身卻是看不見的東西，能夠看見的只是現實中的各個具體因素，所謂“結構的能力”，便是指把具體的東西串起來思考的能力，而把這些具體因素串起來的那條線，也就是“路線”。

　　所謂“堅持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所謂“路線是個綱”，就是指用毛澤東倡導的那種結構論的馬克思主義方法，把國內外各種因素串起來，形成一個總體性的結構和路線圖，并不斷調動整個結構的力量，為中國的革命、改革和發展服務。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2期，摘自韓毓海新著：《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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