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與共產黨的命運

——對90年歷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產黨員，但從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而且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前途自然十分關注。在這篇文章里，我想談談我多年積累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歷史的一些思考，當然也包括對于中國當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一些問題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成立于1921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成立之時起，它就確定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 90年的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要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前進，黨就會走向勝利；而如果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要遭遇挫折，黨就會遭致失敗。這已經成了一條屢試不爽、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里我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人可能不以為然。現在主流媒體都不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了，也不講階級斗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表現——路線斗爭了，但是，現實卻清楚地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路線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承認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認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欺騙人民；我們如果也不講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那就會在斗爭中吃敗仗，給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一點是我們所萬萬不能掉以輕心的。

全文近12萬字，共分8個部分，本站將分開連載。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是馬列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二、大革命的失敗的原因：黨還在幼年時期，對馬列還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義論”將馬列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共產黨走向成熟

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五、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關于改革開放

七、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只能是實現共產主義

八、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黨還在幼年時期，對馬列還知之不多

⒈陳獨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共產黨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開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開辦上海大學，建立黃埔軍官學校，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內部以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的一幫國民黨右派組成了西山會議派。開始蔣介石還沒有公開暴露，但是后來，蔣介石執掌了總司令的大權，他自認為羽翼已經豐滿，反革命的野心也越發膨脹，先后發動了中山艦事件，提出了黨務整理案。有人指出了蔣介石的野心，但是，共產國際和作為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卻生怕得罪蔣介石，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這當然是錯誤的，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與反對。但是，陳是總書記，又以老師自居，他把自己當做家長，根本聽不進青年人的意見。只是到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之后，他才認識到自己對蔣介石態度的錯誤。他在1927年6月15日寫的《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一文里說，“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是一大損失，因為他個人性格之有決斷肯負責任，和袁世凱一樣是中國有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終牽就他向他讓步拉他向革命路上之一個原因。我們一年余忍耐牽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并且變成了他屠殺民眾屠殺共產黨的代價！”他還說，“那時就有一位同志批評蔣介石是一位危險人物，未必始終忠于革命。我曾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蔣氏此時言論固然很革命，即行動也向著革命路上走；唯隱微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表露其個人之權與力超于黨之上，離開黨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黨的制裁，便會走到反革命，中國歷史上這種英雄很多，恐怕蔣介石也是一個。現在看起來，這些話可算是對于蔣介石終身的刻骨批評！”（《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可惜陳獨秀當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只是在事后即所謂“現在看起來”才有了這種認識。

毫無疑問，大革命的失敗，首先是由于蔣介石的背叛，同時也是由于陳獨秀的錯誤領導造成的。但是，如果從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認識又是遠遠不夠的。應該看到，大革命的失敗的原因，不只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黨還處于幼年時期，從黨的主要領導人到一般黨員對馬列主義還缺乏深入了解。這一點，我們從當時陳獨秀所發表的一些言論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比如他說：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革命使命及其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1923年4月25日，《向導》周報第22期，《陳獨秀文選》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212頁）

“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和學生農民不同，有他自己的階級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取何態度，乃是一個極重大而極復雜的問題。

“工人階級是社會上有力的階級，在物質上他的力量自然遠不及資產階級雄厚，而在心理上因為實際生活之壓迫，往往易于促進他的決戰態度，即在純粹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階級一旦感覺得這種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時，往往成為急進的先鋒，況有國民革命，工人階級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時我們要知道，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聯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中國革命革命和社會各階級》，1923年12月1日《前鋒》第2期；《陳獨秀文選》第236頁》

“國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之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而決定。1917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但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并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同上，第239-240頁）
總之，在陳獨秀看來，當時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階級敵人應該說資產階級，而工人階級不僅在數量上幼稚，在質量上也幼稚，還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革命如果取得勝利，也只能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工人階級還必須在若干年后進行“二次革命”。

⒉瞿秋白、毛澤東與陳獨秀的不同觀點

當然，對于陳獨秀的這些觀點，當時也有不同的看法。比較突出的是瞿秋白和毛澤東。瞿秋白早在1923年6月為中央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里就明確認識到：“國民革命這種革命自屬于資產階級的性質。但是在這個革命中間，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因為其余階級多為列強的經濟力所束縛，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有些還困在宗法社會的陷阱里。至于農民，當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頁）后來他還說，“尤其重要的，是國民革命中無產階級之職任；五卅以前無產階級應當參加國民革命，準備取得其領導權，認定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獨裁制，而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合流直達社會主義；五卅以后，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問題，更加成了實際斗爭的現實問題，……。”（《瞿秋白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頁）

毛澤東也力主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應該是一個領導的階級。他在1925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說，中國“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近不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頁）對于農民，他也十分重視，先后在廣州和武漢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還親自領導了湖南農民運動，并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瞿秋白對此書亦非常重視，為之寫了序言，說“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澎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瞿秋白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頁）

但是，他們的思想在當時都還不是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陳獨秀的右傾就機會主義思想。從客觀上來說，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當時還沒有譯成中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還無緣接觸列寧此書所闡發的關于無產階⒊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的思想。雖然瞿秋白精通俄語，當時已經開始運用列寧此書的一些思想，但是就整個中國共產黨而言，對這一思想還是很生疏的，更談不上就此形成共識了。

⒊列寧的《兩種策略》給出了大革命失敗原因的答案

我們知道，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是1905年6、7月間寫的，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沒有中譯本。直到1929年才有一個名叫陳文瑞的人將其譯成中文。由于當時正處于白色恐怖時期，書名就叫《兩個策略》，作者被稱為V.I.Ulianoff即弗•伊•烏里揚諾夫，作為中外研究學會叢書出版，由上海華興書局印行。但是，由于各個革命根據地處于被敵人封鎖的狀態，人們并不知曉此書的出版，當然更難獲得此書。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毛澤東才在漳州中學圖書館獲得此書。他大喜過望，如獲至寶，于是帶著大革命的失敗教訓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

關于所謂“兩個策略”，列寧說：

“一些人說，你們要把革命推向前進，進行到底，而不要去考慮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會起來反抗或采取消極態度。

“另一些人說，你們不要去考慮獨立地把革命進行到底，否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會退出革命。

“這難道不是兩條根本相反的道路嗎？這是兩種水火不相容的策略，前一種策略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而后一種策略實質上是解放派的的策略，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頁）

“兩個策略”的不同，關鍵是對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的態度，對此，列寧非常尖銳地指出了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的結局將取決于工人階級是成為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的助手，還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頁）列寧教導無產階級說，“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產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徹底的為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斗。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范圍，但是我們能夠大大擴展這個范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范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斗，為無產階級當前的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斗。“（同上，第558頁）

列寧用非常嚴厲的言辭批評馬爾丁諾夫的右傾機會主義說，“請看，不要加入臨時政府，以為加入臨時政府就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從而縮小革命的規模！這完全是純粹而徹底的新火星派的哲學，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我們應當崇敬資產階級的庸俗思想，給這種思想讓路。如果我們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鐘——我們參加臨時政府會迫使資產階級推出這樣一種想法行事，那我們就會因此把革命領導權完全交給資產階級。我們會因此把無產階級完全交給資產階級去支配（雖然還保留了充分的‘批評自由’！！），為了使資產階級不致退出而迫使無產階級采取溫和柔順的態度。我們會閹割掉無產階級最迫切的需要，即經濟派及其仿效者們從來沒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我們會完全離開在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范圍內為實現民主制而進行革命斗爭的立場，而轉到和資產階級高交易的立場，以背叛原則、背叛革命來換取資產階級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同上，第600頁）

《兩個策略》里有一段用黑體標出的話，講到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其前途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這段話說：“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一邊用強力粉碎專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反抗，并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的任務，而新火星派在他們關于革命規模的一起議論和決議中，卻把這些任務看得非常狹隘。”（同上，第606頁）

列寧在該書的“補充說明”中還強調說，“革命已經是大家都承認的了。現在的任務是確定究竟應該由哪些階級建造新的上層建筑和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建造。……要不確定這一點那就根本談不到先進階級的先進的民主主義的任務，而用來確定這一點的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口號。”（《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頁）

我相信，當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大革命來讀列寧的這些論述時一定會感到十分震撼。列寧的論述其實已經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給出了答案，而這個論述同時也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無情批判。一年后，毛澤東把《兩個策略》這本書寄給彭德懷，并用鉛筆寫道（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頁）在這以后不久，毛又給彭寄去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時得到的），幼稚書上寫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險性。”（同上）這里說到了“左”的危險性，顯然是針對王明的錯誤路線說的。王明的第三次酌情冒險主義的錯誤統治的時間最長，造成的損失最大，曾使紅軍損失90%，白區工作損失100%，毛澤東對此當然是刻骨銘心的。這個“左”的錯誤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才得到了清算，會議撤換了錯誤的領導，被打擊的毛澤東重新走上了領導的崗位，從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實踐證明，這說明，像陳獨秀那樣對馬列主義不缺乏足夠的了解不行，像王明那樣用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列主義也不行，我們一方面要重視馬列主義的學習，改變對馬列主義知之甚少的情況，另一方面還要加強理論與實際的聯系，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中國革命才有成功希望。

⒋關于所謂“重新評價陳獨秀”問題

講到大革命和陳獨秀，就有一個如何評價陳獨秀的問題。近幾年來，不斷有人提出要“重新評價陳獨秀”。上個月，《炎黃春秋》在第七期上，發表了徐學江寫的《應正式重新評價陳獨秀》譯文，據說這是他寫的要求“重新評價陳獨秀”的第五篇文章。在此，也想談談我的看法。

毫無疑問，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是有其巨大的歷史功績的。這一點，現在似乎并沒有人加以否定。毛澤東在七大時就曾經這樣說過陳獨秀：“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這個運動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他在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還說，“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頁）但是，他在大革命期間，在政治上所犯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也不必諱言。毛澤東說，“我們曾經犯過錯誤，忘記過領導權，忘記過農民群眾。所謂領導權，你總要有一個東西去領導，有被領導才發生領導的問題。你，小資產階級跑了，自由在促進就業跑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中力量來打我們，無產階級就從臺上滾下來了，鼻子也跌爛了。”（同上，第308頁）這里所說的其實就是陳獨秀。當然，我們也不能過于苛求于陳獨秀個人，本文在前面已經指出，大革命時期的黨還是一個幼年的黨，對于馬列主義還知之不多，不獨陳獨秀個人如此，整個黨除極個別人以外，馬列主義的水平都還不高，還是一個不成熟的黨，大規模的失敗是不能由陳獨秀一個人來負責的。

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陳獨秀人為地拔高，完全脫離了歷史的真實。如徐學江最近寫的那篇文章說：“綜觀陳獨秀的一生，他始終保持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錚錚鐵骨和真正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他是個對封建制度和反動派充滿恨、對勞苦大眾充滿愛的人；是個憂國憂民，有強烈使命感的人；是個勇于沖破黑暗、追求光明的人；是個性格鮮明、意志堅強、寧折不彎的人；是個能站在革命前列，振臂高呼，沖鋒陷陣的人；是個正直的人，有骨氣的人。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獄，從清朝政府到北洋軍閥、到法租界、到國民黨政府，面對反動派的軟硬兼施，他視死如歸，從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屈服妥協。”

事情顯然不是這樣的。陳獨秀在1940年9月寫給西流的信中曾有這樣的話：“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頁）如果我們從1940年9月向前倒推“六七年”，應該是1933年或1934年，那時陳獨秀在哪里？那時國民黨政府的高等法院已對其進行終審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他正在南京監獄服刑。看來，陳獨秀的“沉思熟慮六七年”是從一進國民黨監獄就開始了的。至于他的所謂“沉思熟慮”前后思想的轉變，這里不妨略舉數端于后：

其一，對于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僅僅在兩年多前的1932年11月，陳獨秀還肯定地說，“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夠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的控制，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擔負得起復興中國的大責任；所以蘇聯五年計劃的初步成功，已在事實上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優點與偉大力量非資本主義所可企及。”而對國民黨政權則批評說：“現時代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國民黨政權，它不但不能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責，它還正在極力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剿滅能夠復興中國的共產黨。”（《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頁）但是，陳獨秀入獄后不久就在1935年1月寫了一篇《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的文章，調子就大不一樣了。由于現在出版的陳獨秀《文選》、《選集》、包括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著作選編》都未收錄這篇文章，我們還難以深入研究此文的思想，不過就是從標題上我們也能夠看出此文決不是肯定斯大林而是否定斯大林的。如果把斯大林作為正面的形象，那么要做的應該是“見賢思齊”，積極向他學習，當然是愈快愈好，不存在“太快”的問題；如果把他作為反面形象，那學習本身就不好，“學得太快”就更不好了。顯然，他這樣說，無論是對斯大林還是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都是一種惡意的攻擊。

其二，對民主主義的態度。陳獨秀原來是這樣說的：“民主主義是什么？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它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在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們打倒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里，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但是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符合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倆階級的感情利害完全不同，從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不論在任何國家里，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代表資產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階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頁）應該說，這些觀點都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的觀點。但是，陳獨秀入獄后，完全改變了過去對民主主義的批判態度，他1936年3月在獄中寫的一篇題為《無產階級和民主主義》的文章里，竟然大批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而在1940年7月寫給連根的信里更批評包括列寧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著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頁）其在1940年9月寫給西流的信中還說，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僅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斗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不幸十月以來輕率底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同上，第354頁)在這里，不僅論述的內容已經完全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從語言和感情色彩來說，也已經完全站到了敵對階級的立場上去了。

其三，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陳獨秀原來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完全肯定的。他曾在一封信里說，“我們要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說很容易，做起來著實是一件艱難的大事業，千頭萬緒，不是容易可以實現的，尤其在中國更不容易實現；因為我們的天性生來不喜歡什么首領，什么指導者，然而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飛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頁）但是，“沉思熟慮”后的陳獨秀再不說“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張口閉口就是“獨裁”或“獨裁制”，而且把蘇聯和德國、意大利并列，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論，大加反對。說什么“一般無知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更加把獨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采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創獨裁制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從此崇拜獨裁的徒子徒孫普遍了全世界，特別是歐洲，五大強國就有三個是獨裁。”（《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頁）大家看，陳獨秀對于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對于列寧和斯大林，已經仇恨到這樣的程度，簡直是破口大罵了。

陳獨秀進入國民黨監獄后，經過“沉思熟慮”所發表的這些言論不是對他先前信仰的背叛又是什么？怎么可以把這樣一個叛徒說成是“始終保持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錚錚鐵骨和真正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呢？

這樣一個毫無信仰可言的人，后來跟張國燾一樣墮落為國民黨中統局的特務，領取其津貼，也就毫不奇怪了。

前年，我在一篇批駁《炎黃春秋》發表的《重新啟蒙：五四運動90周年的反思》的文章里曾講到陳獨秀接受國民黨中統局津貼的事。當時是因為寫文章需要，翻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新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編》，結果在第5卷發現其中有一封陳獨秀于1942年1月29日致國民黨中統局局長朱家驊的信，感到此信很重要，很能說明陳獨秀的政治態度，就在那篇文章里談了這件事。該信的原文是這樣的：

“騮先先生臺鑒：

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并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將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后如再下賜，弟決不接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并謝高誼，余不盡焉。

                    弟獨秀啟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臺灣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9頁）

陳獨秀這封寫給朱家驊的信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第一，國民黨中統局局長朱家驊是通過投奔國民黨的叛徒并且后來進入軍統、中統特務機關的張國燾把錢送給陳獨秀的。我們知道，張國燾原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后曾任紅四方面軍的政委，由于有個人野心，在長征途中曾加害中央，犯過另立中央的嚴重的政治錯誤。由于王明曾與他談過四方面軍某些干部的托派問題，更使他寢食難安，于是決心叛逃。1938年4月4日國共兩黨準備共同祭掃黃陵，張國燾由于擔任陜甘寧邊區代主席，于是借口參加祭掃黃陵逃到西安，以后又跑到武漢。雖然經過周恩來等的多次勸說，張最后還是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成為一個叛徒。張國燾叛變后先在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手下建立了一個所謂“特種問題研究室”，專做共產黨的策反工作。他曾提出策反八路軍129師，但結果失敗。軍統因他是叛徒而看不起他，此次失敗更加對他不屑。他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利用過去在北大與朱家驊相識的關系又到了中統，在所謂“對共斗爭設計委員會”擔任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實際上，朱家驊就是通過張國燾去做陳獨秀的工作的。所以每次發放津貼也都是通過“張國燾同志”進行的。而陳獨秀在信里也親切地稱張國燾為“國燾兄”，說他“遠道將來，不敢辭卻”，表明他們兩人的關系顯然很不一般。實際上，陳獨秀與張國燾已經是一路貨色，他從張國燾拿到的這個錢自然是很不干凈的，說白了，拿的就是特務津貼。陳已經墮落至此，還有什么“清白”可言？！

第二，國民黨中統局局長朱家驊給陳獨秀送錢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僅1942年送了8000元，而且在1942年的“去年”即1941年也送過一次，從“今又增益之”看，1941年所贈數目稍小于8000元，當就是臺灣學者鄭學稼所說之“予以拒絕”的5000元。另外還有材料說，此前他還收到過1000元。這三筆錢加起來就是14000元。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字。按照當時的購買力，當時100元的購買力可以買一頭豬，那14000元就可以買140頭豬，那是很能夠派一些用場的。時常給他接濟的楊鵬升，每月之薪金也只有300元，陳獨秀獲如此數額之巨款，有人還說他晚年過著“清貧”的生活，者符合事實嗎？

第三，朱家驊給陳獨秀的錢，陳獨秀都悉數收下用了，并沒有“拒絕”。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從鄭學稼說“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也可以看得出來：“卻之不能”，本身就說明沒有“卻”，因為這是“不能”的；“受之有愧”本身就說明事實上已經“受”了，只是“有愧”而已。而從1942年1月29日的回信中說的“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一語里，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該款不僅已經“受”了，而且還“用”了，只是還沒有“用罄”而已。實際上，1月29日信中也有“遠道將來，不敢辭卻”之語，同樣是照收不誤，只不過是為自己收下此錢找一個好下的臺階罷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驊給陳獨秀送去巨額津貼還與蔣介石有關。我們知道，1932年陳獨秀被捕，蔣介石當然認為是件大好事。陳入獄后，蔣曾派何應欽、宋美齡、顧孟余等去監獄勸降，陳在監獄的待遇也大有改變，遠非其它政治犯所能相比。陳表面上似乎很還很硬氣，但實際上思想已開始變化，用他自己的話說，已經開始進行“沉思熟慮”的反思。他經過“沉思熟慮”發表的文章，蔣介石當然也是看到的。可以說，要給陳獨秀“厚賜”的，正是蔣介石。這樣說也不是我的猜測，而是有事實作根據的：1942年1月17日，時任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有蔣介石的“文膽”之稱的陳布雷給朱家驊寫了一封信，要他以私人名義“一次補助”陳獨秀8000元。陳布雷只是蔣介石的幕僚，自己并無實權，這樣的事更不會自作主張，這顯然是在執行蔣介石的旨意。朱家驊對此也是心領神會，知道是蔣介石的意思，接信后不敢怠慢，隨即于20日復信陳布雷，報告“當即派張國燾同志送去”。（同上，第380頁）此項津貼，如果陳獨秀不是在1942年5月27日病逝，一定還會繼續不斷地“補助”下去，數目還會加大，因為這次已經是第三次了，而且三次的數目都是一次比一次“增益之”，對陳獨秀的這種不斷遞增的“補貼”早已成了蔣介石和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慣例”。

像這樣一個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并且投靠于國民黨中統局而接受其巨額津貼的人，理應如實地將其看作是叛徒和特務，哪里還能看作是共產黨的“英雄”？還有什么“正式重新評價”的問題？！當然，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由于有了新的史料發現，對其作新的評價，也還是有其必要的，它可以讓人們知道他的真面貌，避免上一些政治騙子的當。

在我看來，根據上述材料，完全可以明確陳獨秀的叛徒和特務的身份。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陳獨秀早年雖然有功勞，而且名聲很大，但他晚節不終，應是一個不足為訓的歷史人物。在這方面，有人引用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作為重新評價陳獨秀的依據。我們當然不否認，毛澤東確是講過“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頁）但是那也只是說他在五四時期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曾經起過重要作用。但是對于他后來的言行并沒有任何的肯定。相反，我們倒是看到，當毛澤東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里再次提到陳獨秀時，就對他作了極其嚴厲的評判，認為“像托洛茨基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頁）如果毛澤東知道陳獨秀居然還領取蔣介石和中統局給他的巨額津貼，那對他的評價還不知會是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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