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勝劣汰”與階級斗爭
黎陽 2011.7.8.
目錄
一.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與“優勝劣汰”
在私有制條件下，“市場經濟”=“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優勝劣汰”。(什么算“優”、什么算“劣”、勝者是不是真的為“優”、汰者是不是真的為“劣”是另外一回事。但結果必定是一部分人淘汰另一部分人。) 私有制決定自由競爭的結果只能是“優勝劣汰”——私有制決定財富只能由私人獨占，你占了我就不能占，干掉你才能歸我。為了獨吞財產，必須你死我活。這跟斯巴達克時代奴隸角斗士的舍命相拼本質相同：為了我的生存，必須剝奪你的生存;滅了你，我才能生。“優勝劣汰”不可避免產生一個問題：這淘汰下來的“劣”們出路何在?——這可不是個小問題，因為失敗者總是大多數：體育比賽只取前三名，其他的人全屬于“劣汰”。一個社會任何一行的競爭優勝者也只能是少數，絕大多數也都屬于“劣汰”。按照“優勝劣汰”的原則，被“劣汰”的失敗者不配活著，死了活該，要被變相地消滅，美其名曰自生自滅。
有人爭辯說，“‘淘汰’不并等于消滅。被淘汰出局，證明你的不適合搞經營，你可以改行去干別的行業。”這是詭辯。“別的行業”難道就不“優勝劣汰”?比如被“劣汰”掉的下崗工人，尤其是老弱病殘年邁力衰的連打工的機會都沒有，跟他們奢談什么“改行去干別的行業”、“搞經營”純粹是開玩笑，站著說話不腰疼。“優勝劣汰”的基本原則就是絕對不管失敗者死活，絕對不替弱者著想。“精英”喝斥下崗工人：“你就不配活著!”一語道破“優勝劣汰”的真正本質就是一部分人要把另外一部分人置于死地，即剝奪生存權。
這人權，那人權，最大的人權是生存權。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高于一切。如果一個社會多數人的生存權出了問題，這個社會的生存就必成問題。沒有法律規矩，社會就不能存在;生存權受到威脅，人就不會遵紀守法。生存權受威脅時任何法律都蒼白無力。你不承認別人的生存權，就別指望別人承認你的財產權;你不尊重別人的生存權，就別指望別人尊重你的財產權。要求多數人生存權受威脅時仍無條件服從“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不過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現代翻版，異想天開的冷笑話。
這就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矛盾：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只要一運轉，就必然“優勝劣汰”，就必然源源不斷成批“劣汰”出大量失敗者。根據“優勝劣汰”的原則，失敗者是不配生存的。而根據“最大人權是生存權”的原則，失敗者必須有生存出路。自由資本主義的辦法非常簡單：以鄰為壑，嫁禍于人，把危機轉嫁給別人，首先是殖民地——“優勝劣汰”的失敗者沒出路?到國外去，到殖民地去，對那里的人搞“優勝劣汰”去，你們不就有出路了?而別人的死活、殖民地人民的死活呢?管不著，死了活該，跟我沒關系。
金庸的武俠小說里，使毒的人如果不把自己體內的毒轉到別人身上，自己就得中毒。自由資本主義也是這個調調：只要一運轉，立即在源源不斷地制造利潤、創造財富的同時源源不斷地制造有毒副產品——被淘汰的失敗者的生存出路，即影響社會安定的危機。這些危機只有源源不斷地轉嫁到別人頭上，尤其是殖民地人民頭上，自由資本主義體系才能正常運轉。只要危機轉嫁不出去，就要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積累，就要引發社會矛盾激化，就要導致社會動蕩，導致自身“中毒”——內燃機要正常運轉就必須源源不斷排出廢氣;“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自由資本主義系統要正常運轉就必須源源不斷排出危機、轉嫁危機——被“淘汰”出局的失敗者的生存出路。
看看這些基本事實：有自由資本主義就有殖民主義，二者的發展完全同步，相生相伴，形影不離。殖民地實際就是自由資本主義轉嫁危機的“排毒垃圾場”。危機轉嫁不出去，自己就要鬧危機。要擺脫危機就只有把危機轉嫁出去，要把危機轉嫁出去就只有對外擴張——有殖民地可掠奪就掠奪殖民地。沒有殖民地，或者殖民地不夠用，就只能“狗咬狗”、“狼吃狼”、“同伙吃同伙”，向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轉嫁危機，結果就是國際危機甚至戰爭。
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標志著世界被瓜分完畢，從此再沒有尚未征服的殖民地了。這就是說，沒有殖民地或殖民地不夠用的資本主義國家只能打同伙的主意，向它們轉嫁自己的危機，否則就活不下去。結果就是戰爭——人類以前從來沒有過世界大戰，標志著世界被瓜分完畢的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后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11年就爆發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把這些與世界瓜分完畢、沒有剩余的殖民地供后起之秀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轉嫁矛盾這個大形勢聯系起來看，資本主義、殖民地和現代戰爭的關系一目了然。
美國羅斯福的新政可以認為是對“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做了若干修正，增加了個帶有社會主義味道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自由資本主義“優勝劣汰”造成的社會矛盾有所緩解。但這僅僅是緩解，并不是根除。“優勝劣汰”的原則沒變，資本一運轉就要“劣汰”出無數面臨生存出路問題的失敗者的根本機制沒變，必須對外轉嫁危機的根本需要沒變，變的僅僅是轉嫁危機的方式和途徑——從殖民主義時代的軍事占領、殖民擴張、種族滅絕等赤裸裸的直接掠奪改變為經濟掠奪，又演變為更隱蔽更巧妙更無孔不入靈活機動的金融掠奪;把赤裸裸的殖民主義宗主國改名為“發達國家”，把殖民地改名為“發展中國家”，如此而已。湯換了，藥沒換，矛盾能緩解一時，但最終回避不了——雖然通過金融掠奪轉嫁危機很隱蔽，很有效，很巧妙，但仍然有行不通的一天。比如當美國無法再象以前一樣毫無限制地通過對外轉嫁金融危機來轉嫁社會矛盾時，美國的社會危機立刻加劇。
有人說，不對，“一百年前列寧就說過，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一百年過后，資本主義活的更好，不僅沒有腐朽、垂死，反而不斷自我優化，不斷發展壯大，還能掀起第三次科技革命，顯現了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倒奄奄一息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既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包括一切殖民地國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把垂死的危機轉嫁給了殖民地，用別人的死換回自己的活。雖然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垂死，但并不是全體一下子就死，而是一部分先死——被當成替死鬼的殖民地先死，表現就是殖民地國家危機不斷、動蕩不安，這才使危機之源的資本主義國家得以“顯現了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不斷自我優化，不斷發展壯大”。資本主義運轉的要害訣竅是“轉嫁危機”——把“垂死”轉嫁給殖民地，讓殖民地人民先死，自己才能活。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擅長嫁禍于人，最善于把死亡和危機轉嫁到殖民地人民頭上，用別人的死亡換得自己的繁榮和生存。因此盡管從整體看，資本主義體系已經腐朽垂死，但具體的過程卻必定是殖民地先滅亡。只看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穩定的這部分，對殖民地危機不斷的這部分視而不見;只說資本主義國家如何繁榮，不說這些繁榮以殖民地的苦難動蕩和危機為代價，這是詭辯，詭就詭在把局部說成整體，把現象說成本質。這正是中國文匪“精英”最擅長的拿手好戲。
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里，沒趕上資本主義工業化、落后挨打的中國只有一個命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給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當轉嫁危機的“排毒垃圾場”，直至滅亡。中國已失去靠發展資本主義而生存的內外條件——從內部來講，你有殖民地可轉嫁危機嗎?沒有。既然沒有，那么被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汰下來的失敗者出路怎么辦?你不管，人家照樣要生存——生存權高于一切。只要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機制一運轉，就要源源不斷地制造失敗者，制造生存危機。危機在國內無限積累，最后結果只能是社會危機和社會動亂——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社會動亂。從外部來講，你中國想搞資本主義，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豈能答應?中國要搞資本主義，就得按資本主義的規律對外轉嫁必然產生的國內危機。中國這么大，一旦搞成了資本主義，要轉嫁的危機也必定世界第一。哪個國家受得了?
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中國當殖民地，就是自己轉嫁危機的“排毒垃圾場”，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排毒垃圾場”;中國一旦發展成資本主義強國，自己就得倒過來給中國當轉嫁危機的“排毒垃圾場”。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國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從殖民地翻身為資本主義強國，那其他殖民地群起而效仿怎么辦?那自己還活不活了?就憑這一條，人家也決不能允許中國發展成資本主義——你搞成了資本主義，人家的損失就不僅僅是喪失一個巨大的財富來源和一個最大的“排毒垃圾場”，也不僅僅得準備反過來給你當“排毒垃圾場”，而且還要面臨腳下地震后院起火，其他的殖民地一齊起來學中國，那樣一來老本都得賠光，那就是自己的末日。這筆生死存亡得失帳，那些搞資本主義的老手豈能算不過來?豈能允許?這就決定中國搞資本主義是妄想——你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必須的殖民地，也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的國際環境。現行的資本主義體系給中國留的位置只能是殖民地，絕無其他。你想“融入世界”就只能乖乖給別人當“排毒垃圾場”，沒有你崛起的份——你不當“排毒垃圾場”，它就得給你當“排毒垃圾場”;你崛起它就得沉淪;你不死它就得死。
這是無情的現實，任何言辭也改變不了，不管你如何信誓旦旦“和平崛起”也沒有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轉規律決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允許中國發展成又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為此必須把中國變成殖民地，變成自己轉嫁危機的“排毒垃圾場”。為此必須克服中國人民的反抗，必須使中國四分五裂，肢解成再也無力反抗的小塊，最后消滅干凈，這才不留后患——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對待所有殖民地的必然做法，中國也休想例外。
內無發展資本主義所必須的可供轉嫁危機的殖民地，外無發展資本主義所必須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容忍的中國，靠一盤散沙的自由主義、個人努力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體系中絕無可能逃脫被“劣汰”的命運。只要停留(或者說“融入”)在這個經濟體系里，無論中國人怎樣拼命、怎樣掙扎都改變不了這個必然滅亡的命運。
有人死不服氣：為什么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能正常運轉而在中國不能?為什么多黨制、普選制等“民主”體制在西方國家能成氣候而在中國不能?道理其實很簡單：人家能把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不斷制造出來的生存危機轉嫁出去而中國不能。不但不能，而且中國還得老給人家當“排毒垃圾場”，源源不斷地接受別人轉嫁過來的危機，以至中國人永遠處于比人家嚴重得多的生存危機之中，永遠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當替死鬼，用自己的苦難和動亂換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和穩定，用自己生存危機換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當絕大多數人面臨生存危機時，任何法律法規都蒼白無力，任何道德規則都毫無意義——有未來的人才會為未來打算。有長遠利益的人才會為長遠利益考慮。沒有未來的人不會想未來。沒有長遠利益的人不會為長遠利益犧牲眼前利益。只有相信未來、考慮長遠的人才會講究誠信信譽，才會遵紀守法、循規蹈矩。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旦朝不保夕，有多少人會顧得上長遠?如果不做假不能生存，再循規蹈矩的人也會做假。如果“民主”意味著自己的滅亡，再民主不離口的人也會獨裁。資本主義國家能成功地轉嫁掉生存危機時才顧得上講究信譽法律法規。一旦生存危機轉嫁不出去照樣什么都顧不得。中國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沒有對外轉嫁生存危機的傳統，從來都是讓老百姓硬扛，死了活該，不到逼民反逼上梁山不罷休。在如此嚴重的生存危機中不管三七二十一照葫蘆畫瓢在中國搞民主搞市場經濟，結果當然只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誰不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誰賠本，誰不造豆腐渣工程誰破產，誰實事求是誰倒霉……
明白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運轉就必然“優勝劣汰”、就必然源源不斷成批制造生存危機、就必須源源不斷成批對外轉嫁生存危機的鐵規律，明白了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只有當殖民地、當資本主義國家“排毒垃圾場”的命運，就能明白為什么象中國這樣的大國永遠休想建立起象西方國家那樣的私有制的市場經濟體系，永遠休想建立起象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制度——你沒那個內因，沒那個外因，沒那個條件，沒那個歷史機會，沒那個資格。硬要東施效顰的人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但永遠都一個也不會成功。
二.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如今成了中國文匪“精英”們的如意金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到處掄起來劈頭蓋臉亂打，一切好事都歸于市場經濟，一切問題歸于沒落實市場經濟。既然市場經濟萬能，那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優勝劣汰”自然也成了天經地義——“社會的進步有時是殘酷的”、“改革開放對他們說確定有點‘殘酷’，但這恰是社會的進步。人類社會不養寄生蟲，不適應社會的進展，最后只能自食其果”……連“黑磚窯”那樣的慘無人道的奴隸勞動都成了好東西：“‘黑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必然現象，社會要發展，必然有人付出代價，也許這種代價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畢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任何事情都要從兩方面來看，雖然‘黑窯’事件有點不合情理，但是我們還要看到畢竟山西為這些無業游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讓他們有吃、有住、還有工資，這對社會的穩定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張維迎)
按文匪“精英”的說法，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競爭。禁止競爭就妨礙社會進步。為了社會進步就必須殘酷，就必須淘汰掉“不適應社會進展”的“寄生蟲”——換句話說，誰競爭失敗誰就是“寄生蟲”，就必須被“劣汰”，而且這叫“自食其果”——總之一句話：死了活該。
文匪“精英”在這里撒了個彌天大謊：硬把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說成是唯一的市場經濟——憑什么說只有私有制才有市場經濟、公有制就沒有市場經濟?憑什么說競爭只能是你死我活而不能是你追我趕?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是你死我活的競爭，公有制的市場經濟是你追我趕的競爭。私有制必須確保財富為私人獨占，不干掉別人自己就不能占有財富，因此必須你死我活。公有制的財富是集體共有，不需要靠消滅別人來占有財富。把私有制的你死我活的競爭解釋為唯一的競爭是無恥的詭辯。
不準競爭的私有制是封建主義，允許競爭的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允許競爭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不準競爭、沒有市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才真正談得上公平競爭——沒有你死我活的后顧之憂，才會誠心誠意嚴格按照規則競爭，才不會因為生存權受到威脅而不擇手段。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都是有條件的，300%的利潤就不怕上絞架，生存受到危險時照樣弄虛作假，根本沒那么老實，所謂“公平競爭”是假象。其游戲規則的核心全是以己之長，克人之短，剝奪別人的機會，確保自己穩贏。其損人利己的本質與1963年《人民日報》刊登的一首針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諷刺詩《老虎貼告示》所揭露的簡直一模一樣：
“本虎張貼告示 眾獸一體周知 維護山林安全 本虎義不容辭 頒布三項禁令全體嚴格執行
一禁頭上生角 永絕抵觸爭吵 本虎當眾發誓 頭上只生短毛
二禁天空飛行 保護上帝安寧 本虎對天保證 永不飛上天空
三禁水中游泳 保證飲水衛生 本虎安分守己 決不闖入池中
至于利爪堅牙 理應例外寬大 允許自由使用 無論啃咬撕抓 本虎決不壟斷 權利均分大家
三項禁令頒完 今后一律照辦 誰說半個不字 懲罰必定從嚴
破壞和平大業 罪名由它承擔 切切此布!”
“精英”制定的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規則跟老虎的告示如出一轍：自己擅長什么就自由什么，自己不擅長什么就禁止什么——自己擅長咬文嚼字搬嘴弄舌尋章摘句、對身體力行理論聯系實際改造世界一竅不通，就專門規定書本知識高于實踐經驗，誰有文憑誰“優勝”，誰沒文憑誰“劣汰”。利用把持的文憑頒發大權，“精英”不費吹灰之力就讓自己一步登天成“優勝”，把實踐經驗豐富的人尤其是工農兵群眾一棍子全掃入“劣汰”之列。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只有“精英”才有資格制定法律，只有“精英”才有資格解釋法律，普通老百姓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參與決定。說是一切由法律說了算，實際法律由“精英”說了算，真正結果就是一切由“精英”說了算。“精英”就這樣玩弄一個又一個貌似公平實際不公平的規則，確保自己永遠成為“優勝”，使工農兵普通老百姓永遠成為“劣汰”。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文匪“精英”的陰謀路線圖：
1.把市場經濟捧上天; 2.只承認私有制才能搞市場經濟，不承認公有制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3.利用對市場經濟的美化，把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必然造成的“優勝劣汰”合理化合法化; 4.利用把持的權力為自己量身定做“優勝劣汰”的規則，確保自己永遠屬于“優勝”，絕大多數老百姓永遠屬于“劣汰”。
曹阿瞞挾天子令諸侯;西門豹時代的巫婆以河伯娶親的名義殺人劫財;如今中國的文匪“精英”以“市場經濟”的名義“優勝劣汰”——狐假虎威的騙局從古到今就沒間斷過。
三.“優勝劣汰”與階級斗爭
堅持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就不可避免，被“劣汰”掉的人的生存危機就不可避免。在私有制條件下，中國既沒有能力對外轉嫁國內“優勝劣汰”造成的生存危機，也沒有能力拒絕國際資本主義國家轉嫁來的生存危機，只能讓中國人自己承受這一切生存危機。“精英”為自己量體裁衣制定的“優勝劣汰”規則使得只有“精英”自己等極少數人可以無后顧之憂，而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則注定遲早被掃入“劣汰”的群體。從確立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之日起，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都已經被文匪“精英”的“優勝劣汰”預先判了死刑。
這些被判了死刑的絕大多數如果不甘心等死，就只有“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團結起來跟“優勝劣汰”的命運拼搏，這就是毛澤東主張的階級斗爭
——為被文匪“精英”用“優勝劣汰”蠻橫地判了死刑的絕大多數人爭出路求生存。由此可以看出“優勝劣汰”和毛澤東主張的階級斗爭(以下簡稱“階級斗爭”)的區別和關系：
1.是“優勝劣汰”導致了階級斗爭，而不是階級斗爭導致了“優勝劣汰”。階級斗爭是“優勝劣汰”逼出來的。
2.“優勝劣汰”要人死，階級斗爭要人活。 “優勝劣汰”毫不隱晦就是要剝奪“劣等人”的生存權，所以毫不隱晦地告訴下崗工人：“你就不配活著!”而階級斗爭的目的恰恰相反，就是要為被“優勝劣汰”判了死刑的“劣等人”爭回集體生存權，決不以剝奪別人的生存權為奮斗目標，更不用說剝奪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了。毛澤東一再強調給人以生活出路，哪怕是敵人，只要不反抗不破壞也必須給出路：
——“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
——“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并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
——“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于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優勝劣汰”則從不講什么給出路、給飯吃，動不動就解雇、下崗、買斷工齡、強制拆遷……斷人生計、砸人飯碗眼都不眨，根本不管受害者今后如何生存。不但不管，反而幸災樂禍說風涼話：“社會的進步有時是殘酷的”、“改革開放對他們說確定有點‘殘酷’，但這恰是社會的進步。人類社會不養寄生蟲，不適應社會的進展，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3.“優勝劣汰”要人死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管受害者如何恭順屈服逆來順受也決不客氣。階級斗爭則有明確的是非原則，只要不與絕大多數人為敵、不危及絕大多數的生存權就不予傷害。
4.“優勝劣汰”的“優”與“劣”沒有客觀標準，完全憑有權者的主觀專斷劃分。階級斗爭的階級形成是客觀存在，是剝削階級還是被剝削階級光靠嘴吹沒有用。
5.“優勝劣汰”面前無死角，所有人，不管是生人還是熟人，是外人還是親人，哪怕是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在私利面前都是敵人，都你死我活，都必須防范。“優勝劣汰”決定人和人之間只有利益，沒有親情;只有爾虞我詐，沒有志同道合。階級斗爭對敵狠，對同一階級內部講團結友愛，講“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賊喊捉賊是普遍存在的客觀規律，文匪“精英”也不例外，所以要把黑的說成白的，把白的說成黑的;把要人死的“優勝劣汰”說成充滿人性，把要人活的階級斗爭說成滅絕人性。如此這般的唯一“王牌”就是“餓死三千萬”——用“餓死三千萬”來證明 “優勝劣汰”要人生，階級斗爭要人死，一切都是顛倒的。但這是枉費心機。
第一，“餓死三千萬”這個聳人聽聞的數字完全是編造。
第二，剝奪生存權從來不是階級斗爭的目標，卻是“優勝劣汰”的目標。毛澤東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從來沒有主張過要以殺人為目的，而“優勝劣汰”這一殺氣騰騰的提法本身就在毫不含糊地要置人于死命——所以才會直截了當地告訴下崗工人：“你就不配活著!”
第三，導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餓死人的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置毛澤東的一再警告于不顧的反毛澤東的人。這些人在那一時期的言論如今一個都不敢公開，公開發現的全是毛澤東的警告和反對。這證明餓死人是那些當年對毛澤東陽奉陰違、后來為“優勝劣汰”大開綠燈兩面派。
第四，當年對餓死人有直接責任的官員都受到了嚴厲的追究和懲罰，之后再也沒發生過餓死人的事件。毛澤東時代出現人民生存權被剝奪的事件后要立即追究，全力補救，確保不再發生。這證明毛澤東時代剝奪人民生存權的事一不允許二非蓄意三受追究四不重復，之所以出現完全是偶然，是意外，是陰謀，是破壞。而“優勝劣汰”時代剝奪人民生存權則一允許二蓄意三受到全力包庇四重復持續不斷——不信?不用“公開檔案”，只要“公開舉報”就行，讓絕大多數老百姓自由發言，把這些年所有因下崗、買斷工齡、強制拆遷、看不起病、養不起老、生活無著、貧病交加、冤獄迫害而死亡的人全部公開出來，看到底有多少，看到底是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要人死還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要人死。不知贊美市場經濟“優勝劣汰”、詛咒階級斗爭的人有這個勇氣沒有?
一邊堅決反對階級斗爭，一邊堅決“優勝劣汰”，還說這是“人道”、“人性”、“以人為本”，滑稽不滑稽? “以人為本”不“以人為本”不能看空話，要看確切的具體內容。以“確保全社會每個人最低生存需要”為底線是“以人為本”。以“確保資本最低利潤需要”為底線是“以資為本”。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原則是不允任何人出現生活無著自生自滅的情況，盡管物質條件尚不充裕，但國家做經濟計劃時必須使每個人的最低生存需要都考慮到，被列入計劃，都有保證。這才叫“以人為本”。
“特別是”時代的經濟原則是“效率優先”、“優勝劣汰”，因此“下崗分流”、“減員增效”、“買斷工齡”、“強制拆遷”……至于被“劣汰”者能否生存、如何生存則一概不管，任其聽天由命，自生自滅——“效率優先”意味著“資本優先”，是不折不扣的“以資為本”。選擇了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就選擇了“確保資本最低利潤需要”為底線，就只能“以資為本”，就只能“優勝劣汰”，就決不肯也不可能“確保全社會每個人最低生存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談什么“以人為本”純粹是令人作嘔的假腥腥。
以“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高于一切”為標準比較毛澤東時代與“特別是”時代優劣很容易：只要看看這兩個時代里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權——吃、穿、住、醫療、基本教育、養老、社會安全、環境安全、健康安全的保障狀況就一目了然了。其它一切對基本生存不是絕對必須、屬于可有可無、錦上添花的眼花繚亂都不予考慮。
判斷基本生存權狀況只使用一個最基本的標準：能否滿足生存的最基本需要?能，就是好;不能，就是差。譬如住房，一切花貍胡哨都不算，只問一條：能否保證不露宿街頭?能，就是好;不能，就是差——哪怕擁有豪宅大廈，但說給你扒了就給你扒了，或者是豆腐渣工程說塌就塌了，那就照樣屬于“不能保證”，照樣屬于差。
比較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比較寬松的“比例法”，把情況分為“人人都有保障”、“絕大多數人有保障”、“極少數人有保障”、“極個別人有保障”、“人人都沒有保障”以及“根本不存在這種情況”等六組，每組分別對應不同的分數，然后匯總。另一種是更加嚴格的“數字法”，只考慮“是否人人都有保障”這一種情況，“是”就是1，“否”就是0。兩種方法結果如圖：
根據比較可知，毛澤東時代所有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權都有保障，“特別是”的時代則毫無保障。這與“階級斗爭是要人活，‘優勝劣汰’是要人死”的結論完全一致。 對這個結論有人肯定不干：“特別是”了，市場經濟了，“優勝劣汰”了，財富多了、生活好了、自由了……怎么叫你一說居然成這樣了?
這正是問題的實質：犧牲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權，換取少數人的大發橫財。這叫什么?叫“謀財害命”——三聚氰胺牛奶是謀財害命，轉基因主糧是謀財害命，豆腐渣工程是謀財害命，地溝油是謀財害命，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是謀財害命，企業改制、企業破產、MBO是謀財害命，強制拆遷是謀財害命，醫療產業化是謀財害命，教育產業化是謀財害命，住房產業化是謀財害命，環境污染是謀財害命，假冒偽劣是謀財害命，出賣國家經濟金融主權是謀財害命，制造冤案是謀財害命，縱容“律師黨”、“法律人”買賣法律是謀財害命
……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養不起老、活不起也死不起……所有這些都是謀財害命的結果，都是“優勝劣汰”的必然產物——“優勝劣汰”本身的真正含義就是謀財害命：為了發我的財，所以害你的命。不謀財害命，就不可能“先富起來”。把這一切起個好聽的名字，就叫“優勝劣汰”。謀財害命才是“特別是”時代的核心內容，才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的真正本質。所有“精英”的所有上竄下跳、聲嘶力竭、天花亂墜、花樣翻新拆穿了真正內容只有一個：謀財害命。
把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謀財害命說成“致富”是個彌天大謊。“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富裕”之富，“富豪”之富。只含含糊糊地說“致富”而不確切說明究竟是“致”哪一種“富”，這是通過玩弄文字游戲搞陰謀詭計。“富裕”之“富”與“富豪”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個社會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豪”。“富裕”含有“收入能夠滿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標準是自己的收入與自己的需要相比，與奢侈和攀比無關，是一種客觀而理性的度量。公有制條件下可以實現整個社會人人都“富裕”。也就是說，“窮人都能富裕”是可能的。
“富豪”不僅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標準是奢侈和與其他人攀比：不窮奢極欲不能算“富豪”。收入不讓別人望塵莫及不能算“富豪”。因此“富豪”的標準是個無底洞，永無止境。憑這就可以知道，一個社會能當上“富豪”的永遠只能是極少數。說“窮人都能變成富豪”是彌天大謊。
靠工資吃飯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豪”(那些能自己給自己開工資和灰色收入的“老總”不算)——要讓打工族憑工資收入變成“富豪”、達到奢侈和別人望塵莫及的水平，這工資該給多少?怎么核算?如果老板對人人都這么發工資，肯定破產。可見“富豪”決不能單靠工資吃飯。單靠工資吃飯的決當不了“富豪”。能當 “富豪”的只能是“老板”和自己給自己開工資的“老總”。“富豪”手下無“富豪”——如果讓手下都成“富豪”，都達到“奢侈”，錢給光了都不夠。“富豪”的手下只能是“打工族”，每個富豪必然對應著一群“富不了的人”。一個人當了“富豪”，就必然有大一群人不但決當不了“富豪”，而且必須貧困。憑這一點就可以說，“富豪”之“富”的“先富帶后富”沒門。“富豪”之“富”的人人皆富沒門。
亞當.斯密說：“哪里有巨大的財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對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的這一論斷，“主流經濟學家”們從來視而不見。他們大肆吹捧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贊揚那只“看不見的手”，因為他們是專門用這“看不見的手”“撈世界”的“三只手”。
——所謂“學術道德”、“學者的良知”不過如此。)“富裕”之“富”與“富豪”之“富”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沒有“富豪”之“富”，有“富豪”之“富”就沒有“富裕”之“富”。一旦以“富豪”之“富”為“富”就休想“全民皆富”。想靠“富豪”之“富”實現“全民皆富”是“緣木求魚”。
恩格斯說：“這些先生們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這些深奧的思想家，簡直是開我們的玩笑。”恩格斯當年揭露的“深奧的思想家”的把戲中國文匪“精英”們現在仍捧為至寶：把“資本家”改稱為“民營企業家”，把“私有經濟”改稱為“非公有經濟”，把違法犯罪改稱為“不規范”……如今則用含含糊糊的一個“富”字混淆“富豪”與“富裕”的區別，想讓老百姓把根本不可能的“人人皆富豪”誤解成完全有可能的“人人皆富裕”，把“先富起來”誤解為“人人皆富裕”的第一步而不予反對。說的是“人人皆富裕”，干的是“唯獨我富豪”——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對多數人搞謀財害命，最終“劣汰”掉他們。這是中國文匪“精英”用文字游戲搞陰險卑鄙的理論詐騙的典型案例。
對于被文匪“精英”的“優勝劣汰”判了死刑的絕大多數“劣汰”者來說，“特別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的實際意義不是“窮”還是“富”，而是“死”還是“生”;不是“要窮還是要富”，而是“要死還是要活”。不管文匪“精英”如何拼命鼓吹各種眼花繚亂天花亂墜來美化“特別是”和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也休想回避掉這個最核心最關鍵的實質要害。
四.“優勝劣汰”與中國文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讀書起家的勞心者一概稱為“知識分子”不妥。這不但等于在邏輯上不加區別地無異議地承認了這樣的人有知識、代表了有知識的人，而且客觀上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誤導效果，讓人覺得“知識”=“讀書”，“讀書”必有“知識”。實際上這樣的人得一分為二，有真才實學的才是“知識分子”;徒有其名的只不過是“知識騙子”。為了避免誤導，對讀書起家的勞心者不能不加區別地一概稱為“知識分子”，只好簡稱為“文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中國文人作為整體自古以來便享有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權。不管哪朝哪代，只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不變，中國文人的特權地位就不變。這種特權使中國文人不需要與普通老百姓同命運，不需要與國家同命運，不需要鉆研學術，只要鉆研權術即可。只要保有這種特權，中國文人就不怕跟老百姓“優勝劣汰”，因為特權使中國文人跟老百姓相比永遠處于“優勝”地位。這導致中國文人歷來最關心的事是尊孔，只要尊孔就能確保中國文人的特權。
孔孟之道的統治地位隨著中國的落后挨打淪為殖民地半殖地而破產。中國文人寄生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千古特權也隨著孔孟之道一起土崩瓦解。中國文人要繼續保持對老百姓的特權，就只能投靠國際資本主義，仰仗國際資本主義的支持繼續獲得特權。要獲得國際資本主義的撐腰就必須充當國際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壓榨中國、向中國轉嫁危機、把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排毒垃圾場”的幫手，就必須幫助國際資本主義摧毀中國的一切抵抗，就必須用西方的“普世價值”消滅中國的民族主義。
孔孟之道是讓中國文人直接獲得特權。“普世價值”是讓中國文人間接獲得特權——講“普世價值”就得講“民主”、“自由”，而只要一講“民主”、“自由”，中國文人就能確保自己有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權，因為“民主”、“自由”的確切內容是由他們來解釋和發揮的，涉及多少億人生死的決策是由他們私下決定的——決策“優勝劣汰”、規定誰是“優”誰是“劣”時“民主”了嗎?決定“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時“民主”了嗎?決定強行推廣轉基因主糧時“民主”了嗎?
文人“精英”們一再強調要“民主”不要“民粹”。普通老百姓都參與決策作主的大民主就是“民粹”，決不允許。把占絕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都排除在“民主”之外，剩下來真正能享受“民主”、決策作主的可不是只有文人“精英”了嗎?這難道不是特權?
“自由”意味著“不受制約”、“不負責任”。而整個社會實際上只有成了知識騙子的文人“精英”才真正有條件不受制約、不負責任——工人出了廢品要受懲罰，醫生開錯了刀要受追究，而決策把幾萬億的中國人民血汗變成外國白條、把中國搞得污染遍地有毒食品泛濫、把中國社會搞得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專家學者”們何曾有過任何制約、受過任何追究、要負任何責任?換了普通老百姓，如果出了差錯造成的損失哪怕只有他們的百分之一也必然受到嚴懲，甚至判刑。這些文人“精英”整天要求制約這個，制約那個，唯獨從來不要求制約自己——唯一的制約就是“學者的良心”、“道德的血液”。
出了那么多禍國殃民的餿主意，一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就全賴了帳。這難道不是特權?“精英”這個提法本身就是特權的象征，就充滿著“優勝劣汰”的傲慢。只要自稱“精英”，立刻就來了一大堆言外之意：老子是“優等”，老子高人一等，老子要“優勝”，你們都是“劣等”，只配被“劣汰”掉——別看僅僅一句“精英”，背后卻包含著無限的兇狠殘酷殺氣騰騰。
把持著話語權的中國文人鼓噪“民主”、“自由”其實跟“老虎張貼告示”是一個邏輯：“至于利爪尖牙，理應例外寬大，允許自由使用，無論啃咬撕抓。本虎決不壟斷，權利均分大家”——“普世價值”就是這樣使中國文人獲得特權的。
只要有特權，中國文人就有恃無恐，就不怕跟老百姓“優勝劣汰”，因為特權使他們能夠決定誰是“優”、誰是“劣”、決定如何評判“優”、如何評判“劣”;使他們能夠始終讓自己處于“優勝”、讓別人處于“劣汰”。特權使中國文人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做學問，不需要嚴格認真地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不需要靠創造財富或靠為創造財富服務來謀生;只要想方設法把“文人精英至上”的軟權力轉化為現實的硬權力或與現實的硬權力掛上鉤就能夠高高在上不勞而獲。
特權使相當部分中國文人成為精神貴族，本能地把一切是非問題都歸結為高低貴賤問題——這樣的人判斷是非的原則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地位身份;看待一切的出發點不是“皇帝沒穿衣服”，而是喊“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沒有資格說話。這樣的人與人爭辯的基本邏輯不是爭辯是非，而是爭辯身份優劣——全力以赴證明對方是不配生存的“劣等”，然后咬定其觀點也屬于“劣等人”的劣等見解，一文不值，無需一駁，從而不戰而勝。這樣的人搞爭辯必是一開口就搞人身攻擊，必是靠宣布對手“腦殘”、“智障”、“弱智”、“精神病”、“無知”、“愚蠢”、“孤陋寡聞”、“低能”、“懶惰”、“失敗者”之類來代替事實、邏輯和道理。
在正常人看來，爭辯靠擺事實講道理。說對方“腦殘”、“智障”，如果不是事實，那自己就是在撒謊，理虧在先;如果是事實，那自己就是在欺負殘疾人。欺負殘疾人算什么本事?誰會認為打瞎子、罵聾子、耍瘋子之類是了不起的英雄壯舉?而那些擁有特權、迷戀“優勝劣汰”的中國文人卻從不這樣看，因為他們只會把問題性質變成欺負殘疾人，只會用人身攻擊來代替是非爭辯，只會用比賽身份特權的“優勝劣汰”取代比賽真理事實的“優勝劣汰”。
特權使中國文人作為整體從不與普通老百姓處于平等地位，從不真正關心老百姓的疾苦，從不真正關心國家命運，從不真正關心科學研究，從來只真正關心自己名利。特權使中國文人作為整體徹底退化。雖然最愛喊“優勝劣汰”，實際毫無競爭能力，有特權才“優勝”，沒特權必“劣汰”，一旦失去特權立刻一籌莫展，一事無成——“百無一用是書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們從來不能理論聯系實際，從來不能聯系人民群眾，從來不能凝聚人民，即便個別人在一時一事上能正確地認識世界，也從來不能凝聚起成功地改造世界所必要的物質力量，在歷史面前仍然毫無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無一出自于中國文人之手。
兩千多年來中國文人作為整體毫無建樹，只會重復孔孟之道。如今同樣毫無建樹，只會重復西方的“普世價值”——連給“普世價值”起個象樣的名字、下個確切的定義的本領都沒有，只會一味地鸚鵡學舌照搬照抄。
且不算歷史上對中國科技進步毫無貢獻、對世界一無所知、對中國的落后挨打大有貢獻的老帳，就簡單算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人作為整體都干了哪些大事：是領導了救國，還是領導了建國?是當了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還是成了統一中國的領導核心?是使中國從農業化轉為工業化的決定因素，還是扭轉中國命運的主要力量?作為一個群體，中國文人在所有這些中國命運的關鍵過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老實講，無足輕重，甚至可以說毫無作為，都是別人流血犧牲拼命拼搏，他們坐享其成還指手畫腳。
國難當頭之際，從不見中國文人能挽狂瀾于既倒;民不聊生之時，從不見中國文人能懸壺濟世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歷史實踐已經一再證明中國文人作為整體來說沒有任何組織能力，沒有任何領導能力，沒有任何凝聚力，沒有任何正確認識世界的能力，沒有任何成功改造世界的能力，甚至形不成獨立自主的政治觀點，政治上只會鸚鵡學舌、照搬照抄、機械模仿、簡單重復、刻舟求劍、東施效顰。他們從來爾虞我詐、一盤散沙、自私狹隘、鼠目寸光、多謀寡斷、有言無行、不切實際、紙上談兵、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甚至從來成不了一支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從古到今他們除了給國內外強者當“政治二奶”之外從來別無出路，別無選擇。
中國文人作為整體領導不了別人，只能被別人領導。但作為個人則并非人人一概如此。追求真理的優秀者能夠超越文人特權的局限，在變革世界、救國救民的實踐中進入正確領導的行列。真正的知識分子能接受別人建立起來的正確領導，在正確的領導之下學以致用，發揮所長，如魚得水，找到為國家為社會為民族做積極貢獻的用武之地。只有死抱住特權不放的知識騙子不自量力，沒有能力領導卻偏要領導，自己建不起正確的領導又拒絕接受別人的正確領導，從來成事不足敗事有余。這樣的人生存離不開特權，有特權才“優勝”，沒有特權必“劣汰”。擁有對普通老百姓的特權是這類中國文人的生命線和核心利益。因此對他們來說，高于一切的利益是獲得特權，高于一切的恐懼是喪失特權，高于一切的政治訴求是確保特權，高于一切的主人是賦予特權的人，高于一切的敵人是反對特權的人。
這就決定這種人永遠把中國文人對普通老百姓的特權狀況作為判斷一切是非的唯一標準：
——中國文人沒有特權的時代必須是最壞的時代，不壞也必須說壞;
——中國文人享有特權的時代必須是最好的時代，不好也必須說好;
——任何主張賦予中國文人特權的人都必須是好人，不好也必須說好;
——任何反對賦予中國文人特權的人都必須是壞人，不壞也必須說壞;
——任何社會問題都是中國文人的特權還不夠多所致，必須靠增加文人特權來解決。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出一個自己私利所需要的結論：只有賦予中國文人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權，社會才能進步，國家才能搞好。
明白了這點就可以明白這種中國文人的全部邏輯：為了確保文人特權，必須證明中國文人擁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必須證明中國文人沒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自己吃不著的葡萄必須是酸的，自己做不到的事必須是不必要的。自己在中國歷史轉變關頭毫無建樹，就必須讓人們相信中國的這個歷史轉變是錯誤的、毫無價值的。不能用救國和建國的實際成就證明自己，就必須讓人們相信救國和建國都是假的，不但多此一舉，而且是大災大難，否則就無法自圓其說：為什么自己對國家命運毫無作為還必須擁有特權。
這種私利的需要使這些中國文人必須把外國侵略、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變成殖民地、中國人飽受壓榨欺凌甚至南京大屠殺等等都說成“文明進步”的好事;必須一筆勾銷中國人一切反抗，必須全面否定全部中國革命——從辛亥革命到中國革命、從國民黨到共產黨一概否定，甚至連愛國都必須否定，所以才創造出“愛國賊”這一舉世無雙的“罪名”。同樣，為了確保自己的特權，所以又創造出個“迫害知識分子罪”這同樣獨一無二的“罪名”。
明白了這點就可以明白為什么這種中國文人如此瘋狂地仇恨毛澤東時代：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對普通老百姓不擁有特權，不能不勞而獲，不能招搖撞騙，不能仗勢欺人，只能跟大家一樣實事求是地用實踐成就證明自己，只能靠自食其力為生。
所以他們必須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一切——只有把毛澤東時代說得暗無天日漆黑一團，才能證明“中國文人沒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才能證明“中國文人享有特權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才能確保今后再無人挑戰“必須使文人擁有特權”的結論，才能確保自己的私利。因此毛澤東時代以外的任何時代都必須是好的，即便那時中國挨打受侵略、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國老百姓如何受壓迫壓榨屠殺也沒關系。因為如果承認毛澤東時代以外的時代不好，就等于承認了“原來知識分子享有特權并不能把國家搞好”。同樣，如果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任何成就，不管是大陸統一、社會安定、和平環境、奠定工業化基礎、兩彈一星、抗美援朝、邊界自衛反擊、國家從毀滅走向強盛……承認任何一項是正面成就都等于承認了“原來知識分子沒有特權時國家也能搞好”。這一切都有損于確保文人特權，都不能容忍。由此可知，這些中國文人無孔不入污蔑誹謗毛澤東并非當真無知，而是私利的需要。
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不賦予中國文人特權也是被逼出來的，要救國救民強國就不能不如此。中國文人作為整體向來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誰盲目依靠誰垮臺——當年毛澤東辛辛苦苦創立了根據地積攢起一點力量，被一群“海歸”書生三下五除二干凈利落地毀了個精光，根據地武裝力量損失90%，白區力量損失100%。有如此無情的事實、血淋淋的事實明明白白地放在眼前，誰還敢、誰還肯把如此廢物繼續當神仙供?
別說賦予特權，連信都不敢相信了——沒有這種自下而上的普遍憤怒和懷疑情緒，張國濤未必能那么輕易地實現公然大肆清洗知識分子，甚至把戴眼鏡的都當奸細殺。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能夠堅決頂住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盲目瘋狂，堅持吸收、團結、改造、重用知識分子，其胸懷氣量和眼界與張國濤相比簡直天上地下。(格外諷刺的是，如今到處扣“迫害知識分子罪”大帽子的中國文人卻一邊大罵當年堅持保護吸收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一邊對當年大殺知識分子的張國濤竭盡美化之能事，還特地在長征路上為張國濤立塑像，可見這些人為了反毛，為了自己的特權私利，什么事實都顧不上，什么邏輯都可以毫不猶豫地當破爛賣。)
毛澤東保護知識分子并非為了向知識分子賣好，而是為了原則：救國救民。而要救國救民就必須實干，必須動真格的而不能來虛的，這就注定毛澤東不可能遷就中國文人的種種陋習，只能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堅持改造思想，堅持讓知識分子用實干的成果證明自己而不靠文憑文章自吹自擂證明自己，使他們必須跟其他人一樣靠客觀實踐的成果生存而不是靠主觀的夸張生存。要干實事干大事就不能不如此。嚴酷的環境也一再已證明任何其他做法都行不通。這當然要得罪那些堅持私利特權的中國文人。
令這些中國文人格外受不了的是，隨著毛澤東把中國帶上現代化的軌道，他們賴以獲得特權的基礎被大大削弱了——毛澤東簡化了漢字，普及了教育，推進了工農群眾知識化，這就傷了這些文人特權的根——中國傳統文人門檻很高，讀文言文，用繁體字，說話用語和老百姓說完全脫節，難學難記，導致老百姓絕大多數都不識字。那時只要讀點書、識點字就能與眾不同，就能讓人望而生畏，就自然而然高人一等，就能輕而易舉獲得特權。而如今“識文斷字”對老百姓不再神秘，“文人”在老百姓心目中自然也就不再那么神。魯迅說：“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這當然是那些離不開特權的中國文人受不了的。(所以才會起勁叫囂恢復繁體字。不過如今更時髦的做法是用新的高門檻——外文、論文、文憑——來拉開文人與老百姓的距離，以此作為新的獲得特權的根據。)
更令這些文人“精英”咬牙切齒的是，毛澤東用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教育了全國老百姓，把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里解放了出來，使之變成工農兵大眾認識世界的銳利武器。老百姓知道了真理來自實踐，一切理論知識必須受實踐的檢驗的根本原則，從此不再對文人學者無條件迷信，盲目崇拜——比如我敢于不迷信“學者”、“專家”的頭銜，發現他們信口開河就敢老實不客氣頂回去，底氣就是來自毛澤東時代學到的唯物論的認識論。我如此，其他老百姓也如此。這當然就打破了文人“精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話，當然要使那些沒有真才實學、一貫靠頭銜虛名唬人、濫竽充數招搖撞騙的文人“精英”大為光火。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干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事：戰爭、建國、建設、創業、奠基、大規模工業化、“兩彈一星”……干實實在在的事只能用實實在在的人，有真才實學的人，能凝聚絕大多數人一起把事干成的人。這些實實在在翻天覆地的宏偉實踐是無情而公平的檢驗，使中國文人中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如錢學森、錢三強等如魚得水，穎脫而出，大顯身手，大有用武之地;同時又使中國文人中濫竽充數、徒有其名的知識騙子們原形畢露，丑態百出，狼狽不堪，威風掃地，再也不能招搖撞騙，再也沒有理由高高在上保持特權。這當然讓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無比失落，無比憤恨。
不但如此。根據毛澤東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原則，人人平等，不管是工農兵還是教授學者都只有社會分工不同，能力大小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就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文人特權的基礎，斷了他們“精神貴族”的根，打破了老百姓對文人的千古迷信。對于那些千方百計靠這種迷信維持自己對老百姓的特權的中國文人來說，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沒人如此徹底地破除這種迷信;沒有毛澤東，他們還可以繼續使老百姓相信建立人與人平等的社會是不可能的。而毛澤東成功地把人與人平等的社會活生生地擺在了面前，寫進了歷史，讓人們第一次知道實現人與人平等不是神話而是可望而又可即的事。這一切不可能不使那些把特權視為命根子、從骨子里蔑視老百姓的中國文人對毛澤東恨之入骨。
另一個因素就是嫉賢妒能的狹隘心理——知識騙子們比讀書比不過毛澤東，比智慧比不過毛澤東，比能力比不過毛澤東，比貢獻比不過毛澤東，比威信比不過毛澤東，比魅力比不過毛澤東，毛澤東學貫古今中外創造了毛澤東思想而他們只會鸚鵡學舌重復孔孟之道和“普世價值”;毛澤東救國建國翻天覆地而他們一事無成;毛澤東成了千古巨人而他們卻如蛆如蠅，如糞如土……所有這些都使這些自私陰暗心胸狹隘的中國文人對毛澤東不可能不仇恨欲狂，不可能不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瘋狂妖魔化毛澤東。
由此可知，并不是毛澤東存心跟某些中國文人過不去，而是這些中國文人特權私利的需要與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沖突。不管是誰，只要以救國救民強國興邦為最高原則就不可能遷就他們的私利特權，就不可能不得罪他們，就不可能不引起他們的不滿和仇恨。中國歷來干實事必遭小人謗，不招人妒是庸才，何況毛澤東干的是救國救民扭轉乾坤的大實事。那些瘋狂妖魔化毛澤東的中國文人不過是集數千年之卑鄙無恥、嫉賢妒能、挾私報復、誹謗正氣、陷害忠良之大成而已。
當然還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面：這些文人狂熱地無孔不入地妖魔化毛澤東的真正目標并不完全是沖著毛澤東，而是沖著今天的老百姓的頭腦——我既然沒能阻止毛澤東創造歷史，那就必須消滅這段歷史;我既然沒能阻止毛澤東用歷史事實證明建設人人平等的社會是可行的，那就必須把這個歷史事實從老百姓頭腦里抹掉歪曲掉;我既然沒能阻止毛澤東發現真理，那就必須消滅真理，必須使老百姓不相信真理，甚至根本不知道有真理。一句話：把毛澤東揭示的真理消滅掉，使這個世界回到沒發現真理之前的蒙昧狀態。
但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徒勞，尤其是在信息化的今天——真理一旦被揭示被發現，再硬把真理從人類頭腦中摳掉，可能嗎?當人們知道地球繞著太陽轉之后，再硬逼著人們相信太陽繞著地球轉，可能嗎?當人們知道地球是圓的之后，再硬逼著人們相信地球是方的，可能嗎?當老百姓知道建立人人平等、公正廉潔的公有制社會已有多年成功的先例，再硬逼著老百姓相信人人平等、公正廉潔的公有制社會是不可能的妄想，可能嗎?當老百姓已經知道沒有文人“精英”的特權才能搞好中國社會這一事實之后，再硬逼著老百姓相信文人“精英”必須有特權，可能嗎?
這正是令那些恨透了毛澤東的中國文人最抓狂之處：明明知道真理一旦被人類認識就不可能從人類頭腦中鏟除，但為了私利又必須向“不可能”挑戰，做這根本做不到的事，結果只能是惡性循環：越做不到越抓狂，越抓狂越做不到——越瘋狂妖魔化毛澤東毛澤東的影響越大，毛澤東的影響越大妖魔化毛澤東越瘋狂。但這不顧一切的瘋狂的客觀效果卻往往適得其反：一貫撒謊、處處撒謊、得意洋洋公開吹噓自己的“打左燈向右拐”如何如何成功，卻又要你相信他說毛澤東如何如何壞都是真話;一貫自私自利、公然宣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卻又要你相信他鬧“普世價值”是為大家的利益——滑稽不滑稽?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追求對老百姓的絕對特權同樣導致這樣的中國文人的絕對腐敗。歷史上，特權造成了中國文人的整體退化。如今，特權使某些中國文人把自己逼上了絕路——他們按自己的私利需要指導和把持了“改革開放”，一切決策都是完全按照他們的理論和主張來的：文人“精英”決定一切，私有制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國際接軌”，“融入世界”，“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有水快流”，“先污染后治理”，“帶血的GDP”……落入了客觀規律的作用范疇，就不可能逃脫客觀規律的支配。
走上了私有制市場經濟之路，就不可能逃脫私有制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源源不斷大批制造生存危機的規律。“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就不可能逃脫國際資本主義源源不斷向中國轉嫁生存危機的規律。被國際資本主義置于殖民地地位，就不可能逃脫無處轉嫁自己生存危機的規律。這些鐵規律無情作用的結果就是生存危機的有進無出和無限積累。經過幾十年的日積月累、量變引起質變，如今中國社會堆積的生存危機已經接近飽和，整個社會貧富極端懸殊，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火藥庫，上上下下驚恐不安，惟恐被一顆偶然的火星引發大爆炸。
只要有哪怕一點“學者的良知”、“道德的血液”、一點愛國愛民的情懷，就不可能對如此危機無動于衷，至少要認真調查研究，從根本方向上找找原因——毛澤東說：“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
然而那些鼓吹私有制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中國文人呢?完全相反，不但固執己見，而且變本加厲，想都不想就開出一堆藥方：“深化改革”、“消滅國企”、“政治改革”、“普世價值”、“多黨制”、“憲政”、“司法獨立”……如果不健忘，應該記得“特別是”以來這些文人是如何得寸進尺、步步緊逼的：先是口口聲聲“改革是為了健全公有制”、“改革是為了改善國有企業”，然后是“效率優先”，然后是“只要開放私有制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然后是“產權明晰”、“破產重組”、“無主論”、“冰棍論”、“吐痰論”、“靚女先嫁論”、MBO，然后是“私有財產入憲法”、“物權法”，然后是“公有制沒有生命力”、“國有企業破壞市場經濟”……以“改善國有企業”的名義開始，以消滅國有企業的結果告終。
對這樣的適得其反，這些中國文人從無任何解釋。他們每次都保證說，問題沒解決是因為卡在某一環，只要去掉這個障礙就一切迎刃而解，而每次都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嚴重，于是再找新的借口再緊逼一步，最后消滅了國企、取消了公有制。到這時所謂“健全公有制”、“改善國企”的動聽口號就再也不提了。如今不過是故伎重演，把用“經濟改革”消滅國企的同樣手法搬到政治上來——又是先信誓旦旦聲稱只要“政治改革”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又是沒有任何確切的保證措施，又是準備一出現問題再找新借口，又是存心以“改革”為名消滅現有的東西，只不過上次要消滅的是公有制和國企，如今要消滅的是中國。
恩格斯說：“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危機關頭無民主。沒有共識無民主。你死我活無民主。沒有權威無民主。在中國被私有制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制造的生存危機和國際資本主義轉嫁而來的生存危機壓得透不過氣、貧富極端對立、社會嚴重分裂、階級矛盾空前激化、根本無共識可言的情況下，鼓吹放手讓那些爾虞我詐、一盤散沙、自私狹隘、鼠目寸光、多謀寡斷、有言無行、不切實際、紙上談兵、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甚至從來成不了一支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的“政治二奶”們出來你爭我奪國家政權——這明擺著是蓄意讓中國分崩離析，徹底瓦解。
為什么如此?很簡單：私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把中國帶進了絕路。那些把自己的一切都壓在私有制市場經濟的中國文人如果承認現實，那就必然身敗名裂——抗日戰爭他們毫無貢獻，解放戰爭他們毫無貢獻，建立新中國他們毫無貢獻，在中國實現工業化他們毫無貢獻，“兩彈一星”他們毫無貢獻……
在扭轉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命運的歷史過程中他們毫無作為，拿不出一樣站得住腳的東西證明自己有資格享有特權，只好拼命貶低否定中國的這一歷史轉折的必要。“改革開放”是他們證明自己真正偉大、確是“精英”、應該享有特權的唯一的歷史機會。但他們又實在徒有其名，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號稱權威，卻根本拿不出自己的東西，只能生搬硬套外國的一切，結果引起中國社會越來越嚴重的危機。
對此他們完全束手無策，一直靠不斷地找借口、不斷地強詞奪理、不斷地推卸責任混日子。如今眼看快混不下去了。如果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無能，那他們就再也沒有任何理由證明自己是“精英”、應該享受特權。而一旦沒了特權，他們就再也玩不轉“優勝劣汰”，就輪到自己被“劣汰”。這是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的事。
更令他們不寒而栗的是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歷史責任的前景——他們的“優勝劣汰”把無數中國老百姓推進了“劣汰”的絕境;他們的“先污染、后治理”、“帶血的GDP”使中國遍地是毒;他們“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擇手段的謀財害命危害了中華民族子孫后代的生存——古人云：“虎毒不食兒”、“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而強制推廣轉基因主糧這種斷子絕孫的損招簡直禽獸不如，不折不扣的狼心狗肺、喪盡天良。
他們干了這一切，實實在在把國家害慘了，把老百姓害慘了。如今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文人”這個詞已經徹底破產——過去普通老百姓談到文人的負面印象時頂多是“紆腐”、“傲氣”、“賣弄”之類，而如今則充滿了仇恨：“陰險”、“狡詐”、“兇狠”、“歹毒”、“殺人不見血”……連這些文人自己也承認，“知識分子的聲譽從來沒有這么低過”。
這些文人干了這一切，最怕被追究責任——他們自己很清楚：如果追究責任，老百姓決饒不了他們，更不會容忍他們再享有任何特權——你都把人家置于死地要“劣汰”了，還能指望人家對你客氣?既然根本沒打算承擔責任，那就必須推卸責任。要推卸責任，就必須把中國搞垮——中國垮了，四分五裂了，才能一勞永逸地確保沒人追究他們的責任。中國不死他們就得死。為了自己不死，必須讓中國死。這正是這些文人“精英”的一貫原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明白了這一切，就能明白如今那些滿口“政改”、“優勝劣汰”、‘市場經濟”和“普世價值”的文人“精英”搞垮中國的心情甚至比外部敵人都迫切——這是他們特權的需要，是他們私利的需要。跟這樣的人苦口婆心講什么國家生存民族生存純粹是白費唇舌，因為他們的最高原則是謀私，是自己的特權，為了自己的私利連親娘老子都能當破爛賣，何況國家民族。
判斷“私有制市場經濟必然‘優勝劣汰’、必然源源不斷無限制造生存危機”、“‘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必然被迫接受國際資本主義源源不斷地轉嫁的生存危機”、“‘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必然被被置于殖民地地位、生存危機必然有進無出無限積累直至崩潰”等論點正確與否的權威不是口舌之爭而是實踐——如果錯誤，那就是說中國社會危機能自動消除，這些論點自然不攻自破，無需爭辯;如果正確，那就是說中國社會危機將有增無減，這些論點自然不脛而走，同樣無需爭辯。
毛澤東思想二三十年前似乎被打入了冷宮，而如今卻如鳳凰涅磐，浴火重生。其關鍵并非主觀的夸張，而是客觀的實踐——形勢比人強。一個人被“優勝劣汰”判了死刑陷入絕境，馬上就能重新認識毛澤東的公有制，右派們在這個人身上煞費苦心幾十年建立的妖魔化毛澤東的謊言大廈一瞬間就能全部崩潰付諸東流。私有制市場經濟越來越深入，“優勝劣汰”規律發揮越來越徹底，被“劣汰”掉、陷入絕境的人越來越多，認同毛澤東思想的人自然水漲船高。
右派們謀財害命的實際行動比他們的強詞奪理和文字游戲更有說服力。它使越來越多的人明白過來：問題的要害不是“回不回到”某個時代，而是“優勝劣汰”要剝奪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不是“窮與富”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問題。被“優勝劣汰”判了死刑的人要生存，就只有找毛澤東。因此在中國制造“毛澤東熱”的真正大功臣不是所謂的“毛左”，而是右派，是右派的“優勝劣汰”。沒他們的倒行逆施，“毛左”們再拼命宣傳毛澤東思想也不會有如此效果。難怪毛澤東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名俗話。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的一批蠢人。”
“存在決定意識”。人一般都是只認同符合自己利益需要的真理。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能超越自己的存在而認識真理。超越自己的個人利益、從國家和絕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角度出發認同毛澤東思想的人是主動追求真理的人，如烏有之鄉的骨干們。因自己的生存需要與毛澤東思想揭示的真理一致時能認同毛澤東思想的人是被動接受真理的人。你就是說破天，“優勝劣汰”的既得利益者或自以為能從“優勝劣汰”中獲得好處的人也決不會認同毛澤東思想。
因此追求真理的人沒必要把時間精力浪費在滿腦子“優勝劣汰”的文人“精英”們身上，而需要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放在被“精英”的“優勝劣汰”判了死刑的人們尤其是工農群眾身上——他們的存在決定他們能夠接受毛澤東思想而決不會象右派文人“精英”那樣強詞奪理、顛倒黑白、胡攪蠻纏。尤其如果采取面對面、人對人、心交心、一傳十、十傳百等“原始”的交心宣傳方式，那右派文人“精英”靠把持的宣傳機器強行封殺的看家本領也將徹底破產——他們永遠不會也不敢直接找工農群眾面對面宣傳他們的一套。因此在這方面他們永遠休想跟擁護毛澤東的左派競爭。
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要人死。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要人活。“優勝劣汰”必導致階級斗爭。玩火者必自焚。為一己之私企圖用“優勝劣汰”滅絕中華民族的右派文人“精英”到頭來必將被他們想滅絕的人民用階級斗爭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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