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結蒂在于推銷西方憲政那一套——評《炎黃春秋》第五期“中國憲法為何難以落實”一文

    

    《炎黃春秋》今年第五期頭篇文章是張千帆寫的“中國憲法為何難以落實”。這是一篇來勢洶洶的重頭文章。文章一開頭就指責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的歷屆政府都面臨著“有憲法而無憲政”的困境。那就是說，不論是哪個政府，北洋軍閥政府也好，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也好，已經成立了6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也好，統統都是一路貨色，雖說都制定了憲法，但都沒有憲政。作者認為：“如何實現從憲法到憲政的根本轉變，已成為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這樣，文章一開篇，三言兩語，作者就亮明了觀點：以往各屆政府都已過去，現在黨領導的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政府要承認這個最大挑戰，擔起這個最大責任。導致作者有這樣的認識，是思想狂妄放肆，還是神經錯亂不羈，抑或是別的什么原因呢？
    作者認為，中國“是有法沒有法治，有憲法沒有憲政”。雖說是“中國現行憲法宣布了很多崇高的觀念”（按：這句話的意思是好話已然說盡了，“但在實踐中難以落到實處，以致遭到侵犯的事實屢見不鮮”。作者在在行文中逐個點出了近年一些頗有意味的插曲。一是孫志剛案件的發生，引起中央高層關注，只在短短兩三個月之間，就廢除了實施已久的收容遣送制度；再是山東一位高中畢業生齊玉苓考取了另一個職高，卻被別人冒名頂替8年。經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批復，直接引用憲法第46條，判決被告停止對齊姓名權的侵犯，被作者高調吹捧“1949年以來第一次適用憲法條款的司法行為”。但是且慢太高興了。作者說：前者在隔幾年以后，似乎又“縮水”了；而后者則“聽說此類判決最高法院下達了‘下不為例’的通知，而到了2008年，最高法院又廢止了對齊玉苓2001年的‘批復’，所謂‘憲法司法化’，短短八年時間就夭折了。”按照作者的邏輯思維，孫志剛案的發生，廢止了一個“惡法”，看來只是僥幸發生的。在一個只有憲法沒有憲政的國家，這項“匡正”像是一條漏網之魚，“帶有一定偶然性”。
    文章指責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有法沒有法治，斷然否定了多年來我國司法改革和法治社會建設方面取得的進步和成就。作者把肖揚當年提出的司法改革目的是要把中國法官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法官”的官方主動嘗試恣意挖苦、奚落了一番。說司法改革的成就“多半是表面的，非實質性的。法官不穿軍服了，不帶大蓋帽了，手上拿了一個法槌，換了一身法袍，但問題是，法院內部的權力結構和外部的司法環境都沒有改變，執政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更沒有改變。我們今天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連司法改革大方向都開始迷失了。”作者這番挖苦也透露出些許失落感：本來他是指望執政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會有所改變，但過了十年，卻“更沒有改變（此處，‘更’字有強調之意）”。這里，作者在執政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上做文章暗含著一個玄機。人們注意到，本文不止一次提到司法獨立。那么，作者追求的是什么樣的獨立呢？難道我們當今司法過程是像作者認為的那樣，“喪失”了“獨立”的嗎？能這樣加罪于我們的法制建設嗎？當然，我們在法制建設過程中，確實存在著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徇私枉法、貪贓枉法等等問題，都需要通過深化司法改革逐步加以解決。但是我們也能讀懂作者所謂的司法獨立的含意。他追求的是西方社會那種三權分立式的“獨立”（如何評價西方那種“獨立”，本文暫不作論述）。作者的這種想法完全不合中國國情，也不符合中國國策。吳邦國同志在今年兩會再次嚴肅指出五個不搞，其中包括不搞資本主義國家的那種三權分立，這正是我國的國策。作者蓄意挑戰我國的基本國策，這就是作者在執政黨和司法之間關系上做文章的玄機所在。作者認為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那么，這個十字路口的兩塊指路牌，一是指向西方的三權分立，一是指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司法獨立，作者要我們選擇那個方向呢？作者說連司法改革的大方向也開始迷失了，顯然，作者的潛臺詞是按西方三權分立的方向走才是端正了大方向，否則就是迷失了大方向，我們能按作者的指路方向朝前走嗎？
    照著作者的看法，這多少年來，我國政府在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設方面的舉措是被動的、無奈的，其效果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改革投入的資本也太高。作者用一種煽動的口氣說：“孫志剛和唐福珍都是用自己的生命，為我們的制度進步鋪了一條血路”，而投入這么高的資本，其結果又是“高度不確定的”。又說：孫志剛事件并“不能從源頭上防止悲劇的發生”。特別是作者從全局上概括了中國改革的“全貌”：“我們經常聽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令不出中南海’，所有這些都注定了我們的民法難以落實。”這里人們讀出了作者在撰寫本文時的一些尷尬之狀。一方面，要對我國的憲法貫徹實施虛無化，所有貫徹落實的政策都被下面的對策“對沖”掉了，所有政令光在中南海里頭打轉轉，出不了中南海一步。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略為點到一些這幾年我國司法改革的進步和成效，但馬上又能要判決這些進步和成效或已經“縮水”，或杳無下文。作者行文時，顧了這邊，又顧不了那邊，不免抽打自己的嘴巴，一副狼狽、尷尬之狀可掬。
    但人們當然能察覺到作者字里行間的隱意。一曰作者十分給力于挑撥以至完全否認我國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卻又不能明言憎恨或反對這個制度，于是在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上極盡挑撥之能事。作者說：“人民的權利最終要由人民自己站出來維護，所以人民一定要從被動變成主動。”按作者的看法，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里，人民是被動的，要變成主動，必須自己站出來維權。這樣，黨和政府自然被撇在一邊了。沒有黨的領導，還能說是社會主義制度嗎？作者又引一個外國人關于人民是自由的最可靠的守護者的話以后說：“一旦人民從政治舞臺上消失，把自己的權利交給政府，乞求政府來維護我們的權利，那么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憲法只是一張廢紙。”既然作者認為中國是一個只有憲法沒有憲政的國家，人民和政府在維權問題上的關系就是乞求者和施主之間的關系。所以中國目前“僅有”的那個憲法，在作者眼里就是“一張廢紙”了。那么，人們要問，人民群眾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采取什么形式呢？令人十分開眼界的是，作者從自己的兜里掏出的一條“錦囊妙計”竟然是慎重地推薦了“集體散步”的形式。據說，這個形式十分有效，在廈門和上海都推行過，都奏效，最后都是迫使政府讓了步。還有廣州、杭州……“都是通過公民自發的努力最終推動了公民權利的保障。這些事件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希望。”作者是多么高看于這樣“集體散步”的行為藝術啊！不算巧合的是，前一陣，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在一些大城市的鬧市也采取了散步、微笑等多種維權形式。他們打出來的口號也大抵都是“要工作，要就業，要住房，要看病”等維權內容，演出了一齣茉莉花事件的活報劇。張千帆先生如此津津樂道舉出多例來描述“集體散步”的成效，顯然是十分欣賞這種行為藝術了。那么張先生腦子里想的是什么呢？可是，茉莉花事件在中國無聲無息地“歇菜”了，張先生是不是感到十分遺憾呢？
    作者的另一個隱意是處心積慮地要把作者心目中崇拜得五體投地西方的憲政民主那一套推出來而又能不能明言。他厲聲攻擊中國只有憲法沒有憲政。他要什么憲政呢？正是西方那套憲政啊！在張先生的眼里，西方憲政民主是一種民主得不得了的好制度，他甚至認為布什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民意支持率直線下降，但布什可以毫不在乎：當年是你們選我上臺的，我得干完這一屆再下臺。這就是張先生捧得高刺云天的美國民主制度，張先生認為，這就是“這種民主正當性”。“正當”到可以不顧民意，布什還是要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繼續在伊拉克投擲炸彈，屠殺平民。張先生向我們推薦的就是這樣一種憲政民主制度。張先生說：“要推動中國憲政的實質進步，我們還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什么制度，作者沒有明說。但張先生接著上文又往下說：“什么制度，首先當然是周期性的選舉、黨內民主、黨外競爭，等等。只有通過選舉，才能夠讓政府真正對人民負責。”張先生雖然沒有點明這個制度是西方制度，但已經說得夠明白了。這里，不妨讓我們稍作解讀。什么是周期性選舉呢？當然是西方實施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啰，什么是黨內民主呢，那就是西方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啰。這里，我們的憲法上也“高調”寫著（作者在本文一開頭就說過：“我國憲法宣布了很多崇高的理念”了，但那不行，必須是西方式的新聞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等等。另外，“黨內民主”還包括黨內民主派時不時地有恃無恐地詛咒、攻擊黨和中央，時不時地演出“逼宮”鬧劇。什么是黨外競爭，那就是多黨競爭啰，也就是說中國要實行多黨制啰，等等。但愿這些解讀并非強加于張先生之身，而是正切張先生的心意，那么，這個解讀就解到位了。如果張先生心頭并非是這個想法，哪怕他有一點點想到我們的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我們的憲政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切合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那么，權當這番解讀沒有說，并且還得說一句謝天謝地了。但是縱覽全文，細讀張先生的大作數遍，竟完全讀不出張不是在使勁為西方式憲政在中國實施鳴鑼開道的。像張先生這樣為西方式憲政在中國實施如此給力，堪稱實在難得。張先生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憲法為何難以落實，這是一個設問。答案是什么呢？不正如上文所說的意思嗎？要落實，就必須實行西方憲政民主那一套。這就是張先生此文的文膽所在，精髓所在。不是嗎？（2011年5月12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