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要：“自由”、“平等”、“民主”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奉行的基本價值理念，所謂“自由民主制度”便是由這些理念所規范的制度體系和組織機構。由于自由民主對資本邏輯的深層依附關系，自由民主制度在當代世界陷入了普遍的困境。自由民主悖論的實質在于：資本邏輯催生出形式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但同時又促使它們不斷地走向自身的反面，走向實質意義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民主。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來看，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正是因為它本身就扎根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資本主義，從而無法超越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和限制。“自由民主”本身就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環節。資本邏輯催生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理念與制度體系，同時又將它們推入深刻悖論之中。 

　　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矛盾本性是受資本邏輯內在規定的，進而，這些矛盾本性也會表現為一系列具體的形式。由于“自由”、“平等”和“民主”是資本主義現代性在政治生活以至整個社會生活方面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所以，在資本主義矛盾的諸種表現形式中，最為顯著的莫過于 “自由民主”的普遍困境。

　　一、“自由民主”的當代困境

　　冷戰結束以來，保守化的自由主義者們急于論證既有現代性形式的永恒性。例如福山將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視作現代性的最高成果，認為社會發展不再會遇到重大問題，不再會出現根本性的制度變革，未來的發展道路只能是自由民主框架內部的修修補補，從而一勞永逸地將現代性宣布為歷史發展的“終點”： “自由民主社會即使理論上稱不上為最正義的社會制度，也可以算作實際上的最正義的社會制度”，“自由民主國家在現實中正在成為人類問題的最好解決方案”。

　　然而，“自由民主危機”的氛圍卻在當代世界普遍蔓延。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爆發了廣泛的民主運動，與此同時，非西方國家也迎來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然而，自這些運動全面“退潮”以來，全世界就開始普遍蔓延著“民主危機”與“合法性危機”的氛圍，這構成了現代性的矛盾在當代境域中的一個突出的表現形式。正當一部分保守化的自由主義學者將“自由民主”社會宣布為人類進步歷史的頂峰的時候，“自由民主”本身卻陷入了困境和危機——即所謂“民主赤字”。全球范圍內的實證研究所得出的數據表明，“二戰”結束以來的幾十年間，各國議會、總統選舉中的平均投票率呈下降趨勢。在西方國家中，被當作“自由民主”楷模的美國，其投票率之低是非常著名的：總統選舉投票率長期徘徊在50%左右。與此相應，對政府的不信任度也呈上升趨勢。歐美許多國家中，接近 60%的民眾不信任政府，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度曾經一度接近80%。投票率低，說明民眾對政治參與的熱情不足，存在著普遍的政治冷淡主義;對政府的不信任度高，則說明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發生了動搖，這也是國家的“合法性危機” 的表征。吉登斯指出，當代世界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民主悖論”：自由民主制度正在全世界范圍內持續擴展，世界一些國家競相效仿作為“民主楷模”的歐美國家，而與此同時，自由民主制卻恰恰是在歐美國家內部喪失了吸引力，陷入了困境。由此，便產生了一些更深層次的疑問：既然是“自由民主”社會，就應該產生普遍的政治參與，為何反而出現普遍的政治冷漠?既然是“自由民主”社會，其政府和執政黨就應該具有普遍的政治代表性，為何反而陷入普遍的信任危機?

　　“自由民主”究竟怎么了?自由民主是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成果，因而自由民主的悖論也就是現代性矛盾的顯著表現形式。只有深入到現代性的基本邏輯、內在矛盾——即資本邏輯及其矛盾——中去深入分析，才能對自由民主的悖論形成本質性的洞察。

　　“自由民主”的悖論，其實正是受資本邏輯支配的特定“社會”或“民族國家”的內在矛盾的產物。現代性的矛盾，典型地體現在資本邏輯與民族國家的內在危機的深層關聯之上。在馬克思的語境中，單個“社會”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單個“民族國家”，是分析資本邏輯運行與效果的基本單位。馬克思的分析往往是以單個國家—— 例如《資本論》中被當作資本主義典型的英國——為基礎而延伸到國家之間的全球分析的。民族國家內部的資本分析構成了全球資本分析的基礎。在任何一個資本邏輯支配的民族國家內部，資本都引發了廣泛而深刻的結構性危機與本質性悖論。

　　資本邏輯對于民族國家的矛盾作用尤其深刻地體現在它對現代社會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的形塑與瓦解之中。所謂“自由民主制度”便是由這些理念所支撐、并實現這些理念的制度規范和組織機構。從思想史上來看，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制度，起源于經典的自由主義構想。針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權力對新興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經濟活動的威脅與侵犯，洛克、盧梭、康德等自由主義思想家宣稱：個人在其不可侵犯之“自然權利”的基礎上，通過自愿締結“契約”，向共同體轉讓權利而構筑了“社會”，由此，自由、平等的契約理念(而非“君權神授” 的君主統治理念)便構成了整個社會生活的自然的、合理的組織原則。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種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契約論，是一個非歷史的、形式化的、規范性的論述，因而必然存在著理論規劃和實踐狀況之間的反差與悖論。自由主義所構想的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其實正是建立在一種關于“(不受資本支配的)簡單市場交換關系”的想象之上：理論想象力對現實的市場關系進行純粹化、理想化的理論加工之后形成了自由平等的契約觀念，再將這一概念推廣到對整個社會生活的理論解釋，并據此構筑了諸種具體的制度設計，在社會現實中付諸實踐。也就是說，經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平等的社會契約論存在著顯著的漏洞：它沒有考慮到現實中的市場關系恰恰是受資本權力支配的不自由、不平等的關系。因而，這種理論對于現實矛盾便缺乏洞察力和應對力：在抵御了政治權力對個人權利之侵犯的同時，卻忽視了“資本”這一現代性中最大的“經濟權力”的消極作用。這樣，有關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的學說，不但不能解釋資本關系支配的社會生活中大量復雜、含混、悖謬的現象，而且還不自覺地淪為掩蓋、粉飾不合理現實的意識形態工具。更進一步看，按照此種想像觀念構建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其根源處便受制于資本邏輯的運行過程，不可能真正兌現自由平等的啟蒙允諾。

　　自由民主悖論的社會根源是：自由民主對資本邏輯的深層依附關系。資本邏輯有力地推動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理念及其建制的生成與發展，這是資本的偉大文明作用的表現。然而，自由民主在其發展過程中從來就沒有真正獲得“自律性”的地位，超越資本關系的限制：一方面，自由、平等的現代理念和建制只是作為資本增殖目的的手段而存在，僅僅具有工具性的價值，而沒有成為社會生活的最高目的，這就難以保證它們自主、穩定而持久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資本邏輯自我實現與自我消滅的矛盾運動，上述現代理念和建制隨時都可能喪失其實現的條件而發生無法挽回的內在沖突與自我逆轉。

　　自由民主悖論的本質就在于：資本邏輯不斷地催生出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但同時又使得它們不斷地走向自身的反面，走向實質意義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民主;為了維持自身、擴大自身，資本邏輯所要求的恰恰就是這種“不自由的自由”、“不平等的平等”和“不民主的民主”。政治生活及其他社會領域中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民主，其實正是經濟領域中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民主的“翻版”。

　　總而言之，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來看，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正是因為它本身就扎根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 ——現代的資本主義關系，從而無法超越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和限制。“自由民主”本身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環節：資本邏輯催生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理念與制度體系，同時又將它們推入深刻悖論之中。

　　二、“自由”、“平等”的催生與歪曲

　　由資本呼喚而出的自由、平等，既是資本活動的產物，又是其運行的條件。資本關系的發展史，事實上構成了現代性理念的發生演化史的現實根源。資本自產生以來，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擺脫宗教、君主統治的束縛，鏟除封建制度的障礙，以謀求無限制的增殖。為了加速積累，資本首先在思想觀念領域通過知識精英呼喚啟蒙和解放，以理性驅除宗教統治，以人權抨擊封建專制，突出理性、科學、進步與個性，從而形成自由、平等等各項基本的“自然權利”理念，而后再以這些理念為基礎進一步在政治領域推動以自由、平等為目標的政治變革。在思想樊籬和政治束縛逐步松解，自然權利的基本理念得到伸張之后，資本便要求在社會生活中全面推行市場原則，因而，經濟自由、平等便成為資本邏輯的必然產物。而經濟領域自由、平等的確立又必然要求相關政治關系、法律體系和其他社會關系的變革與重塑，因而政治、法律上的自由、平等也就應運而生。最終，這種現代性的變革又普及到大眾的思想觀念、精神生活領域，進一步培植出深入人心的自由平等的社會意識。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自由、平等，正是資本邏輯所直接要求的經濟自由、經濟平等的放大與擴展;而反過來，在經濟領域以致整個社會的自由、平等又恰恰構成了資本不斷運行與持續增殖的必備條件。

　　然而，現代的自由和平等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它們是鑲嵌在資本關系中的附屬物，無法超越資本邏輯自身的矛盾悖論。正如馬克思所說：“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自由平等的權利并不是“自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歷史地依附于資本的結構和運動的，也必然遵循資本邏輯逆轉到自身的反面：不自由和不平等。

　　首先，資本邏輯要求社會平等、自由，但又內在地創造出極大的不平等和不自由。一方面，在現代性條件下，形式上平等自由的市場交換、合法的平等契約關系是資本生成的歷史前提。另一方面，資本的生成即從交換價值向資本的轉化又要求市場交換從平等的簡單關系發展為不平等的發達關系。由此，資本邏輯所支配的市場交換關系以致整個社會生活，在形式化的、表象上的平等自由之下隱藏著極大的實質性的不平等與不自由。平等自由的自相矛盾與自我逆轉服從于資本內在矛盾的展開過程。

　　現代平等、自由的理念和建制是以現代市場交換關系為其現實基礎的，平等、自由本身根植于簡單形態的市場交換關系;同時，簡單的市場關系也構成了資本生成與發展的歷史條件。市場從簡單規定性上來理解的貨幣交換關系，是等價交換關系：“每一個主體都是交換者，也就是說，每一個主體和另一個主體發生的社會關系就是后者和前者發生的社會關系。因此，作為交換的主體，他們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在他們之間看不出任何差別，更看不出對立，甚至連絲毫的差異也沒有。其次，他們所交換的商品作為交換價值是等價物……他們在社會職能上是平等的”。簡單交換關系在形式規定的三重要素——交換主體、交換對象以及交換行為 ——都是平等的。這種市場交換恰恰構成了現代平等自由的基礎。無論是平等的觀念還是制度體系，都以經濟領域的等價交換為其現實基礎：“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上的這種基礎而已”。等價的市場交換日益成為了資本的流通過程;正是這種自由平等的市場關系基礎上，交換價值才能發展為資本。形式自由和形式平等的交換關系恰恰是資本邏輯生成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隨著資本邏輯的生成與發展，自由平等的市場關系必然逆轉為不自由和不平等的關系。雖然簡單交換關系的平等自由性質是資本邏輯生成的內在要求;但由于資本邏輯生成和發展的要求，市場交換不會停留在這種簡單的規定性上，會進一步發展為更加高級的形式;在這種高級、發達的形態中，交換關系的“不平等” 和“不自由”恰恰構成了貨幣、交換價值向資本轉化的另一必要條件。現代市場交換本身的發展趨勢就表明，在交換價值和貨幣的簡單規定中已經潛在地包含著工資與資本的對立，由此，平等和自由本身就潛含著巨大的自我矛盾，并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交換價值，或者更確切地說，貨幣制度，事實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這個制度更進一步的發展中對平等和自由起干擾作用的，是這個制度所固有的干擾，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實現，這種平等和自由證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認為交換價值不會發展為資本，或者說，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不會發展成為雇傭勞動，這是一種虔誠而愚蠢的愿望。”這樣，市場交換關系便在形式的、契約的平等自由下掩蓋了實質的社會不平等：“在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總體上，商品表現為價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的背后，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這種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受資本邏輯支配的真實關系中，不經交換就占有他人勞動的剝削行為構成了社會關系的基礎，平等與自由的理念、建制都淪為膚淺而空洞的“假相”，從而遭到了現實的極大諷刺。可見，由于資本邏輯的內在支配，現代市場關系所奠基的平等與自由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而是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它們遮蔽、隱藏了階級對抗、剝削與統治等一系列深刻的社會矛盾沖突。

　　現代自由平等的二重性悖論的本質就在于：在商品、貨幣等物品之間交換關系的自由平等表象之下，恰恰隱藏著人與人之間的權力支配、階級對抗等不自由、不平等的實質。而且正是在資本邏輯的運作下，“自由平等”的表象與“不自由不平等”的實質才構成了相互依賴的“共謀關系”，共同完成了現代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過程，從而鮮明地標識出了現代性的矛盾圖景。

　　其次，資本在其本性中就包含著“破除對自由的限制”與“自身成為自由的限制”這兩種趨勢之間的巨大矛盾。資本邏輯在催生出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自由的同時，又限制著自由的實現與發展。

　　從經濟領域來看，不管是“自由競爭”還是“保護主義”都是資本邏輯可選擇的手段與策略，都服從于資本增殖的最高目的。資本邏輯在推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同時，也不會放棄貿易保護和市場壟斷。因而，現代市場的貿易自由、自由放任從來不是純粹的、絕對的，始終伴生著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一方面，自由競爭是資本的本性，資本邏輯本身就包含著自由行動的內在要求：“自由競爭是資本同作為另一個資本的它自身的關系，即資本作為資本的現實行為。只有隨著自由競爭的發展，資本的內在規律——這些規律在資本發展的歷史準備階段上僅僅表現為一些傾向——才確立為規律，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才在與它相適應的形式上確立起來。因為自由競爭就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自由發展，就是資本的條件和資本這一不斷再生產這些條件的過程的自由發展。”這種競爭的自由本性不僅表現為否定傳統束縛并從中解放出來的“消極自由”，還尤其表

　　現為自為存在的、自我創造的、從自己出發為自己行動的“積極自由”。另一方面，資本為了自身的增殖，也會在一定條件下采取保護主義的策略手段，而對自由競爭采取限制甚至排斥態度。資本是必然作為許多資本而存在，其間的相互競爭關系必然要求特定國家、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的資本采取有利于自身增殖的各種可能手段。在自身競爭力強于其他資本的情況下，資本當然要求打破各種貿易限制，最大限度地推廣普遍的自由競爭。但如果自身競爭力較弱，那推行自由競爭無異于自我毀滅，只能利用國家權力、地方行政和行業規定等外部手段來施行貿易保護主義，以限制和禁止自由貿易的手段來實現特定資本的生存與發展。這樣，在資本邏輯的計算和操縱下，經濟領域的自由始終與不自由相伴而生。經濟領域的自由競爭與保護主義是內在于資本邏輯的“自由悖論”。

　　從經濟領域出發向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延伸，資本在有力地發展了個人自由的同時也極端地限制著個人自由。這一矛盾進程的基礎在于，資本在以自由競爭為手段突破傳統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各種限制的同時，還日益走向了“自我限制”：“資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內——盡管這些界限從更高的角度來看表現為對生產的限制，會由于資本本身的歷史發展而變成這種限制——感到自由，沒有限制，也就是說，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條件的限制。”現代個人的自由正是資本邏輯的產物：“在自由競爭中自由的并不是個人，而是資本。只要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適當的形式，個人在資本的純粹條件范圍內的運動，就表現為個人的自由”。因而，個人的自由必然依附于資本突破限制又自我限制的矛盾邏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現代性條件下的這種個人自由其實質不過是“物的依賴性基礎上的人的獨立性”，是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一種具有深刻歷史局限性的自由：“這不過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礎上，即在資本統治的基礎上的自由發展。因此，這種個人自由同時也是最徹底地取消任何個人自由，而使個性完全屈從于這樣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采取物的權力的形式，而且是極其強大的物，離開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本身而獨立的物”。現代性條件下的個人自由，必然是資本統治、物的依賴性基礎上的有限的獨立自主。如果僅僅把這種資本邏輯支配下的自由競爭看作人類自由的終極發展形式，那么就等于否定人類自由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就等于遮蔽人類歷史的開放性。

　　三、“民主”的裂變

　　如果說，“自由”和“平等”的內在矛盾都受制于資本邏輯，那么“民主”作為協調“自由”和“平等”之間矛盾的理念和制度也同樣依賴于資本邏輯的運轉。與自由、平等類似，資本邏輯激發了特定的“形式民主”的理念和制度，但卻又導致了“實質的反民主”。“民主”的自我逆轉和內在沖突根植于資本邏輯的矛盾本性。

　　資本不斷增殖的邏輯加速了社會的發展進程，為民主化進程提供了廣泛的社會條件，使得“大眾民主”成為勢不可擋的全球性趨勢。具體來說，現代民主起源于新興資產階級針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斗爭。新興資產階級利用傳統的議會機構與君主、貴族進行國家權力的爭奪，以議會立憲的形式限制封建權力，逐步確立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體制。隨著資產階級在歐美各國執掌政權，確立了自己的統治，民主進程進一步發展的社會基礎便從資產階級轉變為新興的勞動大眾。與此同時，資本增殖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人口，這就推動了城市勞動大眾的勃興。由此，有組織的階級政治、群體政治便成為可能。減緩階級壓迫、消除社會不平等、爭取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訴求便構成了社會運動的主要目標。在全世界的范圍內，民主運動勢不可擋，成為大勢所趨。

　　兩千多年來，“民主”在西方政治史上一直被主流政治家和思想家當作“壞東西”加以排斥，但最近一兩百年卻忽然變成了“好東西”，這是為什么呢? 這說明，主流統治集團采用某種理念規劃和制度設計將“民主”改造成了他們可以接受的“無害之物”。統治集團“要用所謂‘自由’為民主設置障礙，最終‘馴服’民主。憲政便是制服民主烈馬的韁繩，它用憲法禁止條款確認某些個人權利將不服從多數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權利行使的范圍”。憲政民主、代議民主等 “自由民主”的制度形式，正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長期斗爭、博弈和妥協的結果。統治集團通過“自由民主”的方式，兌現了民眾運動的一部分民主要求，但同時也通過“自由民主”從根本上維護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和特權利益。

　　由此看來，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實質民主”，而是“形式民主”：形式民主的建制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往往墮落為“反民主”。這是為什么呢?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資本邏輯將民主的理念與建制當作突破傳統社會束縛的手段，同時又當作建立、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工具。當民主有利于資本統治時，資本大力發展其理念和建制，并在民主的形式假相下創造反民主的實質。一旦民主無益于甚至有礙于資本的增殖過程時，資本就會改變統治策略，走向徹頭徹尾的專制與暴政。按照現代民主主義的主張，民主的理念是通過一系列法制保障下的民眾普選、政黨代議機制而實現的。但是，現代民主的實現卻深刻地受制于資本的邏輯。通過民眾普選而產生的政府與議會，很少能代表多數民眾的意愿，往往淪為大資本的代理人。民主競選從其歷史沿革到當代建制，都依賴于甚至服從于資本的權力。可見，資本正是通過民主競選渠道而產生的政府和議會等國家機器來行使它對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諸領域的全面統治的。

　　“自由民主”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或“多數人的統治”，而是資本權力規制下的多元競爭機制。馬克思曾經注意到：“民主”一詞的古希臘語本義是“多數人的統治”，而“‘民主的’這個詞在德語里意思是‘人民當權的’”。與此相比照，“自由民主”恰恰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以所謂的“自由” 來限制“民主”。也就是說，以資本的“自由”(即資本家在私有財產、雇傭和剝削方面的“自由”特權)來限制人民大眾的爭取平等、爭取當家作主的“民主”訴求。從資本的觀點來看，西方的代議制民主，無論是議會制，還是總統制，都不是真正的人民當權、參與治理意義上的民主。馬克思曾經非常敏銳地指出：“市民社會通過議員參與政治國家，這正是它們分離的表現”。以“代議民主”取代“參與民主”和“直接民主”，其實正是人民大眾與國家權力相互分離的表現。正是在這個與人民根本利益相分離的場所中，不同資本通過它們各自的政治代理人，以政治斗爭的方式持續進行著它們之間的合謀、博弈與廝殺。

　　從民主的社會適用范圍來看， “自由民主”僅僅覆蓋了政治領域的有限部分，沒有覆蓋到經濟領域和其他生活領域，沒有實現“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文化民主”。盡管自由民主制度實現了絕大多數人參與的普選制度，但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僅僅局限在幾年一次的總統或議會選舉之上。而在選舉政治的短暫時間和狹窄空間之外，在勞動空間、工作場所和日常生活空間等這些廣闊的領域和漫長的時間之中，人們卻普遍受制于官僚科層制的壓制和束縛。資本邏輯對自由民主的深層支配，決定了在關系到人民生活之根本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人們普遍處于缺乏民主的狀態。

　　再從民主的社會效應來看，“自由民主”不但沒有遏制社會不平等趨勢的惡性發展，而且其本身也日益脫化為不平等的再生產機制。多元競爭性質的選舉民主，僅僅保障了一種程序上的形式平等，無法遏制實質性的社會不平等。具體來看，首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資源在各階級、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分布是極不均衡的，而這種不均衡性必然通過形式平等的競爭性選舉得以表達出來，這就決定了作為選舉結果的利益表達也是極不均衡的，議會和總統對于社會各階級、階層和集團的代表性也是不平等的。其次，在這種利益表達和代表性的不均衡性的基礎上，議會立法和政府決策的過程也會繼續保持甚至擴大加深這種不均衡性。最后，立法和決策過程的不均衡性，直接或間接的導致社會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之間資源分配與占有的不均衡與不平等。由此看來，自由民主無法在根本上彌合現代社會的分裂，反倒日益淪為這種分裂得以實現、擴大的隱蔽手段。

　　既然“自由民主”受制于資本權力，那就不一定能促進公共福利的實現，不一定能帶來社會的“正義”;將“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不加考察地等同起來，其實正是一種意識形態幻象。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特定社會的“自由民主”制度與其“社會公正”之間并沒有顯著的對應關系，自由民主制度對于社會平等的實際功效非常令人失望：要么非常微弱，要么就是負面的。冷戰結束后，大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其所謂“民主轉型”過程中出現了極其嚴重的不平等、不公正現象。僅靠自由民主政體本身也許并不能夠帶來高水平的社會公正。種種跡象表明，自由民主體制與它宣稱代表的民眾“公共利益”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裂隙。其根源在于，自由民主體制不但不能克服資本邏輯所帶來的諸種結構性問題，而且它本身就是資本邏輯矛盾結構的一個環節。20世紀下半葉，全球范圍內出現的普遍的民主危機就是這種結構性矛盾在社會政治層面的一個顯著表現。當代議會民主的主要問題在于：構成民主之前提的“公共利益”被摒除于政治決定之外。由此，深刻的政治冷漠癥和狂熱的軍事動員機制的并存便構成了當代議會民主的悖論性危機。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危機恰恰構成了民主共和國向寡頭制或帝國蛻變的基本條件。

　　如果說資本邏輯導致了“自由民主”社會的深刻悖論，那么為什么“自由民主”社會仍被宣揚為人類歷史上最文明、最進步的社會范型，甚至還被加以強行推廣呢?啟蒙思想家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完美的社會圖景，然而他們呼喚出來的資本主義現實卻淪為了一幅拙劣的諷刺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生產者的錯誤就在于，無視從簡單交換關系到發達交換關系的歷史發展，并用這種關于簡單交換關系的理論想象來衡量、描繪交換關系在資本主義這一更高發展階段上的實際狀況，從而將資本主義狀況 “理想化”為自由平等的簡單市場交換和契約關系。馬克思指出：“在從簡單意義上來理解的貨幣關系中，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內在的對立在表面上看不見了，因此，資產階級民主派比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更多地求助于這種簡單的貨幣關系，來為現存的經濟關系辯護。”“關于公平和正義的空談，歸結起來不過是要用適應于簡單交換的所有權關系或法的關系作為尺度，來衡量交換價值的更高發展階段上的所有權關系和法的關系。”這樣，建立在理想化的“市場”概念之上的“自由”、“平等”、“正義”和“民主”就掩飾了真實的權力支配關系。意識形態生產者將這種不合理的抽象當作事實的本質，把三權分立、多黨競選、代議民主等現存形式當作人類自由、民主的最高的、絕對的和終極的發展形式，從而認為資本主義便是現代性發展的終極完美形式，而無視這些美麗假相之下所隱藏著的深刻矛盾與裂隙：“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作千年王國，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后的國家形式里階級斗爭要進行最后的決戰”。將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發展的絕對的、終極的形式，這就是從黑格爾到科耶夫再到福山等“歷史終結論”的實質。通過對資本邏輯導致現代社會內在困境的精湛分析，馬克思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就已經揭示出了真理：將“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當作人類文明發展的終極完美形式，這恰恰是我們時代最大的幻覺和假象。資本邏輯在民族國家內部不斷制造出“自由民主”矛盾悖論的同時，也在全世界范圍內制造具有顯著同構性的矛盾悖論。歷史的發展趨勢將不斷粉碎所謂的“自由民主”永世長存的神話。

　　應當指出，從資本邏輯出發來剖析“自由民主”的深層悖論，并不是要徹底否棄作為現代性重要文明成果的“自由民主”，而是要打破對“自由民主”的狂熱迷信。人們在吸取自由民主制度的積極合理因素的同時，應充分認識到自由民主自身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從而避免盲目崇拜、生搬硬套，從而真正從本國的特殊性出發，走出一條自主創新的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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