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和歐洲都深陷主權債務危機之中的時候，雖然2011年1-8月中國GDP的不俗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們對世界經濟的信心，但是中國國內高居不下的通貨膨脹，卻也讓很多人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產生了很強的擔心。這種擔心主要表現在，首先在經濟發展方式遲遲得不到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立足于政府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什么時候、在什么節點上將會出現逆轉？其次，為什么中央政府大力倡導的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要求，無論在政策層面還是在現實層面，都會遇到如此大阻力，以至于整個"十一五"時期，這種要求都停留在宣傳和口號階段？
　　如果我們把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定義于社會各界致力于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的結果，那么再去理解今天在通貨膨脹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擔心中國經濟的未來，就會容易的多。
　　我們知道，目前很多人都把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長，歸功于在特殊體制下，政府主導經濟的結果。不幸的是，雖然這種模式或者結果在短時期里確實產生了很積極的效果，但是同時它也為經濟的長期發展，埋下了禍根。最典型的解釋就是制度經濟學家諾思提出的諾思悖論。它描述了國家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所扮演的一種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矛盾的關系："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還成為經濟衰退的根源"。
　　以我們目前的處境為例，由于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幾乎都是"粗放式"增長，雖然GDP增速驚人，但是在我們的經濟體系或者說工業產業中，從汽車、鋼鐵、石油化工，到廣大的中小型出口加工企業，凡是在創造GDP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產業，無以例外的都是以犧牲和浪費資源和環境為代價，而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購買資源和治理環境的成本開始大幅度上升的時候，過去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的后果，就開始不斷凸顯。而當危機來臨時，采取刺激經濟的最有效方法：廣發貨幣，更是加劇了"粗放式"經濟集中釋放惡果的過程。需要說明的是，在這方面，除中國外，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沒有能夠跳出諾思悖論的怪圈。
　　其實，在應對諾思悖論方面，我們一個時期以來一直強調的立足社會創新，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全面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本應是非?？茖W的方法論，但是，遺憾的是在執行方面，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消極應付的執行能力，使得它們并沒有被認真實施。在這個問題上，除了缺乏科學有效的政策考評體系外，政績觀、部門利益、地區利益以及官員的個人升遷等問題，都需要全面予以調整和改變。
　　由于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全面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因此，從政府角度出發，在全社會率先建立起一個以開放創新、具有包容性的社會環境，就顯得尤為重要。它的具體內容是，首先，各級政府部門一定要時刻保持一種開放和高效的政務狀態。開放是為了更好地為各路資本的進入，提供便利的條件；而高效則是現代市場經濟衡量政府能力的基本要求。其次，為真真切切地鼓勵創新，社會各界要對創業失敗者予以足夠的寬容，只有擁有一個能夠為失敗者提供重新站起來的社會環境，中國才能夠出現更多的華為、海爾，乃至于蘋果。
　　又因為新興市場和成長型企業，正在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創新能力的載體，而能否出現更多、更具活力的創新載體，又取決于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支持力度的大小，因此，只有在政府服務到位和社會環境更加寬松的環境下，以企業為主的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動力，才會更加強勁。在這里保持經濟結構的開放性和企業持續的創新能力，要比簡單地整天把發展綠色環保掛在嘴邊重要的多。
　　對于中國社會而言，為全面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無論是保持開放的經濟結構，還是支持企業不斷追求持續的創新能力，首先需要以政府為代表的組織機構，在發展過程中保持長期的戰略眼光，立足于政策的制定，堅決放棄以追求短期效應為主要內容的同質化和低水平的產業體系，才能夠是我們在擺脫諾思悖論的同時，保持經濟社會更好、更健康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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