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豈無姓資姓社之分？

    《環球視野》第356期

《中華魂》編輯部：
    您好！
    我是一名高校政治學專業的研究生，不久前讀到《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發表杜導正寫的一篇文章《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以下簡稱杜文），公然提出“民主就是民主，沒有姓資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別”，對此我感到很困惑。因為，近一個時期黨中央反復強調要搞清楚六個“為什么”、劃清四個重大界限，其中就涉及到要分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這一重大是非界限。我們學校也認真組織學習，感到收獲很大。可是杜文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黨中央的精神明顯不一致，在部分同學們的思想中產生了混亂。貴刊長期以來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同學們的知心朋友，因此希望貴刊能夠為我們廣大青年學生澄清這個重大是非問題。
    此致
    敬禮

                                                                李志堅
                                                           2010年11月5日

                                    復  信

李志堅同學：
    你好！
    《中華魂》編輯部的同志把你的來信轉給我，希望由我來談談這個問題。應該說，你提到的杜文我也注意到了，文章的觀點極有代表性，代表了當前相當一部分人對民主問題的看法。我們應當重視這篇文章，因為它提出的絕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問題，而是涉及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什么道路、沿著什么樣的方向發展這樣一個事關全局的大是大非問題。早在1979年，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篇著名講話中就明確提出：“我們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著重講清楚民主問題。”30多年過去了，我想即便是在今天，澄清一下近年來在民主問題上的糊涂認識，還是很有必要。
    如果你讀過馬列經典著作就會發現，杜文提出的這個觀點實際上并非什么創見，而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理論在當代的死灰復燃。早在20世紀初，第二國際的重要代表人物考茨基就曾經荒謬地提出所謂“純粹民主”來蒙騙工人階級，回避民主的實質。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撰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部著作，對考茨基那種“叛徒的詭辯和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進行了深刻揭露和無情駁斥。列寧用專門一節的篇幅闡述了“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區別，從而澄清了被考茨基攪得混亂不堪的民主問題。這部著作至今仍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對于駁斥杜文的論調很有現實針對性，我建議你不妨看一看，或許會有新的啟發。在此，我也談談對民主問題的一些粗淺認識，與你一起探討。

                民主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鮮明的階級內容

    眾所周知，民主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話題，從民主這個現象出現在人類社會，它至今已被人們反復探討了近兩千五百年的時間，古今政治家、思想家們對它做出了各種各樣的闡釋。那么，究竟應當如何研究民主這個問題呢？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研究問題的科學方法，這就是列寧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我想，要回答民主到底有沒有姓資姓社之分，還是應當按照列寧所指出的，把民主放在一定歷史條件之下，從民主這個現象的產生講起吧。
    民主作為管理形態，最早始于氏族社會的中晚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著作中比較詳細地考察過這個問題。他說，原始社會的氏族“可以任意罷免酋長和酋帥。這仍是由男女共同決定的”，“酋長在氏族內部的權力，是父親般的、純粹道義性質的；他手里沒有強制的手段”。原始社會氏族公社內部這種自然管理形態，乃是在落后的平等勞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管理公共事務的方式，恩格斯把它稱為“自然形成的民主制”。我國古代“禪讓”的傳說，即反映了這種民主管理的方式。當然，這種“自然形成的民主制”遠不是人們今天在政治學領域里所研究的民主問題。那么，民主究竟是怎樣從“自然形成的民主制”演變為一種國家管理形態呢？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都深刻地揭示出作為國家形態的民主是伴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而產生的。社會大分工和階級的出現，改變了原始社會內部氏族成員在勞動、財產占有方面的平等關系，人類社會首次分裂為統治與被統治兩大對立階級，氏族組織內部全體成員平等地享有社會管理權力這種格局被徹底打破，氏族社會及其“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徹底瓦解，國家這個階級統治的工具隨之產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認識這個歷史過程“最好莫過于從古雅典來加以研究”。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體是出現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的古雅典時期。在這200多年的時間里，雅典實行城邦直接民主制。那么，古雅典的民主制究竟是怎樣的民主呢？首先，從享有這種民主的對象看，雖然雅典公民享有民主權利，但事實上享有公民權的只有全體雅典居民中的少數，奴隸、婦女和異邦人則被無情地剝奪了民主權利。在雅典，占總人口半數以上的奴隸，僅是“會說話的工具”，他們只能服從主人、接受統治，根本毫無民主權利可言。而且法律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自由人”，孩子才能獲得公民權，這樣奴隸的后代就從法律上永遠失去了享有公民權的資格。在雅典實際完全享有公民民主權利的，僅是少數貴族男性。可見，雅典的民主不再是氏族制下的全體成員共同享有的民主，而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少數奴隸主貴族的民主，這種民主制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其次，一定階級的民主總是與一定階級的專政密不可分的。盡管公元前6世紀末葉古羅馬共和國也建立起民主的形式，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古代奴隸的起義或大騷動，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國家的實質是奴隸主專政”。羅馬貴族專政的民主制，同時也是奴隸主階級對奴隸階級的殘暴專政。奴隸主貴族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而殘酷鎮壓了兩次西西里奴隸起義，尤其是血腥鎮壓了著名的斯巴達克起義。在羅馬奴隸主貴族的瘋狂圍攻下，6萬名起義者戰死，6000名俘虜被羅馬奴隸主殘忍地釘在從羅馬城到加普亞一路的十字架上。恩格斯在談到雅典和羅馬的民主制時精辟地指出：“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人們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認為希臘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公民和被保護民、羅馬的公民和羅馬的臣民（該詞是在廣義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
    前面，我們揭示了西方民主傳統的最初形態——雅典城邦民主制和羅馬共和國民主制的實質都是奴隸主專政，是奴隸主統治奴隸的機器，那么，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否改變了民主的階級實質而成為全民的民主呢？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而發展起來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沖破中世紀的黑暗牢籠、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斗爭中，提出了“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反映資產階級利益和愿望的政治思想。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英、法、美等國建立起了資本主義的民主制。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作為國家形態，主要有君主立憲制和民主共和制兩種形式，盡管表現形式不同，但階級實質上都是一樣的，即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就政體而言，資產階級民主制主要表現為英國的議會制、美國的總統制、法國的半總統制、瑞士的委員會制，等等。雖然具體形式各式各樣，但總體來說，資產階級民主的基本制度一般包括三個方面：選舉制度、議會制度和多黨制度。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專制獨裁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結束了資產階級民主一統天下的局面。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東歐等一大批國家紛紛建立起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人民民主政權。尤其是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創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中國第一次實現了真正的人民民主。經過60多年的探索，中國共產黨從本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創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具體政治制度，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形成了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根本不同的政治模式，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發展奇跡。
    如果我們不是對歷史的無視，上述歷史過程應當很清楚地說明一個事實：民主是一個歷史范疇和階級范疇，它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從其產生時起就不是超歷史、超階級的，而是帶有鮮明的階級性，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奴隸主階級內部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等不同形態，根本找不到超越具體歷史發展階段、永恒不變的普世民主。在階級社會里，抽象地談論“一般民主”、“純粹民主”，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講民主就必須首先講是哪個階級的民主，這才是分析民主問題的本質和關鍵。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純粹民主”時明確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考茨基鼓吹“純粹民主”的目的就是“蒙騙工人，以便回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質”。杜文鼓吹民主不應當有姓資姓社之分，其實質也正在于此，其實是淡化了民主作為國家制度所本來具有的階級性，這就為一些人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不加分析和鑒別地引進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究竟哪個是真民主

    杜文提出“民主就是民主，沒有姓資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別”，那么真民主與假民主的分水嶺是什么呢？如果民主沒有姓資姓社的區別，如果把民主最本質的屬性——階級性抽掉了，那么還能否分清真民主、假民主嗎？
    資本主義民主在實質上究竟是怎樣的民主，它是真正的民主嗎？也許有不少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選舉、多黨競選搞得熱熱鬧鬧，這難道不民主嗎？誠然，在一些西方國家，比如美國，政治投票、政治選舉、意見表達、結社活動、輿論監督等公民政治參與的途徑有所擴大，公民可以通過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意愿、傾向，可以參加議員、市長、州長甚至總統的競選，等等。從民主的形式上看，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的確比較完備，競選演講、電視辯論、投票選舉等場面的確是搞得熱鬧非凡，調動了相當一部分選民的參與熱情。但這都是資本主義民主的表面現象，事實上這些民主形式都不能從根本上動搖、改變資產階級掌控國家政權的這一基本事實。正如列寧所指出：“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著整個社會，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制度都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
    我們不妨來看看美國的總統選舉就知道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所在。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的美國總統競選事實上是一種典型的金錢政治，這在當今世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按照美國憲法規定，只要是美國出生的公民、年滿35歲、在美國居住至少14年，就有資格參加總統競選。如果僅從字面上理解，競選總統的門檻可以說不算高，對普通人來說也是平等的，但是一旦參加競選角逐，事實上的不平等就立即體現出來了。因為總統競選需要巨額開銷，這不是一般人的經濟實力所能擔負得起的。近十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經費不斷暴長早已使人瞠目結舌。2004年大選，小布什花了3.67億美元戰勝了花費3.28億美元的約翰•克里。2008年美國大選，奧巴馬籌集了7億多美元競選，經費高出對手一倍多，才最終贏得了選舉。這些大把大把的美元都花在爭取選票上，比如總統候選人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們僅在宣傳廣告及選民動員這一項就不惜一擲千金。據《金融時報》報道，2004年3月份，布什輕松甩出1000萬美元，在17個州播放120秒廣告。難怪有人說美國“燒錢”選總統。這些數額浩大的競選資金是從哪里來呢？絕大部分來源于壟斷資本家、金融大亨、跨國財團等提供的贊助資金。這對于沒有任何壟斷資本家或財團支持的普通工薪階層來說，競選簡直就是水中撈月、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話。
    說到這兒，我可以再介紹一個發生在近年美國社會的有趣的例子。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有一位奇怪的64歲老頭名叫麥克米蘭，是一位越戰老兵和郵局退休工人。因為每月要為自己和失業的兒子總共支付1700美元房租，所以對房租高這一社會問題產生嚴重不滿。為此，他于2004年注冊成立了“房租太他媽高了”黨，代表的是廣大付不起房租的人們，包括他本人在內，這個黨目前只有三名注冊黨員。麥克米蘭已經三次角逐紐約州州長，二次競選紐約市市長。但很不幸，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2010年11月2日是美國中期選舉日子，他這次的目標是紐約州長。可是他的選舉經費僅為16.91美元，這是他參選州長所得的全部捐款。在美國現行的民主體制下，完全可以想象到，就憑這點錢，麥克米蘭當然根本不可能組織大規模的競選活動，更不用說電視廣告了。而且他也沒有陣容龐大的、有實力的競選班子為他籌劃選舉，只有7位志愿者幫他組織競選團隊，其中包括1名社區大學教授和4名律師。就憑這樣的財力和班底，選舉結果可想而知。可見，投票、競爭等方式選舉雖然擴大了像麥克米蘭這樣社會中下層群眾的民主參與機會，但實際上他們個人或他們的代表中下層群眾利益的政黨根本不可能對國家政治生活起決定性作用。他們的民主權利實際上不過就是每隔幾年參加一次選舉投票，來決定究竟是由克林頓、布什還是由奧巴馬來代表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統治。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競選，不過是由金錢支配的競選而已，誰控制了錢袋，誰就掌握政府。民心對入主白宮固然有一定的推動或牽制作用，但真正在背后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鈔票而不是選票。
    我們看看美國立國以來歷屆總統就可以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以及各種利益集團。從1789年華盛頓就任第一任美國總統迄今已經選舉出44位總統，歷任總統都為兩大政黨代表人物所壟斷，沒有一個由普通工人通過競選而登上總統寶座。由誰來擔任四年一屆的總統職位，不是由廣大選民說了算，而是最終由美國整個壟斷資產階級所決定，也就是由那些不惜出巨資資助總統候選人競選的權勢集團所決定，總統不過是美國資產階級的總代表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總管家。或許有人會說，西方國家有許多政黨進行競選，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個政黨都有機會輪流上臺執政，這難道不是真民主嗎？其實，這個問題馬克思早在1855年在評論英國議會制度時就做了回答，他指出，資產階級“不是靠把政權經常保存在同樣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這樣的辦法：它輪流地使政權從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在美國，除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外，的確還存在許多大大小小的政黨。從表面上看，包括共產黨等許多小黨派都享有平等的機會通過競選而上臺執政，可是實際上卻根本不可能。美國歷屆政府不是共和黨掌權就是民主黨掌權，可以說是名副其實地輪流執政。美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規律，正如列寧所精辟揭露的：“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
    在西方社會，還存在各式各樣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決策起著重要影響甚至支配作用。利益集團也稱壓力集團、院外集團，是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獲取某種特殊利益而對政府施加影響的政治性組織。現代西方國家利益集團出現日益多樣化的趨勢，例如美國就是利益集團最為興盛的國家，包括工商、工會、職業社團、政府間組織、公共利益集團等等。它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躍，有的甚至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美國是全世界私人持槍率最高的國家，據美國官方統計，目前全美約9000萬人持有槍支，總共持槍約2億支。槍支自由泛濫的直接后果是槍禍不斷，美國每年的槍擊案層出不窮，每年約3萬人喪命槍下，甚至連林肯、肯尼迪等總統也難以幸免。多年來社會上一直呼吁禁槍，但要求加強槍支管理的提案在議會就始終通不過。這是為什么呢？因為背后有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在影響、操縱著。美國有一個社團組織叫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又稱長槍協會），它在全美擁有超過400多萬人的游說力量。起初它只是一個普通的射擊愛好者協會，后來逐漸發展成為美國利益集團中最強大的代表，擁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和有效的游說策略。每到關鍵時刻，他們就會發起龐大的游說攻勢，游說國會和政客，阻撓槍械管制的立法，發動選民抵制有不同意見的議員，致使不少法律制定者為了各自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都維護私人擁槍的合法性。由此看來，真正在西方民主體制中起作用的不是普通群眾，而是那些操縱民主的壟斷財團和利益集團。
    列寧在揭示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時精辟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我們今天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應該進行分析、批判，深刻認識其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工具的階級本質，尤其是要把社會主義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嚴格區分開來。
    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在于，兩種民主制度所建立的經濟基礎是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絕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而資本主義民主則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統治。我國在經濟上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擺脫了被資本剝削和奴役的境況，在經濟上取得了平等地位，并由此決定和保證了社會主義民主不是受資本操縱的民主，不是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從而支配多數人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在內的億萬人民享有的民主。所以，我們說社會主義民主是人類歷史上一種“新型的民主”，“新”就新在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民主。如果像杜文那樣抹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間的本質區別，還能夠分清真民主與假民主嗎？

    如果在理論上混淆兩種民主的界限，必然在實踐中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復辟提供可趁之機

    分清民主問題上的姓資姓社的區別，它的意義絕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更重要的是能夠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正確方向。也正是由于這個重要原因，黨中央近一個時期以來反復強調要從理論上自覺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
    堅持一個什么樣的民主制度，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關系到一個國家政權的根本性質。在共產黨掌握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如果公然提出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復辟資產階級專政，那只會把自己孤立起來，招致絕大多數人的反對。因而，他們往往不直接亮出自己的政治企圖，而是用一些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來迷惑群眾、欺騙人民，搞亂人們的思想，從而顛覆人民民主政權，復辟資產階級專政。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往往就是以民主問題為突破口，把民主抽象化、普世化。而實際上那些鼓吹超階級“民主”的人物，恰恰是尊奉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作為榜樣，他們所要實行的民主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制等資產階級政治制度。蘇聯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誤導之下，蘇共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輕而易舉地被葉利欽等“民主派”轟下臺，喪失了執政地位，這對我們今天認清杜文鼓吹的“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無疑是一個很有教育意義的反面教材。
    蘇聯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是首先從“民主化”理論上的混亂開始的。蘇聯原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在蘇共垮臺后寫了一本書《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他在總結蘇聯“民主化”改革的歷史教訓時，說了一段甚為發人深醒的話：“當蘇聯的改革派摧毀了蘇聯國家體制并打算實行以西方為榜樣的民主的時候，他們對民主的判斷并非依據它實際上的情況，而是依據西方意識形態為他們創造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多黨制、分權、政權機關的選舉和更換，等等”，所謂的這些民主，不過是“從西方社會的現實中的權力和管理體系（國家機構體系）中抽象出來這樣一些特征”。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正是季諾維也夫所說的，接受了抽象民主和普世民主。戈爾巴喬夫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斗爭學說，鼓吹“全人類的價值”和“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張實行全民的“一般民主”，掩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民主制的本質區別。一方面，他們把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總統制等資產階級民主打扮成“一般民主”、“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民主”，不加分析、鑒別地盲目“移植”；另一方面又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專制”、“獨裁”、“恐怖制度”，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實質。我們只要粗略地看看蘇共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怎樣一步一步地拋棄無產階級民主、接受資產階級民主，就可以清晰地認識到他們所鼓吹的超階級的、超歷史的、抽象的民主觀，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首先，在政黨制度上，用西方的多黨制取代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在1990年1月前，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就鼓噪要取消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但當時黨內和社會上反對多黨制的力量還占相對多數。當立陶宛率先修改憲法取消蘇共執政地位后，戈爾巴喬夫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公開承認“我們不應害怕多黨制”。此后整個政治形勢急轉直下，3月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在蘇共中央的認可下，取消了蘇聯憲法第6條關于蘇共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的規定，實行多黨制，蘇共從執政黨淪為議會黨。其次，在國家體制下，用總統制和三權分立制取代蘇維埃制度。總統制、三權分立是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蘇維埃是俄國勞動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創立的行使管理國家權利的一種權力機構，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政權組織形式。戈爾巴喬夫在國家體制改革上，是以改革蘇維埃為突破口，向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演變。1990年蘇共中央二次全會和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蘇聯建立總統制，使總統取代蘇共中央成為國家政權的決策中心，并且形成了三權分立的結構。這樣，不僅黨的領導被排斥在外，蘇維埃也失去了應有的地位和作用。
    對于蘇聯政治體制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西方一些反共人士早就看出來了。美國前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就指出：“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已逐漸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他不僅要改變蘇聯的經濟結構，還要修改蘇聯制度的思想基礎，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蘇聯的政治程序”。蘇聯的“民主化”改革“預示了圍繞著共產黨是否將繼續掌管蘇聯未來的問題，可能會出現曠日持久的、分裂性的政治沖突。”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恰如布熱津斯基所預料的那樣，最終是以蘇聯下臺、資本主義復辟作為結局。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在政治上照搬西方的民主制。這股思潮從美化、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開始，逐步發展到公開煽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最后演變為動亂乃至反革命暴亂。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什么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可是近一段時期以來，一些人放松了意識形態斗爭的警惕性，放松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鉆研，再加上全球化趨勢使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往日益密切這個大背景，客觀上為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滋長提供了可趁之機，他們借機散布、兜售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搞亂人們的思想。其中，“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也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炮制出籠的。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部著作中，分析考茨基走上叛徒道路時指出：“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幾十年（1871—1914年）已使遷就機會主義的各國社會黨像奧吉亞斯的牛圈那樣堆滿了庸俗、近視和叛變的穢物……。”奧吉亞斯的牛圈是一個希臘神話傳說，奧吉亞斯王有個大牛圈，養牛三千頭，三十年未打掃，是個藏垢納污之處。列寧用它來比喻無產階級革命叛徒的骯臟嘴臉，以引起人們對考茨基叛變行為的鄙視。革命導師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叛徒的諷刺是多么生動、形象啊！我們今天也完全可以借用這個比喻來表示對“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鼓吹者的嘲諷和蔑視。當前我們要注意吸取蘇共淡化意識形態的歷史教訓，認真鉆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善于戳穿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各種美麗的謊言。
    以上這些，僅僅是我個人一些粗淺的想法，權且供你分析、辨別時參考，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祝
    學習進步！
                                                                  房庠
                                                            2010年12月1日
    （《環球視野》第356期，摘自2011年第3期《中華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