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華盛頓共識”的理論缺陷

作者：楊斌

原載：開放導報

　　[摘要]本文論述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和流行全球的原因，有針對性地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指出新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是 “市場原教旨主義”，它對自由市場抱有極端教條主義的態度，拒絕承認自由市場經濟存在任何缺陷和失靈，反對一切政府干預政策和社會改良措施。新自由主義與舊自由主義相比沒有更多的理論創新，相反，它武斷地否定西方經濟學各個流派的研究成果，諸如市場經濟在微觀和宏觀上存在的各種缺陷，在各種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市場失靈如外部效應、信息不對稱等。倘若運用新自由主義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恰恰非常不利于借鑒西方經濟學各種流派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楊斌（1957—），廣東大浦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制度經濟學、企業經濟學、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中國有些經濟學家抱有一種浪漫的、盲目的改革觀，他們不愿意深入考察眾多經濟轉軌國家的改革實踐，一味片面地強調堅持產權改革而不深究關乎改革成敗的方向問題，不關心其倡導的改革是否能夠實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目標，不顧其倡導的產權改革究竟會付出多大的社會成本代價。尤其令人感到擔憂的是，有些中國經濟學家明明知道數十個經濟轉軌國家實施了美國推薦的所謂規范改革方案，幾乎無一例外地付出了巨大的慘痛社會成本代價，卻不愿意深究所謂規范改革方案的新自由主義性質，不關注大規模私有化政策與沉重社會代價之間的聯系，仍然盲目地強調不惜承擔任何代價也要堅持具有私有化性質的產權改革。有些經濟學家對批判新自由主義極為反感，他們否認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流行，否認存在“華盛頓共識”誤導我國改革的危險，甚至將批判新自由主義指責為“干擾改革開放”。但是，從某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觀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新自由主義的確對我國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產生了嚴重誤導。有些學者擔心批判新自由主義會批到自己頭上，因為，他們所倡導的全面的、系統的規范改革方案，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薦的“華盛頓共識”改革方案，在非國有化、自由化、全球化等方面都存在著驚人的相似，只是有時用中國特色的術語對其略作包裝，他們所主張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和“國退民進”，同俄羅斯等眾多經濟轉軌國家的私有化也是大同小異，實質都是通過各種途徑廉價賤賣國有資產。有些著名經濟學家稱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義，但表示贊成“華盛頓共識”倡導的非國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認為“華盛頓共識”政策“是為了幫助世界各國搞改革的”，反映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果”。由此可見，不是“批判新自由主義干擾了改革開放”，而是新自由主義干擾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新自由主義流行全球造成的危害已舉世皆知，西方培養的經濟學家郎咸平也深知這一點。令人遺憾的是，某些中國的經濟學家卻似乎對此茫然不知，至今仍然盲目地堅持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耐人尋味的是，不少中國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危害缺乏了解和警惕。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西方著名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反而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識形態，它不是推動進步的社會改良或改革，而是恢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返古倒退。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種復興，這些政策在十九世紀曾為當時的統治階層所竭力推動”。斯蒂格利茨強烈地批評了“華盛頓共識”，稱其“往壞里說是誤導”，現在應進入“后華盛頓共識”時代，還說“無論新的共識是什么，都不能基于華盛頓”，直接點出了從華盛頓的立場出發，不可能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西方的社會黨國際也深感“正面臨著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原教旨 主義的威脅”，“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要求反對新自由主義市場意識形態、新保守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道路”。倘若中國的學者和官員反而對新自由主義的威脅毫不知曉，對其危害采取一種視而不見、麻木不仁的態度，那么中國改革開放就可能像俄羅斯一樣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從這種意義上說，深入批判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經濟政策，恰恰有利于繼承和發揚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維護受到舉世贊揚的“北京共識”的成功改革道路，捍衛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受新自由主義侵蝕、威脅，防止中國重蹈俄羅斯等經濟轉軌國家的災難覆轍。
　　有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舊自由主義倡導的極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歷史，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改良的基礎上，對社會福利國家制度的“除弊興利”，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溫和中間改良道路，依照新自由主義理論進行改革才能建立現代的規范市場經濟，不然國際權威組織為何積極向轉軌國家推薦新自由主義理論呢？其實，這是一種對新自由主義本質的膚淺理解，新自由主義不是“與時俱進”的溫和社會改良，而是重新恢復極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返古復辟”。新自由主義的學術淵源可追溯到舊自由主義，它在學術理論上并沒有更多的創新，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舊自由主義因大蕭條早已聲名狼藉，遭到西方社會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則以種種理論返古復辟，重新否定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改良，同時也更徹底否定社會主義革命。我國留學西方長期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前輩如陳岱蓀、胡代光教授，在論述新自由主義的特征時就特別強調它的“濃厚的復古色彩”，將它稱之為古典自由主義的“更為極端的翻版”。由于新自由主義頑固堅持“絕對個人自由”，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改良，抨擊政府調節經濟和社會福利制度，甚至反對政府禁止販賣毒品，在西方學術界也曾普遍被視為一種“極端學說”。我國著名經濟學前輩陳岱蓀曾撰文深刻指出，“近年來在國內滋長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傾向，深究起來，實質只是對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這一古舊學派的崇拜，而人們之所以以腐朽為神奇，盲目崇拜這一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的學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誤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主流派經濟學；二是為其光怪陸離的理論表象所迷惑，沒有認識到它與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的舊經濟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理論淵源關系；三是沒有識破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強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學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險惡用心”。
　　西方媒體普遍將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球范圍的流行，歸功于撒切爾夫人、里根總統等右翼保守派執政后，推動的反對二戰后社會改良的“世界保守革命”，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后曾明確無誤地宣稱，其奉行的政策目的是要重新回到“亞當·斯密時代”，充分暴露了她領導的“世界保守革命”的本質，乃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復辟極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早已存在，但是，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后，長期以來它在西方國家僅僅是一種邊緣學派，從未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新自由主義驟然時來運轉，擺脫以前邊緣地位風靡全球，首先，是因為代表美英壟斷財團利益的右翼勢力，將其作為謀求全球霸權利益的戰略工具，其次，作為打擊社會改良思潮的意識形態，再次，才是作為抨擊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自由主義是代表19世紀統治階層利益的經濟政策，與之對應的是政治領域的保守主義政策，國際領域中奉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對亞非拉民族實行的殖民主義政策。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全球范圍流行，同樣伴隨著右翼的新保守主義政治潮流崛起，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政策死灰復燃，搖身變為英美右翼政客公開鼓噪的“新帝國主義”，以及對亞非拉國家實施的隱蔽新殖民主義。有些中國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的極右本質茫然不知，誤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搞極左回潮”，殊不知新自由主義與舊自由主義同屬“極右”，舊自由主義是昔日帝國主義國家推崇的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則是今日新帝國主義謀求經濟利益的工具，而無論新的還是舊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都代表昔日和今天帝國主義經濟利益。倘若我們為了糾正以前“極左”的錯誤，將新自由主義誤當作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其所犯荒謬錯誤的“極右”程度，就好像為了糾正王明的極左錯誤，干脆追隨汪精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正因如此。陳岱蓀等長期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一輩經濟學家，才尖銳地指出：美國和某些國際組織“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
　　當年陳岱蓀先生提出的深刻見解，今天重讀顯得格外令人回味。許多新一代的著名中國經濟學家，都誤將陳岱蓀先生的諄諄告誡當做是思想僵化。其實，陳岱蓀早年留學獲得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不留戀美國高等學府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還拒絕過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的誘惑，解放后又因提醒人們重視戰后西方的社會改良，不贊成盲目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傾向，在政治運動中屢次挨整、遭受批判。他的警世告誡來自一片愛國真情，來自長期嚴謹治學的真知灼見。尤其值得敬佩的是，陳岱蓀先生富有遠見的警世之言，正越來越為世界局勢的發展所證實，特別是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之后，還得到了許多西方著名學者的呼應，盡管他們對于國際組織的強烈批評，來得要比陳岱蓀先生晚了好多年。
　　值得指出，陳岱蓀、胡代光、陶大鏞、高鴻業等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前輩，他們之所以能夠深刻地洞察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與他們的嚴謹治學態度和豐富人生閱歷有很大關系。他們解放前曾留學海外熟知西方和舊中國的資本主義，對舊自由主義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掠奪有深刻體驗，對當年華人在西方遭受的歧視、屈辱有切膚之痛。盡管當年留學西方的前輩經濟學家，也曾長期被灌輸過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但他們通過舊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掠奪、欺負的親身經歷，很容易看破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貌似科學的抽象演繹，不會輕易迷信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效率高的神話。但是，美國在越戰失敗后被迫放棄了冷戰遏制，主動對社會主義中國表現了種種友好親善行為，邀請了大批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進行訪問，許多沒有前輩經濟學家閱歷的年輕學者和黨政干部缺乏免疫力，很容易為西方國家的富裕和財富所傾倒，人們很容易相信美國推薦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是為了幫助經濟轉軌國家建立規范市場經濟并走上富裕之路，即使依照科斯產權定律推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甚至復辟了類似解放前的資本主義也沒有什么風險，美國也會像對待臺灣一樣幫助中國度過經濟轉軌的難關。難能可貴的是，陳岱蓀、胡代光、高鴻業等老前輩經濟學家，對美國擴大文化交流的友好姿態仍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像當年提醒人們不要盲目地批判西方經濟學一樣，告誡人們對美國推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保持警惕，不要走另一個極端再犯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錯誤。倘若說當年搞計劃經濟應該警惕“極左”錯誤，今天搞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應特別警惕另一個極端，因為，新自由主義與舊自由主義一樣具有“極右”本質，同屬與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為帝國主義經濟利益服務且危害巨大的意識形態武器。
　　值得關注的是，前蘇聯醞釀改革的早期階段，人們很羨慕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曾將其視為理想的市場經濟模式，后來受到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誘導，為了推行所謂“最徹底的規范改革”，俄羅斯又轉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方案。但是，經歷了十年改革的曲折歷程后，人們紛紛指責激進改革的設計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徹底的規范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搞“最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導致了私有化過程中腐敗掠奪泛濫，形成了操縱經濟的暴富權貴階層，國民經濟下降一半，嚴重削弱了綜合國力，國防力量衰落威脅到了國家安全利益，巨額掠奪資產通過各種非法途徑流亡海外，致使投資遠低于折舊和社會設施嚴重老化，民眾生活困苦和社會嚴重兩級分化，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系統陷入癱瘓，惡性傳染病死灰復燃而人口出現持續下降。改革結果與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驚嘆，但即使是從學術理論角度深入反思，這種結局并不意外而且盡在情理之中。眾所周知，新自由主義倡導者早已公開聲稱，他們反對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主張恢復亞當·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試想依照這樣的返古復辟的理論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蠻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中國有些經濟學家不了解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和起源，誤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代表了西方經濟學最新成果的主流學派，將新自由主義政策當作了與時俱進的“規范改革方案”。他們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會妨礙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在我國推進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并建立規范的市場經濟。其實，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也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它對自由市場抱有極端教條主義的態度，拒絕承認自由市場經濟存在任何缺陷和失靈，反對一切政府干預政策和社會改良措施，因此，它同舊自由主義相比沒有更多的理論創新，相反，它武斷地否定西方經濟學各個流派的研究成果，諸如市場經濟在微觀和宏觀上存在的各種缺陷，在各種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市場失靈如外部效應、信息不對稱等。因此，運用新自由主義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恰恰非常不利于借鑒西方經濟學各種流派的研究成果。新自由主義表面上是主張“最徹底的市場改革”，似乎是強調最充分地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其實真正目的是給予壟斷財團最大限度的自由，讓壟斷財團在不受社會約束的條件下謀求最大私利，從而極大抑制了市場經濟合理配置資源和增進社會福利的潛力，阻礙了社會其它階層利用西方經濟學各種流派的研究成果，通過政府干預改善市場經濟的微觀和宏觀運轉效率，糾正市場經濟的種種缺陷和失靈以爭取更大社會利益。舊自由主義時代政府雖然普遍奉行不干預政策，但對于少數自然壟斷行業和公益事業部門，仍然存在較多的政府監管和公共企業。但是，新自由主義甚至否定西方經濟學經典理論承認的少數“市場失靈”，主張即使在自然壟斷行業和公益事業領域，也必須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業并推行徹底的私有化，包括鐵路、公路、供電、燃氣、自來水、醫院等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許多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和經濟改革方案，強行對電力、供水行業的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結果導致水、電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大幅度上漲，嚴重損害了公眾利益甚至引起社會暴亂。正因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胡代光在論述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時，將其稱之為舊自由主義的“更為極端的翻版”。
　　由于新自由主義甚至拒絕承認關于市場失靈的經典研究成果，因而也更無法借鑒西方經濟學關于此類問題的最新研究進展。斯蒂格利茨將與公共物品、外部效應等因素相聯系的市場失靈稱為“傳統的市場失靈”，而將以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代理成本、不完備市場等因素為基礎的市場失靈稱為“新的市場失靈”，前者僅存在于少數自然壟斷和公益事業行業，而后者則廣泛存在于幾乎一切競爭性行業之中，包括各種產品生產的競爭性行業、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等等。斯蒂格利茨還深入研究了轉軌國家的經濟改革，對新自由主義的科斯產權理論提出了嚴厲批評，他指出科斯產權理沒有考慮到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道德風險等諸多因素，由此得出的結論仿佛是脫離現實的空中樓閣，實際上應該被稱為“科斯猜想”或者“科斯謬誤”。斯蒂格利茨還與其它西方著名經濟學家合作研究，提出了關于政府干預改善新的市場失靈的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德定律，關于企業產權和私有化問題的斯蒂格利茨-薩平頓定律。斯蒂格利茨對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市場經濟的研究，被譽為推翻了傳統的西方經濟學體系的重大理論突破，他也因對信息經濟學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所著的考慮到現實信息因素的經濟學教科書，已成為西方最暢銷的權威經濟學教科書。斯蒂格利茨關于“新的市場失靈”的研究成果，對于指導轉軌國家進行經濟改革和企業產權改革，建立規范的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由于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同新自由主義存在尖銳對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指導轉軌國家進行改革時根本不予考慮，倘若我們指導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受到新自由主義誤導，也很難借鑒這些西方經濟學的重大理論突破和最新研究成果。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方案，為了否定社會改良并復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有意將西方經濟學各流派關于改善市場缺陷的新成果，統統貶低為過時的、低效率的和妨礙市場運轉的，這樣就能為壟斷財團不受約束謀求最大私利制造輿論，推動公益事業部門的私有化并控制別國經濟命脈。新自由主義還借口無法解釋石油危機后的“滯脹”，抨擊揭示市場宏觀缺陷的凱恩斯主義過時了，盡管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新進展已揭示出“滯脹”的原因，來自與凱恩斯理論無關的總供給曲線變化，這樣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所謂宏觀調控和穩定政策，就簡單化為政府除了控制貨幣供給外什么都不管。俄羅斯采納了“華盛頓共識”的宏觀穩定政策，結果“放開價格、管緊貨幣”不僅未能實現宏觀穩定，還導致了企業破產、失業猛增和物價飛漲的惡果。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也指出，“華盛頓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凱恩斯契約’的絕對對立面”，“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一個接一個陷入經濟衰退，它們都發現規范的政策工具只會令局面惡化”，而國際貨幣基金不顧眾多西方經濟學家的批評，依然頑固堅持凱恩斯理論和政府干預過時了，控制通貨膨脹與防止失業兩者是不可兼得的。其實，“華盛頓共識”方案中的所謂宏觀穩定政策，是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翻版，推行這種重新包裝的過時政策必然加劇經濟危機，為西方資本廉價收購、控制別國戰略產業創造條件。令人遺憾的是，有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也認為“華盛頓共識”政策，體現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果”，中國應采納“華盛頓共識”的宏觀穩定、市場化、全球化等政策。其實，新中國成立初期和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成功地同時治理過通貨膨脹和失業現象，證明治理通貨膨脹和失業兩者并非不可兼得，就連美國貨幣主義的創始人弗利德曼教授，也非常欽佩中國治理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成就。倘若我們盲目地輕信“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恰恰不是繼承而是拋棄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西方學者對中國走“北京共識”道路成功的贊揚，對俄羅斯追隨“華盛頓共識”路線失敗的批評，充分說明盲目追隨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其實并不能建立規范的市場經濟并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只有從實際出發敢于堅持中國獨有的特色，才能取得改革開放的成功并贏得西方學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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