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私有制＋社會黨＝《炎黃春秋》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　　

思  恩　　

曾任我國駐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的于日先生，2002年在《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中，曾經透露：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主管工業的王震副總理訪問英國時，在比較全面地考察了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后，當有人請他談一談對英國的觀感時，說了一句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無論如何，不管王震說過還是沒說過這句話，對王震來說，無疑都是莫大的不幸和恥辱：如果他說過此話，那末，就是自我表明他不知道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如果王震沒說過此話，那末，就是別有用心之人要把不知道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強加給王震！這是為什么呢？這只是因為：這句話充分地表明了參加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根本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51年（1927—1978）的王震，還沒有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主義、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的基礎（這種基礎要求一個人在運用它以前認真地、客觀地研究它）”、（34—281，著重號系引者加）從而不能理解和接受科學共產主義關于聯合勞動和公有制即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是自己“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科學社會主義為什么把聯合勞動和公有制即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說成是社會主義呢？因為現代社會主義賴以建立的一個重要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確立，使“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于被承認了。”（選3—41）“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選3—574）　　

正是因為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理論所依據的事實，是任何一個活著的人都必須時刻服從的“權威”事實，所以，立足于“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的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關于聯合勞動和公有制即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理論，符合中國人一致公認的本質概念（“本質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決定事物性質、面貌和發展的根本屬性”。（《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7年北京版52））：毫無疑問，聯合勞動和公有制即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公有制，是其他社會所沒有的、而僅只是社會主義“本身所固有的、決定”社會主義“性質、面貌和發展的根本屬性”，正如雇傭勞動和資本家私有制（資本）“即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49—245）是其他社會所沒有的、而僅只是資本主義“本身所固有的、決定”資本主義“性質、面貌和發展的根本屬性”一樣！因此：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其所以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原因就在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在社會生產的兩個因素中的人的因素以聯合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物的因素以公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的前提下，聯合勞動和公有制在聯合勞動者手中是作為“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選3—319、437）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進行生產勞動，解決社會成員“吃、喝、住、穿”的生存問題的，生活資料以社會產品的形式生產出來，歸聯合勞動者占有。這一占有形式，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3—832）的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社會其所以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社會是在社會生產的人的因素以雇傭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物的因素以資本家私有制（資本）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的前提下，雇傭勞動和資本“二者在資本家手中……是作為他的資本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24—44）進行生產勞動，解決社會成員“吃、喝、住、穿”的生存問題的，生活資料以資本的形式生產出來，歸資本家占有。雇傭工人賴以生存的“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可變資本的形式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雇傭工人只有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才能獲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顯而易見，在什么基礎上怎樣進行生產勞動、如何解決社會成員“吃、喝、住、穿”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問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存在著本質的區別！這一本質區別使“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成為荒謬絕倫的說法！它的荒誕無稽之處就在于：徹底抹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各是在什么基礎上怎樣進行生產勞動、如何解決社會成員“吃、喝、住、穿”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本質區別，從而抹殺了聯合勞動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與雇傭勞動和資本家私有制（資本）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不僅如此！這個說法在理論上倒退到了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兩次法國里昂工人起義時的水平，——當時的里昂工人只是在“政治范圍內思考問題”，因而他們舉行起義的目的只是“在于把這種或那種特定的國家形式推翻。……于是他們的政治理智就把社會貧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就歪曲了他們對自己真正目的的認識，他們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們的社會的本能”，（1—486）即里昂工人沒有認識到他們舉行起義所要推翻的，應該是使他們受剝削受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代表雇傭工人利益的“共產黨執政”，頂多只能排除工人在政治上不受資本家壓迫的問題，而不能排除工人在經濟上受資本家剝削的問題。當“共產黨執政”不能排除資本家剝削工人、而只能象資產階級執政那樣維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時候，“共產黨執政”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可言了！所以：　　

1871年4—5月，革命導師馬克思在重要的經典科學論著《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中，十分非常極其明確清晰地指出：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后這個條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實現的可能，而是一個騙局。生產者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民主）即“共產黨執政”］不能與他們的社會奴隸［雇傭勞動（奴隸）等］地位的永久不變狀態同時并存。因此，公社應當成為根除階級的存在所賴以維持、從而階級統治的存在所賴以維持的那些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資本家私有制（資本）等］的工具。”（選2—378，著重號系引者加）　　

實際上，所謂王震說的這句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在已經過了24年（1978—2002）之后，是在王震已經離開人世9年（1993—2002）之后，不是由官方從正式渠道發表出來的，而是從于日的口中轉述出來的，也就是說，是由于日以個人回憶的形式從非正式渠道透露出來的！顯而易見，這句話的真實可靠性是值得令人懷疑的！因此，這句話需要通過官方加以證實才能是真實可信的！所以，在未經官方證實之前，根本不能認定此話系王震所言！　　

但是，《炎黃春秋》和謝韜、辛子陵、何偉等人看見未經官方加以證實的這句話，卻如獲至寶，不辨真偽，好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牢牢不放！他們不厭其煩地把這句話搬出來，當作民主社會主義的最有力的鐵證據，爭先恐后地在《炎黃春秋》上登發借題發揮的文章加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聲嘶力竭地為民主社會主義搖旗吶喊、擂鼓助威！不幸的是，他們簡直就是在拾張草紙當文書，撿根雞毛當令箭！　　

在未經官方證實的情況下，《炎黃春秋》和謝韜、辛子陵、何偉等人，急不可待地對所謂王震說的這句話大肆進行贊揚和渲染，至少是一種極不嚴肅認真的、對王震的聲譽不負責任的行為！因為按照這個說法，王震出生入死畢生為之奮斗的“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竟然是體現英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雇傭勞動和資本即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家私有制“加上共產黨執政”！換句話說，王震所追求的“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經濟基礎）加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代表雇傭工人利益的共產黨的政治統治即上層建筑）所構成的社會！——“共產黨執政”的資本主義社會！　　

《炎黃春秋》和謝韜、辛子陵、何偉等人，真的就是對所謂王震的那一句話奉若神明、佩服得五體投地嗎？既是的，又不是的！說他們既是的，是因為他們確實無限贊賞“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這一吹捧資本主義十分美好的溢美之詞，借這句話為他們背離現代科學社會主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鳴鑼開道；說他們又不是的，是因為他們對“共產黨執政”反感到了極點！這種對“共產黨執政”極度反感的憤怒心情，在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一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篇文章中，辛子陵非常露骨地辱罵共產黨說：“共產黨……前30年是專制獨裁，餓死3755萬人！后30年……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改變名稱是黨自救，自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與空想社會主義告別，與暴力社會主義告別，與封建社會主義告別，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這個新制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里”。（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辛子陵為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把“共產黨……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的險惡用心，便狐假虎威，說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老共產黨員“鄧小平提出”來要把“共產黨……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只不過是隨聲附和、積極響應而已！　　

關于王震的這句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否真實的問題，奚兆永教授在《謝韜鼓吹民主社會主義文章的翻版》（三評《炎黃春秋》何偉《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樣影響我們》）一文中，在分析批判辛子陵等人利用這句話為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即民主社會主義張目的同時，對這句話的真實可靠性，提出了合乎情理的質疑。奚兆永教授說：　　

“對于日的這篇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旅英十年》，一些人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吳江先生不辭勞苦很快就將其大段摘抄后拿到影響較大、公開發行的《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雜志在該年［2002］第1期上‘再發表’；而事隔五年之后，謝韜、辛子陵又在自己的文章里或直接或間接地引用了這篇文章的觀點；現在，何偉又間接從辛子陵那里再次引用。不過對于于日所‘披露’的所謂王震的話，他們的看法卻不盡一致。吳江未公開提王震之名，但稱其言為‘信口開河’，而謝韜、辛子陵、何偉則奉為至寶，特別是辛子陵，一再加以引用；何偉也不甘落后，雖然沒有看到于日的文章，也要從辛子陵那里加以轉引。謝韜網上發布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里說，‘王震聽說英國大部分工人、職員、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普通百姓，都擁有在中國人看來相當闊綽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轎車，每年度假可以出國旅游，感到非常驚訝。這種生活質量叫共產主義也不為過呀！’后來大概感到此說有問題，——他甚至把王震訪英的時間都搞錯了，說成是‘上世紀80年代初’，因此在2007年2月《炎黃春秋》發此文時將其改為：‘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改后的說法顯然與于日所披露的所謂王震的話有關。后來，辛子陵先是在網上接著又在《炎黃春秋》發表了兩篇文章，都引用了王震的這段話。我在批駁謝辛文章時曾指出，英國經過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由于對內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對外掠奪殖民地，社會財富確實是大大增長了。但是這些財富主要是集中在資本家階級的手中，工人階級的生活較之過去當然也有所改善，但是比之于資本家，根本就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是無法相比的。王震看到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比他這個副總理高，心里似乎感到不平衡，但是他沒有想到，英國是一個經過幾百年發展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我國還是一個才發展了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家，存在著這樣的差距應該是很自然的。在這個問題上，還要看到，在英國這樣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資產階級有可能從他們所得到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貴族，而一般工人也能從中分占一個部分好處。為此，文章還引用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里的一段話：‘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頁）馬克思對恩格斯的這一看法也很贊同。1872年9月3日，當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就巴里的代表資格證發言時，他也說，‘如果巴里不是所謂的英國工人領袖之一，這是他的榮幸，因為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資產階級或政府收買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24頁）至于說英國已經消除了三大差別，我曾指出，如果我們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問題，那么，少數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世界范圍的城市，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就是世界范圍的鄉村；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代表了世界范圍的城市、工業和腦力勞動，而發展中國家則代表了世界范圍的鄉村、農業和體力勞動。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些國家內部，三大對立或許會有某種程度的緩和，但是，在全世界范圍的這三大對立反而進一步加劇了。這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南北之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的事實，就很清楚了。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依靠他們在資本、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大搞不等價交換，對發展中國家大肆進行剝削，結果形成了今天這樣一種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局面，這實際上是三大對立在世界范圍的發展。　　

對于所謂王震的講話，我過去曾認為，王震是一位赳赳武夫，是一位實干家，而不是一位理論家，他的話不足為訓。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還是過于表象了一些。王震是一位理想信念堅定、原則性很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歷史上，他曾接受毛澤東的重托，完成過毛澤東所交付的極其艱巨的任務，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肯定和贊揚。他不像有的人那樣風吹兩邊倒，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而是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他一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80年代后期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卻不積極加以抵制，甚至還加以庇護，以致許多人對反動電影《河殤》大唱贊歌。在這種情況下，王震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表示：‘如果中央稱贊，黨的總書記稱贊，我也不稱贊，無非是開除黨籍。這次我就要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是空的。政治運動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能放棄。否則，你不運動人家了，人家來運動你。’（《王震傳》，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4—655頁）相反，他對于后來創辦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中流》雜志卻給予了堅決的支持。他在1991年12月寫給林默涵和魏巍的一封信中說，‘我喜歡《中流》，很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都跟我提到《中流》，夸贊《中流》。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你們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理直氣壯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旗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份刊物一身正氣，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潑辣的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包括青年讀者的重視和喜愛。在兩年的時間里，《中流》成為獨具特色，較有影響的一份刊物，這很不容易。’（《“中流”百期文萃》，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扉頁）正因為他如此旗幟鮮明，因此長期以來一直為那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仇恨，于文的‘披露’和謝、辛、何等如此熱衷地引用所謂王震講話顯然是別有用心的。這一點，從何文的如下的話里也可以看出來：‘王震是黨中央領導人中反對自由化最積極的人之一，這次訪問英國回來他也犯了自由化——贊美資本主義。’我懷疑，所謂王震在英國的講話很可能是資改派精英們出于對王震的仇恨而進行的捏造，目的是對他進行惡意中傷。　　

其實，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于日的所謂‘披露’是破綻百出的。首先，王震是副總理，后來是國家副主席，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和著述應該由中央有關部門來公布，而不應該由一位駐英使館的商務參贊來‘披露’。而且，所謂王震的講話據說是他1979年訪問英國后期說的，作為新聞，應該由當時新華社記者或外國記者報道，也不應由于日參贊到2002年在王震逝世9年之后才在文章中‘披露’。其次，新聞也好，歷史也好，都講究真實性，但是，以‘新聞三要素’來衡量，于日‘披露’的所謂王震講話的時間、地點和人物都存在明顯的問題。以時間來說，于日說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而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的時間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而王震出訪英國和瑞士的時間是在11月份，他回到北京的時間是11月26日，明明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怎么說是‘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呢？這個錯誤說明作者對當時的國家大事并不清楚，對于王震出訪英國的情況也不熟悉。至于王震說話的具體時間、地點和人物，于日也是含糊其辭，只說是‘訪問后期有人問王副總理對英國有什么觀感’，至于這個‘訪問后期’是哪一天？這個‘有人問’是哪個人問？是記者還是官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還有，這個問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場合問的？一概都不清楚，使人懷疑他是不是真正的當事人。如果說是因為事隔23年，已經不能準確回憶，為了對讀者負責，也應查閱有關資料或向當時在場的人去了解，說出準確的時間地點和人物來。否則，發表這樣模模糊糊的所謂‘記事文章’（吳江語，見《吳江論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頁）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于文的破綻還不止這些。如在講到‘朱镕基總理為英國「私有化」正名’時說：‘1998年4月，朱镕基作為總理第一次出國訪問再次訪英。訪問期間會見了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老布什問朱：英國的「私有化」是成功的，據說你們也在搞，進程還順利嗎？朱表示：你說的那個「私有化」我們叫作「民營化」，我們的部分國企正在這么搞，進展還順利。’而我們在2001年3月15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聽朱镕基講這個問題時的說法卻大不一樣。朱說，‘記得1998年我在倫敦參加亞歐領導人會晤，與正在倫敦的美國前總統老布什見面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你們中國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樣了？順利嗎？我當時吃了一驚，我說布什先生，中國不搞私有化，我們搞的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之一。’（《朱镕基答記者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頁）對于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如此隨便地與中國的一個總理說話，對于他們如此“關心”中國的私有化，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有一種受到侮辱的感覺。但是在看了于文的‘披露’后，我同時又感到，兩個來源的介紹顯然是不一樣的：于文說的是‘私有化’，‘民營化’，而朱自己則說否定了私有化的說法，說的是‘股份制’。當然，從實質上來說，把國有企業的股權出賣給私人企業或本企業的職工，其實就是私有化，但是朱在老布什面前否定私有化的說法畢竟還維護了一點國家的尊嚴，而按照于文的說法就完全同意了老布什的私有化的觀點。兩者顯然是不一樣的。而且，朱镕基與老布什會面完全不需要于參贊在場，于文所說又是從哪里來的呢？這些無疑都會增加人們對于文的懷疑。辛子陵也好，何偉也好，他們那么熱衷于引用并不可靠的于文‘披露’的所謂王震的講話，不能不使人感到他們的居心叵測。順便說一句，當時擔任駐英大使的柯華曾經全程陪同王震在英國進行考察，而于日自己也說，他只是‘參加了部分接待工作’，柯華大使與王震的接觸顯然比之于日要多得多，但是，他在1999年所寫的《在馬克思的墓前》一文里就沒有講到于日所‘披露’的那番話。這也可以說明，于日‘披露’的那些話是極不可靠的，有極大可能是偽造的。”（烏有之鄉    2010—9—27 ）　　

對于奚兆永教授的以上質疑，《炎黃春秋》和于日、謝韜、辛子陵、何偉等人，敢于回答嗎？如果你們不敢回答，那末，就意味著你們承認了所謂王震說的那一句話，——“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確實如奚兆永教授所說的“是極不可靠的，有極大可能是偽造的”！　　

                                                         2010－9－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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