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民主：堅決擁護社會主義的改革

    最近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話題的關注越來越多。可以預見，起碼在18大之前，有關政改的辯論都將是各類話題的核心。以九月四日的《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提出“政改是姓社姓資的問題”為標志，又一次啟動了關于改革姓社姓資的爭論。針對光明日報提出要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九月六日的《南方日報》在第二版同時發表四篇署名文章，對政改進行熱烈回應，并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放思想，突破所謂姓資姓社的新束縛，借鑒人類政治發展和民主建設的有益成果。”很明顯，《光明日報》和《南方日報》在政改的方向性問題上表達出完全不同的立場。這次大討論，是繼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姓社姓資”爭論之后的第二次關系改革方向的大辯論。與第一次”姓社姓資”大辯論的目的相同，這次爭鳴的核心還是改革的方向問題。以《光明日報》和《南方日報》為代表，兩種思想潮流在進行碰撞，一個提出要搞清楚改革的方向性問題，一個在回避改革的方向性問題。關注和回避都不是認識問題，而是各自所處的立場和所代表的利益的區別使然。

    一、社會主義的改革只能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

    改革姓社姓資的爭論在改革啟動之始就存在，以1992年鄧的南巡講話為標志，姓社姓資的爭論開始偃旗息鼓。恰恰從不爭論開始，中國的改革開始明顯偏離社會主義的軌道，改革的路線圖開始揭去羞答答的遮羞布逐步變得清晰，市場化和私有化正式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結果，時間過去了不到二十年，中國的經濟已經距離社會主義漸行漸遠了，作為姓社姓資關鍵指標的財富集中度，已經成功的超越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的美國。不爭論的結果時至今日已經非常清楚，公有制經濟成分日益減少，非國有經濟成分已經占據了經濟的大頭，即便是國有企業還占有著經濟的一些重要命脈，但是國有企業也已非原來意義的公有制企業，企業的職工已經不是企業的主人翁，和企業之間已演變成雇傭合同關系，公有制企業內部的民主化管理已經難覓影蹤，國有企業甚至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不只是導致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經濟基礎的畸變必然導致上層建筑的內在變化，雖然我國的基本政治框架基本保持穩定，但是作為權力機關的各級人大的代表構成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普通工農代表已經難覓蹤影，這點恰恰與毛時代的工農代表占據半數比例形成鮮明對比。權力機構代表構成發生的這種變化，必然體現于國家重大決策的利益平衡上從大眾利益優先逐步偏離于工農大眾的利益。不僅如此，工人已經從國家的領導階級淪為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農民的地位也難言強勢。這就導致一個奇怪現象：對照憲法第一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第六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不知道該說什么，還是無聲勝有聲吧。這個問題上，我自覺地搞不爭論了，事實如此清楚，確實不需要爭論了。

    改革必然會引起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和變化，作為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的基本軌道。改革的方向問題關系改革利益調整的平衡原則問題，社會主義改革的利益調整自然也必須符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原則，至少要把大多數人的利益至于優先地位，而不是讓少數人富起來。這本應是一個基本常識，權貴精英卻在這個常識問題上裝糊涂。喜歡搞不爭論的精英，連出門都要分東西南北，卻在關系我們國家前途命運和億萬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問題上不講究方向了，這真是古今奇談。

    爭論不只是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利益訴求的聲音表達。對于改革這樣的涉及中國全局和未來命運的大事，有爭論是正常的，沒有爭論才是不正常的，搞不爭論才是不可思議的。有了爭論才能讓兼聽各個方面、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讓改革的方向不至于嚴重跑偏。社會主義國家關心改革姓社姓資問題的，其實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也是關心億萬工農大眾利益的聲音；故意漠視改革方向的，則是以代表先富權貴利益的力量為主，是想在中國悄悄的發展資本主義。事實是，不爭論的結果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聲音單方面的減少了，堅持向資本主義學習的聲音卻日益增大，并成為所謂的主流媒體的主流聲音。原來不爭論的奧秘就在于此。

    關心姓社姓資也絕非中國所獨有，資本主義的美國美前行一步都要關注姓社姓資問題。即便被金融危機嚴重困擾的美國采取大規模政府干預手段救市的時候，代表美國資本利益的喉舌們鄭重其事的公開討論姓社姓資的問題。好像美國人沒因此覺得思想不夠解放，也沒人喊著不解放思想就換人。與以往相同，一直在有利于權貴精英利益的決策上以學習國際慣例為推銷理由的精英們，卻總是習慣在不利于權貴精英利益的選擇上就開始大搞中國特色了，南方周末為了回避姓社姓資的追問，巧奪天工的把“不爭論”升華為超越“姓社姓資”了，也是在顯示改革精英的獨特智慧和特殊利益。精英確實智商不低啊，南方周末確實有人才啊，太極推手玩的如此密不透風，遣詞造句又是如此。

    中國提出姓社姓資問題，是希望億萬工農大眾的利益不因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而受損，而美國資本利益代言人提出救市是“姓社”還是“姓資”，則是關心救市行動不能背離資本主義軌道導致資本壟斷集團的利益受損。可見，姓社姓資問題，確實是利害攸關的大問題。中國改革搞不爭論的結果，是壓制了堅持中國社會主義方向改革的聲音，讓支持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力量占據了上風。而兩極分化絕對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征，設計師也把是否出現兩極分化作為改革是否走上邪路的標志。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不允許問改革方向，體現的是一個于情于理都無法自圓其說的霸道，與民主的基本原則也完全相悖。客觀事實也是，不爭論的結果讓中國的經濟基礎越來越接近資本主義，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涉及的是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生產資料逐步私有化，分配方式逐步按資分配化，讓中國很快成為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也在政治上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蘇聯只所以倒向資本主義，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保護非法利益合法化，根本就不是人民的選擇。

    二、西式政改的目的在于打著民主旗號來實現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合法化。

    政改到底是個什么問題。與經濟改革一樣，政治改革也存在姓社姓資的方向問題。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的過程，同樣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國體不變，即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不變。如果是倒向資本主義的政改，那就是搞所謂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為幌子的西方資本專制政治體制，也就是搞徹底的全盤西化、完全的和平演變、根本的資本主義復辟。從08憲章到《炎黃春秋》和南方報系的一系列有關政改的鼓吹文章來看，他們或者避而不談姓社姓資問題，或者公開否定人民民主的國家性質和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搞全盤的政治資本化。如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回避姓社姓資討論的目的在于瞞天過海的搞經濟資本化，回避政改的方向性問題，當然也是想搞政治的資本化。

    中國的權貴精英做夢都想實現政治的資本主義化，是與其攫取的巨大經濟利益密切相關的。三十年以來，我們搞的私有化和市場化道路，不但迅速制造了冠絕全球的貧富懸殊，還同時造就了高度壟斷社會財富和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在經濟上已經富可敵國，在政治上也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權力，但是畢竟這一切利益的取得為中國的現行憲法和現行政治體制所不容許，當然也和人民民主的國體無法兼容。經濟基礎的私有化必然會導致政治權力的私有化傾向，很多有利于民的政策就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對政治權力的滲透無法推行，工人和農民在各級人代會代表席位的聊勝于無的狀態也必然會導致工農利益的被漠視。即便如此，那部還在規定人民民主、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憲法也始終被權貴精英視為一把懸在既得利益集團頭頂的達摩克利斯劍，讓他們提心吊膽。清代著名大貪官和珅斂財數量遠超當時的清廷國庫，其面對著金山銀海，最擔心的就是自己聚斂的非法之財有朝一日被清算，同樣，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現在最擔心的也是非法利益被清算的問題。不同的是，清算和珅的是皇權，而有可能清算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和非法行為的只能是人民民主體制下的人民大眾。這也是毛時代的人民民主被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民主精英們拼命妖魔化的根本原因。現在的中國，為毛時代的人民民主實踐正名的言論在主流媒體鮮于見到，在相對自由的網絡平臺上也是全面遭到打壓。與此相反，為賣國賊招魂、為資本專制體制美容、甚至為國民黨涂脂抹粉的言論卻甚囂塵上。08憲章赤裸裸的咬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無人追究，袁騰飛瘋狂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可以獲得成名獲利的機會，而鄭州紀念毛澤東的活動卻遭到彈壓。為了妖魔化人民民主，不惜給一切被人民民主所否定過的制度和事件搞正名。一個憲法明確規定實行人民民主的國家，真正的人民民主被妖魔化到如此程度，確實是奇聞。當然，如果看透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上下其手，就一切都不再神秘。

    當然，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權貴精英們，從來都要為自己的真實目的加一個漂亮的包裝。西式政改實際是為了給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尋求一個徹底安全的保護傘，但是在表面上還是要高舉民主人權大旗來作為忽悠的噱頭。畢竟明火執仗的搶劫方式已經老土了，非不得已不會使用，而喊著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搞搶劫卻阻力超小，這才是時尚。這種說一套說一套的方式是資本利益集團的必備技術。資本的先驅者們就是一手拿圣經一手殺人于血流成河的。到了后來，資產階級的思想先驅們就發明了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等主要口號，同時發明了所謂多黨制和所謂三權制衡的西方民主，用以掩護著資本的貪婪與血腥。公開承認為占人口約5%先富者利益代言的茅于軾們，就是新西山會議的積極參與者和08憲章的發起署名人之一，新西山會議和08憲章的基本內容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體制，鼓吹所謂的西方“民主”。同樣，代表精英權貴利益的右翼媒體也是西方“民主”的積極鼓吹者。因積極鼓吹西方價值觀得到奧巴馬特別青睞并且以此作為炫耀資本的南方報系，以污蔑毛澤東、歪曲毛時代、詆毀社會主義、傳銷所謂西方民主為主要任務的《炎黃春秋》，都在積極的鼓吹所謂的西方價值觀和所謂西方“民主”。

    三、西方所謂“民主”的本質就是資本專制

    民主是人類永恒的追求，自由民主確實是普世價值。但是假冒民主的資本專制只能是符合資本家搶劫財富的普適性需要。民主是什么？民主是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統一，經濟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礎，政治民主是經濟民主的保障。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就如同人有兩條腿才可以健步如飛，只有一條腿那只能叫殘疾。公平是民主的前提，不具備公平的前提，空談民主就好比舉著屠刀念圣經。而公平包括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體現為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公平分配。

    貧富懸殊的私有制基礎上，經濟資源分配的絕對不平等，必然也導致政治資源分配的絕對不公平；而且，生產資料的少數私人壟斷，讓勞動力成為一種商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人為的制造失業現象，讓勞動力成為一種供過于求的廉價商品。提供勞動力的勞動者面對壟斷資本的資本家，如何談經濟民主？沒有經濟民主，如前所述，最多是只有一條腿的殘疾民主。何況，這僅有的一條腿也是嚴重殘缺的，只有間隔幾年一次的受金錢操控的選票。而影響選情的媒體和資金卻都集中壟斷于資本集團之手。這種平時在資本家專制之下接受剝削而每隔幾年才有機會投一次選票的所謂的西方“民主”，頗為類似一個平時吃糠咽菜的人過年吃頓餃子就可以認為過上了小康生活。這種嚴重注水的民主就是西式政改鼓吹者們積極傳銷的所謂西方“民主”。所謂西方“民主”體現的是一種壟斷資本集團控股、廣大選民只能作為散戶舉舉手的股份制模式，股市上散戶據說都有投票權，但是卻只能淪為被搶劫的對象；西方民主還是一種隱性的家族統治和門閥政治，過去400年，英格蘭基本控制在1000個家庭手中，2500個家庭則“操縱”著整個英國，美國則由60個最有權勢的家族“掌控”著，其他如菲律賓的阿基諾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印尼的蘇加諾父女、印度的尼赫魯—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家族，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世襲政治家族。在選舉的形式掩蓋下，這些家族和門閥長期壟斷權力。

    正因為西方“民主”實質為封建門閥制的2.0版，而且，因為搞了所謂多黨制和所謂的三權制衡體制作為華麗包裝，同時借助壟斷資本集團控制全球媒體話語權，輔之以戈貝爾的宣傳灌輸方式，因而具有超強的迷惑性。正因為如此，西方的政治體制得到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廣泛的喜愛和接受。蘇聯的西化就是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保護非法利益合法化來實現的，而根據當時的民調，80%左右的人是支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通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不但可以從根本上解除被人民清算之虞，從而可以避免和珅的悲劇，讓非法之財合法化之后可以放心大膽的讓子孫后代時代繼承，而且，還可以通過這種2.0版的封建門閥制政治制度來實現政治權力的隱性世襲制。公開身份的中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們如此熱衷傳銷西方民主，其奧妙也在于此。其實，一個最簡單的邏輯是：看看那些設計和推銷私有化和市場化同時公開聲稱為既得利益者代言的人的立場，就可見這些人所推崇的西式政改是在為誰而改了。

    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多黨制，在壟斷資本集團壟斷資金和媒體的環境中，只有維護資本核心利益的政黨才有機會問鼎權力，這一鐵律，幾百年來少有例外。各國多黨制大都以兩黨競爭為基本框架，而這兩個主要的政黨的政治綱領和競選主張差別甚小，都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產階級專制政治。一個真正的多黨制，應該是一個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政黨和一個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政黨進行競爭，但是為多數人謀福利的政黨很難上臺，因為媒體和金錢都控制在壟斷資本家手里，這樣的政黨即便上臺了，也要被壟斷資本集團和貴族精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推翻。智利的阿連德、泰國的他信都是民選上臺的領導人，卻因為照顧了窮人的利益損害了富人的利益，就被政變下臺。美國的肯尼迪，則因為要把資本家控制的貨幣發行權奪回來交還美國人民，就死于非命，死了連調查檔案都不敢公布至今封存。曾經的代表工農利益的美國共產黨，則被美國當局通過抓捕審判和麥肯錫清洗運動打擊的奄奄一息。這些都證明了資本主義多黨制的虛偽性。

    就三權分立來說，現代國家都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別有不同機構來行使的，關鍵的三權制衡卻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實現。議會制的體制，立法權和行政權歸于一黨行使，何來制衡。即便是總統制的體制，目前也是行政權日益凌駕于立法機構之上，美國總統就可以通過相對和絕對否決權來否定議會通過的法案。何況，在資本主義的三權之上，是壟斷資本的金權高高在上的在壟斷著權力，調度著三權的運行。壟斷資本不僅僅實際壟斷著三權，而且還把國家的最核心經濟權利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壟斷于自己手中，美國和美國的中央銀行都是私人控制，而且均具有不受政府和國會節制的巨大特權，憑借這些權力，壟斷資本就可以一方面做運動員，一方面做裁判員，甚至還是規則的制定者。這樣權力設置，是民主嗎？不言而喻。

    四、社會主義制度范圍內才有可能建設真民主

    民主確實只有真假之分，而無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之分，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關于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性和本質前面已經論述。同時如前所述，真正的民主就是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統一，而只有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和上層建筑，才有可能提供實現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相統一的基礎性條件。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包括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只有社會成員或者集體組織成員共同共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制度，才能實行最接近公平的按勞分配制度，也才能在公有制企業內部實行民主化管理。經濟地位和財富分配的公平，為實行政治公平創造了基礎，而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公平分配恰恰是實行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前提條件。因此，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才有建設真正民主的可能。這也就是說，如果真的要為了實現民主而推行政改，那么只能堅持政改的社會主義方向，真正的民主只能是人民民主，搞政改只需要在堅持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加以調整和完善。脫離這個基礎，政改的目的只能是名為民主實為資本專制。

    因此，無論是搞經濟改革還是搞政治改革，如果是為了實現社會整體的富裕和民主，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問方向，或者模糊姓社姓資問題，都是為了要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也就是要偏離真正的民主方向而倒向資本專制方向。超越姓社姓資，和不講姓社姓資一樣，都是在回避方向性的關鍵問題，實質都是要搞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西方資本專制制度。

    只有社會主義制度內才有可能建設民主，但是社會主義并不等于一定實現了民主。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只能算不完全的或者不成熟的社會主義。要探索民主，應該特別關注毛時代的大民主實踐，在探索民主方面，毛時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基辛格所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權是攻勢，美國是守勢。毛時代的民主是走在美國前面的，是當時的世界民主運動的中心。當時，中國是毫無疑問的民主價值觀凈輸出國。

    新中國的成立首先建立了體現人民民主的政治框架，具體體現為一黨領導下的體現多黨協商的政黨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構成。這是一種非常有創造力的而且能夠最大程度體現民主的制度。“由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可以保證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的政治創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經過多方較量、反復斗爭和詳盡論證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組成的人民代表大會進行選擇，由于人大代表的絕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會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進行選擇；選擇以后便成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執行。這種權力結構既能保證由最優秀的政治家來設計制度，又能保證由人民直接選擇和制定制度，而西方國家的參眾兩院由于身兼制度設計和制度制定雙重功能，很難保證最終制定的制度符合人民利益”（摘自張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

    毛時代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建立了公有制的經濟制度，這就為公平的分配社會財富，實現經濟的平等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而毛時代內部的公有制企業，一直在積極探索民主化管理的模式，鞍鋼憲法就是工業企業探索的民主化管理模式，至今都是先進的企業管理制度。當時的工人非常具有企業的主人翁精神，把企業當自己的家，企業通過職工代表大會的形式參與企業的民主管理，當時的企業領導是少有腐敗貪污的，就因為民主化管理形成對企業管理者的強有力監督。

    但是僅有上述制度是不夠的，政黨協商制、人大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如果缺失了外部的群眾直接參與的監督，還是難免會出現權力扭曲現象。政黨監督也好，三權分立也罷，都更多體現的是體制內的制衡，這種內部的制衡如果沒有群眾從外部給予的直接監督還是會出現大政治精英化的傾向。正是為了解決一直以來困擾各種政治體制的問題，毛主席通過啟動大民主實踐，賦予群眾廣泛的民主權利，讓群眾可以通過四大自由，自由結社、示威，罷工自由等方式來參與政治，這種群眾直接參與的監督建立起了對權力和官員的無縫隙監督。第一次讓中國的民權能夠比較有力的去制約和監督官權，這種民權對官權的制衡才是真正的制衡，與所謂的政黨之間的制衡和權力內部的制衡相比，這才是真正的體現民主的制衡。

    當然，毛時代的民主實踐也是不完美的，有很多的不成熟和缺點。這是一個新生的民主模式在探索的初期難以避免的，而且，毛時代的大民主讓人民大眾第一次不再處于社會的底層，第一次讓社會的利益趨向偏重于工農大眾，第一次著力消除傳統精英相對于普通老百姓的優勢地位。這樣的民主實踐，是對幾千年形成的權貴利益至上的原則的徹底顛覆。如此民主，既要看群眾臉色，又沒有腐敗自由，怎么能不遭權貴們痛恨呢，怎么能不受知識精英的仇視呢？如此民主，自然也會遭受當時已經形成的權貴精英的破壞和阻撓。所以在這樣的民主實踐過程中，出現過激現象在所難免。而且，沒有一個所謂民主的實踐過程是不需要付出社會成本的。在污蔑和仇視毛時代的那些精英眼中的民主楷模——美國制度在實踐過程中，那才是真正的血與火的過程。不同的是，毛時代的大民主實踐付出的是少數官僚和精英的委屈，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實踐過程則是充斥著平民百姓的血淚與代價。讓官僚和精英受委屈，還是讓老百姓受委屈，這是區分毛時代大民主與一切假冒民主的關鍵標準。現在的民主精英們，追求的是精英的民主，實為權貴的特權；他們仇視的就是毛時代這種重視人民利益的民主。

    五、政改建議

    分析至此，可以推導出這樣幾個基本結論：

    1、社會主義的改革，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都必須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基本原則。否則，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性顛覆，是搞資本主義復辟。

    2、改革的姓社姓資問題是關系改革方向、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的關鍵問題，只有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才能照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和真正民主。

    3、西式政改符合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獲取巨大非法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卻根本違背人民大眾的利益。西式政改就是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同時，讓老百姓處于被搶劫的地位法律化。

    4、民主就是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辯證統一，缺一不可。資本主義制度內沒有實行民主的基礎條件，所謂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就是資本專制制度，而且是封建門閥制的升級版。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可能建設成民主，只有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改才有可能走近民主乃至最終實現民主。

    5、社會主義的政改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性質。新中國建立的基本政治框架是最有利于實現人民民主的，但是這個體現民主的政治框架必須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此相適應，否則一旦經濟基礎發生根本性變化，那再好的政治框架也會異化。

    6、毛時代的大民主實踐，至今都處于人類探索民主實踐的前沿，值得我們總結，把民主精神和民主做法進行揚棄，用制度化予以固定，通過法治化加以保障。

    7、民主的關鍵是要讓人民群眾擁有廣泛的民主權利，除了選舉權之外，還要建立和完善監督權利的途徑。

附文1：

 

《光明日報》在第二版顯著位置刊發了這篇文章。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30年來，深圳憑著“殺出一條血路”的膽略和勇氣，在經濟改革中先行先試、挺立潮頭，使小漁村變成了大都會。與此同時，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多有嘗試。30年中，深圳實行了多輪行政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顯著效果。2004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啟動改革，在文化、交通、城管等部門實行了大部制。2009年，深圳政治改革再進一步，全市政府機構從46個大幅減少到31個，并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思路，重新調整了行政設置。

在紀念深圳經濟改革30年之際，深圳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作為也頗受人關注。很多人認為，深圳不僅是經濟改革的急先鋒，也是政治改革的試驗田。毫無疑問，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廣闊視野來看，深圳在政府機構設置、權力劃分、人員配置等方面的改革嘗試，為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之路，積累了點滴經驗，提供了寶貴借鑒。就此而言，30年來，深圳經驗不僅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

不過，在深圳政治改革經驗帶來的期待之中，尤其是關于政府權力的劃分方面，有些認識較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比如，有人會認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三分，類似于西方政治中的“三權分立”，但范圍有限，不夠清晰。這種簡單的比較，著重于形式，忽略實質內容，很容易產生誤會。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類觀點沒有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

基于現實政治問題，作一些比較研究并無不可，但前提是要劃清兩種民主的根本性質；否則，就難免張冠李戴，得出不當結論。

首先，在回答“由誰統治”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有著截然不同的答案。社會主義民主，堅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真正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既在人民內部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又依法對極少數敵人實行最有效的專政；而資本主義民主則是少數人的民主，局限在資產階級內部，本質上就是為了保護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和保障資產階級利益。這種“國體”上的差別至關重要，體現了民主政治鮮明的階級性。因而，如果有人在沒有認清“誰來統治”這個問題之前就去討論具體政治問題的是非，必定是盲人摸象，錯漏百出。

其次，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在“如何統治”的問題上也大相徑庭。社會主義民主堅持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而資本主義民主雖然也標榜“主權在民”、“人人平等”，但在私有制條件下，不論制度形式如何變換，其實質仍然是少數人的輪流坐莊。這種政體上的差異，是我們觀察現實的重要背景，倘若抽掉，必會導致偏頗以至荒謬的判斷。

另外，除開國體和政體上的區別，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在政黨制度、民族關系和基層民主等問題上皆有顯著差異，同樣不可忽略。所有這些不同之處，都是我們進行抉擇和改革的基石。無論是一個地方的試點也好，還是全局性的嘗試也罷，都應基于對兩種不同性質民主的清晰區分和判斷之上。

 

 

附文2：

政治體制改革：未來特區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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