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0年7月17日上午
地點：北大博雅會議中心大學堂三號廳
主席：戴錦華
戴錦華：首先代表我個人歡迎大家，很久沒有出席過這樣規模和這樣級別的大的學術會議了。我很榮幸被大家推舉為大會的主席，我也很少有機會做這樣的會議的主席，所以很榮幸有機會跟大家來分享。今天大家從世界各地、全國各地到北京來參加這個“汪暉的學術世界與當代中國思想之進路”學術座談會，面對大家可能班門弄斧了，但還是要說兩句。
大家可能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已經過去的20年和未來20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段，或者說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段。不久前在美國加州伯克利我見到了一些不同層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朋友，發現他們共同在關注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他們變得格外突出，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問題”。從美國主流社會的商界大型機構的領導人到大學校長，他們都認為中國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或者說中國問題對于世界、對于美國已變得非常重要。這不是簡單的“中國崛起論”，對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顯然中國的變化、世界的變化、后冷戰的格局對每一個學者、每一個當代人，對每一個關注當代世界、當代生活的人們，都在提出全新的問題和挑戰。
再說一個我非常個人、非常過分的觀點，就是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理論的年代，而今天，從某種意義上冷戰年代構成的理論已死，但是如果真正存在一個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回到post theory？我認為這毫無疑問是不可能的，我們其實只是在呼喚新的理論，呼喚著新的應答。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之下，我們選擇汪暉做一個個案。因為汪暉近年來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不僅是在中國，而且是在世界，他被命名為一種示范，被命名為一種例證，今天我們選擇汪暉，汪暉作為一個將被我們解剖的麻雀，是因為我們和汪暉面臨共同的挑戰，共同的問題，我們選擇他只是把他作為一個例證，更重要的為了通過今天會議的議題，進一步的提出我們的問題。
有一個說法，先在已變得非常惡俗，這個說法就是問題意識，但是這個惡俗的說法在今天變得格外真切，我們到底應該提出怎樣的問題，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應該使用什么樣的方法、使用什么樣的語言，什么樣的徑路，所有這些問題都已經成為非常急迫的問題。
大家在這么酷熱的時候，來到這么酷熱的北京，是因為我們大家分享著同樣的緊迫感，這是因為我們大家對整個學術生產和學術格局的抱有的這樣一種責任感和這樣一種焦慮的結果。
這樣大的同仁學術會議很多年沒有開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這樣的會議很多，這些年來，我們更學科化、專業化了，這樣既寬泛又跨學科的大型會議，我們希望能更為有效地處理一些有意義的問題，同時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來營造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這個學術環境是有利于我們的學術生產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鋒的，有利于我們對真理的追求的。
我就說這幾句非常多余的話，接下來我交給第一場的主席。
第一場：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問題
主持人：胡志德（美國加州洛杉磯分校教授）
主持人：這個世界上我怕的東西不多，其中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跟戴錦華教授講話。我們今天第一場的議題是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問題。第一發言人是臺灣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于治中先生。
于治中：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同仁舉辦這樣的會議讓我來參加，實際上我個人來講，去年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汪暉先生的一個思想的世界，這篇文章在臺灣發表，我只是把我這篇文章主要的一個內容做一個簡單的摘要。
我個人認為，自從1949年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個劇變，這個劇變實際上從49年就開始了，不僅是30年的改革開放，這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如此。對中國的認識，其實每個時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認識，無論是作為認識的對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這種認識往往也折射出這個時代的一些特色。
從近現代以來，面對著千年沒有的變局，中國雖然一直不斷的發展與轉變，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強大壓力之下，所謂的中國，好象令人遺撼的一直是一個被認識的對象跟客體，這種主體性的淪喪與話語權的失落，不僅肇因于雙方力量的對比，更起源于我們對世界理解的方式，因為我們自從移植了西方的教育體制之后，我們認識世界的領域、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過程中被顛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們愿意與否，我們生活世界中的意義與價值似乎只能在對方的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性的西方，事實上已經不知不覺成為我們內在組織的一個部分。認識自我與認識他人事實上已成為一個事物的兩面，我們無法跳脫世界歷史的語境以本質主義的方式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因為長久以來，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時建構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們無法察覺以及接受這個前提的話，實際上對我個人而言，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過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復與肯定既有的認識框架。如果當代中國問題的框架事實上已經變成現代性文化自身內部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這個陷阱當中，勇于去面對這個已經內在于我們自身的現代性。
我個人認為，汪暉先生的著作從早期開始，一直到現在，他的四大卷書的出現，我認為基本上或隱或顯的在回應這樣一個東西。在汪暉的著作里面，他很少從純理論方式闡釋這個命題，而是設法去挖掘思想跟社會兩者之間互動的過程，從具體的歷史分析里面去論述思想如何成為一種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討論所謂的歷史動力的問題。所以說他討論的方式，不僅與超脫外在現實，專注討論思想內部的作品不同，也與把思想僅僅作為社會關系產物的看法相異。我們說，前者是以內因說為代表，將思想孤立的稱為一種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援論為依歸，將思想還原為他維的存在，這是黑格爾式的講法，這兩者理論各異，我們看起來是相反的，實際上分享了一個共同的前提，也就是對思想構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對他動力的一個遮蔽。
汪暉處理問題的時候，我個人認為，他并不是簡單的將概念放置在一種時間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問題形成過程之中去展開，他反對任何不證自明的概念和假設，他以問題的架構為主導提出他的問題。這樣的一種方式，雖然將社會納入他的視野，卻與所謂社會史的研究方向大異其趣。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社會史只是將所探討的領域擴大，縱然強調思想上的語境化，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背景納入，可是在認識論上不僅沒有反思上述各個領域劃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這些領域之中既有概念的合理性、有效性，而且經常也并沒有跳出線性因果論和單純因果論的假設。
汪暉的這種提問方式，跟另外一個我們熟悉的學科接近，就是所謂的歷史社會學，我們知道，二戰之后，歷史社會學在英語世界興起，改變了以往社會學家缺乏歷史意識與歷史學家缺乏社會學理論的通病，以長時段的范圍與跨學科的思路研究過去，雖然它強調探討社會如何運作變遷，可是作為社會學一支的歷史社會學，雖然強調理論上這樣的問題，可是在認識論的層次上，似乎跟社會史創造的困境幾乎相當的類似。所謂在歷史學里面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義的立場，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或者抽離具體的語境，任意玩弄理論，缺少從研究對象本身出發，充分認知所使用概念的有效性，從而有時不自覺陷入普世性的概念，化約人類存在的多樣性，產生過度全稱性的一種抽象化的東西，做出超越不同具體歷史經驗范圍的一些概發性的推論。
汪暉的作品，我個人認為，他起初最早是以所謂的矛盾性作為理解魯迅作品的一把鑰匙，以個人一致性作為起點，去思考這種復雜的悖論性之后，又促使了他對中國現代史中“五.四”啟蒙運動的再思考，面對這樣的思想紛然層陳與互相矛盾的五四運動，他又提出了一個所謂歷史同一性的概念，作為分析悖論性歷史運動的框架。我們看汪暉從討論魯迅的個人一致性到所謂的討論五.四運動的歷史同一性來講，所改變的不僅僅是范圍的擴大，他所關切的焦點我個人認為也有些不同，我認為他早期討論所謂魯迅的個人一致性，依然停留在一種各類思想本身的含義，換言之，也只是屬于一種一般性問題的內容的層次上來討論，可是他后來研究五四運動的東西，以一種所謂歷史同一性的概念，我個人認為，他更深入地將問題的核心，將早期的個人一致性的概念更進一步的深化，更深入的將問題的核心指向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可能性條件與其合法性的過程。
他從歷史同一性的問題架構出發，總結了五四啟蒙運動所呈現的、采取的態度同一性的特質，之后他又提出所謂文化同一性的范疇，更進一步將這個方法擴展至中國現代思想的整個領域，作為討論產生現代性悖論思想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意義的框架。
這是我認為的他的一種方式。
以同一性的問題架構，我們看他反思各種悖論性之所以產生的可能性條件，從魯迅研究開始，一直到他后來作品的主題，從《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也就是目前比較有爭議的這本書來看，這本書新版序言里面，汪暉以事后回顧的角度說：魯迅研究是我個人學術生涯研究的起點，這點對我至今很重要，因為我覺得魯迅始終可以作為一個衡量現代思想變化的特殊的坐標。他倒不是說魯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復雜性能夠為我們從不同方向觀察現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線索。
汪暉講的同一性的概念，我個人認為，他的重點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這樣的問題上，而是說，是先于是，是如何是可能的，換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論性，而是悖論性如何是可能，在這個問題架構中，重點不是放在矛盾的內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討論矛盾的解決或者揚棄，而是矛盾是建立在各種可能性條件之上，這是我個人認為從比較認識論的角度看汪暉，我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特點。
汪暉從中國思想上社會變化的過程展開，對中國現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種簡單的抽空的歷史事實，任意套用西方社會科學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方式去尋求中國自身的特殊性，因為這種特殊性相對于西方普遍主義的特殊性，所呈現的無非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普通與特殊的二元對立，這種結果只是將自身再次的東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為西方普遍性話語內部一種另類的復制，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特殊性的內容，而是在于我們如何進入這種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絕接受任何概念先驗的同時，汪暉也拒絕了這些先驗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類的假設。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汪暉對思想進行歷史性分析的時候，他并不是簡單的將概念放置在一種時間性的序列之中，尋求某個決策的起源或者不斷延續的實體，而是要面對歷史不同的一些所重復性的歷史碎片，從反復呈現的歷史要素之中，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去重新提出問題、重新再組織這些東西，在斷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謂的連續性，最終在問題架構形成的內在過程中，也是我個人強調的所謂的內在視野，通過具體的例子分析，去展示思想如何成為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也就是構成所謂歷史的主動力。
圍繞著汪暉的作品來講，最后我個人認為，他所提出的東西，不僅使作為研究客體的中國從對象的位置之中獲得解放，同時也挑戰了西方從19世紀以降人文以社會科學領域中既有學科劃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領域既存概念的有效性，從而將對中國的認識得以突破，像我們所講的傳統的漢學、支那學、中國學、東洋史、東方學、區域研究等等，在所謂的域外知識體系之內，一直處于一種邊緣性學科的位置，最終成為所謂的中國或者中國研究括弧里面的中國，使它最終成為真正是世界學術核心領域中平等對話的一員。
換言之，汪暉的作品對我個人而言，他不僅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義、現代性去自然化與去神秘化，將它還原為各種特殊主義中的一支，同時也使所謂中國的獨特性得以進入歷史范疇之中，獲得真正的一個主體性的發言位置，與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個歷史主體同等的共享與共創的一個開放性與普遍性的論述場域。
大概是這樣。謝謝。
主持人：下一位發言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姚洋教授。
姚洋：我自己是搞經濟理論的，在座的大多是搞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所以也算少數派了。我個人和汪暉接觸算比較多，但也只是對他的跟我研究領域相關的東西，有一些了解，所以總體上不如各位了解多。
我只是以一個外行說點自己的感受，剛才錦華一開始說到了自己去美國的感受，我自己是做經濟學研究的，跟國外的同行接觸比較多，而且我也在組織一個中美經濟對話，我感覺是，中國想再像以前那樣只關注國內的問題，關注自己的問題，不把自己放在世界范圍內考慮，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了，在過去，國外研究中國，多多少少只是一個了解，是國外了解中國，現在，我們的需求應該是完全改變的，我們需要互動，因為在過去，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很少，我們雖然說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但是對世界的影響是非常小的。
在現在來說，不管怎樣，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非常大了，我們每年的經濟增長占世界經濟增長的40%，對與很多國家，中國是它們第一大貿易伙伴，世界需要中國，需要中國參與世界的這些事務，當然我們的主要的國家的定位還是韜光養晦，當然現在又加了幾個字，叫有所作為，但是世界不滿足你有所作為，而是你一定要有所作為，一定要參與，這一點我的感受非常強烈，你到歐洲、美國開會，他們認為中國不能像以前那樣撈經濟利益，一定要參與世界規則的制定，然后要遵守世界的規則。對我們學者，提出的要求完全不一樣，以前我們只是被動的，人家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只是提供一些材料給他們看，包括經濟學，并不是其他的人文學科，經濟學也是一樣，人到這兒來，只是采集一點數據，拿回去做點研究。剛才臺灣同仁說了，我們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國外認為，我有一個普遍的理論，到中國檢驗一下而已，現在我覺得世界變了。這跟中國崛起有關系，雖然中國崛起論怎么定義還是個問題。但是這是個事實，中國的經濟體量如此之大，我自己計算，最早中國是在2022年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現在已經是第二了，這個躲不過去。
但是在國內，我覺得我們學術界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沒有意識到整個世界變了，有一部分人裝作不知道，我在中國做自己的事情，我關注中國的事情就可以了，沒有想到如何把中國呈現給世界，這個問題實際上現在已變得極其重要了。
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非常強調中國的獨特性，說中國什么都是獨特的，跟世界沒有什么相關的東西，我覺得汪暉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是參與到和世界的互動里頭去了，并不是把中國完全作為一個個案、一個特例在這里研究，而是把中國作為一種能找到普遍性東西的這么一個場所來進行研究，這個是難能可貴的，在這點上，我一直在納悶，為什么汪暉在海外的名氣比在國內的名氣大？但是很多人不去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國內做學問的人好好想一想，當然有人說，可能汪暉做的東西外國人喜歡，我覺得恐怕不是，可能是因為他說出了中國的普遍性的東西，我雖然有汪暉的四卷本，但是說實在沒有時間看，但是我感覺，汪暉是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貢獻。
我自己說兩方面，跟我自己的研究相關。
第一，對中國革命的論述，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他對共和國前30年的論述，至少汪暉對整個二十世紀革命的論述我個人覺得比我們國內很多人站的高度高得多得多。對革命的看法，因為我們離得太近了，我們還有很多親人死在不停的革命當中，我們沒有辦法跳出來來思考20世紀的革命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但是我聽了汪暉幾次演講和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我認為他的高度超過很多過國內的人。
第二方面，對現行體制的研究，汪暉雖然是做思想史的，但是對當代問題也非常關注，比如說他對從黨國到國黨的變化就是一個很好的概括，以前我們說我們的體制是黨國體制，黨領導國家，但汪暉通過研究說，現在我們已經變成國黨體制了，就是說黨內和國家結合在一起了，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一樣，我也跟他討論過這種國黨體制對我們國家憲法架構或者對未來的發展的不良影響，我感覺他在這方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思想。
總之言之，我自己是一個門外漢，我只是想說，我們做中國學說的時候，應該有汪暉的眼光，把中國放在世界范圍內，我自己也把汪暉作為一個榜樣，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也像他那樣，把中國文化不僅作為中國自己的問題，而作為世界問題的一部分來進行研究。
主持人：在美國，經濟學家來參與這樣的會，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非常感謝姚洋教授的發言。下面是美國塔福斯大學教授鐘雪萍發言。
鐘雪萍：我有一個很大的同感，我本來想說，從我所經歷的過程里面，我是怎么接觸到汪暉的學術和他的思想的，就是剛剛臺灣的于教授講的中國研究下的中國問題。我在西方學的盡管不是中國研究，但是后來教的是中國文化。90年代的時候，開始注意到汪暉的書和文章，對他的問題意識，在我所處的環境當中，其實有一種很強烈的認同感，就是他的高度和他提出的挑戰，這些挑戰在所謂中國問題或者中國研究里面有很多可以對話，可以挑戰甚至于超越，所以我想，為什么在西方或者我們講美國有那么多對汪暉思想和學術的反應，我想是來自于對他提出的問題的認識，不管是同意不同意，但是意識到他的重要性。所以對嘗試一種所謂西方的中國觀，提供了一個來自中國的視野。這個時候，我講的中國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歷史就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這樣的視野和角度，我覺得是很有高度和挑戰的，甚至于這個挑戰不是挑釁性的挑戰，而是希望把問題提到另外一個層面上進行對話的挑戰。
我這次回國，在很短的時間里面，看到一些報刊，我看到，中華讀書報去年9月份汪暉一篇《讓中國說話》的文章，其實是一本書的前言，我到北京的時候，在飛機上看到《天涯》雜志上賀桂梅和沈衛榮教授的文章，看到國內學者對汪暉闡釋，這不是他個人的東西，是國內學者做的，這不是汪暉個人的思想，是大家認識到里面重要的東西，是中國學者之間的對話。我覺得很重要，把中國問題帶出一種中國觀，我比較熟悉的的一個觀點，不斷可以重復的潛意識和意識當中，都是西方一種重復的東西里面進行不斷的對話。互動這個詞，我覺得很重要。
汪暉思想里面很多重要的東西，置入了全球與中國，他對中國歷史一定是世界歷史一部分的視野當中，然后怎么來理解和梳理。我在我的教學經歷當中，我只是想，教學比較直觀、比較容易講，學術上面確實是一個很復雜的層面，有多少人能夠通過汪暉的書寫，在中國研究的視野或者說目前的范疇里面，認識到本身的一些問題。
我說說個人的一些經歷，我接觸汪暉的東西以后，我非常希望有一些東西能夠變成英語的，然后讓我的學生去接觸，其實對學生是非常有挑戰的，我很高興胡志德教授和其他的美國西方的學者，把汪暉的東西翻譯成英語，為我的教學提供了材料，我用了這些材料，在我開的一個非常政治部正確的討論課《中國與西方》中，我用了這些文章，在用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出汪暉的思想、汪暉的很多觀點，在進入美國大學課堂的時候，他真的是跟什么東西在互動，在各種層面的東西上面互動，其實很復雜，因為要把他的東西的背景和歷史和當下的語境解釋清楚，本身很難，再加上他的觀點有強烈的挑戰性，比如說“去政治化的政治”這么一個觀點，因為他指的不僅是中國，而是一個所謂全球化大視野的觀點，它就讓我的學生意識到美國這個國家或者說它的輻射在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很多邏輯里面的一種去政治化，但是要講清楚什么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就很難，因為他們覺得我們的政治是最優秀的一種政治，盡管有很多問題。什么叫做去政治化，這個要轉變一種思維的角度或者邏輯，確確實實是一件難事，在大學里我不覺得我用這個文章很成功，但是給我提供了很重要的認識，這個互動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也是很難的，在學術界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立場，但是一般在西方，中國問題，大家都覺得必須關注，但是這個視野很少有挑戰，如果用汪暉的一些文章來進行介入的話，可能會打開一些思路，但是我發現還是很難。
我的感覺，他的挑戰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時，面對的阻力也是非常強的，這個阻力不止來自于我學生代表背后的很多東西，同時還有現有世界的中國觀的問題還有很多歷史積累的問題，包括冷戰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中國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其實最關鍵的問題，對中國的問題的看法，有一種很矛盾的，在西方既看到崛起，又不知道怎么來理解它，它還是置于冷戰習慣的框架里面。
我只是從基本從西方主流層面說挑戰，我覺得汪暉的東西有了英文以后，給我們帶來一個對話、互動，在西方的視野下直接互動的可能性，他不止是簡單傳統學術領域里的東西，而是跨各個學科，在思想層面的挑戰，在這點上，讓我想起去年在倫敦經濟學院開會時一位經濟學家發表的一篇文章，他講到，世界面臨的金融危機里面，非西方國家應該怎么樣走出這次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可能只是稍微的改變一下，但是沒有改變整個世界格局，他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諺語，就是：當獅子有了自己的角度，捕獵的歷史才會被重寫，他的意思當然不是指中國，而是指全世界其他非西方國家怎么走出這么一個世界的結構，汪暉在當下中國作為一個貢獻的話，可能在這個層面上。
謝謝。
主持人：下一位發言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漢族藏佛學研究中心主任、西域歷史語言研究落所長沈衛榮。
沈衛榮：不好意思晚到了，因為有推脫不開的急事。
我們前兩天在開會，討論中西背景下的西藏問題，這跟汪暉兩年前的文章很有關系。我跟汪暉不熟，我注意到汪暉的研究也很偶然，有一次我去同濟大學，做一個關于西藏問題的報告，在發出海報后，下面就有人說，還有人比汪暉講得更好嗎？當時我就很納悶，我說汪暉不是研究西藏的，怎么講不過汪暉呢？我就去看汪暉的文章，就找到了《天涯》08年發表的汪暉的一篇文章，當時我一讀覺得非常好，非常佩服，然后把這個文章介紹給很多研究西藏問題的朋友看，他談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圈內，其實我們早已注意到了，就是談東方主義問題和西藏問題，西方是把批判東方主義幾乎是當做一個學術的游戲，研究西藏的都受東方主義的影響，所以他們對西藏妖魔化的形象，或者神話化的形象，把西藏變得那么熱。但是沒有把西方的東方主義影響下的對西藏的熱潮和對當前的西藏問題聯系起來考慮。
批判西方的藏學研究，從90年代初就開始了，一直沒有把這個問題拿來和當前我們國家所面臨的西藏問題到底有什么關系做對比，這個汪暉是第一個。很多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比如我們政府對西藏問題經常束手無策，不知道西方為什么對西藏那么有興趣，給我們找那么多麻煩，他說如果不打破西方在東方主義影響下創造的香格里拉神話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對話，我們當時非常有同感，覺得汪暉非常了不起，完全從一個外行，就是因為對國家有一種責任感，所以他來研究這個，而且他的東西，一方面從我們專業來講，他真的是非專業的，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講，他是一個非常原創的東西，因為批判東方主義，我早認識他的話，我會告訴他人家已經寫了什么書，他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多研究，人家已經做得很好了，因為他不知道。他寫這個文章的起因是因為看了瑞士2000年辦的一個展覽，講西方人妖魔化達賴喇嘛，又神話化，他看了展覽，受了啟發，自己找著作看、研究西方哲學家以前怎么看西藏問題，怎么看藏傳佛教。我說我有一個朋友寫了一篇文章，4萬字，一個瑞士人，研究得很好了，但是汪暉就是自己在那里一個一個的研究，研究西方經典作家關于西藏和達賴喇嘛，關于藏傳佛教的論述，他做了非常細致的研究，這個在我們專業里面，幾乎沒有人，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原創的。
另外，他對西藏問題的一個到我們現在可能沒想到或者視而不見的問題，就是2008年3.14事件之后，我們政府和大眾媒體都把西藏問題推到達賴喇嘛和海外勢力的影響上面，說都是達賴喇嘛分裂勢力在那兒操縱，有很多海外的勢力的操縱，說德國紐曼基金會在后面操作了很多事情，把責任推到達賴喇嘛和西方人身上，但是沒有人真正花力氣去研究到底西藏有沒有什么問題。
到了新疆問題也是一樣，說是因為熱比婭，她哪有那么大的能耐？一下子把那么多人發動起來，發動這么大規模的事件。就沒有人認真地去研究西藏和新疆到底有什么問題。汪暉在這方面就做了很好的研究，當然他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包括去海外尋找資料，去藏區做調查。西藏本身有很多的問題，就是沒有達賴喇嘛，沒有海外勢力的操縱，可能也會出現問題的，一方面是社會日益世俗化，另外一方面是宗教的擴張。對這些問題，我們做專業的都沒有做調查，汪暉從一個外行做了很多研究，關于當代西藏問題的調查，可以說他是在王力雄以后，是做得最好的。
他的書里，顯示出他對國家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感。第二個，作為一個學者，他關心哪怕是自己不是很熟悉的領域，他都非常的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有非常原創的思想。
我們兩天一直在討論，他的文章里提到的問題，海外、國內、藏族對他的很多觀點非常贊賞，汪暉作為一個學者，他的intellectual level 是大大的above of us，所以盡管我對他不熟，對他很多研究根本不懂，他研究的魯迅等等，但就從他對西藏問題的研究看，不管是在學術上，還是在與現實的關系上，都非常有貢獻的，我作為一個西藏研究的學者，我很敬重他。謝謝大家！
主持人：下是的演講者是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藏學研究專家范德康教授。
范德康：對不起，我的漢語不夠好，所以我只能講一點點。
我在美國和汪暉見過幾次，和他討論過幾次西藏問題，我覺得他的看法比較開放，他的觀點比較深刻，論述到角度很有意思。我同事沈衛榮教授說的話大部分我是很同意的，所以我就不多說，謝謝你們。
主持人：其實我在5月底剛剛把這篇文章翻譯成了英文，這里面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過程。因為去年6月已經有一個定稿，但他后來又吸收了各種各樣的意見，重新下了半年的功夫，對這個文章進行修改，增加了將近一半的內容，而且增加的內容對于翻譯來說都是非常難的。
下面請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嚴海蓉發言！
嚴海蓉：非常感謝會議的組織者，也感謝我們會議的主席和這場的主持人，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跟大家見面，借著討論汪暉，也可以使我們關于中國當下的問題和歷史的問題有一些討論。
我自己的訓練是人類學的訓練，從學科來說，也是少數派，我們最近在香港理工大學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關于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我們梳理從三四十年代、土改、大躍進、文革到現在，我們選了一些材料閱讀和討論，討論里頭，使我對汪暉學術的意義，對我自己的啟發有了一點認識。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知道，三四十年代，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論戰，這個論戰，有中國歷史的論戰，有關于中國農村問題的論戰，中國總的性質的論戰，這樣的論戰在今天是見不到的，當時論戰的時候，有一些問題，關于農村定位的問題，比如梁漱溟，他當初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他之所以投身于鄉建運動，本身有一個判斷，這個判斷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判斷，他判斷既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先進國家通過農業的積累達到了工業化的過程，那么這條道路對中國來說也是可能的，況且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農業大國，而我們要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積累，必須從農業和農村開始，盡管他有文化重建、道德秩序重建的想象，但是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現代主義者。
因為他對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有這樣一個假設和想象，使得他投身于鄉建這樣的活動和實踐。那么，當時中國到底是怎樣的狀況？農村問題是不是這樣的問題？其實通過論戰看起來，以后有其他人介入，有陳翰笙薛暮橋等等，打開了看中國農村的視野，看中國的視野，其實當時的中國，已經陷入了一個新的環境，梁漱溟的想法，你說他有一個先驗的想法，不能說他不經過思考，是錯的，但是問題在于，中國的問題，當時已不是中國的問題，是中國在全球體系下的問題，那這個全球體系下的問題，就完全改變了中國問題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體系已經進入了一個帝國主義時代，壟斷已經產生，金融資本在全球擴張，在這樣的環境下，就算別人曾經走過這條道路，這條道路對中國當時，對任何一個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國家來說，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正是因為放置在一個全球體系下看中國問題的時候，才能看到中國問題的本身是內外交織的問題。
我們讀書小組在讀書的時候，我們有這樣的討論，中國從80年代以來，試圖把中國放在全球體系下看，改革開放本身就是這樣一個出發點，到80年代的時候，新啟蒙啊，《河殤》啊，憂患意識啊，所有這些都是把中國問題放在世界全球的背景下，但是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假設，這些假設其實沒有被真正的質疑，依然把我們國家的問題當做我們內部的民族國家怎么樣跟國際接軌這樣的一個問題去想象、去敘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汪暉對我們來說，最大的一個意義就是他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寫作，關于很多中國問題的論述，把我們帶入一種討論、論戰的環境底下。
因為我一直覺得中國社會現在需要這樣的論戰，需要這樣把問題討論清楚，這樣的討論在中國還是很缺乏的，而且所謂的從90年代末期到現在，所謂有關汪暉事件的東西，都是糾結在一些獲獎啊、抄襲啊這樣的問題，這是非常扭曲的，完全在回避問題本身，我們關于社會問題到底怎么看，這樣對待問題的方式，在我看來太扭曲了，太變態了。
我說的是，汪暉對于我們現在思考中國問題的意義，恰恰在于他試圖這樣去做，從這個意義來說，正是我們需要這樣去做，才能真正完成一個所謂的主客體的轉變。
三四十年代的時候，因為西化派啊等等這些都很多，而且是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國的，不光是中國民族特性的描述或者其他性質的描述，處在半殖民下，要不就是以保守的狀態看這種中西的對立，或者以西化的態度看中國的問題，這都是有前面于教授說的主客體易位的問題，但是對這個的否定不是僅僅通過一個思想史的梳理能夠解決的一個問題，最后通過革命來解決的，中國推動了社會運動，推動了社會革命以后，才能真正完成一個主客體本身的否定之否定。
在中國今天的當下，這個東西還沒有開始，中國社會性質，中國往哪里去，中國在這樣大的全球體系下，怎么看中國的問題，我覺得汪暉開辟了一些這樣的思想，他引發了我們的思考，但是這個東西在我們今天，因為這個論戰還沒有形成，是遠遠不夠的，但是他的貢獻已經超出了很多的人。
這是我想說的。
主持人：謝謝嚴海蓉教授，把汪暉的問題放在歷史、理論和實踐的平臺上討論。下面是韓國圣公會大學教授白元淡。
白元淡：大家好。我想從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問題的角度，來分析汪暉提出亞洲問題的定位，他提出亞洲問題的意義。……我覺得汪暉最苦惱的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到底是什么的問題，他非常關注中國發展模式下的理論問題，思想問題，我覺得中國現在經濟發展非常快，當然，全球化時代，中國的影響力非常大。
對韓國來說，韓半島的沖突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影響力非常大。經濟方面、軍事方面，安保方面，中國都是重要的因素。中國以后的發展方向，跟我們韓國、跟亞洲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在學術和思想上誰對這方面的問題提出了回答，我想汪暉是在這方面提出了回答。……
另外，就是我現在也參與翻譯的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本書，它關注的就是中國是什么，現代中國的含義是什么的問題。我覺得他的框架是兩個，一個是東方主義，突破東方主義的問題；一個是以前西方/東方之外的…問題，可是我覺得還有，就是中國和亞洲之間的關系之上，怎么重新建構中國的意義的問題，所以他的新亞洲的想象力，關于新亞洲的想象力的文章，提出了這種的重要論述。
所以，三個框架下，他的思想工作，以及更重要的，為了兼顧這種思想工作，他所做的另一個方面的實踐方面的努力，比如，2005年，他去江蘇揚州調查工廠改制中的問題，他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方面的問題和實踐方面的問題怎么聚集的問題，以前中國有非常好的經驗，但在21世紀的中國，一個知識分子怎么做自己的角色？所以我覺得，汪暉的思想史的工作，一方面是非常理論方面的，而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又關注和進行各種各樣的實踐方面的事情，象剛才說的西藏的問題等等，改制的問題等等。
我感覺汪暉的真正目的就是在中國來說，他要求的就是恢復知識、思想與實踐的真正關系，2007年他在與一些在美國留學的留學生討論時，強調了思想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以前80年代、90年代，跟中國知識分子接觸的時候，談到這個問題時，一般都會說，中國有大的問題，很難說，可是現在，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他要求的是為了提出關系性的恢復問題，怎么恢復？他又提出來了就是“去政治化”的問題。
他關注的就是20世紀革命時代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傳統，2007年的討論中，他強調的就是這樣的吧。
重要的一點就是，恢復政治性。比如現在的所謂“抄襲”事件中，我覺得爭論的問題應該改變，現在需要認真考慮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真正問題是什么？理論思想方面的重構，另外，怎么重新關注現實的問題，怎么恢復知識、思想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另外一個，90年代初期，我開始讀到汪暉的文章，《反抗絕望》當時也讀了，沒有發現轉引和注釋的問題，可是現在轉引的問題為什么變得重要了？引用和轉注的問題不重要吧？我覺得這是中國知識對現實政治性還沒有建構的關系，思想比轉引問題重要吧？
所以我覺得這次討論要轉到學術主體化的問題上。應該轉到新的方向和新的主體性的方面。我在亞洲框架下關注汪暉的著作，最近在翻譯中注意到，汪暉的框架中，突破東方主義的問題，……看法，另外一個，在亞洲的看法下，還存在著不平衡的平衡，亞洲里面有不平衡，汪暉對西藏的研究的文章，里面的亞洲，少數民族，進入到亞洲人，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還是存在的。
對與我一個韓國人來說，全世界知識分子之間還存在不平衡性，所以你們關心一下亞洲吧，大家都關心美國、歐洲，可是對亞洲的關心還沒有建構。
汪暉的學術思想中，找一找平衡性的問題，……完整的體系下，中國有自己的體系，……他的思想史工作中，他建構完整性的思想體系，中國民族主義建構當中，……他強調的是與西方處境的不同，其真正目的是提出多樣性、差異性。
所以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途徑和西方不一樣的話，在亞洲意味著什么？所以在這方面我一定寫一篇文章，以后再與中國知識分子一起討論吧。
主持人：請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發言。
強世功：我想簡單講兩個問題，第一，前面很多老師講過了，就是在全球化范圍內中國的處境問題，我自己覺得，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個核心問題，但是我們經常會有一個問題，在全球化下的中國處境的時候，我們講中國處境講得多，但是對全球化的認識可能或許不夠，或者說我們傳統的框架是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后來是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這兩個框架之內，沒有對全球化有新的認識，這樣我們談中國處境的時候，不大容易談，如果中國沒有全球視野的話，不知道中國應該做什么，要不就是按照左翼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國的未來，要么按照右翼的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國的未來，但是我覺得核心問題是中國從來沒有想過在全球化下中國是什么樣子，或者不管怎么說，我們希望它是什么樣。所以我自己覺得，在這樣一個范圍里面，我們對全球化的理解不夠。
第二，與汪暉老師的研究有關，我對汪暉老師的文章了解不全面，而且我自己也在法律領域，只對自己感興趣的關注一些，我覺得他一個最重要的意識，是說不是在假定的全球化以后來想中國的問題，而是回過頭來，如果讓中國人想的話，我們如何理解全球化，可能中國人想全球化的時候，你會發現把的視野既不是馬克思主義左翼視野，也不是美國主導全球化的視野，他的四卷本恰恰是從近代以來中國思想里面看看，我們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家他們是如何想象設計的。
這樣一個挖掘，我覺得到今天，它僅僅是一個開始，包括他做東亞問題、做西藏問題，其實也是放在這樣一個視野里面，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我們建構的政治法律制度，所有的想象，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想象，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想象，甚至說根本不是現代性以來的所謂的民族國家的想象，汪暉老師在書里用了很多帝國的概念，我其實不是太同意，但也可以看看我們中國是怎么說的。
那么如果說四卷本說到了晚清，到今天又有百年的歷史了，這一百年來我們中國人，包括我們在座的又是怎樣來想象全球化的？我覺得全球化和中國不是兩個并列的問題，而是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想象中國的未來，實際上就是想全球化的問題，如何想全球化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奠定了對中國未來包括歷史的全面想象。
我就簡單地講這么兩句，我的理解，汪暉的貢獻可能不是我們目前慣常講的，我覺得他的貢獻更是全球性的，就是一個中國人如何來想象全球化的問題，可能會講出一些與西方主流不太一樣的東西，這是我自己比較關心的。
謝謝。
支持人：下面是自由討論時間。
靳大成：剛才白元淡老師談到亞洲，這個話題跟汪暉關于亞洲、關于琉球問題的文章都是連帶的，我想，我欲徒托空言，不若見諸行事而深切著明，在這里我不妨說點事實。比如說韓國，我們知道中國的朝鮮族到韓國去打工的有幾十萬人。而白元淡老師，包括您的父親白基莞先生，都是非常著名的工運領袖；而事實上，中國朝鮮族在韓國的地位，是二等公民或者三等公民，他們的收入和待遇，不及韓國普通勞動者的一半。由此可以觀察這個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轉移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世界各地全卷了進來。所謂的現代性，不管我們玩多玄妙的學術，如何拒絕宏大敘事，也不管這個學術新潮怎么變遷，關鍵是歷史問題它在那兒，它沒有變化。就好象中國內地農村的勞工全往沿海大都市來了；反過來非洲勞工在廣州30萬。進一步看，為什么臺灣男人會娶菲律賓新娘和越南新娘？在香港打工的菲傭待遇如何？這些事實意味著什么？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的對比：改革開放之前，包括文革前，中蘇關系沒破裂時，那是冷戰時期，我們國家怎么看世界？首先，第一位當然是蘇聯老大哥！之后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再后面是朝鮮越南，這是一種排列。而改革開放以后，當然美國第一，最牛，然后是歐洲，加拿大呀，再就是日本、韓國、臺灣，都排在我們前邊，因為我們窮呀，沒錢，沒地位。這個序列的變化反映出某種歷史關系在發生變動。
這個變遷當中，事實上二十世紀的‘‘國際主義’這個詞已經被今天的學界拋棄了，可是你想想，中國、韓國，包括臺灣、日本，也就是我們亞洲各國和地區的人民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的斗爭中，在共同的抗日斗爭中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時候，什么叫國界？什么是主權？是你們跨過江來，我們跨過江去。一些臺灣到上海來，一些韓國人到東北，或者上海，然后在南京建立訓練營在作戰，共同的，至少中國內地的抗戰是一個國際部隊，延安也是國際部隊啊，國民政府也是國際部隊，也就是說在這個現代性中這是共生的現代性，亞洲是共同反抗的。那是一個你中有我，你我不分的格局。
而我們今天再提“革命”這個詞，講革命的經驗，提國際主義，當然不受歡迎了。象汪暉他的立場，肯定會左右受攻啊，我看他在《文化縱橫》今年第二期上登的那篇文章，我說你得了，老兄，左派不會待見你，右翼或者自由派也不會待見你，就這文章，肯定會受攻。歷史上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的狀態，在后冷戰的今天情況變了，開始劃界了，動不動還得為申遺吵吵，還得爭個誰的端午節。今天流行用的一套舊的思維，今天誰來打破這套思維，包括誰再提革命遺產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在今天的社會現實中作為一個平衡因素，都是罪莫大焉，幾乎世人皆曰可殺。
今年以來，發生了一系列的工潮事件，包括富士康也好，佛山也好，這表明歷史到了一個拐點了，沒準這個事件能引起全世界范圍的工人階級的薪酬往上漲，這個后果咱們不知道。這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的惡魔放出來了的必然結果吧？我同意剛才白元淡老師的發言，把學術研究、知識批判和社會實踐，以及個人的介入，踐履，結合起來，把必須公開爭論的理論問題放在臺前。事實已經逼著我們每個人必須在嚴酷的社會生活面前表明自己的態度，在這方面，汪暉做了很多工作，他推進得最遠，態度最鮮明，所以我堅持挺他。
主持人：先告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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