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康是鳳凰衛視的座上賓，“拔高蔣百里”、“美化國民黨”……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以下內容摘自一位自稱“鳳凰衛視人”的人士寫的《鳳凰衛視人眼中的王康及小傳》：……對中美關系、臺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臺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為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光華戰略俱樂部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席。多年來，他引領著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通數家電視臺合作，先后拍攝了五集電視政論片《大道》，《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重慶大轟炸》等著名電視政論片，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多年來他一直研究中國人的人權意識、生命意識。……后來盡管他因與人合著的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前瞻性文章受到清剿“春夏風波”寒潮的襲擊，而被迫選取了“四處躲藏”的“地下流浪”生活方式……結束“流亡”后……央視拍播的他總撰稿的政論片《抗戰陪都》、《重慶大轟炸》，他領銜主創的抗戰史詩畫卷《浩氣長流》…… 2005年6月、2007年11月，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壇”分別邀請他在北大作的《世紀大講壇：俄羅斯的道路》、《世紀大講壇：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兩個精妙無比，即讓人冷思，又讓人亢奮的演講也是例證。……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體學識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長子胡德平、前輩學人大師梁瀨冥、美國著名華人陳香梅、政界開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睞或認同。……認識康兄的友朋都嘆他因“自我淡薄名利”與“社會敏感過濾”的雙重關系，而使文章多未公開發表或不能公開發表。　　

一個攻擊毛主席和錢學森的“中美國”學者小傳　　

    ——兼談知識分子的選擇　　

繼美國媒體評選出拯救美國經濟十大功臣、世界十大領導人之后，美國媒體又評選出了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見所附名單）。這些人被　張宏良　老師稱為“中美國”文化別動隊。這些“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究竟有何豐功偉績以致受到美國主子如此青睞？今天我為大家介紹其中一個——王康。通過此人的所作所為，我們便可以從中窺見一斑。　　

王康1949年出生于重慶。王康自己一直堅稱：“我的爺爺奶奶都在大饑荒的1960年餓死。后來我知道無數老人、婦孺死于那個年頭。”并宣稱要起訴并審判“餓死爺爺奶奶”的“兇手”、 “　暴　君”毛主席和“幫兇”、“同伙”錢學森等人。不過當時王康的爺爺奶奶都已到了花甲之年，在當時無論是國內還是世界范圍內都已經不算短壽。而僅僅十多年前王康熱愛的“國民黨當局”執政時，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35歲。此外奇怪的是，王康以反革命罪“備受迫害”的父親等年輕一些的親戚朋友無一人“在大饑荒的1960年餓死”，甚至王康本人也沒有因為年幼時的“重度營養不良”留下一絲一毫的后遺癥，不知道是何緣故。　　

王康的父親曾在四川大學物理學讀書，后轉入化學系，畢業后做了國民黨政府的特務，類似于《紅巖》中鄭克昌的腳色。1950年，王康的父親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 1957年出獄。1982年，王康的父親被“平反”。王康宣稱其父親檔案中歷史反革命罪狀無任何證據，所屬單位政工人員說，可能是弄錯了，并回憶說他父親在臨終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斷斷續續地說，人是最不好的動物，最不好的動物也比人好。吸了兩口水，艱難地咽下，又說，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余無所思，但求早死，這是他最后的念頭。”但是奇怪的是，王康一直異常仇恨紅巖精神：“重慶在人文社科尤其在思想、理論和原創精神方面可以說是一片荒漠(強調：一片荒漠)。原因是重慶有所謂紅巖精神，‘紅巖’成了重慶精神的象征。但是紅巖精神本是重慶作為中國抗戰首都時期、全民抗戰、國共合作的產物。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是與國民黨當局推誠合作，相忍為國，那種紅巖精神是民族大義所在，甚至是世界反法西斯大局所在。從大歷史角度看，紅巖精神是抗戰陪都精神的余脈，僅有同仇敵愾、相濡以沫、自強不息的抗戰陪都精神，哪來紅巖精神? ”。也就是說，王康認為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迫害是完全合理的，對江雪芹、陳然等人的頌揚完全錯誤，鄭克昌之流的國民黨政府的特務不但無罪反而有功。　　

王康毫不掩飾自己的反共立場，宣稱：“這個世界充滿著沖突，而使一切較小沖突相形見絀的則是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斗爭。” 對“直到今天，十九世紀的一名普魯士哲學家、一名英國工廠主，一名俄羅斯職業革命家和一名格魯吉亞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還被尊奉為中國人的國家原則”深惡痛絕。王康認為，國家只能由少數精英統治，普通群眾（包括青年學生）不能有絲毫話語權，因此極為仇視反右運動：“五十年代，新政權在最需要常識和理性以建設新國家時，卻將近百萬知識精英加以誘害，加以公開踐踏。”“更嚴重的是，這場以知識界為目標的‘反右運動’開辟了青年學生和普通群眾參與精神圍剿的惡例。”也正因為如此，王康更加仇視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對人本身的進攻使古今中外的精神暴行相形見絀。中國先哲深諳文明的脆弱，他們堅持的第一道精神防線乃是‘人禽之辨’，因為人與禽獸之間只存‘幾希’之距。”“‘文革’就是中國人最深以為懼的‘亡天下’，徹底的禮崩樂壞。”在王康眼中，普通群眾只有當牛做馬，妻女被奸淫玩弄的權利，這是全人類至高無上的普世價值，因此妄圖使普通群眾和少數精英平起平坐的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罪，同時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已經“與禽獸無異”。　　

王康極度仇視“封建法西斯”主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特別是1957至1976年妄圖使普通群眾和少數精英平起平坐的統治是比納粹德國厲害百倍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我們的精神病痛曾經遠甚于德國”。同時，王康又極度推崇儒學，宣稱：“我是一個文化正統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從孔子到唐君毅，儒家堅守的中國文化的真精神、真生命，成為我的人生選擇的一大本源。” 王康極度仇視“異族”，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依靠“一整套來自異族的新世界觀、國家觀和歷史觀”。同時，王康又極度推崇西方，宣稱：“良心、理智和道義感，始終是西方科學家的核心價值”。王康認為，西方的“普世價值 ”和中國的孔孟之道并不矛盾，都是用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讓普通群眾甘心為少數精英當牛做馬的有效思想武器，還是那句話：“使一切較小沖突相形見絀的則是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斗爭。”　　

在毛主席時代，年輕的王康一直郁郁不得志。改革開放以后，王康迅速走紅。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大學期間成為西南最高師范學府自1957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他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宣揚：“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并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大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對北京的動亂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當然，他自己并未和學生一起走上第一線，只是離開了公職，但是這已經足以獲得“道德高尚”的資本。九十年代初王康再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之五集政論片，引起中國最高層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體強烈關注，有人稱為“冷戰結束后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王康還著有長篇詩評《俄羅斯啟示》。抗戰勝利50周年王康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大力頌揚國民黨成功保住了西南一隅的“豐功偉績”，并從根本上否定了紅巖精神，從而“傾服眾多業內人士”。抗戰勝利60周年王康又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歷經4年于　2009年2月28日　在中國重慶正式宣布創作完畢。《浩氣長流》大力頌揚國民黨對抗戰的“英明領導”，并在結尾以“反思戰爭的全景式畫面”“祈禱”（畫面的下方是死亡籠罩的大地，深邃的天穹上，一群精靈般的白鴿穿越兩朵蘑菇云和氫彈的陰影，展翅飛翔）對不幸戰敗的日本寄予了深切同情。　　

     由于以上杰出成就，王康被譽為“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并得以接連在《南風窗》、《鳳凰周刊》等主流媒體上發表文章。因此王康被美國主子青睞評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也是理所當然。不過，王康被美國媒體評選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的直接原因還是在錢學森逝世后給中華文化復興研究院《錢學森學術思想研討會》寫了一封信，猛烈攻擊“暴君毛澤東的幫兇”錢學森：“錢學森終身投靠專制獨裁暴政，終身從事研制毀滅性武器的恐怖戰爭事業，終身謬誤愚昧荒唐貽世。他從來不屬于國際理論物理界，他玷污了從哥白尼到愛因斯坦的世界科學界名譽，更有辱從孔子到陳寅恪的中華學人道統。他領取國民政府‘庚款’赴美留學，卻不懂報答，反為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征服欣喜莫名。他在美二十載，受美國自由教育所賜，卻不知感念，反而至死仇視新大陸。他在1949、1957、1966、1989中國最痛苦、艱難、危殆，中國知識界最黑暗、悲慘、迭遭屠戮奴役的歷史大潰退關口，詛咒自由，污蔑民主，鄙視高貴，他是不知人間廉恥的知識界的敗類和文明的異端。”并宣稱：“我爺爺奶奶在1960年餓死，錢學森負有重大的連帶罪責。鑒于他至死沒有任何懺悔和謝罪，我將保留從道德形而上學到人間律法對他起訴的權利。如果是虔誠的基督徒或孔孟恕視他。我相信，死于那場大饑荒的數千萬亡靈及其后人，懷有與我相同的心情。歷史終有審判暴君及其同伙的一天。你們如果真愛祖國，并且略知科學家獻身真理與自由的天職，應自行取消所謂的研討會。” 王康還附上了《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一文要求宣讀和刊載。筆者讀了該文，深感心有戚戚焉，下附上部分精彩段落及筆者隨感：　　

——“愛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國廣播公司發表談話，否認自己是原子彈之父。認為鏈式反應是德國物理學家哈恩發現的，是麗塞•邁特內從德國逃出帶給丹麥科學家尼耳斯•玻爾而為國際物理學界普遍接受的。” “我不知道　錢學森　先生被稱為‘中國導彈之父’（最近更名為‘中國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王康可能不大關注新聞。其實錢學森對此認識的很清楚，多次強調：“航天事業不是一個人的事，需要千千萬萬人的共同努力。”“我本人只是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是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這也無所謂，在王康眼中，國家只能由少數精英統治，愛因斯坦否認了自己是原子彈之父但是又找了幾個精英作原子彈之父，當然應該得到贊揚；在王康眼中，普通群眾只有當牛做馬，妻女被奸淫玩弄的權利，這是全人類至高無上的普世價值，因此竟敢在根本上否定“中國航天之父”的存在，認為一切功績屬于普通群眾的錢學森只能得到刻骨的仇恨。　　

——“我不知道錢學森何以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美返華的歷史如此耿耿于懷。他那些本事完全來自加州理學院馮•卡門、帕森斯等人。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為共產黨員這一案情，也應成為考據癖者的調查對象。其實是不是共產黨員本來無關宏旨，事實上錢1958年不是‘入黨’了嗎？在冷戰初期麥卡錫時代，錢因共黨嫌疑被取消他參予美國最高軍事機密工作，本是歷史洪流中幾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卻讓我難以理喻。就算美國冤枉了這位共產黨天才，不也就是幾年賦閑在家，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小島上獨居了14天而已，他那　800公斤　圖書資料，就僅僅是一些簡單的公開出售的工具書嗎？一名有共產黨嫌疑的中國人，輕而易舉地進入美國火箭研制噴氣推進動力實驗室，參與了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當然只是一名小角色），還以美軍上校身份參加‘美國空軍科學咨詢團’，戰后赴德國考察，這難道不表明美國制度的開放包容與慷慨大度嗎？錢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學院同事募捐一萬多美元為其假釋，院長李•杜弗瑞德專程飛赴華盛頓為錢斡旋，并委托著名律師庫珀為其作公開辯護，這難道不表明美國社會的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嗎？與毛澤東時代遭災受苦罹難的數以百萬計中國知識界相比，錢學森在美國經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愜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閱歷。” 王康對美國主子太忠心了！美國主子評王康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一點也沒錯！不過有一點王康可能不大清楚，錢學森參與了研制原子彈和戰后赴德國考察時并沒有共產黨嫌疑，錢學森在被懷疑為共產黨人和拒絕揭發朋友之后，馬上被美國軍事部門吊銷了參加機密研究的證書。至于錢學森在美國經受的“不公正”——1950年，正準備啟程回國時在舊金山遭到阻攔，所有的行李都被美國海關扣押；被關進了特米那島上的一個拘留所，在這個“風景優美的小島上”的拘留所中短短15天體重就減輕了　15公斤　并且失聲，差點喪命；從1950年到1955年，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不僅本人，而且全家人也遭受了長達5年的軟禁；等等——的確是愜意的待遇，浪漫的閱歷，充分體現了美國制度的開放包容與慷慨大度，表明了美國社會的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相形之下，“毛澤東時代遭災受苦罹難” 的人如王康父親，不僅家人沒有因為他是國民黨政府的特務遭受軟禁，甚至本人、子女及年輕一些的親戚朋友在“四千余萬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死于饑饉”的“大饑荒的1960年” 也獲得了足夠的食物以致沒有一個餓死，僅僅不慎把自己十分孝順的年事已高的父母（即王康的爺爺奶奶）“餓死”了，實在是太殘酷、太不人道了。　　

——“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產黨莫斯科大會上，聲稱中國不僅不怕、而且歡迎第三次世界大戰，六億中國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錢學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類似主張，我不知道他贊成還是反對。但從其工作和行為看，他絕無反對可能性。”說的太好了，在當時美國叫囂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時，中國應該表示很害怕。這樣美國就可能真的使用核武器以消滅在王康眼中“最不好的動物”、“與禽獸無異”的中國人了。而毛主席竟敢宣稱中國不僅不怕、而且歡迎第三次世界大戰，以致震懾住了正計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富有“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的美國，沒能消滅“與禽獸無異”的中國人，實在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應該對其及幫兇錢學森進行審判。　　

——“一個世界主義者在毛澤東時代是注定要遭受迫害的。即使在今天，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也斷難容忍將聯合國一類國際組織實質性地擴大。不久前奧巴馬總統首次提議，有關國家通過協議，徹底銷毀地球所有核武器，中國軍方人士在國家電視臺上公開表示質疑和反對。在不久前結束的閱兵式上，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各種新式武器，其中包括戰略核導彈。” 是啊，奧巴馬總統提出了“無核世界”的偉大理論，同時強調核武器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在“無核世界”實現以前美國一直要保持“強大的核威懾”。也就是說，朝鮮、伊朗等國家不能研發核武器，否則就是破壞“無核世界”，美國怎么打擊都是合理的。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必須盡快銷毀核武器，否則就是破壞“無核世界”，美國怎么打擊也都是合理的。只有朝鮮、伊朗等國家確保不研發核武器，中國、俄羅斯等國家銷毀核武器之后，美國才能銷毀自己的核武器。這是多么富有“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的啊！中國軍方人士竟敢在國家電視臺上公開表示質疑和反對，實在罪大惡極。　　

——“美國接納愛因斯坦和眾多德國和歐洲猶太人，愛因斯坦在美國受到了他在德國不可能享有的尊榮、禮遇和研究條件。他個人擁有的自由權利、獨立性和言論空間，比德國希特勒、蘇聯斯大林和中國毛澤東三大極權主義所有知識分子這三類權利的總和還多。盡管如此，愛因斯坦很少贊揚美國的民主自由，更從不表彰美國政府。相反，他不變的風格是永遠批判現存制度，抨擊資本主義美國，尤其不吝詞匯指斥美國政要。這種愛因斯坦式的不合作與批判意識，正是現代世界始終不能被各種型號的專制力量欺騙、恫嚇和奴役的精神防火墻。” 是啊，愛因斯坦在美國受到的尊榮、禮遇和研究條件，擁有的自由權利、獨立性和言論空間的確令人向往——僅僅是被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公開斥責為“美國的敵人”。為了找到把愛因斯坦驅逐出境的罪證，聯邦調查局建立了關于愛因斯坦長達 1424 頁的詳細的個人文件,上面記錄著聯邦調查局對愛因斯坦所作調查的各項內容。《愛因斯坦文件》顯示：“此人與共產黨有關聯,自 1937 年～1954 年，此人一直是 34 個共產主義性質組織的成員，發起人或與之有所聯系往來，他是 3 家共產主義組織的名譽主席。” ……美國是多么開放包容與慷慨大度啊！不過為什么愛因斯坦抨擊資本主義美國應該受贊揚，錢學森就應該受譴責呢？明白了，因為愛因斯坦始終堅持非暴力：“為了反對這種罪惡，只居少數的知識分子應當怎么辦？老實說，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張的那種不合作的革命辦法去辦。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因此愛因斯坦“抨擊資本主義美國”沒有對美國產生任何實質傷害，當然可以贊揚。而錢學森后來轉向革命，并在毛主席領導下和中國人民一起造出了“兩彈一星”，至今仍在妨礙富有“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的美國消滅“與禽獸無異”的中國人，實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　5月28日　，貝納斯約西拉德談話，西拉德反對使用原子彈的態度異常堅決，6月初他與弗朗克給史汀生發了一個備忘錄后，7月間又寫了一封得到六十多名科學家簽名的‘緊急請愿書’，于　7月17日　送達白宮。但杜魯門出于戰爭和政治考慮，于　8月6日　、9日在日本廣島、長崎上空投擲兩顆原子彈。從以上簡略敘述中，人們不能得到這樣的印象：美國科學家，對于如使用原子彈這樣重大的戰爭決策，從來沒有眾口一辭的附議。與愛因斯坦一樣，良心、理智和道義感，始終是西方科學家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故事，情節，內幕永遠不可能在斯大林、毛澤東統治下的社會出現。如果中國也面臨因為戰爭需要而使用原子彈的情勢，如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會對最高當局已經作出的戰略決策會作出什么反應，只有天知道。象西拉德、弗朗克和愛因斯坦那種言行，恐怕不可能出現。當‘毛澤東思想萬歲’重新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閱兵式上，人們有理由質問：這名‘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狂徒關于世界大戰、核大戰的思想也將‘萬歲’嗎？” 是啊，美國科學家反對使用原子彈應該表揚，美國政府不搭理他們使用了原子彈也應該表揚，都體現美國的開放包容與慷慨大度。而毛澤東領導中國開發原子彈，以致正計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富有“人道關懷和公正精神”的美國沒能消滅“與禽獸無異”的中國人，實在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中國只有接受奧巴馬總統的建議，在美國保持“強大的核威懾”的情況下盡快銷毀核武器，以讓美國盡快消滅“與禽獸無異”的中國人才是唯一的出路。　　

——“1975年6月，薩哈羅夫完成《論國家與世界》一書。34年前發表的著作，似乎是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寫的。如果在中國國內公開發行，對于我國人民，包括黨國領導層，也包括錢學森這樣幾十年間似乎沒有機會更新自己歷史常識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薩哈羅夫的見解實在太深刻，它們似乎是對我們的直接陳述，我必須征引其中若干段落，——這樣的段落其實比比皆是：成千上萬生氣勃勃和看來是安于天命的人在矗立于莫斯科空際的、漂亮的新阿爾巴特摩天大樓腳下來來往往；但是，在這一堵墻后邊，隱藏著旁觀者難以了解的許多事實，隱藏著眾多人間的不幸、艱難、兇暴、殘忍、極度疲憊和麻木不仁，凡此種種積累了數十年，損害著社會的基礎。在國內有許許多多不幸的、命運不濟的人：領取微薄退休金的退休老人；生活坎坷者，他們沒有工作，或者沒有機會學習，或者沒有適當的（甚至是按照我們的低標準而言）住房；不能得到治療的慢性病患者；無數酗酒、腐化墮落者；150萬永遠被拋出正常生活的囚徒，他們是司法機器的犧牲品，……”是啊，今天薩哈羅夫的偉大理想終于實現了：俄羅斯的退休老人再也不用為微薄的退休金發愁了，可以在停發退休金后快樂的在垃圾堆里尋找食物了。極少數“生活坎坷者”再也不用為沒有工作，或者沒有機會學習，或者沒有適當的住房而抱怨社會不公了，因為如今95%以上的俄羅斯人都公正的享受到了找不著工作、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了，有穩定工作，不用為上學、買房、結婚、生孩子等等發愁的人反而變成了極少數。慢性病患者可以不用受排隊等待免費醫療的困擾了，可以在因天價醫藥費傾家蕩產后開開心心的在家等死了，畢竟依照官方公報，俄羅斯人均壽命也僅僅下降了10歲而已。酗酒已經不是什么大問題了，俄羅斯人可以直接吸食毒品了。在建立了民主公正的司法體制后，俄羅斯囚徒僅僅翻了一翻，原來難得一見的虐待囚犯現象也已經十分普遍，成功實現了和薩哈羅夫崇拜的美國接軌。加上俄羅斯從一個基本消滅了賣淫的國家變成了“世界妓院”；人均工業產值下降了60%，工資水平下降了70%，經濟損失超過二戰三倍……這一場讓國家四分五裂，把一個超級大國變成了三流國家的“改革”實在太令人歡欣鼓舞了。　　

——“1975年10月，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和平獎授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薩哈羅夫。該委員會主席奧瑟•麗　安絲　夫人在演說中強調，諾貝爾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獨立于任何政府當局、政黨、團體和個人，該委員會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脅或方便妥協或其它機會主義的支配。……她介紹說，……1968年薩哈羅夫由對蘇聯當局的失望而獨立地選擇自己的命運。該年他發表了自己的“宣言”：《進步、和平共處和知識分子與自由》，他意識到地球上的文明毀滅的威脅，那將是一場核戰爭的后果。他堅持認為這種危險只能以超越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以實現的。為此蘇聯必需實行民主化、非軍事化、反官僚主義和社會改革。” 是啊，蘇聯“必需實行民主化、非軍事化、反官僚主義和社會改革”，美國不用實行一絲一毫的反對資本控制、非軍事化等方面的改革，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就可以實現了，多么公正啊！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之無愧。相反，不用說要求美國對資本控制、非軍事化等方面的改革而蘇聯不用改革，哪怕要求美蘇都需要改革的美國人也不僅不能獲獎，而且很可能被關進瘋人院并接受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莫尼茨發明的切除部分大腦額葉白質把人變為植物人“來治療精神病”的手術了。　　

——“應該就諾貝爾和平獎說幾句話。這項獎已經頒發了109年。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核大戰的威脅與危機都沒有中斷它不屈不撓的歷程。誰都知道，不是每個獲獎者都名符其實和無可爭議，但占相當比重的獲獎者，確實是人類文明天空中閃耀的明星，是人類苦難而偉大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推動者和開拓者，是靈性、覺悟、真理、自由、美麗、善良、希望、信仰和愛的托命者，也是世界苦難、不幸、罪惡、暴行、不義的承受者和反抗者。1949年產生的這個中國，迄今為止與這個獎項無緣。這與我們5000年偉大文明和古老傳統，與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生命群體，與我們巨大的苦難與犧牲，與近三十多年間依靠數以億計的農民苦力的血汗勞動、5000萬海外華人真實不虛的愛國義舉，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的大規模引入、尤其蘇共極權制度解體、冷戰結束（薩哈羅夫有特殊的重大貢獻）、真正的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積累的巨大物質財富，與不久前上演的‘建國60周年’的宏大敘事是如此讓人匪夷所思的不相稱，不匹配，不平衡。” 是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包括：東歐劇變的始作俑者瓦文薩、鼓吹蘇聯應該全盤西化的蘇聯“自由派”代表人物薩哈羅夫、將蘇聯搞垮讓西方帝國主義者可以為所欲為的戈爾巴喬夫……就美國來說，在歷史上除“戰爭總統”奧巴馬之外還有另外兩位美國總統在任內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位是西奧多·羅斯福。此人在擔任美國總統前就策動了美西戰爭，擔任美國總統之后又入侵哥倫比亞，策動巴拿馬獨立并奪取了巴拿馬運河的“開發和使用權”。西奧多·羅斯福的名言是“溫言在口，大棒在手”，被人概括為“大棒政策”。這位“大棒政策”的創始人獲得了19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也是美國人首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另一位是威爾遜。此人徹底打破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傳統，率領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位正式開啟了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歷程的美國總統獲得了191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此外，吉米·卡特因為在任內提出了“人權外交”，為后來美國“人權高于主權”、“人道主義干涉”的偉大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卸任后獲得了2002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就中國來說，達賴喇嘛因數十年不動搖地堅持 “西藏獨立”的偉大理想，并策動了　1989年3月5日　和6日拉薩大規模的暴亂，得到了評獎委員會的一致贊賞從而獲得了198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也是諾貝爾獎得主中唯一真正的中國人，不過一向崇拜諾貝爾和平獎的王康可能和評獎委員會一樣不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還有熱比婭大媽，因堅持 “新疆獨立”的偉大理想被提名20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因為沒有能在新疆組織起　1989年3月5日　和6日拉薩暴亂那么大規模的暴亂不幸落選。不過，這次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還是極大的幫助了熱比婭，使其在同年11月順利當選“世維會”主席。這些人無愧于“人類文明天空中閃耀的明星”，“人類苦難而偉大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推動者和開拓者”，“靈性、覺悟、真理、自由、美麗、善良、希望、信仰和愛的托命者”，“世界苦難、不幸、罪惡、暴行、不義的承受者和反抗者”等稱號。因為“人類”從來是不包括普通群眾的，君不見多少人把毛主席時代干部、知識分子過的比普通群眾略好些的生活稱為“非人生活”？這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無一例外的信奉國家只能由少數精英統治，普通群眾只有當牛做馬的權利的普世價值。不過，中國很可能在達賴喇嘛之后再度獲獎，最大的熱門是宣稱中國應該“做300年殖民地”的劉曉波，認為中國人是“最不好的動物”、“與禽獸無異”的王康本人也是熱門之一。　　

……　　

這就是美國媒體評選出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一個攻擊錢學森的“中美國”學者王康的情況。通過王康其人，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大概是些什么樣的人。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無非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薩哈羅夫式選擇，即堅定不移的主張國家只能由少數精英統治，死心塌地的和普通群眾為敵。例如薩哈羅夫努力掀起一場讓祖國四分五裂，把一個超級大國變成了三流國家，人均工業產值下降了60%，工資水平下降了70%，經濟損失超過二戰三倍，人均壽命下降了10歲，從一個基本消滅了賣淫的國家變成了“世界妓院”，從一個基本消滅了失業的國家變成了“全民失業”的“改革”。做出這種選擇的知識分子開始時可能被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的媒體吹捧為“人類的良心”，最終在沒有利用價值后，被國際壟斷資本無情的拋棄，同時受到祖國、人民和全世界普通群眾的永世唾棄。例如，蘇聯解體以后，西方對利用價值大大下降的薩哈羅夫開始批評，比較典型的是波普爾的《他應該負起罪犯的責任》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bkid=75102&cid=170272。不過因為還可以利用薩哈羅夫的理論搞垮中國，所以國際壟斷資本才暫時沒有把薩哈羅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第二種是愛因斯坦式選擇，即一方面認為國家應該由少數精英統治，另一方面又對普通群眾的困難有所同情，一方面對資本主義制度不滿，另一方面又反對和群眾結合，反對革命，認為只有照甘地所主張的那種不合作的辦法去消極對抗。做出這種選擇的知識分子生前往往飽受國際壟斷資本的壓制迫害，其改良性主張亦無所成。但是死后其改良性主張被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的媒體歪曲利用來反對普通群眾，鎮壓人民革命，走上了自己生前愿望的反面。例如，愛因斯坦開始呼吁制造原子彈是對付法西斯德國，美帝國主義卻把它作為稱霸世界的工具。特別是愛因斯坦逝世前簽訂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先是被歪曲利用炮制只容許少數核大國造大量核武器不容許小國造一點核武器的臭名昭著的《禁止核武器擴散條約》，后來更是被用來鼓吹抽象和平主義和超階級的人道主義，即只許國際壟斷資本剝削壓迫群眾，不許人民有絲毫反抗的“偉大理論”。如果愛因斯坦仍然在世，估計對在《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上簽字比制造原子彈還要后悔百倍。　　

第三種是錢學森式選擇，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誠心誠意與工人階級打成一片，與千千萬萬普通群眾一起締造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跡，對國際壟斷資本迎頭痛擊。如錢學森下車間參加生產勞動，與工人、科技人員一起攻關，還與工人們一起座談、談心，虛心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這一切也促進了錢學森專業上的進步，　1964年6月29日　，東風二號導彈順利發射。　1966年10月27日　，中國的兩彈結合試驗成功，中國擁有了真正的核武器。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升空。這些成果都凝聚了錢學森為代表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的汗水。錢學森等人的努力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滅亡中國，把中國作為殖民地的罪惡企圖，讓中國真正屹立在了世界的東方。做出這種選擇的知識分子開始可能會遭到被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的媒體惡毒的誹謗攻擊，但是他們最終將和工農群眾一起消滅國際壟斷資本。他們也將在普通群眾的心中筑起一座永恒的豐碑。　　

以王康為代表的“中美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已經做出了他們的選擇。朋友們，假如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你將做出何種選擇呢？　　

附：美國媒體評選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按姓氏拼音順序排列）　　

艾未未、艾曉明、北風、畢研韜、蔡楚、陳志武、陳行之、陳維健、長平、陳丹青、陳子明、陳彥、陳奎德、崔衛平、杜光、丁學良、戴晴、范亞峰、馮崇義、傅國涌、鞏勝利、高戰、高耀潔、胡泳、胡平、賀衛方、胡舒立、郝勁松、韓寒、何清漣、江平、劉洪波、廖亦武、盧躍剛、李銀河、凌滄洲、令狐補充、李悔之、李大同、劉曉波、劉軍寧、龍應臺、茅于軾、莫少平、潘石屹、秦暉、秋風、冉云飛、十年砍柴、沙葉新、孫立平、孫文廣、邵建、時寒冰、騰彪、童大煥、吳祚來、韋石、王軍濤、五岳散人、吳稼祥、吳國光、吳敬璉、王力雄、王康、汪丁丁、溫克堅、許之遠、笑蜀、蕭翰、徐賁、夏明、信力建、夏業良、徐唯辛、徐友漁、熊培云、許志永、謝泳、薛涌、楊錦麟、鄢烈山、于浩成、楊建利、野夫、余杰、于建嶸、楊繼繩、楊恒均、袁偉時、章文、張博樹、張祖樺、章立凡、周其仁、張鳴、周素子、張偉國、張思之、朱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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