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哲學

現在是不是到了一個新的時期 , “公”降“私”升是不是到了一個關頭, 到了一個關鍵階段 , 需要重新考慮一下 , 來一個新的否定、新的綜合 ?關于公有制是否還占據主體地位 , 現在社會上有三種意見 (這三種意見都是有文字可查的) 。第一種意見認為 , 現在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不過 , 這種計算方法有問題 , 它將自然資源、行政性資產等都計算在內。幾年以前 , 有同志曾試圖解答這一問題 , 把資源性資產都算作國有資產 , 那公有制資產當然可觀 , 土地就是一大筆財富 , 其結論自然會是以公有制為主體。

這個回答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這里講的國有資產 , 應該是指經營性資產 , 不包括資源性資產。第二種意見認為 , 公有制地位已經動搖 , 在一些地區、一些部門 , 公有制已不占主體地位。第三種意見認為 , 公有制優勢已經喪失 , 私有制占據主體地位已經是既成事實了。

持第三種意見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擔心這種情況出現會導致嚴重后果 , 認為不能這樣。現在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 , 國家應該想辦法挽回。另一種人的意見是贊成私有化 , 認為在中國不宜再提姓“公”姓“私”的問題 , 既然已經不是公有制為主體 , 私有化目的已經達到 , 干嘛還要再提 ? 理論界就有人提出 , 經濟改革已經成功 , 現在應進行政治改革了。這些人所講的經濟改革成功 , 就是指公有制變成私有制已經基本完成。上述兩種人的觀點都認為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已經不占主體地位 , 只是態度和傾向不同。

以上幾種看法, 都是各人根據自己的估計得出的。在國家綜合部門、統計部門尚未拿出公私結構的正式的全面數據以前 , 難以準確判斷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現狀。

但是 , 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直到現在 , 黨的文件一貫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 沒有一個文件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十七大重申了黨的這一主張 , 確認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 ,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 ① 這當然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空話 , 而是要堅決貫徹落實的經濟方針。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和各種所有制比例現在已經變成什么樣 , 公有制是否還占據主體地位 , 社會上對此有很多議論 , 已經有人將這一意見提交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要求我們國家的統計機構和有關部門公布這方面的材料 ,并希望人大監督這個事情。

現在到了需要進行新的綜合的時候 , 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 即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 毫不動搖地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 , 不能只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 不能只強調一個毫不動搖。首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 同時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有人攻擊公有制效率低 , 是官僚經濟 , 是權貴經濟; 不是國家的財富 , 而是少數人的財富。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 ②公有制并非注定效率低, 六十年代我國的“鞍鋼憲法”有很好的經驗, 日、美、歐企業管理都吸收了它的經驗 , 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也有管理得很好的 , 并不是一概效率低。改革后 , 公有制的低效率 , 是與私有化預期聯系在一起的; 而且效率愈來愈低 , 也是與前幾年經濟調整、伴隨“國退民進”發生的現象 , 國有企業經營不善 , 國有資產流失 , 巧取豪奪、改頭換面通過各種渠道流失 , 一夜之間從地底下冒出千百萬家財萬貫的財富精英 , 與刮起來的這股私有化之風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

國有經濟的內部管理也存在問題。某些企業管理不善 , 變國有資產為少數企業高管人員的私有財產; 就算沒有 MBO , 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在腐化變質 , 領取幾百萬年薪的高工資 ,而普通職工的月薪只有幾百、幾千元。這些違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固有的屬性。人家攻擊我們的國有經濟已經不是公有制 , 并非完全虛指 , 也指出了一些問題。

國有企業本身應進一步改革 , 既不能變回到過去“大鍋飯”的舊體制 , 也不能維持現在被扭曲的形象 , 而是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目前存在的壟斷和腐敗問題 , 解決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問題; 要使得國有企業真正體現社會公平 , 同時又有激勵機制。這種探索 , 西方國家不是沒有先例。西方國家也有國有企業 , 也有國家公務員 , 看看二者的收入比例 , 差距不會像我們現在拉得那么大。國有企業的領導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樣 , 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 , 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經濟的法則辦事。所以 , 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腐敗一定要治理。
農村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 集中體現在鄧小平同志所講的“兩個飛躍”上。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了人民公社,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 這是改革開始時的一個否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大發展 , 經過了 30 年的發展 , 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應當著手實現第二個飛躍 , 即發展新的集體經濟。集體經濟也是公有制的實現方式。鄧小平同志講“兩個飛躍”時就說 ,“公有制為主體 , 農村不能例外” 。 ① 這是又一個否定。但是, 這是新階段的新綜合 , 不是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產隊體制 , 而是要充分考慮保障農民和農戶的財產權益 , 在此基礎上鼓勵新的集體合作經濟 , 包括專業合作和社區合作。

新型集體合作經濟已經在中國大地上萌生起步 , 茁壯成長。如江蘇的華西村 , 河南的南街村 , 山西的皇城村, 山東的南山村等等 , 還有蘇南、浙江、廣東一些農村最近興起的社區股份合作企業 , 這些集體合作組織帶動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 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了貢獻。對這些新型的集體合作經濟 , 現在社會輿論、宣傳部門的重視程度還不夠 , 某些媒體還在找茬挑剔 , 冷嘲熱諷。如果社會輿論和政府決策能給予更多地關心和支持 , 它們是可以為我國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開辟寬廣前程的。

關于分配關系, 要從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轉向 “更加重視社會公平”

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 , 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 , 是完全正確的 , 是改革后一次最成功的否定。但是 , 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 , 以至于貧富分化造成難以逾越的鴻溝 , 出現兩極分化 , 就不對了 , 那就需要來一個新的否定 , 讓先富帶后富 , 縮小貧富差距 ,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 實現分配領域的更高的綜合。

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內 , 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 有其正面的積極作用 , 可以促進效率 , 促進生產 , 促進經濟發展。但是 , 過了這個階段 , 貧富差距擴大 , 不能實現先富帶動后富 , 不能實現共同富裕 , 不能實現公平的目標 , 這個時候 , 就必須強調效率與公平二者同時并重 , 而且更加重視和強調社會公平。我在 2003 年《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②一文中提出“逐步淡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 向實行效率與公平并重的原則過渡” 。十六屆四中全會文件未出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2005 年我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 ①一文中 , 再次闡明了這一主張 , 還寫了《要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 。 ② 這篇短文除了指出把公平置于“兼顧”的次要位置欠妥外 , 還認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2005 年十六屆五中全會報告征求意見稿中還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 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樣 , 受到一些同志的非議; 但是 , 五中全會文件最終定稿時 , 消除了這兩種提法 ,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十七大還將初次分配也要重視社會公平這一原則寫入了中央文件。 ③我上述的這些觀點主張, 與黨中央的最終決策精神是一致的。

淡化“優先、兼顧”提法 , 強調“更加重視社會公平” , 不是要回到過去 , 不是回到過去的“大鍋飯” , 不是回到過去的平均主義 , 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與提高。從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先富帶動后富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然后再轉回到“同時注重公平與效率、更加重視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視公平” , 這也是明顯的正反合的例子。總之 , 無論是運行機制、所有制結構還是分配制度 , 都有正反合三個發展階段。還有其他很多例子 , 也都經歷了這樣三個發展階段 , 也都可以運用這個方法總結。

改革過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階段正在開始 , 能不能堅持正確的發展觀 , 把這個更高層次的綜合做好 , 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綜合得好 , 社會主義能夠堅持 , 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發展; 綜合得不好 , 經濟不能發展 , 社會主義也不能堅持到底。有人說經濟可以照樣發展 , 但是 ,我可以肯定地說 , 如果中國社會主義不能堅持 , 社會不可能穩定 , 經濟就不能持續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由正到反 , 進一步從反到合 , 走向更高階段的過程 , 向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進 ,這樣的綜合 , 決不是倒退。倒退沒有出路 , 也不會有回頭路。不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 , 中國沒有出路; 市場化走過了頭 , 也沒有出路。完全市場化 , 不要國家宏觀計劃調控; 完全私有化 ,不要公有制為主體; 完全的兩極分化 , 不要社會公平 , 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 改革開放就會失敗 ,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的前途就燦爛光明。

以上是用一分為二、否定之否定規律 , 用唯物辯證法的要領和方法來回顧總結這 30 年。辯證唯物主義中的質量互變規律 , 也有豐富的內容 ,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例子也非常之多。因為篇幅所限 , 這里就不做專門論述。以下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方法來看這 30 年的一些問題。

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對矛盾是任何社會發展的根本矛盾 ,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改革開放過程也充斥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就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 , 二者是矛盾的 , 也是統一的。

“市場經濟”主要著眼于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 必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 不然很難有效率。這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的結論。“社會主義”主要著眼于強調生產關系 , 社會主義不同于其他社會的特殊性就在于公有制、共同富裕這些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要特征。離開了這些本質特征 , 就不是社會主義。

第一 , 鄧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 , 這是專門針對“四人幫”搞“貧窮的社會主義”來說的, 不是對社會主義泛指的定義。發展生產力 , 是一切社會形態都具有的一般特征 , 是共性的東西 , 任何一個社會都要發展生產力。

第二 ,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 , 不是兩極分化。單講發展生產力 , 不講生產關系, 不講社會公平 , 讓少數人占有財富 , 而大部分人不能分享財富和技術進步 , 產生了兩極分化, 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 , 鄧小平同志說這是改革的失敗。 ①所謂改革的失敗 , 不是指發展生產力的失敗 , 而是指生產關系的失敗 , 生產力可能上去了 , 或在一個短暫的時期里上去了 ,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沒有了。按資本主義的觀點看 , 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勝利 , 是資本主義“改革”的成功。為此 , 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一定要統一地看 , 不可偏廢。這是很重要的原則 , 不然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第三 , 不能什么都講姓“社”姓“資”, 生產力就不能講姓“社”姓“資” , 生產關系中一些共性的東西 , 也不必去問姓“社”姓“資” 。要造大飛機 , 要信息化、高科技、管理現代化 ,就不能講姓“社”姓“資” 。但是 , 生產關系中非共性的東西 , 就不能不講姓“社”姓“資” 。資本主義有益于我們經濟發展的東西 , 如“三資企業”等 , 也應當拿來“為我所用” , 而不是“為資所化” 。但是 , 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那些東西 , 必須予以批判。所以 , 對于姓“社”姓“資”, 一定要具體分析 ,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ABC。

有些人打著鄧小平的旗號 , 反對講姓“社”姓“資” , 說什么思想解放就是要從姓“社”姓“資”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 , 這是根本錯誤的 , 而且歪曲了鄧小平講話的精神。鄧小平不是不講姓“社”姓“資” , 而是在提出計劃市場問題時 , 在講“三個有利于”原則時講到不要講姓“社”姓“資”問題。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 , 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 , 資本主義也有計劃; 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 , 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 ②僅此而已 , 不是說一般地講不要姓“社”姓“資” 。鄧小平同志講 “三個有利于” 的時候 , 特別指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在這些原則問題上 , 鄧小平同志分明是講姓 “社” 姓 “資” 的。鄧小平同志還說自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積極 , 一再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 即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說鄧小平同志一般地反對區別姓 “社” 姓 “資” 是斷章取義、恣意歪曲鄧小平同志的根本主張。

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

就改革開放來說 ,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矛盾。政治改革屬于上層建筑。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矛盾 , 是 30 年來尖銳的問題。特別是最近幾年 ,有一種議論 , 說經濟改革已經成功了 , 問題在政治改革 , 上層建筑不適應經濟基礎。其意思是說所有制已經基本完成了私有制為主體的變革 , 但是 , 政權不適應這種經濟基礎 , 政權還要進一步適應私有化 , 即整個政權的資產階級化、西方化。境內外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主張這種“政治體制改革”, 實際上是要我們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 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初期, 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 更多地強調經濟改革 , 這是必要的 , 也是應該的。與此同時 , 黨一貫地強調政治改革。十三大提出政企分開、黨政分開。1989 年以后有所緩進 , 這是由于“六四”以后國際國內環境有所變化。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有所緩步, 但是 , 選舉制度、基層民主、行政體制等改革還是穩步推進 , 民主法制建設逐步改善。這些方面不是沒有進展、沒有改革 , 而是不斷進步。十六大以后 , 中央又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 , 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當然 , 政治領域的改革 , 相對于經濟改革來說是滯后了一些。有些方面大家感覺進展慢了些 , 要求加快改革。比如權力制衡問題。權力缺乏監督 , 主要領導干部個人說了算 ,“人治”代替“法治”的弊端還很嚴重。我們不提倡西方式的“三權分立”的“普世”模式 , 但權力制衡總得要有的。沒有制衡的權力、缺乏約束的權力一定要腐敗。十七大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 ②就是分權制衡原則的運用 , 這方面我們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又比如領導人選舉制度改革。列寧所說的領導人從群眾中產生 , 對群眾負責 , 這一點還要逐步逐層推廣。目前 , 差額選舉、基層選舉放開了許多 , 淘汰制、競選制、普選制有些進展 ,但效果不盡理想。 “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如何更好地結合, 如何在人大和政協的框架內 ,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下 ,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 積極推進這些民主程序 , 確實需要更大的努力。

與上述正確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馳的錯誤思潮 , 是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 , 兩股思潮都反對 “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 其核心是反對共產黨領導 , 主張多黨輪流執政。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 鄧小平同志最積極。鄧小平同志說: “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 , 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 , 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 , 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 ③鄧小平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 以公有制為主體 , 不能出現兩極分化 , 他只提出從政治上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 , 那時只解決到這一步 , 沒有從經濟上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 , 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但是 , 不能說經濟領域沒有自由化 , 沒有資產階級化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 , 不但政治領域有 , 經濟領域也有。私有化的觀點、完全市場化的觀點、政府守夜人的觀點等等 , 這一系列觀點都是經濟領域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防止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是防止經濟領域變質 , 經濟領域如果變質 , 政治領域會跟著變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把住這一關口非常重要。有人提出經濟 (所有制) 改革已經“成功”, 現在要隨勢而發 , 搞與“普世價值”接軌的“憲政改革” , 就是這方面的強烈信號。因此 , 那種認為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問題的觀點, 是大錯特錯了。

鄧小平同志提出反“左”防右。 “左”是帶引號的 , 是極“左” , 那是要反的 , 特別是我國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 都受到極“左”路線的干擾 , 損失很大 , 痛定思痛 , 不能不反。但是不帶引號的左 , 鄧小平同志是從來都不反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世界思想潮流中就是左派理論 , 共產黨是左派政黨 , 鄧小平也是左派 , 不能說鄧小平是右派、中派。如果不帶引號的左也要反 , 那還有什么馬克思主義 ? 那還有什么共產黨的領導 ? 見左就避之唯恐不及 , 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共產黨要明確自己就是左派政黨 , 態度要鮮明。共產黨事實上執行的是中左路線 , 團結中右 , 反對極右 , 防止極“左” 。共產黨不明確自己是左派的政黨 ,就會迷失方向。

起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百年內 , 還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只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不變 , 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方向不變 , 沒有變成像社會民主黨那一類的政黨 , 那么 , 我們仍然會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 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 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換了其他什么政黨 , 都不會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于一百年之后 , 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 ,會是什么樣的政治狀況 , 要根據那時的情況而定。但是 ,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 在可預見的時期內 , 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 不能實行多黨輪流執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我們的基本主張。多黨輪流執政 ,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完結了。換了政權 , 整個路線就全變了 , 就不能保證我們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過渡。

關于生產力內部的矛盾

生產力的內部矛盾也很多 , 其中對經濟發展全局最重要的一個矛盾 , 就是外延與內涵、粗放與集約之間的矛盾。到底是注重速度、數量 , 還是結構、資源、環境、質量 , 這是我國生產力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由粗放發展方式轉向集約發展方式 , 這是“雙重模式轉換”中的一重。 “雙重模式轉換”包含體制模式的轉換和發展模式的轉換。發展模式轉換指的就是生產力內部的矛盾。這是非常概括性的內容 , 也是很重要的實質性問題。過去講求速度、數量 , 輕視結構、資源、環境、質量 ,現在仍然沒有完全克服這種傾向 , 片面追求產值速度的現象還很嚴重 , 特別是一些地方還存在GDP崇拜 , 犧牲后代利益加速眼前的發展 , 這種發展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這是改革開放 30 年來很大的一個問題, 積重難返。現在正在大力扭轉。特別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 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推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推動轉變 , 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促使我們的經濟發展由片面追求速度向全面協調持續發展轉變的正確途徑。

“雙重模式轉換”是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由理論界提出來的 ,“九五”以后, 黨的文件正式肯定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方針 , 十六大以后更是非常強調這個方針。十七大報告將“增長方式”重新改回到“發展方式” 。 ①

生產力的內部矛盾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是有聯系的。30 年的經驗證明 , 發展方式轉變會受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一系列關系的制約。地方上片面追求 GDP , 與財政體制、考核制度等有關。如有的省份頒布縣級領導考核指標 , 按 GDP 增幅給予獎金 , 還有些地方層層分解招商引資任務 , 這樣的地方怎么會不片面追求 GDP 呢 ? 資源環境問題 , 跟價格機制、競爭狀況都有關系。這些都需要從體制上解決。

關于生產關系內部的矛盾

生產關系內部的矛盾 , 也是千頭萬緒。這里只講所有制和分配關系。這是我們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所有制和分配制都是生產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 , 所有制決定分配制。但是 , 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 , 人們舉了很多緣由 , 如城鄉差別擴大、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后等 , 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能成立 , 但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財產占有上的差別 , 是收入差別最大的影響因素。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都承認 ,“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 , 和財產差別相比 , 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 。他又說 ,“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 , 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 。 ①改革開放 30 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 , 除了以上列舉的一系列原因外 , 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 跟“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有緊密的聯系。這種關系 , 被某些學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時 , 故意忽略掉了。

在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 , 人們往往從分配關系入手 , 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入手 , 完善社會保障 , 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 , 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 , 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是遠遠不夠的 , 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 , 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 , 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向兩極分化推進的趨勢。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 , 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 ②本文前面所講的分配上的新綜合 , 是以所有制上的新綜合為前提條件的。所有制發展上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 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 毫不動搖地發展公私兩種經濟 , 不能只片面強調一個毫不動搖; 要延緩“公”降“私”升的速度和程度 , 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制結構轉換過程。

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存在的關

意識形態與社會存在的關系 , 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問題。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 反過來 , 社會意識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先進的社會意識推動社會進步, 落后腐朽的社會意識阻礙社會進步。30 年來 , 我們在這方面經歷了不少風雨 , 最重要的莫過于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關系了。

鄧小平同志很好地解決了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二者的關系。 “解放思想 , 實事求是” 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 , 與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思想緊密相關。鄧小平同志指出: “只有思想解放了 ,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 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 , 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 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 ,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③ 他所說的思想解放 , 是要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解決我們前進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 思想解放不能離開了這個根本。

我不厭其煩地引用鄧小平同志的原話 , 是因為現在某些人的思想解放早已離開了這一根本 ,卻還在“高舉”鄧小平的旗幟 , 高調提倡“進一步思想解放” 。他們稱當前“新的思想解放”或“第三次思想解放” , 是從沖破姓“社”姓“資”, 到沖破姓“公”姓“私”, 概括起來就是沖破“所有制崇拜” 。那就是不要公有制為主體 , 不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謂“新的思想解放”的實質就在這里 , 他們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結束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 從而結束社會主義。

某些觀點的精神實質 , 就是要把中央在十七大提出的解放思想說成是“新”的思想解放 ,特別強調 30 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貫穿著姓“社”姓“資” 、姓“公”姓“私”的爭論 , 而每次改革開放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的。他們講的“新”的思想解放 , 其“新”在何處呢 ?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 新在從姓“社”姓“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 不要用社會主義的觀念阻礙向資本主義前進。不要提姓“社”姓“資” , 那就意味著不要再提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區別。這些人完全曲解了鄧小平同志的原意。鄧小平同志明確地把堅持社會主義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提。他說: “我們實行改革開放 , 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 , 作為制度來說, 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 , 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 , 比如說兩極分化。 ”①

因此 , 所謂的“思想解放”也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的思想解放 , 這是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向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方向前進的; 另一種是以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為指導的思想解放 , 這將把我們的改革開放推到一個不是我們黨所規劃的方向。

所以 , 不能天真地認為凡是思想解放都能正確引導和推動我們的改革開放 , 要警惕有人想利用思想解放來誤導改革開放。

當然 , 在社會存在、社會利益多元化以后 , 多種社會思潮的出現 , 非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 , 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經驗證明 , 對于多種多樣的社會思潮 , 放任自流不行 ,簡單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諧社會應有之義。但一切事情都要有一個度 , 不能讓一些非常錯誤的思潮把人們的思想搞得亂七八糟、六神無主 , 不能讓這些錯誤思潮像戈爾巴喬夫和雅可夫列夫導致災難后果的“多元化” 、 “公開性”那樣 , 把我國的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引入歧途。

所以 , 在實行多樣化、包容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存在的同時 , 一定要強調“主旋律”, 強調切實地而不是形式主義地宣傳馬克思主義 , 強調宣傳科學社會主義 , 強調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主旋律”來教育人民 , 統一思想 , 筑牢社會團結進步的思想基礎。要給宣傳正確思想、批判錯誤思想以更多的話語權。批判與反批判從來就是追求科學真理的必由之路 , 各種思潮的和平共處并不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構 , 這一點并不是像某些天真的同志所幻想的那樣。當然 , 我們也要防止利用爭鳴來制造社會不和諧的雜音。

30 年過去了 , 我們仍然要繼續解放思想 , 要與時俱進 , 但要堅持鄧小平同志所倡導的以正確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 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 , 解決過去積累以及新出現的問題 , 正確改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當中不適應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東西 , 如社會主義與商品市場經濟不相容 , 所有制結構只能是“一大二公”不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等教條 , 必須加以破除 ,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觀念。今后還要進一步掃除妨礙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意識形態 , 樹立促進社會進步的新思想新觀念。但是 , 思想解放是有底線的, 不是無邊無際地胡思亂想 , 這個底線就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忽視了社會主義的底線、突破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解放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 也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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