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訪談：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
——關于60年來的中國經驗

汪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本報記者 吳銘 北京報道

《21世紀》：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顯著上升，國際國內輿論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等等多有討論；在新中國60周年大慶到來之際，這些討論更為頻繁。從全球的視野來看，您認為中國這60年來走過的道路是否有其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汪暉：中國經濟的發展打破了許許多多的預言——1989年之后，不斷地出現中國崩潰論，但就像臺灣清華大學的于治中教授說的，中國沒有崩潰，而是這些崩潰論崩潰了。人們因此開始總結為什么中國不但沒有崩潰，反而獲得了發展？在改革過程中，反復出現有關肯定改革與否定改革的討論，這個討論也時時涉及如何估價社會主義時期與改革時期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無論如何評價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和改革開放的經驗，中國的成就是建立在這兩個傳統的地基之上的。與此同時，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長期積累的矛盾，也提示中國不能也不應簡單地回復到過去發展模式之中——無論是傳統的計劃模式，還是以GDP增長為唯一目標的發展主義模式。我們需要換一個方式來總結中國六十年來的經驗。

獨立自主與政黨的糾錯機制

在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中，許多學者強調中國發展的穩定性，認為沒有出現重大危機。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改革開放30年期間中國最大的危機是1980年代末的危機，中國渡過了這場大的危機，但其后果至今在不同領域都可以找到印跡。這場危機同樣是國際危機的一部分，不過那時的危機主要不是經濟危機，而是政治危機。中國的危機可以視為蘇東危機的前奏，不同的是，這些國家都倒掉了，而中國保持了基本體制的穩定性。像中國一樣，這些國家也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中國沒有像它們一樣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維持了中國的穩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長的條件？在經歷了三十年改革之后，這些條件本身發生了哪些變異？要講中國道路或中國的獨特性等等，這是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蘇東體系的瓦解有著復雜而深刻的歷史原因，比如官僚體系與民眾的對立、冷戰政治中的專斷政治，以及短缺經濟帶來的民眾生活的狀態等等。與之相比，中國體制的自我更新的意識要強得多，經歷了“文革”時代的沖擊，國家對于基層社會的需求有較強的回應能力，這些方面與蘇聯、東歐國家很不相同。但我在這里沒有時間詳細討論這些問題及其來龍去脈，而只能集中于中國體制區別于蘇東體系的第一個特征，即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發展的道路，以及由此產生的獨特的主權地位。東德前共產黨的最后一位總書記克倫茨在他的回憶錄中，解釋1989年后整個國家垮掉的原因，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蘇聯的轉變以及由此產生的整個蘇東集團的內部變化。在冷戰時代，西方的政治家經常用用“勃列日涅夫定律”這個概念嘲笑東歐國家的 “不完全性主權”狀態。在華沙條約體系中，東歐國家沒有完全的主權，受制于蘇聯的支配，蘇聯一旦出現問題，整個蘇東體系都跟著垮掉了。二戰之后，民族國家的主權體系得以確立，但事實上在世界的范圍內，真正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非常少，不僅是蘇東國家，即便是西歐結盟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亞洲，日本、韓國等國家都在冷戰的構造里，它們的主權受制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同樣是不完全性主權國家。在冷戰的構造里，兩個陣營都是結盟性國家體系，每一陣營中的霸權國家發生變化或政策轉變，其他國家都會深受影響。
伴隨著中國內戰的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了。在建國初期，中國處于冷戰兩極構造中社會主義體系的一方，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戰爭更是讓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國兵戎相見。在這個時期，尤其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的工業發展、戰后恢復和國際地位得到了蘇聯的巨大幫助，也在某種意義上，處于與蘇聯的某種程度的依附關系之中。但是，正如中國革命過程本身有其獨特道路一樣，中國在建設時期也在探索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從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積極支持不結盟運動，隨后又與蘇共展開公開論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逐漸擺脫了有些學者所說的與蘇聯的“宗主關系”，確立了自己在社會主義體系、進而整個世界中的獨立地位。盡管臺灣海峽仍然被分隔，但中國國家的政治性格是主權性的和高度獨立自主的，在這一政治性格主導下形成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也是高度獨立自主的。沒有這一自主性前提，很難想象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也很難設想中國在1989年后的命運。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改革的前提。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有著內在邏輯的、自主性的改革，一個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改革，這與東歐和中亞的各式各樣的、背景復雜的“顏色革命”截然不同。

其次，這個相對來說獨立而完備的主權性格是通過政黨的實踐來完成的，這是二十世紀政治的一個突出的特征。毛澤東過去總結，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他講階級和階級斗爭，但在理論上，又不完全是按照古典的階級概念來談論中國社會。他最常用的人民這個概念，以及人民內部矛盾的概念，都是從中國革命的經驗中發展起來的。無論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曾經犯多少錯誤，它當年的反帝和后來跟蘇聯的辯論，是完成中國主權性的最基本要素，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僅僅局限于個別細節加以判斷。通過與蘇共的公開辯論，中國首先擺脫了兩黨之間的宗主關系，繼而才擺脫了國家間的宗主關系，形成了新的獨立性的模式。換句話說，這一主權根源是政治性的，是從政黨關系中發展出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獨立性在國家、經濟等領域的顯現。事實上，冷戰時代的兩極化構造的逐漸瓦解與中國對這一兩極構造的持續批判和斗爭有關。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于冷戰的終結和世界和平，有自己獨特的貢獻。

由于中國政黨與國家有一種獨立的品格，因而也發展了一種自我糾錯機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對改革的嘗試，都曾出現各種偏差、問題甚至悲劇性的結果，但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國的國家與政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這些調整不是受制于外來的指點，而主要是根據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而進行的自我調整。作為一種政黨的路線糾錯機制，理論辯論，尤其是公開的理論辯論，在政黨和國家的自我調整、自我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來的一些慣性說法，比如，就改革沒有現成的模式、現成的政策而言，“摸著石頭過河”這一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其實沒有現成模式是整個中國革命的特點，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就說過類似的話。沒有模式的時候靠什么？靠的是理論辯論、政治斗爭、社會實踐。所謂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但這一對實踐的總結本身是理論性的，實踐不可能沒有前提和方向。如果沒有基本的價值取向，“摸著石頭過河”就不知道摸到哪兒去了。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曾引用當年列寧說的一段話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也在某些關鍵時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者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政策，起著主要的決定作用。當著政治、文化、上層建筑等等阻礙著經濟基礎發展的時候，政治和文化就是核心所在，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這說明，那個時代中共探索自己的模式的時候，有著長期的斗爭。

理論辯論在中國的革命和改革過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論源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就是從有關商品、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資產階級法權等等理論討論中產生出來的，也是從社會主義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價值規律問題的討論產生于1950年代，孫冶方和顧準發表了有關價值和價值規律問題的論文，其大背景是中蘇分裂和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這個問題在1970年代中期再度成為黨內辯論的中心課題。沒有這樣的理論辯論，也很難設想此后中國的改革會沿著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直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發展。到今天，有關發展道路的辯論，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完全局限于政黨內部，但理論辯論對于政策路線的調整意義重大。如果沒有體制內外發生的對單純注重GDP增長的發展主義的批評和抵抗，對新的科學發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1990年代，隨著中國政治結構的變化，中國知識界的辯論部分地替代了以往黨內路線辯論的功能，1990年代末以來對三農問題的關注，2003年后對醫療改革的反思，2005年對國企改革和勞動權利的關注，以及保護生態環境的理論宣傳和社會運動，等等，都對國家政策的調整產生了影響。理論辯論在引導方向的問題上起著很大的作用。

現在常講民主是一個糾錯機制，其實理論辯論與路線辯論也是一個糾錯機制，是政黨的自我糾錯機制。由于缺乏一種黨內的民主機制，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黨內路線辯論時時出現暴力和專斷的特征，對此進行深入和長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對黨內斗爭的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對理論辯論和路線辯論的否定，事實上后者正是擺脫獨斷、自我糾錯的途徑和機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口號提出了實踐的絕對重要性，但這一命題本身是理論性的，我們只有在理論辯論的意義上才能了解這一口號的意義。

農民的能動性與國家的角色

《21世紀》：中國經驗的獨特性是否與中國的特殊社會結構有一定關系？

汪暉：中國革命發生在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中，農民成為革命的主體，這是第三個值得注意的方面。無論是在早期的革命和戰爭中，還是在社會建設和改革時代，農民表現出的主動精神和創造力最讓人印象深刻。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相比，在整個二十世紀，鄉村社會的動員、鄉村社會組織的改變可謂天翻地覆、前所未見。伴隨著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整個鄉村秩序被根本性地重組了。即便與許多后社會主義國家相比，平等的價值在中國人民心中扎根的程度要高得多、深得多，這與近代土地制度和鄉村秩序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聯。東歐國家，甚至蘇聯，也罕見如此長久的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沒有這一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以土地關系的變更為中心的持久的農民動員。
要想真正理解中國社會主義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關系，也必須理解中國革命政黨的角色。中國共產黨的初創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物，但不同的是，這個社會主義政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農民，并通過農民運動創造新政治、新社會。經歷了三十年的武裝革命和社會斗爭，這個政黨最終成為扎根于最基層的社會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政黨，它的草根性及其組織動員能力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有很大的區別。現在的媒體和觀察家們過多地將中國革命的成敗歸于個別領導人物，而對這個進程本身討論得不充分；又因為對中國革命中的暴力的反思而忽略、甚至否定在這一進程中產生的一種新的社會主體性。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主觀能動性、領袖人物的主觀意志不可能不居于重要地位，但單憑這一點是無法解釋歷史的。

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新的土地關系為中國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很難設想，在沒有經過如此深刻的社會轉變的條件下，傳統的農民及其村社組織能夠表現出如此強烈的能動精神。這一點只要參照其他農業社會和市場條件下農民的狀態，就可以有一個清晰的印象。在新自由主義潮流中，中國社會較之其他社會對于平等的訴求和對腐敗的不容忍更加強烈，也因此從基層產生了強烈的制衡作用。這一點與九十年代初期有些國家的迅速寡頭化有所不同，其原因不僅可以從國家和政黨的角度加以解釋，也應該從社會力量的角度加以說明。上個世紀末，圍繞三農問題和農民工問題，如何解決市場條件下的城鄉關系，如何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再度成為當代中國的關鍵議題。

《21世紀》：您去年在北大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行的一次研討會的發言中曾指出，理解改革時期的中國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如何理解中國的國家性質及其演變。如何從這一方面理解中國的獨特經驗？

汪暉：就像許多歷史學家所顯示的那樣，東亞地區有著豐富而悠久的國家傳統和國家間關系，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的新書《亞當•斯密在北京》中斷言：“與民族國家和國家間體系相比，國家市場并非西方的發明。……整個18世紀最大的國家市場不在歐洲而在中國。”他還進一步地分析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因，尤其是對外來投資的吸引力，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資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其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主要吸引力是這些勞動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質，再加上他們在中國國內生產性流動的工序環境迅速擴大。”（該書中文本第323-324, 354頁）按照他的解釋，斯密并非自發的市場秩序的倡導者，而是一個對國家規管下的市場有著清晰洞悉的思想家。大致也沿著這一思路，姚洋在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條件時，將中性政府或中性國家作為中國改革獲得成功的前提。

改革中的國家資源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對阿瑞吉和姚洋的討論有兩點補充性的說明。就阿瑞吉的觀點而言，他對中國和亞洲國家市場的敘述建立在長遠的傳統之上，但是，如果沒有中國革命及其對社會關系的重組，就很難設想傳統的“國家市場”會自動地向新型的國家市場轉變。晚清時期通過國家力量構筑軍事和商業體系的努力，辛亥革命后持續不斷的土地革命，創造了一種不同于傳統國家市場的新型內外關系。列寧在評論孫文的《建國大綱》時就曾指出過這一點，即土地革命和新的、帶有社會主義取向或民生主義取向的國家方案為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在討論現代中國的國家性格時，不可能脫離中國革命所導致的土地關系的改變和農民身份的改變這一前提。例如，人們批評人民公社的試驗，但很少討論這一試驗也是現代中國持續的土地關系變更的結果，一方面，以家族-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終結了，另一方面，家庭、家族和地緣關系又以另一種方式被組織到新的社會關系之中。農村改革是對公社制度的改革，同時也建立由這一試驗所改變了的社會關系的地基之上。初期的農村改革是在國家推動下，以多種經營和調整農產品價格為中心發展的一場改革運動。這個改革運動實際上繼承了許多要素，從鄉鎮工業到鄉鎮企業的發展，都是在一個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展開的。

就姚洋的觀點而言，所謂中性化的國家產生于現代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致力于締造一個代表大多數和絕大多數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國家，國家或政府與特殊利益的紐帶的斷裂是以此為前提的。從理論上說，這一社會主義的國家實踐也產生于對早期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修正，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等文獻就是這一新的國家理論的基礎。由于社會主義國家以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宗旨，在市場條件下，它反而比其他國家形式更加脫離利益集團的關系。我們只能在這個意義上將它說成是一個中性化的國家。這是初期改革成功的關鍵，也是改革的合法性所在，沒有這一前提，不同社會階層就難以相信國家推動的改革代表著這些階層自身的利益。然而，中性化這一術語也遮蓋了“中性化”的內涵，即國家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地基之上的，至少就初期而言，改革的正當性恰恰來源于社會主義國家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

我們很難從一個單一的規定性出發界定中國的國家性質，在它的內部，存在著不同的傳統。在改革進程中，人們常常會用改革與反改革、進步與保守來描述這些傳統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但從動態的歷史角度看，它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制衡和矛盾也有著重要的作用。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看到過兩種或多種力量之間的相互消長，以及對“極左”或“極右”的克服；當市場化改革成為主潮之際，若沒有國家內部、政黨內部和整個社會領域中存在的社會主義力量的制衡，國家就會迅速地向利益集團靠攏。八十年代中期一度有過私有化的主張，但在體制內外均遭到強烈的抵制，結果是先形成市場機制的觀點占了上風。這是中國沒有采取俄國休克療法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時期積累的社會性資源，在這個時候通過這一關系轉化為對社會政策的制約。即便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很難將這些批評性力量界定為反對改革。其實，在1990年代爆發的思想爭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現象：對發展主義的批評最終促成了科學發展或另類發展的觀念。中國社會對腐敗的普遍厭倦和抵制也是推動制度改革的動力之一。國家的中立性是由上述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促成的。

中國改革中值得總結的經驗很多，比如人才戰略、教育改革和其他經濟政策的實施等等，但我認為上述這幾個方面最為根本，也因此常常被忽略。這幾點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最為獨特的經驗的一部分。在全球化、區域化和市場化的新條件下，上述各項條件也面臨著重要的挑戰—社會關系、經濟活動和政治主體的基礎正在發生變異。如果不能把握新的歷史條件及其變動方向，就難以形成新的、有效的機制和政策。

開放與自主的辯證

《21世紀》：那么，怎樣理解社會關系和經濟活動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主權形態在發生變化？

汪暉：要理解這些變化，需要對當代世界的一些新趨勢加以總結。
首先，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傳統的主權正在發生什么樣的變異？當前的全球化進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向上，第一是資本的跨國運動，以及由此產生的跨國生產、消費和流動，大規模移民及由貿易和投資而形成的市場依賴性。第二是為了管理和應對這一資本的跨國運動而形成的新的國際調控機制，如WTO、歐盟和其他國際性的或區域性的組織。前者更像是一種無政府力量，而后者則是對這一無政府力量加以協調或控制的機制，這兩種力量同時起作用。

伴隨這些重要變化，國家主權的形態也勢必發生變化：就前一個方面而言，主要在1980年代末期后，中國逐漸地成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形態，生產的跨國化造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完全不同以往的勞動力和資源配置，以及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新關系；隨著金融體制的逐漸開放，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所謂Chimerica的概念也許有些夸張，但就相對獨立的國民經濟向某種程度的依附性經濟的轉變而言，這一概念也有很強的寓意。

就后一個方面而言，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國際條約和協定，積極參與不同的區域組織，傳統意義上的主權概念已經難以描述中國的主權結構。眼下的金融危機顯示：危機本身恰好源于社會自主性的動搖，即任何一個地方的危機都可能成為我們自身的危機；而克服危機的方式又不可能單純地通過重申舊式的主權來達致。（例如，中國在國際貿易中遭遇的反傾銷、反補貼及特保問題無法通過國家主權單獨地加以解決，而必須通過國際仲裁加以解決；高額外匯儲備的風險也無法通過傳統主權加以保護，同樣需要某種國際性的規約和保護；流行疾病及其防控現在也是一項國際性的事務。）國際合作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因此，在全球化條件下，在開放性的國際網絡中，如何形成自主性的新形式，是一個需要參照歷史但又必須重新探索的新課題。

其次，不僅在全球關系領域內，而且在國內關系中，國家的角色也在發生變化。簡單地用“極權主義國家”這樣的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國家角色，常常混同了國家角色中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中國的改革沒有像俄國那樣經歷“休克療法”，國家在調節經濟方面的能力是比較強大的。中國的金融體制顯示出相對的穩定性，是因為中國沒有完全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中國的土地沒有私有化（但能夠相對自由地流轉以適應市場條件的需求），不但為中國農村社會的低成本的保障體制提供了基礎，而且也為國家利用土地資源組織開發并進行土地分紅提供了可能性；中國的國有企業所提供的大量稅收也為危機條件下政府的調節能力提供了基礎。這些方面均與國家能力及其意愿有關。中國的國家應該負起該負的責任，比如積極解決鄉村危機、重建社會保障制度、保護生態環境、擴大對教育的投資并推進教育體制的改革，在這方面，中國的政府需要從發展型政府向社會服務型政府轉化，而這一轉化也會促使中國經濟從過度依賴出口向內需導向轉變。

這些積極的社會政策能否實施并不僅僅取決于單純的國家意志。經過三十年代的改革，作為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者，國家機器深深地嵌入市場的活動，就各個局部而言，用中性化國家的概念來描述今天的國家并不恰當。國家不是孤立的，而是鑲嵌在社會結構、社會利益關系中的。今天的腐敗問題，不僅涉及官員個人的貪腐，而且也涉及重要的是社會政策、經濟政策與特殊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例如，高碳工業和能源項目的開發，常常為個別利益集團所牽制、甚至主導。對這些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中的影響形成遏制的，主要是公共討論、社會保護運動，以及來自國家和政黨內部的不同傳統。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三農問題的大討論促進了國家農村政策的調整；2003年“非典”危機引發的有關醫療保障制度的大爭論促成了醫療改革的方向性變化；2005年展開的國企改制的辯論及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導致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的出臺；國家內部要求懲治腐敗、嚴肅黨紀的呼吁為中國的反腐敗運動提供了內發的動力……但是，國際和國內的利益關系也以空前的能量滲透到國家機制之中，甚至法律制定過程之中，在這一條件下，如何讓國家能夠成為普遍利益的代表，已經成為一個極為尖銳的問題。

未來道路的探索

《21世紀》：這些有關國家的討論似乎與民主機制的形成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如何在這個脈絡中理解中國的國家問題？

汪暉：討論中國的國家問題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悖論，即一方面，較之許多國家的政府，中國的政府能力得到了廣泛承認，從汶川5.12大地震后的救災動員，到金融風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計劃，從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到各地方政府在組織發展和克服危機方面的效能，都顯示了中國國家能力的突出優勢；但另一方面，即便各種民意測驗顯示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處于較高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區、某些時刻也比較尖銳，不同層級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潔度也受到質疑。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這類矛盾經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機的高度加以討論。反觀其他一些國家，即便國家能力衰落，政府無所作為，經濟低迷，社會政策無法落實，但并不存在體制性的政治危機。這一問題與作為政治合法性資源的民主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八十年代，民主問題似乎相當簡明。經過二十年來的民主化浪潮，一方面，民主仍然是最為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資源，另一方面，簡單照搬西方民主的做法在亞洲地區已不再具備1980-1990年代的那種吸引力。隨著新興民主的危機和“顏色革命”的褪色，1989年后在東歐、中亞和其他一些地區發生的民主化浪潮正在衰落；與此同時，在西方社會和第三世界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民主的空洞化正在形成普遍的民主危機。民主危機是與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條件密切相關的：一、戰后政治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多黨或兩黨-議會體制，但在市場條件下，政黨日漸失去早期民主的那種代表性，為了獲得選票，政黨的政治價值日益模糊，使得代議制民主名存實亡；二、民主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全球化條件下也面臨挑戰：由于經濟關系日漸越過傳統的國民經濟范疇，與此相關的活動很難在一國國內達成妥協，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安排必須與國際體制相適應；三、伴隨著政黨的利益集團化、甚至寡頭化，形式民主日益成為與基層社會脫節的政治結構，底層社會的利益訴求無法在政治領域中獲得表達，從而迫使下層社會采取無政府的自衛行動（如印度“毛主義”的崛起），不要說形式民主，甚至是國家本身，在許多地區也是空洞化的；四、由于選舉過程依賴于大量的金錢和財力，在不同的民主國家，存在著合法的和非法的兩種形式的選舉腐敗，從而也破壞了選舉的公信力。

這并不是說民主價值已經衰落。問題是：到底需要怎樣的民主及其形式？如何使得民主不只是空洞的形式，而具備實質的內含？

中國的政治體制也發生著重要的變遷，其中之一，是政黨角色的變化。在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目標之一是黨政分開。1990年代之后，黨政分開已經不是一個流行的口號，在具體實踐和制度安排上，黨政合一成為更為常見的現象。我把這一現象概括為政黨的國家化潮流。為什么會出現這一趨勢，值得深入分析。按照傳統的政治理論，政黨代表眾意，通過議會斗爭和辯論，即通過程序民主，形成國家公意，所謂主權即公意的表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體制也是以各政黨的代表性為基礎的。但是，在市場社會條件下，國家機器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國家不同分支與特定利益的關系相互糾纏，改革初期的“中性化國家”正在發生轉變。由于政黨相對遠離經濟活動，反而能夠相對自主地和“中性地”表達社會的意志，例如，反腐敗就主要依賴政黨機制的有效實施。1990年代以降，國家意志主要是通過政黨的目標呈現的，從“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及“科學發展觀”，都是如此——這些口號不再直接表達政黨的特殊代表性，而是直接訴諸全民性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政黨成為主權的內核。

但是，政黨的國家化也意味著雙重的挑戰。首先，如果政黨與國家的分界完全消失，有什么力量和機制能夠保障政黨不會像國家一樣陷入市場社會的利益關系之中？其次，傳統政黨的普遍代表性（及早期社會主義國家的中立性）是通過其鮮明的政治價值來完成的，政黨國家化則意味著政黨的政治價值的弱化和轉變。如果“中性國家”的達成與政黨的政治價值有著密切的關系，那么，在新的條件下，中國始終能夠保持其普遍代表性的機制究竟是什么？政黨究竟能夠依靠什么力量才能獲得自我更新？如何讓普通人民的聲音在公共領域中獲得表達？如何通過真正的言論自由、協商機制和官民互動不斷對國家和政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進行調整？如何廣泛地吸納國內和國際的力量以形成最為廣泛的民主？這是討論政黨自我更新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考慮中國的政治變革問題上，我們需要考慮這些問題，以構思中國的民主道路。具體而言，我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需要考慮：第一，中國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漫長的和最為深刻的革命，中國社會對于公正和社會平等的要求極為強烈，這一歷史的和政治的傳統應該如何轉化為當代條件下的民主訴求？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龐大的、經歷了巨大轉變的政黨，它日益地與國家機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這一政黨體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黨角色發生變化的條件下，保證國家能夠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會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眾社會獲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狀態？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但工人、農民和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參與沒有足夠的空間和保障。中國怎么樣讓社會的聲音和訴求在國家政策層面得到表達，以節制資本的能量和訴求，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資本的自由，還是社會的自由，兩者有著重大的區別。這些問題都是具體的問題，但也孕育著重要的理論命題，即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條件下，什么才是人民中國的政治變革的方向？如何在開放條件下形成中國社會的自主性？在普遍的民主危機條件下，這一探索的全球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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