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睿：中國新千年大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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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10-29 10:50:53 來源：中國和諧社會網 作者：王思睿 
  
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曾經提供一種劃分中國歷史階段的方案：“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頻競爭最烈之時代也?！薄暗谌朗?，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之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別為一時代。實則近世史者，不過將來史之楔子而已。”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需要有不同的大國之道。在“中國之中國”，秦國崛起，并吞六國，靠的是法家學說。在“亞洲之中國”，漢唐明清，雄踞東亞，主要依靠的是儒家學說，輔之以三教合流。在“世界之中國”，中華民族復興，成為新千年“最后的大國”，需要集傳統與創新于一身、中西合璧的新學說、新治道。

      世界歷史進入現代化、全球化階段后，已經涌現過英國、美國等全球性大國和一大批地區性大國。大國興衰，是有規律可循的。但是，中國作為幾千年歷史一脈相承、人口世界第一的大國，又有其獨特之處。中國新千年大國之道，既要總結吸取世界大國的一般經驗，又要體現中國的特殊價值和符合中國的特殊需要。

      大國有大國的優勢，大國也有大國的難處。一方面要克服妄自菲薄的悲觀心理，一方面也要防止狂妄自大、忘乎所以。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大國之道必須平衡方方面面的因素，充分展現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

      政治：大國民主
 
      最近有兩件事形成鮮明的對比。日本舉國上下將滯留朝鮮的人質家屬問題視為日朝外交的頭等大事，民眾、媒體和政府同心協力，最終迫使朝鮮政府讓步，將人質家屬送回日本。而中國人趙燕在美國遭受警察毆打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與民間媒體（互聯網絡）之間，民眾（網民）與民眾（網民）之間，卻發生了一場罕見的口水戰，嘲諷趙燕和政府的人在網民中占了相當大的一個百分比。這表明，中日兩國的國家凝聚力存在明顯的差距，其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世界歷史上，民族主義是伴隨民主主義產生的，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在貴族制國家，階級之間的差別極為明顯，誰屬于哪一個階級就永遠屬于那個階級，所以每個階級自行變成一個小國，并認為自己的這個小國比他們的大國還值得親近和愛護?！痹诋斀裰袊?，“精英聯盟”與社會底層的階級分化正在加劇，形成舉國一致的社會輿論變得非常困難。近來，學者喜歡羅列即行民主化的不利方面，卻沒有同時指出民主化遲緩的不利方面：使腐敗盛行，世風日下，民心渙散，社會分裂，妨礙中國成長為政治大國或者甘陽所說的“政治民族”，妨礙海峽兩岸的政治認同與和平統一，而且有可能把中國帶入一場戰爭甚至核大戰中。

      甘陽在《走向“政治民族”》中援引韋伯的看法：現代經濟發展必然促成社會的高度分殊化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會離心力傾向，因此現代政治的基本任務即在于如何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仍能凝聚為民族整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話整個民族將出現只有社會離心力而無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團利益而無民族利益的危險局面，其結果將是整個民族呈現分崩離析的狀況。由此，落后民族經濟崛起的背后所隱含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該民族的政治主導力量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機制，以適應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由于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是要把社會的所有人口都納入一個統一的交換經濟過程之中，韋伯認為能夠適應這種“大眾經濟”過程的唯一政治機制只能是“大眾民主”，亦即被納入一個統一經濟過程中的社會大眾必須同時能參與到一個統一的政治過程之中。這種以最廣泛的政治參與來凝聚民族政治認同的民族就是現代“政治民族”。

      這種適應現代經濟和現代社會的政治機制就是以“大眾政黨”和全民普選為基本機制的“大眾民主”。大眾政黨的特點即在于它的政治活動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團之內，而是致力于溝通不同階層、不同集團、不同地區的局部利益，從而凝聚對民族整體利益的社會共識，而定期性的全國大選機制則為利益千差萬別以致彼此沖突的社會各階層提供相互了解、謀求妥協的機會，從而有利于社會達成“隨時調整的共識”。韋伯特別強調，選舉政治發達的最深刻政治意義實際在于它使發達民族的國內政治過程具有一種全民政治教育的滲透力，亦即它使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階層、集團和地區同時具有對“全國性政治”的基本意識，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全民政治教育機制，經濟發達民族盡管社會利益高度分化，但國民們卻具有“責任共擔的習慣”。從而使發達民族在本國內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塵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

      與韋伯幾乎同時，梁啟超也曾說過：市民的群眾運動，是學校以外的一種政治教育。歐洲一百多年來種種有主義的政治，都是從這種市民的群眾運動制造出來。每一種理想的主義，從初發生之日起到完全現為事實之日止，中間經過一次兩次三次乃至數十次的群眾運動。歐美的國民運動，大概可分兩種：（一）法定的，（二）特別的。法定的是選舉運動，每到了這時候，全國人都像熱鍋上螞蟻，動得個“不亦樂乎”。全國人民除非閉著眼，眼一張，看見的便是政治問題；除非塞著耳，耳一開，聽見的便是政治問題。他們每隔一兩年，便做一趟這種法定的運動。特別的國民運動，大抵拿來要求某種應得而未得的權利，來處分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由一特殊階級或團體舉行種種方式的運動，把他們所要求所主張抬出來，喚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對者之警省。運動來運動去，從前的空想，漸漸的都變成事實了。國家的發展，全人類的進化，都是從這一個根子來的。倘若國民不愿意、不能夠或是不會管政治，中國的共和政治萬萬不會發生和維持，憑你把國體政體的名目換幾十趟招牌，結果還是一樣。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表示這意志；怎么才能夠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爭得這權利；怎么才會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練習這技能。簡單說一句話，國民運動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沒有運動，便沒有生命了。

      韋伯強調，發達民族與落后民族的根本差異并不僅僅在于“外在強盛”即經濟、軍事的發達，而且更在于“內在強盛”即國民通過政治參與而對本民族整體長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認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韋伯對德國的憂慮就在于，他認為德國盡管能在較短時間內經濟崛起甚至給人以“外在強盛”的表象，但與此同時卻是“一個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尤其是，一個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強盛”即經濟崛起的過程，在韋伯看來決不意味著這個民族必然就在走向“內在強盛”，因為一國“內在強盛”的不發達并不是經濟不發達的結果，而是政治不發達的結果；同理，一國內在強盛的發達也并非經濟發達就能自然形成，而是國民們只有在充分的政治參與中不斷經受政治教育才能培養出來的一種基本政治素質。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為追求“外在強盛”而壓抑民族“內在強盛”的生長，亦即在經濟崛起時社會的主導政治力量和新興經濟階級往往都抱定韋伯所謂“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即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而一再延誤政治改革的時機。韋伯認為這種“政治市儈主義”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現，他尤其強烈抨擊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力圖排斥德國工人階級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進入政治舞臺是十足的“民主恐懼癥”，認為這種“民主恐懼癥”恰表明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不成熟”從而無法成為德國的“政治領導階級”（事實上德國資產階級對社會民主黨的長期排斥成為日后希特勒上臺的重要原因）。這種“政治市儈主義”在韋伯看來是純粹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殺主義，因為它導致的實際結果只能是，舊的政治機制每天都在加速衰敗和死亡，新的政治機制卻無從生長。長此以往，只能造成整個民族的政治機制日益萎縮，到最后恰恰只能導致法律與秩序的崩潰。甘陽的這種轉述顯然是在影射中國的現狀，表達出他對中國重蹈德國八十年前覆轍的擔憂。

      甘陽指出：“中國政治改革的中心問題在我看來由此也就是：如何使中國從目前的‘非政治民族’狀態走向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這實際上也就是說，中國政治改革的中心問題事實上是要解決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基礎問題，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國性大選為杠桿的大眾民主基礎之上?！薄爸袊我粍谟酪莸財[脫歷來那種在中央集權制與區域寡頭制之間來回擺蕩的歷史循環，就必須走向‘公民個體為本，統一憲政立國’的憲政民主政治，其核心是將中央權力直接奠定在全體公民的授權，其形式由此必然體現為中央權力的全國直選。”他認為：現代政治社會的基本單位只能是公民個體這一原則同時意味著，公民個體與中央國家之間必須具有直接性的政治聯系，不容任何地區共同體從中加以阻斷或切斷這種政治聯系。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由此決不是要以“地方權力”之名來切斷或阻斷公民與中央國家之間的這一政治聯系，而是要使這一政治聯系高度民主化。通過所謂“發展地域民主”，決不可能導向“建設一個強有力的中央”，而是只能導致一個高度依賴性的中央即一個日益受地方權力牽制而無自身獨立權力基礎的中央。麥迪孫在美國費城制憲會議前就指出，凡以地域權力為基礎而無強有力中央權力的政治體制無一不以內亂外患而瓦解，決不可能長治久安；而聯邦黨人的努力則奠定了美國民族統一的最基本憲政基礎，這就是“使全國共同體的權威直達每一公民，因為政府必須達及的唯一真正對象乃是公民人身”，“決不需要經過任何中間性立法機構”。換言之，一個民主國家的主權必須直接受自于作為個人的每一公民個體，而非來自于任何其他地方共同體，不管是省、市、鄉、村。

      在中央、地域（社區）、公民個人（或者秦暉所謂“大共同體”、“小共同體”、公民個人）三者關系中，必須以“公民個體為本”，這是自由主義者的基本觀點。但如何實現大眾民主和地域（社區）自治，卻有著不同的路徑。

      秦暉認為，在前近代社會中，束縛個性發展的共同體桎梏是多種多樣的，而個性發展的進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同時擺脫所有的共同體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狀態。在缺少中央集權專制政體的西方，“民族國家”形成很晚，“大共同體”長期處于不活躍狀態，阻礙人的個性發展的主要是采邑、村社、行會、宗族等小共同體的束縛。在這種情況下，大共同體的權力對于沖破小共同體桎梏、從而解放個性，是有著積極作用的。因而公民(市民)可以與王權攜起手來反對領主權與村社陳規，而在依附型小共同體的廢墟上建立起公民社會的基礎：公司、協會、社團、自治社區等。隨著這些基礎的建立，公民權利成長起來后，才轉而向王權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體”發起挑戰，用民主憲政的公民國家取代“王朝國家”?！叭绻谖鞣?，從小共同體本位的傳統社會向個體本位的公民社會演進需要經過一個‘市民與王權的聯盟’（本質上即公民個人權利與大共同體權力的聯盟）的話，那么在中國，從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社會向公民社會的演進可能要以‘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作為中介。”“所謂‘聯盟’當然是個象征性說法，不一定指有形的盟約(西方歷史上的‘市民―王權聯盟’也并非實指)”。

      秦暉說：在“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的條件下，邏輯上就要求走國家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傳統”小共同體之上變傳統國家為公民國家(民主國家)，然后再以民主國家為依托制約“莊主”，變小共同體本位為公民社會組織。在這個問題上，秦暉的觀點與甘陽的觀點是契合的。秦暉又說：如今斷言中國傳統社會會經由“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成功地走完西方社會經由“公民與大共同體的聯盟”為中介而實現的現代化過程，還為時過早。因為即使在西方歷史上，“公民與王權的聯盟”也并不必然會導致現代化。從邏輯上講，這種“聯盟”既有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權”戰勝領主而走向現代化，但也有可能使“王權”利用“公民”戰勝領主，而出現傳統中央集權專制帝國。如16世紀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在那里王權的勝利和領主的沒落并沒有使采邑制的廢墟上生成公民社會的基礎結構，因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后依托這種結構戰勝王權。結果，查理五世與腓力二世的集權帝國雖然一度稱雄于世，卻演變為一個極端保守的老大帝國，并使西班牙長期成為歐洲病夫與落伍者。同樣，“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的結果既可能是前者利用后者，也可能是后者利用前者。在后一情況下，“莊主”現象發展為諸侯現象，一元化體制的解體不是導致公民社會而是導致傳統的亂世，“朝廷”的“自由放任”沒有放出一個“中產階級”，卻放出無數土皇帝與土圍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集權會變成領主林立，統一國家會變為一盤散沙，但這只是歷史上“合久必分”的重演而并無現代化意義。當然，這種情況也可能導致另一種結局，即由于“莊主”過份的負面影響使“公民”重新尋求大共同體的庇護，造成傳統一元化體制的復歸。這正如西方“公民與王權的聯盟”除了可能導致“西班牙現象”外也可能導致“意大利現象”，即由于王權過份的負面影響使公民重新尋求小共同體庇護，造成近代南意大利與西西里的黑手黨式幫派社會一樣。因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現代化與公民社會的實現都不是“必然”的，歷史決定論的解釋完全錯誤。

      究竟是“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還是“公民與大共同體聯盟”，或者說，是先實行大眾民主還是先實行地方自治，具有很大的歷史偶然性。從改革動力學的角度來說，先實行地方自治的體制內動力比較強勁，從改革的理想模式來說，先實行大眾民主的好處比較多。不同的轉型路徑，將會給未來的政治體制和綜合國力刻下深深的烙印，產生不同的后果。目前中國的統治集團，對此要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

      中國要成為一個政治大國或“政治民族”，公民權利和自由、地方自治、大眾民主，三者的實現缺一不可。何家棟最近提出了未來中國憲政體制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自由原則；第二，自治原則；第三，民主原則；第四，以上三項原則的位序原則：可以在個人自由范疇內解決的問題，不訴諸于社區自治或地方自治，可以在自治范疇內解決的問題，不訴諸于全民民主和中央治理。憲法解釋和審查機構（法院、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應根據位序原則來處理涉及人權與主權、地方與中央關系的立法、行政與司法糾紛?！?/p>

      中國眼下的政治改革要從維護和落實憲法和世界人權公約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入手，這是不分左派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共同主張。近一兩年來，公民維權運動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還遠遠不夠，許多最基本的人權還完全沒有兌現。

      在地方自治抑或聯邦制問題上，筆者同意甘陽的意見：“中國大陸走向民主的進程只能在既定的單一國家制（unitary state）結構中進行，因為所謂聯邦制等設想事實上將會不利于中國走向民主。這里當然只是就中國大陸的范圍而言，但我對聯邦制等主張的批評事實上也是要間接指出，兩岸統一問題與中國走向民主乃是兩個層次完全不同的問題，把兩者混淆起來在我看來既無助于中國的統一，更不利于中國的民主?！惫P者曾指出：美國的“競爭型聯邦制”，德國的“合作型聯邦制”，英國的“完全的地方自治”，法國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地方自治”，經過歷史的演變，已經成為在實質上同類的地方政府制度，用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的說法，可稱之為“復合共和制”的地方政府制度。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權，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劃分明確的事務范圍，并且在各自事務范圍內，享有充分自主權；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夠的憲政保障或政治實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隨意干預，使之不能單方面削減地方政府的自主權；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項上聯合作業或混合財政。中國與那些“先邦后國”、“先國后邦”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都不同，它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民族主義傳統，也曾長期是一個單一制大國，如果中國實行聯邦制，惟一的理由是出于海峽兩邊和平統一的需要。大陸與臺灣在聯邦制基礎上實現“一個中國”，并不意味大陸本身先要實行聯邦制；如果大陸本身不實行完全民主化，僅有“閩粵自治”也不足以解開“臺灣死結”。臺灣的聯邦制度、港澳的準聯邦制度、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大陸其他省份的州府自治制度，各種不同的地方制度可以并行不悖，但都要遵循聯邦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將是一種符合中國具體國情的特殊政治制度。

      在地方自治問題上，筆者反對全盤打亂中國現有的省、地、縣、鄉四級行政建制，實行所謂“縮省”、“廢地”、“并縣”、“虛鄉”（鄉政府改為鄉公所）的大動作，而主張在保持現行行政區劃基本架構的前提下，以地級行政建制（自治州、地區行署和地級市）作為地方自治體，以鄉鎮街道作為社區自治體，省縣兩級作為行政派出機構逐漸虛化。（參見《我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初步構想》，《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6期；《大區體制的歷史沿革與中國政治》，《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中國省制問題研究》，《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4期；《地級行政建制的演變與改革構想》，《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中國市制的變遷及展望》，《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5期；《單位制向社區制的回歸——中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50年變遷》，《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1期；《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構想》，《中國方域》，2001年第6期；《縣制：鄉土中國的行政基礎》，《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6期；《城市化浪潮對縣制的沖擊》，《中國方域》，2002年第5、6期；《現代國家體制下的中國縣制改革》，《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1期；《中國鄉治的回顧與展望》，《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村政的興衰與重建》，《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6期、1999年第1期；《對村民自治的期望與批評》，《中國農村研究》，2002年卷；《中國地方自治論》，《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4期；等等。）
     
      傳統政治學認為小國是實行民主的必要條件，這是建立在民主即直接民主、廣場民主的前提之上。在間接民主、代議制民主出現后，國家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已經不是實行民主的障礙。甘陽認為，美國聯邦黨人在政治史上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他們徹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國才有可能的西方傳統政治觀，在西方以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奠定了“社會越大，越能妥當自治”這一截然相反的“大國民主論”，即認民主在大國更易達成。聯邦黨人的“中央權力直立人民主權之中”的思想及其在美國這一大國的政治實踐，事實上是對西方自馬基雅維利以來關于“共和政體如何可能長治久安”這一問題的最徹底回答。達爾曾相當正確的指出，這是自希臘城邦民主以后民主理念的最大發展。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后說：

      “在大國，思想能在一切方面迅速而強烈地得到響應，觀點可以比較自由地傳播，其大城市是人類理性之光大放異采和聚焦的巨大知識中心。這個事實向我們說明，大國為什么比小國更快地開化，更快地推廣文明的進步。還應當補充一點，即重大的發明都需要強大的國力，而小國政府的國力是薄弱的。在大國，政府一般都有較大的理想，可以廣泛地打破陳規舊套和地方本位主義。思想的天才和事業的闖將也多。在小國，國內的福利事業比較完全和普遍，而且國家能夠保持和平；但小國進入戰爭狀態，將比大國受害嚴重?！贝髧托饔懈鞯暮锰?，而在“大國民主”的美利堅合眾國，“既象一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象一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

      筆者同意甘陽的觀點：“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大病之一是層層間接選舉，例如全國人大由省人大間接選出，省人大又由縣人大間接選出，其結果是中央權力距離社會大眾十萬八千里，一方面是大多數國民事實上生活在政治過程之外，另一方面則是中央權力基礎被逐級架空而無從直接獲得民眾支持。” 因為如此，中國的“中央”現在是以孤家寡人之勢在與各種地方和集團勢力相周旋，不但日益力不從心，而且往往吃力不討好。“強化中央權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擴大大眾民主”，實行“全國人大的直選”，通過“訴諸全國性大選來直接取得社會大眾的民意支持，從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確立自身權力不容挑戰的正當性基礎”?！罢f到底，以定期性的全國性大選來凝聚全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意志力乃是一個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根本標志。”

      經濟：全球市場與自主產業

      在傳統農業社會，老子的理想目標是“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托克維爾也說，小國是“自由和幸福”的，缺點僅在于“小國進入戰爭狀態，將比大國受害嚴重”。事實上，正是戰國時期連綿不斷的戰爭，推動華夏諸國形成為一個統一大國。

      在現代工業社會，“小國寡民”的缺點日益突出，“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更成為不可能的事。在小國范圍內，根本無法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布局，也不可能具有工業化所需要的各種門類的自然資源。因此，當今發達國家中的小國，都有很高的外貿依存度，其進出口總額一般都相當于或者超過國民生產總值。

      在世界大國中，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印度、巴西，表現出一種小國特征。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國、強國，但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的角度來看，還是小國、弱國。由此就引出了第二對矛盾：世界制造大國和消費小國。中國的國內市場遠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許多產業發展幾年就市場飽和了，只能打國際市場的主意。

      更嚴重的問題時，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能耗大國和污染大國，同時又是資源小國。中國資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林木少、油少、富礦少，許多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耕地0.1公頃，相當于世界水平的42%；人均淡水資源量為2257立方米，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7%；人均森林面積0.12公頃，人均蓄積量8.9立方米，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我國石油資源最終可采儲量為130—150億噸，僅占世界總量的3%左右，但國內石油需求與日俱增，估計到2010年石油需求將超過3億噸，2020年達到4億噸；礦產資源種類不全，有的（如鐵礦石）儲量不少，但品位低，開采難度大，大多數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國要發展，必須依靠自己的比較優勢，用勞動和智慧來換取天然資源。

      中國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全球市場與全球資源，而由于中國在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孤立和邊緣地位，使國人對經濟安全的顧慮不斷增加。有三種因應之道，是筆者所不贊成的：一是天下主義，一是孤立主義，一是軍國主義。

      天下主義者認為：“由此來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不管參與其間的人是否意識到了，歷史本來就賦予了它一個偉大的道德目標：為萬世開太平。這一目標要由中華文明的復興來完成?！薄叭绻腥A文化不復存在，即使按照西方的規則中國玩贏了，中國的現代化也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中國人接受了當初他們拒絕的規則。更何況，按照這種規則玩下去，就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生存問題，而是整個人類文明能否存在的問題了?！边@種話語中隱含著如下涵義：如果按照西方規則玩，中國多半玩不贏；即使贏了，結果可能更壞，譬如說造成全球環境災難。中國應當按照自己的規矩來玩，走一條新型工業化甚至非工業化的道路，不管別人搞不搞污染，中國都要主動減少能耗和污染，給世界做個好榜樣。

      這種依靠“示范”而不是依靠“協商”來改變世界面貌的想法，還是高估了當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國主動退出世界能源市場，有可能壓低能源價格，把好處讓給了別人——例如印度，但世界能源消耗依舊，只不過由別人替代了中國的市場份額。而市場競爭造成的石油價格抬升，倒有可能刺激新能源、綠色能源的研究和開發，早日扭轉世界環境惡化的趨勢。在全球日益一體化的格局下，僅靠中國一家“講道德”，“做榜樣”，是解決不了全球生態問題的。正是基于此種考慮，中國政府才不肯在全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東京議定書》上作出減少排放的承諾。出于天下主義的道德考慮，讓中國人放棄工業化和城市化，放棄經濟增長，是極不現實的。而通過發展科學技術來減少環境污染，譬如說實現可控熱核反應和氫能源，則要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中國在21世紀的前半葉，恐怕還不會對此作出很大的貢獻。

      孤立主義者主張：改變“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重新回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李斯特曾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軍國主義者不同于天下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他們既不贊成重“道德”而不重“利益”的發展道路，也不贊成以自我孤立來保障“經濟安全”，而主張以進攻態勢來爭奪和擴大“生存空間”，通過擴軍備戰、掌握制空制海權來保障中國的經濟崛起。

      上述種種發展戰略，都抱有一種“世界革命者”心態，都是讓經濟發展戰略服從于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外交路線。有人說，“在經濟發展戰略上，要防止經濟依附性過強，否則我們就無法承受西方封鎖與制裁，喪失外交利益?！痹诠P者看來，正確的因應之道是讓意識形態和外交路線服從于經濟發展戰略，而不是相反；是政黨和領導人的利益服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讓國家戰略服從政黨的意識形態和領導人的政治野心?，F實主義的發展道路，不是要對抗和推翻現存的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而是要順應全球化的趨勢，融入“一個世界”，徐圖改造與建設世界新秩序。

      20世紀的歷史證明，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融入世界，充分利用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嚴重的阻礙。西德與東德、奧地利與捷克、韓國與朝鮮、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與南美國家、1980年代的中國與印度的對照，都是很好的例證。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性的階段，為了實現工業化、城市化，讓七八億農民進城，必須做到以下三點：第一，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第二，保證糧食、能源和各種戰略資源的進口，第三，進行一系列國土開發和改造的樞紐性工程。

      要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最關鍵的因素不是中國的制造能力、資本和勞動力，而是對中國開放的世界市場。當中美之間出現爭端時，美國最強大的武器不是核武器，也不是航空母艦，而是它的市場?，F在，中國對美國的凈出口（出超）按美方統計已超過1000億美元，幾乎占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一，這種出超不僅是在持續增加，而且是在加速增加。這一事實，正是鄧小平強調“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的物質基礎。

      布朗在1992年的一句話，就讓中國的整個國家機器為增加糧食產量而竭盡全力地運轉起來，不僅延緩了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而且背上了幾千億元財政赤字和銀行爛賬的包袱。這種情況今后再也不能出現了。為了充分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不在劣勢資源上追加無效率或低效率的投入，中國今后勢必要放棄糧食和農產品完全自給自足的想法，并把能源、原木和礦產品的進口依賴率提高到50%以上。屆時中國的外交心態將會接近日本與韓國現在的狀況，不再為“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興高采烈，而是把保障中東、中亞石油天然氣產地和國際航道、管道途經國的和平與穩定作為外交的主要任務。

      三峽水利發電樞紐、南水北調、西電東送、西氣東送、杭州灣跨海大橋、幾十個核電站，這些都是中國國土開發和改造所需要的大工程。但是，建設這些工程的前提是避免發生戰爭尤其是核戰爭，否則，這些工程本身就變成了一堆廢物甚至是威力巨大的定時炸彈。在不少人鼓吹“難免一戰”、“晚打不如早打”的情況下，是不適合進行這些建設的。甚至連城市化本身也是有疑問的，如果中國的人口日益集中到大城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超過三千萬，中國將會比美國更經受不起核戰爭。

      有人認為，東亞‘四小龍”的外向型發展戰略不適用于“一大龍”，英國曾經是“世界工廠”的先例也不能套用于中國，但他們都沒有講出充分的理由。

      作為消費者，世界上沒有人不喜歡廉價優質的商品?，F在“中國制造”的風頭早已超過了“臺灣制造”、“香港制造”，而且正在不斷地從低檔商品向中高檔商品延伸，對于世界各國的消費者來說，“中國制造”多多益善。對中國商品感到恐慌和極力排斥的是世界各國的制造業者，但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正在逐漸萎縮。首先，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從業者人數占全體就業者的比重已經下降到百分之十幾。譬如說，美國做衣服的人遠沒有賣衣服的人多，他們在是否抵制中國服裝出口問題上的態度是截然對立的。其次，現在歐美國家的政治格局是右翼新保守主義抬頭，他們比較強調市場邏輯、資本邏輯、消費者邏輯，不像左翼政黨那么出于關懷本國勞動者的利益（從另一方面來說就是對中國“農民工”利益的無動于衷）而反對經濟全球化進程。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反全球化的鼓噪，現在還看不到WTO和各種地區共同體所推動的貿易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出現逆轉的跡象。

      在近一二十年內，中國將繼續是世界市場上低端產品的供應者，這并不妨礙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在“日不落帝國”時代，英國雖然可以賣給中國鐵甲艦和蒸汽機，但它的大宗商品還是價廉質優的棉紗棉布。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用低端產品棉紗棉布交換中國的高檔消費品絲綢。美國也曾經長期用它的低附加值的農產品美棉和美麥來交換中國高附加值的農產品腸衣、豬鬃和蛋制品等。在世界市場上扮演什么角色，歸根到底是由比較優勢決定的。中國有幾乎是取之不盡的廉價優質勞動力，因而能夠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吸引外來資本，成為獨占鰲頭的“世界工廠”；中國人均農地面積位居世界排名的榜尾，因而絕無可能成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那樣的“世界農場”和“世界牧場”；受語言方面的限制，中國在短期內也不可能成為菲律賓出口家庭服務和印度出口低端信息處理服務的替代者。

      楊帆常常講述“一億條褲子換一架波音747飛機”的故事，只要這不是一種強制性的進貢或帶有政治色彩的獻媚之舉（以換取對方在人權外交方面的讓步），而是一種自愿的交易行為，就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在國內一名高級技師年薪可以達到十萬而一名“農民工”年收入只有五千元的現狀下，我們對于美國波音公司職工的高工資福利，并沒有什么好抱怨的。這個故事不足以成為經濟民族主義的炒作題材。但是，中國顯然不能滿足于僅僅成為世界市場上的褲子出口國。大國與小國的區別在于，小國由于國內市場狹小，只能高度依賴國外市場，在個別行業搞出名堂（例如瑞士的鐘表工業），才有可能完成其工業化；而大國則可以在本國市場的基礎上輔之以國際市場，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化體系。有了一個全盤工業化的基礎，中國才可能有朝一日出口大型民用飛機。因此，要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關鍵是首先開拓和利用好國內統一市場。

      托克維爾說：“英裔美國人所建各州的土地遼闊，以致有人懷疑它們的聯邦能否維持下去。對此要做分析。在一個領土遼闊的帝國內，各省或州之間的利益對立，最后可能導致彼此沖突。這時，國土的遼闊可能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害。但是，如果居住在這樣廣大國土的人民沒有彼此對立的利益，國土的遼闊本身卻有利于國家的繁榮，因為政府的統一特別有利于國內不同產品的交換，便于產品的流通，使產品增加價值?！比绻荒芙⒔y一的國內市場，美國的大國優勢就無從發揮。如果不建立歐盟統一市場，分散的歐洲國家就不可能與美國競爭。而當前妨礙中國建立統一大市場的主要因素有：地方封鎖、行業壟斷、勞動力雙軌價格。

      中國地方封鎖的根源在于各級政府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而對企業生產環節的征稅又是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在發達國家，經過1980年代以來的“撒切爾革命”，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實行了“民營化”，對生產環節的稅收在整個稅收體系中的比例已經無關緊要，因此，在歐盟范圍內實行經濟一體化也沒有很大的政治障礙了，更不要說國家層次之下的地方保護主義了。在中國，隨著縣辦企業的紛紛倒閉，“啤酒保護大戰”已經成為過去的一頁，但隨著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上馬轎車工業，“轎車保護大戰”正在更高層次上重演?，F在有些“非主流”經濟學家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好處，他們首先要說清楚懷念的究竟是什么“計劃經濟”，是劉少奇鼓吹的托拉斯式的計劃經濟，還是毛澤東鼓吹的地方“五小”遍地開花式的戰備經濟。后者正是妨礙中國建立統一市場的體制性根源。

      除了地方政府，各行各業中的壟斷企業是妨礙中國建立統一市場的另一因素?，F在，這些壟斷企業正在從“官商勾結”走向“中外勾結”。楊帆經常講“買辦化”，其實，“買辦”本身是一個中性詞，歷史上的“買辦”就是現在的外企白領。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多數民族工業的開拓者都有過“買辦”的經歷。我們不應當泛泛地反對“買辦”，而是要反對沒出息的“萬年買辦”和無恥的“官買辦”。民間“買辦”常常把買辦生涯作為學習的過程，作為自己當老板的一個過渡，而“官買辦”卻沒有自己將來當老板的可能性，他們的利益就在“買辦化”之中。還是以汽車行業為例，過去，幾家壟斷企業聯手抬高價格，推遲了國內轎車市場的形成，現在，他們又各自勾結跨國公司，企圖跟在洋人屁股后面分一杯羹。真正在培植國內品牌、設計具有自主產權車型方面作了一些嘗試的，反而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非壟斷企業。反對加入WTO，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培育起國內大市場，中國汽車行業已經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只有打破壟斷，掃清民營企業在一些行業的準入障礙，才能使“民營資本上升為民族資本”，成為能夠與外國資本分庭抗禮的本土經濟力量，這是臺灣和韓國已經做到的正面經驗。

      在日本和韓國的工業化階段，勞動力價格一直是各種價格中增長最快的，這樣才能逐步擴大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培育起一個穩定的國內消費品市場。而中國的情況則不同，“農民工”工資十幾年不變，儲蓄和投資率持續不下，政府開支的作用不降反升（從而為交通廳局長和高速公路承包者掠奪民脂民膏敞開了大門）。用城鄉二元體制將勞動力市場一分為二，持續地壓低農民工的工資，為資本提供超級的服務和保障，只有在一個極權專制體制下才能做得到。但是，資本永遠是短視的、一葉障目的，譬如說，美國資本家只管眼下在中國多賺錢，而不管是否會加劇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以及導致一部分美國工人的失業。政府則不同，既不能短視，更不能歧視，如果不能逐步提高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就不能形成一個以滿足內需為主的大國經濟結構，就不能避免國際經濟糾紛的日益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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