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問題的非主流思考
--事實與邏輯
自2007年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公布以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種主流理論就獲得了“政治正確性”的地位，它由3個主要環節組成：
1、大氣CO2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80ppmv升至450--550ppmv后，全球平均氣溫可能將上升2℃～3℃；
2、若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以上，將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影響，突出地表現為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極端天氣事件頻率增加、熱帶傳染病北上、全球糧食短缺、水資源供應不足，地區沖突增加等；
3、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立即采取各種行動，減緩全球變暖，使2050年CO2排放量降低到l990年排放水平的50%，且越早采取行動損失越小。
事實上學術界對這個理論的質疑之聲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但是這種質疑之聲很少為公眾知曉。2007年IPCC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主流理論事實上已經被視為近乎真理，進而成為政治家們在國際政治、外交博弈中的工具。
使公眾能均衡地了解各方的見解，是社會理性的基礎。2007年2月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正式發布后不久，筆者曾撰文正面介紹了主流理論（見《從氣候變化到環境倫理》科學時報2007年3月19日 五、八版）。現在，主流理論如日中天，一些勢力正有組織地大力渲染主流理論，筆者認為有必要客觀介紹學術界的質疑。
顛倒：因與果
主流理論能被廣泛接受，有兩個非常扎實的論據：20世紀，尤其是后半葉，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明顯增加和氣溫明顯升高。對這兩個論據，質疑者甚少，幾乎可以視為定論（對“氣溫明顯升高”的判斷，仍有少數學者持有異議）。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中，真正打動筆者的是覆蓋65萬年的南極冰芯資料（見圖一）。
圖一：南極冰芯資料，覆蓋65萬年。其中：
δD為氘的變化，代表局地溫度。
大氣溫室氣體包含：
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和氧化亞氮(N2O)
陰影帶狀區域表示當前和以前的間冰期暖期。
數據顯示，過去的65萬年中，地球經過了幾次冰河期與冰間期的交替。冰河期溫室氣體濃度下降，而冰間期溫室氣體濃度上升。但整個波動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以CO2為例，圖中藍色橫線標出了65萬年來的波動范圍）而今溫室氣體濃度遠超出歷史上任何一次間冰期的水平，大自然控制溫室氣體濃度的穩定機制被打破。這無疑是對主流理論最有力的支持。
圖中δD為氘的變化，代表局地溫度。它與各溫室氣體的濃度顯示出相同的走勢。然而，如果是溫室氣體濃度的變化導致的氣溫的變化，那溫室氣體濃度的變化應先于氣溫的變化，至少不應滯后于氣溫的變化。而有細心的學者發現，情況可能相反。
筆者在圖一中從δD曲線的主要局部極值點引出了一些縱線，借以比較各曲線的相位。容易看出，在很多情況下δD曲線的轉向早于、快于溫室氣體濃度。這是否意味著是氣候變化驅動了溫室氣體濃度的變化？因果關系的這一顛倒，對主流理論是顛覆性的，它至少表明，溫室氣體濃度變化導致氣溫變化，這一判斷值得商榷。
上引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是2007年2月正式發布的，然而，2008年IPCC出版的《氣候變化2007綜合報告》中引用的是僅覆蓋1萬年的冰芯資料（見圖二），而非上述覆蓋65萬年資料，圖二中沒有了表征溫度的資料，讀者無法進行比較以探究因果關系。
為什么？
圖二：2005年以前一萬年(大圖)，
和自1750年以來(嵌入圖)，大氣二氧化碳、
甲烷和氧化亞氮濃度的變化。
圖中所示測量值分別取自冰芯
(不同顏色的符號表示不同的研究結果)和大氣樣本(紅線)。
相對于1750年的輻射強迫值見大圖右側的縱坐標。
圖二中的左側縱坐標為溫室氣體濃度，右側縱坐標為輻射強迫。其隱含的假設是：溫室氣體濃度與輻射強迫線性正相關，這意味著溫室氣體濃度與溫度線性正相關。
主流理論認為:大氣CO2濃度增加1倍后，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2℃-3℃。但這只是一個模擬值，它由不同的數值模式計算后平均得出，不同模式輸出的增溫值差異甚大，從1℃左右到6℃以上，數值模式是否已成熟到能夠準確評價全球平均氣溫與大氣CO2濃度的關系?
觀察圖一可以發現兩者的關系其實是高度非線性的。這意味著主流理論用大氣CO2濃度估算的未來氣溫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遺漏：無法忽視的因素
一般來說，地球從太陽吸收的輻射主要集中在地球表面，然后這種能量又通過大氣和海洋環流重新分布，并且以長波方式輻射回太空。把地球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進入的太陽輻射能量和出去的太陽輻射大致平衡，而失衡的部分即為地球—大氣系統獲得/失去的凈輻射能量，學者們定義其為輻射強迫。在IPCC的評估報告中，輻射強迫被進一步定義為相對于1750年的變化，除非另有說明，輻射強迫是指全球年平均值。
任何改變、接受、失去太陽輻射到太空的因子，或改變大氣、陸地與海洋中能量重新分配的因子，都會影響氣候。對此，IPCC的第一工作組技術報告作出了逐項分析（見圖三），其結論是：人類排放的CO2是最強的增溫因素，而云反射是最強的降溫因素，各項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1.6w/m2的全球平均輻射強迫。
圖三：全球平均輻射強迫
對圖三列舉的“輻射強迫”諸因素，有學者質疑，認為可能遺漏了重要的因素--宇宙射線。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慶承瑞在《一個可能影響全球變暖的重要因素宇宙線和氣候的關聯—介紹CERN的CLOUD實驗》（高科技與產業化2008年6月）一文中，介紹了歐洲學者們的一項工作：
1997年，Svensmark和Friis-Christensen發現，宇宙線強度的變化和地球大氣層中的云量覆蓋厚度的變化有關聯（見圖四）。
圖四：宇宙射線和全球云量的關聯的變化
(H.svensmark，Phys.Rev.Lett.81(1998)5O27)
圖四中“虛線”為太陽1O.7cm射電波輻射(注：這是太陽輻射頻譜中穿透本領較大，可直達地面的波段)的變化曲線；“實線”表示的宇宙線的數據取自美國climax中子測量數據。而方格為全球海洋上空平均云量的相對變化。
數據顯示：云量的變化和宇宙線的變化高度“同步”，呈顯出正關聯。如果此圖上所顯示的關聯是真實的，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宇宙線的增強導致云量的增加，而云量的增加會屏蔽太陽輻射，最終使氣溫下降。
如果真是如此，從上述強關聯，人們曾估算出：太陽黑子一個周期的變化能使輻射強迫增加約1.2w/m2，而如上所述，上世紀由CO2產生的輻射強迫是1.6w/m2。這表明這一“效應”，絕不可忽視，因為1.2w/m2是1.6w/m2的75%。
由10Be濃度和太陽日冕磁力線密度數據推斷的宇宙線變化，表明自1990年以來，宇宙射線波動著減弱的大趨勢，這與20世紀氣候變暖的趨勢一致。（見圖五）這對20世紀氣候變暖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的解釋。
圖五：1860-2000年間宇宙線變化趨勢
虛線: 從格陵蘭冰芯冰芯10Be豐度變化推算
實線：從太陽日冕磁力線密度推算
據此，歐洲日內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實驗室CERN，于2000年正式提出一項實驗建議，研究宇宙線和大氣中凝聚水滴形成的關系，全名是“cosmic Leaing 0ut door Droplets”，簡稱“CLOUD)”的研究項目。2O06年，CL0UD實驗被批準，已分別在2007年和2008年發布了工作進展報告。
可見，雖然在氣象界多數人士認為，氣溫上升的原因，有超過90%以上的概率是人類社會大量排放溫室氣體，主要是排放C02的結果。但這并非氣象界和氣象界以外學者們的共識。
地球氣候系統高度復雜，認識影響其變化的因素和可能須經歷多次反復，將現有的認識視為確論，可能過于自信。例如，過去大多數人一直認為地球上最大的一個南極臭氧洞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但南極人口及工業極少，人口主要在北半球。俄羅斯學者塞瓦洛特金研究結果表明，這是由圍繞南極洲的大洋底裂谷向大氣圈排放還原氣(H2、CH4)造成的。（杜樂天《地球排氣作用的重大意義及研究進展》地質論評第51卷第2期 2005年3月）
“模式”：自信的來源？
對于未來氣候的走勢，主流理論主要依靠氣象數學模型預測。在氣象學界內，數學模型被稱為“模式”。用于氣象預測的稱為“天氣預報模式”，用于氣候預測的稱為“氣候模式”。根據復雜程度不同,氣候模式可分為簡單氣候模式、耦合氣候系統模式以及中等復雜程度的地球系統模式。IPCC歷次報告主要采用耦合氣候模式結果評估氣候變化。
在基本模式相同的前提下，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技術處理，導致不同的模擬結果，氣象學界普遍認為，不同的模擬誤差相互獨立,多模式集成能夠減少不確定性,改善氣候預估效果。
在IPCC第四次報告中，循這樣的思路，對1906－2005年期間的年代際觀測平均值，作了模擬對比，一是只考慮自然因素（包括太陽活動和火山的原因），二是再加上人為因素（即溫室氣體排放），其結果見圖六。
圖六：觀測到的全球地表溫度的變化與模擬結果比較
黑線為1906－2005年期間的年代際觀測平均值，
陰影區為氣候模式模擬的5%－95%的范圍
藍色陰影區僅使用自然強迫的模式模擬，共用5個氣候模式19次模擬。
紅色陰影區同時使用自然強迫和人為強迫，共用14個氣候模式58次模擬
（取自IPCC第四次報告第一工作組技術報告）
圖六顯示，1950年代之后，考慮溫室氣體排放等人為因素的模擬結果明顯優于不考慮此因素的結果。這為主流學者提供了信心，將自己的判斷從“可能”（>66%）升格到“很可能”（>90%）：
“自20世紀中葉以來，大部分已觀測到的全球平均溫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觀測到的人為溫室氣體濃度增加所導致的。這是一個進步，因為《第三次評估報告》的結論是‘過去50年觀測到的大部分變暖可能是由于溫室氣體濃度增加’”（IPCC《氣候變化2007綜合報告》）
然而，觀察圖八可以發現，在二十世紀10、20年和40年代，觀測數據都落在兩類氣候模式模擬的5%－95%的范圍之外，尤其是40年代，更是遠離這個范圍。這意味著存在現有模式尚未考慮到的因素。
用于檢驗模式的時間區間為100年，據此就作出100年甚至以上的外推，風險甚大。地球氣候系統不是一個“孤立體”，它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作用。如果其中某個因素在這一百年內變化明顯，它可能被觀察到，并反映在氣候模式中；反之如果它在這一百年內相對沉寂，氣候模式就不可能包含它。
事實上，IPCC第四次報告主要采用“耦合氣候模式”結果評估氣候變化。耦合氣候系統模式包括大氣模式、海洋模式、陸面模式、海冰、碳循環等模塊。站在氣象學的立場，視野已經大大的擴展，它帶來的工作量已經極為繁重。
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地球表層系統。對流層高約10公里，平流層高50公里，海洋最深處是太平洋西側馬里亞納海溝的查林杰深淵，深11公里。可見被“耦合氣候模式”當作“孤立體”研究的是一層平均半徑3671公里、而厚僅60公里的“球膜”。而地殼、地幔、地核占地球系統總質量的99.9％，很難想象它不會影響這“球膜”的行為。
太陽是地球最大的外來能量提供者，它又帶著地球在銀河系中巡游，一次次穿越銀河系的旋臂，很難想象這些巨大的外部因素不會影響這“球膜”的行為。
視野：超越“球膜”
由此，地球物理學家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影響“球膜”的因素，其一是地球內部的能量釋放；其二是外部能量輻射。
關于于地球內部的能量釋放，杜樂天就用地球排氣作用來解釋諸多異常氣候現象，如海底高熱鹽海流、黑潮以及厄爾尼諾等，而這些現象都影響到“球膜”的行為。杜樂天還指出：
“白堊紀大氣中大規模CO2增長、氣溫升高2.8～7.7℃，海水增溫4.8℃以及恐龍絕滅，正好和玄武巖噴溢、地球大規模排氣、陸上、海底熱液活動強烈相對應，這是一整套相互關聯的現象。”（杜樂天《地殼流體與地幔流體間的關系》地學前緣(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第3卷第3—4期1996年10月）
杜樂天還直接主張：
“古氣候變動、冰期交替的主導因素根源也在于地球排氣作用的氣象效應。”（杜樂天《地球排氣作用——建立整體地球科學的一條統綱》地學前緣（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第7卷第2期2004年4月）
關于外部能量輻射，學者們注意到冰期旋回與天文周期的關系。
地球運動存在如下軌道周期：歲差周期：2.3萬年的；地球自轉軸傾斜變化周期：大約4.1萬年；地球軌道偏心率變化周期：大約10萬年。地球溫度變化同樣存在這些周期。
約80萬年前，全球氣候的主導周期是4.1萬年，而此后，主導周期變為10萬年。圖一中容易觀察到明顯的約10萬年的周期。
1842年法國數學家J.A.Adhemar第一次指出地球繞太陽運行的方式可能是冰期形成的第一推動力。
1860年J.Croll首次將地球軌道的三個基本因子（地球軌道的偏心率、地球自轉軸的傾角和春分點的天文進動）引入，并分析了它們對太陽輻射的影響，認為它們的變化引起太陽輻射的變化而導致冰期的發生。
1920年塞爾維亞科學家米蘭柯維契提出：北緯65°附近是個敏感區，由于冰雪的高反照率,這里的氣溫變化信號被放大、傳輸,進而影響其他地區。而決定北緯65°區氣溫變化的，是地球軌道偏心率、黃赤交角及歲差等三要素的變化。根據米蘭柯維契的理論，我們現在正處于“大夏天”。
后來，學術界發現許多證據，提示敏感區可能是低緯度地區。如在高分辨率海洋沉積記錄里，發現冰消期熱帶海區水溫和大氣 CO2濃度早于北極冰蓋發生變化。中國科學家參與的大洋鉆探，在位于南沙海區的1143號鉆井，建立了近500萬年來的高分辨率連續沉積的剖面。研究發現，無論是低棲動物還是浮游有孔蟲的碳同位素記錄，每隔40萬－50萬年都會出現一次碳同位素重值期，意味著大洋碳循環具有40萬年的長周期。這方面的研究正進行。
1971年丹斯加德等人發表的格陵蘭冰芯氧同位素譜分析成果表明，地球氣候有10萬年軌道周期變化，其中9萬年為冷期，1萬年為暖期。按此規律，目前氣候的暖期已接近尾聲。
日本氣象廳朝倉正1973年撰文預言，地球將于21世紀進入“第四小冰期”。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環境研究所布萊森認為，地球目前正在非常緩慢地進入另一個大冰河期。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布朗大學專門召開的一次“當前的間冰期何時結束和如何結束”研討會上，學者們舉出實例證明，目前的地球氣溫已經在開始下降。他們表示從暖到冷的變化可以不足500年，如果人類不加以干涉，當前的暖期將會較快結束，全球變冷以及相應的環境變遷就會隨之來臨。
然而，隨著主流理論取得政治正確性，這方面的研究信息漸漸淡出公眾的視野。
距今2.1萬年前的末次冰期冰盛期，全球平均溫度比現代（指工業化前）低4～7℃，個別地區低10℃以上，例如南極可能低10℃，格陵蘭低21℃。而IPCC第四次報告預測的本世紀末最極端的情況（A1F1情景）增溫4℃。可見造成冰期的力量，其作用不低于主流理論估計的溫室效應作用。
圖一告訴我們，整個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都發生在最近一次間冰期內，目前這一次間冰期的持續時間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前三次間冰期。70年代學者們的警告并非空穴來風。
2007年1月25日出版的《中國氣象局圖書館文獻資料通訊》第九卷第一期（總第九十一期）報道：
俄羅斯科學院普爾科沃中心天文臺宇宙研究部主任哈比布拉•阿卜杜薩馬托夫指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太陽輻射強度一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急劇上升態勢。強烈的太陽輻射使海洋表面溫度升高，并產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科學家最近通過對在格陵蘭島和南極大陸地下3000米深處采集到的冰芯研究發現，全球升溫早在工業革命前就已經開始。
他認為，與海洋表面上空的溫室氣體總量相比，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人類工業活動和全球溫室效應之間的必然因果關系不能成立。目前的“溫室效應”理論看似合理，但缺乏確鑿的科學依據，而且在理論上也存在一些漏洞。
阿卜杜薩馬托夫同時表示，令許多氣象學家吃驚的是，目前全球海洋表面溫度正在變冷，這說明地球的溫度已經達到了峰值。而且，對太陽活動的觀測顯示，太陽輻射強度也正在趨緩，這種回落趨勢將有可能導致全球范圍的降溫。他預測，2012年至2015年，全球氣溫將會開始緩慢下降，太陽輻射強度預期在2040年左右達到最低點，嚴寒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在2055年至2060年前后。
討論全球暖化的科幻片《后天》描述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當羅得島大小的冰山撞上南極洲冰棚后，全球氣候引發連鎖效應：冰雹重襲東京，空前颶風襲卷夏威夷，印度罕見地飄雪，洛杉磯刮起史無前例的龍卷風。南北極冰帽的融解將大量淡水注入海洋。在一場全球性超級暴風雨來臨后，地球步入一萬年前的冰河世紀。----注意：如果不是全球降溫的大背景，何來冰河世紀?這難免然令人聯想起股市：牛市瘋狂的背后是暴跌和漫漫的熊市。
用股市來比附科學問題顯然不夠嚴肅。全球氣候的大趨勢需要有超越“球膜”層面的研究，方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斷。正如IPCC第四次報告第一工作組技術支持組組長Martin R Manning指出的：
“自然氣候系統極端復雜，具有內在混沌的特性，并包括各種時間尺度的非線性反饋。在年代際時間尺度上，對這些反饋過程的認識比較充分，但對百年到千年時間尺度的認識不足，對萬年或更長的時間尺度的認識則相當有限。”（Martin R Manning《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中對不確定性的處理方法》氣候變化研究進展第2卷第5期2006年9月）
上述主流理論能拿出可靠證據的，主要是自然氣候系統在年代際時間尺度上的行為，而需要預測的卻是百年時間尺度的行為。汪品先院士坦率地說：
“地球碳系統的演變具有自己的周期性，當前地球正在經歷又一次碳同位素的重值期，不認識碳系統的演變，科學地預測氣候系統的長期變化趨勢是不可能的。”
“面對社會對科學預測的種種需求，我們只能承認所知太少。”
利弊：考諸史實
主流理論認為，氣候變化帶給人類的似乎主要是負面影響：若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以上，將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影響，突出地表現為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極端天氣事件頻率增加、熱帶傳染病北上、全球糧食短缺、水資源供應不足，地區沖突增加等。
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鉆取西昆侖山古里雅冰帽海拔6200m高處的冰芯，進行18δO記錄分析研究，得出結論：5.8—3.2萬年前中國處于特殊暖濕氣候，溫度峰值在3.5萬年前，高出現代4℃；其次的峰值在5.5萬年前，高出現代3℃； 中間的冷期谷值溫度低于現代5℃。
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當時青藏高原與西北干旱區有許多淡水大湖,降水量遠比現代豐沛,導致外流水系擴大,如青海境內的黃河上游水系形成。
現代柴達木鹽湖年降水量只有25～50mm，極為干旱。3.3-2.7萬年前，年降水量達150 mm。其中的察爾汗鹽湖在5-3萬年前，地溫高于現代2℃；4.1-3萬年前，一度降水與河水補給超過蒸發，3.8-2.7萬年前為淡水環境。4-2.8萬年前，淡水古湖岸高出現代50～60m,湖面積達25000km,是現代鹽湖的413倍。
3.8萬年前的青海湖最高古湖岸高出現代湖面141m，湖面高出現代108m時湖泊面積8100km,為現湖據面積的1187倍,應用封閉流域水熱平衡方程估算年降水量為640mm,高出現代70%。分析鉆孔中3.9-2.6萬年前的花粉，喬木花粉占總量23.9～64.6%,以松和云杉占優勢,次為樺、榆、冷及鐵杉,顯示當時氣候遠比現代溫暖潮濕。
這時期青藏高原所有湖泊都處于淡化和擴張狀態,湖面高于現代30～280m,高原上所有湖泊總面積至少達到150000km,是現代湖泊總面積的318倍.因此,被稱之為的湖汛期。
季風降水所不及的西北干旱地區同樣濕潤化。現代極干旱的吐魯番盆地中心的艾丁鹽湖，面積不足300km2，而當地沉積范圍可能擴大到2500～3000 km2。
瑪納斯湖1957年水深26m,面積750km2的大湖,因灌溉用水大增,1962年后干涸為鹽湖。而據3.7～3.2萬年前該湖為淡水深湖,湖泊面積積可能擴展至28000 km2。
暖濕的氣候條下,森林分布區向北向西大范圍擴展,華南熱帶喜濕熱的陸均松(Dacrydiumsp.)北界移至北緯22°～24°，青藏高原南部為針闊葉混交林,針葉林西界到青藏公路附近,高原西部為草原與荒漠草原,局部有森林.據孢粉資料恢復的植被與現代植被相比較,森林與荒漠-草原界線北移400km,西移400～800km(見圖七)。
圖七：中國植被分布
上：以孢粉資料重建的4～3萬年前分布
下：現代分布
（引自施雅風、趙井東《40～30kaBP中國特殊暖濕氣候
與環境的發現與研究過程的回顧》
冰川凍土第31卷第1期2009年2月）
當時熱帶氣溫高于現代2℃左右,降水量也有較大增加。長江下游石筍資料和北方半干旱、半濕潤區的植物、古土壤、河道沉積資料均表示降水增加,森林覆蓋度大。（以上資料均引自施雅風、趙井東《40～30kaBP中國特殊暖濕氣候與環境的發現與研究過程的回顧》冰川凍土第31卷第1期2009年2月）
可見，氣溫變化高達9℃（從低于現代5℃到高于現代4℃），生態環境并未崩潰。而高于現代3-5℃時，降水豐沛，森林分布區擴展，而森林是物種的主要依托。顯然，這一狀態對人類社會是利多弊少。
唯一可能的弊端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海侵。
3.6-2.5萬年前，渤海西岸海岸線比現代西移100km,到達霸縣、獻縣附近；3.3萬年前，長江三角洲地區海侵深入160km,到達現在的太湖西岸；3.5-2.4萬年前，珠江三角洲的海侵范圍到達石樓、順德、江門。然而，最大海侵出現于2.5萬年前左右。（同上）
由此估算，海侵平均每年前進9-20米。這是完全可以應付的，當陸地擴展時，自然會吸引人口向新增沖擊扇移民，反之，這種移民就會停滯，甚至代之以反向移民。在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組織能力條件下，這并非難于解決的問題。與森林與荒漠-草原界線北移400km,西移400～800km相比，人類的生存環境總體上是得大于失。
至于全球暖化導致熱浪而致死人命之說，很難被視為嚴謹的科學研究。2003年熱浪席卷歐洲，在法國奪走至少1.4萬人的性命。這樁事件經常被用來突顯全球暖化的惡果。然而，倫敦大學的科學家2006年公布一份報告，指出在許多國家，寒流每年害死的人數遠多于熱浪。以英國為例，依照未來45年間的氣溫上升幅度估算，死于熱浪者一年將增加2000人，但死于寒流者卻會減少2萬人。
在中國古詩中，對極熱、極冷均有生動的描述，對極熱的描述是：“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苗半枯焦，農夫心里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對極冷的描述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顯然極冷對窮人往往是更致命的威脅，而窮人總是人口的絕大多數。
主流理論有個隱含的判斷：當今的環境是最好的，環境改變是災難性的。但這不是科學判斷，而是價值判斷。人類進化史告訴我們，自然環境總是在變化，這變化對人類往往有利有弊，而人類總是不斷地適應這種變化，以求興利除弊。
考古學告訴我們，“人猿相輯別”發生在3-4千萬年前，地質學告訴我們，在3600萬年前后，東南極首次出現冰蓋：到1400萬年前后，西南極出現冰蓋，東南極冰蓋擴張；在260萬年前后，格陵蘭出現冰蓋。自此之后，地球反復地經冰期--間冰期氣候振蕩，其溫度變化幅度可達6℃--8℃。也就是說，過去的氣候變化無論幅度還是在速率上，均比過去l00年“溫室效應期”及今后一段時期內可能會經歷的“增暖期”要大得多。人類不但適應了這種變化的生態系統，而且進化得與我們的先祖面目全非。
立場：理性與忽悠
毫無疑問，氣候變化是一個應該關注的問題。這關注首先要建立在科學理性的基礎上。如果有什么勢力力圖推動媒體渲染某種觀點，作為“負責任的”公民，對此應該打個問號。
在一本封面上標著“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的出版物《如何報道氣候變化：知識、視角和方法》中,將IPCC第四次報告作為對氣候問題的權威科學認識介紹給中國記者們。在其前言中，作者寫道：
“在以往國內有關環境、氣候話題的報道中，記者由于各種原因而把一些非主流專家的觀點當作主流理論來報道的情況并不少見，這容易對受眾產生一些誤導。”（p3）
顯然，作者希望用IPCC第四次報告的觀點來統一中國傳媒的立場，誰說西方媒體沒有“主旋律”和對“主旋律”的操控？
事實上此書直接批評了中國的媒體：
“這些媒體的氣候變化報道會讓人得出結論：氣候變化是遙遠的、其他人的事，中國科學家的主要職責似乎不是來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問題，而是如何應對外國以減排義務為借口對中國經濟的挑戰。”（p72）
文中批評中國媒體的報道“缺乏戲劇性”，（p72）并列舉了英國報紙許多富于戲劇性的報道的案例，其中有一則為：
“保羅-布朗舉例說，他的夫人恰好是一個歷史學家，她對于氣候變化理論可以說多有嘲笑，說歷史上天氣本來就是有時候冷、有時候暖，現在暖和又怎么樣呢？但是，后來發現海水倒灌淹沒了地上的馬賽克，她的腳被打濕了，這時候她的觀念一下子扭過來了。”（p77）
打濕了腳就導致觀念的轉變，這樣的“學者”也太廉價了。前不久一場帶冰雹的雷陣雨把我淋成了落湯雞，鞋里灌滿了水，照此邏輯，我就應該相信冰期即將來臨？幸好我不是什么**學家，一介百姓而已，還保留著普通百姓起碼的理智。
如果中國的媒體上充斥著這類“戲劇性”，它離忽悠就不遠了。
好在中國的科學界尚未被忽悠，為提高對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整體理解，中國科學院設計了“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關鍵科學問題研究”項目群，由科學院10個單位的科研人員共同參與，協同攻關。該項目群可歸為4個大的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氣候變化的原因和機制。它包括：
“氣溫對CO2濃度的敏感性”問題，以回答如果大氣CO2濃度從280ppmv提高到560ppmv，全球平均氣溫將升高多少?
“中國近百年來氣候變化分析及其模擬研究”，從觀測記錄出發，評價氣溶膠對氣溫的影響。
“過去2000年氣候變化幅度、速率與機制綜合研究”，以回答在中國疆域內，20世紀是否為過去2000年最暖的世紀、增暖速率是否最快這兩個核心問題。
第二個大的方面是氣候變化的影響，包括：對海岸帶的影響、干旱區面積與環境、山地冰川變化及其影響、季風強度的變化、水資源、生態格局、農業、病蟲害和傳染病、高原凍土等方面。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紹，僅舉生態格局的研究為例：
研究途徑不局限于數值模擬，計劃在黃土高原不同地點選擇30-40個剖面，采集3萬年來的樣品，分析孢粉組合；再選擇典型的寒冷時期(如距今2萬年左右的冰盛期)、典型的溫暖期(如距今5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以及從冷到暖的增溫時期(如末次冰消期)，繪出黃土高原植被空間分布格局。
全新世大暖期大致和我國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夏商王朝的時代相對應。正是在這一時期，農業開始萌發并得到迅速發展，新石器文化迅速取代舊石器文化并出現了繁榮景象。研究將考察在這樣的增溫條件下，生物種屬以及生物多樣性的變化，然后評價目前流行的一些理論，如增溫2℃就可使30%左右物種滅絕的預言。（見丁仲禮、傅伯杰、韓興國、葛全勝《中國科學院“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關鍵科學問題”項目群簡介》決策與戰略研究2009年24卷1期）
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上，用事實和邏輯說話，這才是理性的態度。
一個忽悠掩蓋了理性的社會，其前途何在？
然而選擇理性還是選擇忽悠，到底取決于什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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