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尚勇最近指出，創新能力薄弱已成為我國產業國際競爭的“瓶頸”，全國規模以上企業開展科技活動的僅占２５％，研究開發支出占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０．５６％，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而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新特點是，國際競爭優勢不再取決于資源稟賦和勞動力成本，科技創新成為國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自主創新能力成為競爭制勝的核心。我國企業必須盡快從資源依賴型向創新驅動型的戰略轉變，從自然資源開發為主向人力資源開發為主轉變，從技術引進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轉變。 1
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年初就如何發揮知識產權作用，促進自主創新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田力普認為，中國只應該叫“世界加工廠”。也就是說我們缺乏自主研發、自主創新，只有充當一個打工者、加工者的地位。
“這是一個客觀現實，也是一個必然階段。”田力普說，“但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世界加工廠’的位置上。”“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點，調整產業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因此，田力普表示，在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知識產權創造和應用的能力，這是今后我國更長遠發展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2
在我國政府官員講話的背后，是一個令人揪心的事實：由于中國高速發展在世界市場上形成的進出口巨大總量，又由于中國在國際加工業的鏈條中處于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位置，結果造成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買什么什么就貴，中國賣什么什么就便宜的怪現象。它告訴人們，中國在國際市場中，只是掙到了一些加工費用和血汗錢，并沒有獲得我們預想的發展紅利。于是，中國如何在這樣一種令人窘迫的情況下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可繼續發展的道路，不至于成為世界市場上的永久打工者，就成為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必須關心的事情了。
中國必須走自主創新的道路，這一點本身并沒有疑問。中國選擇自力更生的道路也不是一種新現象，而是建國以來多年實際上在走的道路，“自力更生”一直是我們建設事業的口號之一。那么，什么時候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以致對這樣一個問題還需要重新討論？如果我們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重要的現象，即我們對這一發展的基本國策，盡管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執行，卻并沒有認真地進行全面的理論思考，尤其沒有對發達國家的相應歷史進程進行完整的、對比性的理論思考，并使之成為國家長期發展的戰略意志和全民持續奮斗的決心。這種實踐和理論認識的位移，有其復雜的歷史根源和現實因素，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自建國起就處于西方國家封鎖之中的中國，自力更生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中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本國的經濟發展難題。由于這種嚴酷的環境，我們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卻依然與國際先進水平有較大的差距。于是，當改革開放之后，由于可以引進一些西方的技術和設備，可以替外國企業做一些加工的生意，可以在一些方面替換原有的過時設備，也可以解決我們經濟發展的一些難題，我們在發展的基本方向上具有了某種程度的可選擇性，具有了更大的靈活性。于是，究竟以什么方式才能更快更好地發展，是不是要堅持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就開始成為疑問了。這是目前重新提出要堅持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而其爭論的本質，則可以用一句通行的話來概括：是不是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十分有意思的是，當前中國的這場爭論，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的德國也曾發生過。所以，如果在今天重新閱讀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回顧這場類似爭論的前后過程，對我們認清目前的形勢，采取堅定不移的自主發展戰略是十分有益的。
19世紀中期的德國，實際上面臨著與當今中國一樣的困境：那就是解決在英國工業已經領先并占盡優勢的情況下，德國如何在世界市場上擺脫充當別人小伙計的命運，真正成為一個工業強國的問題。而爭論的焦點，則在于是不是要堅持自己在工業發展方面的主導性，以及如何才能成為一個真正工業強國的問題。
李斯特認為，英國本來也不是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因此，英國如何在歐洲眾多國家中脫穎而出本身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首先，英國對于自身工業的發展有著足夠的重視和特殊的關照，英國一旦掌握了任何一個工業部門，就給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顧，經幾個世紀而不倦，就像保護幼苗那樣小心周到。任何一種工業，靠了勤奮、技術和節約，不久總有所成就，總有利可圖的；任何一個在農業上、文化上已經有了發展的國家，其幼稚的工業如能加以適當的保護，不論開始時怎樣缺點累累，成本高昂，通過實踐、經驗與國內競爭，其產品一定能夠在任何方面與國外競爭者的老品牌相匹比而毫無愧色；……任何一個國家，對于工業工作如果能代代相傳，歷久不懈，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后一代緊接著繼續下去，這個國家的生產力就必然會發展。3
但與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不同的是，英國的發展是建立在一種長遠考慮的基礎之上的，那就是要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工業優勢。即英國不僅要堅持不懈地發展自己的工業，而且要堅定不移地消除潛在的競爭對手。所以，英國在發展工業的過程中，并不希望各國能處于平等的競爭狀態，它所要獲取的是商業優勢。它的看法是，當兩個國家之間有著自由貿易關系時，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優勢，而只能供應農產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勢地位的。4
為保持自身的工業優勢，英國十分關注其它國家，尤其是可能成為英國競爭對手國家的發展。一旦這些國家可能成為英國的對手，就必須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1815年，英國的國會議員亨利·布魯阿姆就宣稱：“為了將外國工業扼殺在搖籃里，英國工業品出口就是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10年后，另一個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國會議員也強調，大陸工業應趁其蓓蕾之時加以剪除。5 李斯特對這樣行為的評價是“它（英國）的政策方針將以為它自己謀福利為唯一鵠的。……只要有可能，他將盡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資本從事于發展他本國的工業，使他的工業產品推廣到世界各國的市場。……到那時，歐洲大陸國家的地位將一落千丈，人民將成為不重要的、沒有收益的民族。在這樣的形勢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將遭到同樣命運，最上品的酒得供應英國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給自己。”6
正是由于英國這種堅定不移的遏制其它國家發展工業的政策，迫使北美殖民地的人們開始了自己爭取獨立的進程。“美國人終于認識到了一個真理，作為一個大國，決不能只顧眼前物質利益的享受；文化和力量是比單純的物質財富更加重要、更加有益的資產——這是亞當·斯密自己承認的——，只有建立自己的工業，才能取得和保持這些資產；一個國家如果覺得自己在世界上強大、文明的各國中有資格占有一個地位，那么遇到任何犧牲時就不可能退縮，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守住這些資產。”7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北美獨立戰爭就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為了擺脫永久打工崽地位，要求發展出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的斗爭。
當時李嘉圖等英國經濟學家推崇的“比較經濟優勢”，盡管反映出某種經濟界的現實狀況，卻應該按照各方不同的立場來加以解讀。英國理解的比較優勢就是各國應該按照其自身的“比較優勢”發展，英國的任務是向全世界提供工業品，包括德國在內的其它的國家的任務則是向英國供應農產品和原料。這是一種保持自己先進的工業國特征，而讓其它國家保持自己生產農產品和工業原材料的“比較優勢”。換言之，比較優勢本質上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強國之間的比較優勢，大家可以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從而更大限度地剝奪落后國家，分享世界市場的利潤；而另一個層次的比較優勢則是強國與弱國之間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就是老板出錢，購買打工崽出力的比較優勢，其最終目標并非是一種打工崽逐步成為老板的過程，而是一個鞏固老板和打工崽地位的過程。打工崽當然可以分享小部分利益，否則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也不可能，但其基本目標應該是給老板提供更好的服務，讓老板過得更省心，日子過得更舒坦。如果違反了這一原則，那么，各種各樣的糾紛就會出現，有時雙方甚至會為此而發生武裝沖突和戰爭。因此，李斯特堅定地提出，德國不能以簡單的比較優勢為國策，放棄自己在工業發展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只有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國策，一個民族才能擺脫永久打工崽的地位。這一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經爭論過的問題，今天又再次以新的形式向我們證明了它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重要性。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一度以土地、資源和來料加工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但以這種“比較優勢”的方式獲得了一定的利益，讓我們渡過了文革后的極度困難時期后，目前的情況已經變得不容樂觀。實踐已經證明，單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發展已經難以為繼。這還不單是如果掌握核心技術的西方大國翻臉，我們將很難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的問題，即使是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比如，由于要交付大量的專利費給國外企業，中國的VCD企業紛紛倒閉，國產的MP3售價79美元，而中國企業只能得到1.5美元，汽車行業90%的錢讓外方賺走，等等。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中國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遭到了跨國公司掠奪性的開發，隨著人口老齡化，資源告罄，曾經繁榮的熱土又將會變成一片荒蕪。我們這一代人將無法向歷史交代。8。
換言之，簡單被動地奉行比較優勢政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沒有任何優勢。如果當時的德國不堅持自己獨立發展工業的國策，只是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成為英國的打工者，那么，德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工業強國。要擺脫這一困境，必須借助于國家的力量和國家的戰略決策。李斯特認為，促進國內工業的手段有很多種，但作為國家對經濟干預的方式，關稅制度是最重要的。這不是無原則地實施保護關稅，而是有選擇的實施；只有以促進和保護國內工業力量為目的時，才有理由采取保護措施。也只有那些能與世界一流的工農業國家分庭抗禮的國家，才有資格實行保護關稅政策。9在這里，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并不僅僅是一種自衛性的經濟措施，也顯示了一種民族的自信心，一種敢于與世界一流國家進行較量，敢于自主發展的自信心。因此，輸入何類商品，禁止何類商品，關鍵是看這樣的措施能否增強國家的工業實力。在這里，李斯特提出了他著名的生產力理論，他指出，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世界經濟搏斗場上，財富的原因和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具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如果他沒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于他所消耗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一個人也許很窮，但是如果他具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于他消費的有價值的產品，他就會富裕起來。由此可見“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得到補償。個人如此，拿整個國家來說，更加是如此。”10那么，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生產力？回答這一問題的并不容易，因為生產力的內容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不斷變化，在農業社會，生產力可以理解為維持人類再生產的所有能力，而在工業社會，由于任何一個國家的生產和銷售都必然與其他國家發生種種聯系，生產力已經不再是一種自己與自己比較的能力，而是與它國進行競爭的能力。一種現有的生產力如果不能與時俱進，被同行超越后，它也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生產力了。因此，國家生產力實際上就是國家的競爭力，在李斯特之后，不少的學者都在這種意義上從不同的角度不斷地解釋、完善李斯特的理論。就在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國家競爭戰略理論奠基人波特還在其大作《國家競爭優勢》中，以其深厚的學術功力和前瞻性研究明確提出，“在國家層面，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而國家經濟的升級需要生產力的持續成長”。在結合世界技術發展潮流與產業競爭格局演化的歷史中，波特教授大力批判了“比較成本優勢論”、“規模經濟論”，并對于有競爭力的國家是否需要保持大量的貿易順差，提出了反傳統的、但極具說服力的論證。盡管，我們不清楚，作為里根時代的白宮產業競爭力委員會成員，波特的學術觀點是否在本質上影響著美國今天的決策者們的觀點(如美國似乎并不特別憂慮今天龐大的貿易赤字)，但從本質上看，加強國家競爭能力，保持技術先發產業的全面領先，并帶動產業集群的增長一直是近二十年美國國家的全球最核心競爭戰略，而最近在美國極有影響力的、并引起廣泛共鳴的新版《國家競爭力報告》，要求美國國家繼續大力提高科技投入，以保證美國未來對于亞洲國家科技競爭優勢的保持，正是反映了美國人對于國家競爭力的深刻認識，以及繼續保持競爭優勢的“國民憂患意識”。所以，國家競爭力，在冷戰思維下可以是“軍備競賽”，是制造沖突與威脅，而在世界多極化的今天，就是以科技特別是原創自主科技，來帶動國家知識創新體系的發育、完善，并使國家的主導產業具有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11
顯然，一個國家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如果不是甘愿做世界市場的打工崽，就必須全力以赴地發展自己的生產力，強化自己的國家競爭力。在這一過程中，“所有關于下一代的教養、公道的促進、國家防衛等等支出都是對于現有價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產力的增長。一國的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于后一代的教育，應該用于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的。”12讀到這里，我們不能不為此感嘆——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李斯特就深刻地認識到了制度、教育等問題對一國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性，而同樣的問題，我們至今還未能很好地解決。
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生產力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李斯特認為，這一問題并非是不言自明的。一般的簡單技術的勞動者當然是生產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師、作曲家、醫生和法官等也是生產者，他們的生產性比前一類要高得多。前者生產的是交換價值，而后者所生產的是生產力。13因此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它所積蓄的財富的多少，而是決定于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 顯然，李斯特在生產力屬性的問題上，其認識已經超越了他同時代的學者，他以他特殊的理論直覺，意識到生產力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勞動能力，而是隱含著智力和其他因素的東西。李斯特對簡單勞動只生產交換價值，復雜勞動才具有生產力的劃分標準當然是不準確的，但他看到后者在生產中具有關鍵性作用這一點，卻是十分深刻的。當我們今天看到李斯特的這種觀點時，依然不能不為他敏銳的洞察力而震撼。換言之，李斯特已經發現，一個國家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生產力并不取決于它擁有多少簡單的體力勞動能力，而取決于它具有多種因素的復合創新勞動能力。當時人們對知識產權的認識沒有今天這樣深刻，但英國的專利制度已經實施。因此，生產力的構成必然涉及到這樣一個領域，它也應該是一個智力、制度和勞動能力相互結合的綜合概念。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尤其是整個世界從工業革命跨入信息革命階段后，知識和知識產權的作用日益增大，一個國家生產力構成中自主知識產權所占的比重越大，這個國家的生產力就越強，可以說，在今天的世界經濟場上，生產力不同的構成已經將世界所有的國家重新分為了不同的類別。簡單地看，第一類國家僅有簡單的機械勞動能力，這樣勞動生產的產品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其商品的主要價值屬于他人而不屬于自己；第二類國家擁有創新性的勞動能力，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生產者握有這些勞動成果的知識產權，他甚至不必自己動手，讓他人代工，也可享有自己勞動成果的主要價值。一些學者將第一類國家稱之為軀干國家，第二類國家稱之為頭腦國家，盡管這樣的區分不能完全概括不同生產力構成的性質，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產力的概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新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它已經不再意味著一種簡單的再生產能力了。就目前的情況看，具有不同生產力性質的國家在世界經濟的市場上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具有第二種生產力的國家是老板，而只有第一種生產力的國家就是打工崽。而我們常常提到的知識產權問題本質上已經成為界定老板與打工崽的主要標志之一。正如凱斯勒所說，“我們思考、他們流汗”。14
目前的中美貿易關系，成為今天解釋李斯特理論最好的例子。美國《紐約時報》網站2006-2-9日發表記者戴維·巴爾沃薩發自深圳的文章，指出中國好像從貿易中獲得了更大的回報，實際上真正的利潤被美國等外國公司所得；沒有留下全球化帶來的利潤。通常情況下，大多數標有“中國制造”的產品事實上都是在其它地方生產的，而且這些產品的生產廠家基本上是日本、韓國和美國的跨國公司，它們只是把中國作為其龐大的全球生產體系中的最后組裝地。看上去中國好像從貿易中獲得了更大的回報。但是，從整體上來說，最大的贏家是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的消費者。玩具、服裝、家用電子產品和其它產品從亞洲其它地方轉移到中國生產，讓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者獲益匪淺。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教授黃亞生解釋說：“上個世紀90年代，總部設在美國、歐洲、日本和亞洲其它地方的外國公司基本上都將生產轉移到中國進行。但是，控制權以及這些生產帶來的利潤都牢牢掌握在外國公司手中。盡管中國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工資上的好處，但它沒有留下全球化帶來的利潤。” 瑞士銀行的經濟學家董濤說：“所有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國。一個芭比娃娃的售價是20美元，但中國只能獲得其中的35美分。”15
這就是打工崽與老板的區別，也是頭腦國家和軀干國家區別：你打工，我賺錢。因此，這樣的比較優勢，顯然不是一種能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優勢”。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缺乏第二種生產力，那么，這個國家實際上是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生產力，而只是具有某種加工和打工的體力。
因此，一個國家必須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創新意義的現代生產力，是一個并不需要爭論的問題。但這一問題的解決，卻并不是任何一個私人企業或工商業集團能夠辦成的事情。它既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國家為它保駕護航。李斯特尖銳地指出，一個國家在發展自己生產力的時候，可能會犧牲掉一些暫時的利益，但可以換取長期的國民生產力的增長。然而，要為著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的行為只有在國家整體的規劃下，才會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在當今世界已經形成一個強大工業國家集團的形勢下，國家的戰略意志和強有力的政策措施已經成為一個國家能否形成新型工業生產力的關鍵要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一個獨立的，能夠與國外強權抗衡的國家政權，獨立自主的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現代工業的起步總是與本民族獨立的國家政權建設密切相關的。事實上，即便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推動作用也是不容忽視，在一些發展的轉折關頭，甚至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20世紀下半葉，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都把圍繞國家目標組織實施重大專項計劃作為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措施。美國有曼哈頓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星球大戰計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以及近年來組織實施的國家納米技術計劃和氫能研發計劃等；歐洲國家先后實施了尤里卡計劃、科技框架計劃、“空中客車”計劃、伽利略計劃等；韓國實施了先導技術研發計劃、替代能源計劃等。
新中國的歷史上，以“兩彈一星”、載人航天、雜交水稻等為代表的若干重大項目的實施，對整體提升綜合國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上世紀50年代，我國舉全國之力成功實施的“兩彈一星”工程，動員和組織了近千家單位、上萬名科技工作者參與，為新中國的發展贏得了長期安全的和平環境，贏得了受人尊重的國際地位。——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三系法”雜交水稻研究動員了全國上萬名科技工作者和100多家企業參與，累計種植面積超過30億畝，占我國稻谷產量的60%左右，對解決13億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載人航天工程是又一個跨部門、跨學科實施重大科技項目的典范，它的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三個擁有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十五”期間實施的電動汽車專項，歷經4年完成了發達國家近8年的技術進步，已自主研制出純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燃料電池汽車的性能樣車。在上海舉行的“必比登”世界清潔能源汽車挑戰賽上，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清潔能源汽車同臺競賽，在加速、制動、操控性能、排放等所有規定項目中取得了優異成績，令跨國汽車公司老總豎起了大拇指：“電動汽車發展看中國。”16
但是，我們取得的這些成績，并不意味著我們對取得這些成績的基本原則已經具有了深刻的認識。實際上，國內的理論界，不時會發出一些否定這些成績的聲音。也正是由于這樣一些理論盲區的存在，在我國發展的一些關鍵問題上，我們喪失了很好的機遇。比如我國大型飛機的研制和試飛幾乎和歐洲的空中客車同步，于上世紀70年代開始研制，80年代初上天試飛，到過我國的部分大城市，6次進藏運送物資。然而，由于在制造大型飛機的項目上缺乏堅定的國家意志，我們的大型飛機計劃卻不幸中途下馬，拱手將中國巨大的航空市場讓給了西方的航空企業。而反觀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為了能夠拿出與美國抗衡的大飛機，不惜35年虧本，依然堅定不移的完成這一項目，最終取得了與美國波音公司抗衡的資本。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國家的堅定意志和戰略決策在發展國家的生產力上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沒有這樣的戰略意志，或者是這樣的意志不夠堅決，那么，一個國家不可能發展出真正屬于自己的先進生產力。
不過，在我們這樣一個情況復雜，各個區域發展并不平衡的大國，即便有了國家的總體規劃，要使它真正落到實處，還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中國現行的管理體制，既使我們的一些政策得以順利執行，又使一些政策難以執行。其中，招商引資就是一個怪圈。因為目前干部的考核中，引進外資往往成為考核干部的一個標準，其結果是，為了引進外資，我們一些地方甚至不惜將自己幾十年辛辛苦苦創立起來的品牌拱手送人，以換取對方的合資。一些跨國公司有時甚至不花一分錢，就“消滅”了中國一個行業的著名品牌。這樣為政績而犧牲長遠發展根本利益的怪事，在世界發展史上，幾乎還沒有先例。一些中國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早在2004年，他們就指出，“中國的市場開放和引進外資，不能演化為這樣的場景：開放形成了一個舞臺，但自己的演員都被趕下臺，讓外國人在演戲，舞臺是我們的，但自己人都是跑龍套的。”17其中，跨國公司的并購最為引人注目。比如，卡特彼勒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最初始于1995年，當時它與徐州機械工程集團共同設立了一家合資企業，但直到2003年，它在中國市場的業務也不理想。因此，要想實現從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角度在中國整合資源和市場的目標，選擇并購之路才是捷徑。于是，在2004年5月，卡特彼勒開始對國內老牌企業——山東工程機械公司進行兼并重組。據了解，有40多年歷史的山工機械，年生產能力5000臺，銷售額10億元人民幣，在中國裝載機行業中排名第七，總資產約6億人民幣，資產負債率較高，凈資產僅436萬元。18
“此次并購談判的細節至今沒有公開，據說原因是交易額低得可憐。”某知情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透露說。2005年4月，山東省外經貿廳公布：“3月10日，卡特彼勒（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別出資130.8萬元人民幣和43.6萬元人民幣，以股權并購方式獲得山東山工機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權，成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項目投資總額620萬元人民幣，注冊資本436萬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卡特彼勒用不到200萬元人民幣收購山工機械這家銷售收入10億元、國內工程機械企業排名第七的國有企業40%的股份，順利地將其納入自己的中國體系內。而收購山工40%的股份也只是卡特彼勒的一期并購，卡特彼勒提出有權在未來3年內隨時收購山工機械的剩余股份。也就是說，其余60%的股份將在適當時機收歸美商的氅下。
“美國的卡特彼勒公司從1995年與徐州工程機械集團建立的第一個合資企業起，就著眼于對中國工程機械的整體并購戰略。在完成對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東工程機械廠。最近，又在試圖通過控股投資方式，收購廈門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同時，還在謀求并購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廣西柳州工程機械集團、河北宣化工程機械集團。如果這一布局得以實現，等于‘通吃’了中國機械工程行業。”經濟學家白津夫向《中國經濟周刊》表達了其擔憂和警告。19
事實上，白津夫的擔憂并非危言聳聽，業內人士也認為，卡特彼勒在中國的目的很明確：不僅是要控制中國工程機械的龍頭企業，它要吃掉的是整個行業。而卡特彼勒在中國龐大的行業整合計劃，對中國工程機械業的生存已經構成了巨大威脅，因為中國目前只有廈工、柳工、三一重工等為數不多的工程機械強勢企業，如果沒有了他們，中國自己的民族機械產業可能就是名存實亡。所謂自主創新的國策在這樣的前提下也成為了空中樓閣，因為這些基本的工作平臺消失后，中國的民族企業難道還能到跨國公司去創新？
對照上述現象，重新閱讀李斯特的著作，我們不能不感到震驚，按照這樣的方式“發展”下去，中國難道能夠擺脫世界工場永久打工者的地位嗎？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韓國彩電工業成功走出了一條從技術引進到自主創新的路子，其中的關鍵是韓國政府堅強的戰略決心與一批有遠見的企業。韓國彩電工業的技術引進集中在1970年代早期，也是從組裝開始進入彩電工業。韓國掌握彩管技術來源于三星和美國康寧的合資，然而三星認識到，合資并不能自動地讓自己掌握彩管技術能力。三星依托合資公司，組織自身研發力量大量學習技術，從而逐漸掌握從設計到制造的彩管技術能力，自主開發出短頸大偏角顯像管。在芯片技術能力方面，三星走了一條技術跨越的道路。早期的三星僅僅從事一些輔助性的芯片封裝業務，根本不具備設計與制造能力，但三星公司通過大量引進美籍與日籍韓裔留學歸國人員或在美日工作的工程師，以吸收外部知識。更重要的是，三星在韓國本土與美國硅谷同時設立獨立的研究團隊，韓國本土團隊聘用本國員工，美國團隊聘用硅谷員工，并讓本土團隊與美國團隊互相競爭、定期交流。不到兩年，兩個團隊同時獲得成功。這種通過內部競爭提高技術學習的強度、通過團隊交流提高對外部知識學習的速度，讓三星在較短時間內獲得了芯片技術能力，并成為國際芯片工業的領導廠商。在平板顯示器件方面，三星公司緊緊跟隨全球的產業技術發展，積極搜索日本、美國和歐洲的研發情報，同樣通過引進外部人才吸收外部知識，自主的技術努力最終令三星也獲得平板顯示的技術能力。值得重視的是，三星除了引進人才，還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美國，對一些有產品設計能力但資金困難的高科技企業采取收購、合資等手段，將這些企業的技術能力轉移到韓國本土，這大大加速了韓國本土的創新能力發展速度。
韓國之所以能夠從合資陷阱中跳出來，成功發展技術能力，原因有三：第一就是在合資的同時強化自身內部的技術學習，將合資只作為自身技術學習的一種手段。第二，大力引進外部人才來吸收外部知識，自主創新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放眼世界，引進外部人才比引進外部技術成果更有利于本土自主創新能力的發展。第三，政府給予大量的補貼與產業保護。中國彩電工業通過國產化獲得成功，但在“摧毀式創新”出現后，國產化所取得的成功轉瞬消失。彩電工業的這種現象并不是一個特例，而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國產化科技政策以來的一個普遍現象。產生這種現象的癥結就在于兩個失誤。一是國產化僅以產品為目標，而不是以發展技術能力為目標。單純地追求將產品制造出來，可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為生產出來并不意味著能夠設計出來。第二個失誤是只合資生產不學習技術。中國合資與韓國合資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合資的同時是否還存在內部的技術學習。中國企業在合資后一般就放棄了自身內部的技術學習，將賺錢作為合資的全部目的，結果陷入不斷技術引進的陷阱。20
不過，最近有關京滬高鐵的立項，使人看到了中國政府的決心。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宣布，備受海內外關注的京滬高速鐵路已經立項，方案正在進行可行性研究，其修建技術將完全依靠自主研發。至此，圍繞著京滬高鐵曠日持久的德、日、法三國大戰終于結束，這條全國最重要、最繁忙的鐵路將由我國科技人員自主研發完成。21在這樣一個爭論很久的大型項目上，我們決定自主研發，而不再是簡單引進，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發展戰略而言，是一個劃時代的標志，它表明我們終于意識到自主研發對于發展本國生產力的關鍵性作用，并斷然采取重大的戰略行動了。
這一行動同時表明了中國對外引資的原則：它應該是為了強化本國的生產力而不是削弱它。實際上，一個國家的主導產業是根本不可能引進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競爭對手愿意將自己的核心技術拱手送人。在數控產業上的例子就是如此。為了抑制中國民族數控產業的發展，西方國家不僅在技術上對我國處處設防，而且對于我們購進高性能數控系統產品的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進行十分嚴格的限制。某國外知名公司甚至提出“要讓中國數控系統的水平落后15年”！國家數控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陳吉紅博士意味深長地說：“在這個問題上，價值規律完全不起作用！你出再高的價格，那些最先進的數控系統產品別人是絕對不會賣給你的——因為在他們眼里，高性能數控系統產品是具有超越經濟價值意義的戰略物資！”22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我國政府終于將發展自己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重塑國家競爭力的方針作為了自己新一輪的戰略決策。最近，我國政府發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第一次明確確定了未來十五年中國國家知識創新體系建立與培育中的產業目標、制度建設、人才教育培訓等11個重點領域和68項優選主題。而我國政府在本屆人大期間公布的《規劃綱要（草案）》要求，加快促進高技術產業從加工裝配為主向自主研發制造延伸，推進自主創新成果產業化，引導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先導產業、一批集聚效應突出的產業基地、一批跨國高技術企業和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知名品牌。要提升電子信息制造業，培育生物產業并努力實現生物產業關鍵技術和重要產品研制的新突破，推進航空航天產業，發展新材料產業。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努力突破核心技術，提高重大技術裝備研發設計、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統集成的整體水平。要增強汽車工業自主創新能力，發揮骨干企業作用提高自主品牌乘用車市場占有率，鼓勵開發使用節能環保和新型燃料汽車。要壯大船舶工業實力，加強船舶自主設計能力、船用裝備配套能力和大型造船設施建設。23
這樣的規劃如果能夠順利實行，那么，中國就可以真正躋身與世界強國的行列，擺脫永久打工者的地位了。我們在對此滿懷期待的同時，更希望這樣的戰略決策能夠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因為一些項目的效益并不是在一個短期內能見到成效的，它需要國家和企業長期地、堅定不移地投入和扶持，而不至于為一些眼前利益動搖自己的戰略決策。正如李斯特所說，“實際上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國家的政體，不論是叫做民主共和或貴族共和或君主立憲，只有當它能使人民獲得高度的個人自由與財產安全，在管理制度上使他們獲得保證，當他們從事于向共同目標作奮斗時能高度發揮活動力，并且能持久地、穩定地進行——只有處于這樣情況下的國家，公眾福利才會獲得高度的進展，工商業才會達到高度繁榮的狀態。”24
看來，李斯特對如何擺脫打工者的地位進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其中一些真知灼見，至今對我們仍有啟發。因此，重讀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對于我們構建屬于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無疑是十分有益的——因為只有深刻地認識了歷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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