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　　

Pioneer　　

據(jù)周海嬰撰寫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記載，“1957年，羅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shè)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么是關(guān)在牢里還要寫，要么是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這段原是被別有用心的反毛右派斷章取義、歪曲加工后的談話，由于其真實性曾遭多人置疑，于是，毫無誠信以至于因隱瞞私吞好友周旋的遺產(chǎn)而與周旋之子對薄法庭并敗訴的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發(fā)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無中生有地為這個“孤證”作了偽證；并極盡戲子的渲染夸張、聳人聽聞之能事——“震顫”、“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彷佛頓時凝固了”、“提起這件事，我血液循環(huán)也要失常”。后來，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毫不負責地加以引用。此文因周海嬰的特殊身份，被反毛右派們當作毛主席“獨裁”、“專制”、“迫害知識分子”的依據(jù)，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三人成虎”，眾口爍金，以圖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　　

“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之貞潔牌坊赫然聳于門前的《炎黃春秋》雜志，多次倡議和刊發(fā)關(guān)于“魯迅活到57年”話題的文章，如《風云側(cè)記——假如魯迅還活著》、《魯迅假若活在1957年》等等，均以周海嬰之文為“政治史實”展開論述。2009年第6期的《炎黃春秋》又堂皇刊登了張緒山的謠言大作——《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　　

一、羅稷南版“魯迅活著會怎么樣”不符實際。　　

張緒山想是應《炎黃春秋》此前“以‘假若魯迅還活著’為題寫一寫”的號召，精心炮制了這篇反毛大作；卻不料一時胡嘞的興起，大嘴竟咧過了頭，把新民主義革命時期的毛主席也給否定了，不僅把他們一貫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的學棍伎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還打了“兩個毛澤東論”的發(fā)明人——杜導正社長一個大嘴巴。于是，同期的《炎黃春秋》網(wǎng)刊外稿又刊出了魯明文章——《讀〈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質(zhì)疑》，予以提醒——　　

今日的作者怎能不顧時代，只抓言論，甚至當時說話的語境也不顧，那只能是斷章取義。尤其不能容忍地把毛澤東晚年不幸步入誤區(qū)的某些只言片語，與他在民主革命時期那些精辟的言論不加區(qū)別的混雜在一起。要知道，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毛澤東的主要方面他始終是正確路線的代表。　　

毛主席在1957年3月10日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談到——　　

有人問，魯迅現(xiàn)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現(xiàn)在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的。俗語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xiàn)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chuàng)造敢寫的環(huán)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xiàn)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jīng)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shù)等等都講，特別是后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jīng)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余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xiāng)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chǎn)黨員也整他，兩面夾攻，但魯迅還是寫。　　

毛主席談話里的“有人問”的“有人”，應該就是羅稷南。而流傳的羅稷南版“魯迅活著會怎么樣”則是上文意思的斷章取義。對同一個人、同一件事發(fā)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而且是在同一段時間內(nèi)，這絕不是毛主席的作風。毛主席說過——　　

在社會政治斗爭中，先進的階級和先進的政黨，它們手中握著正義和真理之旗，不害怕公開和坦白的向著廣大的群眾宣布自己的政綱，目的，表明白己的政治任務(wù)和政治行動的方向，進行公開的嚴肅的斗爭來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而那些政治流氓們，因為要維護其違反真理和正義的私利，而自知他們的主張、綱領(lǐng)、政治任務(wù)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歡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的行動，只能鼠竊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陰謀，耍手段，造謠言之類，就成了他們的拿手好戲。　　

顯而易見，毛主席是一以貫之地鼓勵新聞界人士學習魯迅先生“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精神。為什么？這是因為當時有官僚主義的“不正常的空氣”，“沒有為他們創(chuàng)造敢寫的環(huán)境，他們怕挨整”——　　

一個地方罷了工，我們就去嚷：“嗨，你破壞黨的領(lǐng)導!”知識分子批評了我們，我們就責問他：“你要渙散無產(chǎn)階級的隊伍嗎？你要破壞黨的領(lǐng)導，破壞民主集中制嗎？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嗎？”。（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毛主席是希望制造出一種敢于批評、敢于說話、敢于提意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促使黨和政府改正錯誤，克服官僚主義。但是后來的事情出乎了毛主席的預料，右派違背當初愿意接受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諾言，不是真心幫助整風，而是趁機大播資產(chǎn)階級“毒草”， 企圖擺脫中共領(lǐng)導——“政治設(shè)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無產(chǎn)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lǐng)導不了資產(chǎn)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烏晝啼”、“下轎”……，甚至“殺他幾百萬”。今天，右派趁社會主義改革之機大搞私有化、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就充分證明了他們不會放過任何一次復辟資本主義的機會。正如魯迅所說——“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么。并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xié)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xié)的。”于是，就有了其后的“反右”和各級官僚借“反右”之機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反右擴大化”。　　

而張緒山等人卻把毛主席要努力改變的官僚主義、“不正常的空氣”，說成是毛主席制造的。可知什么叫顛倒黑白。而事實卻是：經(jīng)過反對官僚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的“文革”后，資產(chǎn)階級右派和官僚集團才真正認清，他們共同的敵人是毛主席和他領(lǐng)導的無產(chǎn)階級。于是，二者從對抗轉(zhuǎn)向合流，共同主導了顛覆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官僚資本主義復辟。　　

幾個無恥文人和戲子，共同炮制了一篇荒謬的“魯迅活著會怎樣“的謠言，目的就是割裂毛魯?shù)年P(guān)系，把毛主席在建國后發(fā)起的防修、反資、捍衛(wèi)人民民主專政的各項運動，誣蔑成為毛主席的個人恩怨、“對斗爭的喜愛”。并假毛澤東之口，推倒無產(chǎn)階級文化旗手魯迅。　　

二、張緒山們的欺騙性在于混淆階級問題。　　

張文稱——　　

毛澤東在奪取政權(quán)以前，以武裝斗爭的形式對舊制度進行批判，同魯迅一樣是舊政權(quán)的反抗者；但與魯迅不同的是，毛澤東還是新政權(quán)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quán)柄后，習慣性地以“斗爭哲學”和“斗爭精神”維護自己的政權(quán)，不僅將“斗爭哲學”磨礪的銳利矛頭指向了對新政權(quán)構(gòu)成威脅的敵人，同時也無情地指向了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昔日與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　　

張緒山們故意抹殺魯迅的左翼文化領(lǐng)袖的身份，把他與和他水火不容的資產(chǎn)階級右派知識分子混到一起，作為“知識分子”一方；把毛主席和他昔日的戰(zhàn)友作為“權(quán)力”的一方，與之對立。張緒山們是在欺我們無知嗎？難道知識分子就沒有“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之分，權(quán)力一方就沒有“走社”和“走資”之別嗎？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作談會上提出：“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wù)的，要為人民大眾服務(wù)，就必須站在無產(chǎn)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chǎn)階級的立場上。”并號召造知識分子以魯迅為榜樣，“做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毛主席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就是魯迅先生的“俯首甘為孺子牛”。　　

以階級劃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權(quán)力內(nèi)部的“走社”派，和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以及工農(nóng)群眾，構(gòu)成無產(chǎn)階級一方；權(quán)力內(nèi)部的“走資”派和右派知識分子，則構(gòu)成了官僚資產(chǎn)階級一方。張緒山們籠統(tǒng)地把權(quán)力和知識分子對立起來，顯然是在混淆視聽。魯迅先生是決不同意的：　　

——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授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著。可悲的就在此，現(xiàn)在的罵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國去炸大過一回而且做教授的就很多……　　

——我并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　　

張文胡謅什么“但以魯迅慣有的與當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屢屢抗上的舉動，甚至寫出類似‘好個國民黨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東西’那樣痛快淋漓的罵人文字來。如此說來，他活著的話，大概只有進監(jiān)獄做囚徒一途。”　　

魯迅活著只是為了和“當局不合作”，這真讓我們長了見識。只是魯迅先生本人還是不同意：　　

——在原始時代酋長的命令是不能反對的，無懷疑的，在那時酋長帶領(lǐng)著群眾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漸漸的大了，團體也大了。一個人就不能支配了。因為各個人思想發(fā)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統(tǒng)一，于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小，而漸趨滅亡。在古時野蠻民族常侵略文明很發(fā)達的民族，在歷史上常見的。現(xiàn)在知識階級在國內(nèi)的弊病，正與古時一樣。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wù)。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quán)，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　　

可知，張緒山不是對魯迅的無知，就是惡毒攻擊共產(chǎn)黨等同于國民黨。凡讀過魯迅文章的人都知道，魯迅先生痛罵代表官僚資本家利益的國民黨，及其友邦人士——美歐帝國主義；同時，也以代表無產(chǎn)階級利益的共產(chǎn)黨人為同志（以魯迅為領(lǐng)袖的左聯(lián)就是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并因為宣傳、贊美共產(chǎn)黨的友邦人士——蘇聯(lián)，被資產(chǎn)階級學者誣蔑、構(gòu)陷為“拿了蘇聯(lián)的盧布”。　　

張文又說什么“但凡書生，思維能力就相對發(fā)達，就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傾向，不管其從前立場如何。……成為現(xiàn)代思想標志的“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已為眾多知識分子所接受”。有奶便是娘的張緒山們自然是沒什么立場的，但魯迅先生的立場卻是鮮明的——　　

“思想一自由，能力要減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現(xiàn)在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沖突，這是知識階級本身的缺點。”　　

三、張緒山斷章取義——“魯迅與政治家不能兩立”。　　

張文說：　　

——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對于自己的命運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經(jīng)預測到了……。他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　　

——魯迅對歷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學家命運的觀察：“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xiàn)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的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頭。”這樣的話是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還是預測未來的讖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還活著設(shè)問，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結(jié)局。　　

上文是張緒山從魯迅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肢解來的一部分，作為文學家魯迅一定會和政治家毛主席不合作的證據(jù)。窮盡《魯迅全集》，只搜集到這么兩句，張緒山們的黔驢技窮也真夠可憐的了。　　

單看這幾句，似乎是魯迅站在文學家的立場上反對政治家，如果繼續(xù)往下看，就知道魯迅的板子主要是打在文學家的屁股上——　　

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件事。詆斥軍閥怎樣怎樣不合理，是革命文學家；打倒軍閥是革命家；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炮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為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現(xiàn)實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現(xiàn)實不一致，這是注定的運命。　　

而且魯迅又舉了蘇聯(lián)的例子：“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寧和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后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xiàn)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關(guān)于葉遂寧和梭波里，魯迅先生在《革命文學》有更明確的論述：　　

——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愿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于轉(zhuǎn)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葉遂寧和梭波里終于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么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云涌的所在，其實是并沒有革命的。　　

張緒山把其斷章取義的魯迅文章片斷，胡說成魯迅對于自己的命運的冥冥之中的預測。其實這是魯迅先生對于知識分子的缺點的充分認識：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xiàn)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shè)，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shè)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終于失望，頹廢。　　

——我少年多看俄國、波斯、荷蘭等國的小說，深知他們亦時常起來革命，但是他們的思想，終是不符事實，……如俄國的文學家，他們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別國去過生活。為什么呢？因為他們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為神圣的、應當?shù)模徊恢_到了目的，每餐只有兩塊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們垂首喪氣的漂泊在他鄉(xiāng)。再講我們中國，在民國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熱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階級人民，均站立起來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倒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現(xiàn)在中國產(chǎn)生了一班遺老，他們均痛恨革命。　　

如果魯迅先生能活著看到無產(chǎn)階級專政新中國的成立，中國人民推翻了被他深惡痛疾的壓在舊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從此站起來，一定會有杜甫一樣的“漫卷讀書喜欲狂”。怎么可能像張緒山們夢囈的那樣——和無產(chǎn)階級政權(quán)不合作？新中國的無產(chǎn)階級政權(quán)，同樣凝結(jié)著無產(chǎn)階級文化領(lǐng)袖——魯迅先生的奮斗與心血。　　

如果魯迅先生能活到新中國成立，一定還會像毛主席希冀和倡導的那樣，不怕挨整，痛打落水狗，一如既往地把投槍、匕首指向官僚、資本主義，在無產(chǎn)階級專制下繼續(xù)革命。因為魯迅先生清楚地知道——“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可見，張文中斷章引用的魯迅的話，反倒是魯迅對資產(chǎn)階級右派知識分子的預測。這從右派在57年和78年后的表現(xiàn)就足以證明了。　　

《戰(zhàn)士與蒼蠅》，就是文學家魯迅為政治家孫中山辯護的文章，也是預先寫給張緒山等“反毛派”的——“有缺點的戰(zhàn)士終究是戰(zhàn)士，完美的蒼蠅終究是蒼蠅”。　　

四、用魯迅的話駁斥張緒山的幾個謬論。　　

1、張文說：　　

——為了這新的事業(yè)目標，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駭濤巨浪，不惜毀掉中國社會極為需要的數(shù)十萬、上百萬最發(fā)達的頭腦。他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從50年代初拉開序幕的對知識分子的大規(guī)模改造。　　

——將應該接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趕到鄉(xiāng)村山區(qū)，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其本質(zhì)是文盲化和愚昧化。　　

魯迅說：　　

——大學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歐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樣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當然能痛痛快快寫出來為平民說話。……（作家）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時卻把平民忘記了，變成一種特別的階級。……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許還要壓迫平民，以致變成了平民的敵人。　　

——對于和他向來沒有關(guān)系的無產(chǎn)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作家)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lián)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chǎn)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于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　　

2、張文說——　　

治國從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業(yè)，對于士大夫階層的政策，從根本上關(guān)系到新政權(quán)的安危。　　

張緒山的“自由、民主”大衣下面終于露出了封建腐儒的馬腳、“人權(quán)、平等”面具后面現(xiàn)出了剝削階級、寄生蟲的嘴臉——“勞心者治人”、“學而優(yōu)則仕”。原來他是范進的傳人。魯迅說：　　

——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xiàn)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yōu)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xiàn)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面包，連黑面包都沒有也說不定，……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yōu)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wù)。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舍命改革以后，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面。　　

——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zhàn)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nèi)绾文兀淮叶嗾f。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里總想開口向它們發(fā)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往那里去？！”　　

——至于有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知識階級，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卻不在我所論之內(nèi)，像這樣的知識階級，我還不知道是些什么東西。　　

以文明人自居的他們，不是也一直在攻擊以魯迅為代表無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粗魯”、“刻薄”、“罵人”嗎？這是吃人與被吃的不可調(diào)和的階級斗爭，不是什么學術(shù)討論。文明人吃人與野獸吃人的區(qū)別在于：一個是“肚子餓了，抓著就是一口，決不談道理，弄玄虛”；一個是“君子遠庖廚”地把動物馴養(yǎng)成家畜式的、被吃者還要在被吃之前感謝他們的養(yǎng)活之恩的可持續(xù)的吃、“文明”式的吃而已。　　

張緒山把魯迅杜撰成毛主席階級斗爭棋局中的棋子。其實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毛主席把魯迅作為與馬恩列斯一樣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導師、無產(chǎn)階級文化圣人來樹立的。　　

魯迅先生至死也不寬恕的“怨敵”，就是張緒山之類的帝國主義、官僚、資本的幫閑、乏走狗。　　

附：魯迅與毛澤東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運動中的關(guān)系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10/53911.html　　

http://wg1966.com/bbs/read.php?tid=2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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