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政治　　

——以五四為場域的反思

周展安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回望五•四之六

五四運動已經九十周年了。九十年來，關于五四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問題似乎是，對于像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在今天仍然在發揮能量的“活著的”歷史事件，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的增加并不等于研究結論的確定性的增加。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新階段、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文藝復興，等等，過去的種種定義，似乎都不足以概括這場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復雜性在于，表面上標榜文化避談政治，但實際上是將文化運動創生為一個政治事件。五四運動真正的創造性在哪里，文化運動與之后的新型政黨政治是怎樣的關系，尤其是，五四運動所激發的政治性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得到了怎樣的展現，這種政治性在今天的命運又是如何。對于這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思考，構成了2008年10月26日—30日在北京召開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政治——以五四為場域的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此次研討會是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和帕米爾文化藝術研究院合作主辦。共有來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中國的25名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與會者除了就五四時期的文學、優生、語言等問題進行發言之外，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廣泛討論了后五四時代以至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化政治。在這里，我暫不對會議進行面面俱到地綜述，只想就會議所反復提及和和引起廣泛爭論的幾個問題做些簡要的勾勒。

歷史學視野中的五四　　

什么是歷史學？與會者廣泛認為歷史學不是史料學，不是實證性的研究就可以涵蓋的。講述歷史不是單純指向過去，而是意味著新的創造，新的意愿。這些年來，在文學研究也包括在歷史研究中，有不少學者提出晚清和五四的相關性，認為五四時期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晚清找到，因此有“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說法廣為流行。在這樣的研究中，五四的獨特性似乎變得非常可疑。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指出，如果只是實證性地、孤立地看待不同思想要素的話，的確在晚清和五四之間并不存在截然的斷裂。但是，對于五四的研究還需要有一種廣闊的運動的視野。要理解五四，必須首先看到正是通過五四，新的政治和文化主體得以創造。

以《新青年》為代表，五四主要的特點在于它的文化姿態，它的文化不同于晚清開始的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在晚清，文明概念是非常物質性的。五四文化運動一個基本背景是共和失敗、袁世凱復辟、共和政治處在高度的危機當中，《新青年》直接就是針對共和的失敗而來的，它表現了對于共和價值的忠誠，而不是對于共和本身的忠誠。當時共和國存在了，但共和的價值沒有體現出來。《新青年》主要的作者群是站在共和的價值上試圖超越實際的共和的國體和政黨形態上的，所以他們說不談國體和政黨，而要談文化。這里的文化當然都是政治性的，他們涉及了勞工、人口等很多社會問題。通過對共和政治的批評，表達了對于共和價值的忠誠。表面上對政治不介入，但展開的問題都是政治性的，而且為現代政治奠定了基礎。毛澤東說五四為共產黨提供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其實也為其他政黨和主義提供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沒有五四，沒有其他理論的完成。比如保守主義在晚清就開始了，但是它要到五四之后才能完成理論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出現了新的政治主體，共產黨，青年黨，國民黨，以新型政黨為核心的主體登上歷史舞臺。對共和的忠誠造成了新的主體，這是新的后果。

五四最大的特點是要在一個非常落后的環境里建立先進的文化和政治，這是它整個的主體性所在。這個創造性是要通過文化運動來實現的，所以五四對文化的界定不是人類學的概念，不是法國和德國的culture或者civilization，而是movement，是運動，是在運動當中來創造一個新主體。參與五四的群體是非常多樣的，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但因為它是一個政治過程，一個產生新的政治目標的過程，不是認同一個既定的什么東西，所以它產生出主體性。這個主體性不是通過一個簡單的認同就構成的。它是政治性的，但又是通過對于政治的否定達成的。新型的政黨政治的出現，是新文化運動召喚的后果，而不是其終結，也不同于它的過程，是運動的序列性的后果，不是預先設定的。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學視野中的五四，在這個意義上，這同時是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文化本來就包含了政治，所以根本談不上政治終結了文化，政黨政治是新文化運動在一個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創造。

五四運動與現代性反思　　

復旦大學的張汝倫教授提出，不能過于美化五四，作為五四運動之后果的階級政治仍然是處于現代性文化的整個架構之下的，這種政治仍然是以利益的協調和分配為核心，不是一種新政治。它在二十世紀造成了非常多的歷史慘劇。因此需要積極吸取中國傳統中對于政治的理解來反思這種現代性的政治。中國傳統對于政治的目的在于教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在于人民的豐衣足食，而是在于造成優良的品行。

汪暉教授認為，的確包括霍布斯邦在內，大部分史學家對于二十世紀的看法都是否定的。可是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存在著矛盾和斗爭。五四也是這樣。五四是一個復雜的包含了自我否定的文化實踐。魯迅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在北伐時期到三十年代卷入左翼政治的時候，不斷對左翼政治進行批判和否定，但在批判和否定中他又多次回溯新文化運動。政黨政治是五四運動的后果之一，不是五四的意愿。五四包含了多重沖突的思想維度，比如有民族主義，但同時又有國際主義。五四的理念不是一個，它有勞動神圣的理念，有婦女解放青年解放的理念，有科學民主的理念，但同時有對科學和民主的反思。新文化運動有其現代性的后果，但現代性的后果不能完全歸罪于五四。五四是一個復雜的文化構成，其內涵是多重的，我們需要進入它的肌理去看待。

另外，在汪暉教授看來，從辛亥革命開始的中國的政治實踐不是一個單純受到西方現代性影響的被動的結果。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等等在內的中國的政治實踐對于其他國家也有很大的影響。現代是多重的，影響也是相互的，這些都不是現代性反思所能涵蓋。比如辛亥革命對于俄國革命就有很大的影響。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產生了把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把自己的民主共和政體和某種的社會主義方向，主要是土地改革，農民問題，結合起來的思路。這一點在整個18世紀的歷史里面是不存在的，是開創性的，對列寧也有很大的啟發，促使列寧把民族自決權的問題和社會主義的問題關聯起來。1916年在日內瓦和俄國的流亡者一起開會的時候，列寧明確說要和中國的革命者結合起來。

來自渥太華大學的慕唯仁則指出，五四時期的中國是處于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用傳統的思想資源來直接批判五四，可能不夠，因為整個的歷史條件都發生了變化。重要的進入歷史的語境內部去分析各種矛盾性和可能性，而不是采取簡單的否定態度。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抑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關于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性質在學術界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論。甚至斯大林也認為中國革命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的主體是農民占大多數，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里面，農民是自耕農階層，占有一塊土地，而自耕農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清華大學的崔之元教授認為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講，我們不妨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或者說包含小資產積極革命的成分，這可以幫助我們打開一個不同的歷史視野。在他看來，這一點當然和五四有密切聯系。因為毛澤東本人早年的思想受到新康德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的影響，而這些思想都是廣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毛澤東后來雖然在明確的意識的層面上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潛意識上非常受小資產階級社會思想的影響。這一點在四九年之后中國的土地政策上也有體現。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在農村的土地問題上的政策和蘇聯非常不同。中國在四九年以后在農村建立的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國有化。而在蘇聯，土地是全體蘇聯人民所有的，以蘇維埃國家為代表，一切土地收歸中央政府所有。最近的土地流轉政策也并不是要走向土地私有，而是大大鞏固了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原則。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體現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性質。

來自博洛尼亞大學的魯索教授則認為，中國革命固然是以農民為主體，而農民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定義里的無產階級，但是對于無產階級不能實證性地來理解。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并不是要反映一個客觀的社會條件，而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對于革命主體的一個抽象描述。中國共產黨當然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革命也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在魯索看來，在現代社會，工人沒有社會地位，處在一個非社會性的位置，老一代革命家提出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等等概念，不是要客觀地描述一個社會的狀況，而是要對應工人的非社會性的地位。因此說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是指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一個現實存在的無產階級，而是說中國共產黨在尋找一個普遍性的價值。

上海大學的蔡翔教授以四個文學文本為例，通過對勞動這一概念的分析，指出四九年以后的中國社會是以“愛勞動”作為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的。而正是對于勞動的突出，勞動而非資本創造世界的命題的確立，使得下層社會獲得了相應的尊嚴，幫助勞動者樹立了自己的主體地位。將勞動與資本相對立，將勞動附著于無產階級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四九年以后中國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社會主義激進文化政治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的歷史環境下展開的，在建設的初期，還面臨著帝國主義勢力的封鎖。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就不僅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也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且是首先要完成資本主義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上海大學的王曉明教授將之稱作兩步走的戰略。但是，他同時又認為，這兩步走的戰略在實踐上不可避免有其矛盾性。新國家在全力進行民主主義革命、推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導致了國家自身的膨脹，一方面是政府規模和國家財政供養人口的成倍增長，另一方面是行政系統的規范程度和權力集中程度不斷提高。也就是說，本來就包含在新國家內部的集權的制度化可能，在其實際運作中被充分現實化了。在這一過程中，尤其是在國家政治和國民經濟這兩個領域中，非社會主義因素的比重越來越大。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建設事業似乎在走向它的反面。

在這種情況下，以基層民眾為主，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開始用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來質疑這一現實，并持續地干預政治、經濟、教育、醫療、軍事等等領域的非社會主義乃至反社會主義的現象，創造了民主生活會、四大自由、人民來信制度、鞍鋼憲法、教育革命、人民公社等等行動模式和表意符號。王曉明教授將這些行動模式及其所體現的政治稱之為“社會主義激進文化政治”。但是很可惜，這些激進的文化政治從反右運動開始就逐漸被國家機器或者鎮壓或者收編，基層民眾的創造性也被國家機器吸納改造，并最終在文革末期遭到了官民兩面的共同厭棄。因此對于今天的知識分子來說，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對國家本身進行反思，對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機器進行反思，弄清對于資本主義的根本性對抗應該發生在何處，以及以什么方式來展開反抗等等。

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也指出中國革命始終糾纏在共產主義和現代化的雙重議題之下，但她特別強調新中國是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以及面對冷戰封鎖的敵對環境這一歷史事實，即特別重視中國當時的特殊歷史境遇，并在這個前提下來考慮國家機器的膨脹問題，對于集權、專制、官僚階層的擴大等等也都應以這種方式來衡斷。以民主為例，戴錦華教授說，民主當然是集權的反面，但具體什么是民主，是不是就是代議民主，如果不是，那就是人民民主，但正是在“集權”的制度之下我們有過人民民主的一定程度的實踐。

魯索教授認為非社會主義主義的因素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社會主義在原理上包括非社會主義的因素。因為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可能最根本的一個矛盾不是社會主義因素和非社會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激進的思想和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之間的矛盾，而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一個矛盾。的確，國家本身是去政治化的來源，但更根本的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矛盾。對現在，我們要進行一個反去政治化的斗爭，同時也要用這個新的概念去理解過去的政治歷史。

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對新政治的想象　　

如與會者一致認同的，這次會議的目的在于生發出對于一種新政治的想象。而要激發新的想象力，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和總結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而“去政治化的政治”這一理論可以使研究者更容易進入社會主義歷史的脈絡內部。“去政治化的政治”是汪暉教授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后來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一文中進一步地理論化。在這次會上，這個概念被反復提及。“去政治化”中的“政治”不是國家生活或者國際政治總永遠不會缺席的權力斗爭，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價值及其利益關系的政治組織、理論辯論、路線斗爭和社會運動，也就是政治主體間的相互運動。相比于“后革命”等概念，“去政治化的政治”涉及的是更普遍的范圍。不僅在發生了革命的國家有去政治化的現象，就是在沒有發生革命的國家在今天也同樣經歷了去政治化的過程。如汪暉教授所指出，二十世紀的政治試驗，無論是暴力革命的形式，還是議會民主的形式，還是所謂第三條道路，都在政治的問題上發生了危機，都面臨去政治化的問題。任何一個簡單按照某個政治模式進行社會試驗，都會是危機的重復。

依據這個理論工具來觀察中國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實踐，會發現在這段歷史時期既有高度政治化的一面，也有自我否定的即去政治化的一面。要拓展對新政治的想象，就需要在動態的歷史中把握那些高度政治化的實踐。汪暉教授認為我們對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要分析它的矛盾性，矛盾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如果沒有這個區分，衡量歷史就會發生困難。他指出，我們今天看到的社會主義實踐有兩個主要的方向，一個是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以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來過渡，以《資本論》為典型，講述客觀性的進程。另一個是，在中國，第三世界，包括今天的尼泊爾拉丁美洲，所有的激進社會主義運動，沒有一個運動是具備這樣的客觀條件的，因此它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又是帶有極大的政治性。這個政治性就是說它不是可以一般地從客觀條件上來敘述的。它出現的問題存在于客觀的歷史條件和物質基礎，但是要衡量它分析它的困境的時候，卻不能這樣來敘述，不能說五六十年代的建設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客觀性的分析是清晰的，但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碰到的困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界定這樣一場社會主義試驗，它的政治性在哪里。否則，在今天這樣一個語境下，方向性的問題就沒有辦法提出來，因為我們確實都在一個客觀的資本主義的邏輯里面。所以在今天最核心的問題不是要為當時的問題辯護或者否定，而是要分析這個歷史運動，并重新政治化。比如說對于集權主義這個概念，要分析集權的現象是普遍的，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并不總是代表國家，說毛澤東組織了群眾，并不代表這就是國家組織了群眾。因為在國和黨的這個糾葛里面，領袖和黨的關系不是統一的，領袖和國家的關系也不是統一的，政黨和領袖之間是有斷裂性的，離開這一分析，來講述社會主義的實踐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把這個放棄了，我們就無法總結什么是社會主義遺產，也就無法想象一種新政治。

并非結語　　

此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非常密集，上面所勾勒的只是在現場討論中爭論比較集中的部分，而且大概又免不了存在曲解乃至誤解的地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紹與會者的觀點，但我還是想說，除了上面所陳述的之外，羅崗對李澤厚的重新闡釋、呂新雨和程凱的魯迅研究、趙鄩對異化問題的研究、村田雄二郎和胡志德對五四前后語言問題的研究、王斑對七十年代電影的研究、劉世鼎對網絡政治的研究，等等，也都非常精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和大部分在國內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不同，此次會議雖然討論的也是中國問題，但中國不僅僅是作為研究對象出場的。對于大部分研究者來說，中國在二十世紀的革命實踐，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實踐本身就是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思考產生的源泉。而“短二十世紀”、“去政治化的政治”等等理論范式的提出和運用，證明慣常的“西方理論加中國材料”的學術研究的模式已經發生變化。這是足以令人感覺欣慰的。

△發表時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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