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茅于軾2008年12月12日在價值中國網財政欄發表《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涉及面較廣，包括改變共產黨的名稱，改變憲法，改變歷史與教科書等等。總之，在他心目中，社會主義公有制沒有一件是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是他反對的對象。筆者于08年12月17日至09年1月4日在價值中國網文化/社會欄共6次發表《茅于軾要叫囂“橙色革命”？》，予以反駁。茅于軾共發表4頁約4000字左右，筆者發表55頁57000多字，主要評論他前3頁的內容，最后1頁的內容因心里很煩，一直擱置示寫。因為他的錯誤論點實在太多，不忍卒讀，越寫越煩惱。現將此文（一）至（六）借貴方一角刊載，請大家對本文予以批評。

茅于軾要叫囂“橙色革命”？（一）

陳緒國

           茅于軾這位大紅大紫的主流經濟學家，真可謂八十龍鐘寶刀不老，語不驚人死不休哇。

最近，他在價值中國網終于放出了一顆重磅炸彈：《只破不立的三十年改革》。

談改革，本來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大快人心事。可是，筆者看過茅氏的文章，儼然吃了一砣臭狗屢，令人作嘔萬分凄楚！仔細觀察其文章內容，越看越不對勁。文章中不但錯誤百出，而且口出狂言。要改變共產黨的名稱？要推翻社會主義的四個基本原則？要按照茅氏的“高明”手法修理憲法？要跟共產黨算歷史總賬？要破除中國全部的公有制？要立即建立全部的私有制社會？要搞搞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痞子化？等等。一句話，就是要跟前蘇聯那樣搞一場徹底的“橙色改革”、“橙色革命”嗎？我國解放59年來，沒有人敢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只有那個“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茅于軾才這樣張狂！

茅于軾《只破不立的三十年》到底是怎樣一篇“超重量級”的文章呢？

一、文章的錯誤觀點逐個數

茅文中，不知道出現了多少次錯誤，這其中，有基本常識性錯誤，有基本歷史知識性錯誤，有寫作邏輯性錯誤，更為嚴重的是政治傾向性的錯誤。他才寫不到四千字的東西，如果要糾正這些錯誤，大概要二萬字以上才能與他作過簡易的交流。

1．中國人追求現代化可以說是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的嗎？

[原文]中國人追求現代化可以說是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的。

[糾正] 中國人追求現代化可以說是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的。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從1956年10月英國借口“亞羅號事件”，悍然進犯廣州，開始侵略戰爭，至1869年8月戰爭結束，侵略者逼迫清政府與英、法、俄三國簽訂《北京條約》為標志。

中國人最早追求現代化的標志是洋務運動。舊稱“同光新政”。19世紀60年代，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和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帶有買辦性質的官僚，采用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技術，開辦了一些現代軍事工業；70年代，又以官辦、官監督商辦、官商合辦的軍工、交通運輸、工礦企業。其代表人物，在中央的官僚有奕訢，在地方的官員有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

2．清朝有“落后”認識？有是否“改革”的劇烈斗爭嗎？

[原文]認不認落后，要不要改革，意見極其對立，斗爭極其劇烈。

[糾正]清朝誰提出過改革？誰敢提出改革？何時“意見極其對立，斗爭極其劇烈”？

眾所周知，1898年的維新變法運動，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甲午戰爭失敗后，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政治要求的康有為等人，在北京發動各省應試舉人1300多人上書光緒帝，反對《馬關條約》。1898年4月，康有為等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倡設保國會于北京，得到了光緒帝的暗中支持。從6月11日起，頒布《定國是詔》和一系列的變法命令。9月21日，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發動政變，幽禁光緒帝，殺害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變法運動失敗。——這是唯一的一次，不叫改革，叫改良。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7年8月27日）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不是按照資本主義共和制確定的法律，也是改良主義的產物。《大綱》共23條，其中，“君上大權”占14條，“臣民權利義務”僅占9條。

經過了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戰役，清朝朝野早就耳聞目睹了落后，誰不承認落后？因為承認落后，才有洋務運動嘛。

所謂“意見極其對立，斗爭極其劇烈”不是對于改革而言，而是對于改良而言。如此而已。

3．“學西方的爭論”和“改革和民主之聲”怎么個說法？

[原文]民國以后，要不要學西方的爭論暫時被外侮所掩蓋。救亡之聲壓倒了改革和民主之聲。

[糾正]前面說過，學西方的問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就達成共識了。民國以后，有什么外侮的事件？先是國民黨發動武昌起義，北伐戰爭，國共合作，國共內戰，直到1938年國共再次合作抗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侵略軍自己國家自顧不暇，并沒有正面接觸。

孫中山一上臺就搞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以及國民革命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政府，保護人權，反對君主立憲，廢除皇權制度、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廢除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政府和人民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改革司法制度，改革選舉制度，改革教育制度等等，改革的項目和措施很多呢。

從秋收起義、南昌起義開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土地改革，一直沒有停止過。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嚴酷環境下，土地改革一直堅持到長征開始前。在根據地里，共產黨的隊伍，士兵民主、政治民主比國民黨好很多。農民民主、工人民主也一直伴隨著政治工作的深入而深入。

這個時期，國統區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根據地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到處都有民主。

抗日戰爭時期，沒有各階級階層的民主，怎么可以打敗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有史以來打的第一次大勝仗！

解放戰爭時期，沒有民主，共產黨100多萬軍隊怎么可以打敗國民黨的800萬軍隊？

4．提倡學西方的可以胡適為代表嗎？

[原文]學不學西方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提倡學西方的可以拿胡適做代表。

[糾正]胡適（1891-1962）是資產階級的學者，參加過新文化運動。他以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成為學生運動的右翼代表。1925年背叛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參加軍閥段祺瑞的善后會議，與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對抗。大革命失敗后，追隨蔣介石，積極進行反共活動。1962年在臺灣病死。胡適自1922年起，代理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同年5月創辦《努力周報》，宣傳“好人政府”的主張。

這個“學西方”是個泛概念，怎么個解釋法呢？不管是學西方哪一樣東西，提倡學西方的人多如牛毛，論資排輩怎么也排不到胡適的頭上呀。胡適的職務，大概相當于一個科長級的吧，而且還是個“代理”的。他到底有多少能量？

以孫中山（1866－1925）為首的革命黨人，其政治目標，就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科學乃至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面，全面學習西方，并建立資產階級政府和社會制度。早在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上書李鴻章，建議革新政治，學習西方的先進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制度，被清政府拒絕。就是說，孫中山在為學西方奔走呼吁的時候，胡適還是個3歲小孩。

胡適提倡學西方，主要局限于學西方的文化、科學知識，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之一。

學西方，不光是國民黨搞資本主義的人才提倡，共產主義的先驅者們也不遺余力地努力奮斗。如陳獨秀（1879－1942）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卷改為《新青年》），提倡新文化運動。

另外，說陳獨秀是“左派思潮”的代表，與胡適攪和在一起不妥。三民主義有左、中、右派，共產主義也有左、中、右派嘛。

5．全國解放以后，外侮的問題徹底解決了嗎？

[原文]一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外侮的問題才算徹底解決。

[糾正]全國剛剛解放時，臺灣沒有解放，香港、澳門也沒有回歸。

毛澤東主席說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意思是說，外侮的問題，還留下了一個大尾巴。朝鮮戰爭、中印戰爭、越南戰爭、珍寶島戰爭，以及美帝國主義挑動國民黨臺灣政治集團反攻大陸等等，就是明證。至今，美國在中國周邊國家日本、韓國、菲律賓、巴基斯坦、泰國、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國家，建立軍事基地，形成巨大的包圍圈；在太平洋上，美國的幾支艦隊，也是將矛頭對準中國。

大量的情報資料表明，美國等西方不友好國家，不但從政治上、軍事上將中國設定為“假想敵”、“邪惡軸心”，而且，對中國布置了周密的長期的經濟戰爭計劃，企圖如前蘇聯一樣地通過經濟戰爭、“橙色革命”的手段，瓦解社會主義經濟，瓦解共產黨政權，瓦解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主民權制度，以讓13億中國人民如1億4千萬前蘇聯人民一樣，倒退到沙皇統治時期的痛苦萬分萬劫不復的反動時代中去，讓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充當經濟殖民地的奴隸。

6．社會主義只有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嗎？

[原文]所謂的社會主義，就是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加計劃經濟，也確實也沒有別的模式可用。

[糾正]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公有制，這一點沒錯；我國很長一段時間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也沒錯。

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與蘇聯是不一樣的，你懂不懂？蘇聯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中國實行的是“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央集權與放權于地方同時并立。茅于軾是從國有企業干過幾十年，這點常識應該知道的吧？現在，不是有中央國有（國營）、地方國有（國營）企業，就是從一九六十年代的產物。蘇聯不重視農業、輕工業，而中國是農、輕、重并舉，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這產業模式也是不一樣呀！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有“休克療法”模式，中國就沒有這種模式呀。

你說社會主義沒有別的模式可用，那么：第一，我國幾十年來沒有走蘇聯斯大林（豈止是斯大林？列寧也是一樣的）中央集權制模式，新中國成立近60年的歷史，是社會主義的歷史，還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第二，改革開放到如今，我國既有計劃經濟的成份，又有市場經濟的成份，不是蘇聯斯大林模式，我們現在還算不算社會主義？

7．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錯了？還是社會主義的個別方式方法或模式錯了？

[原文]現在我們知道這整個是一條極其錯誤的路線。……可是那條錯誤的路——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路并沒有被否定。至今在大學和中學里還教著。

不論是在中國或在蘇聯，或者別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例外地都以死亡巨大的人口為代價。

[提問]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將近60年了，誰能擔保一個60歲的老人不犯任何錯誤？如果看見一個老人犯了錯誤，立即將他送上火葬場的火花爐里去，或者將他活埋掉，這樣行嗎？

第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真的是一無是處、洪水猛獸、罪惡滔天、十惡不赦嗎？因為搞市場經濟，就可以完全“踢開政府鬧市場”嗎？

第三，中國搞社會主義怎么導致幾千萬人死亡？你有什么根據？世界上最野蠻最殘忍的國家，是帝國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

這里我簡單提醒一下茅某，中國是世界上公認的人口大國和長壽國家。我國城鄉男女人均壽命已達73歲（CCVT。COM《中國生活加減乘除》2008-12-11 09：36）。解放前，我國人口壽命僅為35歲，平均延長了38歲。解放前，我國人口為4.5億，如今達13.5億。

廣州日報2006年10月4日A3版：《中國人幸福指數全球排名第31位》。比日本（第95位）、韓國（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要幸福。這是英國“新經濟基金”的排名。

第四，是搞社會主義的人口壽命長，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人口壽命長？

廣州日報2006年5月12日A8版：《普京國情咨文鼓勵民眾多生育》。俄羅斯人口每年減少約70萬人。在1993至2006年之間，俄羅斯的人口下降4個百分點，減少為1.427億人。俄羅斯人口的平均壽命為66歲，比歐盟國家人口平均少14歲，比日本少16歲。（比中國少6歲（2005年的數字））。——這充分說明，不是社會主義死亡人口多，恰恰相反，而是在“破社會主義，立資本主義”以后死亡人口最多。

蘇聯曾經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施“橙色革命”，復辟資本主義以后，已經倒退到十月革命以前的狀態了。90%以上的人口，生活水平處于農業國家窮國的水平！

烏有之鄉網站2008年11月17日發表屈原問天的文章,指出股份制、私有制的“體制改革”、“橙色革命”將蘇聯拖入萬劫不復的苦難深淵：

“有時社會主義國家的行為變質，確實是會經常發生的。關鍵是看制定和實施政策者，受有資階級的影響有多深。想國家這些年來，隨著一批不知天高地厚，從西方銜鸚鵡之音榮歸的主流右派經濟學家干政，中國的社會主義有效經濟手段，在取得了一系列國家主導和控制的經濟累積建設成果以后，正在被迫從代表人民利益的許多經濟領域里頭退出，將竊取社會主義經濟資源的權力拱手讓給外資或國內少數個人。如郎咸平說舉例的，俄羅斯當年聽信一些西方學者的餿主意，搞經濟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將全部國有資產私有化，采取所謂轉化為股票分發全民持有，但結果國家不代表全民持有，將持有國有資產社會資源的權力讓出，資本家沒有了國家這個國家的強大對手，他們自然有的是辦法，結果全國有七個人，利用關系勾結了大銀行的高管，套出大量資本去收購民眾手中持有的國有資產股票，結果短時間內即擁有了全國金融、礦山、石油、鋼鐵等巨大企業資源，然后美其名為合資入股，大量的將其出賣給國外資本套利，幾年間個個成了寡頭巨富，國家的生產總值卻降于與墨西哥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普金對寡頭們動手，進行必要的重新國有化，俄羅斯沒有今天，而且后果不堪設想。”——這就是明鑒，這就是前車之覆，這就是1億5千萬蘇聯人民血的代價！

第五，帝國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這次由德、意、日帝國主義法西斯挑起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戰，導致軍民死亡人數達6500萬，受傷人數超過1.3億，經濟損失達15萬億美元。（百度知道網2008-4-9二次大戰傷亡人數。編號1434502，編號1434597）

以日本侵華8年戰爭為例，導致3500萬人傷亡，600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SOSO網2008-11-27《抗日戰爭中的軍隊傷亡？》）

現代戰爭中，九成以上是帝國主義挑起的戰爭，即壟斷資本主義集團挑起的戰爭！

二戰中，蘇聯軍隊死亡890萬，2700萬人獻出生命，505.5萬人失蹤，455.9蘇聯官兵被俘。戰爭還給蘇聯帶來巨大損失。蘇聯共有1710座城市、7萬多個村鎮和31850個工業企業全部或部分被毀。（綜合新華網2005-05-23《俄羅斯國防部長公布二戰中人員傷亡數據》；人民網2005-5-11《蘇聯在二戰中的突出作用：2700萬人獻出生命》

二戰中，中國死亡人數約1850萬人，軍隊死亡148萬，導致3500萬人傷亡，600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SOSO網2008-11-27《抗日戰爭中的軍隊傷亡？》等）

《只破不立的三十年改革》多次地提到“死亡”二字（后面還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說要中國加入日本的“東亞共榮圈”，或是德國的“法西斯共榮圈”中去，或是其他什么帝國主義的“共榮圈”中去？是否意味著不加入這些“共榮圈”，馬上又要打世界大戰，中國又要炮火連天，血流成河呢？

8．民營經濟的看法在憲法中修改了三遍嗎？

[原文]對民營經濟的看法在憲法中就修改了三遍，先是允許其存在，后來認為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再后來又承認它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問題]新憲法于1982年12月4日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頒布以后，于1988年4月12日、1993年3月29日、1999年3月15日、2004年3月14日共修改過4次。其中，第3次憲法修正案修改第十一條是第一次，第4次憲法修正案修改第十一條是第二次。但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民營經濟”這個概念，只有“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概念。也沒有“國家經濟的一部分”的說法，只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提法。

情況如下：

1999年憲法修正案

（修正案）第十六條 

憲法第十一條原文：

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

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有經濟的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修正案修改為：

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2004年憲法修正案：

（修正案）第二十二條：

憲法第十一條第二款原文：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修正案修改為：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從以上情況來看，是正常的修改。第一次修改，是將原來分列式條款合并為并列式條款，行文化繁為簡。意思都差不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是將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戴高帽子，取下帽子以后，還原了本來面目。第二次修改，只增加“鼓勵、支持和引導”三個定語而已。

茅于軾對于憲法十分不滿，認為中國“仍然保留著以公有制為主導力量的詞條”。有本事你就拿出一套方案讓大家瞧瞧，讓13億中國看看其廬山真面目吧。

9．世界上經濟搞成功的國家沒有一個是以公有制為主的，那么，世界上哪一個私有化國家搞經濟是成功的呢？到底誰對誰錯？

[原文] 世界上經濟搞成功的國家沒有一個是以公有制為主的，可是我們至今還舍不得放棄這個十分落后，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理論。

[批駁]

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以私有制為主的經濟占據千分之九九九，只有千分之OO一才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經濟。

既然私有化那么吃香，為什么歷朝歷代有那么多百姓食不裏腹衣不蔽體，有那么多的農民發動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為什么一個五千年文明歷史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被小英國、小法國帝國主義蹂躙？被一個彈丸小國小日本侵略欺侮？

既然私有化那么吃香，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幾十年，搞了那么多年的私有化，也未見祖國富強人民幸福那怕是一點點？國民黨當政時期，老百姓連吃鹽都吃不起，物價飛漲三百倍，民不聊生，餓莩遍野。國民黨當局為什么失敗，為什么失民心失政權失江山？就是老百姓不相信私有化嘛！

全世界哪一個私有化經濟體是很成功很優秀的？現在，全世界172個國家和地區，大部分是私有化國家，有哪一個私有化國家不是社會弊病多多，窮困人口多多，死亡人口多多？就算那些最發達的私有化國家，日本成功嗎？日本上世紀一場房地產金融危機，經濟衰退了十幾年，日本的中產階級都變成了無產階級；美國成功嗎？美國今年一場房貸金融危機，許多大銀行、大公司紛紛倒閉破產，金融風暴波及全世界，冰島破產，巴基斯坦也危險，泰國、韓國等許多國家嚴重受傷......

全世界因美國地產金融危機，財富縮水100萬億美元也不止。中國股市上股民的財產損失30萬億也不止！全世界有多少無辜的人深受其害?有多少中產階級一覺醒來不再中產?

美國是世界上私有化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是發達國家中窮人最多犯罪率最高的國家，美國政府已經累計負債高達9萬億美元，全國累計負債44萬億美元，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15萬美元！如果中國也像美國那樣的亂搞資產階級私有化、私有化，政府一直欠下如山般的債務，人民欠下如此高的債務，政府的日子怎么過？13億5千萬人民的日子怎么過法？

08年美國地產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總統布什大聲疾呼：我們美國要搞社會主義了！

資本主義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國家，無一例外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依靠軍事力量或經濟力量稱王稱霸窮國剝削窮國壓迫窮國魚肉窮國人民的邪惡國家邪惡制度，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從頭到尾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資本主義這個世界，里里外外搖搖擺擺晃蕩了600年多年，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才50多年，是人家十分之一的年齡都不到，確實是十分幼稚，確實存在毛病，但是，這絕對不是本質上的毛病，不是理念和制度的毛病，而是前進道路上的一點阻力一點分歧而已。

雖然，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不完全在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全世界最窮最窮的國家百分之百是資本主義國家！百分之百的最窮最窮的國家必然是資本主義國家！

前面講到，前蘇聯“顏色革命”以后，廣大群眾的生活水平、人口壽命和人口增加數大大降低，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前東德也是如此，資料表明，東德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低，窮人越來越多。

中國人口這么多，有將近14億人口，土地、礦產、森林、河流等資源，不及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大陸要搞私有化，中國經濟將要倒退一百年，將要倒退到解放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會里去，這是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會這樣的！！

產業私有化和金融私有化，早已被歷史一千遍一萬遍地證明了是十分錯誤的理論和錯誤的實踐和錯誤的選擇，可是，茅于軾至今還舍不得放棄這個十分落后，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大錯而特錯！可事實上“私有化”的幻想或噩夢，揮之不去。

10．土地國有制障礙了誰？阻礙了誰？茅于軾已經感覺生活在真空中，不是自己屬于哪一國的人，大概他的第七感官是一個外星人。

[原文]城市中的土地必須是國有的，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國”到底是誰又無法明確界定。結果是土地國有制的功能構建了一個觀念上的障礙。土地問題是一個典型例子，說明以公為主的思想極大地阻礙了我們的制度選擇。

[批駁]茅氏承認了“城市中的土地必須是國有的”，這一點很了不起，很有進步。可是，一個問題，困惑了茅某整整80年！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屬于哪一個國家的人，總感覺到自己生活在真空中，總感覺自己是個外星人，不是地球上的人。

每一個城里人，連三歲小孩子也知道，我們生活在城市里，行進行出是多么自由，多么幸福——這就是土地所有權公有制或國有制的巨大優越性。但是，他認為，這不好，這讓全體城里人和到城里行動的人太自由了，應當畫地為牢：比如，你是天則某某單位某某個人的，應當限制在你那個牢籠里，他是地則某某單位某某個人的，應當限制在他那個牢籠里，我也是一樣。將每個國家、每個城鎮狠狠地撕裂成千萬個、億萬個碎片，每人分三五平方米土地，你一塊我一塊他一塊，茅老先生最先來分，因為他是鼎鼎有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是中國倡導用粉碎機粉碎城市的先驅者和急先鋒。

通行是與障礙相對的，順暢是與阻礙相對的。城市里的窮人與富人一起行走自如，跟富人一樣的享受無償的土地使用權，也太愜意了。茅老先生認為，這影響了富人的尊嚴，特別是影響了權貴、資本利益集團們自由買賣土地——這就是障礙，這就是阻礙。尤其是影響了國際金融地產大鱷利益集團們自由買賣土地——這就是最大的障礙，這就是最大的阻礙。

“替富人說話”不替窮人說話,是茅老先生80年孜孜不倦人生哲學的最豪華的選擇和人生最大的理想，他一直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這個“誠信”二字估計可得個“里根誠信獎”或者“外根誠信獎”的。可是，這也許是一廂情愿，因為土地國有制還沒有廢除，還是國際金融大鱷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估計得個表揚獎什么是靠得住的。

也許茅老先生早已不是中國公民了，也許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地生活了80年，無法感受到是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還是大清帝國。老主流經濟學家遇到了新問題。

茅先生是四幾年開始在大學學高等數學，五O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求解過無數數學難題，也試圖求解過“哥德巴赫猜想”，但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加減乘除已經不會計算了。但O的N次方是O，O的NN次方仍然是O，全部是O，永遠是O，這一點他是最清楚不過的。化整為零，化960萬為零，這是全世界人類有史以來最有趣味的超級高等數學，他是最清楚不過的。

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中的，可現實生活中有的人確確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好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樣。有這種情懷的人，當然感知不到自己到底是誰，自己到底生活在哪一國哪一地啊一角落里。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而立，中國最成功的一面，就是開放土地市場，大大地盤活了存量資產。國家的錢袋子鼓起來了，茅老先生的退休金漲起來了，但這個國家也太不負責任了，沒有履行告知的義務，沒有說明這個錢里面包括了國家賣土地的一分子在內，以至于造成他很多的困惑。

城市土地國有制到底好不好，也許只有主流經濟學茅于軾們知道，別人永遠是不知道的。

也許最令主流經濟學茅于軾們最困惑不解的是，香港這個經濟自由化、產業私有化的地區，竟然也明里搞土地私有制，而暗里搞土地國有制。說他是土地私有制，是指地產商或房屋所有權人，使用土地是有期限限制的，過期以后，又要向國家上交土地使用權的費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很多私有化國家，都是這樣“兩面三刀”的。這個問題，連經濟學的門外漢都懂，主流經濟學家的茅老先生更應該知道吧？

11．怎樣認識農村搞土改？怎樣對待公私合營？

[原文]1949年解放以后走的是一條公有制的發展道路。先是在農村搞土改，鎮壓地主富農，不但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肉體上也消滅了至少幾十萬人。后來在城市里搞公私合營，剝奪了資本家的財產。

也許茅先生沒有學過文史哲，對于人類歷史太不了解了。幾乎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搞土改，不光是農民要求土改，而且皇帝國王大臣小吏也帶頭土改。尤其是在農業社會里，不搞土改，就會大批的餓死人，就會使經濟社會瓦解，就會國將不國。道理很能簡單，不搞土改，大批的地主撐死了，大批的農民餓死了，富人和窮人都比賽著死了。這樣一來，連皇帝、國王也坐不住了。

人類文明史上，原始社會不談，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主流上是國有制的，不是私有制的。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隨便問問學法律學歷史的文科生吧。這從著名的《漢穆拉比法典》和大量的日耳曼法、羅馬法中看得出來。中國的古律法中的規定，也基本是這樣的。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性質上土地是國有制的。

替富人說話的人，是不打算為窮人說話的。茅老相當于蘇聯的孟什維克派，絕對是個少數派。按照某些主流經濟學的邏輯，富人永遠富起來，窮人永遠窮下去，富人人人永遠堆滿金山銀山，窮人永遠衣不蔽體食不裹腹，富的永遠富個死，窮人永遠窮個死，富人永遠是奴隸主，窮人永遠是奴隸。窮人不能動富人的一根毫毛，富人可以無情地盡情地將窮人榨取得一干二凈。

茅老先生也許是最崇拜資產階級，最崇拜官僚資產階級。但是，又一個最令主流經濟學的茅先生困惑的是，連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這樣的超級資產階級，居然跑到臺灣一個勁地搞起土改起來了，而且不止是一次呢？

如果說，中國人就是作賤，就是愛造亂子，就是愛搞土改，別的國家的人不作賤，不造亂子，不愛土改。那么，你就大錯特錯了。

據說，茅老喜愛旅游，曾經一口氣游歷了二十多個國家，不知道他打聽過沒有，二戰以來，搞土改的國家實在是太多太多了，無論如何，無論是公有制國家或是私有制國家，無論是窮國家富國家，不搞土改的少之又少，搞土改的多之又多。搞土改的農民喜洋洋,不搞土改的地主喜洋洋.比如菲律賓，這個國家為什么老愛土改呢？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搞過幾次以后，還要土改？菲律賓女總統阿基諾夫人為什么自己帶頭土改，將自己家的肥田沃土分給貧困的農民呢？

茅老的高見是，要對全國的土地全部實施私有化，人人分土地，人人用土地入股。不知道茅老的土改秘密方案是否可以公開？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怎么個分配呢?近6億城里人,8億農民,每人分多少平方米土地？平分多少河流？平分多少山脈？平分多少森林？平分多少灘涂？平分多少荒地？平分多少建設用地？平分多少海洋？平分多少礦藏呢?雅魯藏布江大峪谷、騰格里大海漠和死亡之海有誰去安家落戶呢?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故宮、頤和園、長城、十三陵水庫等等的土地分給誰呢?有多少人將成為珠穆朗瑪峰上幸運的地主呢？幾千權貴資本家與八千萬失業工人、四千萬貧民的地權怎么確認、保護呢？我們分到土地以后，是不是可以直接賣給國際壟斷財團呢？

茅老是個非常搞笑的老人，動輒拿死人來開涮。三番五次地拿死人來開玩笑。說什么土改鎮壓了幾十萬地主富農。他是不是中央情報局的人也未可知。不錯，土改中可能是槍斃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這些人多數是漢奸賣國賊、惡霸地主或殺人兇手，總之是那些惡貫滿盈的大壞蛋。你說鎮壓了向十萬，消滅了他們的肉體，你有何根據呢？

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這就是歷史。這奇怪嗎？但決不是國民黨右派分子那樣，對于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僅僅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十多年里，國民黨殘害了數十萬共產黨人、農會干部與革命群眾和許許多多的革命仁人志士。在國統區里到處是集中營，到處是殺人場。楊靖宇、方志敏、劉胡蘭、江姐、揚開慧、葉挻。。。。。數也數不清。

為這個翻歷史老賬，跟共產黨算歷史總賬，值嗎？怨怨相報何時了？

關于建國初期的公私合營問題，以下著重地談幾點：

第一，公營合營是中國歷史進步的必然產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建國初期，城市里搞公私合營，是壞事嗎？對于絕大多數私營企業主而言，個個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呢。要不然，怎么有成千上萬戶私營企業蜂擁而至？

據有關資料記載，1955年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制定了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規劃。這次會議，完全是民間企業和個人自發地組織起來的自我革命行動。這一行動直接導致了全國性的公私合營運動。到1956年底，手工業加入合作社的90%以上，私營企業人數的99%、私營商業人數的85%，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為什么有那么多的私營企業主主動地參加公私合營呢？原因很簡單，多數私營企業缺乏資金、缺乏市場、缺乏原材料、缺乏人才，并且無發展前途，就是“四缺一無”吧。公私合營以后，他們什么都不用愁了，變成了無風險、無后憂、穩拿錢、穩拿股的股東，何樂而不為？要說占便宜，是那些股東占了國家的便宜。就是到如今，也是一樣的道理，一個資金短缺、市場不暢、原料奇缺的小業主，誰不愿意跟財大氣粗的國家合股？如今，看看政府企業里的權貴們,有那一個不愿意參加國有與私人的股份制?有那一個貪員不賺個盆滿缽滿的?現在多數的這個股份制,那個股份制的,不就是公私合營的變種嗎?

第二，由公私合營改制為集體企業，少數改制為地方國營企業，是采取贖買法完成的，根本不存在剝奪他們的財產的問題。

中國公私合營的老板，個個都是幸運的，并沒有與地主富農一樣的下場。公私合營改為集體所有制企業之前，國家采取的是贖買法，即政府出錢買下了他們的全部股權的。這有歷史資料可查的嘛！怎么說“剝奪了資本家的財產”？

要說“剝奪了資本家的財產”，并不包括公私合營這一類資本家。主要是指蔣宋孔陳這一類官僚資本家和漢奸賣國賊資本家等。這有什么奇怪的呢？這些贓物，要么是貪污盜竊所得，要么是剝削壓迫所得。1947年7月30日《中央日報》披露，在一年內，孔、宋兩大家族的揚子、孚中公司營私舞弊，各盜竊外匯1億美元。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卷，惡意實行空前的通貨膨脹政策，同時實行暴力限價，強制收買人民手中的金銀、外幣，對人民進行空前殘酷的大掠奪。在兩個月時間里，搜刮民間黃金130余萬兩。國民黨以金圓卷代替法幣時，法幣發行額已達660萬億元，為抗戰前夕發行額14億的47萬倍。8月初物價和1941年1至6月份平均物價比較，上漲了500萬至1100萬倍。（《20世紀中國大事概觀》第455、第471頁）

第三，沒收敵人的財產，是極少數人的財產，不是沒收全體私營企業主和股東們的財產。在戰后沒收敵人的財產，國民黨才是沒收大多數人民的財產。

國民黨沒有沒收財產嗎？國民黨不但沒收資本家、地主的財產，還沒收工人、農民的財產；不但沒收中國人的財產，而且沒收日本人的財產。廣州日報2005年8月23日A8版《國民黨下臺內幕》（1）記載有：國民黨到臺灣后由接收變“劫收”。從1945年10月至1947年2月，國民黨共接受日本駐臺機關財產、企業財產、個人財產110億舊臺幣，各縣市30%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面積20%的土地。這些企業、銀行、房屋和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殖民者從臺灣同胞手中搶去的，本來應酌情還一部分給原主，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照單全收，臺灣人無緣置喙。

至今，仍然有不少右翼勢力，不斷地妖魔化共產黨、新中國和人民政府，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總拿大陸與臺灣的“經濟騰飛”相比。這些人，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只看現狀，不看歷史，只看樹葉，不看森林。

大陸這個地方，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共打了100年的仗，有多次外戰也有內戰，炮火毀壞了數萬座城鎮和鄉村。光八年抗戰，經濟損失就達6000億美元。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由政府出資建設起數千個城鎮，設立了上百萬間國有企業。教育、醫療和除農村以外的住房，都是國家包起來了，光是這個開銷有多大？現在，改革開放剛剛有了一點起色，就忘恩負義，忘乎所以了，不斷地妖魔化毛澤東時代，不斷地妖魔化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你們賣了那么多的土地資源和礦產資源，賣了那么多的國有企業和企業產權，你們賣了那么多的政府公房國企公房，賣了那么多職工的權利，到底賺了多少錢？這些錢到底上那里去了呢？

眾所周知，經濟社會里，產業競爭、商品競爭的規律是優勝劣汰。發揮優質資源的優勢，由分散化、小型化、手工化、低效率化與集中化、大型化、機械化、高效率化邁進，可以使小老板與大老板之間優勢互補，而效益提升最快的是小老板。因此，公私合營是價值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各行各業的手工業者、小商人自發組織起公私合營的舉措，是完全正確、無可厚非的。

第三，走社會主義集體化、公有制之路，是社會主義的正確選擇。國有、集體企業，在改革開放以前和以后，為我國創造了巨額財富，中國職工隊伍是全世界最優秀的職工隊伍之一。

解放初期，中國的工業、手工業和商業，是那樣的貧弱，那樣的分散，那樣的低效率，他們不走合作化、工業化的道路行嗎？

中國的公有制企業,是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廢墟中頑強地建立起來的，比較發達國家是有一定差距，但發展速度在世界上是相當快的。以下資料，可以說明一定定問題。

中國網2003年1月27日題為《中國廣大職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貢獻》的客觀報道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工隊伍數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1949年，職工總數為800多萬人；到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職工總數達到9499萬人，比1949年增加10.87倍；而到目前，職工總數已達2億多人，比1949年增加24倍多。在職工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其整體素質也在不斷提高。職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在職工隊伍中具有大專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越來越多，具有初、中、高級職稱的職工比重在不斷上升，中國職工隊伍日益走向年輕化、知識化。

——中國職工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工以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和艱苦創業精神、忘我的勞動熱情和無私奉獻精神、強烈的開拓進取意識和創新求實精神、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愛崗敬業精神，為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譜寫了輝煌的篇章。廣大職工積極投身經濟建設，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廣大職工創造的GDP占全國GDP的比重，1952年為26.8%，到目前上升到72.1%。 1949年至改革開放的1978年，由于中國工人階級和各族勞動群眾的偉大創造力量，整個國民經濟按可比價格計算，29年間（以1949年為100）取得年均7.3％的增長速度，國民經濟總量從358億元增長到3010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7.4倍。特別是工業經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初步建立了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工業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顯著提高。工業生產按可比價格計算保持了年均13.9％的較高增長速度。在國民收入中，工業份額由1949年的45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1408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29年增長30.3倍。從1978年到2001年的23年間，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按可比價格計算（以1978年為100），整個國民經濟實現了年均9.5％的增長速度，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24.1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95933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25.5倍。特別是我國的工業快速發展，總量不斷增加，規模迅速擴大，競爭實力大大增強，按可比價格計算，工業生產實現了23年年均11.6％的增長速度（引者注：《20世紀中國大事概觀》記載，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增長129%），在整個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份額由1978年的1607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42607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了25.5倍。正是這種偉大的創造力量，使我國的GDP從1949年約179.56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底的1.16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經濟總量增長64倍多。    

——隨著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和變化，我國的就業結構進一步發生深刻變化。到2001年底，我國12.7627億總人口中，從業人員7.4億，其中，第二、第三產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分別為1.6284億和2.0228億，與1978年的0.6945億和0.4890億相比，分別多吸納勞動力0.9339億和1.5118億。20多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吸納的勞動力已占總從業人員的50％，與1978年相比，多吸納勞動力達2.4457億人。也就是說，改革開放20多年來，第二、第三產業新創造了2.4457億個就業崗位。這是一個相當重大的貢獻。在7億多從業人員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職工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到2.13億人。其中，公有制單位職工13297萬人，占職工隊伍總數的66.1％；非公有制單位職工6812萬人，占33.9％。 在推動社會結構不斷提升上，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勞動力從業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分布，從1952年的83.5％、7.4％、9.1％，到1978年的70.5％、17.3％、12.2％，再到2001年的50.0％、22.3％、27.7％，不斷加速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

從以上資料得知，1949年至1978年，工業經濟是在健康、穩步地進行著，1949年至改革開放的1978年，由于中國工人階級和各族勞動群眾的偉大創造力量，整個國民經濟按可比價格計算，29年間（以1949年為100）取得年均7.3％的增長速度，國民經濟總量從358億元增長到3010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7.4倍。特別是工業經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初步建立了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工業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顯著提高。工業生產按可比價格計算保持了年均13.9％的較高增長速度。在國民收入中，工業份額由1949年的45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1408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29年增長30.3倍。而從從1978年到2001年的23年間，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了25.5倍。

在改革開放之前，全國沒有賣過一寸土地，沒有賣過一間房屋，沒有賣過一間國有、集體企業，沒有賣過一股國有、集體企業的產權和股權，不可能有8000萬職工下崗失業，不可能有1000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不可能有3000萬知識青年長期待業，不可能搞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市場化、土地市場化、產權市場化、金融市場化、銀行市場化、職工市場化，不可能在GDP上摻許許多多的水份；在改革開放之前，不可能大搞私有化，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可能對廣大窮人群體和中產階級隨便砍掉教育福利、醫療福利和住房福利。

第四，建國59年來，無數事實證明，國營、國有企業不僅一直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為國家提供了數百萬億的財富，同時也證明了外資、私營企業不遵守法紀，制造假冒偽劣產品，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十分嚴重。

早在解放初期，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針對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出現的種種腐敗現象進行“三反”、“五反”。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內部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五反，是指在工商界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1952年1月9日政務院召開動員會，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召開公審大會，公審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判處兩犯死刑。

從許多官員被資本家拉下水來看，從稅收嚴重流失來看，從私營企業的發展前途來看，無論如何，無論從哪一方面，走集體化、國有制的道路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廣州日報2005年11月2日刊登了郭之純的文章《民企怎能“國內吃草，國外擠奶”》：

“近年來，國內民企掀起一股變身“外企”潮。許多民企在國外設立“殼公司”，再度設法將境內企業資產注入其中，搖身變為“境外企業”后，再以“外資”身份返回。大量中國民企優質資產籍此實現了海外大轉移。有統計顯示，僅僅在英國維爾京群島注冊的企業中，就有近20萬家企業與中國有關。”

一個國家是一個家，政府是個大管家。整個社會的扶貧、救濟、社保、勞保、文化、教育、科技、醫療、住房、城市建設、交通建設、國防建設、公務員工資福利等等一系列的大宗費用，每年每月都是一筆巨大的開支。這筆巨大的資金從哪里得到？光從私營企業和私人捐贈中能得到多少？現在，私營、個體、外資企業中，有幾個不偷稅抗稅的？法國是個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他們可以搞福利社會主義，有二百多項福利項目？道理很簡單，他們搞了三次國有化運動，收買了大量的私有企業，稅收來源很穩定。美國是個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加上產業私有化，特別是金融業自由化私有化，政府收稅非常困難，以致于政府年年財政赤字，積重難返。

我國公有制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貪官污吏，產生了許多問題億萬富豪，產生了許多血汗工廠。拋開其他問題不談，光是勞動爭議一項，就充分顯示了培植劣質企業的社會危害性有多大？

以下是東方勞動工傷律師網《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全國法院勞動爭議案件情況調查》一文的描述：（節選）

“從全國看，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1987年受理勞動爭議糾紛5600件，2004年上升到26.05萬件，年均增長24%。2002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8.47萬件，2006年上升到12.6萬件，年均增長10.44%

  　　從各地看，廣東法院受理一審勞動爭議案件從1997年的2331件增長到2006年的29922件，10年間增長了11.8倍，年均增長32.6%；上海法院通過分時段調查發現，2005年下半年至2006年下半年比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受理此類案件增長了近50%；新疆法院2002年至2006年受理勞動爭議案件也呈上升趨勢。

訴訟主體和糾紛類型多樣化

  　　勞動爭議案件的訴訟主體向多樣化發展。首先是涉訴勞動者的構成出現顯著變化，涉及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案件逐漸增多，涉及農民工勞動爭議案件所占比例逐年增大。上海法院近年來受理這兩類案件分別占勞動爭議案件的5%和9%左右。其次是涉訴用人單位仍以國有企業為主，但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合伙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體發生勞動爭議案件的上升幅度明顯。以上海法院受理的案件為例，國有企業勞動爭議案件占63%，三資企業占27.8%，民營企業占9.2%。

  　　勞動爭議案件的糾紛類型也向多樣化發展，雖然勞動報酬爭議仍占這類案件的絕大多數，但報酬爭議的形式已經由簡單的克扣、拖欠工資爭議，擴大到工資總額爭議、最低工資爭議、加班工資爭議、提成款爭議、工資變更爭議以及富余、待崗人員生活費爭議等形式。勞動關系爭議案件也占一定的比例，包括除名、崗位調整、培訓、休假以及事實勞動關系等各種爭議形式。

案件分布相對集中

  　　勞動爭議案件的分布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和行業特征。從地域看：這類案件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和流動人口較多的地區。如經濟較為活躍的廣東省近年來受理勞動爭議案件量始終排在全國第一位，約占全國此類案件總數的三成；而廣東絕大多數的此類案件又集中在經濟發達、外來人口多的珠江三角洲地區。

  　　從案件涉及的行業看：這類案件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建筑、服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上海法院受理的這類案件中，涉及加工制造業的占29.7%，涉及建筑業的占17.7%，涉及服務業的占11%，三行業勞動爭議案件占了這類案件的58.4%。根據新疆高院的調查，烏魯木齊中院2005年受理三行業勞動爭議案件占此類案件的49.04%，2006年受理三行業勞動爭議案件占此類案件的58.52%。

用人單位，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出于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往往忽視對勞動者利益的保護，有意甚至惡意規避法律，違法用工，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據統計，廣東省有64.4%的非公有制企業存在拖欠工資或拒付工資的現象。”

由以上資料可見，六成以上非公有制企業，儼然血汗工廠。如今的資本家比解放初期的大資本家厲害一萬倍也不止！如今，在國企私有化改制企業里，也有很多開始變壞甚至變質的企業。

一個社會，就是一個社會生態環境圈，這個圈子的中心就是企業。改革開放，不能老是歧視公有制企業，而一味袒護私有制企業。歷史只能前進，不能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甚至是沒有活命的余地的。

歷史的經驗教訓，實在是太多太多，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

12．什么叫做市場化道路？中國應當走什么樣的市場化道路？既然中國未走市場化道路就可以帶領三億群眾脫貧致富，為什么一定要走市場化道路？這是不是自相矛盾?

[原文] 只有市場化的道路能夠幫助窮人慢慢擺脫貧困，這是事實已經證明了的。我國在三十年中大約有三億人脫貧，這是世界銀行客觀認可的，是全世界脫貧最成功的國家。

[請教]市場化道路，是主流經濟學家的專用術語，普通老百姓是完全聽不懂，看不明白的。市場化之路，是否只有資本主義自由化市場化這一條可走，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是不是一定要消滅？

我想，中國的市場化,是不是這樣的:到時候，跟俄羅斯一樣，實行“顏色革命”以后，首先是逼迫共產黨下臺,令國家解體人民政府解散,將國有資產全部搶光、分光、吃光，處處開私有銀行搞惡性的通貨膨脹，讓貨幣成百倍成千倍地貶值，讓物價成百倍成千倍上漲猛漲，讓廣大工人失業農民破產，讓每個家庭，不論男女老少，一齊上陣到街上擺地攤，賣個針頭線腦什么的吧？什么是市場？在紅場上，在克里姆林宮大街上，在貧民窟的角落里。什么是市場化？就是人人都下崗失業擺地攤，乞討，拾破爛，這就是“顏色革命”的市場化吧？

記得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荷蘭籍學者丁伯根是這樣講的呀：“最優體制的選擇決定于各行業和社會團體的性質。每個國家或多或少需要集權，因此，最優體制應該是多方面的。結論是，最優體制存在于完全的自由市場與徹底的計劃經濟兩者之間”，這里點出“完全的自由市場”，應該是“市場化”吧？這么說來，市場化是不可靠的，這條路肯定是走不通的。

如果你不相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丁伯根的話，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即主流經濟學家的老靠山的話，應該相信吧？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載《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記1992》）

茅老先生給我們帶一個極佳情報：中國在三十年中有三億人脫貧，并且是世界銀行認可的，也許是ISO國際認證的吧？并且是全世界脫貧最成功的國家。當然啦，中國有史以來，在世界上獲得如此殊榮，主流經濟學家茅老們是功不可沒的，每個主流經濟學家可以發一個大大的“脫貧貢獻獎”，當仁不讓。

上述原文是說要“慢慢地擺脫貧困”，可是，糟糕的是，事實上，中國在沒有走市場化道路的情況下，已經“很快地擺脫貧困”了，平均每年脫貧100萬人呢。而且，脫貧的效果奇佳，國際認證機構權威鑒定“是全世界脫貧最成功的國家”。

中國沒有走市場化道路，已經是“最成功”的了，如果走市場化道路，是否意味著“是全世界脫貧最最最最成功的國家”的呢？或者是說，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是全世界最壞的，而扶貧脫貧卻是全世界最好的。不過，不是最最最最好的，是這個意思嗎？——這個課題確實是太有意思了！這是一個偉大的發明，是一個偉大的發現，諸位好好地領會，好好地拼命地做吧，說不定諾貝爾經濟學獎，160萬美元獎金就被你拿到手也未可知。

茅于軾先生熱心公益事業,非常令人欽佩。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他僅僅介紹社會主義的中國脫困扶貧事業的成就，卻沒有介紹資本主義的印度的貧困現狀。聯合國電臺網和左岸花開網曾經爆出印度這個最大的貧困人口大國：《全球約1/3的窮人生活在印度》。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05年印度生活在貧困線（每天1美元）以下的人口為4億5千500萬人，約占全球貧窮人口的三分之一。2005年全球貧困人口為14億人。

以上數字是枯燥的，如果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市場化、股份化、私有化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經濟模式，而印度從1849年英國殖民地統治時起（16世紀葡、法、英侵入，1849年英國占領全境），1950年印度獨立為英聯邦成員，至現在，一直是市場化國家，并且一直為英國這個老牌工業化國家扶持，為什么比中國這個未實行市場化落后？中國也是差不多與印度同時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

茅于軾比我們清楚多了，今年3月份，創新偕同夫人趙燕玲女士訪問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共二十八個國家，其中就包括了印度。去年2月16日，茅于軾先生接受了中國經濟網的采訪，他承認印度有很多地方不如我們，但不承認是經濟模式不如我們，只說是印度婦女受歧視沒有如中國那樣男女平等，只是說印度的生產潛力沒有發揮出來。這就是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當然，印度名義上是獨立了，但還是經濟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不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就是實質。

13．什么叫做私有財產“保護”？“私有財產從來是不保護的”是什么意思？

[原文]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也經過了曲折的認識。先是只保護公有財產，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從來是不保護的。

[批駁]到底是誰說過不保護私有財產？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還是鄧小平？是全國人大委員長，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是主流經濟學家扯謊的，還是法律上不允許的。

也許，茅先生對于私有財產有點對景生情，有感而發。

茅于軾何許人也？據有關資料記載，他1929年1月14日出生在南京一個世家。他的父親茅以新是鐵路工程師，伯父茅以升是橋梁專家。1950年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在哈爾濱鐵路局當了一名火車司機。1955年被調往北京鐵道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被抄了家，家人受虐待，他被下放山西農村接受改造，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總經理華國鋒把他解放出來，重新安排了工作，摘了右派的帽子。

對于茅老不幸的政治遭遇，本人表示同情。背了二十年的政治黑鍋，這可能導致他的逆反心理與性格的形成。

談到抄家，我家在農村時，也被紅衛兵抄過。可我家不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是個富裕中農而已。不僅五類分子被抄過家，有些貧下中農同樣也被抄過家，名曰“破四舊，立四新”，一些舊古董也當作封建主義的東西處理了。

說個實話，那個抄家，有什么可抄的呢？不能因為抄了家，就馬上得出結論是“（共產黨、人民政府）對私有財產從來是不保護的”的結論。

那個國家可以不保護私有財產？不保護私有財產，整個社會豈不是亂套了？國家不保護私有財產，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住什么？不保護私有財產，恐怕連你的工資也沒有了呢？

如果中國真的從來不保護私有財產，我看全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干部們，統統要依靠喝西北風過日子啦。如果中國真的從來不保護私有財產，全中國13億人都隨時隨地地可以做盜賊、做強盜而不必受法律追究。

而“私有財產從來是不保護的”這一反社會學的倒行逆施的辦法，人類社會迄今為止都沒有發生過，道理很簡單，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人是行不通的。

關于“私有財產保護”的命題，也實在是太寬泛了，怎么說呢？

第一，“私有財產保護”，不是孤單的問題，而是一個復合的問題，它涵蓋政治保護、經濟保護、法律保護、人權保護和公序良俗保護等各個層面，各種保護的保護對象、范圍和發力程度、效力程度、執行程度都是不一樣的。

政治保護，涉及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及所有制、所有權，涉及各種權利配置的關系。公有制與私有制，公有權與私有權的斗爭，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才發明的，是貫穿于人類的整個文明歷史之中的。所有制、所有權的此長彼消，彼長此消，成拉鋸式斗爭的。公有制、公有權與私有制、私有權，各有各的作用，總體上說，公有制、公有權是處于“優先級”位置上的，這在公有制社會是這樣，在私有制社會也是這樣的。

政治保護、經濟保護、人權保護和公序良俗保護，一般體現在憲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之中的。“私有財產保護”的法律保護，主要體現在民法、物權法中，而以物權法中所有權保護最具代表性。

外國對于所有權的保護，無一例外地提出限制性條件。如《德國民法典》第903條規定：“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范圍內，物的所有人可以隨意處分其物，并排除其他人的任何干涉。”《瑞士民法典》第641條第一款規定：“物的所有人，在法律規范的限制范圍內，對該物得自由處分。”《法國民法典》第544條規定：“所有權是指，以完全絕對的方式，享有與處分物的權利，但法律或法令禁止使用的除外。”西方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在法律層面上，只有限制私有財產的，沒有限制公共財產和國家財產的。至于反壟斷法對于國家產業的限制，不是專門針對國家所有制的，而是與私有產業、公有產業相提并論的。

我國第一部財產法是1986年4月12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之所以這么晚才出臺這樣的工商法，是因為在此之前，全國的所有制幾乎是清一色的公有制，沒有多少私有工商業。改革開放以后，外資、私營、個體工商業開始發展起來，民法通則便應運而生。這證明了我國是重視私有財產保護的。在此之前沒有出臺這樣的法律，是因為情況不同而已。不能因為之前沒有這樣的法律，就得出此間的私有財產不受保護，更不能得出“私有財產從來沒有保護過”的結論出來。

2007年出臺的《物權法》，突出保護了私有財產，而對于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保護顯得很不對稱，很不得力。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先生對此作過嚴厲的批評，這也說明了某些改革魔教派聽從了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說教，中國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私有化。

1999年3月，我國修憲關于所謂“私有財產保護”問題的爭論，是有原因的。爭論的焦點，一是在現在及將來，要不要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地位的問題。憲法第十一條原來是這樣規定的：“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與利益。”，“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與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與利益......”這是符合社會主義憲法宗旨的，是完全正確的。有的人不同意“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無限制無領域自由化市場化地發展。二是許多個體、私營經濟，是在倒爺經濟、腐敗經濟、洋奴經濟基礎上“奇跡”般地發展起來的，是貪腐利益集團洗黑錢的平臺，所以，必須要將這類企業剝離出去。同時，強調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有的人不同意，修改成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修改，直接導致了國企與外資合資成風，出賣國企股權成風，賤賣、倒賣國企成風，無端地關閉國企成風，國企高管與政府官員腐敗成風，一發而不可收拾。

篡改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僅僅專指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還包括大量的集體企業。與國有企業一樣地遭受空前的劫難。

看看我國在國企改制過程中，有多少貪官污吏張著血盤大口，鯨吞豪奪了國家、集體的財產？這些事例太多了不勝枚舉。

茅于軾最喜歡說假話，說反話，明明是公共財產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他偏偏說私有財產沒有得到很好保護。這不是強盜邏輯是什么？

 第二，“私有財產保護”，各個歷史階段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一樣的。

西歐在中世紀時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瘋狂擴張時期，這個時候的“私有財產保護”，是處于一種絕對化、自由化和無政府主義形式的。所謂“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是那一時期的真實寫照。

中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私有制進一步擴張。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突出了。資本家千方百計地要擺脫政府的干預，而政府要加強對資本家的干預，要他們老老實實地向政府交稅，老老實實地為工人發工資、加工資，總之，要發揮政府的絕對權威，就不能允許私人財產有絕對的保護。于是，“私有財產限制論”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學過西方歷史的，或學過西方物權法的，都知道是這么一回事。

社會主義并不反對私有財產，而是通過完善社會的所有制結構來界定和保護私有財產。不可否認，社會主義也要運用“私有財產限制論”來解決產業資源的分布和產業生態平衡的問題。在中國解放前，“私有財產限制論”已經有先例的，如孫中山國民政府的“節制資本”政策，就是一例。

第三，“私有財產保護”本身是個模糊的概念。努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對于每一個國家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以所有權而論，雖然西方大陸法系國家的物權法出臺已經二百多年了，對于“所有權”的定義，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在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四大類權能中，有一項權能的，有二項權能的，有三項權能的，有四項權能的，不一而足。特別是在土地所有權方面，光是土地所有權的概念怎么科學、準確地下定義，是相當困難的。

以所有制而論，是公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是以公有制為主，還是以私有制為主？不光是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很大爭議，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這樣的爭議。總的來說，無論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還是資本主義的公有制，雖然經歷了許多驚濤駭浪，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的。當代社會，人口不斷增長，公共事業的開支越來越大，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不少私有制國家意識到開辦國營企業的種種便利與好處，在想方設法地發展國有制企業。如美國，聯邦政府很想參股私有銀行，改造金融所有制成份。法、英、日、德等國的國營企業，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主要分布在銀行、軍工、通信、鐵路、公路、市政、能源、礦產等要害行業之中。

第四，中國社會主義的“私有財產保護”，不是分解式保護模式，而是集合式保護模式。

我國的土地制度，城市土地是國有制的，雖然不是將土地直接分給每一個市民，但中央和地方政府是代替廣大市民保管和利用、使用城市土地的。出賣土地的收益，沒有通過一次分配體現出來，但可以通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體現出來，是曲折地體現出來的。當然，這取決于分配形式、分配過程和分配力度。目前，出賣土地的收益，大部分投放到城市基本建設和交通建設上去了，很多市民暫時沒有得到多少利益，這是分配機制上的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本身的問題。這個問題，只要發揚民主，是很容易解決的。

我國農村的土地，名義上是分給集體的，名義上是公有制的，實際上形成了私有制的要素。因為，在人民公社解體以后，現在的農村集體，不再是原先公有制的集體，說穿了，現在的村級集體，就是傾向于私有制的集體。可能有人不同意我這種意見，事實上，前蘇聯解體以后，在憲法、民法中都沒有“集體”這種混亂的概念了，將“集體”改為“自治聯合體”，就是說，是將它當作一個純粹的私有制組織了。

中國在分配土地問題上，可能是全世界最大膽的，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大部分都分給了農村的私人了。這包括農耕地、林業地、牧業地、漁業地、四荒地、灘涂地、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品種很齊全。

第五，“私有財產保護”是與“私有財產限制”同時并存的，粗看起來，社會主義的“私有財產保護”不如資本主義國家，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對于私人財產的限制與剝奪，遠遠比社會主義國家厲害。

在不動產方面，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要向繼承遺產者征收高額的遺產稅，如房屋遺產稅、土地遺產稅、企業遺產稅等等，如日本、美國、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便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這樣征稅的，包括中國大陸也沒有。

在動產方面，西歐國家的個人所得稅高達四成至五成，如瑞典、瑞士、法國等國便是。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繼承動產包括貨幣、儲蓄、有價證券、金銀、珠寶、古董、汽車、機器、設備，及其他抵押品、質押品等，都要向國家交納遺產稅。

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征收遺產稅，沒有征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

第六，“私有財產保護”有一個邊際保護問題。這與是否社會主義，沒有必然的關系。關鍵在于，要新凱恩斯主義，不要新自由主義，但這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

邊際保護，是在常規常態保護范圍以外的保護。常規常態保護，是指在物權法、財產法范圍內的保護，除此之外，就是邊際保護。如股市運作中，股民處于投機性投資，是風險投資，政府有很多管不到邊的地方。對于金融、股市的監督、管理，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的作法，政府管束不了金融機構，也管不了股市。香港是采取新凱恩斯主義作法，政府對于金融機構和股市管理得比較有秩序。

第七，“私有財產保護”同樣面對被其他私有財產破壞的問題。

多數情形下，在一個公有財產保護圈子中，“公”對“公”是共存共榮的，但也有例外的。在產業競爭、市場競爭中，國有對國有，國有對集體，集體對國有，這些內部競爭是經常發生的，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公有財產沒有得到保護”的結論來。同樣道理，在產業競爭、市場競爭中，國有對私有，集體對私有，私有對國有，私有對集體，這些外部競爭是經常發生的，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私有財產沒有得到保護”的結論來。

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財產保護”和“私有財產限制”是同時進行的。絕大多數情形下，是“私”對“私”的血與火的搏斗，是不擇手段的火并。早期資本主義的壟斷組織可謂如火如荼，有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康平納，還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跨國壟斷資本主義等。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許多西方國家出臺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這些組織的壟斷行為收斂了一些，但技術壟斷是很難反掉的，如微軟就受美國法律格外保護。

通常，資本主義的競爭，就是大魚吃小魚的戰爭。小企業被大企業吃掉的故事，天天在上演著。說來說去，就是私有制侵犯私有制嘛。私有制侵犯私有制，私有財產侵犯私有財產，是資本主義世界最主要形式。解釋這樣現象，不能將罪過強加在政府頭上，這是資本主義的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又反證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十分危險、十分危機的所有制形式。

有人將保護私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保護”，寄托在萬惡的資本主義世界，寄托在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全球化上，這是不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無數經驗表明，現代產業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全球化，是人類社會最為惡劣的經濟形式。今年美國的“兩房”次貸和雷曼兄弟銀行、AIG等私有金融機構，使全世界幾十個國家卷入金融危機之中，它不僅極大地破壞億萬投資者的億萬私有財產，而且也破壞了許多國家政府的億萬公共財產。

假如美國那些次級貸款機構和銀行是國有制企業，會不會導致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機？會不會將“私有財產保護”那樣的束之高閣？

《南都周刊》2006年3月31日“生活”中刊載《美國中產很煩惱一覺醒來不再中產》，文章如下：

美國中產階級界定標準并不統一。但一般來說，平均年收入在2.5萬美元到10萬美元的，都可以算作是中產階級。以這個標準估算，美國中產階級應該占到總人口的80%左右。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中產階級在許多方面與其他階層共同的憂慮，諸如國家安全及恐怖主義、環境污染、全球溫室效應、油價飆升、種族沖突等大問題，以及人身安全、健康、情感等個體問題。

然而，中產階級所面對的，最主要煩惱并不是精神世界的。他們最擔心的是，一覺醒來，中產一族不再中產，而是滑到貧困線以下。

2005年8月，美國政府統計署公布的《2004年美國人收入、貧困綠皮書》顯示，美國的貧困人口率繼續推進著2001年上升的趨勢，由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2004年的12.7%，貧困人口一年之間凈增110萬。其中，以中西部老牌制造業中心城市的增長最為突出。

美國政府進行這項調查時，所界定的貧困線，是兩口之家年收入在12334美元以下。......在貧困率持續攀升的同時，美國的貧困差距繼續加大。最底層20%的美國人，擁有的財富下降至全民收入的3.5%，而收入站在頂端的占人口20%的人，擁有的財富則上升到全民收入的50.1%。最近公布的福布斯美國富人榜表明，如今最富有的四百人的資產達到11300億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250億美元。

以上資料，是三年前的老資料，今年美國經濟了房貸次貸金融的暴風驟雨以后，將會雪上加霜，將會讓那些成天叫嚷“學習美國好榜樣”、“學習美國自由化”、“學習美國市場化”的主流經濟學們一記響亮的耳光！讓那些高唱資本主義贊歌的人一記呼亮的耳光！

14．共產黨到底共了誰的產？到底是誰共了誰的產?我國接受了私有制就一定要改變共產黨的名稱嗎？

[原文]

中國有幾千年農民造反，破壞私產的傳統，等著瓜分富人財產的思想從來沒有被否定過。這種只立不破的做法，既要保護私產，又不肯否定過去的做法，給社會留下動亂的隱患。從根本上說，“共產黨”顧名思義就是要共別人的財產，建立生產資料的共有制社會。但是在實踐上我們已經放棄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黨的名稱并沒有改，這成為一切混亂的根源之一。事實上，共產黨是從“communist party”翻譯過來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沒有“共產”的意思。Communist是從commune一詞演化而來，是公眾參與的意思。現在世界上還有不少communist party，但是他們未必想共別人的產，而是追求平等參與。只有中國共產黨還堅持著“共產”。原來的名詞不改，新概念的確立會處處碰壁。聽說李瑞環前主席提議共產黨改名字，有不少人響應。這是名正言順的。改稱為和諧黨也比共產黨好。

[討論]

到底是主流經濟學家，到底是喝過洋墨水洗過腦子的鐵桿右P分子，到底是原形畢露要狗急跳墻，到底要跳起來叫板共產黨，到底要實施“橙色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敢于冒天下之大韙，矛頭不但對準了光榮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準了廣大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而且對準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只有茅于軾們膽敢如此放肆！

原本以為“文化大革命”早已被反毛派們槍斃了一百次，憲法嚴禁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再死灰復燃了，萬沒想到，文革結束三十多年了，還有人搞文革。當然，同是文革，意義是大不同的。前者是對資產階級當權派開火，后者是對共和國、對共產黨、對工人階級開火。

既然問題已經擺上桌面了，咱們還是慢慢地討論吧。

說句實話吧，我這個人對于政治一向是不感興趣的。我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小時候老師總教我“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社會主義就是好”，我一直跟著唱；老師總教我“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也跟著唱，老師總教我“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也起勁地唱。我唱疲勞了，“春天的故事了”就不唱了，因為我老了喉嚨啞了。

我從70年參加革命工作到如今39年，始終沒有參加共產黨。因為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因為我不配一個革命者，因為我害怕共產黨的叛徒出賣我，害怕反革命分子追殺我，害怕當二七慘案、四一二大屠殺、皖南事變那種事件的替死鬼，害怕象劉胡蘭一樣被反動派抓去用鍘刀鍘頭懸臚城頭，害怕又出現一個汪精衛“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人”，害怕被國民黨反動派秋后算賬滅九族，害怕坐文字獄坐老虎凳害怕吃花生米打毒針，害怕反動官僚資本家返回來抽我的筋剝我的皮，害怕日本鬼子再次侵略中國實施搶光、燒光、殺光的三光政策把我“光”了，害怕八國聯軍打進家鄉來把我打下地獄強迫我家八輩子當奴隸，害怕那些貪腐權貴們抓我去殺人放火打家劫舍，害怕那些洋奴買辦階級抓我當賣豬仔去舊金山當工奴拋尸他鄉喂野狼；很害怕跟反動官僚資本家和反動權貴腐敗分子一起“共產”，很害怕跟叛徒賣國賊“共產”，很害怕跟倒爺們寄生蟲們“共產”，很害怕跟假洋鬼子們“共產”，很害怕與經濟漢奸們“共產”，很害怕跟保護公有財產的人“共產”，害怕跟保護私有財產的人“共產”， 特別是很害怕跟茅于軾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共產”……

我是一個對政治一竅不通的人，我是一個行尸走肉的人，我是一個數典忘祖的人，我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我是一個不知農民起義農民革命是何物的人，我是一個封建貴族老爺們的衛道士，我是一個被利益集團包養的人。我就是我，我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我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我手眼通天，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功，我是阿基米德，我用一支神來之筆當杠桿我可以撬動地球，我可以特別暴力石破天驚，我可以扔顆語言炸彈炸得整個世界人仰馬翻，我造反造得“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要造反就從幾千年前的農民造起，造完農民造工人，造完工人造敵人——農民造我，我造農民，工人造我，我造工人，左派造我，我造左派。如果世道變了，當個過共產黨員，不如當個右派分子，當共產黨員一文不名，當個右派分子一鳴驚人。共產黨早已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共產黨不繼續革命，修正黨可以放開手腳地繼續革命了，真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以上，是我向主流經濟學的老師茅于軾先生的一段自我告白，是陳某的人生白皮書。陳某的人生，是個無名鼠輩，害怕拋頭臚灑熱血，害怕上刀山下火海，對于中國共產黨、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一個也不信任。經過茅老先生文章的教化，我茅塞頓開：跟著共產黨走，吃虧多多，危險多多，因此，要創導休克療法，要搞橙色革命，跟前蘇聯一樣，讓布爾什維克黨一夜之間，忽喇喇大廈傾，讓那些主流經濟學們一夜暴富，讓全國的窮鬼們統統見鬼去吧。

茅于軾先生說得好，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主流經濟學家獨裁專政，沒有一手軟一手硬的大平政策，沒有用胡蘿卜加大棒的西洋辦法對付他們，以致于讓農家的刁蠻之賤民常常造反，動輒殺富濟貧，平均地權，搞什么“土地改革”、“共同富裕”，動輒廢除皇權，使得貴族地主階級人人自危，雞飛狗跳。而且，古代確有一些變質的文人墨客，一味地歌頌農民起義，貶低皇權封建統治，這些污蔑性的歷史書汗牛充棟。真是影響萬年，遺毒萬代呀。這確確實實是一件大事。

我跟你出一個計謀。你不是說新中國近60年的建國史、共產黨80年的建黨史統統要改寫嗎？正好，連這五千年的歷史一同來篡改。將歷朝歷代的皇帝、國王、王公大臣直到七品、八品、九品芝麻官至無品官，統統收集起來，大概有一大籮筐，有幾千萬至幾億人，跟他們一個一個地認真地評反昭雪、立封建牌坊、寫封建對聯、寫封建贊美詩贊美歌贊美曲、寫皇權封建統治浪漫史、寫文采飛揚的封建追悼詞，召開全國性的評反大會，給他們全體逝世者補發封建工資、獎金、津貼、安葬費、殉葬費、名譽費，追討他們的私有財產并加倍奉還，追討他們的奴隸、奴婢、三妻四妾三宮六院并加倍奉還，給他們每人加晉三等爵位，加晉三等謚號。這項空前絕后的宏偉工程，可能要花費幾百年，可能要花費幾百億兩黃金，但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但在主流經濟學家面前，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想不到的事情。當然，要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英雄氣概。別忘了，一定要出臺一部可保萬年不變的幾部憲章，或曰“討伐中國歷代農民造反憲章”或“修改中國五千年歷史憲章”，以確保反農民起義造反的政策一萬年不變，牢牢地掌握封資修的大方向。

茅先生講得好，光是改寫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還不夠，必須要進行階級斗爭，進行資產階級專政下的橙色革命。辦法很多，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如建立如南非隔離政策那樣的富人區、白人區，將其他雜色人種和窮鬼們一個個地封鎖起來，防止“給社會留下動亂的隱患”；又如恢復古羅馬帝國彼得大帝的殘暴統治，將奴隸們如牲畜一般地用沉重的鐵鏈將雙手雙腳鎖起來，稍有反抗，就用酷刑侍候：砍手、剁腳、剜眼、破膛、割耳、宮刑、火刑、水刑、鞭刑、鴆刑、役刑、流刑、連坐、株戳、殺頭，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這樣一來，窮鬼們再也不敢沾富人們一絲一毫的便宜了，富人們的財產就跟鐵桶一般牢不可破；又如，像希特勒法西斯一樣的大建特建集中營，將窮人和支持窮人的人統統抓進集中營，稍有反抗，便直接送他們去毒氣室或火化爐、沉尸河，保證富人的財產萬無一失；又如，由主流經濟學家們親自起草“富人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窮人侵犯富人一分錢的財產，必須賠償富人一百萬美元的財產。你看我這幾個主意不錯吧？

以上是對于茅于軾外圍觀點的扯淡。以下再看看他的中心觀點吧。

茅于軾的第一個中心觀點：從根本上說，“共產黨”固名思義就是要共別人的財產，建立生產資料共有制社會。

[討論]

茅于軾這一“將軍”，還真有點先聲奪人，置人之于死地而后快，這才是用最要命的火箭炮集束炸彈炮轟共產主義，炮轟共產黨。

共產黨確實要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當然也包括建立生產資料共有制社會，即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但共產黨為什么要共別人的財產？共什么人的財產？這個話題從何談起？

幾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為著人類共同的美好的理想，進行了浴血奮斗，百折不撓。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改造舊的世界觀，建設新的世界觀。

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實踐家，領導億萬人民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正是由于社會主義政治力量的崛起，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使全世界大多數帝國主義侵略、奴役的鐵蹄下掙脫下來，獲得了民族獨立和自由、幸福。

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革命真理，二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深深地扎根在全世界億萬人民心中。

前蘇聯、東歐的嬗變，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維護機制上存在的問題。與資本主義世界一樣，資本主義會產生叛徒，社會主義也會產生叛徒。這并不奇怪。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包括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在內，走過了將近60年。在此期間，中共高層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人民群眾，為怎樣建設、維護好社會主義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探索，目的只有一個，要迅速改變舊社會那種一窮二白的面貌，要努力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要讓全體中國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從解放初到現在，絕大多數人民對于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滿意或基本滿意的，只有極少數精英分子、貪污腐敗分子、階級異已分子、階級守財奴分子等反動、落后分子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不滿意或根本不滿意。

當然，群眾中也有一些不滿意的，他們不滿意的，就是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一些貪污腐敗分子、一些如官僚資本家一類的權貴腐敗利益集團，通過種種非正當手段，大肆侵吞了國家的和人民的財產，其中，也有一些共產黨的敗類，一些蛻變分子。當然，貪污腐化、叛黨叛國，是一個管理與民主機制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有，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中國現在有，中國過去也有，各個國家都有。

茅于軾的文章中，所有觀點都是雜亂無章，泛泛而談，只有論點，沒有論據。所有讀者，只能讀一半，猜一半。本人也只能邊猜邊議。

首先，談談“共別人財產”的問題。從這個問題開始，可以看出，社會的變革與進步，取決于所有制關系的歷史變更。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這樣寫道：“一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5頁）這一針見血地點出了，資產階級所有制，包括資產階級的國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在內，完全是在破壞封建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發達起來的。需要指出一點的是，封建主義的所有制的私有制成份，遠遠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成份更多，因為，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水平較低，沒有多少國營企業。

資本主義對于封建主義而言，或者說整個人類社會而言，對于私有財產破壞力最大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社會中“共別人財產”最厲害的，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

資本主義不僅對于人類社會舊的私有制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殘酷摧毀，而且，自始至終以“資本霸占”、“資本霸道”為武器的資本主義財產，對于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對于其他私有財產的侵吞是毫無止境的，甚至以經濟帝國主義侵犯他國人民的公有和私有財產也是毫無止境的。

其次，共別人的財產，全世界只有帝國主義者最為囂張。

列寧說：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選集》第2卷第884頁），形象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腐朽性的一面。當然，列寧所處的時代，所面對的，是軍事的或殖民的帝國主義。這種帝國主義臭名昭著了600年,早已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如今，軍事帝國主義和殖民的帝國主義已經是聲名狼藉，日暮途窮了。而新興的帝國主義，如經濟帝國主義，產業帝國主義，貨幣帝國主義，金融帝國主義，霸權帝國主義等帝國主義方興未艾。

前蘇聯這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70多年來，沒有被法西斯帝國主義所擊倒，沒有被美國等北約集團帝國主義所擊倒，但被美國的金融帝國主義所擊倒。蘇聯由一個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淪落為三流的窮困國家，國家財產沒有得到保護，絕大多數私人的財產也沒有得到保護。是誰共了蘇聯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是金融帝國主義者共了他們的財產。

價值中國網財政專欄2008年11月21日何宗松轉載了中國軍網空中飛狐《美國已暗中對中國發動全面的經濟戰爭》，指美國前總統里根利用“新共和金融集團”受美國有關特務部門的指令，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使前蘇聯在倫敦國際金融市場上黃金、股票虧空高達27.5萬億美元，使蘇聯這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頃刻倒臺的驚心動魄的事實。

以上是帝國主義千千萬萬個事例之一，帝國主義者共別人的財產，罄竹難書！

金融帝國主義，有的是老牌帝國主義政府豢養的，有的是自發的。就是說，他們不但對于其他國家下黑手，有時候也會兔子吃窩邊草。今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是對本國政府和人民下黑手的。

種種跡象表明，金融帝國主義者，早已對于中國虎視眈眈。中國價值網何宗松介紹的那篇文章談到，美國對于中國經濟侵略，包括產業吞并、技術封鎖、哄抬能源價格、緊縮美國市場、分解市場、限制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經濟合作、凍結中國在美國的外匯儲備、采取黑暗手段企圖顛覆政權以達到經濟掠奪的目的、采取間接軍事戰爭在經濟上拖垮中國等等。

其三，共產主義的特征，不是輕易地廢除全部的私有制，而是專門廢除資產階級的私有制。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著重說明：“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私有制。”

以上論點，在于要保留干凈的、公平的、合理的私有制，那些反動的、腐朽的私有制需要進行清理，進行掃除。這個論點的路線和大方向是正確的。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說以上的話，是有歷史局限性。現在，我們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是要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先進經驗，與當代資本家的合作，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國際關系，改善本國人民的生產生活水平。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引進外資約10000億美元，是世界上引進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全球500家最大型企業中，大部分在我國安家落戶。我們認為，廢除資產階級的私有制是有條件的，是有個過程的。我們不必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和急于求成的辦法來實施。我國憲法、物權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錯。

要說“共產”的話，我國從部分對外開放到全方位地對外開放，讓外商投資企業來“共同生產”，也算是一種“共產”吧？

這場中外合資、對外開放的“共產”運動，已經持續了30年，今后，還要“共產”下去。中國共產黨不但要領導本國人民進行“共產”，還要領導外商投資者一同“共產”。這場“共產”運動，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來得更加猛烈，更加波瀾壯闊。

這場“共產”運動，最大的贏家，是外商投資者。是他們“共”了我國的“產”：他們享受了三年免稅二年減半交稅的優惠待遇，“共”了我國的“稅產”；他們免費或廉價地使用地我國大量的土地，“共”了我國的“地產”；他們不但占領了我國高端商品市場、技術商品市場、金融商品市場，而且還占領了我國一般商品市場，“共”了我國的“市產”；他們不但以獨資占領產業資源，而且還在各個領域以合資、合作、股份等形式與中國公有制、私有制企業聯姻，“共”了我國的“業產”；他們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組織生產經營，獲得了可觀的利潤，“共”了我國的“勞產”；他們利用了我國廉價的原材料、原料和成品、半成品，“共”了我國的“原產”；他們利用了銀行、信貸、融資、投資、保險、證券等金融手段，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共”了我國的“資產”……總之，這種“共產”運動是全方位的，我國政府和企業從中受了益，而最大受益者，是外商投資者。

其四，“公有制”和“共產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資本主義國家也有。

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仍然保留了“公有制”或“共有制”的國營企業的，過去我們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制度，可能在美國較少一些，在法國較多一些。法國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一共進行過三次國有化運動。當然，在國有化運動中，并不是剝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花不同的價錢賣來的。法國實行了“福利社會主義”，居民福利項目多達二百多項。試想一想，如果法國沒有數量寵大的國有企業，沒有穩固的稅收來源，福利項目不可能做到這么多、這么好。九十年代，希拉克搞過“國企改制”，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希拉克本人受賄，遭到檢查官指控，這是后話。

西歐的國有企業大體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國家獨資或獨資經營的企業，一般稱為公營企業或公共企業，相當于我們稱謂的國營企業；另一類是國家參股或控股的混合股份有限公司，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政策影響的企業。

可以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有制”和“共產制”早在600年前就有了，這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呢？一個主流經濟學家，難道連這點常識也不懂嗎？

其五，改革開放30年來，公有制企業非正常消滅，到底是誰“共了誰的產”？

我國的國有企業，在1996年第一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登記的數量是44.2萬個，到2001年第二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登記36.9萬個，到2005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登記數17.9萬個，前面5年內減少了7.3萬個，后面4年內減少了19萬個，共減少26.3萬個，減少59.5%。這只是在不到10年內統計的數目，在此之前、之后還有許多被管理層低價甚至倒貼收購了，其中，隱含了很大的玄機。暗箱操作、自賣自買、賤價甚至零價、貼價出賣、轉手倒賣、土地使用權和知識產權商標權等不計價等，不同程度地發生。在2007年7月份以前，我國的稅法是不一樣的，私營企業的企業所得稅不足國企的一半，不但在企業改制中大量國有資產流失，而且有大量稅收流失。

我國的集體企業，在1996年第一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登記的數量是150.1萬個，到2001年第二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登記85.8萬個，到2005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登記數34.3萬個，前面5年內減少了64.3萬個，后面4年內減少了30萬個，共減少94.3萬個，減少62.82%。這只是在不到10年內統計的數目。

令人大迷惑不解的是，國有、集體企業的消失，不是經濟低迷時期，而恰恰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2006年3月初，財政部公布2005年我國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全國國有企業實現銷售11.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9%，實現利潤9047億元，同比增長25%，兩年翻了一番。（南方都市報2006年3月1日《怎么看待國企利潤突破9000億》）

以上兩種公有制企業減少數目，在不到10內就減少了120.6萬個。這到底是“誰共誰的產”呢？茅先生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說反話，賊喊捉賊嗎？

其六，改革開放30年來，許多人一夜暴富，到底是誰“共了誰的產”？

廣州日報2006年10月19日A27版報道，題《不算灰色收入150萬家庭坐擁全國七成財富》：“一份最新報告顯示，中國大陸150萬個家庭占有全國財富的70%，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中國已經成為財富最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10月17日，波士頓咨詢公司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出爐。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臺灣地區富有家庭財富總量達到1471萬億美元，中國大陸以1335萬億美元緊隨其后。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富有家庭的管理資產額2005年比2004年增長18%，0.4%（約150萬）家庭占有了70%的財富。波士頓咨詢公司北京辦公室副總裁兼董事鄧俊豪說：“這個數據只考慮存款、股票等資產，沒有將灰色收入計算在內，但基本上準確的。”他告訴記者，中國90%的富豪是經營企業，主要分布在沿海和幾個大城市。”

首都經貿大學顧凌英教授在《我國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及改革開放30年分配制度的變遷》一文中談到：“在福布斯上榜的富豪中，2004年前40名的凈資產總額為150.62億美元，到2005年前40名增至252.69億美元，2006年前40名增至380億美元，到2007年前40名增至1208億美元，增幅高達215%。如果與2004年相比，增幅高達900%了。在福布斯2007年的中國富豪上榜的前40名，財產均超過10億美元，而在2006年只有前15名達到這一水平。”（載烏有之鄉網2008-12-22文章中心>>理想之旅）

筆者曾在中國價值網上發表過《中國億萬富豪落馬面面觀》的文章，里面列舉許多富豪不正當地暴富，以至于觸犯了法律。拿茅先生的話來話，是他們“共了別人的財產”。

其七，改革開放30年來，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到底是誰“共了誰的產”？

社會上，流傳著一套順口溜：“教改，是將你二老逼瘋；房改，是將你全家荷包掏空；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樓上有個李千萬，樓下九個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個個都是李百萬。”“在樓上向街上隨便扔個石頭，就可以砸著個貪官的狗頭”。人們對于某些現狀不滿，不僅僅是對于國家削減福利的不滿，更為主要的是如今貪官太多，是他們共了人民群眾的產。

經濟學家胡鞍鋼曾經撰文說，根據他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四種主要腐敗類型——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行業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的經濟損失計算，在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僅以上四種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為13.3%至16.9%之間。他說，腐敗不能創造任何新增社會財富，采取濫用公共權力，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開、不合理地轉移社會財富，造成更大范圍的社會分配不公不平等，如同環境污染一樣，使他人和社會受到損害。

以上幾種“共別人財產”的案例，當然包括某些共產黨官員在內。但這畢竟是極少數，不能代表整個黨腐敗。共產黨的各級紀委，在不遺余力地宣傳廉政和懲治腐敗，甚至連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包括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也不放過。

而茅先生所謂的“共產”，是專指公有制上的公對私的“共產”，完全是抱殘守缺，文不對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是“博士買驢，三紙無驢”。

茅于軾的第二個中心觀點：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名不副實，不如改為和諧黨的名稱好。

[討論]

茅于軾這位老先生，真是讀書讀多了掉書袋子。可看出這個人用心之良苦，居心叵測！

首先，討論一下所謂“我們已經放棄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的謊言。

在上面，所謂的“我們”是指誰？是茅于軾們吧？你們放棄了公有制的幻想，與共產黨全黨的組織機構，與廣大的共產黨員何干？與全中國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的億萬人民群眾何干？

茅某1958年被反了“右”，直到1978年才解脫身份，這期間，他不可能入黨或保留黨籍。在1978年以后是否入了黨，別人不知道。即使名義上入了黨，使思想沒有入黨或脫了黨，那他也是一個另類了。

另外，是誰“接受了私有制”？有多少人“接受了私有制”？接受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接受到完全消滅公有制的程度？

聯系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有些事情應當澄清。

八十年代撤銷人民公社，其目的，是為了減少國家干部，減少財政開支。我國農村人口多，耕地面積小，不太適宜搞公社化，而在此之前，已經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再以生產隊為單位共同勞動共同分配，因此而撤社建鄉。當然，全國實行一刀切，可能存在問題。目前，農村土地使用權是私有制，而土地原則上仍然是公有制。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企改制和集體企業改制，要從兩方面來看。一種是因為企業長期虧損，經營困難，依據《破產法》、《公司法》進行淘汰，屬于比較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500強企業，不也有關閉破產的嗎？另一種可能不是正常關閉或轉讓，另有原因，主要是有的人假借改制，賤買國有、集體企業。

從八二憲法到O七物權法，以及執政黨、政府、人大的各類文件中，從來沒有說過要完全消滅公有制企業。保護公有制企業，利用公有制企業，從來不是幻想，而是實實在在地干了60年。甚至在解放前，在根據地，在邊區，已經有了一部分公有制企業。

到底什么是幻想？是一廂情愿地完全消滅公有制，實施完全私有制，這才是幻想。

其次，關于篡改共產黨的名稱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石破天驚的問題。

第一，共產黨的名稱，是可以隨便篡改的嗎？

茅某實在太幼稚了，幼稚到不像一個正常人說的話。

我先問問你：你的名字叫茅于軾，你這個名字使用了80年，你能輕易改他嗎？你能輕易地將“茅于軾”的名字改為“毛于四”或者“和諧式”嗎？

“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自從1921年到現在，使用了整整87年，其中，有二十七八年連社會主義的門都摸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還與國民黨合作過幾年。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就有人提出改掉共產黨的名稱，或與國民黨合并，或改為其他的名稱。

既然在解放前，共產黨沒有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時，完全生活在一個私有制社會里，完全搞社會主義公有制，共產黨依然堅持真理堅持馬列主義不動搖，為什么在大干特干社會主義的火紅時代，要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要放棄遠大理想改掉名稱？

既然在解放前，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北伐，幫助國民黨一致抗日，甚至與狼共舞，與干社會主義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在生死未卜的戰爭歲月里，沒有動搖過革命理想，為什么在大干特干社會主義的火紅時代，要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要放棄遠大理想改掉名稱？

第二，故意賣弄文字游戲，到底是想忽悠誰？誰會賣茅于軾這個老茅的賬？

茅于軾不愧是個偉大的翻譯家，是個偉大的英語天才。別小看他寫文章漏洞百出，他咬文嚼字，引經據典卻是十分在行。

我家里有一本時代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的《英華大辭典》注釋是：communism共產主義；communist共產主義者，共產黨員；communist party共產黨。Commune親密地商量，交談。

商務印書館1950年版1980年內部發行的《世界語新詞典》的注釋是：kompartio=kommunista partio共產黨；komun-a共同的，公共的；komune共同地；komuneco共同性；komunismo共產主義；komunisto共產主義者，共產黨員。

1950年代蘇聯出版（無出版社名）的《俄華簡明辭典》的注釋是：Коммуийзм共產主義；Коммуийст共產主義者；гўңҹаньчжўңчжз共產黨員；Коммуийст пάртня共產黨。

從以上英、俄、世界語三種外語來看，“共產黨”一詞，應當沒有錯。共產主義運動，不是孤立的社會政治運動，而是多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如《共產黨宣言》的文字，是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佛來米文和丹麥文寫成的。社會主義這個詞，是1803年意大利的一名傳教士首先使用的，后來被法國的歐文所使用。社會主義運動最早發生于法國的巴黎公社。雖然，巴黎公社最終失敗。但是為工人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制和改善勞動福利條件，迫使資本家為工人作了些妥協。

“共產黨”的定義，并不僅僅局限于“共同生產”和“共別人的產”（僅指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共資本家和地主階級的產），他包括政治斗爭、軍事斗爭、經濟斗爭、經濟建設、思想文化建設和社會民主管理等各個方面。

《辭海縮印本》對于“共產黨”的解釋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建黨學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它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共產黨的目的，是領導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黨這一名稱，最先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中使用。十九世紀皇半葉，在歐美建立的許多工人政黨，命名為‘社會民主黨’。這些黨后來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領導權而蛻變。1918年根據列寧的建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正式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此后，根據馬克思、列寧的學說，各國組織起來的工人政黨，大都稱為共產黨，也有工人黨、勞動黨、共產主義者聯盟的。”

新的《黨員須知》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新的定義。

從歷史上看，從現在看，從黨章黨綱上看，中國共產黨不是打家劫舍的隊伍，不是成天算計著去剝奪別人的、包括私有的財產。當然，剝奪貪官污吏的私有財產例外。

共產黨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有反動派叫喊共產黨“共產共妻”，挑撥離間，侮辱共產黨和共產黨員。《共產黨宣言》中也有類似描述：“但是，你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人妻的啊，——整個資產階級異口同聲地這樣叫喊。資產者原來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單純的生產工具的，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共產黨”的名稱，沒有任何問題。它不如中國的英文詞CHINA（原意為“陶瓷”）那么搶眼。這個英文詞使用了二千多年，也沒有敢更改他的名字。這不一樣挺好的嗎？

醉翁之意不在酒。篡改共產黨的名稱，只是一個引子。既然，“共產黨”這個名稱沒有任何問題都要修改，CHINA（陶瓷）更與國家這個大實體相去甚遠，他們上臺后分分鐘可以篡改。改成什么名字？最可能是“中華聯邦共和國”。有關內容的文章，請大家細心在價值中國網上查找吧。

第三，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等任何共產黨導師從來不是隨便共別人的產的，那種成天擔心別人來共產的人，要么錢財來得不正，要么有自閉癥精神不正常。

馬克思、恩格斯早已在《共產黨宣言》中講了：“有人責備我們共產黨人，說我們要消滅個人所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好一個勞動得來的、自己掙得的、自己賺來的財產！你們說的是資產階級所有制以前的那種小資產者的、小農的財產嗎？那種財產用不著我們去消滅，工業的發展已經把它消滅了，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它。”“你們一蝗到我們要消滅私有制，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之八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可見，你們責備我們，原來是說我們要消滅那種以社會上那種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的所有制。”以上論述，不 要反對所有的私有財產，而是某些暴富的殘酷剝削壓迫工人的資本家。

社會主義財產保護機制，是從資本家那里學來的。

斯大林說“如果說資本家宣布私有制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在當時達到了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那末我們共產黨員就更應當宣布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來鞏固一切生產部門和商業部門中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

第四，李瑞環什么時候提過要改變共產黨的名稱？有那些人響應？

茅氏寫道：“聽說李瑞環前主席提議共產黨改名字，有不少人響應。”

這句話，連語句都不通，都不是那么一回事！“聽說李瑞環前主席”，應當是“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吧？一是，“主席”前面的帽子“政協”不能丟掉，不然的話，人家以為是國家主席、中國軍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委主席呢！二是，政協主席，一般是把職務放在名字前面的，不是把職務放在名字后面的。否則，念起來就拗口。

李瑞環口才好，健談，這大家是知道的。筆者記得他在一次全國“兩會”上的發言，是這樣講的：“我們的黨，不但是個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而且是個團結的黨、進步的黨、和諧的黨。以后，我們就在‘和諧’上面作文章。”他從來沒有提過要改共產黨的名字嘛！

這不是太搞笑了嗎？作為一個堂堂的前全國政協主席，有那么低的智商，那么低的工作能力，那么瘋狂地在大庭廣眾之下信口開河嗎？改中國共產黨的名字，決不是兒戲，決不是一件小事、簡單的事。按照有關章程，人大、政協向大會上交提案，需要至少二十人以上聯合提名，才能湊效。黨代表大會也是這樣的情形。

如果真的要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光是中央政治局也不能確定，起碼需要經過中共中央全體代表大會討論表決通過，起碼要事先通過各級黨委、黨組、黨總支、黨支部打招呼，征求廣大黨員、干部，還要入黨積極分子參加并征求他們的意見。

到底共產黨內部發生了什么變故？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名字，竟然“有不少人響應”？沒有想到，一個八十歲的老人，說話這么不負責任，怎么連個三歲小孩子也不如呢？不說這種事情子虛烏有，空穴來風，就是有這種事情，也是不可以在公開場合亂說的嘛！旁邊一個黨外人士看到這種文章，簡直要把肺氣炸了，這事情要抖到中央去，怎么得了？

第五，關于假如中國共產黨真的改變了名稱，這意味著什么？將來怎么著？

雖然我心里特別生氣，我還是將茅先生當作一個長輩，一個先生，來認真地討論有關問題。

這些年來，我也聽到過一點有關中央的風言風語。中央在一些重大問題，有時候意見分歧很大。這對于中央的主要領導同志思想、工作壓力很大。譬如，在對于某個大官進行反腐敗時，連這樣的事情，中央意見不統一，提反對意見的人還不少。改革開放30年了，成績也很大，問題也不小。老百姓有許多怨言，有質疑改革大方向的，有質疑貪污腐敗的，有質疑改革成果分享的，有訴苦訴怨的，還有向中央指揮機關叫板的，有向共產黨叫板的，有向社會主義制度叫板的，樣樣的人都有。

以上我洋洋灑灑寫了這么多，我想，誰勝誰負，還不一定呢。

我現在作最壞的打算。以下我將要向茅于軾先生請教：

1．請問茅先生，你估計中國共產黨什么時候能夠改變其名稱？你估計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中國怎么改變顏色？改變顏色以后，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將會發生什么變化？

2．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由什么政黨來取而代之？是否要把國民黨從臺灣請回來，重新統治大陸？是不是要讓精鸚派組織政黨統治全中國？

3．請問茅先生，你估計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中國怎么改變顏色？改變顏色以后，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將會發生什么變化？全國30萬億國有資產怎么瓜分它？全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怎么瓜分它？

4．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7100萬共產黨員有沒有生命之虞？

5．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4100萬干部，500萬公務員，310萬官兵，有沒有生命之虞？

6．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全國20867.5萬工會會員有沒有生命之虞？

7．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數千萬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沒有生命之虞？

8．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會不會有人向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反攻倒算，有沒有生命之虞？

9．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我和我家里人、我外公家里人，如何將他們共了的私有財產成倍地要回來？

10．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對于在押的貪污犯，是否可以實行大赦？

11．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我國逃往外國的富人及親屬、二奶、三奶等有4000多人，財產700多億元，能否可以實行大赦？

12．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4700萬工人、1000萬農民還有沒有退休金、養老金、救濟金發？

13．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那些在網站上批評你的人，有沒有生命之虞？

14．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怎么讓富人們更加暴富起來，怎么讓他們收拾全國的公共財產和企業財產和老百姓的財產？

15．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中國改變顏色以后，我國將可能有幾千萬長期饑寒交迫的人當妓女，怎么向土耳其等容妓的地方（俄羅斯妓女的樂園）輸送？

16．請問茅先生，中國共產黨改變名稱以后……

說到這種份上，我還能說什么？干脆趕快閉起我的臭嘴吧！

15．茅于軾說，憲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雜燴，是在抱殘守缺；世界上共和政體是不允許“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其前途一點光明都沒有。”言外之意，茅于軾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搞“憲政革命”，就是要革無產階級的命，就是要革社會主義的命，我說得對嗎？

[原文]

我國的憲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雜燴，老東西和新事物并存，充滿著矛盾。好在沒有人會較真，也沒有人會認真執行。頂多只會給國際輿論界制造一點談資。在憲法序言中一再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并說明，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在憲法第五條中又說：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如果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還有什么專政可言。如果講專政，就有專政者和被專政者的區別，它必定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實行專政。照字面上的解釋，是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應該是無產階級專資產階級的政，可是事實上作為專政的無產階級現在連影子都不見了，現在真正在實行的是政府專老百姓的政。政府手里有槍，有武裝，而老百姓是赤手空拳的。不像在美國，老百姓手里也有槍，是專門用來對付政府的。百姓有持槍權，這是美國憲法規定的。盡管因為人人都能持槍，美國每年出了無數命案，但是因為有憲法的規定，持槍權始終沒能被取消，怕的就是一旦政府拿槍對付老百姓，老百姓不至于束手無策。其實在美國政府拿槍對付老百姓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在我國倒是一個現實問題。但是中國的老百姓是不可以持槍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現實。

為了減少憲法中的矛盾，有人多次建議取消憲法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款。可能是為了鞏固政權，要保持對反政府力量的威懾，至今舍不得取消。有幾件典型的案件說明專政的后果并不有利于政權的鞏固。一個是發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販砸死的事，政府方面大張旗鼓地宣布死者為烈士，而對小販所受的委屈一字不提。全國范圍內有許多次政府的執法人員打死人的事，可是從來都是盡量掩飾，重罪輕究。今年貴州甕安發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打砸燒擾。不但把公安局全燒了，連縣政府也一塊兒燒。這種事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公眾與政府的對立由來已久。其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政府動輒以武力對付百姓，百姓只有被專政的份。現代國家的共和政體已經徹底取消了專政的觀念。所謂共和，從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棄武力講和平。不動用武力，就只有商量的一條路可走。所以共和國都一定是對內放棄了武力的國家，是民主國家，專政就只有槍桿子出政權的國家還在使用著。但其前途一點光明都沒有。

[討論]

（此處刪節一段污損茅于軾老先生的話）

茅于軾提的以上問題，十分嚴重。那些涉及憲法實質、實體上的根本問題，最好是要讓起草、制訂和執行憲法的憲法學家來解釋，而從五四憲法到八二憲法，所有起草、制訂者絕大多數已經逝世，到底哪些人在世，旁人也不知道。要讓憲法的執行者來回答，也是絕大多數人已經逝世，在世的人也是不簡單的人。就是說，這個問題，有可能驚動執政黨中央高層的。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名普通公民，筆者雖然畢生從未從政，也未師從憲法專業，也未研究過憲法，仍然位卑未敢忘憂國，未敢忘懷維護憲法的尊嚴、正義、民主與法制。因為，茅氏這柄達摩克利斯魔劍，已經分分鐘高懸在工人階級的頭頂上了！

我的話題，就從以下談起，不知令茅于軾先生滿意否？

（一）我國憲法出臺和修改、修正的歷史過程簡述。

一是1954年以前的臨時憲法《共同綱領》。

建國初期，我國處于新民主主義時期，萬廢待興。1949年9月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組織了中央人民政府，并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因為是建國初期的根本大法，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對于保衛新生的革命政權，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維護祖國的統一和團結，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1954年憲法

新中國成立五年后，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發生了很大變化，各界人民群眾信心百倍地準備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邁進。在此之前，斯大林曾經多次敦促中國制定社會主義的憲法。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央高層便著手組織專家起草憲法。1953年1月，成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1954年3月提出憲法草案初稿，首先組織各大城市各界人士討論，根據討論意見，對草案進行修改。經過修改后的草案，交付全民討論，有1億5千萬人參加討論，提出100萬條意見，對草案又作了修改，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產生了我國第一部憲法。

五四憲法，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確認了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存在。

五四憲法，是一部民主的憲法、團結的憲法，是一部開創歷史新紀元的憲法。參與制訂憲法的人數之多，規模之大，是中國立法史上絕無僅有的。

三是1975年憲法

1975年召開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根據國家的建設與革命實踐，大幅度修改了五四憲法，產生了我國第二部憲法。

憲法的革命精神，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肯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肯定了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第一次明確了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的立場政策，明確了公民的選舉權、勞動權、受教育權、休息和獲得物質幫助權、控告權、及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

雖然，在執政黨內，受到有些在文革中受過批判的人的反批判，但回頭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條款是完全正確的，不這樣做，國家有可能變色，執政黨有可能變質，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蛻變，就是明證。

七五憲法起草委員會名單，是1970年3月8日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確定的。主任毛澤東，副主任林彪，委員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七五憲法經歷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自1970年3月20日四屆人大后下發修改通知及內容，8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和修憲委根據工農兵意見，正式提出《修改草案》；第二階段，修憲委將草案再下發到基層群眾中去進行討論。直到1975年1月13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

七五憲法，是修改時間最長的一次馬拉松修憲過程，時間長達6年之久。和平時期這種長時間的修憲，在全世界修憲史上是罕見的現象。

四是1978年憲法

1977年10月23日，四屆人大四次會議召開，修憲再次提上日程。大會成立了以華國鋒為主席、以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的修憲委員會，委員有：韋國清、烏蘭夫、方毅、鄧小平、葉劍英、華國鋒、劉伯承、許世友、紀登奎、蘇振華、李先念、李德生、吳德、余秋里、汪東興、張廷發、陳永貴、陳錫聯、聯飆、聶榮臻、倪志福、徐向前、彭沖、陳慕華、趙紫陽、賽福鼎。

七八憲法，從30條增加到60條，恢復了五四憲法的部分內容，注入文化大革命新思想、新經驗，其指導思想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完整地準確地體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完整地準確地體現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充分體現黨的十一大路線和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抓綱治國”的偉大決策。

七八憲法修憲，雖然有鄧小平等老革命在場，當時，包括鄧小平在內，確認了七五憲法的基本精神、基本策略、基本原則，確認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

1979年7月、1980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提議、部署，對憲法作了兩次小的修改，重點是取消第45條中的“四大”：“（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事后多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取消“四大”不利于群眾民主，而利于吹枕頭風、溫水煮青蛙的西方鸚鵡派的“四大”，利于改革魔教派的獨斷專行、單邊主義，已經積淀下了很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出來了。

五是1982年憲法

八二憲法，也是在中共中央提議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確定的大修憲。修憲委員會名單，主任葉劍英，副主任宋慶齡，委員103人（從略）。憲法138條于1982年12月4日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

八二憲法將七八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修改為：“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其中，關于“專政”的修改，由“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

1993年3月29日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兩句：“今后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修改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1999年3月15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將以上自然段內容修改為：“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2004年3月14日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將以上自然段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綜上所述，從臨時憲法、五四憲法到八二憲法，關于“專政”的憲法原則規定，呈馬鞍形回轉，即“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臨時憲法、五四憲法“人民民主專政”_七五憲法、七八憲法“無產階級專政”_八二憲法包括三次修改在內“人民民主專政”。當然，肯定沒有“資產階級專政”。

以上五部憲法，既未規定“資產階級專政”，也未規定“精英階級專政”，可能很令茅于軾很失面子，很不滿意。

(以上資料,參考顧問雷潔瓊《中國憲法學》，蔡定劍《憲法精解》)

（二）關于修改憲法的是是非非，如何了斷？

對于憲法，不光是精英分子茅于軾有意見，而且，草民也有意見。草民的意見是，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走土地所有權專屬國有化道路，而走的是中間化、二元化道路。僅僅為這一件“小事”，草民特意從2005年起就辭掉了某廣告公司副總經理的職務，專心致志地研究，寫下的文字不下60萬字，可出三本著作，僅《論土地所有權國有化新原理與物權法律實務》一部便達44萬字。

茅先生提出要修憲，草民也提出修憲，這真是不約而同。不過，細究起來，一個是向東，一個是向西，一個是闖南，一個是走北，一個是為公，一個是為私。我們兩個，總有一個是南轅北轍的。

以下從語言學角度開始，來看茅先生關于“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專政”方面的高論。

（1）關于“人民”的解釋。

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辭典》第5版（2005年出版）的解釋是：

“[人民]rénmín名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這個版本，與1978年的第1版的解釋是一致的。

“人民”的本義，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也通常包括知識分子、革命干部、革命軍人；引申義包括個體戶勞動者、私營企業勞動者及其他企業勞動者。

“人民”是與“敵人”相對的概念，在革命戰爭年代，一切反對和鎮壓人民民主革命的人，叛變投敵的人，就是敵人，無論他出身如何。敵人，也可以轉化為朋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貪污腐敗分子、嚴重的殺人放火投毒等恐怖暴亂犯罪分子、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反動分子、階級異已分子、經濟漢奸和叛變革命分子等，是人民的敵人，除此之外，就是屬于人民的范疇，包括那些為勞動人民群眾服務、與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與人民與民族的利益息息相關的富人在內。

如果孤立地、片面、靜止地看待“人民”，就是形而上學，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之間的矛盾，就會出現錯誤。

是不是廣義上的“人民”，全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資格，就是一個晴雨表。以九屆人大代表人員構成為例（占代表總數的百分比）：工人占10.48%；農民占8.06%；干部占33.17%；知識分子占21.08%；歸僑代表占1.24%；香港、臺灣和澳門占1.3%；人民解放軍占9%；民主黨派占15.44%。其他比例占：中共黨員占71.5%；婦女占21.82%；少數民族占14.37%。這里面，包括了無產階級分子、中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在內。如港澳臺同胞的人民代表，多數為資產階級分子，少數為中產階級分子。

但是，如黃宏生這樣的國企高管，如陳良宇這樣的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一旦觸犯了刑法，剝奪了他們的全國各級人大代表的資格，不再視為“人民”了。

茅于軾將“人民”-無產階級片面地理解為一無所有的工人和貧下中農，并且說“可是事實上作為專政的無產階級現在連影子也都不見了”，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難道說，我國龐大無比的無產階級，在一夜之間從地球上蒸發到慧星上去了不成嗎？“無產階級”既可以以經濟地們來界定，也可以政治概念上的“無產階級”來定義。憲法上的“無產階級”應當是個廣義上的、政治概念上“無產階級”。

（2）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解釋

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辭典》第5版（2005年出版）的解釋是：

“[人民民主專政]rénmín mínzhü zhuānzhèng 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

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歸根到底是“無產階級專政”，這被茅先生說對了一半。但是，他不知道，“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民”一樣，是個動態的概念，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在社會主義的各個歷史階段，“人民”和“敵人”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因此，“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是不一樣的。這主要看階級斗爭的形勢來評判到底是稱呼“人民民主專政”好還是“無產階級專政”好。如果階級斗爭非常激烈，就采用“無產階級專政”，否則，就用“人民民主專政”。

所謂“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體組織架構，不光是專門用來鎮壓壞蛋、反革命和經濟犯罪分子的，這其實是人民政權的一個職能部分而已。如果說，人民民主專政是專門用來鎮壓資產階級的，不干其他事情的，那末，這種政權與土匪政權無異。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人民政府幾乎天天與外商資本家打交道、做朋友，包括與世界500強的超級資本家打交道、作朋友，而且特意為他們制訂這個優惠那個優惠政策，讓他們賺得個盆滿缽滿的，怎么說我國“無產階級專（了）資產階級的政”呢？再說，我國每天都在產生大量富人，只有他們是勤勞致富、守法致富，各級人民政府都在千方百計地保護他們的勞動成果，大力表彰他們的勤勞致富的事跡，怎么說我國“無產階級專（了）資產階級的政”呢？茅老先生八成是得了精神抑郁癥吧？

（3）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發生了一點矛盾沖突，就是政府“現在真正在實行的是政府專老百姓的政”嗎？

我們說，人民民主專政是針對敵我矛盾而言的階級斗爭、經濟斗爭矛盾或者嚴重的社會問題矛盾，不是指人民內部矛盾。這么簡單的道理，連小孩子、小學生都懂，怎么連鼎鼎大名的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百思而不得其解了呢？

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處理的方式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原則是“團結——批評——團結”，即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從而達到新的團結的目的。處理敵我矛盾，才用專政的手段，即刑事懲罰的手段，輔之以剝奪政治權利的手段來進行。這一部分，才稱得上“專政”。

關于矛盾的學說，毛澤東在《矛盾論》寫得清清楚楚，三四十年前的紅衛兵、紅小兵幾乎人人都學過那篇文章。

可是，在《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中，將“發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販砸死的事”和“今年貴州甕安發生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打砸燒擾。不但把公安局全燒了，連縣政府也一塊兒燒”這兩件惡性事件，扯到是“政府專老百姓的政”上去了，這不是賊喊捉賊，倒打一耙嗎？如果以上事件真的與“專政”劃等號，這么說來，是小販（老百姓）專了城管（政府）的政，是甕安群眾（老百姓）專了公安局（政府）的政。怎么反過來是“政府專老百姓的政”呢？

說句實話，以上兩個事例中，就事件本身，均構不上誰專誰的政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上升到一個白熱化程度上而已。

照茅氏的理論，今年北京有個小混混跑到上海某警察局殺死幾個警察，也算是“政府專了老百姓的政”嗎？去年北京有個警察到山西某地旅游，被當地警察打死了，你說說，這兩個警察代表誰？是代表政府，還是代表他個人？是否構成“政府專老百姓的政”呢？還是“政府專政府的政”呢？

嚴格說來，我國的專政機關，對內專政的不是政府。對外專政是人民武裝力量（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對內專政是公安、檢察、法院、司法這些部門，他們要么屬于政法委的機構，要么屬于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政法機構。

（4）中國需要如美國一樣的槍支泛濫？槍支泛濫是對付政府專政的絕佳辦法嗎？

茅先生認為，中國的老百姓老被政府欺負，老被政府專政，是因為老百姓沒有槍。例如美國老百姓有了持槍權，有了槍，什么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當今主流經濟學家極端自由主義的“普世民主”嗎？

茅某津津有味地數珍美國的群眾拿著槍，與政府對著干，使得美國政府根本奈何不了他們。這難道說不是美國社會的痼疾，而是美國社會的優越性嗎？

第一，美國政府槍支泛濫，是美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老大難問題。它源于美國憲法第二條修正案“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這是美國締造者對于政府有可能發生異化而設立的一種防備工具，確保了有產者權利，即當人們面對政府鎮壓束手無策，也使作為美國的個人對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土地的信心陡增。

請注意，從這里可以看出，美國的玩槍、用槍和隨便開槍打死人作為娛樂工具的，絕大多數是富人，窮人平生一無所有，要那個玩意兒干嗎？美國的法律規定，個人買槍持槍，必須要在財產數額達到一定程度才有資格。了并不是人人可以隨便買槍的。

第二，一旦憲法有些東西定型以后，想改也是很難的。如上述美國槍支泛濫，已經二百多年了，美國政府也很想廢除憲法第2條修正案，美國三億人口中，光手槍就購買了二億多支，幾乎全國平均人手一支，在極端自由化、極端民主化的美國，也很難管束這些刁民。同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憲法條款，已經使用五十多年了，你說改它，就馬上能夠改嗎？你不要光是替富人說話，而不顧十三人民的感受嘛！

第三，任何國家，槍支泛濫，罪案迭加，防不勝防，會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危害？對于人民的生命財產有多么大的威脅？據統計，僅1998年美國共發生犯罪案件1247.6萬起，暴力犯罪153.1萬起，謀殺案約1.7萬起，每10萬人中發生犯罪案件4616起，發生暴力犯罪案件566起，1977至1996年間，有40多萬美國人慘遭謀殺，幾乎是越南戰爭的死亡人數的7倍。

美國非正常死亡人群中，遭到槍擊死亡僅次于交通事故，屬于第二大死因，平均每年有1.5萬人死于槍口之下。在美國近二百年歷史中，先后有三位總統遭到暗殺，其中二人死亡，一人重傷。

美國的所謂“民主”是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民主，美國所謂的“自由”，是侵犯他人生命權、生存權為代價的自由，這些“民主”和“自由”，是野蠻、強暴的代名詞。

中國國務院發表《2000年美國人權白皮書》指出：“美國一向自詡為‘民主的典范’，不斷向世界各國兜售‘美國式民主’，動輒以‘民主’以借口，對別國指手劃腳，橫加干涉。然而，知情的人都清楚，已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民主’，從來只是一個‘神話’。”；“美國民主從來是‘富人的游戲’和‘錢袋的民主’。2000年美國大選所花的費用，高達30億美元，比四年前高出50%，創全美史上最高紀錄（讀者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費用更高）。美國注冊的武器銷售點10萬個，比麥當勞全球的分店還多。

第四，象美國這產的槍支泛濫，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它本來是全世界一個最壞的典型。為什么我國不向最好的典型學習，而偏偏要向最壞的典型學習呢？

如果北京的小販人手一支槍，甕安的群眾人手一支槍，那么，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北京青年楊佳僅憑一把尖刀，闖入上海市閘北公安分局機關大樓，持刀行兇，便殺死6名民警，并致4人受傷，如果他有槍支，難以想象，他會殺死多少無辜的警察？

第五，什么是“共和”？什么叫“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也要實行“休克療法”？

所謂共和，即共和的政體。泛指國家代表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輪流更替的一種政治制度。

所謂共和國，即實行共和制的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共和國，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共和國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從來沒有聽說過“共和”就是“大家放棄武力講和平”，從未聽說過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解除武裝，必須讓牛鬼蛇神亂說亂動，更沒有聽說過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實行“休克療法”。只有修正主義者才提倡放棄人民民主專政，放棄槍桿子。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期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可見，不承認社會主義階段的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背叛馬克思主義。

前蘇聯從赫魯曉夫開始，就大反斯大林，大反社會主義，大反無產階級專政，搞“休克療法”，解除了蘇聯人民的思想武裝，將一個好端端的蘇聯引向歧途。至戈爾巴喬夫、葉立欽搞什么“全民黨”、“全民社會主義”、“全民股份化”、“全民私有化”，完全變成了一個“對內放棄了武力的國家”、“大家放棄武力講和平”、講分裂的國家，任由里根這個資本帝國主義宰割的國家，任由經濟漢奸經濟巨貪肆虐的國家，這就是前蘇聯倒臺后的“光明前途”。

第七，根據茅于軾這位偉大的主流經濟學家的偉大教導，根據他這位得道仙人指路，中國這個龐大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地撤換現行的憲法，徹底地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地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徹底地解除人民的武裝力量；根據他這位風水大師的神機妙算，中國的前途只有一個，就是將中國牢牢綁架在西方經濟帝國主義的戰車上，當西方金融帝國主義的炮灰。否則，“其前途一點光明都沒有”。

茅老先生真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令人敬佩萬分。

我有許多知心話兒要對茅老先生講，我特別很想知道，如果中國真的復辟了資本主義，象我這樣三教九流的經濟學家，能否在大肆盜竊國家龐大財產的分臟過程中，能否一夜暴富為億萬富豪？能否如前蘇聯那七個巨貪那樣，將1億5千萬人民的財產據為已有？

我還想請教茅老先生，如果我國與美國組織成一個聯邦共和國，那么，屆時，應當取個什么響亮的國名？屆時，美國政府9萬億美元的債務，是否需要13億中國人民來承擔？美國全國44萬億美元的公私總債務，是否需要13億中國人民來承擔？

當然，我還有許多秘密的私房話對尊敬的茅老先生講，不過，一般的人我不告訴他。

16．茅于軾為什么反對馬克思的《資本論》？勞動價值論是毒草還是良藥？如何搭救可憐的茅老夫子？

茅于軾這位半路出家的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是一個沒有靈魂、沒有功底、沒有美學的人，滿腦子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好東西，改革來改革去，這些東西仍然是“只立不破”。什么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和執政地位、憲法的社會主義精髓、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地位、社會主義的課程設置和主體教育，乃至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勞動價值觀都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必須一“破”而后快。

茅于軾不但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造反派，而且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荒誕派，竟然荒誕到連基本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都矢口否認。這在左派經濟學陣營中和右派經濟陣營中，都是極其罕見的典型。

以下是討論的主要內容。

[原文] 要說新舊觀念的沖突，在經濟學中最繞不過去的應該是關于價值理論的爭論。馬克思終其畢生的精力撰寫了《資本論》，其核心理論就是勞動價值論，他試圖通過勞動價值論證明剩余價值的存在，證明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一套理論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統天下的絕對優勢。中國人讀書讀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學政治經濟學，其內容就是勞動價值論。然而勞動價值論顯然和市場經濟相沖突。如果承認勞動價值論，就必然導致取消私人經濟，引入公有經濟的政策。所以經濟改革每前進一部都會遭到勞動價值論的抵制。允許市場的供需定價，勞動者的自由謀職和簽訂勞動合同，準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企業的運作以利潤為目標，無一不和勞動價值論相沖突。要推進經濟改革就必須放棄勞動價值論，接受交換價值論......

[討論]以上觀點，有一個觀點是客觀的，即“馬克思終其畢生精力撰寫了《資本論》，其核心理論就是勞動價值論，他試圖通過勞動價值論證明剩余價值的存在，證明資本家剝削了工人”，而其他觀點則很荒誕，很幼稚，不忍卒讀。

第一個問題：馬克思《資本論》到底是怎樣一部著作？

馬克思《資本論》是一部驚天地、泣鬼神的宏大著作，是令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為之顫抖、令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為之振奮的偉大的不朽巨著。她喚醒了億萬勞動人民拿起階級斗爭的思想武器，同邪惡的資產階級剝削勢力進行殊死搏斗，號召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家園，維護勞動人民的勞動權、收益權、生存權和發展權，創造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辭海》（縮寫版）對《資本論》的解釋是：“馬克思畢生研究的成果和主要的著作。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在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別在1885年、1894且出版。第一卷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第二卷論述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論述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馬克思在這部不朽的巨著中，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提示了它的內部矛盾，無可辨駁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從而把他的社會主義學說置于牢固的科學基礎之上。《資本論》的主要基礎是剩余價值的占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兩個在根本利益上完全對立的階級，指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充分運用了他所創立的唯物辯證法，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這部巨著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銳利武器。”

第二個問題：馬克思《資本論》到底有沒有適用性？

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等一系列劃時代的革命理論，不僅廣泛適用于社會主義陣營，而且廣泛適用于資本主義陣營。

《資本論》是全人類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寶庫！

毫無疑問，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小學生必須接受其中的核心理論，這種課程設置，不僅僅是灌輸傳統革命思想煅練革命品德的需要，而且是掌握經濟學基本原理的需要。

馬克思《資本論》問世200多年來，首先是在西文資本主義國家得到廣泛傳播，無論是在中青年知識分子中，或者是在各個思想領域的經濟學家中，以讀《資本論》為先、為榮，以不讀《資本論》為后、為恥。換言之，《資本論》不僅造就了千千萬萬個無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而且也造就了千千萬萬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

現以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為例。受馬克思《資本論》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如：

丁伯根的收分配理論、發展中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使其就業和收入達到最大化理論、最優體制理論；

庫茲涅茨的國民收入分配理論；福克思的勞動經濟學、工資理論、一般均衡論、社會福利經濟學、價值與資本理論、資本與增長理論；

繆爾達爾的發展中國家社會改革論——權力關系的改革、土地改革、教育改革、改造社會風氣，并總結出發展中國家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有6個：產量與收入，生產條件，生活水平，對生活與工作的態度，制度，政策。繆爾達爾認為：“現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影響經濟進步的制度上或結構上的因素，經濟上和社會上不平等十分嚴重，而且總的說來似乎有增無減。如果不加以改革，社會就很難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他出了以上四大改革措施；

舒爾茨在《人力資本投資》中展示了二次大戰以后的三大謎：里昂惕夫之謎，勞動力價格悖論之謎，德、日經濟崛起之謎。其中，第二個謎，就是“按傳統的經濟理論推測，當一國的經濟越發達，相對于勞動力來說，資本會越便宜，資本家會多用資本而少用勞動力，資本——所得的比例（即資本有機構成）會越來越高。可是，根據統計資料顯示，資本——所得的比例下降。”；

德布勒《價值理論》中的一般均衡論，匯集了區位論、資本論、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理論；

索洛的宏觀經濟理論中，在其《關于失業理論》（1980）中傾向于勞動者階層，他說：在經濟學上看來，假定經濟主體在其所受約束條件下做得盡可能好是合理的，問題是傳統的目標函數與約束函數是不合理的。在勞動市場上，一方是企業與企業聯合體，另一方是作為個體的工人、組織起來的工會與非正式組織起來的勞動者集體。若假定每個經濟主體都感覺到工資和工資制定過程中來源于社會習慣的較大約束，那么，其結果是要素價格在我們的方程中以一種我們不太熟悉的方式上升。如果凱恩斯關于相對工資傳統意義是正確的，那么工資率的比率目標函數出現在勞動一邊；如果工人的現在或將來的行為取決于對他們對工資水平是公平的感覺，那么，出現在生產函數中的工資率將約束廠商。如果作為個體的工人的效用函數相當常規地依賴于現期收入，那么個體工人之勞動集體的加總目標函數更為合理地是工資的效用與失業時所獲得的效用的加權平均數。

貝克爾1965年的論文《時間分配理論》中說：“工作報酬的凈增長會增加工作時間，個人收入的凈增長會減少工作時間。”工人在工作以外的閑暇時間也能增加收入，是勞動價值提高的體現，而增加工作時間而增加勞動報酬是勞動價格提高的表現；

阿馬蒂亞-森提倡福利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他說：“主流經濟學家們長期只注重諸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經濟增長等一些粗略的總量指標的研究，而嚴重忽視經濟不平等的研究。”他指出：“造成貧困人口陷入貧困雖然表現為收入低這一現象，但是其根本原因是他們獲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剝奪以及機會的喪失”，“就一般意義上來說，大饑荒背后存在著更復雜的原因，是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食物的供給和需求這個簡單的分析工具能夠解釋的。”；

阿克洛夫關于效率工資的觀點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從而降低成本，廠商們愿意使工資水平維持在高于市場結清的水平上，以實現利潤最大化。這一高水平的工資就是效率工資。廠商之所以會這么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效率是工資的增函數。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也有粉飾階級剝削和種族歧視的。斯彭斯考察性別、膚色、國籍、犯罪記錄等，得出黑人雇員的工資水平通常低于白人雇員的工資水平。不少人認為，這可能是由于黑人雇員的受教育水平較低。他說，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工資水平的差異只能是由市場本身的信息結構的差異所致，黑人雇員和白人雇員在工資水平上的差異并不必然起因于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而主要是因為市場信號及其動態變化所致。斯彭斯的這一理論中，還包括女人與男人工資差別，也來自“信息不對稱”。由此可見，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觀是多么的荒謬！資本家剝削工人，尤其是剝削黑人工人、女性工人、他國國籍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工人的本質，豈能用一句“信息不對稱”就能夠打發群眾的嗎？就算是在應聘之前不知道勞動力價格水平，與其他階層雇員工作一段時間以后，還是“信息不對稱”嗎？

大量資料表明，西文年青人中，自覺學習馬克思《資本論》漸成風氣，其學習的勁頭絲毫也不讓中國的年青人。尤其是今年遭受美國金融風暴以后，馬克思《資本論》成為最暢銷的著作。他們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切膚之痛，想從中找出精神寄托。

我國年青人中較少學習《資本論》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大致上的“按勞取酬”原則，較少運用勞動價值論這一工具，并且是最近二十年來才發現血汗工廠、人剝削人的行為，不是全社會的現象，是局部現象。

《資本論》中最經典的名言是：“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5頁）當然，資本是有兩面性的，一面是勞動力的價值符號和生產的助推器，一面是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的劣根性。重點是找出和彌除它的劣根性，即它的貪婪和剝削的本性。

《資本論》的以上觀點，具有普世價值。不僅僅是喚起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反對剝削，反對壓迫，而且在社會主義時期反對不公平不合理的勞動分配制度，反對雇主剝削雇員，反對各種腐敗現象。

第三個問題，我國現時期的條件下，怎樣對待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的《資本論》不僅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而且是生產斗爭的工具。因此它是雙重功能的工具。

在我現階段，由于私有制企業、外資企業大量涌現和國有、集體承包制企業的增多，表明了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內，勞資雙方的矛盾糾紛會逐漸增多。一方面，我們需要運用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來依法治廠，一方面要加強職業道德和思想品德教育，同時需要做好勞動統計工作。作為弱勢群體的一個維權工具之一，可以喚起工會和工人群眾團結起來，戰勝面前的困難和敵人。

通過多年的觀察，近三十年來，臨時工、臨時合同工、農民工和計件工不斷地增多起來，勞動關系學和勞動統計學越來越適用，人們在自覺或自發地運用了勞動價值論。如果沒有勞動價值論作指導，制訂勞動合同法和為弱勢勞動者維權，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末。

如果社會主義國家在某個時候變了顏色，工人階級照樣可以拿起《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來同他們斗爭到底。二百年前，它是工人階級思想武器，二百年后乃至二千年后，它依然是工人階級的思想武器。

第四個問題，承認勞動價值論，就會“導致取消私人經濟”，與“推進經濟改革”“相沖突”？

茅于軾先生真是杞人憂天。他首先擔心的不是工人的工錢能否合理、能否保障，不為弱勢者著想；反過來，光為強勢者著想，生怕工人們占了老板的便宜。竟然，上綱上線地扣上“取消私人經濟”的大帽子，說什么“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會遭到勞動價值論的抵制”。簡直是廢話連篇！

經濟改革，是改革那些不適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部分，同時調整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中的關系。經濟改革不光是為富人著想，更要為窮人著想。經濟改革不是專門為富人度身定做嫁衣裳，如果將經濟改革當作富人的搖錢樹和聚寶盆，當作富人的尚方寶劍和護身符，那是一廂情愿和自作多情。

目前，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在國家的引導下自由發展，這不過是整個經濟改革的一部分、一個環節，將這個“一部分”“一個環節”當作“全體”、“全方位”，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偷梁換柱。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執政黨，要共產黨放棄馬克思主義，等于是向共產黨宣戰，等于是要共產黨向茅于軾們放下武器自動投降。

我國的憲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都或多或少地受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影響，也就是受《資本論》的影響。要我國消滅勞動價值論和《資本論》，實際上企圖從馬克思的《資本論》這個上面打開一個缺口，然后對憲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各個擊破，以實現茅于軾們所謂“經濟改革”目標的得趁。這叫什么“經濟改革”？這分明是要“革社會主義的命”！

第五個問題，為什么說“要推進經濟改革就必須放棄勞動價值論，接受交換價值論。”？

茅于軾說，允許市場的供需定價，勞動者的自由謀職和簽訂勞動合同，準許私營經濟的發展，企業的運作以利潤為目標，無一不和勞動價值論相沖突。

以上的話很拗口，大概意思是說，勞動價值論與允許市場的供需定價相沖突，與勞動者的自由謀職和簽訂勞動合同相沖突，與準許私營經濟的發展相沖突，與企業的運作以利潤為目標相沖突，“無一不和勞動價值論相沖突”。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是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也不是政策，它對于經濟社會是間接起作用的。因為勞動價值論不是常規工具，而是輔助工具。不可能與以上對象正面發生沖突。

所謂的“交換價值論”是指什么呢？

所謂交換，一般是指相互交換活動和勞動產品的過程。交換的場所是市場。當代社會中，有商品交換市場、貨幣交換市場和勞動力交換市場等三大類。商品交換產生商品價值；貨幣交換產生貨幣價值；勞動力交換產生勞動價值。

茅于軾出的題不是太奇怪了嗎？前面他一再反對勞動價值論，后面一再主張交換價值論，怎么解釋這道難題呢？

說穿了，勞動價值論就是交換價值論的形式之一。勞動價值產生于勞動關系。勞動關系包括：人們參加社會勞動的方式，即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形式；人們在勞動過程中的組織形式，即勞動分工與協作的形式；人們因參加勞動而得到的勞動報酬和社會福利待遇，即勞動者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形式。

勞動的價值，一方面體現在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形式和過程之中，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物或有形財；另一方面體現在勞動的分工與協作的形式和過程之中，恰當的分工與協作能夠互動的或聚集的效益。簡單地說，工人出賣自己的智力或體力，用于交換勞動工資和其他勞保福利，就是用勞動者的智力價值或體力價值來換取勞動產品的價值，這既是勞動的價值，也是勞動交換的價值（簡稱交換的價值）。這兩個概念，本身是同質同步、一種事物兩種表達的嘛，怎么要別人“放棄勞動價值論，接受交換價值論。”？

既然交換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本身是同質同步、一種事物兩種表達的，怎么可以厚此薄彼？怎么可以證明是勞動價值論一馬當先破壞了經濟改革，而交換價值論一花獨放促進了經濟改革？它們兩者要么一損俱損，要么一榮俱榮的嘛！

第六個問題，為什么說“他們捍衛勞動價值論”是“生死存亡之戰”？

在我看來，勞動價值論只不過是一種思想武器，而不是法律武器，還不是那么犀利。即使是如勞動合同法那樣的法律武器，只不過是針對侵權人和壞人而已。

即使是憲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仲裁法，也不至于致人于死地吧？茅老先生又一次扎扎實實了忽悠了自己一回，又作杞人憂天之驚恐萬狀，實在又可憐又可笑。

茅于軾說“立了交換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沒有破，還照樣頑強地存在著。”這真讓他這位老夫子寢食不安。

趕緊請大家齊心協力跟這位老夫子出出主意，想想辦法吧，因為“破勞動價值論”，“立交換價值論”確實了不得，再不解決，不是魚死，就是網破了呢！

（未寫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