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牛逼”備忘錄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解  題　　

精英或準精英的話，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牛逼”。　　

啥是“牛逼”？“牛逼”是老百姓的語言，用精英的官話說，就是“執牛耳”。老百姓不說“執牛耳”，而說“牛逼”（有時還要加上“哄哄”），雖然不雅，卻很生動傳神。　　

不知道為什么，人一旦成為精英，或準備成為精英，就特別喜歡發表很“牛逼”的高論——我把這種現象歸納為“精英-牛逼定律”。盡管網上已經有好事者把精英的“牛逼”匯集成冊，供大家學習瞻仰——比如厲以寧的、張維迎的、林嘉祥的，但總的來看，在當下中國，牛逼不僅哄哄，而且供大于求，嚴重過剩。本人收集一二，列在下面，以做備忘。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這里事先聲明：本文的“牛逼”，其含義是“牛氣逼人”；即使加上后綴“哄哄”，也只不過是語氣助詞，表明“牛氣非常之逼人”。若有人超出這個嚴肅的范圍，作別有用心的解讀，在下概不負責。是謂“解題”。　　

“好的市場經濟”　　

雖然同是精英，但和厲以寧不同，吳敬璉似乎鮮有“牛逼”言論被好事者逮住不放，用我一個朋友的話說：　吳　教授總是左右逢源、滴水不漏。其實，　吳　教授既然是精英道上的人，就很難擺脫“精英-牛逼定律”的宿命。　　

比如，吳敬璉有一個影響甚遠的“好壞論”，就很“牛逼”，至今依然“哄哄”。他說：“市場經濟是有好壞之分的”，所謂好的市場經濟，就是“規范的”資本主義經濟；所謂壞的市場經濟，就是“權貴的”資本主義經濟——很多年前，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我當面請教他時，他很謙虛地拒絕了這個“牛逼”的專利：“這話是　錢穎一　教授最先說出來的”。　　

其實，我當時請教的問題，并不是這個“牛逼”的專利究竟屬于誰——我對這個“牛逼”的專利沒有興趣，而是請教下面的問題：“既然您認為美國是‘好的市場經濟’的典范，那么安然事件又作何解釋呢？”　　

不瞞大家說，我提這個問題時，還真有點幸災樂禍的心態。記得他當時頗不以為然，說了一番“安然事件出現后，美國有好的制度管著”云云，言外之義：即使“好的市場經濟”出亂子，它也是“好的”；就算“壞的市場經濟”不出亂子，它還是“壞的”。　　

為什么我說這個“好壞論”很“牛逼”呢？舉個例子，如果有人告訴我：“老虎是有好壞之分的”、“大灰狼是有良善之別的”，我敢百分之百地斷定，這個人是把我當作“傻逼”了——因為除了傻逼，就連老實如火腿的羊都知道，把羊當作火腿的老虎和大灰狼，好象并沒有什么好壞之分的。不用說，能把別人都當作傻逼的人，一定是個“牛逼”。　　

如果自然界真的有什么“好的老虎”、“善良的大灰狼”，那么，所謂“好的市場經濟”，就是“好的老虎”、“善良的大灰狼”的衍生品。拿上面的例子舉一反三，如果有人告訴你：“市場經濟是有好壞之分的”，這話難道還不“牛逼”嗎？也就是說，你被當作傻逼啦。　　

在市場經濟的本性上，我倒覺得樊剛的看法是誠實的：“市場經濟不講道德”——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是不相信眼淚的。這不，眼下的次貸危機，又一次讓我們領教了“好的市場經濟”是如何“不講道德”的。　　

可憐的羊當然沒有資格“牛逼”，但它們也不想被當作傻逼。在羊們的眼里，不論是“好的老虎”，還是“不好的老虎”，橫豎都是要吃肉的。所以，當它們看見“好的老虎”和“善良的大灰狼”時，決不會奔走相告，夾道歡迎，像迎接當年的子弟兵那樣：“豬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給咱親人大呀大灰狼”，而是趕緊逃命，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以前連金融危機影響的資格都沒有”　　

最近在報上看見有人發表這樣一段高論：“現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不會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是北朝鮮，現在有人提出來要回到這個狀態！我們在改革開放以前連金融危機影響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是一個進步”（見《金融動蕩：中國的應對》，《社會科學報》　2008年12月11日　）。　　

瞧瞧，怎么樣，夠“牛逼”了吧？見過“牛逼”的，還沒有見過這么“牛逼”的。若問這“牛逼”的專利歸誰？答曰：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院長王新奎。能如此牛逼的人，簡直可以與林嘉祥大官人PK：林書記說“你們算個屁”，王院長說你們連“資格都沒有”。　　

我發現，不論是　吳　教授的“好壞論”，還是王院長的“資格論”，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寧愿生活在有危機的XX主義，決不生活在沒有危機的XX主義”。既然這樣，我真搞不懂，精英們干嗎還要起勁地批判“寧要XX的草，不要XX的苗”呢？　　

把這個邏輯展開，我們可以得到更牛逼的結論：　　

——我們改革開放前連得愛滋病的資格都沒有，今天有了是一個進步；　　

——我們改革開放前連吸海洛因的資格都沒有，今天有了是一個進步；　　

——我們改革開放前連吃毒大米、喝毒奶粉、舔蘇丹紅的資格都沒有，今天有了是一個進步；　　

——我們改革開放前連賣淫的資格都沒有，今天有了是一個進步；　　

……　　

“那還要市場經濟干什么呢”　　

次貸危機以后，美國政府搞了一些局部“國有化”，這令自由市場經濟的鐵桿信徒非常傷心。其實，并不是美國政府要當市場經濟的叛徒，實在是市場經濟太不爭氣了。　　

有人一聽見“政府干預”，就如喪考妣，五雷轟頂。問題是，再不干預，恐怕就不是市場經濟“搞定一切了”，而是市場經濟要被“搞定了”。所以，不僅咱們特色社會主義需要“與時俱進”，而且發達市場經濟也要“與時俱進”。　　

可一旦面臨這樣的“與時俱進”，一貫激進的精英們就突然扭捏起來。比如，中國政府在出臺4萬億擴大內需的舉措后不久，我看見有一個叫葉檀的“著名女評論家”，在《鳳凰衛視》上憤憤不平地質問：“那還要市場經濟干什么呢？”其口氣之牛逼，大概也只有一千多年前的晉惠帝有的一比了：“何不食肉糜？”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年天下災荒，下人向晉惠帝報告說，百姓“已經沒飯吃了”，晉惠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反問：“何不食肉糜？”翻譯成白話文就是：（1）“為什么不吃皮蛋瘦肉粥？”（2）“那還要皮蛋瘦肉粥干什么呢？”　　

“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被計劃所代替”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指認，資本主義經濟在總體上是“無政府主義”的。對這個指認，直到今天，主流精英大概也只能是以沉默來應對的。　　

匪夷所思的是，連主流精英都要三緘其口的問題，有人卻偏不認可。恕我不敬，這個人就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胡培兆　先生。就在次貸危機爆發前不久，他斷言：“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被計劃所代替”；“無政府狀態已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經濟有周期波動是難免的，但又不會再釀成大蕭條”。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能夠公然否定馬克思的指認的確是很“牛逼”的。遺憾的是，　胡　先生可以蔑視馬克思的指認，但在次貸危機面前，這種“牛逼”卻顯得是那么的滑稽。看來，否定馬克思的指認不僅需要“牛逼”，而且還要經得起歷史檢驗。　　

“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如果有人宣布：“從今以后，有小地震是難免的，但再也不會出現大地震了”，我想，連預言家自己也不會把這個預言當回事的。　　

今天，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是不是已經“被計劃所代替”？經濟周期波動是否從此“不會再釀成大蕭條”了？我想，這恐怕是不會以　胡　先生的意志為轉移的；至于馬克思的指認到底對不對，還是留給實踐去檢驗吧，現成的例子就在眼跟前，美國未來的總統奧巴馬最近斷言：　　

——“我們眼下已經陷入衰退，我對此沒有半點質疑”。 　　

順便說一句：不論如何，　胡　先生都是我敬佩的學界前輩之一，尤其是我在大學期間，他的文筆和學識，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我在這里先給　胡　先生抱個歉：本文對事不對人，若有得罪，敬請海涵。　　

“不要問姓社姓資”　　

著名作家三毛有一句“不要問我從哪里來”，唱紅了整個華人世界；這30年來也有一句話，橫掃了整個中國大陸：“不要問我姓什么”（“不要問姓社姓資”）。這句話有如李逵的板斧，30年一路殺將過來，幾乎是無人抵擋，所向披靡。　　

這板斧確實很牛逼，以至于今天敢于問“姓社姓資”的人，好象已經被這板斧一路排頭砍去，滅得差不多了。然而，也有人硬是不吃這板斧的，非要問“姓社姓資”不可。比如，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　陳一文　先生，不知為什么，就和這板斧較上了勁，他說：“自改革開放之初到現在，中國經濟學界，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或西方經濟學者，在理論上從來沒有搞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陳一文：《很多問題并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造成的》，《社會科學報》　2007-5-17　第3版）。　　

有好長一段時期，我幾乎在板斧面前已經無語了，以為板斧們的“不爭論”，僅僅是個認識問題。可經陳一文這么一說，我才意識到，其實，并不是人們“沒有搞清楚”兩者的根本區別，而是板斧們壓根就“沒有想”讓這兩者有本質上的區別。難怪有人說：“都是市場經濟，哪來的姓社姓資”；還有人的說得更直白：“我們搞的，就是有特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從理論上講，我們搞的當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陳一文的本意也是想尋求這種市場經濟。雖然我們可以認為，30年的改革就是這種“尋求”的努力，但在現實中，我們的市場經濟真地能無愧于“社會主義”這個定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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