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人品太可悲了！

——讀中央黨校某教授文章的驚嘆

最近偶爾一個機會在一本刊物上，看到一名中央黨校的好像還是有點“名氣”的教授的一篇大談思想解放的文章中這樣寫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不久，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公開宣示共產黨不施仁政，而要獨裁。雖然也把對人民和對敵人作了區別，但同時也為他把大量的知識分子和黨內的同志、戰友作為形形色色的敵人，加以鎮壓，埋下了伏筆”。還說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5篇評論，表面上是針對美國國務院當時發表的白皮書，實際上是批判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自由民主幻想”。開始時，當本人看了這位中央黨校的教授這番“深刻的揭露”后，感到十分驚訝，心想，毛澤東怎么是這樣一個人呢？使我對這個向來為我所崇敬的毛澤東的政治品格產生了懷疑，心想，這樣的人怎么配當中國人民的領袖呢？！即一個對知識分子，對黨內同志、戰友不施仁政而搞獨裁的人，一個借批帝國主義來批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人，不但不配當領袖，就連普通共產黨員都不夠格了。于是逼著本人再去認真地閱讀毛澤東關于《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當我再讀一遍之后，則使我更感驚訝了，反而使我對中央黨校的這個“教授”的學術名氣、政治品質和基本立場，產生了疑惑，因為在我的心目中，能夠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黨校當教授的人，肯定應該具備一些基本條件的，因為這是培養執政黨棟梁之才的地方，別的高標準條件自不待說，其它起碼條件應該是：

1、他必須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即能起碼看得懂像毛澤東所寫的一般有小學文化都能讀得懂的通俗文章。否則，看參孝資料時，容易理解錯了，歪了。
2、他必須有起碼的辨別是非的能力，不致使一般老百姓都能辨別的是非都弄不清楚就麻煩了，這樣會貽誤學員的。
3、他必須有同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基本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階級立場。否則，會一不留神就站到與人民為敵的立場上去了。
4、他必須是起碼能尊重中國共產黨發展歷史的人，最起碼是一個初步了解黨史常識的人，即在有人蓄意歪曲黨的歷史時，不要講高標準要求他挺身而出據實爭辯，起碼不要跟在歪曲歷史者屁股后面瞎起哄就行了。
5、在具備了上述起碼條件之后，就要求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很深的理解；能堅定地承認黨的章程，有較強的黨性；對共產主義有堅定的信仰；而且還要有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主觀世界的自覺性；還應有對黨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否則，自毀共產黨的可能就是這樣的人。

本人在閱讀了毛澤東的著作之后，感到毛澤東所講的同中央黨校那個教授所指責的根本就對不上號，而且明顯地有一種牛唇不對馬嘴的刻意歪曲的味道。

首先就來看那個“教授”講的：“公開宣示共產黨不施仁政而要獨裁”。而且是講共產黨對人民不施仁政，因為他在“不施仁政而要獨裁”的后面緊接著寫道：“雖然他把對人民和對敵人作了區別，但同時也為他把大量的知識分子和黨內同志、戰友作為形形色色的敵人，加以鎮壓，埋下了伏筆”，那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中是怎么寫的呢？

毛澤東在文中連續反駁了對當時奪取革命最終勝利極其有害的七種論調，其中有一點說“你們獨裁”，毛澤東反駁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那么我們應該弄清楚，毛澤東反駁的這七個問題，是在什么歷史背景下，針對什么目的來的。正如毛澤東在該文中所強調的：“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再清楚不過了，就是為了“革命”“人民”和“國家”。可到了這個教授嘴里，就成了“共產黨對人民不施仁政，要獨裁”了。我們再來看看毛澤東的原話：“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叫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并說：“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說，這里講的“獨裁”，是指廣大的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他們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實行獨裁，即人民對于反動派的獨裁，可到了這個“教授”那里，卻把概念完全偷換了，即完全翻了一個邊，變成了共產黨對人民的“獨裁”。還有，毛澤東在反駁“你們不仁”時說“正是這樣，我們對于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于人民內部，而不施仁政于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毛澤東在這里十分鮮明地宣示了共產黨對人民和對反動派截然不同的立場。而毛澤東又說：“對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這里毛澤東明明講了只對那些繼續堅持反動立場且有反動行為的反動派，不施仁政，可到了這個中央黨校的教授那里卻變成了共產黨對人民不施仁政。這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這位身為中央黨校的“教授”，為什么要變著法子，繞著彎子，硬把人民說成是敵人，而把敵人視為人民，硬是刻意把廣大人民拖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們的行列里，假設一個攻擊毛澤東的靶子，然后再煽動人民去攻擊。

更有甚者，這位身為中央黨校的“教授”，還說什么，毛澤東關于“《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5篇評論，表面上是針對美國國務院當時發表的白皮書，實際上是批判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自由民主幻想”。這位“教授”又挖空心思地把毛澤東假設為全國知識分子攻擊的靶子。既然這樣，我們就有必要弄清楚以下幾點：①毛澤東關于“丟掉幻想”的評論是講的要丟掉對美國國務院白皮書里那些甜言蜜語的幻想，以便徹底打敗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最后一次戰爭；②美國務院白皮書等所散布的甜言蜜語的目的就是想麻痹中國人民放棄對他們及其在中國走狗的斗爭；③當時，心存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幻想，對乘     勝前進，徹底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是極其有害的；④當時，在中國對帝國主義仍存幻想的是些什么人呢？正是一部分對共產黨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尚持觀望態度的知識分子，“評論”借揭穿美帝國主義所謂的甜言蜜語的陰謀來啟發這些知識分子丟掉幻想，站在人民革命一邊，這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完全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也有利于國家。可到這位中央黨校的“教授”那里卻成了，是毛澤東借批美國的白皮書來批判知識分子了，這也太令人氣憤了！其一，你把極少數對革命持懷疑態度，對帝國主義存幻想的落后的知識分子，泛指為所有的知識分子，客觀上是在挑撥廣大擁護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知識分子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其二，當時“白皮書”散布的甜言蜜語的被揭穿，大大促進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對此，人民為之振奮，而這位“教授”為何至今還耿耿于懷呢？！這位身為中央黨校的“教授”，之所以成為這個樣子，到底是因為對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邏輯產生了混亂呢，還是他原本就是那樣的立場，即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中國的失敗和中國人民的勝利，他心里都不舒服，否則，人們無法理解他的言論！為了不致誤解了這位“教授”，建議朋友們不妨親自去看看毛澤東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五篇原著，這樣可以起到眼見為實的效果。

這位中央黨校的“教授”寫過不少的文章，本人有幸看過一些，原本不想去碰這類“權威”的，但作為一個沒有讀什么書的普通老百姓，感到有點太過意不去了，總感到這位“教授”對毛澤東有一種解不開的成見似的，好象不把毛澤東弄得面目全非就心里不舒服似的。其一，總是想把一個原本吃過斯大林不少苦頭，且不喜歡斯大林那種老子黨作風的毛澤東，也是一個從不喜歡照抄照搬別國經驗的毛澤東，刻意描繪成為什么奉行斯大林主義，開口毛澤東專制，閉口毛澤東獨裁，還蓄意歪曲毛澤東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容和立場作為他攻擊毛澤東的佐證。

其二，再者作為一個“教授”或“學者”，正如他自己所劃分的諸如毛派啦，鄧派啦；毛式社會主義、鄧式社會主義啦，這些都是可以爭論的，但是筆者認為，應起碼講究一點學術道德，不應該把白的說成是黑的，或把黑的說成是白的，不應該把本是毛澤東的原創硬說成是鄧的發明，也不應該把鄧的問題都推到毛的頭上；更不應該把明明是對敵人的斗爭，硬要歪曲成為是對人民的“迫害”。即使你想發揮自己那超級聯想功能，也要講究一點起碼的邏輯關系，即使是魯迅先生當年挖苦一些“看到女人的手臂就馬上聯想到全身”的人，他起碼多少還有一點邏輯思路，而你竟然把毛澤東原本是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和幫兇們不施仁政，翻過來變成了共產黨對人民“不施仁政而要獨裁”，并進而引申為“對大量的知識分子，黨內的同志、戰友進行鎮壓埋下的伏筆”。你的這種荒謬的結論，到底是你對那段歷史的無知呢，還是你原來就是人民對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走狗和幫兇們不施仁政有兔死狐悲之感呢？

二00八年七月十五日

附文：

1978：開啟改革的兩個動力——紀念改革啟動三十周年

杜光

   中國的體制改革已經經歷30年了。30年前的1978年，是中國社會大轉折的一年。30年后的2008年，我們又面臨著一個大轉折的關頭。總結這30年的經驗教訓，對于健康穩妥地實現我們面對的社會轉折，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一）兩個輝煌的歷史記錄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在1978年的話，我們不難發現，發生在這一年的社會動態，有兩條很值得我們今后注意的經驗：一是思想解放運動，一是民間的推動。它們開啟了中國改革的門戶，在中國當代的歷史上，刻畫下了輝煌的記錄。

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為30年來的體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準備。這個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礎上的運動，是沿著兩個不同途徑展開的，一條是官方發動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條是民間的自由民主論壇。雖然由于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同時扼殺了這兩條從不同途徑出發的思想解放運動，但它既然促進了全民族對專制體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會導致改革這個體制的內在要求。這就為中國社會的重大轉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

思想的變革成為社會轉折的前奏曲，即使是逆向的轉折也不可避免。毛澤東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把具有民主雛形的政治體制，扭轉到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的軌道上，是同他多年對社會大眾、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分不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不久，他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公開宣示共產黨不施仁政而要獨裁。雖然他把對人民和對敵人作了區別，但同時也為他把大量知識分子和黨內同志、戰友作為形形色色的敵人，加以鎮壓，埋下了伏筆。接著，他親自為新華社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5篇評論。這幾篇評論在表面上是針對美國國務院當時發表的白皮書，實際上是批判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自由民主幻想。如果說這些還僅僅是思想灌輸的話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的“思想改造運動”，就是赤裸裸地利用國家權力來強迫人們接受特定的意識形態，而一切與此不符合的思想、學說、觀點，都必須改造、放棄。這樣，他就依仗暴力，迫使人們不得不接受名為馬列主義、實為專制主義的思想體系，為從初步的民主主義到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準備了可靠的思想條件。

1978年的另一個輝煌記錄，是民間自發的對壟斷經濟體制的沖擊。我們長期以來都認為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改革的道路，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且指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但由于傳統觀念的束縛，在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上，卻放不開手腳。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只是重復權力下放的老套套；對于農業，甚至在當年年底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里，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但是，安徽鳳陽縣的農民卻冒死摁下血手印，堅決打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包產到戶。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仍然“不許分田單干”，同時也開了一個口子：“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一年之后，農村里的包產到戶已經在遍地開花了，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中，還是不敢放開。通知說：“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長期‘吃糧靠反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于是，那些“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的地方，都推行起包產到戶。正是在包產到戶風起云涌和農業生產責任制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的情況下，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第一個關于農業的一號文件《全國農業工作會議紀要》，承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聯產計酬等生產形式，“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農業經濟體制的改革，是農民自發地推展開來的。正是在農民的改革實踐的推動下，執政當局中的改革力量才排除反對改革的聲音，一步一步地承認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并冠冕堂皇地稱之為“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1983年的第二個一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進一步明確家庭聯產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讀起來多少有點挽回面子的味道。

包產到戶救活了農民，也救活了農村和農業，農業生產發展的結果，一是釋放了一部分勞力，二是積累了一些資金。于是，村鎮里出現了串街走巷、手提肩挑的小商販，擺攤設點、亦農亦商的小攤販。雖然還有著“投機倒把”、等帽子的壓制和打擊，但利之所在，猶水之就下，不可遏止。一個初級的商品市場就這樣鬧鬧嚷嚷地誕生在中華大地上。從個體戶、小業主，到企業家、資本家，從小攤小店到大企業、大商店。這個發展進程主要是民間推動的。

所以，經濟體制改革根本不存在什么“總設計師”。改革不是設計出來的；沒有民間的推動，誰也設計不出來。當然，由于政治體制的專制性，民間推動出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成果卻落在官僚權貴的口袋里，這個問題就不在這里說了。

30年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民間涌動的改革要求，在現階段的社會轉折關頭，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深化改革的四大課題

我們目前的情況是：經濟體制改革遭到了嚴重扭曲，膠著不進，改革的成果繼續不斷地受到權貴特權階級的掠奪；政治體制的專制性并沒有因為民主高調的高唱入云而有絲毫的轉變；文化專制主義繼續在擰緊輿論導向的控制閥，民眾的不滿隨著群發性事件的與日俱增而持續擴大。當經濟火車頭由于它的發展慣性而前進的時候，社會各個領域卻止步不前，問題叢生，甚至出現倒退。社會已經危機四伏，到了非轉折不可的時刻。這種轉變將通過深化改革來實現。

我們的改革面臨著4個重大的課題：1、經濟領域的突破壟斷；2、把土地還給農民；3、政治領域的健全監督機制與改善執法手段；4、文化領域的新聞出版自由。下面就對這幾個課題進行簡略的分析。

第一，我國的國有經濟，不是什么“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是當代最落后的壟斷經濟。由于它既同政治權力深相勾結，狼狽為奸，又不參與市場競爭，因而成為盤剝社會大眾的吸血機器。它的利潤主要不是來自改善經營管理，而是來自剝削消費的公眾。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所謂“36條”，打開了壟斷領域的鐵閘。三年來，不能說這方面沒有進步，但同時也遭到了壟斷部門的抵制，總的說來沒有多少進展，有些方面反而卡得更緊了。民營企業家把這種狀況叫做“玻璃門現象”，看得見，卻進不去；硬往里闖的話，非碰得頭破血流不可。因此，今后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應該是開放壟斷領域，讓壟斷企業融入市場經濟，在市場競爭中清洗自己，改造自己，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

第二，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問題，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在2002年寫的一篇征求意見稿里，曾提出“把土地還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但人微言輕，沒有引起積極的反響。13年過去了，土地問題越來越嚴重，成為“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總根源。圍繞土地所有權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作些分析：首先，從理論上看，我國的農業經濟還是沒有充分發展的小農經濟，十分落后。要改變三農的落后面貌，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千方百計地促進小農經濟的發展，這應該成為我們三農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而要促進小農經濟發展，最根本的措施是讓農民享有自己所耕種的田地的所有權。《孟子》“滕文公上”篇說得好：“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農民有了田地所有權，才會精耕細作，發展小農經濟。其次，從歷史來說，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分地到戶，農民細致經營，很多貧下中農上升為富裕中農，有的甚至成了新富農。這個可喜的變化，卻被毛澤東看做是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急急忙忙地用合作化來打斷小農經濟的發展進程。文革以后，農民為了沖破人民公社的枷鎖，死里求生，實行包產到戶，迅速改變了農村面貌，但由于沒有繼續前進，奪回土地所有權，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其三，從實踐來看，耕地名義上是集體所有，實際上成了鄉村基層官僚可以任意處置的囊中之物，近十年來，寶貴的耕地流失一億多畝，而很多基層干部卻藉此大發橫財。只有把名不副實的集體所有制改變為農民個人所有制，才能避免耕地繼續流失。

第三，早在21年前，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要實行黨政分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個美好的政治改革藍圖，還來不及實施就被1989年的槍炮聲淹沒了。自此以后，政治體制的專制性變本加厲，權力機構日益腐爛，黨政分開至少在近幾年已經無法推行。目前可行的，一是加強監督機制，切實施行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出臺的縣處以上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各級政府的政務公開，財務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加強黨內民主，實行決策、執行、監督三權的相互制約，保證所有黨組織在憲法范圍內活動；此外，疏通信仿渠道，修改信訪條例，完善民意上達的通道。二是改善執法手段。近幾年來，執法部門腐敗日甚，一方面是對無辜民眾濫用執法權力，或對沒有背景、無錢賄賂的輕罪人犯從重判處；另一方面，是對犯有重罪的官員卻用各種借口（如自動坦白、有立功表現等）從輕發落。這種官民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狀況，加劇了社會矛盾，成為有可能引發暴力革命的導火索，必須盡快解決。

第四，新聞出版是否自由是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的重要標志，也是文化能不能健康發展的樞紐所在。執政黨長期奉行的文化專制主義，扼殺了文化發展的生機，煌煌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卻到處受到嚴格控制，以致五十多年產生不出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政論家、理論家、科學家。新聞出版的自由度，甚至還比不上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的統治時期，已經成為全世界的笑柄。新聞出版自由是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改善國家形象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實現輿論監督的有力武器，繁榮科學的肥沃園地，更是推進啟蒙運動的重要工具。總之，它聯系著、牽動著社會進步的方方面面，應該引起執政當局的足夠的重視。中共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保障這些人民權利的最重要的條件；沒有新聞出版自由，這一切權利都成為毫無意義的廢話。目前最重要的是廢除或修改那些妨礙人們行使這些權利的法規，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第2款的“煽動顛覆國家罪”，近幾年頗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因為撰寫文章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而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罪”而被判刑的。事實上這些人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正是為了國家的更加美好的前途，才行使自己的表達權，發表自己的觀點，只不過是與官方的意見有所不同而已，怎么能說是“煽動顛覆國家”呢？把國家的寶貴財富扔到監獄里，這是多么荒唐！現在應該是通過改革來革除文化統制的弊端，結束諸如此類的蠢事，把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還給人民的時候了。

    （三）結語

要完成前面談到的四個課題，就必須接受1978年提供的經驗，一是開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二是推動民間的改革積極性，把他們的改革意愿，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由于半個多世紀的政治思想教育，黨政機關和社會上有很多觀念是與上述四個方面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不實現傳統觀念的根本轉變，改革將寸步難行。為了掃除深化改革的障礙，很需要有一個深入廣泛的、群眾性的思想解放運動，以清洗長期積累的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思想污垢，這個運動應當從清算歷史積案、恢復歷史真相入手。長期以來，我們被禁止討論歷史重大事件，許多歷史真相被掩蓋起來，人們無法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最近有人在境外出版《紀念毛澤東》一書，竟然提出要為“四人幫”翻案，要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而且得到了某些人的贊賞。這位作者正是利用了人們不明歷史真相的弱點。一旦揭露真相，他們就無所施其伎倆了。

改革需要民間的推動，這不但為1987年及其后的事實所證明，更為現實國家狀態所迫切需要。一方面，由于黨政官員趁改革之機以權謀私的越來越多，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權貴資產階級，深化改革的四大課題，無不觸犯他們的既得利益，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他們必然要反對深化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先天缺陷和改革的諸多失誤，出現了貧富懸殊、環境惡化、腐敗加劇、官民對抗、社會不公、道德淪喪等等不良現象，反改革的毛派人士借機煽動人們對改革的不滿。官民這兩股反改革勢力的結合，使當權的改革勢力更加孤立，深化改革更加困難。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調動民間的改革積極性。民間蘊藏著深厚的改革力量，因為深化改革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去年12月發生在黑龍江、陜西三門峽庫區、江蘇宜興市和天津武清區等地失地農民奪回土地所有權的斗爭，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應該把知識、企業、文化等社會各界和城鄉的廣大勞動者中間擁護改革的人們發動起來，形成為支持改革、推動改革的強大力量，促進當權的改革派排除阻力，果斷地采取深化改革的措施，扭轉改革的停滯局面。

2008年是否能夠成為社會大轉折的開頭一年，取決于這兩個條件、兩個動力是否能夠形成。一切有志于推進改革的仁人志士，都應該為此而努力！

（根據2月17日在紀念改革三十年座談會上的發言，略加補充而成）

2008年2月18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