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憂思錄

   
    2005年 11月10日，當1900萬中國紡織工人剛從中美之間長達半年的談判拉鋸戰中解脫出來，準備松口氣時，在解決中歐紡織品“壓港”問題中扮演“關鍵先生”的瑞典工商和貿易大臣托馬斯•厄斯特羅斯發出了忠告：“我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是要盡快提高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況，否則，歐洲和美國的政府就會因此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很多西方人會覺得中國是靠低工資和超工時來進行不公平競爭的。而這本身也是對自由貿易的一種侵害。”

    11月18日，國家勞動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撰寫的《我國人工成本現狀、問題與對策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同樣指出，隨著近年來我國產品出口快速增長，我國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日益加劇，“繼續采取低工資、低成本進行國際競爭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狀況對改善員工福利已經“沒有幫助”，這樣的增長方式“必須做出改變”，否則“明顯有悖于和諧社會的理念。”
   
     “血汗”支撐增長
   
    長期以來，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是擠壓了勞動者合理的勞動待遇、像樣的生產生活條件和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形成的。“拖欠1700多名員工工資，共計480多萬元。”今年9月22日，佛山市尚億鞋業有限公司為它的殘酷受到了懲罰：這一天，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在全國率先披露了省內20家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行為的企業，并將其“罪行”公之于眾——除了像尚億這樣拖欠工人工資以外，超時工作、非法收取押金、招用童工等也在其列。
   
    媒體在報道這些企業時，形象地冠之以“血汗工廠”的稱謂。調查顯示，這20家受到譴責的“血汗工廠”，主要集中在建筑建材、紡織制鞋、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令人尷尬的是，正是這些行業讓“中國制造”名揚天下，并使中國貿易順差屢創新高。
   
    在中國，這些行業的員工大部分是來自農村地區的農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的數據，中國現有進城農民工1.2億人，已成為中國產業大軍的主力：占全國加工制造業總數的68%，占建筑業的80%，占第三產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的52%。
   
    但社會創造的財富并沒有讓廣大的產業工人受惠。如果說“血汗工廠”還只能算作個例的話，《建議》中的數字無疑具有普遍意義：1998年到2004年我國人工成本（包括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費用、職工福利費用及其他人工費用）平均每年遞增6.4%，而同期國內人均GDP增幅平均每年11.4%。
   
    《建議》還特別指出，如果考慮到不同行業人工成本增長參差不齊，如石油化工、煤炭冶金等行業的人工成本遠遠高于人均GDP增幅的情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工成本增長更為有限。
   
    與此同時，中國勞動力的成本“優勢”也幾乎達到了極限，《建議》顯示，目前我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相當于美國的2.2%、日本的2.1%、德國的2.8%，即使與同為轉軌國家的捷克和波蘭比，也僅為其15%～20%。
   
    其實，這樣的數據很難用“優勢”來形容。年初公布的統計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工資在600元左右，12年來只提高了68元。如考慮物價上漲等因素，農民工實際工資是下降的。以至于有人戲謔，現如今的民工“兒子”還比不上12年前的民工“老子”有錢。為了多掙一些錢糊口，農民工只能選擇加班。調查數據顯示，該地區的農民工每天工作12至14小時者占46%，沒有休息日者竟占47%。正是迫于生存壓力，使超時工作、各種職業傷害的出現屢見不鮮。
   
    就業壓力壓制待遇期望
   
    改善員工福利，提高員工工資，看來勢在必行，可這往往會被認為“不合時宜”。國務院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日前就指出：“我們確實要關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資提得太高，投資者把產業都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國家去了，這樣的話，我們打工者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了。”這也就是說，我國就業市場“僧多粥少”的現狀決定了如果按照市場規律，工人的各種待遇很難得到提高，就業的壓力打消了農民工對優厚待遇的“奢望”——“有個活兒干就不錯了。”
   
    廣東豐泰是美國耐克公司在中國的一家代加工廠，多年來，大多數耐克運動鞋都是由耐克公司下單，豐泰代加工的。但今年以來，耐克卻把許多本該給豐泰的訂單下到了越南，不但大規模擴充在越南4個加工廠的生產線，還投資1600多萬美元在越南新建一家工廠，并計劃到明年年底，把越南建成耐克公司最大的海外生產基地。耐克從“中國制造”轉而他去，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越南的工資比中國更低。
   
    不光是越南，印度的工資成本也低于中國。據11月22日法國《費加羅報》報道，美國默瑟人力資源咨詢公司最新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95%的情況下，中國工人掙得比印度同行多。在同等勞動強度下，中國工人每年比印度多掙500美元。而管理人員年薪甚至比印度高出一倍多。對于那些想要遷往國外的企業來說，印度比中國更具吸引力，至少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如此。
   
    多年來，廉價勞動力一直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的主要原因，但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在一些經濟發達的沿海省份、尤其是大城市更為明顯。美國所羅門公司亞洲首席經濟分析師丹•漢納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就指出，“在中國某些地區投資的勞動力成本因素正在消失”。他認為，當中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勞動力成本會在一些地區、一些行業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
   
    德國《財經時報》報道稱，從1998年至2004年，中國平均工資的年增長率在8%到12%之間，高于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同期水平。這表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但一直在上升，相對與其他亞洲國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在不斷縮小。
   
    既然市場很難自發改善工人待遇，那就需要政府部門改變認識，“出手”改變現狀。但很多地方政府往往認為，似乎中國的經濟正是靠了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才發展起來的。事實上，這樣的經濟增長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么大。這些工廠的加工模式大多是“兩頭在外”，原料和銷售都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無法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因此，靠低工資以獲得競爭力、保持龐大的低收入人群以增加積累，雖能獲得暫時的經濟增長，但決非長久之計。
   
    表面上看，勞動力價格超低對出口貿易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實際上這樣的吸引只能產生惡性循環的后果：勞動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資，必然失去許多技術培訓和再教育的機會，技術人力缺乏，進而導致產品的技術落后，國際競爭力滑坡。在發達國家通過高工資集中優勢產業，成為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制造中心的時候，中國的低工資策略只能不斷把很多低附加值的工業吸引進來，不僅利潤級低，還受人指責。
   
    這是典型的“賠本賺吆喝”。在今年的紡織品貿易爭端中，中國紡織品被指責“擾亂”了西方市場，可事實是中國只賺取了10%左右的來料加工費。在貿易摩擦中，實際上是我們一邊在不斷地“補貼”全球，一邊還得不斷為西方國家受到的少部分損失埋單。
   
    勞動力價格優勢依然存在
   
    雖然成本在不斷增加，但說中國勞動力價格優勢已經喪失卻顯然為時過早。首先，中國有1.5億剩余勞動力，可隨時進入勞動力市場；其次，盡管中國勞動力素質偏低，但新生勞動力中80%以上都接受過正規培訓；其三，境外貼牌生產加工或使用中國勞動力存在一個使用慣性問題，跨國公司要把生產加工廠轉移到別的國家還需要一段時間，更何況，與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仍然處在相當低的水平。目前，德國一個工人每小時工資約15歐元，而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還不到德國的1/20。
   
    據日本通商白皮書發表的數據顯示，亞洲國家和地區平均勞動力成本在產品中所占的比例為4%，而中國則為3.5%。這說明盡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快速上漲，但從亞洲的整體水平上來看依然處于較低的位置，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日本以及韓國、新加坡等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而且也低于整個亞洲的平均水平。
   
    最近，韓國全球經濟研究院(IGE)對在中國的58位韓國企業人士進行過一項調查，結果發現，只有33%的企業家稱投資中國是為獲得廉價勞動力，而有52%人稱投資中國是為了獲得市場。這一結果從一個方面表明，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提高，雖然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但中國勞動力與市場優勢的結合，仍然對國際資本有強大的吸引力。雖然越南、印度等國也以廉價勞動力等優勢吸引外資，但在許多方面并不能替代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以技術含量取勝的韓國企業不會因勞動力成本上升就放棄對中國的投資。
   
    對于在華投資的跨國企業而言，人工成本的上升未必是壞事，關鍵要看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有多大。在有些情況下，人工成本上升，反而會促進企業創新，提高員工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最終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收益。而且跨國公司在決定建廠地點時通常要全面審視，對比人工成本、勞動生產率、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素質、科研開發水平等因素，勞動力價格并不是唯一決定性因素。因此，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給吸引外資帶來的困難，我們沒有必要過分擔心。
   
    勞工標準壁壘的潛在威脅
   
    當然，我們還應有所準備的是，西方國家可不會體諒我們的苦衷。在他們眼中，只認定一個事實——中國制造業產品價格之低，很自然地被認為“簡直不符合商業邏輯”，甚至帶著一種“野蠻競爭”的痕跡。抓住這個把柄，使他們找到了一個可以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使用的“大棒”——像勞工福利這樣的無形壁壘，很可能成為未來國外制裁中國產品時普遍使用的“軟刀子”。
   
    從近年的情況看，無論是紡織品還是皮貨皮具，中國商品受到的限制似乎與“社會責任”、“勞工福利”這樣的詞匯關聯。其實，這并非因為他們沒有打算，而是因為“時候未到”。
   
    在中國為了加入WTO而做出的戰略性“妥協”中，存在著三大不平等條款：在2008年以前，可以對中國紡織品服裝產品實行特別保障措施；在2013年之前，可以對原產于中國的產品對該成員同行造成威脅或者造成市場擾亂為借口，對中國產品實施特保措施；直至2016年底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則為對中國產品實行反傾銷調查提供了依據。在這些條款的有效期作廢之前，WTO成員國自然會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們，而不用相對難于界定的“社會責任”壁壘。
   
    然而在這些傳統貿易壁壘減少之后，這些新的技術壁壘一旦實施，我們建立在低水平勞工成本基礎上的競爭能力將大大削弱，長期以來我們引以為豪的“廉價勞工”優勢將不復存在，從而給我國制造業以極大殺傷力。
   
    以目前國際上勞動密集型產業普遍實行的社會責任認證標準SA8000為例，標準要求“公司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及短期業務需要時不得要求加班，每周加班時間不能超過12小時，且應保證加班能獲得額外津貼。”而在深圳，大多數工廠的農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時在11小時左右，均超出了要求。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76%的人在節假日加班時從未享受過國家規定的加班工資。
    而社會保險方面我們欠缺的則更多，我們的養老保險總體參保率僅為15%，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僅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
   
    目前世界上勞工標準壁壘以單邊為主，但很多發達國家正謀求將其寫入WTO的多邊協議當中，以獲得更多貿易保護主義的機會。這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抵制，認為WTO不應將社會政策與貿易政策混為一談。雖然近期將社會責任條款寫入WTO的可能性不大，但面對貿易摩擦的壓力，現在已不能再熟視無睹，要化被動應付為主動調整。
   
    提高工資該是其時
   
    在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提高工人工資對解決經濟和社會所出現問題具有非凡的意義。
   
    2004年以來，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一些地區所出現的民工荒，已成為一個局部地區的經濟問題。出現民工荒的原因很簡單，主要就是來自打工者的福利問題上。我們應該看到，新一代的打工者，已是中國打工大潮中的第二代了，他們的父母親作為第一代打工者，很多已不能再繼續打工，然而第二代打工者幾乎還沿襲著他們上一代的打工路線，收入、福利、各種條件仍沒有什么大的變化，但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卻在突飛猛進。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說：“你不能憑部分的富裕和繁華來判斷社會的快樂程度，你必須了解草根階層的生活。”今年以來，關于“窮人經濟學”的話題備受關注，都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現今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必須要解決如公平等很多現實中繞不開的重要話題。
   
    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共同富裕，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成果，這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對企業而言，尤其是對民營企業家而言，如何來重新審視提高工人工資問題，現在看來已遠遠超過提高工人工資這一現實問題的本身。民營企業在不斷的發展和壯大、在做強做大的前提下，如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如何提高國際競爭力，如何向管理要效益，如何提高產品附加值，如何擁有自我知識產權，如何擺脫過去粗放性的經營等等，現在看來還沿用低工資、靠加班加點，靠消耗能源，靠資源的浪費等原始的創造財富手段，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提高工人工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以加快中國民營企業的轉型，使得中國民營企業有個更高的發展起點，融于全球經濟一體化。
   
    2005年以來，關于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雙方經過七輪磋商才最終就紡織品問題達成協議。在這起貿易爭端中，總的來看，我們主要還是就事說事，沒有從更深層意義上來進行多方位反思。日前，瑞典工商和貿易大臣托馬斯•厄斯特羅斯說：如果不改善自己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況，歐洲和美國的政府就會因此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很多西方人會覺得中國是靠給工人低工資和超工時來進行不公平競爭的。而這，本身也是對自由貿易的一種傷害。應該說，事前我們沒有從這一角度去深思，因而“授人以柄”。
   
    事實上，提高工人工資的多重意義還決不止此。該是決策者作出決斷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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