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能成為倒退的“時光列車”——談談皇甫平的“新問題”與“新矛盾”

水生

    皇甫平在“改革不可動搖”一文中也提到了目前改革中所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皇甫平承認，“目前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的，有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讓有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暴富起來。借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但是，筆者以為，皇甫平所說的這些“新問題”和“新矛盾”其實并不“新鮮”，而是一些“老問題”和“老矛盾”的再現。

凡是稍微上點年紀的人都可以自已的親身經歷證明，那種官商勾結的貪污腐敗，那種對童工、婦女、農民和工人等弱勢群體的歧視、剝削和壓迫，那種黑社會、黃賭毒泛濫、盜賊橫行、治安混亂的情況，那種一面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而另一面卻是貧病交加、賣兒賣女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情況，那種窮人無錢看病吃藥、無錢讀書上學、無錢買房棲身等現象在解放前的舊社會都曾經有過。凡是有點文化、讀過一些歷史的人，在眾多反映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歷史文獻和反映古今中外歷史的各種文藝作品中也都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皇甫平所說的那些“新問題”和“新矛盾”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摩登時代》、《包身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都曾有過同樣的描述。現在所出現的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權貴與百姓、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在歷史上都早已存在，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時代的變化而在其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上有所區別而已。現在一些老人們常說的“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清楚地表述了這種情況。正如有的人所說，“改革”成了一輛倒退的“時光列車”，讓人們對中國舊社會的歷史有了一次再認識的機會，從而也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其實，對這些“新問題”和“新矛盾”出現的可能性，經歷過舊社會的鄧小平從改革初期直至晚年就一再地提醒過，鄧小平文選中的許多論述也可以為此作證。而一些主流精英們自已所竭力提倡的“中國要補資本主義課”的“補課論”從另一方面也反證了這一點。皇甫平所說的這些“新問題”和“新矛盾”其實是在人類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和中國舊社會的歷史上早就出現過的“老問題”和“老矛盾”，而這些“老問題”和“老矛盾”的再現，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在所謂的“補資本主義課”的“補課論”影響下，由于忽視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摒棄了群眾路線而失去群眾監督的情況下，單方面地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以私有化為取向和“以資為本”的“泛市場化改革”，從而導致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和兩極分化，導致出現大量新的雇用勞動和勞資沖突，導致出現權力資本化和實現官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條件，導致出現一系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曾經存在過的弊端而造成的。

筆者以為，以皇甫平（周瑞金）的年齡和經歷，對這些“新問題”和“新矛盾”的來歷是應該心知肚明的。皇甫平和一些主流精英們之所以硬要將這些問題和矛盾說成是“新問題、新矛盾”，實際上想的就是兩件事：

其一，拒絕對以私有化為取向的“泛市場化改革”中所出現的問題進行認真而負責任的反思，歪曲這些“問題”和“矛盾”的性質及其再現的根本原因，以繼續推行這種與憲法所規定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執政黨的根本宗旨相背離，而且其負面后果已經大量顯現，并已經受到人民群眾廣泛質疑和失去了人民支持的“泛市場化改革”。

因為，如果皇甫平們承認現在所出現的“問題”和“矛盾”不是“新”的而是“老”的，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將擺在這些主流精英們的面前——這就是：這些歷史上早就出現過的“老問題”和“老矛盾”何以能在改革二十多年后又以一種新的表現形式而再現？這就必然會導致人們對前一階段所推行的“改革”進行更加深入的反思，會讓人民大眾對所謂的“泛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方向、路徑和后果提出更多的質疑，從而讓某些主流精英們所主張的“有些事只能干，不能說”，要“悶聲發大財”，“不要讓百姓過多地關心政治”，以“騙出一個新體制”的目的成為泡影。而這正是皇甫平等主流們最為擔心和懼怕的。

其二，將早在歷史上就存在的“老問題”和“老矛盾”的再現歪曲為“新問題”和“新矛盾”，從而以改革中的探索和創新為由，為提出所謂的改革必須付出“代價”的“代價論”和改革失誤的“不可避免”論提供依據。這個“新”字就是為掩飾改革中出現的失誤而提出來的，實際上是為了推卸自已對改革中已經出現的各種負面后果所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

現在，面對民眾的質疑，皇甫平等主流精英們也開始心虛起來，也不得不承認那些“問題”和“矛盾”的存在，但卻將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僅僅歸咎為“舊體制的弊端”和“行政權力的干預”，唯獨沒有直接參與設計甚至掌控改革進程（如高尚全等）的這些主流精英們自已的責任。

究竟是因為改革過程中的“探索”和“創新”才導致了“不可避免”地出現這些“新問題”和“新矛盾”，還是因為由于改革中的失誤導致了改革方向的偏離乃至出現了倒退和復舊才導致了“老問題、老矛盾”的再現？前者當然是屬于前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而后者則是中國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目標的改革所應當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改革”本身就是對“舊體制”的變革和調整。如果說在“改革”的初期，將其出現的一些“問題”和“矛盾”的部分原因歸咎于改革前的“舊體制”還有點符合邏輯的話，那么，在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的現在，卻還要將那些在解放前的“舊社會”就已存在而在改革前“舊體制”時代曾經被基本解決過的“老問題”和“老矛盾”的再現，歸咎于“舊體制的弊端”，這無論如何也不符合“時間邏輯”。如果在對“昨天”的東西進行“改革”后卻出現了“前天”就存在的東西，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這種“改革”實際上是在“昨天”基礎上所進行的“倒退”或“復舊”。

皇甫平在文章中稱，“改革中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真正焦點，在于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資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給)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成為社會財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權力市場化也對改革本身產生嚴重扭曲”。不錯，“行政權力的錯位、越位和過份干預”確是讓改革出現失誤的重原因之一，但是，我們要問的是，當時正處于“體制內”的皇甫平等主流精英們在做些什么？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明確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們要建立的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改革”并非僅限于經濟領域，而是遍及社會各個領域，遠不是一句“市場化改革”所可以概括的。在黨中央和國家的正式文件中就沒有出現過籠統的“市場化改革”的提法。長期以來，正是如皇甫平們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利用所掌握的話語權，竭力將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一根本性質篡改為“市場化改革”，而實際上實行的卻是“泛市場化改革”。他們竭力鼓吹腐敗有理和腐敗有利，“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鼓吹“高薪養廉”和對政府的行政權力實行“贖買”，為國企領導人的所謂“剩余索取權”提供理論依據，并聲稱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要由此而“騙出一個新體制”；他們鼓吹“官、產、學、研”一體化，不分青紅皂白地要各級政府愛護企業家，為企業家服務，為他們“保駕護航”；要各級領導人主動和大膽地與企業家“交朋友”，要努力“培育市場主體”，為城市政府直接參與“經營城市”而大聲叫好；一些所謂的精英學者甚至身體力行地率先與官、商相勾結，為自已和親屬謀取私利，力圖在對國有資產的瓜分中分一杯羹；當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暗箱操作，管理失控，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和被侵占之際，一些主流學者卻還在那里大叫大喊要“加快”“攻堅”；當貪污腐敗愈來愈嚴重，違法犯罪得不到嚴肅懲處之際，他們卻在竭力鼓吹對那些利用職權采取非法手段暴富者要赦免“原罪”，而將群眾的“仇腐”情緒說成是“仇富”；正是因為少數主流精英學者如此不遺余力地為掌控“行政權力”的權貴們的權力資本化制造合法化的輿論，從而將中國搞成了一個什么都可以交換和買賣的“大市場”，將“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竟然搞到了只能“堅持社會主義這個底線”這種地步，現在皇甫平們卻將自已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這難道不正是對“泛市場化改革”的最大嘲諷？皇甫平們能否認真反思一下，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進程中，你們自已在“體制內”究竟為“行政權力”干了些什么？！究竟是誰在為通向“權貴資本主義”的“時光列車”推波助瀾？！

多年以來，正是由于對“姓資姓社”的不爭論態度，又更加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了一句空話。試問，如果連什么是社會主義都搞不清楚的話，又如何能堅持社會主義這個“底線”？又如何能通過改革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其如此，何不干脆將“社會主義”幾個字刪除了事？所以，對這種“泛市場化改革”的否定，絕不等于動搖和否定改革，恰恰是為了更好地端正改革的方向，讓改革真正沿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方向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實在有必要對目前在改革中所出現的“問題”和“矛盾”究竟是“新”還是“老”作一番爭論。因為對這一問題在認識上的差異，將直接關系到對所出現的“問題”和“矛盾”的性質、原因進行實事求是地分析，也直接關系到在反思改革之后對中國下一步繼續改革路向的選擇。如果是前者，那么現在所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確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也確是“不可避免”的，而下一步的改革應當堅持原來的“泛市場化改革”方向而繼續進行“探索”、“深化”和“攻堅”；如果是后者，則應當對二十多年的改革進行認真和全面的反思，總結經驗和教訓，力圖避免和重復前人的失誤，從而回歸到“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回歸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軌道上來，并在此前提下進行“探索”和“創新”。在筆者看來，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們與皇甫平等人的爭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盡管現在對改革的發展前景還并不明朗，但筆者還是衷心地希望，中國的改革不要成為倒退的“時光列車”。

                             2006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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