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關于改革過分集中政治體制的速度和力度，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關系，成為新起點改革發展問題上困擾我們的一個關鍵問題。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鑰匙，在于深入學習17大報告的有關論述，正確認識堅持黨的領導同改革政治體制、切實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之間的辯證關系。

堅持黨的領導與切實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17大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十個結合”寶貴經驗中，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是統領全局的黨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的主要內容。我們黨在提出基本路線時就指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之間是辯證統一關系。對于這個辯證關系，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曾強調和詮釋。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也是改革開放健康發展的保證；改革開放，則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容，賦予四項基本原則蓬勃的生命力。它們相互貫通，相互依存，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不能以僵化的觀點看待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會懷疑以至否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觀點看待改革開放，否則就會離開社會主義軌道。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我們尚未擺脫不發達狀態之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將長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開放，就不能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增強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也就會在實際上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滋長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和影響，將貫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由于‘左’的積習很深，由于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上說，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

17大在強調必須堅持兩個基本點結合的基礎上，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又再次強調了16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方針，即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貫徹這個方針的關鍵也在充分認識其中的辯證關系。這個方針中的依法治國，屬于治國方略，它是實現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依法治國與人民當家作主是完全統一的。所以這個方針中的辯證統一關系，主要存在于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之間。

首先，黨的領導是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環境，堅持政治體制改革正確方向的根本保證。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隨著改革的深入突顯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尤其政治體制改革是直接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正如小平同志所說：“它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需要謹慎從事。”如果發生動亂，那就什么也干不成，甚至葬送改革和發展。那種不顧客觀條件，一味追求改革越快、越徹底越好是危險的。這有我國十年內亂慘痛的教訓。

現階段國際國內還存在階級斗爭，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還在對我國進行西化和分化活動，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離開黨的領導，政治體制改革就會走向歧途，以至被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所利用，走向資本主義和分裂的道路。那種鼓吹擺脫黨的領導、照搬西方多黨制或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是同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目標背道而馳的，是一副毒藥。這方面的教訓，不但有在我國民國初年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而陷入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痛苦歷史，而且有當代許多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民主的惡果，尤其這還是導致蘇聯劇變的現實原因。

但是，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從根本上講，有耐于進一步改善黨的領導、改革政治體制，逐步實現人民切實當家作主。

從理論邏輯講，人民擁護黨的領導，政治體制改革需要黨的領導，都在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在于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都在于把黨執政的內涵定義為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歸根結底都在于黨群之間的魚水關系。

如果這個前提不復存在，黨群關系遭到破壞，甚至走向反面形成利益對立，就會遭到人民群眾的反對，喪失執政地位。這并非杞人憂天。正如黨的16屆4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所指出的：“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所以，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的黨，應該求真務實，不回避這種客觀存在的危險。

歷史上，這是革命黨領袖們最擔心的問題。列寧就指出，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果然蘇共終因脫離群眾而亡黨亡國。孫中山也曾覺察到這種危險，果然以后蔣介石集團腐化蛻變為三座大山的代表，成為中國人民革命對象。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以李自成腐化變質的史實教育干部，執政后，他一直在尋找改善黨群關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途徑。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努力雖有一定效果，但總的講，沒有能正確認識黨群關系遭到破壞的根本原因，沒有能找到根治的辦法。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事業繼續探索，終于找到了這個問題的根源和根治辦法。

鄧小平在經歷31年全國范圍執政的實踐，于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總結經驗深刻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弊端，這些弊端的總病根，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聯系，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就是權力過分集中。他指出，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他進一步深挖根源：“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

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他強調，這個問題的解決，“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就指出了堅持黨的領導與改善黨的領導、改革政治體制，切實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之間的辯證關系，找到了實現二者有機統一的途徑。

革命領袖的上述擔心和鄧小平的論斷，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馬克思精辟地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①這個論斷揭示了人們社會活動的實質，以及經濟、政治、社會和歷史現象的緣由，無論是革命的發生，工人階級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階級，還是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石，以至革命者的蛻化變質，概莫能外。之所以在執政條件下，尤其是市場經濟環境中，革命黨的領導干部發生蛻變，就在于干群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革命時期的領導干部大多出身于工農，尤其是敵我殘酷斗爭環境中，其生命還靠群眾保護，干群天然是魚水關系。即使是執政時在單一公有制經濟體制下，領導干部和工農群眾之間，雖有矛盾但不突出，因為領導干部沒有利用生產資料侵犯直接物質生產勞動者權益的條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各自所占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差別，他們就分別處于公有資產管理經營者和直接物質生產勞動者的不同階層，并且按占有和支配資源的權力不同分別處于支配和被支配地位。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在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基礎上的，他們之間客觀上就存在利益矛盾甚至對立。實行市場經濟以后，如果不建立健全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的機制，領導干部公權力的取得和使用受不到廣大人民的制約，處于支配地位的領導干部，在市場經濟自發利益機制的驅動下，就會利用實際支配公有資源和直接物質生產勞動者的權力，侵犯在他們領導下的直接物質生產勞動者的權益。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腐敗的根本性質。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干部公權力的賦予和使用不受廣大人民的制約，則是這種權力腐敗的經濟政治條件和制度根源。這種權力腐敗是不可能僅靠思想教育根除的。解決的辦法就只能是從源頭上建立和健全一種對這種權力的賦予和使用由廣大人民制約的政治體制，即民主制度。這就是鄧小平在上述講話中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

所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從根本上講，還在于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建設和完善人民切實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

綜上所述，對于政治體制改革速度和力度的把握，就必須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理論聯系實際地正確認識和處理堅持黨的領導同改革完善保證人民切實當家作主制度的辯證關系，把它們結合起來。

蘇共亡黨亡國的歷程充分地說明了這種辯證關系

蘇聯劇變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經濟沒搞好，國際敵對勢力策動等，但其中主要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我以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俄羅斯東歐歷史研

究室主任，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副會長黃立茀教授所著，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贊助課題的最終成

果《蘇聯社會階層與蘇聯劇變研究》中的論斷。（她在研究中，兩次共長達七個月時間赴俄羅斯拜訪社會學和歷史學頂級學者和著名學者，收集一萬余頁相關俄文文獻，充分汲取了俄羅斯最高學術研究          

成果，歷經六年完成）這個論斷與劇變后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所述過程是相符合的。戈爾巴喬夫在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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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7頁

錄里，雖為自己的錯誤辯解，繼續推銷民主社會主義，但他提供的處于事變核心地位的第一手材料，卻最有力地證明了黃教授的結論是正確的。

黃教授的結論之一是，“蘇聯劇變最重要的現實原因是戈爾巴喬夫背叛馬克思主義，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中滑向民主社會主義，提出無限制的公開性和民主化，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搞多黨制，被一些個人野心家和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鼓吹越快越徹底越好的激進改革，煽動全盤否定蘇共和蘇聯歷史貢獻，按照“華盛頓共識”，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制定的“休克療法”照搬西方經濟制度，使政治和社會陷入混亂，最終他親自解散了蘇共，辭去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總統職務，使蘇聯解體。這個教訓說明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是順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更是堅持改革正確政治方向的保證。

黃教授的結論之二是，在過去革命和戰爭條件下建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沒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進行改革，形成了各個社會階層與這種體制的利益矛盾并不斷積累，“是蘇聯走上激進改革道路并導致蘇聯劇變的深層原因”。蘇聯人民群眾與集權體制矛盾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體制不能公平地分配社會資源。她轉述蘇聯學者和老百姓的普遍看法，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蘇共許多官員在這種體制下，憑借對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已經嚴重脫離群眾，形成了官僚特權階層，發展成為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對立；這“是蘇共垮臺、蘇聯劇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們為維護保持其特權地位的舊體制，極力抵制和反對改革。然而這個階層的大多數在1988年左右發現，使改革走向資本主義是掩飾其特權最合適的道路，于是當眼看激進民主派即將取勝，舊特權即將不保，舊體制已無利用價值的時候，卻搖身一變，轉而擔當了激進改革的領導力量；他們利用舊體制的漏洞和改革造成的新缺陷，把舊體制下對國有資產的支配權，轉變成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實際所有權。而廣大工農，則因對蘇共和舊體制的失望，以為激進改革能改善其困境，受蒙蔽被裹挾進了潮流。該書總結說：“汲取蘇聯劇變的教訓說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化，及時改革經濟、政治體制，調整社會資源分配制度和社會資源占有格局，建立社會階層之間、社會階層與經濟、政治體制之間利益相和諧的社會，使共產黨一如既往地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是頭等重要的。” ①這就說明，從根本上講，鞏固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歸根結底還有耐于改革政治體制。

研究蘇聯劇變的教訓，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堅持兩個基本點的重要性，更深刻地理解這兩個基本點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和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

上述蘇聯劇變的兩個主要原因，拿我們的話講，恰好就是違背基本路線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我國1987年根據改革九年的經驗制定基本路線時提出的堅持這兩個基本點結合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改革還只有兩年，當時矛盾還未充分暴露，但已經在逐漸形成僵化和自由化兩種錯誤傾向。以后便發展形成兩派之間各執一端，彼此斗爭，分別從“左”、右兩個極端激化矛盾，最終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社會主義錯誤路線中，解散了蘇共，顛覆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聯盟國家。這就正如鄧小平所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蘇共亡黨的現實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中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其最重要的、深層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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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黃立茀著《蘇聯社會階層與蘇聯劇變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第587-597、632、633頁

則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這種制度造就的官僚特權階層同工農的矛盾。而這些官員們以僵化觀點看待黨的領導，以為反對和阻撓改革、維護這種集中體制，就可以鞏固黨的領導地位，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結果卻反過來幫了自由化的忙，削弱了黨的威信和社會主義的凝聚力，把社會矛盾推向極端，使工農失望不滿，掀起罷工，客觀上助長激進勢力，導致改革急驟右轉，終于葬送了社會主義和聯盟國家。這都說明兩個基本點“是相互貫通、相互依存的”，它們之間是辯證統一關系。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我黨同蘇共的辯論中，就嚴肅地警告要防止黨內出官僚特權階層。黃教授總結蘇聯劇變的教訓認為，其最重要的深層原因是高度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這種制度造就的官僚特權階層同工農的矛盾，因此改革政治經濟體制“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是頭等重要的。” 這就說明，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

在蘇聯高度集中體制下造就的官僚特權階層，在蘇聯劇變中，一方面，僵化地看待黨的領導，開始為維護其特權而阻礙、反對改革，卻激化了矛盾，推動改革急劇右轉；另一方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又向往西方生活，后來在激進派得勢時又成為自由化改革的領導力量，劇變后控制俄國經濟政治的七大壟斷財團正是出自他們，劇變后俄國的暴富和新權貴多數都是原來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官員。這些不僅說明，反對僵化是改革中的主要任務，而且說明僵化同自由化在一定條件下是會相互轉化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蘇聯的劇變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全面經驗教訓。這個經驗，充分說明了列寧、毛澤東等革命領袖的擔心并不是杞人憂天，更證明了鄧小平上述論斷的正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建國初期主要是學蘇聯的，雖然也有自己的獨創，尤其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具有中國特色，但其具體政治經濟體制基本上是照搬蘇聯，尤其是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和干部制度，基本上沒有大的區別。上面說過，小平同志也曾指出，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弊端，例如官僚主義、特權現象等的總病根是制度問題，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就是權力過分集中，其根源在照搬蘇聯，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他說這種制度問題不解決，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從這里可以看到研究蘇聯劇變教訓對我國改革的重大意義。蘇聯劇變的經驗教訓付出了極大代價，來之不易，特別對我國，是再及時不過的了，而且可比性極大，我們要虛心、認真地汲取，總結我國30年改革的經驗教訓，加深對兩個基本點辯證關系的認識，堅持黨的領導同改革過分集中政治體制，保障人民切實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成功經驗和當前的主要任務

前面說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的結合，在政治體制改革實踐中的成功經驗，主要就是總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方針，即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是辯證統一關系。這種辯證統一關系不容易被認識，在實踐中把它們結合起來更是困難，一個是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囿于利益的支配，小平同志就說過，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到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理論結合實踐地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個辯證關系，進一步深入探索具體的改革措施，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中的關鍵課題。

實踐證明，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個辯證關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排除僵化和自由化兩方面的干擾。

自由化方面，比較極端的是，歌頌文化大革命中直接發動群眾的“無法無天”、無政府主義的所謂“大民主”。不過這方面的市場不大，因為人們對十年內亂惡果的印象太深。

自由化方面影響大的，一是急于求成，鼓吹改革越徹底、越快越好；二是洋教條，認為只有西方多黨制、三權分立才是最徹底的民主制度。這兩方面錯誤思想的影響大，主要是因為知識界特別是一些學者有崇洋思想，尤其是其中一些人在高層有相當地位，有的還戴著“改革派”的光環，加上他們在輿論上的影響力，還加上西方反華反共勢力的支持和煽動。這就是1989年政治風波中斗爭的主要內容。這些是直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前幾年他們中的頭面人物，又仿效蘇聯劇變中的極右勢力，發動取消憲法中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規定的提案。正如上面指出的，在我們尚未擺脫不發達狀態之前，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將長期存在，所以反對自由化是長期任務。

上面講過，蘇聯劇變原因中，集權體制與人民群眾的矛盾，黃教授定位為深層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因。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最關心的，探索上花精力最多的，就是密切干（黨）群關系、鞏固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問題。而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初期就指出，我國政治生活弊端的總根源也在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他總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教訓時說，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到90年代小平同志又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3大在強調兩個基本點結合基礎上，把鄧小平上述講話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文件，并決定首先進行黨政分開的改革。但是后來鑒于1989年政治風波后國際國內的嚴峻形勢而暫時擱置了下來。

對于暫時擱置13大關于改革過分集中政治體制的決定，要講兩句話。按照上述黃教授總結蘇聯劇變的第一條經驗，這應該說在當時是適宜的，也是貫徹兩個基本點的結合，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作斗爭。但是，按照他總結的第二條經驗，又應該說那只能是臨時應對之策。因為小平同志講過，13大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改。政治生活中弊端的深層根源在于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上述鄧小平所指出的作為政治生活弊端總根源的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對黨群關系的危害，對我們黨執政地位的潛在威脅，并沒有從根本上清除，而且這種體制在市場經濟新環境中更容易滋生權力腐敗。在集中精力解決當時迫在眉睫的問題，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局面以后，就應該與時俱進，恢復貫徹13大的決定，遵循基本路線繼續解決鄧小平提出的課題。然而黨內卻出現了一種如黨的16屆4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所指出的，誤認為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是與生俱來和一勞永逸的，企圖長期甚至永遠維持這種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媒體出現了維護這種體制的“理論論證”，實踐上有些地方比過去更集中了。

實際上，1989年政治風波的深層原因，歸根結底主要還在于這種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例如，其中當時最令群眾不滿的“官倒”，就是這種體制滋生出的以權謀私。后來由于擱置13大這個決定，保持這種體制，它所滋生出的以權謀私的權力腐敗，到90年代，隨著市場機制普遍實行，尤其是伴隨著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風，而惡性膨脹，普遍產生以資為本，侵犯工農權益，貧富急劇分化，導致干群和勞資矛盾空前激化。當時，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調查報告指出，許多工農群眾，對于權益受到侵犯，對于領導干部的權力腐敗，嚴重不滿，甚至有希望改變政權的極端反應。①那時發生集體“鬧事”示威達到相當的規模，形勢的確可說是有一定的嚴重性。這些工農所反對的問題的原因，直觀地看是表現為經濟社會層面的政策忽視工農權益，但其背后的深層制度根源，正是在于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因為這些問題的表現就是社會不公，實際就是資源分配不公，資源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正在于政治體制上沒有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機制，廣大工農不能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作決策和實施政策的領導干部的權力不受或很少受制約，在市場趨利機制的驅使下以權謀私，侵犯人民群眾的權益。

16大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分正確的。這在經濟社會建設的方針政策層面，在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面貫徹了執政為民的理念，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但是，我認為，對于形勢的估計不可過于樂觀。因為當前的具體政策主要只是針對過去在經濟和社會建設方面被忽視了的公平、民生和社會問題，在政治體制上并沒有著手從全局實際解決作為社會不公根源的過分集中領導體制的弊端，并沒有建立以人為本所要求的依靠人民群眾的政治體制，而科學發展觀及其政策的貫徹，要通過各級領導干部，上面說過，在市場趨利機制的驅使下，他們支配公有資源和勞動者的權力，在現有的體制下受不到或很少受人民群眾的制約，很容易以權謀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干（黨）群矛盾的。雖然長期以來教育和懲治達到空前的力度，但以權謀私卻愈演愈烈就是證明。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蘇聯的工農，劇變前的政治經濟地位，都比我國現在的工農高，仍對其體制強烈不滿，礦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游行，據戈爾巴喬夫說，這是推動劇變起決定作用的力量，這個教訓尤其值得我們汲取。

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所以，僅有經濟社會層面政策的正確，而不建設完善保證人民切實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把領導干部的權力取得和使用置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制約下，中央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要求也不可能徹底貫徹，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就不能說沒有憂患了。

現在一方面，隨著利益進一步多元化，人們政治參與的要求更高了；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黨群關系，社會政治局面有一定程度的緩和。一些所謂的“異議人士”，大多也主張在現有政治制度框架內進行改革，極少數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勢力不成氣候。現在經濟發展形勢很好，國際環境也很有利。應該說，現在具備了適度加大政治體制改革力度和速度的條件。

當前應該繼續貫徹13大的決定，繼續解決鄧小平提出的課題，按照17大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的要求，可以從增強權力機關和群眾團體的代表性著手，首先改變人民代表絕大多數是領導干部和工會領導干部實際是行政編制的狀況，人大代表按照階層分配名額、自下而上提名選舉，工會實行群眾化、民主化，探索建立農民維權組織的適當形式，從制度上逐步實現各階層都有相應比例的代表行使參政議政和監督的權利，以保證政權機關和領導干部執政為民。這樣，就能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必然會恢復黨群魚水關系，從根本上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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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140-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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