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國當局恢復了已廢止十一年的高考制度。我們這群被從十年文革的歷史井底下打撈出來的幸運兒，是天然的“滅國絕世逸民”。隋代實行科舉考試，隋文帝興奮地驚呼，“天下英雄盡入我觳中矣”；77年恢復高考，其時的什么“帝”也滿可以呼一聲“天下我敵人的敵人盡入我觳中”了。據說，去年底和今年初，國內一些地方的年兄們搞了“‘七七’三十年祭”的紀念活動。

當時的大學教授們，那些被迫與工人農民一起吃了幾十年大鍋飯的知識分子，似乎每一個人的肚子里都充滿了牢騷，逮著什么說什么。他們是當時“思想解放”大潮的先鋒戰士。這當然可以理解 ―― 一個不能讓知識分子賣高價的政權定然會遭到知識分子的咀咒。而那咀咒又不是就事論事地說幾句“導彈茶葉蛋”之類完事兒，而是什么解恨說什么，有一些，甚至什么骯臟說什么，什么下流說什么。而我們這些文革后的第一茬學生便當然地成了他們的精神垃圾箱。這些精神垃圾就成了我們的主要精神營養。這在無意之中卻成就了當局的用心，鑄造了文革后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意識，并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繼“漢武帝－董仲舒”之后的另一次“官學密月期”。從76年到86年，密月持續了十年之久。

在使我們這代人成為某人的敵人的敵人的努力中，知識分子是幫了大忙的。

除了“十年熬一鍋”和“百里挑二”之外，我們這茬學生還有一個獨特之處：進入校門后，在跟著老師“充實思想”的同時，還要跟著當局“解放思想”。

彼時的官方意識形態工作，以解放思想為大旗，可謂有破有立，先破后立，官學結合，頗有章法。破者，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兩個大討論；立者，便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和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彼時中國大大小小的董仲舒們，認真地幫著共產黨去恢復馬克思的正宗道統。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這一代經濟學家所受的漢奸經濟學的正規訓練， 這“完整的準確的馬克思主義”，確是立了大功的。

有人埋怨這些年來的漢奸哲學是“海歸”們帶回來的。這大錯特錯。在美國你可能學會抽大麻，但斷然學不成漢奸，除非你去以前就已經是漢奸。這地球上現存的所有人種在美國都能看到，而在這所有的人種中，除了中國人自已鄙夷自己，自己歧視自己，自己欺負自己外，其他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是抱團的、自我認同的、民族自豪的。那里，既沒有那種在中國人圈子里通行的“背親向疏”的市民傳統，也很少在世俗意識形態中聽到（除了在教堂里）“普世的人類關懷”“共同的人類目標”“終極的人類理想”這樣的胡說八道。美國總統競選時喊的第一口號是“國家利益至高無上”。而在這個口號面前，總統與乞丐之間有著高度的共鳴。那里，沒人教你學賣國。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代“俄奸”知識分子，都不是海歸。他們都是赫魯曉夫時代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教育的產物。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通篇都是馬克思的術語。在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所發明的的“補課論”“初級階段論”等，又何嘗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體系。而這種“馬克思主義教育”所培育出來的，絕非僅是一兩個“定時炸彈”，而是使歷史翻盤成為必然的整個社會土壤。

馬克思者，歐洲社會思想史上大得不能再大的一位大學者也。學者作學問，是有自己的講究，自己的章法，自己的套路的。說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不能說不對，但有一個明顯的遺漏：它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當時歐洲自然科學的輝煌成就，特別是經典物理學的體系化。馬克思既把自己的學問也稱為“科學”，“社會科學”，那他在做學問時就必須遵守科學的傳統，必須按照自然科學構建體系的方法來構建自己的“體系”，以便使自己的體系看上去更象正宗的科學。因而，他的體系在方法論上必須遵循一元論（用一個或一對范疇作為“紅線”貫穿體系的始終）、決定論（因果分析）、抽象主義以及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等科學原則。

然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比又有兩個天然的弱點：第一，它無法象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做實驗；它的許多理論問題是靠學者頭腦中的思維實驗和純邏輯的思辨解決的。第二，自然科學中一門學科體系的形成可以是代積輩累的結果，而社會科學的體系，往往是一個人窮其一生的智慧造一個體系。這樣形成的社會科學體系，與其說是一個科學體系，還不如說是一件藝術作品；這樣的做學問過程，與其說是一個科學研究過程，還不如說是一個藝術創作過程；這樣的學者，與其說是科學家，還不如說是藝術家。

更重要的是，只有研究普世問題的學問，才有資格稱為科學。物理學家研究的是整個宇宙；生物學家研究的是地球上的所有物種；社會科學家所要研究的是全人類的歷史命運。科學的普世性使得社會科學家不能不追求自己體系的“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科學家，不能只給一個國家出主意，而應當為所有的國家出主意。于是，人類思想史上幾乎同時誕生了兩個在邏輯構造上極為相似科學體系，達爾文生物學體系和馬克思的社會科學體系。在達爾文那里，生存競爭導致物種進化；在馬克思那里，階級斗爭導致歷史進步。

這個歷史進步是普世的。所有的國家，所有的種族，都在循著一種共同的軌跡走向人類光輝的明天。因此，“工人沒有祖國”；工人階級的使命是在自己的國內與統治階級進行階級斗爭，以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幫著統治階級進行國際斗爭。而要把每個國家的歷史都套入經濟發展史和階級斗爭史的歷史觀，從而使得理論四海皆準，就必須把歷史上國家民族間的殺伐爭斗的的鐵血事實、把這層意義上的強盜與農夫、強奸犯與弱女子的關系，舍象掉或盡量淡化，否則，一旦陷入這一層是非關系中，理論就無法保持抽象性和一元性，就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了。1870年代初，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從而迫使巴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保衛祖國――而馬克思在評論這個歷史事件時（《法蘭西內戰》），卻是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嘗試”這樣一個視角展開的。一段實實在在的國際關系史，卻被這位大思想家納入了他那個“歷史進步”的邏輯套套。

馬克思主義，這樣一件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體系的形象出現的、構建得極為完美的藝術作品，傳入了苦難深重的中國大地，傳入了剛剛在一個什么“運動”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無洋不興”的“新文化”的中國知識界。它的邏輯力量和藝術魅力立刻激動了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前赴后繼地為把中國變成這個科學體系的實驗田而獻身。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那位“柱天大士”用了十四年時間把這場理論實驗運動拉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來。

柱天大士告訴革命者：所謂馬克思主義，其實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過去窮人被逼造反，往往是一邊造反，一邊自覺理虧，因為圣賢書里是不準造反的；現在好了，有一個大胡子藍眼睛的洋博士大人都說了，可以造反，造反有理；（須知，一位洋博士的話在當時是比孔夫子或蔣委員長的話還有經典性的）馬克思主義的作用，僅此而已，再說多了，就是教條主義，就是本本主義；中國革命的真實道理，只能到中國的“實事”中去“求是”。

柱天大士是真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藝術品來使用的。

大士的話語權是用那十四年理論實驗中犧牲的革命者的血換來的。用“造反有理”和“實事求是”八個字，把中國革命從一個歐洲人寫的一大堆書里解放出來，是一項偉大的歷史成就。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他才能在自己的綱領中把“反帝”這個民族斗爭的口號，而不是階級斗爭的口號，定為革命的第一任務。

然而，他死后僅一年，人亡政息的定勢、無洋不興的劣根與背親向疏的嫉妒，結合起來，在中國竟然掀起了一場馬克思主義復興運動――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中國的命運又被重新裝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套子里。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馬克思關于歷史進步的邏輯，經濟決定政治的邏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邏輯，國際問題國內化的邏輯 ――所有這些方法論被別有用心地無限發揚擴大了。侵略與被侵略、欺負與被欺負、強奸與被強奸、掠奪與被掠奪的歷史，……被用純經濟的邏輯解釋成先進與落后的歷史；軟弱就要挨打的鐵律，被歪曲成“落后就要挨打”；便于隨時動員起來打人民戰爭的中央計劃體制，被用純國內“過日子”的邏輯解釋成了一個僵化保守低效的純經濟體制；……。

于是，根據這恢復了正統的“完整的準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便達成了這樣的結論：

世上什么東西也擋不住生產力的發展，而世上什么東西的發展都要依賴于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一個國家的歷史，就是它自己的生產力水平的歷史。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在循著共同的規律，在生產力的自發作用下，自動走向共同的終極目標和光輝頂點。而在這個共同進步的過程中，國家與國家間的橫向關系――誰偷了誰，誰搶了誰；誰打敗了誰，誰占領了誰；誰強奸了誰的女人，誰用誰的活人做化學試驗；誰挖了誰的礦山，誰搶起了誰的石油；誰賠給誰幾億兩白銀，誰援助誰幾百億美元；誰可以自己印錢，而誰則必須用自己的血汗產品去換別人印的錢――這些對于一個國家的命運關系不大。因此，關起門來搞建設，一心一意奔小康，是一個國家唯一重要的事。大使館被炸，飛機在家門口被撞，釣魚島被偷，東海油被搶，南沙群島被占，中印邊界被蠶食，金融主權被控制，戰略企業被收購，等等，都是小事一樁。主權并不重要，開發生財才是重要的。（以“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最高指示為證）

其實，佛教行者追求的終極目的就是思想解放，就是要做到“不著相”，就是要做到“無掛礙”。而中國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所實現的，恰是這種無掛礙的心態，這種“拿不起卻放得下”的蕭灑，這種“我死后哪管洪水濤天”的悠然。基督徒追求的其實也是思想解放，但他們用的是另一個名詞，叫“交托”，即，把自己的一切難事統統交給上帝去決定，自己因此而落得個無掛礙，落得個解脫。中國的思想解放，達到的恰恰就是這個境界，不同的是，我們的上帝是“生產力”，只要把一切都交托給生產力，其他所有的東海油之煩、南沙島之恨、炸使館之辱、賣銀行之憂，……統統放下，一律解脫。

這是一場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

號召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當然是在影射政敵的馬克思主義不完整、不準確、不地道，而絕不是在自勉。要真是自勉，那發的可是大愿。中國中央編譯局出版的中文《馬恩全集》有四十多卷，一卷就有一本詞典那么厚，而且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內容是學術專著，讀起來肯定不象讀小說那么容易。要“完整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至少應當把這二位先哲的書先看一遍吧？而這恐怕不是在打橋牌之余隨手翻翻就可以做到的吧？然而，要把馬克思的只言片語隨手拈來一兩句為我所用，或者，把馬克思當作可捏弄的面團，隨心所欲地捏出自己需要的面目來，或者，僅僅是用馬克思的洋大人模樣來唬中國人，卻不是難事，是什么樣的江湖騙子都可以玩兩手的。而且，往往越是江湖騙子的東西，越是容易取得民心。

這場馬克思主義復興運動，并不是一次天真的教條主義運動――對馬克思主義中極為核心的階級斗爭理論的閹割就是證明。說穿了，它其實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百寶囊的再揀選運動，或馬克思主義少女的再打扮運動。

這同一個馬克思主義，既能夠被一群舍身取義的戰士用作精神武器，從統治階級手中奪取了命運決定權，進而擔負起了保衛祖國的歷史使命，進行了中國歷史上最壯烈的反帝人民戰爭；也可以被一伙寡廉鮮恥的蒼蠅用作經咒和說詞，否定了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否定了幾千萬烈士的鮮血的價值，建立起了一個對內嗜血對外茍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最先進文化”。

馬克思，這樣一個蓋世的大學者，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學術成就，如果永遠呆在學術殿堂里，會永保其“龍種”之光芒的。可惜，讓這些跳蚤給糟蹋了。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們這幫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成長起來經濟學家，正在祖國的各條戰線上忙碌地履行著自己的歷史使命：揮舞著“普世的人類關懷”和“生產力”的旗幟，煽動著中國歷史沿著那個“自發傾向”的宿命力的軌跡一路走去；同時，在美國政府與美國政府駐中南海代辦處之間扮演“傳令兵”的角色，告訴它什么時候哪家軍工企業該賣了，哪家銀行該出手了，什么時候股指期貨該出臺了，什么時候人民幣該升值了，什么時候該簽新的辛丑條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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