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桂全　論解放思想

生于憂患　死于安樂——一論解放思想

南方日報(2008-02-18 10:28:37) 　

　
　　
　　編者按　　

　　改革開放三十年，先行一步的廣東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展望未來，處在新的歷史節點上的廣東能否跨越危機和挑戰，走向新的發展境界？從今天起，本報將陸續推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梁桂全的《六論解放思想》，以期和大家一起探討廣東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

　　提要　

　　生于憂患　死于安樂　　

　　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民族，如猶太民族、日本民族，正是憂患意識激發了他們求生存、圖發展的民族活力和奮發精神。今天，中國崛起，廣東崛起，我們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嗎？我們會在崛起中沉沒嗎？　　
　　
　　廣東面臨一系列新挑戰　　

　　一是依賴資源外延開發的增長模式，已經面臨資源、環境緊約束的挑戰，可能導向不可持續發展危機。

　　二是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導致產業被擠壓于國際產業鏈低端，面臨不可持續危機。

　　三是在區域經濟群雄并起大格局下，廣東面臨地緣經濟邊緣化的危機。

　　四是原來前店后廠的粵港澳區域產業分工合作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面臨相對衰落危機。

　　五是社會矛盾凸顯使改革發展進入高壓態。

　　六是改革開放銳氣漸消，先行一步的地位和優勢正在被降解。　

　　為國家發展大局破解難題　　

　　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立的“北京共識”要取得成功，必須解決前后相互關聯的兩個問題：一是在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推動工業化起飛；二是在取得初步工業化成功后必須建立起自立世界的能力，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建立相對優勢，擺脫對西方資本的依附性，通過自主參與經濟全球化獲得持續的發展。改革開放30年，我們初步成功實現了第一步。廣東作為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必須為國家發展大局承擔起破解第二步難題的責任。　　
　　
　　21世紀一個世界性大事變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廣東為先。改革開放三十年，廣東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初步實現了國民經濟工業化和社會城市化的歷史性跨越，成為引領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從1978年至2007年，廣東生產總值由186億元猛增到30606億元，可比增長41倍；人均生產總值由247美元增長到4080美元，翻了四番；外貿出口總額由14億美元增長到3692億美元，增長了260多倍，創造了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起飛的罕見奇跡。但在加速發展的同時，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又面臨著新的危機和挑戰。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展望未來，廣東能否跨越危機和挑戰，浴火重生，走向新的發展境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今天，廣東特別需要更多的憂患意識。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民族，如猶太民族、日本民族，正是憂患意識激發了他們求生存、圖發展的民族活力和奮發精神。2006年，日本在經濟衰退10多年于近幾年逐步復蘇之時，重拍了電影《日本沉沒》，引起社會轟動。而在30多年前的70年代，戰后日本迅速崛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人并未沾沾自喜，相反是憂患意識的喚起：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出版了小說《日本沉沒》，轟動東瀛列島。但到80年代，當日本在制造業方面稱雄世界，就有人開始喊叫“日本人也可以說不”，不過幾年，日本就陷于10多年的衰落。真是應了千古名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今天，中國崛起，廣東崛起，我們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嗎？我們會在崛起中沉沒嗎？

　　縱觀世界各國發展歷史，發展的機遇與成功總是和發展的危機與挑戰相伴行的。發展本身就是辯證的對立統一，即成功的發展本身就孕育著失敗的危機；因此昨天的成就并不保證明天的成功。早在20年前鄧小平同志就頗有預見地說，“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今天，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和經濟社會成長階段的轉換，我們也正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

　　一是依賴資源外延開發的增長模式，已經面臨資源、環境緊約束的挑戰，可能導向不可持續發展危機。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廣東的高速工業化，走的是一條依賴比較優勢外向帶動和低成本資源要素外延開發相結合的發展路子。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成就了廣東三十年的輝煌，另一方面又正在走入不可持續發展的困境：在保障可持續發展的限度內，土地資源已趨于枯竭，外延開發已逼近極限，外延擴張增長方式無以為繼；隨著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難以為繼；以依賴大量物質資源消耗為前提的粗放型加工制造業體系，正在面臨全球資源短缺和價格上升的嚴重沖擊；激烈的國際競爭，正在引起西方國家政府干預政策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出口導向勞動、資源密集型加工制造業造成很大的國際壓力；上述因素加上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正在快速消解企業狹小的利潤空間，廣東面臨企業大規模關閉、外遷的嚴峻挑戰；傳統工業化導致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引致人們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急劇惡化，并已進入爆發期。同時，依賴大規模土地資源開發支撐的外延式擴張，也必然導致農村社會矛盾沖突和城鄉矛盾激化。近幾年來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新政策和新制度安排，強烈地表明國內發展格局正進入重大調整轉換期，傳統外延增長方式正在結束。廣東能否適應這一系列新變化呢？

　　二是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導致產業被擠壓于國際產業鏈低端，面臨不可持續危機。改革開放三十年廣東工業化的快速起飛，除了上世紀80年代國內短缺經濟的強力拉動外，最主要的是借助環大西洋經濟圈和亞太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加工制造業國際轉移的強大推力，具有強烈的外向帶動特征。這種發展方式，一方面成就了廣東奇跡般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很大的遺憾：我們的產業被擠壓在國際產業鏈低端，受制于國際產業鏈強勢環節(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控制，自主度低，國際依附性強，發展風險大；我們的產業被擠壓在國際價值鏈的低端，付出多，收益低，并大規模消耗自身的短缺資源，破壞生態環境，使經濟發展快速陷入資源、環境高約束瓶頸，具有明顯的不可持續性；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扎根性低，這種國際候鳥經濟正在嚴重威脅我省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目前已經開始出現港資、臺資或韓資企業成規模關閉、外遷等)。

　　同時隨著經濟的階梯式成長，我省區域發展比較優勢被迅速降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加速了這一進程。事實上廣東已經開始直接面對相對晚工業化國家比較成本優勢的挑戰(據廠商反映，越南的要素成本約相當于珠三角的40％—60％；去年一國際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印度正在成為國際資本投資的首選地)，也面對國內相對落后地區比較要素成本優勢的挑戰。

　　此外，我們還要進一步看到，目前在世界經濟面臨衰退的壓力下，國際產業競爭和市場競爭進一步白熱化，國際競爭不僅發生在國門之外，也發生在國門之內。2006年，一些跨國公司和國際資本就開始新一輪挺進中國市場的行動，特別是第三產業；他們甚至提出了“行業斬首行動”，即圍堵中國行業中的大哥大，采取注資、并購、收購方式把中國行業里的大哥大收入囊中，從而進一步控制中國的相關產業。此外，由于我們的產業被約束在國際產業鏈低端，必然導致人口結構低端化(如近兩千萬外地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工聚集在廣東特別是珠三角)，造成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社會低端化情況，各類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蔓延，對社會管治形成強大的壓力，不利于和諧社會構建。

　　三是在區域經濟群雄并起大格局下，廣東面臨地緣經濟邊緣化的危機。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廣東一花獨放、一馬當先的格局已經結束，從點到線、從線到面全國全方位大開放和區域經濟群雄并起、萬馬奔騰的大格局已經形成。從我國沿海地區看，全線開放正處于新的升級期。以上海為龍頭的華東地區正在進入以產業國際化為特征的新的工業化。上海在前幾年就實行退二進三，發展以物流業為龍頭的生產性服務業，打造東方國際商業之都，并期望超越香港成為中國對接國際市場的第一通道。以京津融合為龍頭，華北地區進入新的成長階段，天津正迅速成為華北地區乃至更廣闊區域連接世界經濟、對接經濟全球化的樞紐和通道。福建配合中央維護臺海和平、促進國家統一的大局，加速打造海峽西岸經濟帶，并借此推動福建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廣西、云南緊緊把握中國—東盟(10＋1)自由貿易區2010年全面啟動的前效應，配合中央的周邊國際戰略布局，推動面向東盟的開放和合作，使他們成為中國對東盟開放合作的橋頭堡和大通道，并借此為動力推動本省(區)經濟新的騰飛。特別是廣西，還力推泛北部灣經濟區，力爭使之上升為國家戰略，爭奪我國大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戰略高位。可以預見，一個大西南區域大開放和國際大開放新格局正在廣東西邊醞釀形成。

　　在此格局下，廣東是繼續僅僅滿足于自我守成，陶醉于GDP的高增長，在百舸爭流的格局中被邊緣化呢？還是要面向全國，放眼國際，把握新機遇，發揮和增創地緣經濟新優勢，確立新的區域發展戰略定位，走向新的發展臺階呢？

　　經驗教訓證明，在國際競爭大舞臺上，對于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而言，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爭奪和保持競爭強勢位更重要。2001年11月6日朱镕基總理與東盟領導人商定在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11月4日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廣東特別是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珠三角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奇怪的是，這些年來廣東對此卻沒有作出積極呼應和安排。這反映了廣東至今還沒有做好走向世界的準備，沒有形成國際發展戰略意識和地緣經濟戰略思維，缺乏全國大局意識；廣東這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思維已經遠遠落在中央戰略思維后面了。

　　四是原來前店后廠的粵港澳區域產業分工合作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面臨相對衰落危機。廣東的外向帶動發展模式，首先是通過港澳這個開放大通道、大樞紐實現的。我們通過與港澳的產業融合，形成了前店后廠的區際產業合作發展模式。但是，發展到今天，這種合作模式也已經陷入困境。在珠三角的資源、勞動密集型“后廠”開始逐步喪失競爭優勢；香港的前店由于主要是與國際市場的中低端產業和產品對接，因此也不能適應廣東產業升級的需要；同時，隨著廣東產業高端化，特別是發展以物流業為龍頭的生產性服務業，將會逐步出現同構競爭局面。2004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CEPA雖然有力地推進了粵港澳區域合作的深化和繁榮，但經過幾年發展，CEPA合作框架對深化粵港澳合作的局限性也已顯露。無疑，香港作為重要的世界商業中心，其優勢和作用仍遠未全面發揮出來，有巨大的拓展空間，依然是廣東經濟國際化的重要戰略合作伙伴。同時，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珠三角，正在加速成長為世界級經濟區和世界級國際大都會圈。我們是解放思想，拓展和深化粵港澳區域合作，更緊密地聯手走向世界，還是固守舊局，任由衰落？這是對我們膽略和智慧的新考驗。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廣東如何配合中央對港澳兩地民主政治進程的安排，為港澳兩地的繁榮、穩定提供支持，深化粵港澳區域合作就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和更迫切的要求了。

　　五是社會矛盾凸顯使改革發展進入高壓態。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傳統社會解構、現代社會建構過程，必然引致大量的社會矛盾甚至社會利益沖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社會變革經歷了體制轉型，新的利益力量結構形成等階段，現在正進入新社會階層利益博弈階段。由此出現了一系列社會矛盾的凸顯甚至出現局部的社會利益沖突。這包括經濟領域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公平、資本與勞動、城市與鄉村等矛盾；思想文化領域中以財為本的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和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矛盾；政治領域中以個人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政治訴求和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矛盾。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上述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問題是現在這些矛盾出現了幾種情況需要我們特別關注：一是社會矛盾張力過大，社會公平面臨挑戰；二是利益博弈未制度化、博弈機制未科學化，相對利益博弈和諧化的需要，制度內的利益協調和利益規范能力趨于弱化，利益博弈有可能越出制度框架引起社會震蕩；三是社會矛盾利益博弈的失衡轉向對政府、對執政黨和社會制度的沖擊，可能危及社會穩定和制度安全。我們如何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要求，通過有效的制度建設、文化建設形成科學、和諧的利益博弈機制體系，保障社會穩定和現代化社會變遷的健康推進；此外，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世俗化、物質利益化正在引起精神家園的沉落，社會關系的惡性分化。這些都向我們提出嚴峻的課題：我們的現代化將要構建一個怎樣的現代社會？！

　　六是改革開放銳氣漸消，先行一步的地位和優勢正在被降解。改革開放以來，我省曾經是我國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的生氣勃勃的先行者，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為破除阻礙發展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先行一步，為全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必須看到，今天我們雖然在一些領域的改革和制度創新仍走在前邊，但就整體而言，從主流上說，廣東生氣勃勃改革先行者的形象與地位正在逐步消解或非主流化，改革創新精神正在退化。這既源于我們在改革發展中先富起來，形成了既得利益，小富則安、富了求穩，慢慢消解了改革的壓力和動力；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們對社會變革中制度建設規律的認識不足。我們重于破，勇于破，沖破束縛我們干事發展的舊體制，卻欠缺建的思維，通過新制度建設適應和規范傳統社會解構和現代社會建構進程，及時將社會變革中形成的新的社會利益關系制度化，將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精神制度化。通過近幾年對我省社會矛盾凸顯情況的研究分析，我們發現，當前社會矛盾凸顯、激化甚至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失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度缺失及制度失效情況嚴重，甚至因顯制度、顯規則缺失、失效，潛制度、潛規則在實際上起主導作用而導致社會利益關系被扭曲，公平、正義之魂彌散，并成為社會腐敗和黑惡勢力滋生發展的溫床。我們是否有能力在現代化進程中避免西方曾經出現的一系列負面問題，成功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獨特優勢呢？

　　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既是當前的凸顯問題，也是帶長遠性和根本性的問題，既是我們經濟社會成長過程中矛盾的展開和深化，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發展體系中復雜矛盾的反映。21世紀是中華民族偉大崛起的世紀。我們正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但我們的崛起之路也充滿矛盾、風險和危機。我們既要面對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們的圍堵打壓，也要面對自身變革中各種矛盾沖突引致的內部壓力。機遇可以使我們迅速崛起，風險可以讓我們毀于一旦。我們必須要有憂患意識。

　　從廣東自身看，能否避免在各種矛盾壓力下，過早地結束高速發展，陷于未老先衰的困境中？我們不能沉醉于GDP高速增長的榮耀中自我滿足。日本在上世紀最后20年，在其發展達到巔峰，開始向美國、歐洲叫板“日本人也可以說不”時，迅速轉入長期停滯和衰退。重要原因是沒有重視行將來臨的知識經濟革命的深刻影響以及其內部各類矛盾的積累。日本的教訓告訴我們：昔日的輝煌并不等于明天的成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們當應時刻銘記。

　　前幾年國內外曾有過關于“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討論，作為“華盛頓共識”范例的拉美發展模式已經破產，引發“拉美發展綜合征”的全面爆發，其基本教訓就是發展的依附性及其內部矛盾的積聚。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立的“北京共識”要取得成功，必須解決前后相互關聯的兩個問題：一是在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推動工業化起飛；二是在取得初步工業化成功后必須建立起自立世界的能力，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建立相對優勢，擺脫對西方資本的依附性，通過自主參與經濟全球化獲得持續的發展。改革開放30年，我們初步成功實現了第一步。下一步我們必須破解第二個問題。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隨著中國工業化向縱深推進，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同時，我們對世界的依賴性進一步加深所面臨的深刻危機，我們就更不容盲目樂觀，更需要百倍警覺。崛起的成功和崛起的危機是相伴而行的。廣東作為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必須為國家發展大局承擔起破解第二步難題的責任。

　　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股災和金融市場動蕩并不是一個偶然孤立事件，它可能預示著經濟全球化三十年布局激發的潛力已經釋放完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通過知識革命創造的持續二十年的經濟增長周期的結束。美國甚至整個西方經濟如果進入衰退，必將引起全球經濟大動蕩，也必然波及高外向度發展的中國經濟特別是廣東經濟。我們必須對此有所準備。

　　如果把世界文明的發展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下考察，我們面臨的發展挑戰將是更廣泛的。工業革命以來，在西方主導下的人類文明現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陷入了巨大的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可以概括為三大危機：人與自然沖突的生態危機、人與人沖突的社會危機、人文價值精神陷落的精神危機)。日本有學者說地球面臨的危機是東方文化復興的機遇。我們能否把握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轉折點，果斷進行文明創新和超越？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必然具有二重性，即追趕世界現代化潮流的同時全面創新人類現代化文明。我們完全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經過幾十年努力創新人類文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是人類文明的二次復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一直把廣東作為破解改革開放，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先行地區或試驗區。前三十年，廣東在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速經濟社會變革發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為全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殺出一條血路”。今后廣東作為排頭兵的一個更帶根本性的使命，就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率先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文明。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正是針對國際發展的教訓和我們面臨的挑戰提出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指導思想。實踐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既是破解廣東下一輪改革開放發展一系列難題的根本出路，也是廣東當好排頭兵的根本任務。

　　
 
梁桂全：全球視野 走向世界——二論解放思想
2008-02-19 10:53:00 南方日報網絡版

　　摘要

　　廣東有責任率先破題

　　國際上有人說，崛起的中國是一個脆弱的超級大國。這一語中的。中國外向度高，但自主性弱。今天是到了必須破解這一事關全局，事關未來，事關命運的難題的時候了；廣東作為排頭兵，有責任為率先破解這一難題先行探路。

　　區域發展戰略重新定位

　　隨著廣東特別是大珠三角國際加工制造業面臨全面挑戰，必須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和國家發展戰略大局下重新確立廣東區域發展戰略定位。否則廣東將逐步喪失經濟地緣優勢而被相對邊緣化。

　　深化粵港澳合作

　　目前粵港澳合作的一個重要缺位是缺少戰略層面的互動與合作，特別是還沒有形成三地政府在經濟全球化大格局下，整合三地發展優勢，聯手自主參與國際競爭，走向世界的戰略共識。因此，戰略磨合、制度磨合、基礎設施磨合是今后通過構建粵港澳自由貿易區推動粵港澳深度融合的三大支點。

　　警惕盲目走出去

　　當前，一個可能出現的趨勢必須引起注意，即大規模資本和產業外溢趨勢，如果不確立全球競爭戰略，盲目走出去，有可能造成內虛。這需要警惕！經濟國際化必須服從于本土競爭，強化本土競爭能力。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面臨的挑戰是世界性的挑戰，是民族崛起中的挑戰，是對我們把握歷史機遇的能力的挑戰。2004年，美國高盛集團發表了一份在世界上很有點影響的研究報告《與BRICs共同夢想——通往2050之路》，預測了21世紀中葉巴西、印度、俄羅斯、中國（“金磚四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中國崛起之路充滿風險和挑戰。破解上述發展難題，跨越上述發展危機，促進改革開放發展健康推進，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全球視野、全國大局意識，解放思想，面向未來，確立國際化戰略思維，全面創新改革開放發展之路。

　　（一）以排頭兵氣概確立經濟國際化戰略新思維，推動開放經濟由被動接受國際分工向自主參與國際分工的戰略轉變。

　　廣東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高外向度。這是由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背景決定的。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發展一般都經歷了內聚（引進來）到外擴（走出去）的發展轉變，以及由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到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戰略轉變，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無一例外。廣東改革開放30年的外向帶動發展，主要是引進、內聚型階段，是被動地接受國際分工。現在，隨著我們的比較優勢的逐步弱化，這一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的引進模式已經進入困境。因此，能否實現由內聚到外擴，由被動接受國際分工到主動參與國際分工轉變，決定著今后廣東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決定著國際競爭力的成長。目前廣東已經進入這一戰略轉折點上。廣東是繼續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困于國際產業鏈和國際價值鏈低端，繼續消耗自己緊缺的資源，破壞自己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做廉價的世界工廠，廉價地為世界打工，還是以世界視野謀求自主參與國際分工，逐步改善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在中國快速崛起的今天，這一嚴肅問題不僅是廣東的，也是全國的。國際上有人說，崛起的中國是一個脆弱的超級大國。這一語中的。中國外向度高，但自主性弱。今天是到了必須破解這一事關全局，事關未來，事關命運的難題的時候了；廣東作為排頭兵，有責任為率先破解這一難題先行探路。

　　破解這一難題首先要跳出廣東看廣東，確立世界視野和全國大局意識。必須深刻理解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和趨勢。目前，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經濟全球化不僅反映為商品、服務、資本、信息、技術、勞務等要素的全球流動和配置，更深刻地反映在產業分工細分化和產業分工全球化上。經過上世紀后20年的大裂變、大分化、大重組，現在已經形成全球加工制造產業鏈，全球物流商務鏈，全球知識創新鏈，全球金融投資鏈，全球文化信息傳播鏈等。在全球產業分工鏈環化的同時，還出現了全球產業鏈強勢兩端化趨勢。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和知識革命的發生，在上世紀最后20年環大西洋經濟圈的產業加速由產業鏈的中端（生產）向上端（研究設計）和下端（營銷服務）轉移，基本完成了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服務社會、知識社會）的蛻變。而國際產業鏈中端的加工制造加速在亞太地區集結（中國正是利用這一機會實現工業化起飛的）。隨著這一新的國際分工的完成，世界上形成了環大西洋知識文明圈和亞太工業文明圈；知識—服務經濟圈成為強勢產業體系，工業經濟圈成為弱勢產業體系。環大西洋經濟圈雖然逐漸離開了生產環節轉向研發、服務環節，由物質經濟轉向非物質經濟，但由于這兩個環節支配、主導著全球產業鏈，因此環大西洋經濟圈不僅沒有喪失他們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支配地位，相反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全球經濟的主導能力。這一事實也反映在全球價值鏈的變動上。著名的微笑曲線揭示了這一利益變動新格局，即產業鏈上端（研發）和下端（服務）成了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綜合收益最高。相反，中端（生產）被擠到國際產業價值鏈低端。更重要的是，我們以中端化為特征的產業被控于以產業鏈上端和下端占優勢的國際資本和跨國公司，更強化了我們國民經濟的國際依附性（這也成為西方在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分化、西化、瓦解我們的有力的經濟基礎）。特別是如果考慮到2010年我國的石油供給國際依存度將上升到40%以上，到2020年更上升到60%以上，石油生命線被扼制于馬六甲海峽時，我們在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下形成的龐大的低端物質經濟所面臨的巨大國際風險就可想而知。因此，我們不能繼續滿足于在國際產業鏈和國際價值鏈低端生存的境況，必須要通過變革創新，努力提升在國際產業鏈和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必須果斷地選擇經濟國際化戰略，自主率先走向世界，實現由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向自主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戰略轉變。這是廣東下一步經濟社會發展帶全局性、關鍵性的戰略選擇。進入21世紀以來，就曾有人建議，廣東要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用經濟國際化戰略帶動全省經濟社會發展走向新的高度，邁入新的境界。可惜我們一直在此重大戰略問題上猶豫不決。現在已經到了不容猶疑，果斷下決心的時候了。審視國家發展大局和我們面臨的挑戰，我們再不邁出經濟國際化的步伐，必將喪失改革開放發展排頭兵的地位和作用。

　　在廣東改革開放發展進入新的歷史起點上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也是要在廣東、全國豎起改革開放發展的新標桿；這是拉動廣東未來一個時期內改革開放發展全局邁上新臺階，開拓新境界的牛鼻子。一是在世界視野的高標桿中推進科學發展，敢于在向世界叫板中走向高峰；二是為廣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新的動力和國際平臺；三是通過自主走向世界，改善廣東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提升廣東對內、對外的輻射能力，更好地服務全國發展大局；四是通過改善廣東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從根本上改變過去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發展困局，逐步轉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收益新境界；五是為建立創新型廣東注入新的動力，提供新的國際標桿和國際機制；六是有利于在經濟國際化大格局下，開拓深化粵港澳合作的國際國內戰略空間；七是在經濟國際化大格局下促進廣東與內地兄弟省區實行錯位發展，避免同構競爭，拓展區域合作發展戰略空間和領域；八是加速在廣東形成一支國際化企業家隊伍。所有自立于世界經濟體系的強國、強區，必然有一批有實力的國際化企業及其領軍人。必須看到，從長遠來看，廣東是否具有持續發展能力和國際競爭優勢，關鍵取決于我們是否有一支有實力參加國際產業競爭“俱樂部”，“玩轉”國際市場的國際型企業家隊伍。而這支隊伍只有在參加國際商戰中才能成長起來；九是經濟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必定提出一系列與國際游戲規則接軌的制度創新要求，推動我們深化體制改革，使廣東能夠以現代國際制度體系為標桿，成為制度創新的排頭兵。

　　（二）以排頭兵氣魄確立區域發展戰略定位新思維，再造地緣發展新優勢，服務全國發展大局。

　　區域發展戰略定位，是區域發展的基本戰略問題，是統攬發展大局的總綱。隨著廣東特別是大珠三角國際加工制造業面臨全面挑戰，必須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和國家發展戰略大局下重新確立廣東區域發展戰略定位。否則廣東將逐步喪失經濟地緣優勢而被相對邊緣化。

　　我們認為，必須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把廣東放到全國發展大局中，確立下述區域發展戰略新定位，再創區域地緣發展新優勢：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和產業高端化戰略，深化粵港澳緊密合作，以大珠三角為核心，以泛珠三角為腹地，進一步共同構建以中場產業為龍頭的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以物流業為龍頭的華南沿海國際商務服務基地，以創意產業、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為龍頭的華南知識產業集聚基地，全面增強廣東作為國內經濟與經濟全球化對接接合部、轉換橋的承接—輻射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推動廣東及相關地區由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轉向自主參與國際分工，實現廣東新一輪產業轉軌升級，開拓經濟發展新境界，建設中國經濟強省，世界經濟強區。同時，為全省轉向科學發展構建全新的經濟基礎。

　　此外，廣東還要進一步考慮在國際產業大循環和國內特別是泛珠區域產業循環的總鏈條中，如何與第二、第三梯度地區形成異構互補共贏發展格局，避免同構競爭互損格局的出現。解決這一問題的矛盾主導面在先行發展的廣東，并取決于廣東的戰略定位和戰略走向。如果廣東能夠用10年至2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實現由工業經濟向后工業經濟的過渡，這不僅使廣東經濟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而且形成與第二、第三梯度地區異構互補發展新格局，必將有利于輻射和推動第二、第三梯度地區特別是泛珠區域兄弟省區的經濟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全國發展大局。

　　（三）以排頭兵氣概確立粵港澳合作戰略新思維，再構廣東開放改革新格局。

　　當前，隨著粵港澳前店后廠區域合作模式逐漸走向終結，CEPA合作框架已經不足以進一步解決粵港澳區域合作深化的新問題，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出路在哪里？就是在經濟國際化戰略背景下，創建粵港澳自由貿易區，進一步消除區域間合作阻隔，推動粵港澳經濟深度融合。這一方面可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全面起動先行探路，積累經驗；另一方面開拓粵港澳深度合作新境界；再一方面可以借此將廣東改革開放進程推向新階段、新高度，其意義足可與80年代初的對外開放，創辦特區相比較。可以肯定，粵港澳自由貿易區如果能成功推進，將牽一發動全身，引起廣東改革開放發展全局新一輪“核裂變”；也是廣東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邁向新的歷史臺階的轉折點，廣東應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構想，努力爭取。

　　我們要看到，原有模式下粵港澳合作空間的逐步消失并不表明粵港澳合作的完結。相反，面向國際產業和國際市場新變動，粵港澳合作正在迎來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注意到，在最近發生的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世界金融動蕩中，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發揮了重要的穩定作用。它表明世界經濟格局繼續向著有利于東方世界的方向變化。我們必須高度關注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及其提供的新機遇，確立科學的國際戰略思維，果斷地走向世界。在此戰略考慮中，香港擁有獨特的地位，特別是依然擁有巨大的國際商業、金融、信息服務的實力和優勢；廣東走向世界依然需要與香港攜手共進。廣東只有和港澳聯手，才能更快地形成相應的國際商務服務業體系和能力。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在國際商務服務業領域，粵港澳既可能進入同構競爭，也可以形成優勢互補，共構合力新優勢。我們宜避開同構競爭，尋求互補合作。二是如何深化粵港澳互補合作和深度融合，這需要我們對國際市場總格局和國際物流商務鏈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形成操作層面思路，并作相應的制度安排。

　　深化粵港澳合作，促進粵港澳融合必須要有全球視野，形成大戰略思維。目前粵港澳合作的一個重要缺位是缺少戰略層面的互動與合作，特別是還沒有形成三地政府在經濟全球化大格局下，整合三地發展優勢，聯手自主參與國際競爭，走向世界的戰略共識。因此，戰略磨合、制度磨合、基礎設施磨合是今后通過構建粵港澳自由貿易區推動粵港澳深度融合的三大支點。

　　（四）以排頭兵氣概確立世界級經濟區戰略新思維，加速構建世界級大珠三角都會圈。

　　自主參與國際分工，必須構建區域戰略競爭優勢和能力。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在大珠三角已經開始形成一個面積達46000平方公里，人口5500萬，地方生產總值達5500億美元的準世界級經濟區，以深港、廣佛、珠澳等特大城市圈為支柱的準世界級大都會圈。預計到2020年，該地區常住人口可超過6000萬人，地方生產總值超過13000億美元，人均地方生產總值超過20000美元的比較發達的，綜合經濟實力位居前列的世界級經濟區，同時，亦成為綜合實力較強大的世界級國際大都會圈。

　　目前，世界上已經形成若干世界級經濟區和大都會圈。如世界級大紐約經濟區（大都會圈）、大東京經濟區（大都會圈）、大倫敦經濟區（大都會圈）等等。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不僅需要有一大批世界級跨國公司，也需要打造若干個世界級大經濟區、大都會圈。從目前情況看，最有可能形成世界級大經濟區、大都會圈的是以上海為核極，包括蘇南、浙北的長三角經濟區和大都會圈，包括港澳的大珠三角經濟區和大都會圈，京津唐大經濟區和大都會圈。而在三個準世界級經濟區和大都會圈中，大珠三角經濟區和大都會圈成長水平最高、國際化程度最高、最有希望成為世界級經濟區和大都會圈的是大珠三角地區。因此，在我們面向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候，必須把構建大珠三角世界級經濟區和世界級大都會圈作為重要的戰略思考。

　　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我們要自我超越，以世界視野確立世界級大都會圈發展戰略新思維；同時面向國際競爭，確立大珠三角世界大都會圈國際戰略；再次，加速推進大珠三角制度創新和制度磨合，推動大珠三角經濟區全面融合。

　　當前，一個可能出現的趨勢必須引起注意，即大規模資本和產業外溢趨勢，如果不確立全球競爭戰略，盲目走出去，有可能造成內虛。這需要警惕！經濟國際化必須服從于本土競爭，強化本土競爭能力。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都要有全球競爭的戰略思維。上世紀80年代隨著日元大幅升值，日元資本大規模外溢，在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收購物業，大規模產業外擴，最后導致本土資本競爭力的下降。現在在人民幣持續升值壓力下開始出現的中國資本外溢和產業外擴，是否會重蹈日本上世紀的履轍呢？我們需要深思。我們的資本外溢方向，應以掌控重要資源和國際市場為目標，其次才是資本盈利目標。如果只顧資本盈利，忽視國家戰略利益，將會導致重大戰略失誤。

梁桂全:面向未來 走向高端——三論解放思想
2008-02-20 10:20:00 南方日報網絡版

　　摘要

　　推動知識產業發展

　　廣東在知識經濟發展方面，擁有良好的產業配套基礎和先發優勢，可以通過政策和制度安排，加速推進知識產業發展，特別是把知識產業發展納入國際知識產業鏈中，努力爭奪知識產業發展的國際空間。

　　加速發展現代服務業

　　目前，廣東已經成為重要的世界制造業基地，但上端研發和下端營銷服務業仍較落后。特別是下端營銷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發展未引起足夠的關注。營銷服務業和金融業的滯后必然約束著自主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能力。因此應當高度關注和加速發展現代服務業，才能有效地改善廣東產業體系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

　　實施高端工業化戰略

　　未來廣東省將存在一個長達十幾二十年的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向國際商務服務基地逐步換位的過渡期。因此，在一個較長時間內廣東省還需要實施好高端工業化戰略，形成高端工業化戰略與后工業經濟戰略互補互促的雙星聯動產業戰略。

　　重視城市高端化發展

　　正如廣東的工業化主要是以加工制造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廣東城市人口低端化突出，城市發展水平不高，綜合素質較低。因此，實施高端發展戰略，必須推進城市高端化發展，必須實施超前規劃，高水平建設，高質量發展，高要求管理，創造高質素的宜業、宜居現代城市。

　　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在全球化背景下促進科學發展，廣東必須相應實施高端發展戰略，包括高端工業化戰略、后工業經濟戰略和后城市化戰略。這是由今天經濟全球化下產業國際分工的新格局與新趨勢決定的。正如上述分析的，隨著上世紀最后20年知識革命的發生和全球產業分工的重組，國際產業鏈出現兩個重要趨勢：一是國際產業鏈中的上端知識產業和下端現代服務業成為強勢產業并支配全球經濟，工業文明成為弱勢體系被次邊緣化；二是在加工制造產業鏈中中場產業（決定著產品功能和價值構成的關鍵零部件、關鍵材料的生產環節）強勢化，并以中場產業企業為核心形成國際產業鏈中的中衛體系。在此趨勢下，掌控中場產業的跨國公司在國際產業鏈中愈益處于支配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的加工制造業不斷被邊緣化，產業依附性愈益強化。此外，我們還必須要預見到，雖然今天國際消費市場的中心在環大西洋經濟圈，但是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加速崛起，人口結構加速橄欖型化，將形成第二個世界消費市場中心；亞太地區龐大的資本積聚將使亞太地區成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區。我們必須有全面的超前的國際化戰略思考，為迎接新的世界發展格局的出現做好準備，特別是為走向世界發展高端做好準備。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在被動接受國際產業分工中形成的產業體系基本上被擠壓在國際產業鏈和國際價值鏈的低端。這不僅弱化了產業發展的主導能力，而且在遭受國際資本層層盤剝的同時，還非常冤枉地被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圍堵打壓。如我們出口一臺DVD售價32美元，交給外國人的專利費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國企業只能賺取1美元的利潤。一臺售價79美元的國產MP3，國外要拿走45美元的專利費，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國企業獲得的利潤只有1.5美元。其實，在兩頭在外的產業鏈中，上、下端為國際資本撐控的情況下，國際資本至少剝了我們三層皮：技術專利費、材料設備銷售利潤和產品銷售超額利潤。這是因為我們只具有生產環節的相對競爭優勢，未形成自主切入國際流通領域的市場力，只有“接單”之功；沒有國際“下單”之力。在此情況下，我們的所謂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幾近是外包、代工的國際低端加工車間。當資源成本上升，人民幣持續升值，微弱的利潤空間會很快消失，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將全面塌陷。由此，我們在努力鞏固、提升廣東加工制造業接單能力的同時，特別需要加快培育廣東的國際市場下單能力。

　　更需關注的是，隨著我國加入WTO過渡期的結束，我國產業面臨的更嚴峻的國際競爭將由生產領域轉向商務（如物流、商業、金融等）領域和知識技術領域。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們將首先決戰商業模式，繼而決戰科技創新模式。現在，國際跨國公司正以其強大競爭力的先進商業模式進入中國，并有可能以此優勢逐步掌控、主導國內市場，進而大規模掌控我們的產業體系。如果不能較快地建立起擁有強大競爭優勢的商業模式，就有可能在未來不太長的時間內，我們不僅沒能在國際產業鏈和國際市場中建立起我們自主的相對競爭優勢，而且會使我們在過去20-30年時間中建立起來的產業體系盡入跨國公司的囊中（現在已現國內市場的國際商戰硝煙了）。因此，我國沿海先行地區如果不建立新的戰略思維，率先創新商業模式，搶占中國產業鏈與國際產業鏈對接的制高點，特別是構建國際商務服務業競爭優勢，我們將可能導致難以彌補的戰略失誤。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一直壟斷和支配著知識產業，即使是印度成為重要的國際軟件生產基地，也只是國際知識產業鏈中的較低端的外包環節。我國包括廣東雖然具有良好的知識產業發展的資源和市場基礎，但仍未形成強大的產業聚集能力。因此，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下一步的產業優化升級應當以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為基礎，加速推動產業鏈向上端（研發、知識產業）和下端（現代服務業）拓展，實現產業發展高端化。

　　當前，特別需要警惕的是我們滿足于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的榮耀，自困于傳統工業化發展思維，忽視國際經濟發展格局的新變動，忽視新的國際產業鏈的形成及其進一步演變的新趨勢，而可能陷于自我邊緣化的困境中。必須看到，知識產業、文化產業、現代商務服務產業等非物質經濟產業已經成為世界強勢產業和經濟發展主流，而加工制造業等物質經濟正在被相對邊緣化，成為弱勢產業。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羅斯克蘭斯教授把世界上的國家分作兩類，一類是依靠制造業過日子的“體力國家”，一類是依靠研發、設計、營銷過日子的“腦力國家”。不言而喻，現在正在形成“腦力國家”主導世界經濟、支配“體力國家”的新格局。最近韓國《朝鮮日報》經濟部部長樸正薰就提出，韓國要用“腦力”戰勝中國的“體力”，用韓國的“頭腦”指揮中國的“身軀”。印度人也提出，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印度要成為世界辦公室。我們正在看到，繼20世紀末國際產業分工格局大調整形成的環大西洋知識經濟圈和亞太工業文明圈大裂變后，現在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又展開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導致腦力經濟和體力經濟的新裂變。廣東如何直面國際產業分工變化新趨勢的挑戰，確立新的戰略定位，搶占國際產業分工和國內區域產業分工制高點，這是決定下一發展周期廣東興衰的重大戰略抉擇。廣東應當發揮產業聚集配套優勢推動知識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廣東的大規模產業集聚，加快引領我國知識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產業層面上的集聚及與國際產業鏈的對接。

　　現在，我們首先要進一步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特別是知識產業的發展。今天，知識產業不僅是人類經濟活動拓展的最具潛力的產業空間，也是引領其他產業拓展進步的先導產業。知識產業應當包括教育、科研、創新、技術開發、創意活動、策劃、標準化、品牌、中介經紀、文化、廣告、信息、傳播等產業活動，涉及面很廣，拓展空間和發展縱深度都十分廣闊，對于在國際競爭中搶占強勢勢位，拓展可持續發展空間，實現科學發展都十分重要。廣東在知識經濟發展方面，擁有良好的產業配套基礎和先發優勢，可以通過政策和制度安排，加速推進知識產業發展，特別是把知識產業發展納入國際知識產業鏈中，努力爭奪知識產業發展的國際空間。

　　其次，要高度重視發展現代服務業。從目前國際競爭總格局看，決定一國國際競爭力首先數研發創新，決定一國或一地區發展先導能力；其次要數現代服務業，它決定了一國或一地區控制國際市場，掌控國際產業鏈的能力。而且，現代服務業既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力，也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經濟整合能力和宏觀經濟綜合效能。這就是上世紀最后20年以來歐美發達國家雖然逐步退出物質生產領域，搶占產業上端研發和下端營銷服務，仍然主導世界經濟的基本原因。目前，廣東已經成為重要的世界制造業基地，但上端研發和下端營銷服務業仍較落后。特別是下端營銷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發展未引起足夠的關注。營銷服務業和金融業的滯后必然約束著自主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能力。因此應當高度關注和加速發展現代服務業，才能有效地改善廣東產業體系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

　　從科學發展觀角度看，在一定意義上說由物質經濟走向非物質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現在在環大西洋經濟圈，就他們的國家范圍內人與環境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緩解，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的非物質化，大大緩解了人與環境物質交換的壓力。人與環境的矛盾和尖銳沖突，隨著加工制造業國際轉移而轉移到了新興工業化國家。目前我國面臨的激烈的人與環境的矛盾沖突，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由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雖然我們不可能全部從物質經濟中轉移出來，但如果把國民經濟增長的相當份額轉向非物質經濟上，將大大緩解經濟增長與環境的矛盾沖突。因此走向高端，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條件。我們必須要從傳統的物質經濟理念中解放出來，放眼全球產業發展新趨向，從更高、更廣的視野上創新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路。

　　再次，在加工制造業領域推動產業中場化。我們強調實施產業高端化戰略，推動產業結構向上端研發和下端現代服務業拓展，推動物質經濟走向非物質經濟，并不是要馬上和完全從工業經濟中退出來。工業化是我國經濟成長的必經階段。而且我們仍然在國際上握有加工制造業的巨大優勢和潛力。但是，在新形勢下我們必須要摒棄傳統工業化思維，建立全新的國際產業發展新思維。一是實施高端工業化戰略，在推進國民經濟工業化的同時自主把握國際產業發展戰略機遇，主動切入國際產業鏈強勢環節，逐步構筑經濟國際化的自主產業基礎。二是把高端工業化戰略與后工業經濟戰略結合起來，形成二元復合競爭優勢，即把“腦力經濟”和“體力經濟”有機融合，形成既超越單純“體力經濟”，又超越單純“腦力經濟”的復合優勢。逐步使國際商務服務業和知識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成長的主導產業。未來廣東省將存在一個長達十幾二十年的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向國際商務服務基地逐步換位的過渡期。因此，在一個較長時間內廣東省還需要實施好高端工業化戰略，形成高端工業化戰略與后工業經濟戰略互補互促的雙星聯動產業戰略。

　　廣東實施高端工業化戰略，提升國際加工制造業基地戰略地位，其主要方向是加速加工制造業由低端、終端向加工制造業的中場產業、龍頭產業、基礎產業聚集，逐步建立和提升廣東在國際加工制造產業鏈中的掌控能力，力爭在國內和東南亞加工制造業圈中昂起產業龍頭。

　　推動產業高端化的另一個目標是實現產業價值高端化，即努力提升產品附加值和我們的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價值增值能力，努力實現以較少的資源、環境和勞動資源代價，獲得較大的經濟收益。這是從國際視野、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競爭中實現內涵發展，即通過自主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結構優化、結構高端化的內涵發展道路。它比通過技術進步的內涵發展獲得更大更廣泛的收益。因此產業結構高端化的發展道路應當成為今后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的首選戰略。

　　最后，要高度重視城市高端化發展。城市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和增長極；城市的發展水平往往決定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高度；國際競爭一定意義上是城市實力和水平競爭。改革開放三十年，伴隨著國民經濟工業化，廣東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如果按常住人口算2006年已超過60%.但是正如廣東的工業化主要是以加工制造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廣東城市人口低端化突出，城市發展水平不高，綜合素質較低。因此，實施高端發展戰略，必須推進城市高端化發展，必須實施超前規劃，高水平建設，高質量發展，高要求管理，創造高質素的宜業、宜居現代城市。

　　廣東走向世界，走向高端，廣州為先。廣州作為華南地區經濟、政治、文化、商業中心，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尤其需要突破傳統工業文明思維，轉向后工業文明思維。近幾年來，廣州花大力氣發展重化工業，這無可厚非；但如果由此忽視后工業經濟，特別是知識產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則是重大戰略失誤。必須看到，知識產業、現代服務業決定著現代城市功能發展和中心城市戰略地位，影響相關周邊區域的發展格局。如果廣州繼續把發展重點放在加工制造業方面，就會進一步深化與周邊地區的同構競爭，既不利于周邊地區的發展，也不能更好地發揮廣州服務華南、走向世界的作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廣州雖然仍然保持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其地緣經濟地位及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卻相對下降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把廣州推向國際，走向高端，以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為目標，突出發展知識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因此，現在廣州必須突破傳統工業文明觀念，樹立現代產業理念和國際視野，才能突破舊格局，走向高端，才能更好地發揮龍頭作用。

 自立自主　走向創新
——四論解放思想
 

南方日報新聞 時間: 2008年02月21日 來源: 南方日報  
　　
摘要
建立全面創新機制
　　創新是涉及到從概念創新到市場開拓,從投資者到消費者到贏利的全過程,是大系統創新。為此,必須從片面的狹義創新思維轉向科學的廣義創新思維,從狹義的創新制度安排轉向廣義的創新制度安排,建立系統的科學的全面創新機制。
培育形成“下單”能力
　　今后廣東必須解決重產輕商、重物輕人、重結果輕能力的片面觀念；不僅要通過產品技術創新和生產方式創新不斷提高“接單”能力,而且特別要重視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努力培育和形成“下單”能力。
特別關注技術創新戰略問題
　　當前特別需要關注的是技術創新戰略問題。廣東只有從短視目光中轉向世界,轉向未來,以超前視野喚起創新欲望,喚起創新戰略意識,才能真正建設創新型廣東。
在廣東培育起創新文化
　　需要高度重視在廣東培育起創新文化,營造人人想創新,個個能創新的文化氛圍和制度環境。只有確立全面創新戰略新思維,形成全民、全域創新局面,廣東才能真正擁有持續發展的蓬勃生命力。
把追逐財富欲望轉化為創新欲望
　　今天如果我們能夠把中國人的追逐財富的欲望轉化為強大的創新欲望和沖動,就真正把潛藏于人的核能變為“核裂變”,并使中華民族無敵于世界。這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動力。

　　加快培育自主創新能力,全面推進自主創新,是廣東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和產業高端化戰略,實現科學發展的基本保障。必須看到,與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大走勢和廣東區域戰略地位相比較,廣東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明顯滯后于發展要求。這一方面源于廣東發展的生態環境過于優越,缺乏強烈的危機壓力,創新發展的沖動和欲望不足；另一方面亦源于對自主創新的片面理解和片面操作,未能真正找到有效創新的路子。可以說現在我們談“創新”仍基本上局限在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上。單純的技術、產品創新只能提升我們在國際市場的“接單”能力,卻無法培育起自己在國際、國內市場的“下單”能力(而下單能力比接單能力更重要)；只能提升我們的生產力,卻不能真正提升我們的市場力；而市場力不足,必然限制甚至無法實現產品創新與技術創新的效能,無法實現生產力。今天需要檢討我們的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之所以難以真正轉化為強大的產業競爭體系和市場競爭能力的原因,這就是局限在產品和技術的狹義創新是“跛腳”的創新,缺乏其他環節創新支撐的局部創新是不能成功的。我們不是為創新而創新；創新是涉及到從概念創新到市場開拓,從投資者到消費者到贏利的全過程,是大系統創新。為此,必須從片面的狹義創新思維轉向科學的廣義創新思維,從狹義的創新制度安排轉向廣義的創新制度安排,建立系統的科學的全面創新機制。廣義創新是從產業競爭全局出發,面向市場競爭,對生產方式、流通方式、產業體系、產業組織和關聯產業制度進行的全面創新、再造。因此,創新應包括:觀念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戰略創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金融創新、資本方式創新、組織創新、體制創新、生產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贏利模式創新、管理創新、環境創新、人脈關系創新、市場網絡創新,以及微觀創新與宏觀創新等。全球化的現代社會生產,都是開放的經濟大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有特定的功能作用。只有各相關部分形成一個有機的創新整體,才能獲得真正的生產力和市場力。從上世紀后20年國際產業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的規律和趨勢看,西方國家特別是跨國公司通過一手抓研發(產業鏈上端),一手抓服務(產業鏈下端),兩手結合握住生產,掌控全球產業鏈。因此,我們在推進創新時,必須克服見物不見人,重硬件輕軟件,重模塊輕系統,重硬技術輕軟技術的片面創新思維,建立全面創新戰略新思維。
　　當然,在實施全面創新戰略時,也要關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創新的主導環節。如當前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商業模式創新問題。商業教父、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第五屆華人企業領袖峰會上就指出:“商業模式創新比科技創新更重要”。“最賺錢的創新是商業模式創新”。“臺積電就是以創新商業模式,創造出市場”。全球競爭力大師麥克波特也指出:“商業模式創新比科技創新更重要”。生產模式(含產品、技術創新和生產方式創新)創新是解決用什么方式生產出社會需要的產品,商業模式創新要解決的是用什么方式使需求與供給高效聯接并取得最大效益。顯然,沒有后者的有效創新,前者的創新是實現不了的。我們要看到,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與華東地區特別是上海、浙江等相比較,相對于廣東所具有的潛力和機會,廣東無論在政府或企業層面都存在著重產業輕商業、重物質經濟輕非物質經濟、重生產輕流通,重產品、技術和生產方式創新,輕商業模式創新的情況。有人把浙商稱為“行商”,把粵商稱為“坐商”(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浙商全世界滿天飛,粵商小富則安,自守家門。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舉辦歷時50多年,100多期,卻沒有從中培育出國際化商業商務跨國公司,沒有培育出一批全世界滿天飛的國際商人；我們只習慣于設館開場,出租展位讓別人進來做生意,而沒有進一步考慮其中包含的巨大的國際商機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國際商業競爭優勢；沒有很好地發展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商務,搶占國際物流商務制高點；我們習慣于做接單生意,不考慮培育和拓展下單能力。今后廣東必須解決重產輕商、重物輕人、重結果輕能力的片面觀念；不僅要通過產品技術創新和生產方式創新不斷提高“接單”能力,而且特別要重視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努力培育和形成“下單”能力。我們要清醒:一個沒有國際市場力的世界加工制造業基地是脆弱的,且必然是低收益的。必須要用全面創新理念來重塑粵商新精神、新理念,重建研發—生產—市場聯動創新發展新格局。政府要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調整,大規模推動商業模式創新,大規模提升廣東國際市場競爭力。
　　技術創新是我們始終要高度關注的領域。當前特別需要關注的是技術創新戰略問題。當前,廣東在科研、技術創新方面的投入與GDP規模是不成比例；而更令人憂心的是,廣東作為現代化變革發展的先行者,卻未能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形成科學的科研、技術創新戰略,未能建立科研、技術創新的戰略決策、指導系統,我們的技術創新決策基本上還停留在策略層面上。至于理論創新,更沒有放在全省創新戰略日程上。沒有戰略就沒有全局,就沒有未來；沒有理論創新,沒有科研、技術創新戰略,就更沒有全局,更沒有未來,廣東在發展方面的排頭兵地位就不可能持久。廣東只有從短視目光中轉向世界,轉向未來,以超前視野喚起創新欲望,喚起創新戰略意識,才能真正建設創新型廣東。
　　創意產業的發展最能體現一個地方、一個城市的文化制度氛圍和居民的創造力、創造風格,因而也最終體現發展的活力和持續力。創意活動無處不在,無人不可:大型活動創意、酒店創意、商業創意、產品創意、服務創意、文化創意、城市景觀創意、管理創意、信息傳播創意……我國最基本國情是人口眾多,資源短缺；我們的最基本戰略應當是最大限度發揮人力資源優勢,避開資源短缺劣勢；發揮人力資源優勢最重要的莫過于培育人的創新精神,發揮人的創造力。這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核能。創意活動則是這種核能釋放的基本方式。可以說,創意是一種文明生態、一種生存風格和價值取向。“世界創意產業之父”約翰·霍金斯就指出:看一個城市是否是創意城市,重要的是看這個城市的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精神狀態。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構建有利于創新、有利于激活創意的精神文化氛圍和制度環境。
　　文化產業創新是基礎性創新,既具有重大意義,也具有廣闊空間。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或高邊疆戰略本身,就源于科幻文化產品“星球大戰”。可以說文化創新的成果往往成為其他方面創新的先導。中國古代的神話也不乏豐富的文化創意,如“嫦娥奔月”,“西游記”,“海龍王”。可惜跨入現代,中國人的文化幻想、文化創意卻明顯萎縮了。這需要重新激活我們的文化幻想和文化創意,使之成為文化產業創新的強大源泉,并通過文化創新激活全社會的創新欲望。現在中西貿易很不對稱:在物質商品貿易方面,我們存在巨大順差,且在不斷增長,但在文化貿易方面卻是巨大逆差,不成比例。如近幾年圖書進出口,中國對歐洲國家的貿易逆差高達100:1。更可怕的是,外國把中國的文化歷史資源變成他們的文化產業資源。如日本把《三國演義》改成日本式的,美國把《花木蘭》改成美國式的。必須看到,光有GDP,光有物質經濟的強大,是不可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只有文化復興,才能最后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我們需要通過文化大省、文化強省建設,使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獲得巨大飛躍。
　　從上述的全面創新戰略思維考察,創新是全域創新,創新無處不在,創新無處不可；創新是全民創新,人人有創新機會,人人皆可創新。我們需要徹底變革創新理念。過去,人們以為創新只是科技人員的事,研究機構的事,這與把創新狹義化,局限在產品、技術創新密切相關。為此,需要高度重視在廣東培育起創新文化,營造人人想創新,個個能創新的文化氛圍和制度環境。只有確立全面創新戰略新思維,形成全民、全域創新局面,廣東才能真正擁有持續發展的蓬勃生命力。
　　現在,就建立創新型廣東來說,重要的不是實現了什么創新成果,而是形成有利于全民創新的制度文化環境,喚起全體人民的巨大的創新欲望和創新能力。國外有人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后爆發出的巨大而驚人的經濟發展能量和發展動力時,追溯到了中國人的傳統家庭觀念及其特有的財產觀念(即為下一代積聚財富,建立基業),建立在以家為紐帶的血緣文化基礎上的強大的財富欲望,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原動力。今天如果我們能夠把中國人的追逐財富的欲望轉化為強大的創新欲望和沖動,就真正把潛藏于人的核能變為“核裂變”,并使中華民族無敵于世界。這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動力。
　　此外,對于我們來說更根本的創新是文明的創新。現在世界發展面臨的不可持續危機,不僅僅是技術性的、策略性的,而是西方主導的現代文明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現代文明價值理念的失誤。因此,中國實踐科學發展觀從根本上說是在當代人類文明進化史上進行的一次新的文明革命,即由異化的物本現代化、資本現代化轉變為人本現代化,主體現代化。這是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人類如果不能實現這一文化革命,人類文明就不可能真正走出傳統現代化的危機。因此,從深層次上說,建設創新型廣東,就是要探索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文明。實現這一任務需要全面創新的文明知識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以人為本　走向理性 
 
梁桂全 
 
 
　　——五論解放思想

　　一、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必須樹立和弘揚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精辟地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內涵：“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可以說科學發展觀既是由中國基本國情決定的，也反映了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普世價值要求。科學發展就是以人為本的理性發展。縱觀近現代以來人類文明的進化，雖然因民族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文化形態，但就人類文明演進的深層結構看，始終體現著對發展的人文價值的理性追求；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的成長始終是彰顯人類文明進化的兩大基本標尺，也是現代社會文明的兩大精神支柱，體現著當代人類文明的普世文化價值原則和文化追求。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既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承繼和弘揚，也是對當代人類文明普世文化價值精神的吸納和創新，就其核心內涵而言，依然彰顯著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的思想光輝，是對由西方主導的以物為本、以財為本的資本主義發展觀的革命性揚棄。因此，實踐科學發展觀不僅僅是發展政策、發展策略的轉變，其本身就蘊含著文化理念和價值精神的革命和創新。如果我們把視野投向正面臨生態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的現代世界，科學發展觀在實踐上的成功將是人類文明跨越危機的希望，是人類文明的二次復興。廣東要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首先就需要在精神文化領域進行一場大變革，徹底轉變一切與科學發展觀不相適應的文化價值理念，大力樹立和弘揚馬克思主義的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

　　人文價值精神就是以人為本，體現對人類發展的終極目的和終極關懷，是社會不斷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走向崇高的原動力，是抵御發展的異化，抵御傳統GDP思維慣勢和拜金主義的最深刻的精神堡壘。科學理性精神則是人類追求真理，認知世界，并使人類行為符合于規律，走向秩序、走向理性的思想原動力，是人類文明秩序的基本標尺，也是現代社會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一切背離科學發展要求的社會實踐，也必然背離普世的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因此，要真正使廣東全面邁上科學發展軌道，必須在全體干部群眾特別是領導干部中樹立和弘揚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并升華為哲學理性修養。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廣東改革發展要走向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就必須站在思想理性的高峰。無疑，就從全國來看，特別是與北方相比較，廣東的人文理性文化的歷史積淀是相對較薄弱的。廣東文化長于感性而欠于理性，善于行而弱于思。這是近代以來廣東“穿堂風”現象的文化根源。上世紀90年代初，有上海學術界朋友來粵調研，我陪他到珠三角各地考察。我的朋友看到珠三角一派改革發展熱火朝天的景象時很不服氣，說如果中央把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政策給上海，上海人一定比廣東干得更好。我說錯了，一定是廣東人干得更好。為什么？因為廣東人見長于感性文化，敏于行，反應快，發令槍未響就跑。上海見長于理性文化，凡事理性思考，反復論證，深思熟慮而后行，沒有廣東人的敏銳和快速反應。但是我說上海人也不必悲觀，再過十年二十年，發展要上水平，需要理性文化，也許華東地區就會超越廣東；廣東因缺少理性文化資源和理性文化傳統，可能會在未來落到華東地區后面。現在看來有點言中了。今天，廣東要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就必須要補好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這一課，使我們在人文理性文化上強壯起來。只有精神文化強壯了，才真正有實踐上的堅定和強大。

　　二、以排頭兵氣魄確立全面制度創新戰略新思維，用制度建設促進和保障科學發展、社會和諧。

　　在現代社會，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最深刻地反映在法治精神上，反映在制度文化和制度構建上，體現在制度、規范的科學、完備和制度構建的價值取向上。必須看到，無論從當前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的挑戰，還是從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構建科學人文理性的現代社會看，都明顯暴露嚴重的制度理念缺失和制度供給不足；關乎廣東未來發展全局和排頭兵地位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問題。科學發展觀的實踐最需要把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轉變為制度文化和制度建設。從近現代世界文明變遷史看，走向現代化是所有國家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現代化是人類文明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變遷。在這一歷史變遷中必然伴隨著傳統社會的解構和現代社會的建構；伴隨著傳統制度的解體和現代制度的建構。制度創新和制度建構是現代化文明變遷的最重要最持久最長效的成果，影響和決定著社會生產方式和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也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系統基礎工程，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具有根本性意義。可以說制度建設的系統完善程度決定著現代社會成長的成熟程度。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經歷了社會矛盾凸顯、激化、緩解、平穩的過程；特別是二戰后西方社會逐步平穩下來，這與他們的現代社會制度建設全面完善成熟是分不開的。進入新世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進入了社會矛盾凸顯期。這既是對現代社會制度構建的巨大挑戰，也是加快制度創新和制度構建的巨大機會。廣東作為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最重要的是當好制度創新和現代社會制度構建的排頭兵。我們必須確立科學的社會制度創新與構建戰略新思維，率先開創制度建設和社會發展新局面。

　　必須看到，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我們樂于打破舊制度，卻不太善于建設新制度。我們雖然早就強調了依法治國，建設法治社會，但我們始終缺乏規范思維、制度思維，遇到具體問題往往就習慣用人治辦法，用臨時或應急手段處置各類問題和矛盾，不太習慣在研究和把握社會矛盾規律基礎上加強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由此造成制度、規范建設明顯滯后于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和和諧秩序社會生活的需要。因此強化制度建設思維，確立法治社會理念，應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基礎。

　　現代社會，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或是社會主義社會，就其共同的社會組織形式都是契約社會。現代社會制度健全、完善程度決定著契約社會的成熟、穩定程度。因此，廣東要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發揮排頭兵作用，就一定要高度重視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問題，要確立制度建設戰略新思維。當前，進入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正是加快推進制度建設的重大機遇，我們要盡快克服新的社會制度建構滯后于舊的社會制度解構，導致制度規范缺失，社會生活失序的情況。制度創新與制度重構的根本目標是建立真正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人文、理性、民主、正義的“良治”制度體系、制度環境、制度功能；保障全體人民在規范、有序、公平、民主、活力、和諧的社會制度環境中有尊嚴地生活、發展。

　　三、以排頭兵氣概確立民生戰略新思維，建構廣東民生保障大系統。

　　民生問題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生活問題，涉及發展目的的實現，也直接影響到社會穩定、發展動力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民生問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對民生問題的思考最能體現一定社會的人文價值精神和科學理性精神的成長水平。實踐科學發展觀必須確立人文理性的民生戰略新思維，建構廣東民生保障大系統。

　　上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社會漸趨穩定，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生保障大系統的建立和完善。無疑，解決民生問題，既是我們面臨的新挑戰，也是推動科學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動力、新機遇。在民生問題上，要克服把民生問題作為臨時問題，用臨時措施處理，忽視從科學理性和制度安排上全面構建民生保障體系的情況。當前，我們正面臨借助民生問題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大好時機：一是民生問題壓力形成解決民生問題的強大動力；二是我們已經開始具有科學系統解決民生問題的經濟基礎，特別是目前存在大規模的流動性過剩，為我們探索構建民生保障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回旋空間。我們應當抓緊當前大好時機，吸納發達國家經驗，面向未來，科學規劃，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保障體系建設道路和方法。社會的長治久安，一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沒有公平正義，最終不會有社會和平；二是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持續進步，保持社會發展進步的生機活力；三是構建完善的民生保障體系，保證全體人民有尊嚴的溫飽、康樂的幸福生活。只有在社會有效地保障全體公民有尊嚴的幸福生活，才能喚起廣大民眾的社會責任感，才能真正形成社會強大的凝聚力，保障社會的和諧團結。

　　完善的民生保障體系應當包括：教育、就業、醫療、居住、衣食、養老、出行、社會安寧、生態安全、文化體育、濟困助貧、公民權益等社會保障。構建發達完善的民生保障體系，非一蹴而就，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我們首先需要確立民生戰略，從全局和長遠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保障體系構建大局。同時要考慮構建多元化機制動員各種可以動員的力量共同構建長效化、制度化、科學化、可持續的民生保障體系。我們可以考慮構建由政府為主導的公共民生保障體系、社會力量主導的社會民生保障體系和市場力量主導的市場民生保障體系構成的多元統一的民生保障體系。為此，一方面要建立政府公共政策體系，完善政府公共財政和社會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另一方面，要開放社會和市場資源，推動構建社會化和市場化民生保障體系。特別是現在，可以盡量把民間蘊藏著的巨大財力，龐大的流動性過剩引向民生保障體系建設；第三，在公民中推動自主自立精神，提升公民自主創業，自主發展能力。只有廣大公民擁有自主生存發展能力和自主自立精神，民生保障體系才具有根本的生命力和活力，才是可持續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民生保障體系建設的制度化，即加快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保障制度。

　　（作者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

 解放思想，自我超越——六論解放思想

南方日報(2008-02-23 11:31:38)

　　梁桂全　　　　

　　摘要　　
　　
　　樹立GDP新理念　　
　　
　　今天不是白貓黑貓，抓到GDP就是好貓，而是不管白貓黑貓，只有用科學方式抓到對環境友好、能切實增進人民幸福、促進社會進步、可持續發展的GDP，才是好貓。　　
　　
　　走出“小富則安”怪圈
　　
　　廣東在改革開放等方面的新思路、新舉措、新制度創新已乏善可陳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主流已經北上，廣東已經逐漸自我邊緣化了。我們必須革除嶺南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弘揚廣東人敢闖、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　　
　　
　　做走向世界的“遠洋船長”　　
　　
　　現在廣東經濟社會發展之船已經由小舢舨長成大輪船，并開始駛出珠江口，要走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我們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調整戰略，創新制度。特別是要努力從“船老大”思維方式轉向“遠洋船長”思維方式。　　
　　
　　既要“務實”也要理性
　　
　　務實精神和作風成就了廣東改革開放30年的輝煌，但是，在改革開放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光有務實作風已經不夠了，拒絕科學理性的務實便會后患無窮。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發生的思想解放運動，是要讓我們從歷史上承傳下來的教條主義、“左”的思想路線束縛中解放出來，掀起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今天我們進行的新一輪思想解放，則是要從自己的過時觀念、經驗、思維方式和既得利益的樊籠中解放出來。唯有進行新的思想解放，才能放下包袱，煥發勇氣，激活智慧，開拓前進。
　　
　　一、要從傳統GDP思想樊籠中解放出來，樹立科學理性GDP的新理念。
　　
　　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開放以來所進行的一系列思想解放、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都是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為了GDP的增長，為了生產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GDP的增長速度和GDP的規模成了衡量我們改革開放效果，衡量我們全部工作成效的綜合性、核心性指標，也成了我們政策制訂的主要出發點。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我們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發生了重大變化，即不僅是GDP的增長，財富的增長；傳統的GDP增長方式帶來的負面問題越來越廣泛、越來越嚴重，甚至造成了不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危機。情況的變化要求我們從傳統GDP理念中解放出來，要重新反思發展是什么、為什么要發展、怎樣去發展、怎么樣的GDP才是有價值的等一系列新問題。

　　在以前，我們可以不管白貓黑貓，抓到GDP就是好貓；但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面臨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時，就必須要作觀念調整。今天不是白貓黑貓，抓到GDP就是好貓，而是不管白貓黑貓，只有用科學方式抓到對環境友好、能切實增進人民幸福、促進社會進步、可持續發展的GDP，才是好貓。今天不僅僅是“發展是硬道理”，而且只有“科學發展才是更硬的道理”。因此，解放思想，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首先就要從傳統GDP觀念中解放出來，樹立科學GDP理念。科學GDP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質、高效的，能真正不斷實現生態效益、社會效益、文化效益的，能增進人民福利、促進社會進步，體現發展對人的終極關懷的，能不斷提升發展能力，改善發展境況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GDP。我們需要用科學理性的GDP理念，衡量和引領我們走向科學發展道路，開辟科學發展新境界。
　　
　　二、要從“小富則安”、“安于守成”的惰性文化心態中解放出來，樹立富而思進，開拓進取，永攀高峰的創新精神。
　　
　　上個世紀末，江澤民同志到廣東考察的時候就很有針對性地向廣東干部群眾提出，要“致富思源，富而思進”；要“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嶺南文化是一種奇特的文化，既有開放兼容，革新進取的積極一面，也有“小富則安”、“安于守成”的保守一面；既有百舸競發爭上游的競爭心態，也有安身立命求安樂的與世無爭一面。一般處在落后、困難、險境時，積極、進取一面就更多凸顯出來，在領先、佳境、順利時，消極、保守一面就更多凸顯出來。由此，就形成了近代以來廣東一種奇特的“穿堂風”現象。在西風東漸的大格局下，廣東往往最先承接世界先進文明影響，然后南風北上輻射全國，在北方開花結果，但在廣東本地卻往往開花不結果，由先行變后進。

　　現在，在改革開放大潮中似乎也再次出現“穿堂風”現象。前二十年，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廣東頂住各種壓力和沖擊，以敢為人先的勇氣生氣勃勃地推動改革、開放，為全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殺出一條血路”。但是經過十多二十年發展，廣東改革開放的銳氣大不如前了，特別是近十來年，除了GDP依然快速增長外，廣東在改革開放等方面的新思路、新舉措、新制度創新已乏善可陳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主流已經北上，廣東已經逐漸自我邊緣化了。即使是深圳、珠海、汕頭，也已在自我“去特”，自我放棄特區改革創新風格和先行作用。至于在一些縣、鎮地方政府和民間中的“二房東”、“二地主”、“二世祖”心態的營商方式、生活方式，更是廣東文化心理中消極保守一面的典型反映。必須認識到，在群雄并起、百舸爭流的時代，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國際競爭更不相信眼淚。在面臨新挑戰，面向新的歷史起點的關鍵時刻，廣東的干部群眾必須要吸取歷史經驗教訓，革除嶺南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弘揚廣東人敢闖、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以人一我十，人十我百的進取氣概，努力在全省上下形成永不驕傲自滿，永遠開拓進取的勇氣和強大的精神動力，才能使廣東始終站在全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前列，始終以排頭兵姿態引領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三、要從安守珠江的“船老大”短視思維樊籠中解放出來，樹立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遠洋船長”全球思維理念。
　　
　　廣東要實現經濟國際化和科學發展，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但我們不應時長而不為；廣東這一步必須邁出去。同時廣東經過30年的發展，已經積累起自主走向世界，自主參與國際分工的初步基礎。問題是我們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調整戰略，創新制度。特別是要努力從“船老大”思維方式轉向“遠洋船長”思維方式。

　　必須看到，廣東人一方面思想很開放，放進來，走出去，下南洋，過金山，很有“天下雖大任我闖”的氣概。但是廣東人又有安守本土，不思闖蕩的心態。如比起浙江溫州人全世界滿天飛的開放發展形態，廣東人就顯得過于內斂守成了。有人說廣東人是“坐商”，浙江人是“行商”。從某種角度上說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廣東人還有守在廣東吃廣東的戀土心態，往往缺少全國大局意識和戰略思維。這與排頭兵的地位、作用是不相適應的。而且，現在廣東經濟社會發展之船已經由小舢舨長成大輪船，并開始駛出珠江口，要走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了；“船老大”的觀念、經驗不足以走向世界了。這需要我們各級黨委、政府，還有各企業、事業的領導者要從“船老大”變成有世界眼光的“遠洋船長”。否則，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難以邁上新的歷史臺階。
　　
　　四、要從見物不見人的傳統理念中解放出來，樹立以人為本，關注發展的終極關懷，依靠人、發展人、實現人的需要的新理念。
　　
　　見物不見人的思維理念，是由“唯GDP綜合癥”派生出來的，是與科學發展觀相對立的。這種觀念在我們省也有明顯的反映：一是發展動力中重物質要素輕人的因素；在發展過程中重經濟效益輕人們在過程中的感受；在發展結果上重物質財富收獲，輕實現人的需要。由此，在全局統籌上往往重物質經濟建設與發展，輕精神文化和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在權利與資源配置上，重物質經濟強力部門，輕非物質經濟弱勢部門。由此，必然造成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人的發展失衡，阻礙實現科學發展。由見物不見人的傳統思維轉向以人為本的理念，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內容，也是發展理念的重大飛躍。現在我們要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就必須要克服“見物不見人的”傳統理念，樹立以人為本，依靠人、發展人、實現人的需要的科學發展價值理念上來。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是高于資本主義的先進的社會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必然是以人為本，最符合人類自身的發展本性，體現人類發展進步的本質要求，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諸領域對人的全面的價值實現和終極關懷。為此，只有進一步加強對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科學理性精神和人文價值精神的熏陶，提升他們的人文情懷，才能從根本上轉換發展方式，提升發展內涵。
　　
　　五、要從官本位的政治周期心態中解放出來，樹立事業為本，建功為民的理念。
　　
　　實踐科學發展觀，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是關鍵。必須看到，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洗禮，我們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整體素質有了不可與日同語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在三十年的政治體制變遷和政績評價方式的負面影響下，在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中形成了兩種與實踐科學發展觀要求相矛盾的不健康的心態。即官本位的“唯GDP綜合癥”和“政治周期綜合癥”。

　　原來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沖擊下談化了的“官本位”意識在干部隊伍中又不不知不覺重新被強化了。而且，這種官本位意識又患上了“唯GDP綜合癥“和“政治周期綜合癥”，對我們改革開放發展的工作大局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例如“政治周期綜合癥”，即五年一屆的任期制使許多領導干部在考慮一個地方、一個單位工作時，不考慮長遠問題，不考慮戰略問題，只考慮五年，甚至只是三年可干的事。為官一期，三年搶時間干事樹政績，剩下兩年宣傳政績跑官要位子。結果真正需要處理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長遠發展戰略問題沒人愿去想，沒人想去做；不能吹糠見米的、打基礎的事不想干。如果大家都不想為千秋大業種大樹，只想為下任升官撈政績做吹糠見米的事，我們的事業就危險了。可以說“唯GDP綜合癥”、“政治周期綜合癥”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大敵，思想大敵。我們必須要克服或淡化官本位意識及其伴生的“政治周期綜合癥”。這除了在干部隊伍中推動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自我超越外，還需要改革我們的組織人事制度、政績評價體系和評價方式，使我們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真正成為帶領全省人民自覺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帶頭人。
　　
　　六、要從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務實”觀念中解放出來，樹立面向未來，面向理想，用科學理性武裝的新務實精神。
　　
　　務實是廣東人的一大優點和特點。務實精神和作風成就了廣東改革開放30年的輝煌；如果沒有廣東人的這種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從實效著眼，不尚空談，注重實干的務實風格，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成功。但是，在改革開放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光有務實作風已經不夠了，拒絕科學理性的務實便會后患無窮。幾十年的實踐表明，廣東人往往“小腦”發達“大腦”不足，務實有余，理性不足。這既是優勢，又是劣勢。今天則成為阻礙廣東邁上歷史發展新臺階的思想障礙。我們還看到，有些同志往往以“務實”排斥科學理性、排斥前瞻視野和戰略思維，這是很危險的。中國的崛起面對著錯綜復雜的世界，中國的發展有著內部更復雜的矛盾、問題，我們事業的成功需要經歷許多代人的努力。這不僅需要我們繼續保持務實精神和作風，更需要我們能夠時時仰望天空，懷抱理想，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以宏大的戰略視野科學地駕馭我們事業的發展。因此，廣東人應在保持“小腦”發達的同時，要補“大腦”不足，要廣泛開拓理性文化資源，讓“大腦”發達起來；要用科學理性精神武裝務實精神。

　　去年，溫家寶總理在同濟大學給大學生們作報告時，深情而富遠見地說：一個民族要有一些關注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關注星空，是讓我們要有理想情懷、遠大抱負；要有世界眼光、面向未來；要敬畏宇宙，敬畏蒼生，走向崇高。今天，我們環顧廣東這片愈益物質利益化的塵世熱土，雖然市場經濟、物質文明有了很大發展，但不能不看到我們的精神家園在沉落；我們似乎缺少了仰望星空的情懷。我們一些人沒有了精神解放的追求，理想信仰的支撐。因此精神缺鈣，靈魂無依。由此，思想解放的更深刻的任務在于，推動思想的升華，理想的復歸，精神家園的重建。唯有精神跨越高峰，實踐才能跨越高峰。唯有一批懷抱理想，仰望星空，務實苦干，開拓創新的領導干部隊伍，才能以世界視野，全國大局意識，面向未來，面向民族復興謀劃廣東新發展，把廣東發展引領到新的巔峰。

　　作者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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